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談體製內改革：中南海正在做殊死抵抗

前趙紫陽智囊吳國光談體製內改革：中南海正在做殊死抵抗

吳國光（1957年－），山東臨沂人 ，中國學者，趙紫陽執政時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辦公室的成員之一。

履曆

北京大學文學學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為下鄉青年、工廠輔助工，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秘書，《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研究員.曾親自參與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與製定，是中共十三大報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是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的助手，對趙在政治改革方麵的思考和實踐所知甚詳。後因六四事件下台，曾在紀錄片《天安門》中被采訪。

近況

美國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魯斯研究員，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王安博士後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係助理教授、副教授；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副教授(雖在其多篇中文文章中署名為「講座教授」[1]，然而根據維多利亞大學網頁資料應為「副教授」[2]之誤)，執教政治係和 曆史係。曾任，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成員，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研究員。研究興趣涵蓋中國政治和外交的多個方麵；出版有中文專著六種、合著三種、編著四種，論文數百篇，評論數百萬字；英文書籍一種，論文數十篇，評論 多篇；現任四種國際學術期刊編委；其相關意見素為各國政府和國際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路透社、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等)參考。

這篇文字是一個通過網絡與國內青年進行的廣播對話。中轉站在美國，至於他們是如何運作的，不大清楚。隻知道組織者和聽眾是一批關心中國命運的80後。

(本文經過吳教授本人核對，未徵求過訪談網站的意見，標題是我加的，未經過吳教授本人過目，特此說明--Viola)

主持人：體製內轉型還有希望嗎？

吳國光：我認為，希望很渺茫。）

我過去也是做體製內改革的，那麽為什麽現在這樣看呢？我感覺，1989年這個事情使得中國整個政治生態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可以從幾個方麵來看，都是不利於體製內再次出現轉型這種可能的。

第一個大變化就是，在文革結束以後一直到1989年，中國社會中精英和大眾之間有一個共識，就是改革。當時從鄧小平這樣共產黨的體製的創造者之一到一般的農民，他們所想的事情差得不是太大，想做的事情差別不是很大。一直到1989年，圍繞政治改革這個事情，這個共識破裂了。精英要的是穩定，大眾要的是政治改革。從1989年一直到現在，共識破裂這個狀況不僅沒有改變，隻能說是更加深了。現在，凡是和現體製有密切利益聯係的人基本上不希望有什麽大的變化發生，就按照現在的製度搞下去。就像張五常講的，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製度，他們就是這麽一個評價，那麽一般的大眾就感覺到狀況非常的差。這麽一個社會高度分裂的情況下，體製內轉型就是精英推動的轉型嘛，很難想象體製內的精英還願意從內部再去推動這種變革。這是第一個，從精英和大眾有沒有共識這個角度來講。

第二個是關乎現實的利益。現在中國的貧富分化非常大，這意味著，如果進行下一步體製內政治上的轉型的話，現有的貧富分化要被政治變革所改變。實際上，我們都知道，民主是一個製約貧富分化的製度。不能說民主製度下就沒有貧富分化，也有很富和很貧的人。但是，相對說來，窮人總是多數。富人的影響力是金錢，窮人的影響力就是選票；選票可以影響金錢，金錢也可以影響選票，這個關係就非常複雜了。簡單地說，窮人他可以用選票作為武器來製約富人金錢的力量，所以民主一般來講是有利於窮人的傾向。那麽，在貧富分化非常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意味著富人將失去更多的利益。關於第三波民主化各種各樣的學術研究當中，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就是說，在貧富分化比較大的背景下，民主化就很難進行，因為精英的利益在這裏麵太大了，如果一旦民主化他失去的東西就太多了。

