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64年縱橫談（3） 政府與學生誰之過？

八九64年縱橫談（三） 政府與學生誰之過？

甲城老武

“六四”天安門廣場血腥鎮壓以後，中國政府一方麵編造事實，稱北京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使其鎮壓合法化；另一方麵又組織力量，將學運說成是境外與境內反動勢力相勾結，旨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混淆是非，愚弄百姓。20年過去了，共產黨及其政府仍然堅持其鎮壓的合理性，仍然控製著全國的媒體來繼續掩蓋事實真相，欺騙群眾。20年來，有許多寶貴的資料在海外出版，揭開了學潮背後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黑幕。 這些年來，人民也不斷地回顧那一幕幕波瀾壯闊曆史篇章，在痛恨中共血腥鎮壓的同時，也在不斷反思，不斷地問自己錯在哪裏？

回想起來，89學潮演變到後來的6.4流血事件，不排除是共產黨內保守派們搞的一場政治陰謀。 善良的學生們在那次學潮中也犯了許多錯誤，被強硬派們利用了。如果排除陰謀論，政府的過失最大，尤其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濫用武力，犯下了嚴重的罪行。下麵先談談陰謀論，再討論學生們的失誤，最後再談中共政府的失誤。

（一）陰謀？

以悼念胡耀邦開始的89學潮演變到後來的6.4流血事件，不排除是共產黨內保守派們搞的一場政治陰謀。 主觀上，保守派們和強硬派們巴不得精英們和學生們蠢蠢欲動，把事情鬧得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能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和 “企圖顛覆政府、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為借口來鎮壓，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與 “支持和同情資產階級自由化” 為借口，將黨內改革派和溫和派一網打盡； 進而掌握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從而將改革開放拉回到毛澤東時代的老路，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改革開放以來，保守的元老們如陳雲、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彭真、王任重、鄧穎超等人和他們馬前卒胡喬木、鄧力群等利用各種機會打擊主張民主的黨內外人士，先後在意識形態領域發起了批評《苦戀》及“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 但都因不得人心而狼狽收場。 1986年底合肥、上海等地爆發了學潮， 同學們要求民主、新聞自由， 由於北京市緊急出台了《關於遊行示威的十項規定》，並於87年元旦在天安門廣場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生的遊行示威沒能成功舉行。 此後，鄧小平強烈地批評了胡耀邦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軟弱，並強烈地表態對待學潮要“不惜流血”，並點名要開除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三人的黨籍。 保守派元老李先念到處揚言要抓一批人, 王震更是在到處氣勢洶洶地演講，殺氣騰騰地叫要殺幾百萬學生。 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在86年底的學潮後被迫辭職，保守派們乘機掌管了中宣部等中共輿論陣地。可以說， 86年的學潮給保守派們了一個機會，他們有所斬獲；而改革派們則是嚴重受挫，不但失去了領頭人， 而且也傷了元氣。但保守派們也沒有撈到太大的好處，新任的總書記趙紫陽一上台就對保守派們的馬前卒鄧力群下手，鄧不但失去了進政治局的機會， 連自己苦心經營了多年的研究室也被趙紫陽撤銷了，因此保守派們懷恨在心， 一定會找機會卷土重來。

事隔不到一年半，另一場學潮借胡耀邦逝世之機再次爆發，而且規模遠比86年那次大。保守派們心裏不禁暗暗高興，這次不但要將改革派們一網打盡，而且還能殺人過癮。這些魔王們多年不殺人了，手總是癢癢的，上次想殺又沒有殺成，隻好拍桌子自殘， 這次機會不可放過。果然，事態朝著保守派們期待的方向發展。4月21日，軍警在新華門前打人，將學生們激怒，把事態擴大。4月23日胡耀邦追悼會後，學生們逐漸平靜下來了。在總書記趙紫陽離開北京赴平壤訪問前，政治局常委們包括李鵬都同意趙紫陽對學潮疏導和冷處理的政策，而且鄧小平也點頭同意了。在李鵬在北京站為趙紫陽送行的時候，趙紫陽再次向李鵬重複了以前的觀點， 李鵬也表示同意。但趙紫陽剛離開北京， 北京市的李錫銘、陳希同就向政治局匯報，誇大事態。 李鵬就迫不及待地將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預謀的動亂，並在25日向鄧小平匯報。 鄧小平一聽學生們在鬧事， 還在罵他，就將學潮說成是反黨、發社會主義的動亂。李鵬從鄧小平家裏出來後就迫不及待地組織《人民日報》社論，並將鄧小平的講話在各界廣泛傳達。 4.26社論，不但激怒了搞學潮的學生們，也動員起了平常不關心政治的同學們，更激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4月27日北京高校的學生們舉行了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市民們也幫助學生們衝破了警察們設置的一道道封鎖線。 強硬派們原先準備好的鎮壓在這種群情激憤的形式下沒有實施，隻好敷衍學生們來個假對話，但沒有在對學潮定性的強硬立場上讓步。趙紫陽從朝鮮回來後，對學生們采取了溫和的立場，5.4亞行講話使學潮有所緩和。但強硬派們到處扇風點火，到處說趙的講話不代表中央，學潮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們又擔心政府秋後算賬， 將學潮推向一個新的台階。 6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清場前，政府明知自已失去了威信， 卻一再在廣播、電視上播放公告，將廣大的學生和市民們動員到天安門廣場和各個主要路口，造成無謂的對抗。然後將廣大學生和市民們汙蔑成“暴徒”，指示解放軍將他們當活靶子打。事後， 將趙紫陽等人清洗出中共決策層，並將那些主張民主的人士全部通緝。

