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6粉養毛毛蟲的博客
學殺蟲，做磚家。
正文
日期： 2007-01-04 ] 來源： 本站采集 作者： 單世聯 [字體：大 中 小]
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
單世聯
1979年，沉寂了整整20年的黃克誠大將複出，他的遭遇，他的品格，使他享有很高的威望。1989年，解放出版社出版了由黃克誠夫人唐棣華整理的《黃克誠回憶錄》上冊，下冊一直未見。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黃克誠自述》，內容除《回憶錄》上同外，增加了從參加開國大典到廬山會議的經曆。以敢講真話著稱的黃克誠，在他的回憶中也有較多的真話，這是一本較有反思精神的回憶錄。
1 “右傾”
黃是1959年7月17日上廬山的，此時的背景是，彭德懷的信已被加上“彭德懷同誌意見書”的標題印發。黃對彭信的看法是，有漏洞，有問題，還有刺；照實際情況，還可以說得更嚴重一些，但這話不能對彭德懷說。之所以不能對彭講，因為這樣可能會使彭的態度更加激烈。可見，黃對實際情況的判斷與彭一樣，但他較有策略。隻是黃的“策略”沒有使他喪失原則，據李逸民說：“總理通知黃克誠上山，並跟他談了話，不要亂發言。黃克誠同誌是絕對忠誠於黨的事業的，他早就看到‘左’的問題，所以沒有聽總理的勸告，一上山就開口了。總理批評他：‘你吃了狗肉來的吧！勁頭這麽大！”（李逸民，1986：191）
黃了解彭與毛過去的恩恩怨怨，知道毛對彭信的態度,也明白通知他上山的目的，就是林彪對8月1日最後一批上山的人說的：“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一批援兵。”（李銳，1999：258）但還是在19日的小組會上講了真話，支持彭的意見，以至於被說成是“彭德懷的走狗”。可以說，黃是自投羅網。
內部鬥爭風雲變幻，官員命運起伏無端，很多人都沒有一貫的人格個性和政治立場。相對而言，從早期到廬山，黃一直是敢於說真話的“右派”。比較重要的幾次是：
１、1928年初湘南暴動前：
鄺振興主張立即暴動，得到多數人的讚成，我不讚成立即暴動，主張先做群眾工作，積聚革命力量，為舉行暴動準備條件，待機而動。鄺振興立即指責我膽小怕死，是右傾機會主義。…… 後來的永興縣委也一直認為我右傾。（黃克誠，1989：51）
２、湘南暴動後，湘南特委自衡陽遷到耒陽，特委領導左得很，大燒大殺，不但燒衙門機關、土豪劣紳的房子，而且連縣城的整條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陽至坪石公路兩側15華裏的所有村莊都燒，理由是敵人來進攻時無房可住。這種燒殺政策使民眾不得安生，很不得人心。黃的哥哥是同情革命的農民，就對黃說：你們為什麽要燒房子呢？把這麽多、這麽好的房子燒掉多麽可惜！即使是土豪劣紳的房子也不應該燒掉，可以分給窮人住嘛。在永興縣委會上，黃堅決反對房子。
縣委書記李一鼎嚴厲指責我右傾，並責成我負責燒縣城。我拒絕執行。李一鼎以組織名義命令我必須執行，否則將受到嚴厲處分。（黃克誠，1989：56）
差不多與此同時，永興縣處決了一個地主，肅反委員會決定把他的幾個未年的兒子一起殺掉，以斬草除根。“我向肅反委員會建議不要殺未成年的小孩子。他們認為我右傾，我又同他們爭執起來。”（黃克誠，1989：60）
3、1930年，三軍團打下平江後，開會討論下一步行動。黃在會上反對攻打中心城市。
我講完上述意見之後，立即受到與會同誌的嚴厲批評，指責我的觀點是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認為我目前的思想狀態，已不適宜擔任重要領導工作。於是，撤了原要我擔任縱隊政治委員的任命。（黃克誠，1989：123）
４、1932年，第二次打“ＡＢ團”時，黃拒絕執行，被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以調動工作為名撤銷三師政委的職務，並準備處死。彭德懷糾正了這一處理，不久恢複了黃的職務。（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258）
５、1932年1月，三軍團打贛州，黃提出撤圍的建議，未被采納，敵反攻時，未接命令就主動撤走，由於處置恰當，未被追究。不久三軍團召開田村會議，批評黃的右傾機會主義，雖未撤職,但黃一直受批。10月中央局寧都會議後，三軍團召開廣昌會議，撤銷師政委的職務。
６、1935年2月紅軍再克遵義後，黃從報上知道方誌敏等被俘或犧牲，中央蘇區紅軍損失嚴重。黃即找一位領導談心，認為當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應盡量避免與敵人打硬仗等等。
由於我長期以來就被批判為右傾，這次我同領導同誌的談話中，可能有些問題沒有講透，表達得不夠清楚，因而反映上去以後，引起了誤會，領導懷疑我缺乏信心，認為我不宜繼續擔任領導工作了。於是，便把我調離所在部隊，回到軍團司令部賦閑。（黃克誠，1989：226）
７、1935年紅軍出草地後，中央派李富春等人到三軍團工作，由於彭德懷塑造了三軍團的艱苦樸素的作風，所以戰士們對這幾位領導同誌的特殊化（如經常聚在一起吃好的）就有意見。“上麵派來的個別領導幹部卻把這類問題看得過於嚴重，認為這是對革命喪失信心的表現，因而提出來要在紅三軍團整頓紀律和審查幹部，對那些被認為是問題嚴重的人甚至要采取處死的辦法予以懲罰。”（黃克誠，1989：240─241）黃反對這種做法，提了意見後，領導認為他不可靠，不適宜擔任領導工作，更不能帶兵。俄界會議後整編，原擬任黃為第二縱隊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考慮也就作罷。
８、1935年9月，紅軍在哈達鋪的休息時間太短，戰士體力消耗未能恢複，行軍途中一路有人掉隊。政治保衛機關懷疑掉隊與情緒不振作有關，懷疑掉隊的的人會投敵，就采取殘酷的懲罰措施。
我當時擔任軍事裁判所所長，上級機關把那些掉隊的人抓起來交給我審判處理。我實在不忍心下手處理這些同誌。記得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長，以前在戰鬥中被敵人打掉了一隻胳膊，因為在過草地時丟掉了幾名傷兵，這時也被抓起來交付審判。我去找縱隊司令員彭雪楓講情，認為這種情況情有可原，不應處死，恰巧碰到政治部門兩位領導同誌，他們見我替被交付審判的人講情，就把我狠狠地訓斥了一頓，說：“你還當過師政治委員呢，邊這點小事情都處理不了，真不中用！”說完，就派人將那位管理科長押走處死。（黃克誠，1989：243─244）
黃的行為引起反感。一位領導毫不客氣地說：像黃克誠、吳慨之這樣的人，年齡大了，幹不了什麽工作了，連當個紅軍戰士也不夠格。“聽到這個評語，我使不敢再講什麽話了，隻得小心翼翼地跟著部隊走，生怕掉隊而被處死。”（黃克誠，1989：243）
９、1940年11月，新四軍發起了打韓德勤的曹甸戰役，黃認為無論上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不宜打。後來果然沒有打好，但“華中局領導認為我右傾，作戰不力，撤了我第五縱隊司令員職務。”（黃克誠，1989：310）
從黃的經驗看，所謂“右傾”說到底就是對困難看得多一些，謹慎一些。事實證明，隻有“右”一點，成功的把握才會大一點。1928年湘南農軍從井岡山下來後，隊伍被打散，黃和李卜成躲在山上：
有一天，我們倆正在山下曬太陽，還沒有上山，我弟弟就送飯來了。我對李卜成說：“這幾天風聲很緊，我們還是把飯拿到山上去吃穩當些。”李卜成還想多曬一會兒太陽，他不以為然地說：“你怕什麽？難道吃頓飯的功夫，敵人就會來嗎？”我沒有跟他多說，端起飯就往山上走。他無法，隻好跟著我走。就在我倆剛剛爬上山坡，尚未進入樹木之中時，山下的村子已突然被民團包圍起來。（黃克誠，1989：73─74）
1945年黃率新四軍三師赴東北。行前上級說東北武器裝備很多，要他們把武器和裝備留下交給地方，到東北後就可拿到新武器、新裝備。
我曆來考慮問題，總是把不利的因素盡量想得多一點，以便有備無患。我想目前情況瞬息萬變，部隊到東北萬一拿不到武器，將怎麽打仗？而且千裏行軍，路上遇到情況，沒有武器又怎麽行？所以我堅持部隊現有的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裝上路。…… 盡管當時受到到一些責難。（黃克誠，1989：328）
這一擔心不是多餘的。伍修權當時負責與東北的蘇軍聯係，蘇方說沈陽附近有一個存有十多萬支槍的武器倉庫，可以就移交給我軍。伍修權報告了中央，中央馬上命令山東和黃克誠部隊，把原有的武器留在關內，迅速徒手出關到沈陽接受這批新武器。“兩周以後，奉命接受武器的部隊已經陸續到達東北，我們正要蘇軍實踐諾言，卻意外地得到他們內容相反的通知，說是由於國際上的種種原因，那批日軍武器要另行處理，不能按原計劃給我們了。這一弄得我們非常被動。出關的部隊已將原來的武器留在關內，預定得到的新武器卻一件也到不了手，成了一群徒手士兵，部隊上下都在埋怨。”（伍修權，1991：201—202）
1952年的“三反”意在整肅黨和政府內的貪汙腐化分子，中央向各地下達了數字指標，“試行幾天後，我就感到有問題。”“采用限定數字的辦法，會使一些單位、一些群眾，為了完成任務，而硬找對象，為了完成任務，搞變相的逼、供、信，這樣就會搞擴大化，搞出冤假錯案。”（黃克誠，1989：229）
而所謂“左傾”，不但給革命帶來極大危害，左派分子本人也往往不是堅定的革命者。比如鄺振興：
因工作中受到一些挫折，這時他卻躺倒不幹了躲在家裏不肯出來。我就到他家裏去看望他，動員他出來繼續為革命工作，但他仍猶豫不決。（黃克誠，1989：54）
李一鼎更是一個逃兵。上井岡山後他任陳毅第12師36團的黨代表，下山後不久就托辭到衡陽找特委而一去不回，離開了革命。
2 群眾
黃的一慣“右傾”，不僅因為他生性謹慎，也在於他對革命的主要方式即群眾運動有自己的認識。1951年湖南鎮反，開始時，有人從寬大方麵考慮問題，對鎮反想不通，不想殺人。在黃的督促下，湖南開了殺戒，但3月下旬，黃即下令收縮範圍，停止大捕殺。
可是收縮也不是那麽容易的。殺戒已開，又有點停不住了。慣性是客觀規律；物質運動還能精確計算，群眾運動則是很多人的運動，人又不同於物，各有各的主觀能動性。所以領導者就更得認真、仔細地，注意觀察及掌握運動的發展、變化；及時地給予指導和控製。否則就會出現推不動、展不開，或展開後收縮不住、控製不了、造成擴大化的情況。湖南省委決定停殺，已嚴令下達，還是過了個把星期才完全停了下；那還是我們下力氣狠抓的結果。我們花了很大力氣，才刹住了車。（黃克誠，1994：227─228）
群眾運動有其非理性的情緒性特質，一旦發動就不那麽容易停止，多次出現的過火、過極、擴大化等等，除了“矯枉必過正”的思維方式外，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官員對群眾運動的慣性認識不清，不是推不動、展不開，就是收縮不住、控製不了。由於總的說是左的傾向占統治地位，所以更多的情形是殺戒一開，就難以收拾、難以刹車。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興縣公安局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有“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讚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這樣的觀點。（王年一，1996：71）“此後，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時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8月27日至9月1日，該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１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鬥完老師、校長後，在校園內就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王毅，1998）
身為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謝富治肯定不會同意或批準像大興、武宣這樣的屠殺，他隻不過開了一下口子，“不要勉強”就成了“支持鼓勵”，群眾中蘊藏著的狂熱就噴湧而出，釀成難以收拾的慘劇。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就連從來“不怕亂”的毛澤東也提問：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該結束了？都講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究竟什麽叫到底？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其實還差得多，到1976年毛辭世，文革也沒有結束。原因很多，運動起來手群眾不好控製是其中一條。從土改、鎮反時的殺人過度到“文革”時的天下大亂，善於發動群眾運動的毛澤東也不能完全得心應手地掌握好他特別鍾愛的“群眾”，“文革”的錯誤確實不應當由毛澤東一人承擔。
3 謹慎
掌握運動要謹慎，個人行為也要謹慎。運動頻仍，整肅不斷，身居要職的高官，稍一不慎即會翻身落馬。
黃的新四軍三師在蘇北經營了好幾年，經濟狀況比較好。1945年赴東北時換成黃金作軍費，到49年離開東北時，還有剩餘。黃調湖南後即要負責保管它的翁徐文用來救劑軍烈屬，最後剩下的交給省財政部門。翁徐文非常謹慎，錢上交後仍不敢銷毀帳目收據。1952年，黃上調北京，翁問黃這些帳目是否仍由他保存？“我一向都是個謹慎的人，這一次卻由於問心無愧，十分自信，信口回答他說：這是你經手的帳，交給誰呢？要是你嫌它累贅，這陳年老帳就銷毀了它也可以。”（黃克誠，1994：264）但陳年老帳也要根據現實需要翻個底朝天。廬山會議後，有人提出了這筆黃金問題，暗示黃有“腐敗”行為。於是大將親率一批人到湖南查帳，幸好翁徐文小心，所有的一切帳目都保存著，此事才不再有人提及。
1958年，彭德懷應遵義政府部門之邀，為在遵義犧牲的三軍團參謀長鄧萍題寫了墓碑，寫完後又情不自禁地寫了一首以三軍團曆史為主題的長詩。黃看到後，即對彭身邊的人員說：“告訴彭老總，以後不要亂寫，弄不好是要犯錯誤的。”“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265—266）
但在某種情況下，謹慎並不總是換來平安。1959年彭之參加廬山會議本來也是出於黃的擔心。彭德懷因剛從國外回來，想休息一下，要黃去參加。黃提醒說：“這次會議是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你是政治局委員，你怎麽能不去呢。”（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266）
4 三次反右
雖然黃以謹慎自信、以“右傾”知名，但把問題考慮得周到、把困難看得多一些的思維慣性卻並不一定就是右。事實上，他也有過三次光榮的反右。
一是49年他主政天津時，劉少奇在天津提出對資方不要講鬥爭，以團結資方搞好生產，並要資本家放心大膽地幹。黃向劉提出不同意見，“我認為當前對資方是要團結，但不能放棄鬥爭，應該是又團結又鬥爭，在鬥爭中求團結。”（黃克誠，1989：364）
二是黃主政湖南時，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提出“工會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國家”的說法。黃認為我們的國家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也即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政府是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工會是共產黨領導的工會，政府和工會就不會有兩個立場。即使在眼前和局部利益上，工人與政府出現矛盾，也應該在黨的領導下，從長遠和全局的利益著眼，互相協商，取得一致意見，求得妥善解決。（黃克誠，1994：224）
