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罕見揭文革期間腐敗——隻因真相揭露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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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隨筆》2010年第1期

　　“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國外:這是國內國外許多人都感歎的事情。“文革”在中國，這不用解釋。“文革學”在國外，則是說，對“文革”的資料收集、整理，對“文革”從各個方麵進行的研究，海外不少相關機構，取得了頗為可觀的成就。在海外，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關於“文革”的書籍問世。而在祖國大陸，對“文革”的研究可謂還未真正開始。我們自己不產生研究“文革”的書，海外研究“文革”的書，一般人也看不到。對於“文革”，人們是越來越無知了。

　　在對“文革”越來越無知的同時，是對“文革”的越來越美化。這些年，美化“文革”的言論時有所見，幾乎成為一股潮流。在電子網絡上，這種潮流表現得最明顯，甚至愈來愈呈洶洶之勢。說“文革”時期有著真正的“民主”，是時常聽到的一種言論。“文革”開始時，我也開始記事。我的中小學教育基本上是在“文革”期間完成的。對“文革”，我總算還有些切身了解。而對“民主”，我也不妨說有些基本的理論知識。說“文革”期間有真正的“民主”，對我來說，就等於說冰雪池中有荷花燦爛，火焰山上有玫瑰飄香;就等於說一條泥鰍在放聲高歌，一隻鹽水鴨在展翅飛翔。這種說法因過於荒謬，迷惑性還不算太大。而另一種美化“文革”的言論，迷惑性就要大得多。

　　“文革”期間是沒有腐敗的，“文革”時期的官員都是很清廉的，“文革”是“最本質的反腐”:這就是那種更具有迷惑性的言論。腐敗源於權力的不受監督和約束。如果說，在“文革”前，權力沒有有效的監督和約束，那在“文革”時期，造反派奪得了權力後，這權力就更不被監督和約束了。判斷腐敗嚴重的程度，主要不是看官員受賄的絕對數額有多大，或者說，主要不是看權錢交易的絕對“交易額”如何，而要看社會普遍的物質生活狀況與受賄金額、與權錢交易的“交易額”是一種怎樣的比例。數百萬元的腐敗案，今天已司空見慣;數千萬元的受賄，也不能讓人有絲毫驚訝。超過億元的權錢交易，這幾年也數度見聞。這種規模的腐敗，在“文革”時期當然不可能普遍。這首先是因為“文革”時期整個社會在物質上都是極其匱乏的。一群強盜闖入一貧困之家，將室內最後一枚鐵釘都拔走，但全部所得也不過幾百元;另一群強盜闖入一富豪之宅，隻揀黃金美玉等值錢的拿，一般東西則看不上眼，但全部所得也有數十萬元:你決不能在這兩群強盜之間分出道德上的優劣;你決不能說闖入貧困之家的強盜因隻搶得數百元，便在道德上比闖入富豪之宅的強盜高尚千萬倍。而在一定意義上，“文革”期間的腐敗官員，就像闖入那貧困之家的強盜，而今日的腐敗官員，闖入的則是富豪之宅。

　　“文革”期間，我生活在最底層的鄉村。我的記憶告訴我，“權錢交易”在“文革”期間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後期一位公社副書記對我父親說過的一番話。他說:“要辦事情，就要學會送東西。送他東西，難道是在疼他?還不是在疼自己!”這番話令我父親有醍醐灌頂之感。辦事情要“送”，這一點我父親當然早已懂得。但“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父親此前似乎一直沒悟透。“還不是疼自己!”———那時在公社中學教書的父親，以為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賄時，多少都有一點心理障礙，尤其剛開始幹這種勾當，事前事後，心裏都會很別扭。但“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賄的心理障礙、消解行賄的心中別扭。有位小說家前幾年寫了一部以“文革”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名為《啟蒙時代》。如果把讓人對任何一種道理的懂得，都視作是“啟蒙”，那麽，在“文革”期間懂得了“還不是疼自己!”的父親，也可謂是被這位公社副書記進行了“行賄啟蒙”。被“啟蒙”的父親，此後多次以讚賞的口氣對我講解著“還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間就接受了“行賄教育”的。在此後的幾十年中，父親對“還不是疼自己!”這句話的鸚鵡學舌，在某些人生關頭，總在我耳邊響起。但因為心中的障礙和別扭過於堅固和強烈，“還不是疼自己!”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擋。如果說對他人的“送”，是因為要“疼自己”，那麽，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嗎!然而，前些年父親重病，從這家醫院轉到那家醫院，我也就給這個醫生送完紅包，又給那個送。這時候，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聲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卻不能不疼自己的父親!”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賭氣，卻不能拿父親的生命撒野。———這樣想後，便硬起頭皮，懷揣信封去找醫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從“還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親!”，說到底，還是“文革”期間接受的“行賄教育”在起作用。