（二） 學生和精英們的過失

廣大學生們“清除腐敗，懲治官倒”的要求，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因此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同和支持；他們的愛國熱情也是值得稱讚，可歌可頌。但在表達方式上也有不當之處，未能審時度勢，尤其是錯誤地判斷政府不敢開槍而造成群眾無謂的流血犧牲。

“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是這場學潮的明顯特點。誠然，《北京市遊行示威的若幹規定》是在1986年底為了防範北京市高校學生遊行示威而緊急製定的，其合法性也值得懷疑。但共產黨還在執政，隻要此法律沒有被廢除，它還是有法律效力的。學生們的曆次遊行在沒有申請的情況下進行的，視法律為無物。在絕食以後，又長期占據天安門廣場。這些，都給中共政府的鎮壓以口實。

沒有見好就收是89學潮的一個最大的失誤。 在4.27 大遊行後，政府的立場已經軟化，並派出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等和學生代表們進行對話。 這對於一個長期高高在上，並以“偉大、光榮、正確”自居的政黨來說，已是開天辟地第一次。 盡管對話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效果，但就進行對話本身，學生們應該感到取得了勝利，應該就此為止，見好就收。 特別是在5.4遊行後， 學潮的領導人在天安門廣場宣布罷課結束和趙紫陽在接見亞洲銀行代表時對學潮溫和的講話後，學生領袖們應把握時機，及時複課、 結束遊行示威。 如果是這樣，改革派們就不會被元老們和強硬派們逼向死角，進而被一鍋端掉。

用絕食的方式逼政府攤牌實屬下策。中國人，不管是掌權的還是老百姓，曆來是吃軟不吃硬， 用遊行和請願的方式要求和政府對話，已經讓鄧小平、李鵬等人反感的了，政府已難以接受。 用發動部分學生去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方式來逼政府否定4.26社論，並要求和政府領導人進行直接對話，這種方式無疑是製造和政府的對立，逼迫政府早日攤牌。這種悲情牌雖然獲得了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的同情與支持，但在那種特定的年代和環境，自己也沒有台階可下。 組織人去天安門廣場絕世不難，但很難說服他們回到學校，更管不了外地來的同學們。 最後的結果，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轉進強硬派的圈套，使他們能夠找到一個更好的鎮壓借口。

89學潮最大的失誤就是學生領袖們誤判形勢，造成不必要的流血。 學運領袖們在6月3日晚政府強行進軍天安門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仍然企圖使學生和市民們用血肉之軀，赤手空拳地阻擋解放軍進入天安門廣場。 他們錯誤地認為軍隊不會開槍，更沒有想到解放軍會使用國際上禁用的“開花彈”向自己射擊。 有些學生領袖本想利用流血來大打悲情牌，以“喚醒民眾”， 結果卻事與願違，血腥鎮壓雖然喚醒了民眾，但事實上在政府的淫威下，民眾們也無所作為， 烈士們的鮮血也白流了。 現在看來，當時有些學生領袖、廣大學生和市民們當時的想法是很天真、很幼稚的。

學生領袖們與海外的聯係， 尤其是海外急先鋒回來鼓動和接受香港等地的捐贈成了政府的口實， 被政府輕而易舉地扣上了受外國指使， 境內外反動勢力相勾結，企圖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帽子， 從而使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被政府抹殺。 6.4後， 很多民眾在絕望中希望外國製裁中國，從而使中共政權跨台； 有的人甚至希望國民黨登陸和美國武裝入侵，從而有機會推翻中共政權， 討還64血債， 當然這些純屬很幼稚和不切實際的想法。