三是1950年土改時，黃主張湖南要征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而饒漱石反對。黃認為，如果說康生曾實行的“貧雇農”路線、“搬石頭”等是過左了，那麽饒漱石不動富農的觀點又太右了。因為湖南的地主土地少，不夠分，必須征收富農的土地。（黃克誠，1994：230）
劉、饒的地位都比黃高，李也代表中央一個部門，所以三次反右都表現了黃敢提意見、敢講真話的個性。他的觀點與不久毛對劉、李的批評有一致之處。但黃既不是事先觀察風向，也沒有走向極端。這說明反右並不一定走向極左，左、右之間仍有極大的伸縮餘地。
事後看來，不是黃，而是黃反對的劉、李、饒等人的觀點更符合中國的實際需要：對資方過分的鬥爭、隻強調黨對工會的領導和國家利益與工人利益的一致、征收富農土地時損害中農利益等等，都是50年代初不斷出現的左的行為。黃沒有助長左的動機，但根據現實形勢提出的不右不左的觀點仍然與此後越來越大行其道的左有關。
5 幸與不幸
黃愛提意見。遵義會議後，一些高級將領對毛澤東的戰略戰術不滿，其中尤以黃和彭雪楓為最，“毛主席批評說，上至中央下至支部，他都有意見。”（楊尚昆，2000）黃的特殊性是，他雖屢屢被整，卻又不斷受到重用，直至中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幸運者。
一個人參加了革命，就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黨，先輩們的無私無畏和自我犧牲精神是空前絕後的，一個黨員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黃幾次落井終至擢升的關鍵，在於奪權時期需要他這樣能幹的人。政治、軍事、後勤、群眾等等，無論在哪個崗位，黃總能迅速打開局麵，取得實績。他的部隊，甚至經濟上也比較好過。抗戰期間，他開辟了蘇北根據地，新四軍三師發展到八萬多人，是華中的主力部隊之一；1945年他最早建議進軍東北，挺進東北後，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建設了西滿根據地。以創立根據地而建立自己地位的毛，對他也表示欣賞。1945年12月22日，中央來電特別指出：“關於建立根據地，你是有經驗的。”
黃以自己的才能在用人之際“犯忌”、說真話而能存活，這在革命時代已算是幸運的。49年以後形勢大變，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場景：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一天，毛澤東約我到他住地吃晚飯，我們邊飯邊爭論問題。當談起四平保衛戰的情況時，毛澤東問我：“難道四平保衛戰打錯了？”我說：“開始敵人向四平推進，我們打它一下子，以阻敵前進，這並不錯。但後來敵人集結重兵尋我主力決戰的情況之下，我們就不應該固守四平了。”毛澤東說：“固守四平當時是我決定的。”我說：“是你決定的也是錯誤的。”（黃克誠，1989：348）
1946年5月12日，黃給中共發電，反對固守四平，毛並未因此責怪黃。但1959年8月19日，黃隻是在發言中表示了與彭德懷相同的意見，就大難臨頭。領導人越來越驕橫的個性是一方麵，更重要的是情境不同：江山已經到手，少你一個黃克誠，又何足道哉？
所以黃在廬山會議上說：我在書記處的會上說過，我黃克誠總算一個敢講點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大好講了。確實，情況不同了，講真話也就有不同的後果。萬炮齊轟彭德懷後，陶鑄等人奉命對黃勸降：這是維護黨的利益，維護毛主席的威信。維護黨的利益是黃的終生職責。在戰爭歲月，維護黨的利益就是打好仗；但在1959年，維護黨的利益首先就是維護毛的威信。黃從來都是把黨的利益看得比什麽都重要，為了黨的利益，他隻能承認寧願殺頭也不願承認的事。既然如此，為什麽要附合彭德懷呢？黃的悲劇在於他沒有認識到，要再以此前的方法維護黨的利益，反而就可能反黨的利益。
6 也配和共產黨鬥？
湘南暴動後，黃和李卜成與黨組織失去聯係，有一年多時間，他們都在“千裏奔波找黨”。這段生涯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叫劉乙光。
1928年10月，黃、李到了南京，經人介紹去找同鄉劉乙光。此時劉在南京中央軍校工作，黃要他解決去上海的路費，劉不願出，但表示去上海公幹時把他們帶到上海。黃、李到上海住下後，劉給他們寄過生活費。劉失業後又把他們介紹給另一個同鄉以使他們獲得幫助。1929年夏，黃、李先後到了武漢，又遇上此時在蔣介石的嫡係顧祝同部隊任少校訓練官的劉乙光，劉介紹黃到師政治訓練處當了一個少尉科員。黃有一次在路上碰上一個正在搜捕他的同鄉，劉幫他脫身。1930年元旦，黃要離開武漢，與劉告別，“通過這一段的相處，我感到他是一個熱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在臨分別時，我對自己的去向沒有向他隱瞞，據實以告。劉乙光聽了以後對我說，他也有去當紅軍的想法，等將家屬安頓好後，再考慮去蘇區參加紅軍。但他以後沒有去蘇區，我也沒有再同他聯係。也可能他以後又向右轉，完全投到反革命一邊去了。”（黃克誠，1989：105）
一個國民黨軍官幫助一個共產黨，這樣的事在當時並不少見，共產黨的成功有賴於蔣介石的“幫助”和“寬容”。劉乙光當時是傾向於共產黨的，他幫助黃是自覺的。這一行為之所以成功，在於國民黨組織和軍隊的政治氣氛不濃，組織紀律性不強，雖經在建黨初期得到蘇聯和共產黨的幫助，但始終沒有建立起嚴格的政治審查製度和人事檔案製度，沒有查三代、相互揭發、思想匯報之類的政審程序，大批共產黨人可以從容戰鬥在國民黨的心髒。比如，黃所在師政訓處：
既有死心塌地效忠於蔣介石的反革命骨幹分子，如政訓處主任康澤之類；也有像劉乙光那樣的左派軍人；還有坐牢剛出來的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者。他們之中，有些是政局變幻中的失意者，也有共產黨隊伍中的脫黨分子。大家對各人過去的曆史大都相互了解，但都不認真對待，對經曆的遭遇相互很同情。他們有時拿對方過去的曆史相互開玩笑，但決不外傳，更是瞞著康澤和他的親信。（黃克誠，1989：100）
康澤一貫被稱為國民黨的特務，但他的內部管理卻馬虎得不能再馬虎。沒有任何內查外調、人證物證，黃隻憑著劉乙光偽造的一份師範畢業、當了幾年小學教員的履曆，就順利進入了康澤的政訓處，在他的手下活動了半年。國民黨用這樣的人來從事特務工作，焉得不敗？蔣介石失敗後，總結教訓，說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到台灣後，蔣經國親自負責軍隊的政治工作，審查幹部、純潔內部，大搞特務恐怖，收到了相當的效果。
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比如專案組要審查黃，“凡是我經過、到過的地方，認為能找、能查的都要處處跑到、一一調查。”（黃克誠，1994：279）一個疑點也不會放過，在原則上，完全沒有問題的人經得起反複查，要真有問題，任你隱藏得再深也難逃組織的火眼金睛。
7 何篤才
何篤才原是一軍團的幹部，對一軍團和毛有深刻的認識。由於在古田會議之前朱、毛之爭中支持朱德，從此就不受重用，調到紅三軍團三師任宣傳科長。
他曾對我說過，毛澤東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論政治主張，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什麽要站在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我說：政治路線正確，組織路線上有點偏差關係不大吧？他說：不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不應該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問他：毛澤東的組織路線究竟有什麽問題？他說：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決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還舉例說，像李韶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結果，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這樣的組織路線，何以能服人？（黃克誠，1989：165）
曆史證明了何的判斷。毛的本事就是超過任何人，隻有他領導黨取得了政權，但毛在重用親信、整肅異已方麵也無人能及。“打ＡＢ團”的主要矛頭是指向贛西南地方黨和紅軍的，不料，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麵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在部分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不滿，有人“罵前委反抗中央命令不打武漢也不打南昌，連打下的長沙都要退出，現在又要退出吉安回到蘇區。”（戴向青，1994：94）“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１２月中旬在一方麵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 、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 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餘名‘ＡＢ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ＡＢ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槍決。”（高華，2000：17）像何篤才這樣的清醒者第一次“打ＡＢ團”居然把他放過了，第二次才把他殺了。
何是一個道德主義者，他明知隻有毛澤東會成功，卻依然支持“寬厚坦誠”的朱德，似乎是自覺地賦予殘酷的革命以一絲倫理的光輝。
8 李韶九
李韶九與蕭克同是湖南嘉禾人，父親是當地的流氓頭子，從小就是賭棍和煙鬼，南昌起義後他跟著蕭克參加了起義部隊。後來蘇區中央局在《關於處罰李韶九同誌的過去錯誤的決議》中指出：“李韶九同誌在１９２８年已經入黨，不久後曾在安源被國民黨軍隊逮捕，逮捕後雖曾營救了一個同誌，但自承為三民主義忠實信徒，且為敵軍起草代郵快件，這表現他在艱危的環境中完全失掉一個工人黨員的立場，客觀上完全是政治叛變；次之，李韶九同誌當江西省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時候竟與被罰款的商人女兒結婚，這種嚴重錯誤最是損害黨蘇維埃政府特別是肅反工作在群眾中的威信；再則李韶九同誌在他有錢的時候，又時常向黨內濫要錢，這亦是一個非共產黨的行動。”（戴向青，1994：211）但李韶九卻深得信任，委以“打ＡＢ團”的大權，放肆屠殺紅軍和地方黨的幹部，成為一個令人聞名喪膽的人物。
李的所作所為，除直接削弱了紅軍隊伍外，還有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影響了毛的威信：“本來，毛澤東同誌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中，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認他的政治、軍事路線正確。然而，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以錯誤的政治、軍事路線，代替了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之所以會如此，蘇區同誌相信黨中央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同誌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黃克誠，1989：166）二是造成蘇區群眾與紅軍的疏離。“主力紅軍長征之後， 留大中央蘇區的紅軍部隊無法堅持，這除了敵人的‘圍剿’封鎖之外，還與打‘ＡＢ團’擴大化而脫離了蘇區的人民群眾有關。以後陳毅同誌曾與我講起過，他說胡燦原來在興國一帶的人民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肅反中胡燦被殺，當地群眾無不痛哭失聲，他們對這種做法非常不滿意。後來陳毅到了興國，當地群眾對他很冷淡，胡燦的母親還當麵質問陳毅：‘我兒子究竟犯了什麽罪？你們為什麽要把他殺掉！’問得陳毅無法回答。”（黃克誠，1989：139）
周恩來到蘇區後，處理肅反“簡單化”、“擴大化”的問題，但投鼠忌器，這個雙手沾滿紅軍的幹部鮮血的劊子手隻受到留黨察看６個月、下放基層的處分。抗戰期間在華中，黃向留在蘇區的陳毅問起李的結局，陳很氣憤地說：“那是個壞家夥！主力紅軍長征走了以後，我們就把他幹掉了。”陳還深有感觸地說：“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二過。”（黃克誠，1989：140）此話說過沒多久，整風審幹運動蓬勃展開，比李韶九還李韶九的康生奉命橫掃黨內一切異已，陳毅本人不但在華中被饒漱石整得連鬼都不上門，還被叫到延安坐了幾年冷板凳，此後又長期讓饒漱石在華東騎在他頭上。1967年“二月逆流”期間陳毅的言論表明，他對毛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949年後，李韶九被追認為烈士；而康生則在“文革”中再度紅得發紫。
9 江西籍
江西根據地是中國革命的搖藍，但江西人卻被大量殺戳。“肅ＡＢ團”的主要對象是江西省行動委員會、贛西南特委和江西地方紅軍20軍。恐怖激起“富田事變”後，毛任書記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采取了“堅決進攻的策略”，打“ＡＢ團”的肅反運動在“階級決戰”的口號之下，由李韶九根據毛的意旨不斷升格。肅反的方式很簡單，“上邊一號召，下邊就一哄而起。辦法就是逼供信，供出一個，殺掉一個，連隊就有權殺人。後來，有的地方索性對有懷疑的人就捉起來殺掉。”（黃克誠，1989：141）
李聚奎與黃克誠同屬三軍團。他回憶他所在部隊的肅反方法：“那時打“ＡＢ團”的做法，是不調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講事實，完全采用誘供、逼供的辦法。甚至把隊伍集合起來，排成一字長隊，再把經過誘供、逼供而自供是‘ＡＢ團’的人帶到隊伍麵前，然後指著隊列裏的人，逐個向他提問：‘他是不是？’‘這個是不是？’隻要他說聲：‘是’，或者一點頭，就當即把被指的人抓起來。就這樣誤整了許多無辜的好人。特別是在同一個地區來的人中，隻要抓出一個，往往就牽連一大片。如我們團在吉安擴編了一個新兵連，大部分是吉安人，因為都是一塊來的，互相認識，所以在這個連抓出來一個吉安兵後，就‘供認’出半個連的人是‘ＡＢ團’。（李聚奎，1986：90—91）同為三軍團的李誌民說得更細一些：“把隊伍集中起來，排成一列長隊，首先宣布‘AB團’是反革命組織，‘AB團’特務必須自首才有出路，然後察言觀色顏觀色，畏縮或臉變皮的人，就命令出列帶走。進行誘供、弄訊逼供。弄訊完全采取對付敵人的辦法，除了吊打外，還有一種刑法，就是把被審人的雙手大姆指用鐵釘紮緊，然後從兩姆指中間打進一個木楔，問一聲：‘是不是AB團？’不承認，再往裏打一下。”（李誌民：1993：139）
