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胡趙三頭馬車時代: 有了權就有一切

"有了權就有一切 -- 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恍若眼前，刻骨銘心，為了自己，更為著血脈相連的子孫後代，老人們豈肯放掉浴血奮戰終生爭得的權力？！"

巨人也是人，也是自私的，隻有有體製和法律來約束。在曆史轉折點，領導人是從社會與民族利益考慮，還是從個人和家族私利著眼，這就是政治家曆史地位高下的區分。

=================================================

《多維月刊》：高皋和《鄧胡趙三頭馬車時代》

多維社記者萬毅忠／“中國在每年春晚都要歌頌曆任領導人，但兩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從不在其中。因為有人害怕民眾的記憶會動搖統治，想要抹掉他們。”2月下旬，中國學者高皋把《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書稿交付明鏡出版社，在與多維記者交談時，她沒有特別留意到剛剛過去的2月19日是鄧小平的忌日。

　　高皋在書中指鄧、胡、趙三人構成了中國曆史上最新的“三頭政治”，她的先生嚴家祺則把“三頭政治”定義為“寡頭政治向個人集權轉變過程中的一種機製”。古今中外的曆史證明，進入這種政治遊戲圈的人要麽勝出，要麽犧牲，在成王敗寇的環境中，得勝者隨意編寫失敗者的曆史，或者幹脆讓他們銷聲匿跡。高皋認為自己的書“闖了中國的禁區，真實記錄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對改革開放的貢獻，填補了一段被刻意造成的曆史空白”。

　　嚴家祺和高皋夫婦倆在20年的海外流亡生活中，珍藏最多的除了記憶就是書籍，在他們位於紐約布魯克林的陋室中，書占了半壁江山。原在紐約卡布裏尼醫療中心做護士照顧臨終病人的高皋，2006年退休後，用這些書中的最新資料改寫了她在巴黎的三卷著作《後文革史》，成就了今日的《三頭馬車時代》。 “三頭政治”崩解與“太上皇” 　　在西方語言中，“三頭馬車”（Troika）和“三頭政治”（Triumvirate）都是曆史悠久的字眼，曆史上最著名的三頭政治，當屬古羅馬的“前三頭”和“後三頭”。

　　羅馬共和國末期的公元前60年，龐培、克拉蘇和凱撒結成了“前三頭政治”。前53年克拉蘇在帕提亞戰爭中敗亡，龐培與凱撒矛盾激化，前48年龐培兵敗被殺，前三頭政治以凱撒建立獨裁統治告終。公元前43年，凱撒派係的屋大維、安東尼和李必達三人結盟，史稱“後三頭政治”。前36年屋大維剝奪李必達兵權，前30年安東尼被屋大維戰敗後自殺，後三頭政治告終，屋大維成為羅馬唯一主宰，建立帝製，羅馬帝國確立。

　政治學者嚴家祺在分析“三頭政治”的起因時告訴多維：“在專製政體中，一個人並不能完全控製權力，權力往往由三五人組成的寡頭分享，其中一人起主導作用。在一定的情況下，寡頭政治會衍變成三頭政治。”

嚴家祺認為“三頭政治”有它特殊的土壤，如在合議製的民主幌子下，權力被逐步集中到一人手中。除了古羅馬的“前三頭”和“後三頭”外，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當代曆史中，也演繹了“前三頭”和“後三頭”政治。“理論上，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屬於中央政治局集體，這和蘇共政治局相當，在大權獨攬之前，斯大林早期也搞三頭政治，在殘酷的鬥爭中，托洛斯基和布哈林被整死。”嚴家祺說。

　　“在中國，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是‘前三頭政治’，文革打倒了劉少奇，周恩來的權力被大大削弱，毛澤東成為獨裁者。文革後，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形成了‘後三頭’，胡耀邦趙紫陽相繼下台，鄧小平成為獨一無二的主宰。”

　　“在鄧胡趙三頭馬車時代，葉劍英、陳雲、李先念、薄一波、楊尚昆、王震等元老擁有巨大的權力和影響。胡耀邦和趙紫陽下台、江澤民上台，政治老人起了重要作用。”嚴家祺說。

人們記憶猶新的是，當年江澤民被欽點為總書記後，表現得誠惶誠恐和戰戰兢兢，即使他當時沒有想到龐貝和克拉蘇、安東尼和李必達，布哈林和托洛斯基，眼前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命運已經足夠令他不安。

　　“隨著趙紫陽下台，三頭馬車崩解，鄧小平隻能自己一人收拾中國政治殘局。92年鄧小平南巡、誓言繼續改革開放，這時鄧小平成了中國真正的‘太上皇’。”嚴家祺告訴多維。

胡耀邦談鄧小平“退休” 　　

1985年，鄧小平決定更堅決地推行退休製度。規定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和省市區的負責幹部，到了離退年齡的，除個別因特殊情況由組織決定留任外，都應逐步退下來；這一年，胡耀邦70歲，鄧小平年過8旬。胡耀邦以為，鄧小平和他一樣，會一絲不苟的帶頭執行黨的政策。隨後，胡耀邦在接受著名老牌記者陸鏗采訪，被問及接替軍委主席職位時，本能地反應說，“我們沒有想到這個問題”，“軍內的事，曆來都有論資排輩的習慣”，想必他也考慮自己以及鄧小平的去留問題，但是，他自知自己資曆淺，並沒有想當軍委主席。