　　“文革”期間城市的情形，我沒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敗方式。在農村，那時候，縣以下是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政權”。農民們每天麵對的是生產隊的隊長。隊長，在那時候的農村，是有著極大權威的。生產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說了算。一個本來還算老實本分的人，當起了隊長、掌握了統禦全隊的絕對權力，就會變得驕橫起來。而再剛烈的人，在隊長的威權麵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為隊長“官”雖不大，卻有整個國家的“專政機器”在為他撐腰。敢與隊長較勁，敢違隊長之命，就意味著是在對整個國家政權挑戰，最終，肯定成為“階級敵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個生產隊，就形成了這樣的“規矩”:任何一家來了客人，都要請隊長陪客;甚至家裏有了匠人，也要請隊長作陪。來了客人，家裏有了匠人，桌上的菜當然要好一些。所謂請隊長來“陪”，當然是請他來享用這自己也舍不得動筷的好菜。這隊長還不是“隊長”時，是滴酒不沾的。當了隊長後，硬是讓家家戶戶“請”成了一個酒癮極大者。酒癮極大的隊長，每喝必醉。醉了則大發酒瘋。那時上海產的“飛馬牌”香煙，是僅次於“大前門”的好煙。隊長在醉後，往往嘴裏叼著“飛馬”，將一個漢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顛動著，叼著煙的嘴，連聲喊著:“飛馬、飛馬……”有時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請他來吃喝的人。每當這時，最興奮的是孩子們。對於他們來說，這是難得的娛樂。

　　最初，是有人為巴結隊長而請其“陪客”。有人開了頭，別的人家就得跟上。當絕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請隊長陪時，那最不情願的人家，也不得不遵從已然形成的“規矩”。得罪了隊長，那就等於穿著濕衣服過日子，沒片刻舒服。隊長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裏拿著種棉花的小鐵鏟，走在田埂上。他們玩的是捉黃鱔的遊戲，這是一種古老的遊戲，一代代孩子都玩過。他們還沒有動手，隊長遠遠望見後跑了過來，將其中一個孩子手中的鐵鏟奪下，扔進不遠處的池塘;又屈起兩指，在這孩子頭上敲了兩個鑿栗，然後揚長而去。走了幾步，回過頭說:“田壩都讓你搞壞了!”不理會其他孩子，隻對這個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臉惶惑。這孩子回家後將此事告訴父親，父親默然不語。父親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隊長了。父親想的當然不是找隊長討說法。他想的是以怎樣的方式賠罪。隻在孩子身上撒氣，說明得罪得並不嚴重，要賠罪該不難。下次請隊長陪客時，多敬幾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憐的農民們，請隊長吃飯，當然也是一種賄賂。這是一種“權吃關係”。這種“權吃關係”，確實與今日慣見的腐敗大為不同。從“請吃”的農民角度說，以這種方式向隊長行賄，並不是為了從隊長那裏得到什麽，而是為了不得到什麽:不得到騷擾、刁難、迫害。從“吃請”的隊長角度說，以這種方式受賄，作為回報，不是要為對方做什麽，而隻需不對對方做什麽:不在集體幹活時對對方家的人雞蛋裏找骨頭，不在派工時刻意為難折磨對方家的人，不在對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動粗……行賄而僅僅是為了避禍，這可以稱之為防禦性行賄。這種防禦性行賄，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間卻普遍得多。