被政府說成是趙紫陽的“智囊團”那些知識界的精英們，其實跟趙紫陽並沒有什麽直接關係；政府在6.4後對趙紫陽多年的調查也沒有發現他們之間的聯係。他們在胡耀邦創造的寬鬆的政治環境下大膽發表了一係列激進的改革言論， 啟蒙了那個時代的青年，在知識界有很大的形象力。 廣大學生們在1986和1989年搞的兩次學潮，都受他們思想的影響。 1986年安徽、上海等地爆發了學潮，要求中共進行民主改革的學潮，導致了保守派的反撲，胡耀邦由此下台。 在胡耀邦下台後，趙紫陽竭盡全力保護了他們，使他們免於被中共黨內保守派們的清算。 這種大張旗鼓地搞“自由化”， 向共產黨要民主的做法在保守派實力仍然很強的條件下， 非但達不到目的，反而會陷改革派們於不義實在是一個值得記取的教訓。 精英們雖然無法直接操縱學潮，但對學潮有很大的影響力。 在1989年的學潮中，如果他們能記取上次的教訓， 理性地勸阻學生們停止遊行示威，6.4 悲劇就能避免，共產黨內的改革勢力就能夠生存和壯大，今天的中國就會更加民主和開放。 然而，他們自己沒有冷靜和理智下來，反道推波助瀾，使學生們的抗議活動逐漸升級； 從而使保守派們有了更多借口來鎮壓學潮和清除黨內改革勢力，最後弄得自己也被抓的抓，逃的逃。

(三)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過失

如果排除了陰謀說，89學潮從開始，到壯大，再到武力鎮壓，中國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尤其是調集野戰軍，用坦克、裝甲車來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並造成大規模的流血事件，不僅手段粗暴、野蠻， 也是嚴重的犯罪。

3.1 高高在上、脫離群眾

中共在奪取政權後，就丟掉了過去那種聯係群眾的作風， 一貫地高高在上、脫離群眾； 不關心民意，一貫以最高掌權者的意誌強加於人。撇開中共最忌諱的“民主”，中共當局對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日益嚴重的腐敗不聞不問，麵對社會上對特權和高幹家屬的官倒的不滿置若罔聞， 造成了很大的民怨。學潮爆發後，當政者又不顧民意，非要使用過去的老一套來解決問題，使得僵局越來越大， 自己也越來越被動。

中共的強硬派的思維也非常奇怪，經常捕風捉影， 無限上綱，動輒找後台、抓黑手，將個別海外的聲援和介入說成是受海外反動勢力的操控，海內外反動勢力相勾結， 完全在侮辱同學們的智慧，抹殺他們的愛國熱情。 中共政權對群眾性的請願和抗議神經也過度緊張， 常常自己嚇唬自己，動不動就說要有“幾十萬人頭落地”，又說自己的“紅色江山是用幾千萬烈士的鮮血換來的”， 完全是土匪式的思維。 仿佛先烈們當初不是為了中國的富強， 不是為了自由而流血， 而是為了一個置人民利益而不顧的共產黨政權。 中共這些掌權的人就是為了自己一小部分的既得利益而綁架了整個黨，將自己淩駕於全國人民的利益之上。他們自己在過去政權更迭時瘋狂屠殺前政府官員，現在又以這種恐懼的心態看待正常的權力交接；甚至連民眾的合理的改革要求和民主願望也被他們解讀成企圖推翻共產黨的統治。 中共高層正是由於這種變態心理、小集團利益、和極度的不自信使得他們作出許多違背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事。

3.2 有法不依、嚴重失職

政府的職能就是執法，既然學生們未經允許就上街遊行，政府就應該按遊行示威法在開始的時候就製止。如果說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之前，學生們打著紀念胡耀邦的旗號，這時製止與情理相違背，那麽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後，政府就該嚴格執法，拘捕違法遊行的學生們，起訴帶頭的學生領袖，學潮即可立即結束。 學生們在中南海大門靜坐，不但違反遊行示威法，也嚴重擾亂社會秩序，隻要文明執法、嚴格執法，學潮也是可以平息的。 4月27日學生們的大遊行，政府本來調來了大量的警察和解放軍，但在關鍵時候，政府退宿了。不可否認，正是這次政府退讓，大大地滅了自己的誌氣，長了示威者的威風，從此以後政府在也沒有威信來製止學生們的遊行示威。

政府在宣布戒嚴後，並沒有強力執法，立即實施戒嚴。 在軍車被市；民們包圍後，沒有出動警察和武警來封鎖路口，在天安門廣場強行清場，而是顯得十分軟弱，猶豫不定，這就使得學生和市民們誤認為政府不敢用軍隊強行開進。