　　1986年5月，鄧小平單獨邀約胡耀邦到家裏談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表示，已年逾七旬，一定退下；鄧小平說，“我，陳雲、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胡耀邦信以為真，不疑還有餘地留在“到時候再說”中，當即讚同。故而在緊接著的歐洲親善之旅時，心口如一地在記者會上表示，近幾年鄧小平想少出點主意，而他和趙紫陽所做的決策相對多了一點；在談到今後決策繼承問題時，又說，自己年齡也不小了，70了，趙紫陽也66了，他與趙紫陽看法相同，從明年之後，也要慢慢退下來。此後，胡耀邦還當麵希望鄧小平帶頭退休，以為榜樣。趙紫陽和萬裏表示不讚成鄧小平退下來；生怕牽一發而動“全體”的高齡元老則四處活動，堅持“小平同誌不能退”。

　　率真的胡耀邦頓成孤家寡人，說他想當軍委主席的謠言在高層滿城風雨。老朽們特別是軍頭到處放話說，胡耀邦浮燥不穩重，要他來統帥三軍，軍隊不服氣，不放心，更有人到鄧小平、陳雲兩個超級大佬那兒告禦狀，誣陷胡耀邦。

　　“有了權就有一切”，“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恍若眼前，刻骨銘心，為了自己，更為著血脈相連的子孫後代，老人們豈肯放掉浴血奮戰終生爭得的權力？！有了大佬們鼎力擁戴，鄧小平在外國記者訪談時春風得意地說：“我提倡廢除終身製，而且我提倡建立退休製度。你也知道，我同法拉奇談話時說幹到1985年就行了，現在超過1年了。現在我正在考慮什麽時候退休。我坦率地告訴你，我正在說服人們，我明年十三大時就退下來。但到今天為止，我遇到的都是一片反對聲。”

　　說話聽聲，鑼鼓聽音。憨實的胡耀邦竟聽不出鄧小平講話的弦外之音。在其後會見外國記者時，言語之間透露出他與鄧小平有關退休的約定，還說，在十三大上，將首先是明確規定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終身擔任領導職務的權利；其次是明確規定了黨和國家實行集體領導的製度，以免過分突出一個人的權力。胡耀邦百分之百相信鄧小平“全下”的承諾，所以這話是對自己說的，但心懷叵測的人難免不疑神疑鬼，真是一扣未解又添一扣。

　　老百姓對老人戀棧弄權深惡痛絕，期盼盡快完善，真正實施退休製度，並期望德高望重的鄧小平起表率作用。10月21日出版的《深圳青年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錢超英的文章《我讚成鄧小平退休》，懇請鄧小平“結束勞作，休養保健”，以有利於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語意平和，態度懇切，贏得讀者一片喝彩，迅即傳向全國。在中共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一次例會開始之前漫無邊際的閑聊時，不知誰將《深圳青年報》的事隨口說了出來，在座的彭衝、胡啟立等人都不以為然，薄一波立馬拉下麵孔責問胡啟立是不是盼老人們都早點死？！胡啟立當即誠惶誠恐畢恭畢敬回道，大家都希望老一輩革命家健康長壽。尷尬之際，趙紫陽走進會場。薄一波轉而又責問趙紫陽。趙紫陽即刻請辦公廳副主任周傑負責調查，算是當麵把事情搪塞過去了。人們雖然依舊調侃那些耳不聰、目不明、坐輪椅、帶氧氣、插管子的老朽“占著茅坑不拉屎”，但是在公眾場合都避而不談退休問題。（《多維月刊》）

===================================================

　　“六四”之後，高皋和嚴家祺一起流亡法國。法國國家科學院給了他們及另外二三十人特別資助，希望他們用這筆研究經費撰寫有關中國問題的著作。那時嚴家祺擔任著民陣主席，他和其他剛逃出劫難的人們一樣，很難安下心來著述。

高皋的海外流亡生活與寫作

沒有參加任何組織的高皋發現法國國家科學院有個“中國研究中心”，館藏資料十分豐富，於是當別人去搞運動的時候，她就天天泡在那裏。在國內時，她已經在1986年出版了一本《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那是她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時耗時六年完成的。在巴黎，高皋關注的是中國從1976年至1990年的發展，1993年，三卷本的《後文革史：中國自由化潮流》出版。

　　後來，嚴家祺被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聘為訪問學者，高皋也來到美國。

　　來美初期，高皋不會英語，硬著頭皮學習了助理護士課程，有一段時間做了家庭護理，之後憑著醫學院本科生的底子，“連蒙帶猜”考上了護士執照，並被紐約卡布裏尼醫療中心（CABRINI MEDICAL CENTER）聘用，照顧臨終病人。

高皋從不摻和到工作人員的是是非非之中，隻是埋頭苦幹。高皋形容自己在醫院的十年，上班時就沒慢慢走路，一直都是小跑工作。她家裏放著一張醫院給她的優秀員工獎狀，背麵有醫院同事給她的留言，有的就直呼她Go-Go-Girl,很形象地勾勒出高皋的工作狀態。

　　後來因為經濟情況不好，醫院聘用的員工越來越少，一個人要頂幾個人的活兒，高皋形容自己在最後幾年的工作就像是“草船借箭裏的草人，累得萬箭穿心”，隻好在2006年提前退休了。也就是在她退休之後，她著手重寫巴黎時期的《後文革史：中國自由化潮流》，將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三個人物突出，並從家中藏書中補充了很多新的資料，寫成了這一本《三頭馬車時代》。

用“普遍人性論”看待政治事件和人物

　　高皋1942年出生於重慶，她的父親是中國最早翻譯托爾斯泰作品的翻譯家高植。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高皋是北京第二醫學院畢業班學生，89年學運時，她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所工作。親身經曆了現代中國政治風波的高皋，在寫作時沒有用意識形態的麵紗來裝飾政治人物，而是從人性的角度入手展現曆史事件和人物。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三頭馬車時代》裏的人物，有理想，更有在冠冕堂皇的理想下的個人權力爭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