　　其實有許多文學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過“文革”期間的腐敗。1979年問世的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揭露的“文革”期間的腐敗現象，不也堪稱觸目驚心嗎?王守信，一個縣燃燒公司的經理兼支部書記，從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貪汙了五十餘萬元。那時候，月薪五十幾元，就是高工資了。五十餘萬元，也相當於今日的數千萬元吧?貪汙來的錢，王守信並沒有都落入自家腰包，相當一部分用於向上級部門行賄。王守信利用權和錢，編織了一張腐敗之網。這也說明，腐敗，在那個時候，也是極其普遍的現象。同樣是1979年問世的高曉聲的短篇小說《李順大造屋》，也讓人看到“文革”期間的官員是怎樣對百姓巧取豪奪的。今天的一些人，他們之所以認為“文革”期間沒有腐敗，是以為那時的“群眾造反”是有效的反腐方式。這真是天大的誤會。“造反派”在奪得權力後，在斂財漁色上往往更肆無忌憚，更窮凶極惡。“文革”期間的“群眾造反”，本質上也是一種阿Q式的“革命”。阿Q如果以“造反”的方式成了未莊的主宰，他將怎樣奪取財物和女人，已由他自己做了預告。而“文革”期間以“造反”的方式奪得了大大小小的權力者，正是大大小小的“革命”成功了的阿Q。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中的王守信，就是靠“造反”起家的。小說《李順大造屋》中的那個公社磚瓦廠的“文革主任”，也是靠“造反”奪得權力的。如果說王守信到1971年才開始他的“貪腐事業”，那《李順大造屋》中的這個“文革主任”，則是一朝權在手，便把利來謀了。為了讓那些美化“文革”的人明白那時候的“造反派”是什麽貨色，我還是照抄小說中的幾段:

　　李順大想得太落後了，在文明的時代裏，文明的人是無需使用那野蠻手段的。有一個造反派的頭頭，在光天化日之下，腰裏插著手槍，肩上掛著紅寶書（引按:“紅寶書”即《毛主席語錄》，今天一些歌頌“文革”的後生，恐怕未必知道。）由生產隊長陪同，到李順大家做客來了。原來他是公社磚瓦廠的文革主任，很講義氣，知道李順大要造房子買不到磚，特地跑來幫助解決困難。他大罵了一通走資派劉清不替貧下中農謀利益，現在則輪到他來當救世主了，隻要李順大拿出二百一十七元錢來，他負責代買一萬塊磚頭，下個月就可以提貨。這話說得過分漂亮，原是值得懷疑的。但李順大卻認為，彼此都住同一大隊，雖然沒有交情，也三天兩頭見麵，從前也不曾聽說過這人有什麽劣跡，現在出來革命，總也想做點好事，不見得馬上就騙人。況且又是生產隊長同來的，還有槍有紅寶書，真是講交情有交情，講信仰有信仰，講威勢有威勢，李順大雖然當過三次逃兵，還沒有經過這種軟硬兼施的場麵，心一嚇，麵一軟，雙手顫顫數出了二百一十七。

　　到了下個月，大概本來是可以提貨的，想不到李順大交了厄運，被公社專政機關請去了，要他交代幾件事:一、你當過三次反動兵，快把槍交出來;二、交代反動言行（例如他說過“樓房不及平房適用，電話壞了修不起”的話，就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

　　後來的事情就不用說了，那是人人皆知的。他自己出來後也沒有多言。不過有兩點頗有性格，第一是他吃不消喊救命的時候，是磚瓦廠的文革主任解了他的圍。作為報答，事後私下商議從此不再提起那二百一十七。第二是關押他的那間房子造得相當牢固，他平生第一次詳細地在那裏研究了建築學，對自己將來要造的屋，有了非常清楚的輪廓。

　　從“土改”時始，李順大的全部生活目標，就是造幾間屬於自己的屋。以常人難以想象的節儉，到“大躍進”開始時，備齊了可造幾間房子的材料，卻都被充了公:磚頭被拿去造煉鐵爐，木料被拿去製推土車。“大躍進”過後，李順大開始了新一輪的節儉。有了上次的教訓，這次李順大不再積攢實物，隻是存蓄現金，等到錢備齊了一下子把材料買來，馬上造屋。一分、二分地存;一角、二角地蓄。到“文革”開始時，李順大又備齊了可造幾間屋的錢，卻什麽也買不到了;卻買什麽都要“走後門”了。用小說中的話說，那時，許多生活必需品，都是“大官送上門，小官開後門，老百姓求別人”。正是看到了李順大急於造屋卻買不到材料，那個磚瓦廠的“文革主任”才用亦騙亦搶的流氓手段，從李順大手中弄去了那筆買磚的錢。“文革主任”錢到手後，便串通公社“專政機關”，對李順大關押拷打;待到李順大“吃不消”時，他再來“解圍”。這樣做，就是讓李順大從此不提錢和磚的事。