由於“富田事變”起於贛西南特委和紅２０軍，自然對江西藉人懷疑更大，部隊中江西藉戰士成了肅反打擊的主要目標。第三軍團在江西興國補充來的一批新兵，大部分被肅掉了，幸存下來的沒有幾個，實在可惜！（黃克誠，1989：141）李誌民也說:“因為‘AB團’出在江西的富田、東韶這一帶，而紅五軍多數是湖南平江、瀏陽一帶的人，所以抓‘AB團’的重點對象大多找我們在東渡贛江以後在江西參軍的新戰士。”（李誌民，1993：139）這一問題。三軍團殺江西藉新兵，彭德懷負有責任。王平回憶說：“彭軍團長曾說過，平江、陽新、大冶等地出來的幹部、戰士絕對沒有“ＡＢ團”。所以，三軍團的肅反主要懷疑對象是江西藉的幹部戰士，特別是從長沙解放過來的江西藉戰士。……我們機關槍連有２８個江西藉新兵被抓了起來，審訊以後殺了20多個。”（王平，，1992：26）
當然彭德懷隻是奉命行事。張平凱當時對打ＡＢ團沒有底。就“去問彭軍團長和滕黨代表，他們說：我們不是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我們是從湖南過來的。ＡＢ團隻是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裏的極個別人。”（張平凱，1984：208）
拿江西人開刀主要政治上原因，但其中也有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的土過長矛盾的因素。井岡山時期有個“湘贛邊特委”，其領導人龍超、王懷等都是土著派，它曾殺害了毛澤東信用的、也是特委中唯一的客籍人宛希先和毛上井岡山時有所憑依的客籍人袁文才、王佐。（餘伯流、陳鋼，1998：434—435）土著派李文林主持的贛西南特委後來又撤銷了毛的另一個親信的湖南人劉士奇的職務。毛澤東有理由認為贛西南地方的黨政軍機關充滿了ＡＢ團，當時負責“打AB團”的主要人物楊嶽彬、周以粟、李韶九、古柏、郭化若均是客籍。
10 悲劇可以減少
革命史“左”禍綿綿，生存處境、政治路線固是原因，各級領導人的立場和態度同樣重要。
黃的“右傾”，基於血的教訓。第一次打“AB團”時，他也是深信不移，“對上級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覺地遵照執行，從而鑄成了終生遺憾的大錯，至今回想起來，仍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算曆史舊帳，僅此一筆，黃克誠項上這顆人頭是不夠抵償的。由於這次錯誤的教訓太慘痛了，使人刻骨銘心，畢生難忘。所以，以後凡是碰到肅反、整人之類的政治運動，我就不肯盲從了。”(黃克誠，1989：142)黃在曆史上以右聞名，除了他較為實事求是外，主要原因在於他善於吸取教訓。
黃並不是最高掌權者，他本人可以吸取教訓，少殺人，但真要扭轉局麵，還需要上級直至最高領導的認可。第二次更大規模的肅反時，黃進行了抵製，讓肅反委員會要抓捕的石元祥、曾彬農等人上山躲起來，打仗的時候再叫他們下山，“他們明知上麵要抓捕他們，但並不逃跑，打起仗來更加勇敢地衝鋒陷陣。”（黃克誠，1989：167）但兩個星期過後，肅反委員會還是把他們抓住殺掉了。連帶黃本人也被抓起來“審查”，隻是由於彭德懷的幹預才幸免於難。──但這也為20多年後他們在廬山共同遇難埋下了伏筆 。
1943年，華中局和新四軍根據中央指示開展“搶救”運動。黃提出要接受中央蘇區的教訓，不要搞搶救運動，以免發生逼供信、傷害無辜的事件。他的建議當然不可能項住延安的壓力。“第七旅被‘搶救’的幾個人，開始在軟逼的情況下就有點表現不正常，後來被抓起來一審訊，就亂供一氣了，簡直不著邊際。我一見這種情況，就知道不對頭了,看來老毛病一下子是改變不了的。 ”（黃克誠，1989：299）包括新四軍第七師政委曾希聖的妻子也被抓了起來，因為有一個女幹部供出她是特務。黃就去找這女幹部：
開始，我問那個女幹部，是如何加入特務組織的？她滔滔不絕地講了一通，繪聲繪色；我又問她都搞了哪些特務活動？ 她照樣又是講了一大套，神乎其神， 我一聽就覺得不可信。最後我問她，講的這些是不是真話？她說是千真萬確。我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她的疑慮，對她說，對組織要講實話，不能有半點虛假，否則，既對革命事業不利，又害了自己的同誌。這時，她突然放聲大哭起來，說她以前講的那些話全是編造的假話。我問她為什麽要講那些假話？她說，起初搞‘搶救’時，她講的是真話，但人家不相信，對她進行‘搶救’，大會小會鬥爭、逼供，被整得實在沒有辦法，隻好瞎說一氣，問什麽就交代什麽，還得說得有鼻子有眼。這樣一來，反而受到表揚，歡迎和優待。於是，她就索性胡編千百萬亂供起來。（黃克誠，1989：301）
所幸的是這一次，黃得到了上級的支持：“我又向饒漱石談了我的意見，饒也覺得這樣搞法有點問題。我建議對被‘搶救’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饒漱石表示同意。”（黃克誠，1989：301）被捕的楊帆被釋放時，饒漱石還向他道了歉。所以華中局和新四軍係統的恐怖氣氛不太濃烈，知識分子幹部較少受到整肅，李一氓、孫冶方、惲逸群、彭柏山，以及現在著名的顧準，都是從這裏走出的。49年以後，由於解放和掌管華東的是原新四軍和華東局，華東地區基本上沒有發生“南下大軍”、“南下幹部”與“地方武裝”、“地下黨”摩擦的現象，而在西南和華南，土客曾發生嚴重衝突，“反地方主義”中出現了不少冤假錯案。隻是50年代，饒漱石和潘漢年等被捕獲後，牽連了一大批人。
“整風”、“肅反”、“搶救”之類的政治運動造成了巨大悲劇，客觀原因之外，領導人的政治素質和個人品格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同樣的鬥爭形勢和中央路線之下，各地的政治環境仍然差異不小。在山東，羅榮桓主持的山東分局就比較平穩，“在整個山東，這個暑期基本上沒有發生逼供信的現象，在審查出的特務中沒有殺一個人。對坦白的人，都及時地進行了思想教育工作。”羅榮桓始終強調發揚民主，“以檢查領導開始，以檢查領導結束”。他曾在一個場合下說：“我們工作中不可能沒有某些缺點，正像太陽也有黑子一樣，不能把這些黑點看成烏雲。”有一位同誌當場頂撞說：“那黑點，那烏雲，就正好罩在我的頭上。”“在場的同誌見他這樣蠻不講理，都很氣憤，主張處理他。可是羅榮桓還是心平氣和地對大家講明：我們要按照毛主席講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的原則，去處理他的問題。”（李維民、潘天嘉，1986：308—314）結果，這個“山東的王實味”沒有遭遇“延安的王實味”的結局。在鄂豫皖，鄭位三1943年11月出任新四軍五師政委，在整風審幹中十分謹慎，還提醒師長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的教訓。”（朱玉，1999：504）
需要補充的是，當年妻子差逼點被殺的曾希聖1958年成了大躍進的紅人，黃仍然是極左運動的批評者。
11 朱德
朱德的寬厚，世人共稱。這既是生性使然，也是因為在嚴酷政策下無可奈何的表現。但朱老總也有他的清晰和嚴厲。
1929年紅四軍內部就軍事與政治的關係發生爭論，“朱毛”分為兩派，朱派認為前委書記（毛）不應過多幹涉軍事（朱是軍長），毛派則堅持黨（即毛）的領導。毛派一度失利，相關人員都離開紅四軍做地方工作。
記得在爭論期間朱軍長曾找過我，問我的觀點如何。我當時隻憑著自己入黨後學到的一些理論知識和實踐體會，回答說：“黨在軍隊中應起核心領導作用，大革命時，黨在人民群眾中，在國民黨軍隊中都是如此。”這樣，在紅四軍的“七大”後，我被劃到了毛澤東那一邊去了。我看已無法再呆在紅四軍，也就跟著毛委員去了福建。（曾誌，1999：94）
任何方針、路線都是有人來代表的，觀點之爭與權力之爭息息相關。黨領導軍隊的爭論，說到底是朱德軍長領導紅四軍還是毛澤東前委書記領導紅四軍的較量。朱毛以下各級幹部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邊，站隊要旗幟鮮明，不能含糊妥協。曾誌表達了與毛相同的觀點，朱德理所當然判斷她屬於毛派。但在掌握劃線標準比朱德更嚴的毛看來，如果不明確地表明自己支持毛，那就還不是堅定的毛派，所以盡管朱德認為曾是毛派，但毛卻認為曾當時的丈夫蔡協民（當然也包括曾誌）是中間派，不予信任。（曾誌，1999：131）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誰是我的支持者，誰是我的反對者，是鬥爭的首要問題。毛對此有最為清醒的認識，正因為他聚集了這麽一批人，後來才能重掌紅四軍的最高權柄。
1938年7月，黃與徐海東率344旅在太行山區的町店伏擊日軍，沒有打好。整訓期間，“朱總司令親自檢查344旅的工作，對徐海東旅長批評比較嚴厲。徐海東本來就身體不好，這時更支撐不住了，便請求離開部隊去延安治病和學習。”（黃克誠，1989：270）徐不是等閑人物，他嚇得這個樣子，可見朱德的厲害。徐走後，黃和朱德曾考慮由資格較老的團長田守堯代理旅長一職，但延安總部沒有同意朱的報告。當不上旅長的田團長有點不高興，朱就要求黃開會對他進行幫助。會議開始之後，沉默了好長時間，誰也不開口講話。黃是政委和黨委書記，隻好帶頭發言，考慮到部隊的關係和今後的工作，他的批評比較婉轉，不夠深刻和尖銳。
我發言之後，朱老總就發火了，站起來一個一個指著我們說：“你們這是什麽鳥黨委會，不敢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算什麽共產黨員！”接著朱總司令就對田守堯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最後又說：“戲點到誰誰就唱，沒點到你就不能出台。共產黨員嘛！我們都聽黨中央的，不能鬧情緒。”（黃克誠，1989：272）
1929年古田會議後，朱一直受毛排擠，是一個沒有司令部的總司令。但他始終在毛的身邊保持了這一榮譽極高的職務，也非常人所能為。“朱毛”並稱，朱老總有他厲害的一麵。不過“厲害”與否取決於權力。批評徐海東等人時，朱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有掌握部隊的實權，當然可以嚴厲。自從1940被召回延安後，朱就不要直接掌握部隊，實際上成為毛的顧問；49年以後更是不負實際責任，總司令長期沒有自己的司令部，以至於他的老部下林彪也不把他當回事。1966年5月的政治局會議上，“當朱德講到根據中央指示學習30本馬列著作的情況時，林彪蠻橫地高聲叫喊：‘你就是不讀毛主席的書。’康生則以侮辱性諷刺口氣說：‘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這些書你能看得懂嗎？’”（穆欣：1994：288）
12 堅持與讓步
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革命勝利後總方針、總路線是“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建國前後毛的各種公開報告的主旨是認為進城後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
但從危難和被壓的處境中突然被召喚到權力的最高峰，毛強調要發展經濟，實際上卻沒有因為缺少經驗而被廣闊多樣的國家事務所困惑，他自信而頑強地堅持長期以來信奉的政治路線。就在七屆二中全會後不久的49年5月，黃與毛共進晚餐。
突然間，毛澤東停下筷子，問我道：“你認為今後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什麽？”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然是發展生產。”毛澤東很嚴肅地搖了搖頭說：“不對！主要任務還是階級鬥爭，要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毛澤東在解放以後，仍然以階級鬥爭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一貫性，所以他總是一個接一個地搞運動。（黃克誠，1989：365）
可見，階級鬥爭這根弦，雖然在公開報告中沒有提，但在毛本人卻一直沒有放鬆。這是研究毛的一則重要資料，可以解釋毛後來不斷推翻黨的決定、動輒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行為。他從來就不認為取得政權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最終通向“文革”。
1960年代初的“調整”是大躍進之後的局部後退，經濟成效明顯。但這個時期的政治鬥爭依然不斷：批以彭德懷為代表的“翻案風”、批以鄧子恢為代表的“黑暗風”、以習仲勳為代表“利用小說進行反黨”等以及1963年初開始的“四清”運動，直接為文革作了鋪墊。這個時期的特點這一是政治運動與經濟工作的分離：
接受廬山會議“反右傾”同時發動“繼續發動大躍進”的教訓，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就有意識地防止政治鬥爭對經濟工作的衝擊。這以後雖然批判“黑暗風”是錯誤的，但是並沒有因為這個批判停止“八字方針”的執行。政治鬥爭的弦雖然越繃越緊，但經濟指標不再隨風漲了。（薄一波，1997：1314─1315）
毛終生迷信於階級鬥爭，相信政治萬能，要他不講階級鬥爭、不突出政治，是萬萬不能的。但在困難時期，他隻能作出讓步。讓步不是不講政治和階級鬥爭，而是與經濟區分開來，不以政治完全統率經濟，給經濟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在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把他的讓步表達為：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鬥爭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階級鬥爭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他同意劉少奇的建議，會議上有關階級鬥爭的精神隻傳達到17級以上的幹部。（薄一波，1997：1138）
這不是毛的本意，從“文革”期間批判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毛是不想讓“工作”與“階級鬥爭”“平行”的。以屈求伸，毛在60年代初的讓步，在五年後以更大的勢頭反撲過來，“文革”終於以“階級鬥爭”統帥一切工作。
13 要什麽給什麽
為了證明黨內有一條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維護毛的威信，廬山會議後期的中心工作是要黃等人服罪。與黃私交不錯、在大躍進問題上極受毛信任的陶鑄三次找到黃做工作，主要理由其實不是理由：大家都這麽認為，你否定有什麽用？會議已經開了很時間了，再拖下去對工作不利。事已至此，你不承認，大家通不過，最後還得承認，何必拖下去？黃於是不得不違心認罪，“叫我承認右傾，我可以心甘情願，因為我心裏從來沒有讚成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但要我承認反黨，而且是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的反黨，可太難了。被逼處此，硬著頭皮違心地認帳後，心中耿耿，無日得寧。”（黃克誠，1989：261）為維護最高領袖的威信而承認自己反黨，是黨倫理的重要一條。事實與否不是重要，重要的是毛是這樣說的，你硬不承認，就是對毛權威的挑戰。黃也受過這套黨倫理的教育，“我們已習慣於認為：主席比我們都高明，習慣於服從主席的決定，習慣於接受主席的批評，盡管心裏有不同意見，也接受了。雖然這一次實在不能接受，也不應該接受，也強迫自己接受了。”（黃克誠，1989：261）
革命者要被迫接受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所產生的痛苦，自我緩解的唯一理由是犧牲自己維護“黨的利益”的大局。這就是張聞天在8月13日的檢討中說的：“毛澤東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是全黨的威信；損害毛澤東的古今，就是損害全黨的威信，就是損害黨和全國人民的利益。”（李銳，1999：369）於是黃像彭德懷一樣，終於采取了“要什麽，給什麽”的態度。彭擔心的是因為批右而加大左的力度，給國家造成新的災難；黃的痛苦是維護毛的威信與維護黨的利益可能並不一致：
