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

那年夏天，哈爾濱。我，木子，泰德。木子小我兩歲，土生土長的哈爾濱男孩。泰德長我兩歲，來自河南。我們就職同一家公司。
那是2001年的盛夏光年，它讓我記憶深刻。
我想我這輩子都沒有當年當時那麽窮。貧窮，讓我曾經曲膝彎腰，為了拾一枚五角麵額的硬幣。在彎腰的那一刻，心裏瓦涼瓦涼。
換到現在，即便我有撿起五角硬幣的動作，可我壓根不會難過。那會兒的五角硬幣，於我而言，是二個半蔥卷饅頭，是我可以果腹的兩餐，一想到是因為這些，心裏便是無盡的悲涼。
公司拖欠我們工資已是事實。對於那年年輕的我而言，異地的工作，隻是讓我能在外麵遊走的借口，僅此而已。不奢望能在其中掙得大錢，也從沒想過會有多麽明媚的明天。工作，它除了讓我自給自足，還讓我順便去到從未走過的地方。
隻是不幸，負責人跑了。
卻很幸運，我們三人成了好兄弟。

在木子身上，壓根看不出東北男人的豪放，他磨磨嘰嘰嘮嘮叨叨，以致於我們後來不得不改口叫他“奶媽”。他倒也照搬全收，依著“奶媽”的稱號，於我們照顧有加。應該說，照顧我們的腸胃。
我還記得那會兒是怎麽把一張一張的毛票兒整整齊齊地堆疊好，換取食物。我們的午餐，經常是一元錢的五個蔥卷，偶爾“奶媽”大發慈悲，會從“中央財庫”中數出二元，買個“雞排”讓我們沾沾葷氣。
那是哈爾濱的“雞骨架”，刷上芝麻和特製的調料，在烤爐裏轉上幾圈就能香噴噴地出爐，美名其曰“雞排”，鮮美中帶一絲辣，骨架上還沾著不少的雞肉，好吃不貴，才兩元錢。可是即便隻此兩元，在那段兜裏沒錢相形見拙的日子，稱得上昂貴。
就數我最饞，有時我會像孩子似的央求，“今天晚上就買個雞骨架吧。”卻見木子目不斜視不受誘惑的樣子。我隻能調轉目光，蔥卷鋪的蔥卷使終如一地向我們招手。

終於有一天，因為再也交不起房租，我拎著行李從出租屋裏撤出。同一天，因為被舍監發現，泰德再也沒法借宿在哈爾濱某大學宿舍，我們集體投奔了木子。他有一套一室一廳的小房，一個人住，隻是父母時不時過來幫他料理家務。
兩張床，我一張，他們一張。每天早晨，為避免他父母突然來襲，我們早早就撤出。所有的使用痕跡都要消除，如同我們不曾來過。我們的洗漱用品和衣物，永遠隻能放在各自的行李箱，再小心地推入木子床底的最深處，細細掩藏。
他們都很照顧我，因為我是三人中唯一的女孩。那段時間，木子學會了熬粥，還有煎荷包蛋。每個清晨我都定定地坐在椅子上，等著木子給我熬的小米粥，他也開始學著煎我喜歡的荷包蛋，蛋黃五分熟的那種，然後坐在邊上一臉滿足地看著我把它吃下去，一邊嘖嘖感歎，“南方女孩兒真是細巧，吃個東西都這麽挑剔。”
每個早晨泰德都要到樓底去溜一圈，木子在他背後喊，“熬了粥，你喝不喝？”泰德頭也不回地說不吃了。
木子說早餐是一天三餐之中最重要的，一定要吃。所以木子和泰德把不多的早餐都留給我一人，又裝做若無其事。

從沒想過，這樣的日子會要持續多久。我和泰德無數次說要離開，可是買不起離開的車票。在哈爾濱的悲涼，父母都不知道。回家的電話自然是報喜不報憂。那年，我等著家鄉朋友給我的匯款，它將是我去到下一站的全部資費。泰德也是，翹首等待著來自家鄉的匯款。
在等待的日子裏，我們基本上從早到晚都在一塊，那時的境遇讓我們無法分離，也不能分離。有的時候，我們在白樺林呆上一個下午，我們跑去中央大街看看有沒有傳說中的美女。為了節省五角一人的公交車費，我們在一起走了許多的夜路，一邊放聲歌唱。
那是我最落迫的時候，現在想來，彼時也未見心裏有多害怕。因為年輕，除了心底苦苦的澀時不時襲來。我們遙想著離開後各自的境遇，觸手可及的離開和未來讓我們的討論開始熱烈。我說我還是去廣東，我的朋友會來廣州接我。泰德說他要去深圳，總之家裏是不會回去了。我們的熱烈與木子的愁悵形成對比，他托著兩腮眉頭緊鎖，“你們都走了，我該怎麽辦？”木子從小到大一直待在哈爾濱，哪都沒去過。他羨慕我們的東奔西走，領略祖國的各色山河。

這便是那一年的夏天，等到我的匯款時，已是十月。哈爾濱已進入秋天，白天還有點夏天的感覺，晚上已很寒涼。木子和泰德把我送上了火車，開往廣州，曆時二天二夜。
我的朋友在廣州站接我。踏入廣州的那一刻，感覺夏天又回來了，異常的熱。南北的氣候差異，讓我再次遭遇夏的熱浪。仍然是2001年的夏天，可它再也不是我曾在北國待過的夏天。
年輕的時候曾經到過一些地方，周遭的際遇無論美好亦或悲苦，我都張開雙臂笑納全收，這些畢竟都是財富。
那天與閨蜜ANNI到商業街吃肉飯，順帶叫了一個雞骨架。雞骨架是鹵汁的，無比柔弱地癱在不鏽銅盤中，帶著汁水。於是我跟ANNI說，“我曾在哈爾濱吃過‘雞排’，那才叫一個香。才二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