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醉話：“啟蒙”與“顏色革命”

(ZT)
　　　　　　　　　　金陵醉話（一）“啟蒙”與“顏色革命”

　　　　　　　　　　　　　　　·獨善齋主·

　　引子

　　在國內一年有餘，沒少喝酒。學校裏一幫年輕才俊，閑來無事，起了一個社，名曰“三八社”。然而，這個社既與國際婦女節無關，也與港台辱人的俚語扯不上聯係。對外宣稱，三八者，“三個代表”、“八榮八恥”是也，麵子上堂堂皇皇，而內裏卻有點滑稽。頭一次同社員們喝酒，他們給我出了一條謎語：“八榮八恥”，打一成語。我蒙對了，馬上榮升為顧問，但尚不是社員。問及入社條件，答曰：三八者，要麽帶來三斤，要麽喝走八兩，否則一旁稍著去。妙哉，狂生病酒，正合吾意。一年下來，數次豪飲，佳釀醍醐灌頂，人人醉眼迷離。我的名份也隨之高升，從顧問變成社員，又從社員變成北美三八分社社長。在告別宴會上，人手一瓶洋河藍色經典，由於我年長善飲，被尊為總舵主。

　　當然，ＦＢ這麽長時間，酒局多了去了。不僅和三八社的小兄弟們喝，也同別的老少爺們喝。酒幹多了，舌頭就不聽使喚，卷出不少醉話。東倒西歪地回到家，丟三落四地把那些醉話打在筆記本裏，不敢上“新浪博客”，那裏的網管太陰毒，殺了你，還客客氣氣地道聲對不起。現在酒醒了，重新看一遍，倒也有趣。挑挑揀揀，撰錄成文，題為《金陵醉話》。有一點說在頭裏，文中記載的都是醉話，說醉話，是不用承擔責任的，看官權且當做胡說八道。

　　（一）“啟蒙”與“顏色革命”

　　同年輕人喝酒論豪氣，同老年人喝酒就要對脾氣了。脾氣對了，酒杯一端，話就投機。這頓酒，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先生請的，同席的還有兩位曆史教授。老先生是個文學史家，學問好，性格耿直，敢說敢講。我年輕時愛好文學，多次登門請教，先生居然不嫌我愚魯，與我結了忘年交。如今先生古稀，卻鶴發童顏，酒過三巡，更覺紅光滿麵。

　　我說：“先生身體如此健康，看來與心態有關。”

　　先生說：“不錯，有人說健康之首要乃澹泊寧靜，而我卻率性而為，讀自己想讀的書，說自己想說的話，寫自己想寫的文章，要哭則哭，想笑就笑。”

　　好個率性而為，先生垂暮，一番豪言還是像年輕人一樣，銳氣勃發，擲地有聲。我接著問：“先生還在做學問嗎？”

　　“當然。帶研究生搞一個教育部的課題。”

　　“我看過您寫的一本隨筆，說當前國內大學看上去風光熱鬧，而剝去表象，內裏卻顯得精神萎縮，失魂落魄。”

　　先生說：“大學是什麽？是踏踏實實做學問的地方。可如今大學裏的學者少了一份沉靜、多了一份浮躁；少了一份執著，多了一份功利。為職稱、為官位、為金錢而做學問，至於對學問本身，則已失去了興趣。正因為大學失魂，那些欺世盜名、剽竊抄襲之怪象才會層出不窮。說什麽教育商業化、產業化，荒謬之極！教授變成了老板，學生變成了打工仔，博士成‘窄士’，學者成‘剽客’。更令人擔憂的是，我們的某個校領導居然公然聲稱，要像清華學習，多培養一些黨委書記。哪裏還像個大學？不如叫作黨校罷了。”

　　看到先生有些激動，我趕忙舉起酒杯，轉移話題：“您說正在搞一個教育部的課題，是個什麽樣的題目？”

　　先生微微一笑：“啟蒙！”

　　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教授說：“啟蒙？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新啟蒙運動到現在，七十多年過去了，還需要搞一次新的啟蒙嗎？”

　　“絕對需要！”先生肯定地回答：“三四十年代的啟蒙運動，其批判矛頭指向封建文化專製主義，提出了‘尊重個人’、‘人的價值’以及‘個人主義’等問題。可惜，這個啟蒙運動的圈子太小了，並沒有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後來，我們的黨文化把那一點點啟蒙又拉回到原點。就個人主義來說，在這個問題上，政治家和思想家曆來是矛盾的。毛澤東認為，個人主義在社會主義社會是萬惡之源。而胡適認為，不承認個人主義的社會不是一個好的社會。共產黨在奪取政權時，也進行過啟蒙。給你們舉一個例子。當年共產黨要農民當兵，采用的是帶有迷惑成分的啟蒙手段，如‘你為什麽受苦，是因為財主們霸占了你的土地，剝削你，壓迫你。參加了我們，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三座大山，你們就可以過上好日子，當家做主人了。’這種帶有功利色彩的啟蒙往往奏效，但不是科學啟蒙，因為共產黨並沒有講明白人民的權利和地位。於是，解放後，農民們唱響了《東方紅》，共產黨因勢利導，對農民們進行了‘反啟蒙’，大救星、萬歲那一套封建的東西把人們又拉回到啟蒙的原點。再如，看看如今的報紙，那些人民代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第一句話往往是感謝黨的培養、領導的信任，他才有如此的殊榮。就連人民代表都如此愚昧，要知道，他應該代表人民去監督政府，這是責任，是神聖的權力，而不是黨和政府賜給他的殊榮。因此，要想讓中國的老百姓擺脫蒙昧沉迷的狀態，成為健康自由的現代人，眼下的中國確實需要一場新的啟蒙運動。否則的話，人們依舊生活在混沌之中，缺乏個人意識，沒有獨立思想。一旦風吹草動，又會成為被政客們利用、驅使的對象。”

