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廢話多多】
有一年,母親出去開會,給我帶回來一條紅圍巾。
那是一個物質極其極其缺乏的年代,日常用品都是限量供應,火柴,肥皂,白糖,素油。買糧要糧票,買布要布票,買自行車要工業卷,就是給新媳婦做幾床被子,攢足了錢後,還要從親朋好友中湊足了棉花票。也是,隻有資產階級才沒事兒幹每年做新被,新媳婦蓋床舊被就不能結婚了?!
不限量供應的日常用品,店裏經常沒貨,有了貨人們便排起長長的隊伍來等著買。後來的人見了,管它賣的是什麽,先排上再說。隊伍長了,自然有投機取巧加塞的人,大家便前胸貼後背緊緊地擠著。偶而會有缺德的猥瑣男人占女人的便宜,碰到了厲害的女人,吵的吵,罵的罵,以至大打出手。等知道了賣的東西沒用,已經搭進去了幾十分鍾,走開舍不得,買了再說。於是家裏積壓了沒用的東西,商店裏便越發的空空如也。
百貨商店裏的非日常用品,擺在玻璃櫃台中和櫃台後麵的貨架上,可遠觀而不可近取。櫃台和貨架之間總有幾位聚在一起聊天的售貨員,說說笑笑的煞是熱鬧,賣東西倒是其次了。顧客看好了一件商品,低聲下氣的請半天,聊到興頭上的售貨員沉著臉走過來,把商品從架子上取下,摔在櫃台上仰頭看天,不耐煩地等著顧客走開。
一沒錢,二沒貨,時不時的還要受點氣,買東西便成了繁瑣的家務之一。母親沒事不上街,好容易逛一次商店,我便當個小尾巴跟著走。拉著母親的手,平時惶惶然的心情一掃而光。運氣好了遇到賣冰棍的,三分錢一根小豆冰棍,五分錢一根牛奶冰棍,一毛錢一根大雪糕。當年的五分錢二兩糧票可以買一個饅頭當午飯,一根雪糕則是難得的奢侈品了。
我最不喜歡和母親去買布,那時的成衣又貴又不合適。人們的衣服大多是在店裏買好布請裁縫師傅做。師傅不知為何多是上海人,特別的會精打細算。一塊布,順裁,逆裁,邊邊角角都利用起來,盡量地為顧客省幾個小錢。布買多了,師傅會笑話。所以母親買布時,總要心裏默默地算半天,我則在一邊極其的無聊的站著。而且,我看好的花布母親從來不買,買來買去不是藍布就是藍布,不過深淺不同而已,於是認定了母親沒有審美觀。
後來才知道,母親從前也是愛美的,據說一件普普通通的陰丹士林大褂,都能穿的光彩照人。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後,衣服的功能是簡簡單單的蔽體和保暖。全家大小,藍衣服,藍褲子,襯衣,外衣,毛衣,棉衣,裏裏外外青一色。鬆鬆垮垮地穿在身上,省得讓別人找到借口批鬥。
所以母親買回了紅圍巾,大大出乎家裏人的預料。母親說,開會時內部的小賣部裏,有許多平時看不到的商品。母親進去第一眼就看到了架子上的紅圍巾,想買又怕惹麻煩。每天吃完午飯去小賣部裏轉一圈,然後空著手走出來。最後還是一位同行的老工人看出了母親的心思。特別仗義地說:買,有什麽不敢的,有人批判就說是我讓你買的。其實母親也知道,批判起來,就是毛主席讓買的也沒用。隻是母親想著我們圍著紅圍巾的樣子,越想越想買。有了人撐腰,馬上順水推舟的買了下來。
紅圍巾用少見的開司米線織成,輕輕的,軟軟的,把臉埋進去暖暖的,還微微地帶著一點衛生球的香氣。大紅的顏色,放在桌上一掃家中平時的暗淡。我洗幹淨手,拿著圍巾到鏡子前麵這樣那樣的試著。先將圍巾雙折,一頭搭在胸前,一頭甩到背後,覺得自己是個意氣風發的五四青年。然後將圍巾在脖子上繞一圈,搭在前麵的兩端交叉起來用大衣的前襟壓住,看上去像是是五十年代的電影明星。最後依著當年最流行的樣式,把圍巾前麵向後折出一寸左右,然後連頭帶臉的圍起來。鏡子裏那個每日提心吊膽低頭做人的小女孩,眼中明添了一絲暖意。