等我冷靜下來時，我認識到：違心地作檢查，違心地同意“決議草案”，這才是我在廬山會議上真正的錯誤。使我後來一想起來就非常痛苦。（黃克誠，1989：261）
自我犧牲的價值在於“顧大局”，如果自我犧牲的結果是強化了毛的個人崇拜、混淆了是非標準，使正氣無由伸張而逢迎之風日盛，這種自我犧牲實際上慫恿了毛澤東的任性，破壞了“大局”。
革命人一心為黨。在廬山會議上，黃為了黨的利益而承受了比殺頭還痛苦的事。79年複出後，他又為了黨的利益維護毛的形象。1980年前後，黨內幹部中非毛的言論很多，“有些同誌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憤慨的話，有人的人甚至把毛主席說得一無是處。”（黃克誠，1989：386）
黃維護毛首先基於毛自井岡山以來的功績，即使出了一些亂子，“但從他的本意來講，還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但更重要的理由是黨的利益：“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象征。醜化、歪曲毛主席，就是醜化我們的黨和國家。”（黃克誠，1989：386）廬山會議上，黃以為毛的威信與黨的利益是一致的；後來發現不是這麽一回事；79年以後他再度發現：維護毛就是維護黨。
能夠超越個人的恩怨、意氣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害出發來評價毛澤東，確實需要非凡的理智力量，需要高度的黨性。赫魯曉夫可以大罵斯大林而無損於（至少是影響不大）蘇共，是因為蘇共除斯大林之外還有列寧。斯大林誠然是一個暴君，但列寧不是，蘇共可以否定斯大林而訴諸列寧的神威，而斯大林之所以必須否定是因為他背離了列寧，因此也就是背離了黨，所以批判斯大林理論上可以改善黨的形象。中國的情況不同，除毛外，沒有一個列寧式的人物，毛既是中國的列寧又是中國的斯大林。黃以及整個黨麵臨的困難在於，“文革”要否定，黨的形象要維護，從而清理毛的遺產是一種政治藝術，成就的作品是把毛一分為二：毛澤東思想和毛晚年的錯誤，前者是中國的列寧，後者是中國的斯大林。這樣否定毛的晚年就不是否定整個的毛，中國的斯大林得到了清理，中國的列寧卻保存了下來。10浩劫畢竟過於深創，從神壇上走下來的毛畢竟有許多陰影，於是周恩來的完美人格被塑造出來以作為毛的部分替代。這就伍修權說的，周恩來“既是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又是我們優秀傳統道德的繼承者、體現者。”（伍修權，191：500）
集權體製下的“一把手”有最大的自由，毛澤東也真正把此一至上權力用足用好，他喜歡說“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大權獨攬，小權分散”、“一元化領導”等等。毛借助黨的組織來建立其個人權威，黨也通過毛來樹立其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盡管60年代之後毛與中央其他領導的矛盾越來越深，但這畢竟是黨內的事，毛澤東就是共產黨的代表，如果真的你一些老幹部那樣“把毛主席說的一無是處”，那麽共產黨的合理性、合法性就要受到質疑，共產黨不再有自己的靈魂。“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拿什麽東西來代替呢？”（第388）關於現代中國領袖個人與主義、政黨的關係問題，章士釗早明白指出：“孫逸仙者，非一氏之私號，乃新中國新發現之名詞也。”“孫逸仙之原質”與“以孫逸仙之原質而製造之”物是不一樣的，“此二物者，非孫逸仙之所獨有，不過吾取孫逸仙而名吾物，則適成孫逸事仙而已。”（章士釗：1956：90）
事實上，這裏不光有黨的利益，也有革命家個人的利益。否定了毛，不就否定了這些革命家半生努力和犧牲的意義了嗎？畢竟，革命者的利益與革命領袖的利益最終是統一的，所以80年代後，享受著革命成果的革命家們，一般對毛都比較肯定。剩下的問題是，民族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是否也與毛的威信一致？
14 緊張
關於毛晚年，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提出了一個權威解釋，此後國內外學術思想界也有眾多分析。作為黨內元老，黃1980年11底中紀委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決議》有關毛的評價是有明顯影響的。
也是在這次講話中，黃對毛晚年的錯誤做了一個有點心理分析的味道的追溯：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年齡大了，又沒有及時引退。同誌們可能會說，他犯錯誤時隻有60多歲，文化革命開始時也隻有70多歲呀！同誌們要知道，毛主席為人民的事業是緊張操心了一輩子的，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就苦心焦慮、經常晝夜不眠地考慮問題。58年我同他接觸時就感到他雖然隻有60多歲，但腦子已經緊張過度了，腦子緊張過度了，就要出亂子。（黃克誠，1989：385）
毛獨立地承擔起曆史使命是1927年以後，在20多年的戰爭生涯中，麵對強大的敵人，他確實緊張得很。但大獲全勝後，毛並沒有馬放南山，優遊瀟灑。“不可沽名學霸王”，他吸取了中國曆史上無數功潰一簣的教訓，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明確奪取全國勝利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49年就考慮消滅資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千秋大業。無論後人如何評價毛，都得肯定，他不是滿足於現狀、不滿足於當“皇帝”的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名字深深烙印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的人。從“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的曆史評點，到“秦始皇加馬克思”的自承，都明確陳述了以政教合一不但改造中國曆史也改造中國人的追求。49年之後，毛之所以還要緊張地操心，另一個原因在於毛對鞏固政權的特殊敏感。回眸曆史，短命的王朝不止一個；冷眼向洋，宮廷政變頻仍發生。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一場接一場的清洗，目的都是要讓任何一個意圖對其權力挑戰的敵人死心斷念，把任何潛在的、可能的反叛行為都危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對於毛來說，“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不但就躺在他身邊，也總是壓在他的心靈上。1971年12月，也許是因為林彪事件的打擊，毛重病一場，周恩來聞迅即去探視。當毛的眼睛慢慢睜開時,周激動地撲到主席床邊，雙手緊握毛的手，滿含著淚水說：“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裏！”此情此景令身邊的人無限感慨：黨內對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總理莫屬。（周秉德，2001：330）“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無數的英雄都想在如畫的江山上縱橫馳騁，無數的豪傑都想把自己的意誌刻在神州大地。創業難守業更難，奪取政權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怎麽能不緊張、不操心？生命不息，掌權不止。階級鬥爭要天天講，革命要不斷地繼續，“文革”七、八年就要來一次。
一個處於這種精神狀態下的人，種種奇思異想就會如泉湧出，當然就容易出亂子。胡喬木認為，“毛主席那個時候的思想可以說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種衝動，說不上是一種理性的思維、邏輯的思維。”（胡喬木，1993：142）西方有人寫過一本《病夫治國》，說的是許多國家的一把手都是有病的人，這不是身體方麵的原因，而是精神緊張的緣故，“高處不勝寒”。普通人可以發現領袖的缺點和錯誤，但普通人很難體會領袖們的艱難。中外都有人不願當皇帝的故事，看來並不是胡編的。
15 省略
黃以敢講真話著稱，但回憶中也有免不了的省略。比如對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的鬥爭就基本沒有講，說到他的前任粟裕的遭遇時也很含蓄。1958年5月軍委擴大會議整風，“這次會議後，粟裕總長心情不快，他本來身體不好，就請假休息。軍委決定讓我繼任總長，我也隻以為是填補一時的空缺。”（黃克誠，1994：246—247）
其實。在“心情不快”的背後，是軍隊權力的一次重新分配。黃克誠於1952年由湖南省委書記任上調任總後勤部部長、第三副總長，1958年10月任軍委秘書長，與此同時粟裕繼聶榮臻之後出任總長，此時主持軍委工作是國防部長彭德懷。
粟與彭沒有何淵源關係，工作作風似乎也不盡相同，總參與國防部因此就存在著工作上的矛盾。1957年11月，粟裕隨彭德懷訪蘇，在對口拜會蘇軍總參謀長時，粟從借鑒蘇軍經驗 的角度，請對方提供一份蘇軍“關於國防部與總參謀部工作責職的書麵材料”。事為彭德懷知道後，認為這是“告洋狀”，甚至是“裏通外國”。次年5月27日，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針對開始時的溫和氣氛，毛一再要求加溫。當時有的領導擔心彭、粟之間的“將帥不和”公開了不好，彭卻說：“我不能同意XXX的態度，說是會議有師級幹部參加，我和粟裕的問題在軍委小會談即可，不要在大會上搞，怕傳達室出去不好。有什麽不好？這是軟弱！”鬥爭的結果，是8月31日解除粟裕的職務。
解除職務後，中央一位領導找粟裕談話，“今後你就到軍事科學院去工作，在那裏搞學術研究，不必到部隊跑了。”功業顯赫的粟裕從此實際上退出了軍隊。一年後，彭德懷也被扣上了“裏通外國”的帽子，有人要粟裕提出1958年的事，粟裕卻說：“我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我自己的問題。我絕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花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梁丞，2000）“裏通外國”之名既然可以隨便扣上，彭德懷當然也就沒有豁免權。重要的不是他們是否真的裏通外國，而是“裏通外國”是一個可以打倒人“好”罪名。粟裕明白這一點，所以不去摻和，有人也明白這一點，卻不會放棄這一表功的機會。
黃克誠簡曆
1902年生於湖南永興縣油麻圩下李村；
1922年入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學習，參加革命活動，1925年入黨，1926年參加北伐；
1928年在湘南起義中任永興警衛團黨代表兼參謀長，後隨朱德上井岡山。
1930年起先後任紅軍團政委、師政委、軍政治部主任，參加長征。
1935年後任軍委衛生部部長、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八路軍旅政委、縱隊政委。
1941年任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和政委；在黨的“七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委。
1945年後任西滿軍區司令員、西滿分局書記、東北軍區副司令兼後勤司令、兵團政委等職。
1948年12月，任天津市委書記；
1949年10月，任湖南省委書記；
1952年後，任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和政委、國防部副部長、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
1979年複出，任中紀委常務副書記。
1986年逝世。
參考文獻
黃克誠：1989 《黃克誠回憶錄》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1994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逸民：1986 《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李 銳：1999 《廬山會議真麵目》，海口：南方出版社。
伍修權：1991 《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王年一：1996 《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 毅：1998 《“文化大革命”中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載北京：《北京文學》第9期。
楊尚昆：2000 《回憶劉少奇》，載《話說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高 華：2000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李聚奎：1986 《李聚奎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李誌民：1993 《李誌民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
王 平：1992 《王平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張平凱：1984 《彭大將軍》，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薄一波：1997 《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
曾 誌：1999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穆 欣：1994 《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章士釗：1956 《孫逸仙》，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1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喬木：1993 《胡喬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梁 丞：2000 《粟裕大將的蒙冤與平反》，載北京：《百年潮》第8期。
戴向青等：1994 《ＡＢ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餘伯流、陳鋼：1998 《進岡山革命根據地全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李維民、潘天嘉：1986 《羅榮桓在山東》，北京：人民出版社。
