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周小舟堅持不批彭德懷

1959年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會議的主旨本來是糾“左”，後來卻變成了反右。正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
　　廬山會議迷霧重重，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內幕才逐步揭開。當時在黨中央，確實是一場尖銳鬥爭，又是一場很不講理的鬥爭。
　　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被打進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是因為彭德懷回湖南調查的時候他曾陪同，與彭交流時兩人共鳴；在廬山會議上討論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一封信時，他又直言不諱地發表了讚同意見，並且在後來毛澤東和他談話時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堅持不作批判彭德懷的發言。因此，周小舟被撤銷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湖南省委常務副書記周惠的思想觀點同周小舟基本一致，他也被邀參加了會議，幾乎被牽連進去，但毛澤東將他劃了出來。按周惠自己的說法，毛澤東找他談話，說他是彭德懷的“牆腳”，要挖彭的“牆腳”。周惠堅不承認是彭的“牆腳”，但他畢竟安然無恙地回湖南任原職。
　　周小舟也是被當作“牆腳”要挖的，但他堅持原則，堅持道義良心，痛苦地擔當了責任，擔當了“罪名”。1961年甄別平反時，我住在省委接待處，周小舟來看我，促膝長談。在廬山挨了鬥後，毛澤東給周小舟看《丘遲與陳伯之書》，要他“迷途知返，不遠而複”，動之以情，曉之以利害，談了一個通宵，隻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批判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小舟流著淚對毛澤東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信，我怎麽能批彭總呢？”毛澤東揮手說，“你走吧！”小舟站起身來誠懇地說：“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書記到湖南去，可能對情況不熟悉，我請主席考慮，還是讓周惠回去，他熟悉情況，可以當好新書記的助手。”周小舟將所有責任都攬在自己頭上。臨下山時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囑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請他照顧妻室兒女。
　　回想起來，也就是1959年6月28日他去廬山開會之前的一個晚上，我去他家閑談。
　　我說：“上了廬山，在會議上，要以總結經驗教訓為主，對左的錯誤作為例子來談，不要作為批評的主要目標。”他聽後在屋中繞了兩圈，邊走邊沉重地對我說：“吾愛吾師，吾亦愛真理。毛主席是敬愛的老師，如果一切照老師的話原封不動，錯了也不去糾正，那麽認識不能發展，不僅熱愛真理做不到，吾愛吾師更談不上了。”他決心將群眾呼聲和自己的認識在會議上向中央和毛主席如實匯報。他是抱著一顆純潔的心上廬山的。
　　廬山會議的第一階段，也是按照原定任務，為總結經驗，調整指標，提出19個問題，繼續糾“左”來進行的。
　　會議開到一半，麵臨兩種抉擇：一是繼續糾“左”，真心誠意地認真糾“左”，在指導方針、指導思想上徹底轉變，這在黨中央是彭德懷的“意見書”，在湖南是周小舟的12點建議的精神，他們的意見是真正糾“左”的良方；另一種抉擇是諱疾忌醫，輕描淡寫，認為“左”隻是“頭發卡子”問題。可惜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毛澤東不僅對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的正確意見聽不進去，反而停止糾“左”，把會議逆轉為反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鬥爭，使“左”重新升級。
　　彭德懷在廬山的日記中寫道：“我7月14日寫給毛主席的信，7月16日由中辦印發到會同誌，7月22日各組經過六天討論，對信完全同意的隻有一個同誌，基本上不同意的也隻有一個同誌，其餘在發言中大多數同誌是基本上同意的。但還有一部分同誌還沒有發表意見。”李銳說：“在廬山會議前一段‘神仙會’階段，盡管對‘左’傾錯誤認識的深度不同，但當時頭腦清醒的人包括大區負責人，應當說是占多數的。不僅彭德懷、張聞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也都發了言，表了態。”“隻有柯慶施、康生為首的一撮人……為了保護自己，他們到主席麵前進讒言，加油加醋，渲染上綱，說‘人都被彭德懷拉過去了’，這也就促成毛澤東以為彭這回要‘掛帥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
　　康生、陳伯達從“理論”上幫助毛澤東批判彭德懷、張聞天。說什麽蘇聯搞社會主義革命十年出了布哈林反黨集團，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十年又出了彭德懷反黨集團，這就不僅是魏延反骨，舊病複發了，而是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必然規律了。毛澤東乘勝追擊，發表《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曆及其他》說：“廬山出現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要鬥下去，至少也要鬥二十年，可能要半個世紀。”又將黨內因工作意見之爭上升到階級鬥爭、生死鬥爭上去了。
　　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閉幕了，湖南上廬山參加會議的第一書記周小舟去北京作檢討，新任省委第一書記和另外兩個參加會議的書記處書記回來當晚就召開電話會，通知各地、市、縣委書記安排好工作，到省裏參加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的省委擴大會議。
　　會議由新任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主持。從8月22日一直開到9月15日，有1980多人參加。會議第一階段傳達八屆八中全會決議，開展對彭、黃、張、周的批判，重點自然是在周小舟身上。由於中央已經定了性，會議一邊倒地猛烈批判聲討。發言者大肆宣傳大躍進、公共食堂和大煉鋼鐵的成績，用畝產幾萬斤的“事實”和公共食堂有多少條“優越性”來批駁周小舟的“右傾”，與周小舟劃清“界線”。
　　9月4日，周小舟由北京回來，6日起在大會上接受批判，後來又在小會上批判，鬥爭更升了一級，似乎還要挖出更多的材料來，但又哪裏有？也就從這個階段起，我被隔離開來。他們如何批鬥小舟及唐麟、方用等，我一無所知。由於我始終沒有承認錯誤，所以對我處分最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農場勞動！
　　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開過了，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這樣，我才算有了轉機。
　　中央規定對周小舟是不予甄別的，他仍頂著“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成員”帽子，中央調他到廣州去任中國科學院中南分院副院長。
　　臨行前，小舟到接待處來看我，我們久未見麵，談話時，我談到當時農村種種困難情況。小舟仍然責怪自己任省委第一書記時，沒有能夠製止浮誇風，使國家和人民遭到了巨大損失，引為內疚。他喟然長歎：“教訓是深刻的，眼見國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災難，我的心情不能不沉重嗬！”
　　我們握手惜別，但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和小舟的最後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