說趙紫陽對學生們同情，政府錯失良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最為最為關鍵的4.27遊行時侯趙紫陽正在朝鮮訪問，不在北京；宣布戒嚴後，趙紫陽已經辭職。不知為什麽一貫強硬的鄧小平和李鵬在這些時候選擇退讓， 後來又突然硬了起來。

3.3 激化矛盾、製造對立

學潮中中國政府不但沒能有效地平息抗議活動，反倒屢屢用各種手段來激化與學生們的矛盾，引發新一輪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本來在胡耀邦追悼會後，學潮也有所降溫，不料，李鵬聽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的誇大其辭的回報後，給學潮以錯誤的定性；之後，又得到了足不出門，不了解情況，偏又對群眾運動十分反感鄧小平肯定。 李鵬從鄧小平那裏出來後，立即對外傳達鄧小平的講話，並緊急組織文章，作為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發表。 標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對學潮的結論是這樣的，“。。。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誌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製，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搗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麵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鄧小平的講話和4.26社論對黨內外都是一個宣戰書，但這些沒能起到平息學潮的目的，因為上綱上線將本來已即將休戰的學生們激怒了，市民們也被政府的做法激怒了。結果，引發了第二天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鄧小平也因其講話被推到了群眾的對立麵。

在5月13日部分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後，政府對於首都各界呼籲政府盡快與學生對話，早日結束絕食的呼籲和請求置若罔聞。 不但沒有真誠地和學生代表們展開對話，反而從外地調來大量野戰軍，欲對絕食請願的學生們采取行動。本來，學生們從13日開始絕食到19日，已在烈日下已過了7個晝夜，也到達身體的極限。社會各界對政府的表現也是“從希望到失望，再從失望到絕望”。 20日淩晨北京戒嚴的消息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裏播出後，北京各界對政府的憤怒已達到極點。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了北京市民們和全國各地人民的強烈質疑，要求“李鵬下台”的怒吼聲最為強烈。這是政府繼4.26社論後又一次激化矛盾，這一次把北京各界都激怒了。 正是由於戒嚴令，群眾們才等徹底地將李鵬與趙紫陽等區分開來了。 從此以後就是李鵬等人和同仇敵愾的北京市民們的對立，李鵬等人從此也完全為了自己的前途和利益的而戰。

政府再一次激化矛盾是在開槍鎮壓的6月3日。6月2日夜木樨地的意外車禍後，群眾提高了警覺，在各主要路段發現並攔截了大量準備在天安門廣場實施戒嚴的軍車。6月3日白天，政府已出動防暴警察，使用催淚瓦斯對圍堵的市民們采取了行動，大批市民們已聞風而動，趕往天安門附近。 政府明知自己已失去了威信，卻在廣播中反複播放通知嚇阻市民們在當天晚上上街。 不料，這反而引起更多的群眾上街阻止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 在兩次“狼來了”之後，政府終於開始了在西長安街上的屠殺暴行。

3.4 缺乏智慧、前後矛盾

中共及其政府1989年對待學潮的認識、態度及處理手法是非常拙劣的，根本讓人看不出政治智慧。在學潮爆發前，學生們有好幾天的蘊釀時間。政府沒有沒有利用這段時間做安撫工作，最後導致學生們走上街頭。在鎮壓措施未落實之前，又匆忙傳達鄧小平的講話及發表4。26社論。在殺氣騰騰的社論之後，又沒有立即捍衛社論的立場，讓全國人民看著政府的笑話。在4.26 的強硬路線後， 政府有突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同意和學生對話。 在對話以後，又沒有能夠堅持對話，在學生們要求高層次的對話時候，有突然來個戒嚴令。在宣布戒嚴後，又沒有積極實施，似乎往後退卻。 在這種貓捉老鼠的一硬一軟的反複中，突然來了一手最強硬的。這樣不但造成了不必要的學生和市民傷亡，也極大地傷害了共產黨和它的政府的威信和尊嚴。

3.5 野蠻執法、極大犯罪

調動野戰軍，用用坦克、裝甲車來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是一種喪失理智的作法，使用國際上禁用的炸子來向群眾開槍又是罪上加罪。即使在毛澤東尚在的瘋狂年代， 當局鎮壓1976年的天安門廣場騷亂也不過動用了首都工人民兵， 使用的武器不過是大木棒，現場很少死人。 但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卻如此喪心病狂，在聖地上大開殺戒，作最後的瘋狂。 若是老人家真的英明，不如自己到馬克思那裏報到之前將這一幫妖孽也帶走， 中國人民或許真的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