周秉德著、鐵竹偉執筆：2001 《我的伯父周恩來》，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玉主編：1999 《李先念傳（1909——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 《一個真正的人一一彭德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11月
閱讀：586 次
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
單世聯
1979年，沉寂了整整20年的黃克誠大將複出，他的遭遇，他的品格，使他享有很高的威望。1989年，解放出版社出版了由黃克誠夫人唐棣華整理的《黃克誠回憶錄》上冊，下冊一直未見。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黃克誠自述》，內容除《回憶錄》上同外，增加了從參加開國大典到廬山會議的經曆。以敢講真話著稱的黃克誠，在他的回憶中也有較多的真話，這是一本較有反思精神的回憶錄。
1 “右傾”
黃是1959年7月17日上廬山的，此時的背景是，彭德懷的信已被加上“彭德懷同誌意見書”的標題印發。黃對彭信的看法是，有漏洞，有問題，還有刺；照實際情況，還可以說得更嚴重一些，但這話不能對彭德懷說。之所以不能對彭講，因為這樣可能會使彭的態度更加激烈。可見，黃對實際情況的判斷與彭一樣，但他較有策略。隻是黃的“策略”沒有使他喪失原則，據李逸民說：“總理通知黃克誠上山，並跟他談了話，不要亂發言。黃克誠同誌是絕對忠誠於黨的事業的，他早就看到‘左’的問題，所以沒有聽總理的勸告，一上山就開口了。總理批評他：‘你吃了狗肉來的吧！勁頭這麽大！”（李逸民，1986：191）
黃了解彭與毛過去的恩恩怨怨，知道毛對彭信的態度,也明白通知他上山的目的，就是林彪對8月1日最後一批上山的人說的：“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一批援兵。”（李銳，1999：258）但還是在19日的小組會上講了真話，支持彭的意見，以至於被說成是“彭德懷的走狗”。可以說，黃是自投羅網。
內部鬥爭風雲變幻，官員命運起伏無端，很多人都沒有一貫的人格個性和政治立場。相對而言，從早期到廬山，黃一直是敢於說真話的“右派”。比較重要的幾次是：
１、1928年初湘南暴動前：
鄺振興主張立即暴動，得到多數人的讚成，我不讚成立即暴動，主張先做群眾工作，積聚革命力量，為舉行暴動準備條件，待機而動。鄺振興立即指責我膽小怕死，是右傾機會主義。…… 後來的永興縣委也一直認為我右傾。（黃克誠，1989：51）
２、湘南暴動後，湘南特委自衡陽遷到耒陽，特委領導左得很，大燒大殺，不但燒衙門機關、土豪劣紳的房子，而且連縣城的整條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陽至坪石公路兩側15華裏的所有村莊都燒，理由是敵人來進攻時無房可住。這種燒殺政策使民眾不得安生，很不得人心。黃的哥哥是同情革命的農民，就對黃說：你們為什麽要燒房子呢？把這麽多、這麽好的房子燒掉多麽可惜！即使是土豪劣紳的房子也不應該燒掉，可以分給窮人住嘛。在永興縣委會上，黃堅決反對房子。
縣委書記李一鼎嚴厲指責我右傾，並責成我負責燒縣城。我拒絕執行。李一鼎以組織名義命令我必須執行，否則將受到嚴厲處分。（黃克誠，1989：56）
差不多與此同時，永興縣處決了一個地主，肅反委員會決定把他的幾個未年的兒子一起殺掉，以斬草除根。“我向肅反委員會建議不要殺未成年的小孩子。他們認為我右傾，我又同他們爭執起來。”（黃克誠，1989：60）
3、1930年，三軍團打下平江後，開會討論下一步行動。黃在會上反對攻打中心城市。
我講完上述意見之後，立即受到與會同誌的嚴厲批評，指責我的觀點是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認為我目前的思想狀態，已不適宜擔任重要領導工作。於是，撤了原要我擔任縱隊政治委員的任命。（黃克誠，1989：123）
４、1932年，第二次打“ＡＢ團”時，黃拒絕執行，被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以調動工作為名撤銷三師政委的職務，並準備處死。彭德懷糾正了這一處理，不久恢複了黃的職務。（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258）
５、1932年1月，三軍團打贛州，黃提出撤圍的建議，未被采納，敵反攻時，未接命令就主動撤走，由於處置恰當，未被追究。不久三軍團召開田村會議，批評黃的右傾機會主義，雖未撤職,但黃一直受批。10月中央局寧都會議後，三軍團召開廣昌會議，撤銷師政委的職務。
６、1935年2月紅軍再克遵義後，黃從報上知道方誌敏等被俘或犧牲，中央蘇區紅軍損失嚴重。黃即找一位領導談心，認為當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應盡量避免與敵人打硬仗等等。
由於我長期以來就被批判為右傾，這次我同領導同誌的談話中，可能有些問題沒有講透，表達得不夠清楚，因而反映上去以後，引起了誤會，領導懷疑我缺乏信心，認為我不宜繼續擔任領導工作了。於是，便把我調離所在部隊，回到軍團司令部賦閑。（黃克誠，1989：226）
７、1935年紅軍出草地後，中央派李富春等人到三軍團工作，由於彭德懷塑造了三軍團的艱苦樸素的作風，所以戰士們對這幾位領導同誌的特殊化（如經常聚在一起吃好的）就有意見。“上麵派來的個別領導幹部卻把這類問題看得過於嚴重，認為這是對革命喪失信心的表現，因而提出來要在紅三軍團整頓紀律和審查幹部，對那些被認為是問題嚴重的人甚至要采取處死的辦法予以懲罰。”（黃克誠，1989：240─241）黃反對這種做法，提了意見後，領導認為他不可靠，不適宜擔任領導工作，更不能帶兵。俄界會議後整編，原擬任黃為第二縱隊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考慮也就作罷。
８、1935年9月，紅軍在哈達鋪的休息時間太短，戰士體力消耗未能恢複，行軍途中一路有人掉隊。政治保衛機關懷疑掉隊與情緒不振作有關，懷疑掉隊的的人會投敵，就采取殘酷的懲罰措施。
我當時擔任軍事裁判所所長，上級機關把那些掉隊的人抓起來交給我審判處理。我實在不忍心下手處理這些同誌。記得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長，以前在戰鬥中被敵人打掉了一隻胳膊，因為在過草地時丟掉了幾名傷兵，這時也被抓起來交付審判。我去找縱隊司令員彭雪楓講情，認為這種情況情有可原，不應處死，恰巧碰到政治部門兩位領導同誌，他們見我替被交付審判的人講情，就把我狠狠地訓斥了一頓，說：“你還當過師政治委員呢，邊這點小事情都處理不了，真不中用！”說完，就派人將那位管理科長押走處死。（黃克誠，1989：243─244）
黃的行為引起反感。一位領導毫不客氣地說：像黃克誠、吳慨之這樣的人，年齡大了，幹不了什麽工作了，連當個紅軍戰士也不夠格。“聽到這個評語，我使不敢再講什麽話了，隻得小心翼翼地跟著部隊走，生怕掉隊而被處死。”（黃克誠，1989：243）
９、1940年11月，新四軍發起了打韓德勤的曹甸戰役，黃認為無論上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不宜打。後來果然沒有打好，但“華中局領導認為我右傾，作戰不力，撤了我第五縱隊司令員職務。”（黃克誠，1989：310）
從黃的經驗看，所謂“右傾”說到底就是對困難看得多一些，謹慎一些。事實證明，隻有“右”一點，成功的把握才會大一點。1928年湘南農軍從井岡山下來後，隊伍被打散，黃和李卜成躲在山上：
有一天，我們倆正在山下曬太陽，還沒有上山，我弟弟就送飯來了。我對李卜成說：“這幾天風聲很緊，我們還是把飯拿到山上去吃穩當些。”李卜成還想多曬一會兒太陽，他不以為然地說：“你怕什麽？難道吃頓飯的功夫，敵人就會來嗎？”我沒有跟他多說，端起飯就往山上走。他無法，隻好跟著我走。就在我倆剛剛爬上山坡，尚未進入樹木之中時，山下的村子已突然被民團包圍起來。（黃克誠，1989：73─74）
1945年黃率新四軍三師赴東北。行前上級說東北武器裝備很多，要他們把武器和裝備留下交給地方，到東北後就可拿到新武器、新裝備。
我曆來考慮問題，總是把不利的因素盡量想得多一點，以便有備無患。我想目前情況瞬息萬變，部隊到東北萬一拿不到武器，將怎麽打仗？而且千裏行軍，路上遇到情況，沒有武器又怎麽行？所以我堅持部隊現有的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裝上路。…… 盡管當時受到到一些責難。（黃克誠，1989：328）
這一擔心不是多餘的。伍修權當時負責與東北的蘇軍聯係，蘇方說沈陽附近有一個存有十多萬支槍的武器倉庫，可以就移交給我軍。伍修權報告了中央，中央馬上命令山東和黃克誠部隊，把原有的武器留在關內，迅速徒手出關到沈陽接受這批新武器。“兩周以後，奉命接受武器的部隊已經陸續到達東北，我們正要蘇軍實踐諾言，卻意外地得到他們內容相反的通知，說是由於國際上的種種原因，那批日軍武器要另行處理，不能按原計劃給我們了。這一弄得我們非常被動。出關的部隊已將原來的武器留在關內，預定得到的新武器卻一件也到不了手，成了一群徒手士兵，部隊上下都在埋怨。”（伍修權，1991：201—202）
1952年的“三反”意在整肅黨和政府內的貪汙腐化分子，中央向各地下達了數字指標，“試行幾天後，我就感到有問題。”“采用限定數字的辦法，會使一些單位、一些群眾，為了完成任務，而硬找對象，為了完成任務，搞變相的逼、供、信，這樣就會搞擴大化，搞出冤假錯案。”（黃克誠，1989：229）
而所謂“左傾”，不但給革命帶來極大危害，左派分子本人也往往不是堅定的革命者。比如鄺振興：
因工作中受到一些挫折，這時他卻躺倒不幹了躲在家裏不肯出來。我就到他家裏去看望他，動員他出來繼續為革命工作，但他仍猶豫不決。（黃克誠，1989：54）
李一鼎更是一個逃兵。上井岡山後他任陳毅第12師36團的黨代表，下山後不久就托辭到衡陽找特委而一去不回，離開了革命。
2 群眾
黃的一慣“右傾”，不僅因為他生性謹慎，也在於他對革命的主要方式即群眾運動有自己的認識。1951年湖南鎮反，開始時，有人從寬大方麵考慮問題，對鎮反想不通，不想殺人。在黃的督促下，湖南開了殺戒，但3月下旬，黃即下令收縮範圍，停止大捕殺。
可是收縮也不是那麽容易的。殺戒已開，又有點停不住了。慣性是客觀規律；物質運動還能精確計算，群眾運動則是很多人的運動，人又不同於物，各有各的主觀能動性。所以領導者就更得認真、仔細地，注意觀察及掌握運動的發展、變化；及時地給予指導和控製。否則就會出現推不動、展不開，或展開後收縮不住、控製不了、造成擴大化的情況。湖南省委決定停殺，已嚴令下達，還是過了個把星期才完全停了下；那還是我們下力氣狠抓的結果。我們花了很大力氣，才刹住了車。（黃克誠，1994：227─228）
群眾運動有其非理性的情緒性特質，一旦發動就不那麽容易停止，多次出現的過火、過極、擴大化等等，除了“矯枉必過正”的思維方式外，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官員對群眾運動的慣性認識不清，不是推不動、展不開，就是收縮不住、控製不了。由於總的說是左的傾向占統治地位，所以更多的情形是殺戒一開，就難以收拾、難以刹車。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興縣公安局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其中有“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讚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這樣的觀點。（王年一，1996：71）“此後，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時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8月27日至9月1日，該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１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鬥完老師、校長後，在校園內就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王毅，1998）
身為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謝富治肯定不會同意或批準像大興、武宣這樣的屠殺，他隻不過開了一下口子，“不要勉強”就成了“支持鼓勵”，群眾中蘊藏著的狂熱就噴湧而出，釀成難以收拾的慘劇。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就連從來“不怕亂”的毛澤東也提問：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該結束了？都講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究竟什麽叫到底？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其實還差得多，到1976年毛辭世，文革也沒有結束。原因很多，運動起來手群眾不好控製是其中一條。從土改、鎮反時的殺人過度到“文革”時的天下大亂，善於發動群眾運動的毛澤東也不能完全得心應手地掌握好他特別鍾愛的“群眾”，“文革”的錯誤確實不應當由毛澤東一人承擔。
3 謹慎
掌握運動要謹慎，個人行為也要謹慎。運動頻仍，整肅不斷，身居要職的高官，稍一不慎即會翻身落馬。
黃的新四軍三師在蘇北經營了好幾年，經濟狀況比較好。1945年赴東北時換成黃金作軍費，到49年離開東北時，還有剩餘。黃調湖南後即要負責保管它的翁徐文用來救劑軍烈屬，最後剩下的交給省財政部門。翁徐文非常謹慎，錢上交後仍不敢銷毀帳目收據。1952年，黃上調北京，翁問黃這些帳目是否仍由他保存？“我一向都是個謹慎的人，這一次卻由於問心無愧，十分自信，信口回答他說：這是你經手的帳，交給誰呢？要是你嫌它累贅，這陳年老帳就銷毀了它也可以。”（黃克誠，1994：264）但陳年老帳也要根據現實需要翻個底朝天。廬山會議後，有人提出了這筆黃金問題，暗示黃有“腐敗”行為。於是大將親率一批人到湖南查帳，幸好翁徐文小心，所有的一切帳目都保存著，此事才不再有人提及。
1958年，彭德懷應遵義政府部門之邀，為在遵義犧牲的三軍團參謀長鄧萍題寫了墓碑，寫完後又情不自禁地寫了一首以三軍團曆史為主題的長詩。黃看到後，即對彭身邊的人員說：“告訴彭老總，以後不要亂寫，弄不好是要犯錯誤的。”“言多必失，言多必失！”（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265—266）
但在某種情況下，謹慎並不總是換來平安。1959年彭之參加廬山會議本來也是出於黃的擔心。彭德懷因剛從國外回來，想休息一下，要黃去參加。黃提醒說：“這次會議是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你是政治局委員，你怎麽能不去呢。”（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266）
4 三次反右
雖然黃以謹慎自信、以“右傾”知名，但把問題考慮得周到、把困難看得多一些的思維慣性卻並不一定就是右。事實上，他也有過三次光榮的反右。
一是49年他主政天津時，劉少奇在天津提出對資方不要講鬥爭，以團結資方搞好生產，並要資本家放心大膽地幹。黃向劉提出不同意見，“我認為當前對資方是要團結，但不能放棄鬥爭，應該是又團結又鬥爭，在鬥爭中求團結。”（黃克誠，1989：364）
二是黃主政湖南時，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提出“工會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國家”的說法。黃認為我們的國家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也即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政府是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工會是共產黨領導的工會，政府和工會就不會有兩個立場。即使在眼前和局部利益上，工人與政府出現矛盾，也應該在黨的領導下，從長遠和全局的利益著眼，互相協商，取得一致意見，求得妥善解決。（黃克誠，1994：224）