以後的幾天裏,我和父母展開了一場持久戰。父親挨鬥挨慣了,深知人心叵測,怕我把圍巾帶出去惹麻煩。我則找出紅色是革命的顏色,即使是黑崽子也有權利向往革命等狗屁理由。母親夾在中間,雖然心裏同意父親的謹慎,但圍巾是她買的,不讓我戴出去沒道理。所以勸了父親再勸我,結果是父親和我異口同聲地指責她沒有原則。最後我嚎啕大哭,痛訴出身不好受的委屈,連條圍巾都不能戴,父親歎了一口氣,不再反對。
第二天早上我將紅圍巾戴出門,走在路上招來無數羨慕的眼光。到了學校,班裏的女同學們圍上來,人人都想戴上試試,教室裏嘰嘰喳喳的鬧成一團,連平常見了女生就翻白眼兒的臭小子們也跟著在一邊暗笑。上課鈴響,大家誰也沒聽見,直到身為班主任的語文老師在講台上咳嗽了一聲,大家才稀裏嘩啦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等著挨訓。我們的班主任的父親是地主,當時班主任正在積極爭取入黨,所以以實際行動來表示和反動家庭劃清界限。無論什麽小事,他都能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發揮一番。當班主任瞪了我們一眼開始講課後,大家都暗暗地鬆了一口氣,看來,一場訓話是免了。
沒想到我們高興的太早了,下午最後一堂課剛結束,班主任便沉著臉走了進來。第一句話便是:有的同學出身資產階級家庭,不好好改造思想,卻用奇裝異服來腐蝕無產階級後代,於是全班同學的目光齊刷刷地一致向我看來。我臉上熱熱的,低著頭心裏後悔“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我真該聽父親的,把圍巾放在家裏,自己看著好就對了。老師滔滔不絕地說了大約有十幾分鍾,大意是同學們要提高警惕,因為資產階級無時無刻地在和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號召同學們拒腐蝕永不沾,堅決不讓資產階級的陰謀得逞。放學後,我灰溜溜地把圍巾放到書包裏帶回家,從此再也不敢戴出門。
後來世情變了,街上開始流行紅裙子,更別說一條紅圍巾了。我的那條紅圍巾重見天日,從小學,中學,以至大學,最後又隨我漂洋過海,來到美國。讀書時,好像從來沒有帶圍巾的必要。直到工作之後搬了家,有一年冬天出奇的冷,才從箱底翻出了紅圍巾。隻是多年以後,紅圍巾已經麵目全非。不僅紅色不再鮮豔,圍巾也變得又短又窄,還有幾個蟲子咬的洞洞,圍在脖子上有點不登大雅之堂的嫌疑。從此,我開始了尋找另一條紅圍巾的征途。
前前後後,不知買了多少條紅圍巾,都不合我的意。不是太長就是太短,不是太厚就是太薄。有的沒戴就退了,有的用兩次便送到了救世軍的店裏。其實我也明白,不是圍巾不好,隻是這些圍巾裏沒有母親的愛。最後還是黑漆板凳忍不住了,買來兩把紅毛線:外邊買的不合意,幹脆你自己織一條。
那兩把毛線是普普通通的晴綸線,和母親的那條紅圍巾根本無法相比。隻是想到黑漆板凳一條六尺大漢,跑到繡花店裏和售貨員討論買什麽樣的紅毛線,然後興衝衝的拿回家裏獻寶,實在不忍心拒絕他的好意。自己動手的好處是圍巾的長寬高都可以控製,織最簡單的元寶針,周末廢寢忘食地奮鬥了兩天兩夜完了工,圍在脖子上人人見了都說好。
前些日子天寒地凍,紅圍巾連頭帶臉加脖子捂得嚴嚴實實。到了火車站,平時在站台上等車的人都躲在屋子裏,候車室裏真正一片烏泱烏泱:黑大衣,黑帽子,黑手套,黑靴子。唯有我的紅圍巾加了一點亮色,招來了幾聲稱讚,心裏不禁暗暗地得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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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好處是不用減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