如果我們看1989年那時候，中國掌握權力的人不像今天這麽富有，不像今天什麽都有，和老百姓之間的貧富分化還沒有那麽大，但是，他為了維護既得的權力都不惜動用坦克。那麽，今天就不僅是維護既得權力了，而且要維護既得的金錢等非常大的物質既得利益。一個小小的科長就可能有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的資源控製在他的手裏。而且，現在這個資源基本上私有化了。如果你是一個掌權的人，那你家裏發了財，你可以子子孫孫傳下去，還不像1989年以前，就算是共產黨的高官，你的兒子也可能做官但是不可能一定來繼承你的東西，就像毛澤東的兒子不一定再能成為中國的第一把手。這種貧富分化不僅是從物質上來說懸殊很大，而且富的那一麵私有利益已經非常非常大，並且是可以代代繼承的財富，現在要民主化就得給他搞掉，他是殊死地抵抗，更不能想象他還會去主動地推動轉型。現在是，民間的壓力上來了讓他轉型，他都比前要更堅決地抵抗。這個其實是國際社會已經看到了的經驗。

還有一個使體製內轉型的可能性大大減少的原因就是，如果觀察現在的中央領導人和地方領導人的關係—— 比如說“我爸是李剛”，你說一個小小的李剛，一個副科級的幹部，中共中央宣傳部會出來維護他，整個河北省也會出來維護他，整個政權基本上都是在維護他的。那麽，為什麽一個小小的副科長可以直接通到中共中央宣傳部呢？我在網上看到，有說他的嶽父是什麽什麽人，我們不知道這是真的假的，就算是真的，那麽一個副省長又怎麽樣呢？老毛那時候，說殺一個天津市的市長就殺了，他殺了劉青山、張子善，當時相當於天津市長的天津地委書記和副書記。這是老毛從共產黨也好、政權也好的總體利益出發，殺了這兩個人。我看到最近網上還有帖子說老毛殺了兩個人換得20年不腐敗之類的。不管這個“不腐敗”是真的假的，總而言之老毛從政權的總體利益出發考慮，可以犧牲政權內部個別人的利益。這個在我們政治學裏叫做state autonomy，叫做國家政權的自主性。就是說，這個國家政權雖然是某一個階級掌握，比如說富有階級、精英階層在掌握，但是如果整個國家政權完全隻考慮富人的利益，那就是和窮人完全站到對立麵，這個國家政權不會穩定的。如果這個掌權者聰明的話，就要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能夠反過來對支持你的精英階層製約他的為非作歹，不要太過分。

我覺得，現政權在1989之後它的這種autonomy，它的自主性、獨立性大大地減弱了。你很難想象，在毛、鄧的時代，毛澤東和保定的一個科長之間有任何聯係，不可能的。老毛就是上帝，你根本就看不見他，你怎麽可能和他有任何聯係呢？現在這種聯係是千絲萬縷，因為現在89以後的這些領導人，他們昨天、前天都是和現在這些地方官員一樣的人，他們都是凡人上來的，不像老毛、周恩來，他們在成為中國的領導人以前已經是很多年的中國共產黨裏的高層人物，這些人一旦進入北京他們和下麵幹部之間的聯係是非常少的，沒有這種人際關係網。而現在這種人際關係網，是從中南海，不說到鄉鎮，至少到市縣，已經織成了一個嚴密的關係網。每一個縣委書記、市長都能通過拐幾個彎最後在中南海找到支持他的人。這樣的話，就很難想象高層領導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哪怕是為了他們自己政權的利益、整個黨的利益，來犧牲一些個別幹部的利益，很難做到。你現在說，你要不改革的話，將來就會發生大亂子，就會發生革命，就會把你的政權推翻，那麽他即使認識到這一點，他也做不了了，因為他的手腳完全被下邊束縛住。

還有一個，就是說，你現在這麽嚇唬他他也不信了。我過去老講，你不搞政治改革就會出亂子。那麽他們現在肯定想，你吳國光講的肯定是胡說八道，我 87 年搞了政治改革馬上就出了亂子，就出了1989年，我89年以後到現在20年不搞政治改革什麽亂子都沒有，我現在有錢有勢有武器有國際支持，出了亂子我就鎮壓，有什麽了不起的。他們的曆史經驗也使得他們相信不要再搞什麽體製內轉型了，就這樣就挺好的。所以我從這些角度來看體製內轉型的希望是非常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