三是1950年土改時，黃主張湖南要征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而饒漱石反對。黃認為，如果說康生曾實行的“貧雇農”路線、“搬石頭”等是過左了，那麽饒漱石不動富農的觀點又太右了。因為湖南的地主土地少，不夠分，必須征收富農的土地。（黃克誠，1994：230）
劉、饒的地位都比黃高，李也代表中央一個部門，所以三次反右都表現了黃敢提意見、敢講真話的個性。他的觀點與不久毛對劉、李的批評有一致之處。但黃既不是事先觀察風向，也沒有走向極端。這說明反右並不一定走向極左，左、右之間仍有極大的伸縮餘地。
事後看來，不是黃，而是黃反對的劉、李、饒等人的觀點更符合中國的實際需要：對資方過分的鬥爭、隻強調黨對工會的領導和國家利益與工人利益的一致、征收富農土地時損害中農利益等等，都是50年代初不斷出現的左的行為。黃沒有助長左的動機，但根據現實形勢提出的不右不左的觀點仍然與此後越來越大行其道的左有關。
5 幸與不幸
黃愛提意見。遵義會議後，一些高級將領對毛澤東的戰略戰術不滿，其中尤以黃和彭雪楓為最，“毛主席批評說，上至中央下至支部，他都有意見。”（楊尚昆，2000）黃的特殊性是，他雖屢屢被整，卻又不斷受到重用，直至中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幸運者。
一個人參加了革命，就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了黨，先輩們的無私無畏和自我犧牲精神是空前絕後的，一個黨員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黃幾次落井終至擢升的關鍵，在於奪權時期需要他這樣能幹的人。政治、軍事、後勤、群眾等等，無論在哪個崗位，黃總能迅速打開局麵，取得實績。他的部隊，甚至經濟上也比較好過。抗戰期間，他開辟了蘇北根據地，新四軍三師發展到八萬多人，是華中的主力部隊之一；1945年他最早建議進軍東北，挺進東北後，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建設了西滿根據地。以創立根據地而建立自己地位的毛，對他也表示欣賞。1945年12月22日，中央來電特別指出：“關於建立根據地，你是有經驗的。”
黃以自己的才能在用人之際“犯忌”、說真話而能存活，這在革命時代已算是幸運的。49年以後形勢大變，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場景：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一天，毛澤東約我到他住地吃晚飯，我們邊飯邊爭論問題。當談起四平保衛戰的情況時，毛澤東問我：“難道四平保衛戰打錯了？”我說：“開始敵人向四平推進，我們打它一下子，以阻敵前進，這並不錯。但後來敵人集結重兵尋我主力決戰的情況之下，我們就不應該固守四平了。”毛澤東說：“固守四平當時是我決定的。”我說：“是你決定的也是錯誤的。”（黃克誠，1989：348）
1946年5月12日，黃給中共發電，反對固守四平，毛並未因此責怪黃。但1959年8月19日，黃隻是在發言中表示了與彭德懷相同的意見，就大難臨頭。領導人越來越驕橫的個性是一方麵，更重要的是情境不同：江山已經到手，少你一個黃克誠，又何足道哉？
所以黃在廬山會議上說：我在書記處的會上說過，我黃克誠總算一個敢講點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大好講了。確實，情況不同了，講真話也就有不同的後果。萬炮齊轟彭德懷後，陶鑄等人奉命對黃勸降：這是維護黨的利益，維護毛主席的威信。維護黨的利益是黃的終生職責。在戰爭歲月，維護黨的利益就是打好仗；但在1959年，維護黨的利益首先就是維護毛的威信。黃從來都是把黨的利益看得比什麽都重要，為了黨的利益，他隻能承認寧願殺頭也不願承認的事。既然如此，為什麽要附合彭德懷呢？黃的悲劇在於他沒有認識到，要再以此前的方法維護黨的利益，反而就可能反黨的利益。
6 也配和共產黨鬥？
湘南暴動後，黃和李卜成與黨組織失去聯係，有一年多時間，他們都在“千裏奔波找黨”。這段生涯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叫劉乙光。
1928年10月，黃、李到了南京，經人介紹去找同鄉劉乙光。此時劉在南京中央軍校工作，黃要他解決去上海的路費，劉不願出，但表示去上海公幹時把他們帶到上海。黃、李到上海住下後，劉給他們寄過生活費。劉失業後又把他們介紹給另一個同鄉以使他們獲得幫助。1929年夏，黃、李先後到了武漢，又遇上此時在蔣介石的嫡係顧祝同部隊任少校訓練官的劉乙光，劉介紹黃到師政治訓練處當了一個少尉科員。黃有一次在路上碰上一個正在搜捕他的同鄉，劉幫他脫身。1930年元旦，黃要離開武漢，與劉告別，“通過這一段的相處，我感到他是一個熱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在臨分別時，我對自己的去向沒有向他隱瞞，據實以告。劉乙光聽了以後對我說，他也有去當紅軍的想法，等將家屬安頓好後，再考慮去蘇區參加紅軍。但他以後沒有去蘇區，我也沒有再同他聯係。也可能他以後又向右轉，完全投到反革命一邊去了。”（黃克誠，1989：105）
一個國民黨軍官幫助一個共產黨，這樣的事在當時並不少見，共產黨的成功有賴於蔣介石的“幫助”和“寬容”。劉乙光當時是傾向於共產黨的，他幫助黃是自覺的。這一行為之所以成功，在於國民黨組織和軍隊的政治氣氛不濃，組織紀律性不強，雖經在建黨初期得到蘇聯和共產黨的幫助，但始終沒有建立起嚴格的政治審查製度和人事檔案製度，沒有查三代、相互揭發、思想匯報之類的政審程序，大批共產黨人可以從容戰鬥在國民黨的心髒。比如，黃所在師政訓處：
既有死心塌地效忠於蔣介石的反革命骨幹分子，如政訓處主任康澤之類；也有像劉乙光那樣的左派軍人；還有坐牢剛出來的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者。他們之中，有些是政局變幻中的失意者，也有共產黨隊伍中的脫黨分子。大家對各人過去的曆史大都相互了解，但都不認真對待，對經曆的遭遇相互很同情。他們有時拿對方過去的曆史相互開玩笑，但決不外傳，更是瞞著康澤和他的親信。（黃克誠，1989：100）
康澤一貫被稱為國民黨的特務，但他的內部管理卻馬虎得不能再馬虎。沒有任何內查外調、人證物證，黃隻憑著劉乙光偽造的一份師範畢業、當了幾年小學教員的履曆，就順利進入了康澤的政訓處，在他的手下活動了半年。國民黨用這樣的人來從事特務工作，焉得不敗？蔣介石失敗後，總結教訓，說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到台灣後，蔣經國親自負責軍隊的政治工作，審查幹部、純潔內部，大搞特務恐怖，收到了相當的效果。
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比如專案組要審查黃，“凡是我經過、到過的地方，認為能找、能查的都要處處跑到、一一調查。”（黃克誠，1994：279）一個疑點也不會放過，在原則上，完全沒有問題的人經得起反複查，要真有問題，任你隱藏得再深也難逃組織的火眼金睛。
7 何篤才
何篤才原是一軍團的幹部，對一軍團和毛有深刻的認識。由於在古田會議之前朱、毛之爭中支持朱德，從此就不受重用，調到紅三軍團三師任宣傳科長。
他曾對我說過，毛澤東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論政治主張，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什麽要站在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他不反對毛澤東的政治路線，而是反對毛澤東的組織路線。我說：政治路線正確，組織路線上有點偏差關係不大吧？他說：不行，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不應該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問他：毛澤東的組織路線究竟有什麽問題？他說：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決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還舉例說，像李韶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結果，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這樣的組織路線，何以能服人？（黃克誠，1989：165）
曆史證明了何的判斷。毛的本事就是超過任何人，隻有他領導黨取得了政權，但毛在重用親信、整肅異已方麵也無人能及。“打ＡＢ團”的主要矛頭是指向贛西南地方黨和紅軍的，不料，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麵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在部分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不滿，有人“罵前委反抗中央命令不打武漢也不打南昌，連打下的長沙都要退出，現在又要退出吉安回到蘇區。”（戴向青，1994：94）“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１２月中旬在一方麵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 、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 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餘名‘ＡＢ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ＡＢ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槍決。”（高華，2000：17）像何篤才這樣的清醒者第一次“打ＡＢ團”居然把他放過了，第二次才把他殺了。
何是一個道德主義者，他明知隻有毛澤東會成功，卻依然支持“寬厚坦誠”的朱德，似乎是自覺地賦予殘酷的革命以一絲倫理的光輝。
8 李韶九
李韶九與蕭克同是湖南嘉禾人，父親是當地的流氓頭子，從小就是賭棍和煙鬼，南昌起義後他跟著蕭克參加了起義部隊。後來蘇區中央局在《關於處罰李韶九同誌的過去錯誤的決議》中指出：“李韶九同誌在１９２８年已經入黨，不久後曾在安源被國民黨軍隊逮捕，逮捕後雖曾營救了一個同誌，但自承為三民主義忠實信徒，且為敵軍起草代郵快件，這表現他在艱危的環境中完全失掉一個工人黨員的立場，客觀上完全是政治叛變；次之，李韶九同誌當江西省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時候竟與被罰款的商人女兒結婚，這種嚴重錯誤最是損害黨蘇維埃政府特別是肅反工作在群眾中的威信；再則李韶九同誌在他有錢的時候，又時常向黨內濫要錢，這亦是一個非共產黨的行動。”（戴向青，1994：211）但李韶九卻深得信任，委以“打ＡＢ團”的大權，放肆屠殺紅軍和地方黨的幹部，成為一個令人聞名喪膽的人物。
李的所作所為，除直接削弱了紅軍隊伍外，還有兩個直接後果，一是影響了毛的威信：“本來，毛澤東同誌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中，已經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認他的政治、軍事路線正確。然而，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以錯誤的政治、軍事路線，代替了正確的政治、軍事路線。之所以會如此，蘇區同誌相信黨中央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澤東同誌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黃克誠，1989：166）二是造成蘇區群眾與紅軍的疏離。“主力紅軍長征之後， 留大中央蘇區的紅軍部隊無法堅持，這除了敵人的‘圍剿’封鎖之外，還與打‘ＡＢ團’擴大化而脫離了蘇區的人民群眾有關。以後陳毅同誌曾與我講起過，他說胡燦原來在興國一帶的人民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肅反中胡燦被殺，當地群眾無不痛哭失聲，他們對這種做法非常不滿意。後來陳毅到了興國，當地群眾對他很冷淡，胡燦的母親還當麵質問陳毅：‘我兒子究竟犯了什麽罪？你們為什麽要把他殺掉！’問得陳毅無法回答。”（黃克誠，1989：139）
周恩來到蘇區後，處理肅反“簡單化”、“擴大化”的問題，但投鼠忌器，這個雙手沾滿紅軍的幹部鮮血的劊子手隻受到留黨察看６個月、下放基層的處分。抗戰期間在華中，黃向留在蘇區的陳毅問起李的結局，陳很氣憤地說：“那是個壞家夥！主力紅軍長征走了以後，我們就把他幹掉了。”陳還深有感觸地說：“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於他不二過。”（黃克誠，1989：140）此話說過沒多久，整風審幹運動蓬勃展開，比李韶九還李韶九的康生奉命橫掃黨內一切異已，陳毅本人不但在華中被饒漱石整得連鬼都不上門，還被叫到延安坐了幾年冷板凳，此後又長期讓饒漱石在華東騎在他頭上。1967年“二月逆流”期間陳毅的言論表明，他對毛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949年後，李韶九被追認為烈士；而康生則在“文革”中再度紅得發紫。
9 江西籍
江西根據地是中國革命的搖藍，但江西人卻被大量殺戳。“肅ＡＢ團”的主要對象是江西省行動委員會、贛西南特委和江西地方紅軍20軍。恐怖激起“富田事變”後，毛任書記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采取了“堅決進攻的策略”，打“ＡＢ團”的肅反運動在“階級決戰”的口號之下，由李韶九根據毛的意旨不斷升格。肅反的方式很簡單，“上邊一號召，下邊就一哄而起。辦法就是逼供信，供出一個，殺掉一個，連隊就有權殺人。後來，有的地方索性對有懷疑的人就捉起來殺掉。”（黃克誠，1989：141）
李聚奎與黃克誠同屬三軍團。他回憶他所在部隊的肅反方法：“那時打“ＡＢ團”的做法，是不調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講事實，完全采用誘供、逼供的辦法。甚至把隊伍集合起來，排成一字長隊，再把經過誘供、逼供而自供是‘ＡＢ團’的人帶到隊伍麵前，然後指著隊列裏的人，逐個向他提問：‘他是不是？’‘這個是不是？’隻要他說聲：‘是’，或者一點頭，就當即把被指的人抓起來。就這樣誤整了許多無辜的好人。特別是在同一個地區來的人中，隻要抓出一個，往往就牽連一大片。如我們團在吉安擴編了一個新兵連，大部分是吉安人，因為都是一塊來的，互相認識，所以在這個連抓出來一個吉安兵後，就‘供認’出半個連的人是‘ＡＢ團’。（李聚奎，1986：90—91）同為三軍團的李誌民說得更細一些：“把隊伍集中起來，排成一列長隊，首先宣布‘AB團’是反革命組織，‘AB團’特務必須自首才有出路，然後察言觀色顏觀色，畏縮或臉變皮的人，就命令出列帶走。進行誘供、弄訊逼供。弄訊完全采取對付敵人的辦法，除了吊打外，還有一種刑法，就是把被審人的雙手大姆指用鐵釘紮緊，然後從兩姆指中間打進一個木楔，問一聲：‘是不是AB團？’不承認，再往裏打一下。”（李誌民：1993：139）