　　在生活必需品緊缺的年代，送上一定分量的這類物品，往往就是有效的賄賂。糧食、雞蛋、食油、老母雞這幾樣，是我們那裏農民“文革”期間用於賄賂的主要東西。送人母雞的情形比較少。母雞被稱為“小銀行”。在那年代，農民的日常開銷，都指望著母雞生蛋。尤其是每日都必不可省的吃鹽和點燈，要完全靠賣雞蛋維持。每個大隊的小賣部，代國家收購雞蛋。那時候，國家收購農民的生豬和雞蛋，多多益善，據說是拿去換外匯。農民自家養的豬，是不能隨意宰殺的。殺自家的豬，像後來多生孩子一樣，要有“指標”，要先期獲得批準。在獲得“指標”的同時，要向國家交稅，所以農民都把這叫做“裁稅”。要殺豬須先“裁稅”。不“裁稅”而殺豬，公安局就會來抓人。其實，農民殺豬，是並不賣肉的。總是家中要辦婚事，才申請殺豬指標。婚事都定在臘月裏，逼近年根時辦。農民家裏，通常都隻養一頭豬，多了沒東西喂。正月裏把小豬買回，臘月裏賣出。年底要辦婚事的人家，則老早就開始爭取年底殺豬的指標。我所非常熟悉的那個生產隊，幾十戶人家，每年臘月也就一家人家殺豬。自家養的豬，必須賣給國家，價格由國家定;自家養的豬，經批準後，殺了，要給親戚們送點肉，餘下的，就留著辦喜事和過年，並不賣出一兩，卻仍然必須向國家交稅———於此也可看出那時國家是怎樣剝奪農民的。殺豬沒辦法瞞人，所以國家可以控製。我相信，如果吃雞蛋國家也能控製，那時也會控製的。但實在無法製定一項禁止農民吃自家雞蛋的法令。所以農民如果把自家的雞蛋都留著自家吃，並不賣給國家，國家也無可奈何。但實際上，農民是很少吃雞蛋的。來了客人時，會蒸個雞蛋羹，那也是一個雞蛋加上一碗水。我一直納悶的是，國家那時在我們那裏收購雞蛋，是不論斤而論個的:無論大小，一律六分錢一個。那時，火柴二分錢一盒;食鹽一角五分一斤;煤油三角五分一斤;豬肉七角三分一斤;最便宜的香煙，八分錢一盒。六分錢，並不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吃一個雞蛋，就等於吃下六分錢啊，人們怎麽舍得?雞蛋是母雞所產，所以農民也不會輕易用母雞送禮。但在有特別重要的事情要求人時，也會送上兩隻母雞。接受母雞的人家，也並不吃，而是養著，讓雞下蛋。送母雞雖不是送現金，但也相當於現金了。在一般情況下，農民求人辦事，是送上一籃子雞蛋、一擔稻子、數斤菜油。在食物緊缺、營養普遍不良的年代，其價值，也不亞於今日厚厚的一個信封了。

　　1982年問世的路遙的小說《人生》，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本來是大隊小學的民辦教師，後來被大隊支書的兒子所取代。高加林因此痛不欲生。小學是大隊的小學;大隊是支書的大隊;民辦教師的報酬由大隊支付，也就是由支書支付。大隊書記的兒子要當民辦教師，普通農民的兒子高加林當然就隻能讓位。那時候，城市知青被稱為下放知青，農村的孩子讀完初中或高中後被稱為回鄉知青。下放知青日思夜想的是“上調”，即到城裏工作。對於回鄉知青來說，能在大隊小學當個民辦教師，就是很幸運的事了。如果能在公社中學當個民辦教師，那就是天大的幸運了。要能有如此好運，就要向有權決定此事者“送”。往往是要送許多次，才有可能如願以償。如願以償後，並不能就不再“送”。有權給你這職位的人，也能夠隨時請你卷鋪蓋走人。為了保住這職位，就得持之以恒地“送”。回鄉知青多而民辦教師的職位少，那就看誰家“送”得多“送”得勤了。參軍，也是那時農村青年的一條出路。要能穿上軍裝，當然也得“送”。雖然那時是普遍窮困的，但也有比較寬裕和更為寒窘之別。隻有那種比較寬裕一點的人家，才有可能“送”。因此，當民辦教師、參軍一類事，是與那種寒窘之家無緣的。寒窘之家可以沒有非分之想，但卻免不了會有人生病。一有人生病，也就得破些額外之財。那時農村有所謂“赤腳醫生”，一個大隊一個。現在有些人對“文革”時期農村的“赤腳醫生”大唱讚歌，是十分可笑的。“赤腳醫生”本身是農民，隻懂得一點非常皮毛的醫學知識。他們往往是從泥田裏上來，背起藥箱就去給人看病治病。如果能夠做嚴格的統計，“文革”期間“赤腳醫生”治壞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我以為，“赤腳醫生”完全是反智主義的產物，體現的是對科學的極端蔑視。“赤腳醫生”上門診治，理論上是毋須付診費的。這也是現在有些人歌頌“赤腳醫生”的一個理由。但實際上，卻並沒有這麽清白。我所很熟悉的那個“赤腳醫生”，因為懂得了一點衛生知識，知道有些病會傳染，所以從來不碰人家的茶碗。他到人家家裏來，也就是送個藥、打個針，幾分鍾的事，卻必定要吃人家一些東西。通常的情形是，在他來時，一碗麵條已經煮好，上麵再加一兩個雞蛋。待他拿完藥或打完針，就把麵條端上。他也毫不推辭。坐下、吃完、走人。如果不這樣招待，下次要請他，就難了。我每看見他並非吃飯時間在人家家裏慢條斯理地吃飯，都有一種怪異的感覺。令這個大隊所有人不解的是:他嫌人家茶髒，怎麽就不怕人家飯髒呢?