　　我為先生的坦言所折服，但心裏有些疑惑：“先生，您選擇這樣的課題，教育部能通過？”

　　先生笑了：“當年申報時，就怕拿不到項目，隻好避重就輕，用一些模棱兩可的術語繞過了官員們的審查，但如今不知道如何交差。不久前，教育部一個司長來開會，問‘啟蒙’如何定義。我告訴他，幾十年來，教育的失敗就是‘蒙’尚未‘啟’，這就是製約現代化的關鍵。然後，我把剛才的那段話說給他聽，那位司長聽到這種解釋，大驚失措，說這種結論可不行，教育部的鑒定會肯定不敢通過。”

　　哈哈哈，一桌人都笑了起來，在中國做學問，還真得學會一點幽默。

　　“幹杯、幹杯。”

　　笑聲中，另一位研究文革史的教授說：“剛才先生提到黨文化，說黨文化把原來的一點啟蒙拉回到原點，這一點我非常讚成。照我看，黨文化在中國取得過兩次勝利，第一次是反右，其結果是‘民主黨派’變成了孫子。第二次是六四，其結果是‘知識分子’變成了孫子。哈哈，當然了，先生不一樣，您是個另類。”

　　先生苦笑：“這似乎也不能全怪黨文化，中國知識分子自古就有當花瓶的傳統，而花瓶存在的理由就是靠主子的賞識。以被賞識為榮的‘花瓶情結’實為奴性的變種。當然，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是不會去做花瓶的。就我個人來說，早年也曾迷信過、盲從過、被組織賞識過，也曾幹過不少蠢事，半生在奴性中度過。我充其量屬於半知識分子，或是一個準知識分子。我所擔憂的是，在一個社會中，當知識分子都忙著騙飯吃而不再去思考整個社會文化的命運，沒有人對既定的‘文化秩序’進行超越性的批判，即便經濟搞上去了，這個社會也還是一個沒有腦袋的巨人。”

　　厲害，先生思維敏捷，邏輯清晰，洞悉世事，且敢於在自己身上動刀子。我問：“先生，您說您半生為奴，那麽，您什麽時候開始反思，認清了這一切？”

　　“應該是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開始對毛懷疑。８９年後，對這個黨失去了信任。即便如此，我還是對國家、對人民抱有極大的期望，這也是我倡導啟蒙的初衷。我們這個國家，決不能再亂了。我反對任何思潮影響下的暴力革命，讚成顏色革命。共產黨也知道，不搞顏色革命，路子就不會長了。”

　　“您覺得顏色革命行得通嗎？”

　　“顏色革命會很緩慢，曲折也多一些，有前進，有倒退，不如暴力革命來得痛快。但是，暴力革命的後果大家都清楚，在中國這塊國土上，無非又是一次血淋淋的改朝換代。當人民還沒有準備好的時候，當老百姓還沒有獲得獨立人格、個人價值、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現代意識啟蒙和熏陶的時候，步子不能走得太快。”

　　“那到底要等多久呢？”

　　“可能幾年，也可能幾十年、上百年。我大概是看不到了。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共產黨的顏色已經開始變了。最起碼一條，他們已經丟棄了信仰，演變成一個利益集團。他們的底線是保住政權，而其他方麵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向資本主義靠攏。像今天這樣，我們敢於在飯店裏講這種話，以前能想象嗎？”

　　我說：“這應該算是一個進步。但是，我們談的這些話既上不了報刊、電視，也上不了網。您的啟蒙課題做得再好，一般老百姓還是不知道呀。”

　　先生答曰：“我知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入世情懷。王國維雲：人生過處尤存悔，知識增時祗益疑。我過七十生日時，朋友贈我一副字，錄黃宗羲句：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不疑則不悟。悟是一種境界，首先要敢疑，敢於挑戰自我，然後才能挑戰社會。我沒有大悟，甚至算不上小悟，隻不過把多年來的思索寫出來，傳授給我的學生。能留一點東西給後人，責任也就盡到了。中國的事，絕非朝發夕至，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行。”

　　聽著先生悲涼而又飽含希望的話語，看著先生蒼老而又充滿生機的麵容，我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麽，於是端起酒杯：“先生，這一杯我敬您，祝您長命百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