由於“富田事變”起於贛西南特委和紅２０軍，自然對江西藉人懷疑更大，部隊中江西藉戰士成了肅反打擊的主要目標。第三軍團在江西興國補充來的一批新兵，大部分被肅掉了，幸存下來的沒有幾個，實在可惜！（黃克誠，1989：141）李誌民也說:“因為‘AB團’出在江西的富田、東韶這一帶，而紅五軍多數是湖南平江、瀏陽一帶的人，所以抓‘AB團’的重點對象大多找我們在東渡贛江以後在江西參軍的新戰士。”（李誌民，1993：139）這一問題。三軍團殺江西藉新兵，彭德懷負有責任。王平回憶說：“彭軍團長曾說過，平江、陽新、大冶等地出來的幹部、戰士絕對沒有“ＡＢ團”。所以，三軍團的肅反主要懷疑對象是江西藉的幹部戰士，特別是從長沙解放過來的江西藉戰士。……我們機關槍連有２８個江西藉新兵被抓了起來，審訊以後殺了20多個。”（王平，，1992：26）
當然彭德懷隻是奉命行事。張平凱當時對打ＡＢ團沒有底。就“去問彭軍團長和滕黨代表，他們說：我們不是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我們是從湖南過來的。ＡＢ團隻是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裏的極個別人。”（張平凱，1984：208）
拿江西人開刀主要政治上原因，但其中也有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的土過長矛盾的因素。井岡山時期有個“湘贛邊特委”，其領導人龍超、王懷等都是土著派，它曾殺害了毛澤東信用的、也是特委中唯一的客籍人宛希先和毛上井岡山時有所憑依的客籍人袁文才、王佐。（餘伯流、陳鋼，1998：434—435）土著派李文林主持的贛西南特委後來又撤銷了毛的另一個親信的湖南人劉士奇的職務。毛澤東有理由認為贛西南地方的黨政軍機關充滿了ＡＢ團，當時負責“打AB團”的主要人物楊嶽彬、周以粟、李韶九、古柏、郭化若均是客籍。
10 悲劇可以減少
革命史“左”禍綿綿，生存處境、政治路線固是原因，各級領導人的立場和態度同樣重要。
黃的“右傾”，基於血的教訓。第一次打“AB團”時，他也是深信不移，“對上級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覺地遵照執行，從而鑄成了終生遺憾的大錯，至今回想起來，仍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算曆史舊帳，僅此一筆，黃克誠項上這顆人頭是不夠抵償的。由於這次錯誤的教訓太慘痛了，使人刻骨銘心，畢生難忘。所以，以後凡是碰到肅反、整人之類的政治運動，我就不肯盲從了。”(黃克誠，1989：142)黃在曆史上以右聞名，除了他較為實事求是外，主要原因在於他善於吸取教訓。
黃並不是最高掌權者，他本人可以吸取教訓，少殺人，但真要扭轉局麵，還需要上級直至最高領導的認可。第二次更大規模的肅反時，黃進行了抵製，讓肅反委員會要抓捕的石元祥、曾彬農等人上山躲起來，打仗的時候再叫他們下山，“他們明知上麵要抓捕他們，但並不逃跑，打起仗來更加勇敢地衝鋒陷陣。”（黃克誠，1989：167）但兩個星期過後，肅反委員會還是把他們抓住殺掉了。連帶黃本人也被抓起來“審查”，隻是由於彭德懷的幹預才幸免於難。──但這也為20多年後他們在廬山共同遇難埋下了伏筆 。
1943年，華中局和新四軍根據中央指示開展“搶救”運動。黃提出要接受中央蘇區的教訓，不要搞搶救運動，以免發生逼供信、傷害無辜的事件。他的建議當然不可能項住延安的壓力。“第七旅被‘搶救’的幾個人，開始在軟逼的情況下就有點表現不正常，後來被抓起來一審訊，就亂供一氣了，簡直不著邊際。我一見這種情況，就知道不對頭了,看來老毛病一下子是改變不了的。 ”（黃克誠，1989：299）包括新四軍第七師政委曾希聖的妻子也被抓了起來，因為有一個女幹部供出她是特務。黃就去找這女幹部：
開始，我問那個女幹部，是如何加入特務組織的？她滔滔不絕地講了一通，繪聲繪色；我又問她都搞了哪些特務活動？ 她照樣又是講了一大套，神乎其神， 我一聽就覺得不可信。最後我問她，講的這些是不是真話？她說是千真萬確。我耐心地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她的疑慮，對她說，對組織要講實話，不能有半點虛假，否則，既對革命事業不利，又害了自己的同誌。這時，她突然放聲大哭起來，說她以前講的那些話全是編造的假話。我問她為什麽要講那些假話？她說，起初搞‘搶救’時，她講的是真話，但人家不相信，對她進行‘搶救’，大會小會鬥爭、逼供，被整得實在沒有辦法，隻好瞎說一氣，問什麽就交代什麽，還得說得有鼻子有眼。這樣一來，反而受到表揚，歡迎和優待。於是，她就索性胡編千百萬亂供起來。（黃克誠，1989：301）
所幸的是這一次，黃得到了上級的支持：“我又向饒漱石談了我的意見，饒也覺得這樣搞法有點問題。我建議對被‘搶救’的幹部進行甄別平反，饒漱石表示同意。”（黃克誠，1989：301）被捕的楊帆被釋放時，饒漱石還向他道了歉。所以華中局和新四軍係統的恐怖氣氛不太濃烈，知識分子幹部較少受到整肅，李一氓、孫冶方、惲逸群、彭柏山，以及現在著名的顧準，都是從這裏走出的。49年以後，由於解放和掌管華東的是原新四軍和華東局，華東地區基本上沒有發生“南下大軍”、“南下幹部”與“地方武裝”、“地下黨”摩擦的現象，而在西南和華南，土客曾發生嚴重衝突，“反地方主義”中出現了不少冤假錯案。隻是50年代，饒漱石和潘漢年等被捕獲後，牽連了一大批人。
“整風”、“肅反”、“搶救”之類的政治運動造成了巨大悲劇，客觀原因之外，領導人的政治素質和個人品格是一個重要因素。在同樣的鬥爭形勢和中央路線之下，各地的政治環境仍然差異不小。在山東，羅榮桓主持的山東分局就比較平穩，“在整個山東，這個暑期基本上沒有發生逼供信的現象，在審查出的特務中沒有殺一個人。對坦白的人，都及時地進行了思想教育工作。”羅榮桓始終強調發揚民主，“以檢查領導開始，以檢查領導結束”。他曾在一個場合下說：“我們工作中不可能沒有某些缺點，正像太陽也有黑子一樣，不能把這些黑點看成烏雲。”有一位同誌當場頂撞說：“那黑點，那烏雲，就正好罩在我的頭上。”“在場的同誌見他這樣蠻不講理，都很氣憤，主張處理他。可是羅榮桓還是心平氣和地對大家講明：我們要按照毛主席講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的原則，去處理他的問題。”（李維民、潘天嘉，1986：308—314）結果，這個“山東的王實味”沒有遭遇“延安的王實味”的結局。在鄂豫皖，鄭位三1943年11月出任新四軍五師政委，在整風審幹中十分謹慎，還提醒師長李先念“要接受高敬亭的教訓。”（朱玉，1999：504）
需要補充的是，當年妻子差逼點被殺的曾希聖1958年成了大躍進的紅人，黃仍然是極左運動的批評者。
11 朱德
朱德的寬厚，世人共稱。這既是生性使然，也是因為在嚴酷政策下無可奈何的表現。但朱老總也有他的清晰和嚴厲。
1929年紅四軍內部就軍事與政治的關係發生爭論，“朱毛”分為兩派，朱派認為前委書記（毛）不應過多幹涉軍事（朱是軍長），毛派則堅持黨（即毛）的領導。毛派一度失利，相關人員都離開紅四軍做地方工作。
記得在爭論期間朱軍長曾找過我，問我的觀點如何。我當時隻憑著自己入黨後學到的一些理論知識和實踐體會，回答說：“黨在軍隊中應起核心領導作用，大革命時，黨在人民群眾中，在國民黨軍隊中都是如此。”這樣，在紅四軍的“七大”後，我被劃到了毛澤東那一邊去了。我看已無法再呆在紅四軍，也就跟著毛委員去了福建。（曾誌，1999：94）
任何方針、路線都是有人來代表的，觀點之爭與權力之爭息息相關。黨領導軍隊的爭論，說到底是朱德軍長領導紅四軍還是毛澤東前委書記領導紅四軍的較量。朱毛以下各級幹部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邊，站隊要旗幟鮮明，不能含糊妥協。曾誌表達了與毛相同的觀點，朱德理所當然判斷她屬於毛派。但在掌握劃線標準比朱德更嚴的毛看來，如果不明確地表明自己支持毛，那就還不是堅定的毛派，所以盡管朱德認為曾是毛派，但毛卻認為曾當時的丈夫蔡協民（當然也包括曾誌）是中間派，不予信任。（曾誌，1999：131）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誰是我的支持者，誰是我的反對者，是鬥爭的首要問題。毛對此有最為清醒的認識，正因為他聚集了這麽一批人，後來才能重掌紅四軍的最高權柄。
1938年7月，黃與徐海東率344旅在太行山區的町店伏擊日軍，沒有打好。整訓期間，“朱總司令親自檢查344旅的工作，對徐海東旅長批評比較嚴厲。徐海東本來就身體不好，這時更支撐不住了，便請求離開部隊去延安治病和學習。”（黃克誠，1989：270）徐不是等閑人物，他嚇得這個樣子，可見朱德的厲害。徐走後，黃和朱德曾考慮由資格較老的團長田守堯代理旅長一職，但延安總部沒有同意朱的報告。當不上旅長的田團長有點不高興，朱就要求黃開會對他進行幫助。會議開始之後，沉默了好長時間，誰也不開口講話。黃是政委和黨委書記，隻好帶頭發言，考慮到部隊的關係和今後的工作，他的批評比較婉轉，不夠深刻和尖銳。
我發言之後，朱老總就發火了，站起來一個一個指著我們說：“你們這是什麽鳥黨委會，不敢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算什麽共產黨員！”接著朱總司令就對田守堯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最後又說：“戲點到誰誰就唱，沒點到你就不能出台。共產黨員嘛！我們都聽黨中央的，不能鬧情緒。”（黃克誠，1989：272）
1929年古田會議後，朱一直受毛排擠，是一個沒有司令部的總司令。但他始終在毛的身邊保持了這一榮譽極高的職務，也非常人所能為。“朱毛”並稱，朱老總有他厲害的一麵。不過“厲害”與否取決於權力。批評徐海東等人時，朱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有掌握部隊的實權，當然可以嚴厲。自從1940被召回延安後，朱就不要直接掌握部隊，實際上成為毛的顧問；49年以後更是不負實際責任，總司令長期沒有自己的司令部，以至於他的老部下林彪也不把他當回事。1966年5月的政治局會議上，“當朱德講到根據中央指示學習30本馬列著作的情況時，林彪蠻橫地高聲叫喊：‘你就是不讀毛主席的書。’康生則以侮辱性諷刺口氣說：‘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這些書你能看得懂嗎？’”（穆欣：1994：288）
12 堅持與讓步
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革命勝利後總方針、總路線是“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建國前後毛的各種公開報告的主旨是認為進城後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
但從危難和被壓的處境中突然被召喚到權力的最高峰，毛強調要發展經濟，實際上卻沒有因為缺少經驗而被廣闊多樣的國家事務所困惑，他自信而頑強地堅持長期以來信奉的政治路線。就在七屆二中全會後不久的49年5月，黃與毛共進晚餐。
突然間，毛澤東停下筷子，問我道：“你認為今後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什麽？”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然是發展生產。”毛澤東很嚴肅地搖了搖頭說：“不對！主要任務還是階級鬥爭，要解決資產階級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毛澤東在解放以後，仍然以階級鬥爭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一貫性，所以他總是一個接一個地搞運動。（黃克誠，1989：365）
可見，階級鬥爭這根弦，雖然在公開報告中沒有提，但在毛本人卻一直沒有放鬆。這是研究毛的一則重要資料，可以解釋毛後來不斷推翻黨的決定、動輒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行為。他從來就不認為取得政權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最終通向“文革”。
1960年代初的“調整”是大躍進之後的局部後退，經濟成效明顯。但這個時期的政治鬥爭依然不斷：批以彭德懷為代表的“翻案風”、批以鄧子恢為代表的“黑暗風”、以習仲勳為代表“利用小說進行反黨”等以及1963年初開始的“四清”運動，直接為文革作了鋪墊。這個時期的特點這一是政治運動與經濟工作的分離：
接受廬山會議“反右傾”同時發動“繼續發動大躍進”的教訓，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以後，就有意識地防止政治鬥爭對經濟工作的衝擊。這以後雖然批判“黑暗風”是錯誤的，但是並沒有因為這個批判停止“八字方針”的執行。政治鬥爭的弦雖然越繃越緊，但經濟指標不再隨風漲了。（薄一波，1997：1314─1315）
毛終生迷信於階級鬥爭，相信政治萬能，要他不講階級鬥爭、不突出政治，是萬萬不能的。但在困難時期，他隻能作出讓步。讓步不是不講政治和階級鬥爭，而是與經濟區分開來，不以政治完全統率經濟，給經濟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在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把他的讓步表達為：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鬥爭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階級鬥爭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他同意劉少奇的建議，會議上有關階級鬥爭的精神隻傳達到17級以上的幹部。（薄一波，1997：1138）
這不是毛的本意，從“文革”期間批判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毛是不想讓“工作”與“階級鬥爭”“平行”的。以屈求伸，毛在60年代初的讓步，在五年後以更大的勢頭反撲過來，“文革”終於以“階級鬥爭”統帥一切工作。
13 要什麽給什麽
為了證明黨內有一條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維護毛的威信，廬山會議後期的中心工作是要黃等人服罪。與黃私交不錯、在大躍進問題上極受毛信任的陶鑄三次找到黃做工作，主要理由其實不是理由：大家都這麽認為，你否定有什麽用？會議已經開了很時間了，再拖下去對工作不利。事已至此，你不承認，大家通不過，最後還得承認，何必拖下去？黃於是不得不違心認罪，“叫我承認右傾，我可以心甘情願，因為我心裏從來沒有讚成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但要我承認反黨，而且是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的反黨，可太難了。被逼處此，硬著頭皮違心地認帳後，心中耿耿，無日得寧。”（黃克誠，1989：261）為維護最高領袖的威信而承認自己反黨，是黨倫理的重要一條。事實與否不是重要，重要的是毛是這樣說的，你硬不承認，就是對毛權威的挑戰。黃也受過這套黨倫理的教育，“我們已習慣於認為：主席比我們都高明，習慣於服從主席的決定，習慣於接受主席的批評，盡管心裏有不同意見，也接受了。雖然這一次實在不能接受，也不應該接受，也強迫自己接受了。”（黃克誠，1989：261）
革命者要被迫接受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所產生的痛苦，自我緩解的唯一理由是犧牲自己維護“黨的利益”的大局。這就是張聞天在8月13日的檢討中說的：“毛澤東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是全黨的威信；損害毛澤東的古今，就是損害全黨的威信，就是損害黨和全國人民的利益。”（李銳，1999：369）於是黃像彭德懷一樣，終於采取了“要什麽，給什麽”的態度。彭擔心的是因為批右而加大左的力度，給國家造成新的災難；黃的痛苦是維護毛的威信與維護黨的利益可能並不一致：
