荒唐歲月: 不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的老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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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歲月中的荒唐事是時有發生的，朱希的遭遇就是這荒唐歲月中荒唐事的見證，從中不僅能看到朱希的不幸，也能窺見那個時代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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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判處朱希死刑的報告

最高指示

不管什麽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山西省革命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晉東南地區公檢法軍管會請示對現行反革命犯朱希處刑一案，經地區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一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研究通過，同意判處現行反革命犯朱希死刑，立即執行。

請批示。

附：原卷材料及軍管會報告。

晉東南地區革命委員會

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摘自《走向混沌》，花城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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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大辛莊農場的幾百名勞役人員中間，隻有朱希是革命資格最老，對馬列理論接觸最早的人。他的行政級別為十三級，比長治市一把手的級別還高出一截。但就是這樣一個老革命，卻在大辛莊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定性為反革命，他是我進勞改隊以來，見到的一樁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識分子中，以忠誠叛逆忠誠的另一種的典型。

朱希1916年生於浙江寧波，1938年於武漢入黨。此前，他在上海從事進步書店的管理工作，是一個博覽群書，有著豐富學識的人。由於他的工作特點，使得他在30年代的上海接觸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成了一個很有見地的馬克思主義者。至1948年4月，黨中央移師河北西柏坡後，陳伯達、於光遠、毛岸英與朱希等幾個人，也從石家莊到了西柏坡，他們在中央的指示下，籌劃了進京後的宣傳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後的1949年2月6日，朱希是隨中央宣傳部進入北京的。他先後出任國際書店經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圖書審讀處處長。他可謂是從青年時代起，就積極投身革命，並為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付出過血與汗的人。

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帆風順。在1956年的大鳴大放期間，他感到共產黨在領導著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為此他雖然極受鼓舞，但因當時他的工作繁忙，他為沒有鳴放的時機而感到遺憾。到了反右開始以後，他的思想開始不能適應形勢的要求了，他認為這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把一大批熱愛新中國的知識分子劃入反動資產階級的範圍，是完全錯誤之舉。特別是儲安平被劃為右派，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國際書店經理時，儲安平是新華書店經理，兩人接觸極多；他覺得儲安平是一個愛國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派？朱希是個敢於進言的人，僅僅為儲安平鳴不平，就夠打成右派的了，更何況他本人對反右本身就持有異議，被劃成右派當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從一開始就拒絕扣在他頭上的這頂“桂冠”----能不能這麽說，此舉成了他後半生的悲慘命運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個十分認真的人。在知識分子噤若寒蟬、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開始了與最高領導人的爭辯----“文革”開始後，這個朱希雖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進了天堂河強勞農場，但他以一個革命者的氣魄，依然不改初衷，不斷上書中央。他不僅對反右運動表示異議，而且對大躍進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也直言不諱。後來，他經茶澱轉移到長治大辛莊，對“文革”中的種種有悖人道的行為，仍然連連奮筆疾書。他上書的範圍，不僅有與毛潤之先生商討的，還寫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紀事》一文----此時正逢“一打三反”嚴懲反革命分子的時期，朱希終於撞在槍口上了。

與毛潤之先生不斷商榷，在當時已然是無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拋出與林副統帥針鋒相對的《七十年代紀事》，其後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惡毒攻擊”的現行反革命帽子，在農場裏被鬥得死去活來，那些勞改隊中的積極分子們，先用力揪起朱希的頭發，使其雙腳離地，然後由五大三粗的漢子，沒頭沒臉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聲號叫，使在場的會議參加者的心靈戰栗為止。打過之後，打手們用繩子從背後反吊其雙手（在勞改隊稱之為“吊雞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聲慘叫，似乎他已經死了過去。然後，打手們把他往卡車上一扔，像是扔一頭死豬似的----下一個節目，是武警押著他，在整個長治市遊街。

多少年後，朱希在對我回憶當時的情景時，還感到毛骨悚然。他說：“不知道那根繩子是怎麽捆的，我隻感到兩條胳膊以及雙手，疼痛得失去了知覺。大汗珠子頓時從身體的每個部位流了下來。說是汗如雨下，決沒有什麽過分，因為我的腳邊，被汗水洇濕了一片。這麽一吊，我的頭立刻像葫蘆一般垂了下來。我就是這樣垂著頭，乘著卡車穿過整個長治市的大街的。但是卡車沒有拉我回來，而是把我拉到一個有大牆、電網和崗樓的大門裏----我坐了牢。”