　　“文革”期間，大隊開始有了手扶拖拉機。當手扶拖拉機買回時，頗引起些興奮和議論。這是那時農村擁有的最現代化的東西了。“文革”期間，每個大隊都辦起了所謂“林場”。

　　我們那裏並非林區，充其量有些丘陵。辦林場的目的，我以為其實是為了把分散在生產隊的下鄉知青集中起來，由大隊統一管理。下鄉知青分散在各生產隊，問題太多。而要把全大隊的下鄉知青集中起來，就得有個依托。林場，就是這樣一個依托。全大隊的下鄉知青都集中到林場，大隊派一個人當場長。這實際上是把下鄉知青與貧下中農相分離。林場裏的知青，在場長帶領下，除了種樹，也種些瓜果之類。當大隊有了手扶拖拉機時，大隊書記便派拖拉機，把林場出產的東西，一車一車地往公社書記家拉。那時，大隊也沒有什麽集體經濟，弄台拖拉機，其實是沒什麽用場的。用它來送禮，就是最大的用場了。

　　1984年問世的阿城小說《棋王》，其中的上海知青倪斌，為了能“上調”到地區文教部門，把祖傳的一副明代烏木棋送給了地區文教書記。這還不夠，倪斌還寫信回家，叫寄些字畫來。說“文革”時期沒有腐敗的人，其實隻要去問問那時的下鄉知青，就會知道自己有多麽荒謬。下鄉知青日間思、夜裏想的，是“上調”。“上調”的名額非常緊張，競爭是很激烈的。要得到這寶貴的名額，就得“送”，就得比別人多“送”。至於女知青，有時還得把自己的身體向那手裏有名額者“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實也有許多文學作品寫到了。即便不是為了“上調”，即便僅僅是為了平時所派的活輕一點、所受的待遇好一點，也得“送”。家庭條件好一些的知青，可以常常請假不出工，就因為“送”得多。尤其是可以三天兩頭回家。如果每次從家裏回來，都能“送”上可觀的孝敬，當然是回得越多越好。我見過“下鄉”幾年卻幾乎都住在城裏的知青。每年來一兩次，住幾天又回，卻比別人更快地“上調”了。那原因，是盡人皆知的。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反映知青在農村的生活狀況。這是“文革”期間的著名事件。李慶霖信中說:“在我們這裏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煉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幹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曆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麽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而已。”———說“文革”期間沒有腐敗的人，為“文革”大唱讚歌的人，動輒說別人把“文革”妖魔化。難道他們不知道李慶霖“告禦狀”的事?難道他們沒有讀過這封信?李慶霖就是吃了再多的豹子膽，也不敢對毛澤東說謊吧?

　　對“文革”的美化之所以幾乎成為一種潮流，原因是多樣的。這裏難以細細分析。隻說一點，那就是“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歌頌“文革”的言論享有無窮的空間，想怎麽歌頌就怎麽歌頌;揭露“文革”、批判“文革”，總是受到限製、壓製。———那些對現實不滿的“文革”歌頌者，至少應該感謝“現實”給了他們盡情歌頌“文革”的自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