等我冷靜下來時，我認識到：違心地作檢查，違心地同意“決議草案”，這才是我在廬山會議上真正的錯誤。使我後來一想起來就非常痛苦。（黃克誠，1989：261）
自我犧牲的價值在於“顧大局”，如果自我犧牲的結果是強化了毛的個人崇拜、混淆了是非標準，使正氣無由伸張而逢迎之風日盛，這種自我犧牲實際上慫恿了毛澤東的任性，破壞了“大局”。
革命人一心為黨。在廬山會議上，黃為了黨的利益而承受了比殺頭還痛苦的事。79年複出後，他又為了黨的利益維護毛的形象。1980年前後，黨內幹部中非毛的言論很多，“有些同誌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憤慨的話，有人的人甚至把毛主席說得一無是處。”（黃克誠，1989：386）
黃維護毛首先基於毛自井岡山以來的功績，即使出了一些亂子，“但從他的本意來講，還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但更重要的理由是黨的利益：“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象征。醜化、歪曲毛主席，就是醜化我們的黨和國家。”（黃克誠，1989：386）廬山會議上，黃以為毛的威信與黨的利益是一致的；後來發現不是這麽一回事；79年以後他再度發現：維護毛就是維護黨。
能夠超越個人的恩怨、意氣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害出發來評價毛澤東，確實需要非凡的理智力量，需要高度的黨性。赫魯曉夫可以大罵斯大林而無損於（至少是影響不大）蘇共，是因為蘇共除斯大林之外還有列寧。斯大林誠然是一個暴君，但列寧不是，蘇共可以否定斯大林而訴諸列寧的神威，而斯大林之所以必須否定是因為他背離了列寧，因此也就是背離了黨，所以批判斯大林理論上可以改善黨的形象。中國的情況不同，除毛外，沒有一個列寧式的人物，毛既是中國的列寧又是中國的斯大林。黃以及整個黨麵臨的困難在於，“文革”要否定，黨的形象要維護，從而清理毛的遺產是一種政治藝術，成就的作品是把毛一分為二：毛澤東思想和毛晚年的錯誤，前者是中國的列寧，後者是中國的斯大林。這樣否定毛的晚年就不是否定整個的毛，中國的斯大林得到了清理，中國的列寧卻保存了下來。10浩劫畢竟過於深創，從神壇上走下來的毛畢竟有許多陰影，於是周恩來的完美人格被塑造出來以作為毛的部分替代。這就伍修權說的，周恩來“既是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又是我們優秀傳統道德的繼承者、體現者。”（伍修權，191：500）
集權體製下的“一把手”有最大的自由，毛澤東也真正把此一至上權力用足用好，他喜歡說“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大權獨攬，小權分散”、“一元化領導”等等。毛借助黨的組織來建立其個人權威，黨也通過毛來樹立其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盡管60年代之後毛與中央其他領導的矛盾越來越深，但這畢竟是黨內的事，毛澤東就是共產黨的代表，如果真的你一些老幹部那樣“把毛主席說的一無是處”，那麽共產黨的合理性、合法性就要受到質疑，共產黨不再有自己的靈魂。“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拿什麽東西來代替呢？”（第388）關於現代中國領袖個人與主義、政黨的關係問題，章士釗早明白指出：“孫逸仙者，非一氏之私號，乃新中國新發現之名詞也。”“孫逸仙之原質”與“以孫逸仙之原質而製造之”物是不一樣的，“此二物者，非孫逸仙之所獨有，不過吾取孫逸仙而名吾物，則適成孫逸事仙而已。”（章士釗：1956：90）
事實上，這裏不光有黨的利益，也有革命家個人的利益。否定了毛，不就否定了這些革命家半生努力和犧牲的意義了嗎？畢竟，革命者的利益與革命領袖的利益最終是統一的，所以80年代後，享受著革命成果的革命家們，一般對毛都比較肯定。剩下的問題是，民族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是否也與毛的威信一致？
14 緊張
關於毛晚年，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提出了一個權威解釋，此後國內外學術思想界也有眾多分析。作為黨內元老，黃1980年11底中紀委的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決議》有關毛的評價是有明顯影響的。
也是在這次講話中，黃對毛晚年的錯誤做了一個有點心理分析的味道的追溯：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年齡大了，又沒有及時引退。同誌們可能會說，他犯錯誤時隻有60多歲，文化革命開始時也隻有70多歲呀！同誌們要知道，毛主席為人民的事業是緊張操心了一輩子的，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就苦心焦慮、經常晝夜不眠地考慮問題。58年我同他接觸時就感到他雖然隻有60多歲，但腦子已經緊張過度了，腦子緊張過度了，就要出亂子。（黃克誠，1989：385）
毛獨立地承擔起曆史使命是1927年以後，在20多年的戰爭生涯中，麵對強大的敵人，他確實緊張得很。但大獲全勝後，毛並沒有馬放南山，優遊瀟灑。“不可沽名學霸王”，他吸取了中國曆史上無數功潰一簣的教訓，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明確奪取全國勝利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49年就考慮消滅資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千秋大業。無論後人如何評價毛，都得肯定，他不是滿足於現狀、不滿足於當“皇帝”的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名字深深烙印在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的人。從“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的曆史評點，到“秦始皇加馬克思”的自承，都明確陳述了以政教合一不但改造中國曆史也改造中國人的追求。49年之後，毛之所以還要緊張地操心，另一個原因在於毛對鞏固政權的特殊敏感。回眸曆史，短命的王朝不止一個；冷眼向洋，宮廷政變頻仍發生。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一場接一場的清洗，目的都是要讓任何一個意圖對其權力挑戰的敵人死心斷念，把任何潛在的、可能的反叛行為都危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對於毛來說，“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不但就躺在他身邊，也總是壓在他的心靈上。1971年12月，也許是因為林彪事件的打擊，毛重病一場，周恩來聞迅即去探視。當毛的眼睛慢慢睜開時,周激動地撲到主席床邊，雙手緊握毛的手，滿含著淚水說：“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裏！”此情此景令身邊的人無限感慨：黨內對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總理莫屬。（周秉德，2001：330）“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無數的英雄都想在如畫的江山上縱橫馳騁，無數的豪傑都想把自己的意誌刻在神州大地。創業難守業更難，奪取政權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怎麽能不緊張、不操心？生命不息，掌權不止。階級鬥爭要天天講，革命要不斷地繼續，“文革”七、八年就要來一次。
一個處於這種精神狀態下的人，種種奇思異想就會如泉湧出，當然就容易出亂子。胡喬木認為，“毛主席那個時候的思想可以說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種衝動，說不上是一種理性的思維、邏輯的思維。”（胡喬木，1993：142）西方有人寫過一本《病夫治國》，說的是許多國家的一把手都是有病的人，這不是身體方麵的原因，而是精神緊張的緣故，“高處不勝寒”。普通人可以發現領袖的缺點和錯誤，但普通人很難體會領袖們的艱難。中外都有人不願當皇帝的故事，看來並不是胡編的。
15 省略
黃以敢講真話著稱，但回憶中也有免不了的省略。比如對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的鬥爭就基本沒有講，說到他的前任粟裕的遭遇時也很含蓄。1958年5月軍委擴大會議整風，“這次會議後，粟裕總長心情不快，他本來身體不好，就請假休息。軍委決定讓我繼任總長，我也隻以為是填補一時的空缺。”（黃克誠，1994：246—247）
其實。在“心情不快”的背後，是軍隊權力的一次重新分配。黃克誠於1952年由湖南省委書記任上調任總後勤部部長、第三副總長，1958年10月任軍委秘書長，與此同時粟裕繼聶榮臻之後出任總長，此時主持軍委工作是國防部長彭德懷。
粟與彭沒有何淵源關係，工作作風似乎也不盡相同，總參與國防部因此就存在著工作上的矛盾。1957年11月，粟裕隨彭德懷訪蘇，在對口拜會蘇軍總參謀長時，粟從借鑒蘇軍經驗 的角度，請對方提供一份蘇軍“關於國防部與總參謀部工作責職的書麵材料”。事為彭德懷知道後，認為這是“告洋狀”，甚至是“裏通外國”。次年5月27日，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針對開始時的溫和氣氛，毛一再要求加溫。當時有的領導擔心彭、粟之間的“將帥不和”公開了不好，彭卻說：“我不能同意XXX的態度，說是會議有師級幹部參加，我和粟裕的問題在軍委小會談即可，不要在大會上搞，怕傳達室出去不好。有什麽不好？這是軟弱！”鬥爭的結果，是8月31日解除粟裕的職務。
解除職務後，中央一位領導找粟裕談話，“今後你就到軍事科學院去工作，在那裏搞學術研究，不必到部隊跑了。”功業顯赫的粟裕從此實際上退出了軍隊。一年後，彭德懷也被扣上了“裏通外國”的帽子，有人要粟裕提出1958年的事，粟裕卻說：“我不願在彭德懷受批判的時候提我自己的問題。我絕不利用黨內政治風浪花的起伏。我相信自己幾十年的革命實踐足夠說明自己。”（梁丞，2000）“裏通外國”之名既然可以隨便扣上，彭德懷當然也就沒有豁免權。重要的不是他們是否真的裏通外國，而是“裏通外國”是一個可以打倒人“好”罪名。粟裕明白這一點，所以不去摻和，有人也明白這一點，卻不會放棄這一表功的機會。
黃克誠簡曆
1902年生於湖南永興縣油麻圩下李村；
1922年入衡陽省立第三師範學習，參加革命活動，1925年入黨，1926年參加北伐；
1928年在湘南起義中任永興警衛團黨代表兼參謀長，後隨朱德上井岡山。
1930年起先後任紅軍團政委、師政委、軍政治部主任，參加長征。
1935年後任軍委衛生部部長、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八路軍旅政委、縱隊政委。
1941年任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和政委；在黨的“七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委。
1945年後任西滿軍區司令員、西滿分局書記、東北軍區副司令兼後勤司令、兵團政委等職。
1948年12月，任天津市委書記；
1949年10月，任湖南省委書記；
1952年後，任副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和政委、國防部副部長、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
1979年複出，任中紀委常務副書記。
1986年逝世。
參考文獻
黃克誠：1989 《黃克誠回憶錄》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1994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逸民：1986 《李逸民回憶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李 銳：1999 《廬山會議真麵目》，海口：南方出版社。
伍修權：1991 《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王年一：1996 《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王 毅：1998 《“文化大革命”中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載北京：《北京文學》第9期。
楊尚昆：2000 《回憶劉少奇》，載《話說劉少奇》，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高 華：2000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李聚奎：1986 《李聚奎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李誌民：1993 《李誌民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
王 平：1992 《王平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張平凱：1984 《彭大將軍》，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薄一波：1997 《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
曾 誌：1999 《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穆 欣：1994 《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章士釗：1956 《孫逸仙》，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1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喬木：1993 《胡喬木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梁 丞：2000 《粟裕大將的蒙冤與平反》，載北京：《百年潮》第8期。
戴向青等：1994 《ＡＢ團與富田事變始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餘伯流、陳鋼：1998 《進岡山革命根據地全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李維民、潘天嘉：1986 《羅榮桓在山東》，北京：人民出版社。
周秉德著、鐵竹偉執筆：2001 《我的伯父周恩來》，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玉主編：1999 《李先念傳（1909——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彭德懷傳記編寫組：1994 《一個真正的人一一彭德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11月
閱讀：586 次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