那兒是一座昔日閻錫山建立的模範監獄，是專門以關押共產黨人出了名的鐵牢。那是窯洞形的牢房，沒有窗子，隻有一個通氣孔。每到冬天，裏邊生火取暖，是沒有煙筒的火爐----因為其不通風之故，有一次差一點兒把牢裏的犯人全部熏死。多虧有人感到了頭暈，請求監管幹部放風----所有的犯人都到了院子裏來，才算喘過一口氣來。

與他同一牢房的是淮海兵工廠的廠長，也是一個老革命。他進監獄的原因，是因為兵器的流失，從而演化成長治的大武鬥。但是朱希的上書材料，是通過農場革委會轉呈中央的，即使是觀點錯誤，怎麽就成了反對林副統帥的現行反革命了呢----朱希生性剛直不阿，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因而，他拒絕檢查，他認為1957年反右就錯了，現在是錯上加錯。按著這位老革命的觀念，共產黨會自我修正錯誤的----因而他一直等待著農場來車接他回場。

第一年過去了，沒有消息；第二年過去了，還沒有消息……他在裏邊一直當了四年多的囚犯，直到他被收監50個月的時候，農場才來人把他不明不白地接了回去。在這四年多的光景中，他連續不斷地上書，因為新來的犯人告訴他，林彪叛逃已命斃溫都爾汗，他昔日上書指責林彪，理應平反。臨行前，他曾問過監管幹部，但是回答是“無可奉告”。所以受盡了折磨的朱希，是以“現反”進監，又糊裏糊塗出監的。

發生在以後的故事，不僅是我沒有想到的，連朱希自己也大吃一驚：當1979年中央為右派平反時，國家出版局在翻閱朱希的卷宗時，遇到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卷宗中寫明朱希是個死刑犯，而且是當時當地的公檢法秘密判決的。隻是還沒有執行死刑，林彪叛逃的案件就發生了----朱希因此而撿了一條命。使人不解的是，卷宗中卻沒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真是人如草芥，一個革命了多半生的朱希，自己在當時竟然不知道，有一天會被拉向刑場，吃上一顆子彈！

公章大印皆在，讓平反單位大為其難。他們先後三次往返長治，才拿回來一張寫有“查係錯捕，宣布無罪”的公文。所以朱希一直到了1979年的5月，才算是回歸了幹部隊伍。

當筆者為寫此知識分子心路曆程的回憶錄到朱老的家中拜訪時，朱老十分感慨地說：“當一個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怎麽就這麽難！我看的史書也不算少，但是曆朝曆代哪有把五十五萬多知識分子，都給打成敵人的。你在史書中發現過嗎？”

“沒有讀到過。”我說，“這五十五萬多的數字，是報紙上公布的。實際數字怕是還要多。”

我之所以這樣講，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在團河農場右派大聚集的時候，一些來自最基層的右派告訴我，當年在山高皇帝遠的邊塞地區，為完成單位中百分之十的數字，還有選舉出來的右派。誰當天正好不在單位，就選上了誰。我說：“當然，像朱老這樣判死刑的，雖不多見，但在‘一打三反’時期，南京就槍決了四個右派。在1997年10月，我在《金陵晚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希望有知情者，能告之死者情況於一二。文章發表以後，隻有一個《揚子晚報》的讀者，給我來過一封信，講述了她見到行刑前的批鬥會現場。當時參與此事的‘文革’成員，都像是啞巴一樣的緘口無言。”我對朱老講述了那四個老右的名字和當時被槍決時的情況。

“我也差點兒就成了這樣的一縷冤魂。自己掉了腦袋，怕是還不知道是為什麽掉的！”朱老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腦袋。

朱老已年過八十，家中陳設幾乎還都是50年代的。他用哆哆嗦嗦的手，給我找出一張他在監獄服刑時的照片。我望著那張照片，雖然強作笑顏，卻掩不住內心的淒楚。

我問朱老：“臨離開農場之前，大辛莊的幹部，就沒有一點良知上的表示？比如，向你道個歉，或者……”

朱老打斷我的話說：“沒有，在1978年他們就把我給攆回北京來了。”

我不記得是哪一位哲人，曾說過如是的話：“暴虐的政治，能使人類的道德、良知淪為娼妓。”在朱希的遭遇上，可以證明此話並非虛言，不然的話，為什麽那些“文革”的打手們，連任何一絲自愧的表情都沒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