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麵師傅

掛麵師傅之於我是1976年冬天的事了。掛麵師傅是延安上頭的佳縣人。佳縣離我們延長二百多裏地，處在毛烏素沙地的邊緣，緊臨李自成的老家米脂。說這個，就是交代一下這一帶十年九旱,自古貧瘠。掛麵師傅姓甚名誰我早已忘記。他是成百上千個從上頭（陝北稱延安以北的十個縣為上頭）下來攬工和乞討的人群中的一個，再平常再普通不過的一個。甚至長相都很大眾，隨便從兵馬俑裏拎出一個毀損的秦人頭像都可以無誤的填充我對他的相貌的記憶。 陝北的冬天總是很寒冷。臘月初三下了一場大雪。準確的講是初二的夜裏開始下雪，初三一早整個高原就被半尺厚的雪蓋得嚴嚴實實了。 大雪封了山，出不去進不來，連山雞都找不到吃的。家家戶戶都躲在窯洞裏閉門不出，男人們盤在熱炕上看著婆姨娃娃吱吱哇哇的吵鬧，難得享受一次受苦人的天倫之樂。 我家住在村子邊邊上。窯背上就是路，上塬下溝的必經之路。掛麵師傅就是打這路上走過時跟我結下的一段不期之緣。 估摸晌午的時候，有個人影走過我的窯背。我正從柴垛上掐了把蒿，甩打著上邊的雪掛。雪天有路人過往實在稀罕，我抬頭朝窯背上呐喊： “山不得下麽，走哪嗑？” “哦……”專心走路的人應答著。“走安溝，走宜川”。 “路滑著呢，咋個走麽？”“不怕。”他說著走著。“能行。”“哎呀，怕不行麽？”我說：“下來歇個歇兒。” 這番拉話，對於熟悉陝北的人來說再慣常不過了。來往過客，即便就是個討飯的，經過家門口也要招呼一下，讓進來坐坐。沒有可吃的食物給他也罷，但給喝口堿水（蒸鍋水）總要的。因為在陝北幾乎每個人都有出門乞討的經曆。這是一輩輩人傳下來的習俗。 我依著鄉俗執意地呐喊著這個路人。 掛麵師傅推再三我讓再四。我清了一下通向窯背的小路，掛麵師傅跟著我走下來，在門外撲撲雪、頓頓腳，把身上背的毛布袋袋撂在窗前，順手拿過了我手裏的柴蒿，進了窯。 他沒上炕。抱著柴禾到了灶火旮旯裏一蹲。“你坐麽”他說“我給咱著火，喝口水就趕路。” 於是他三撅兩撅的往灶裏填柴。“能行。”我也沒攔著，“我給咱熱個團子，一搭裏吃上個。”“我捍著幹糧呢，你砸吃。我喝上口堿水就對了。”他邊燒火。 老百姓些的禮數不在嘴上，我心裏有譜，熱點團子一起吃就是了。可沒想到熱好團子他居然就不吃，從窗外取回他的布袋拿出自帶的幹糧。我揀個團子塞他手裏，他不動聲色的放一邊，還是捏著自己的幹糧一口一口往嘴裏送，不時的喝口熱水。我探著身子仔細前觀，他吃什麽呢。他往嘴裏送的是黑黢黢的什麽東西，要捏合成一個小團兒才能入口。我不禁問“你砸吃些甚？”他頭也不抬地說“糠麽”。 “糠？！”我心裏一悸。 “你就帶著這個出門？”我扒開他的布袋，都是糠，大半袋子糠。 “哦。”他說：“是了麽。” “沒有糧食？窯裏。” “哦，有。不多，家裏還有老母親，娃些。有些高粱、洋芋。年斯連玉米都沒收。正長顆顆的時候下了十幾天的雨，把整塊的地都給推走了。” “你這是走那裏嗑？”我問。“出來攬個活什。”他躊躇了一下，“年斯一分錢的紅也沒分，還欠了社裏的糧錢。”他依然猶豫著，像是在思索當說不當說。那個年代到處在割資本主義尾巴，出門打工掙錢在資本主義尾巴之列，不能張揚的。 這個我明白，我們村也駐了幹部，專門抓這個攬工的。 我安撫著他的不安的情緒，說：“老鄉，你咋不用怕。我是北京學生，是村裏的赤腳醫生。我不管這些事。” 他似乎略微踏下個心來。喝口水，紮起他的幹糧布袋，不緊不慢的從腰裏解下個長嘴的煙鍋，在煙布袋子裏喎來喎去的裝滿了一鍋旱煙。從紅紅的灶火裏巴拉出一粒小火炭，嘴叼著煙鍋扣過去迅捷的一喎，吧嗒吧嗒抽了起來。 天黑沉沉的，窯洞裏更暗。灶口的紅光忽閃忽閃的映在他菜色的幹癟的臉上。我看到他迷茫的目光在繚繞的青煙裏找尋著什麽。 我瞅著眼前這個吃糠的“資本主義尾巴”，沒有合適的語言。凝固的空氣裏我們就這麽無言的坐著。隻有劈劈啪啪的燃燒的爆響和忽閃忽閃的亮光證實著這個時空之尚存。 他抽罷煙，把煙鍋磕打磕打收好，又喝了口水，站起來說：“該走了，黑了。” 我顯得有些慌亂，從熱鍋裏拿出了所有的玉米團子，用籠布子包起拽進他的手裏，說：“捍上，捍上。” 他慢騰騰的把這包團子放回灶台上，毫不動容一臉嚴肅地說：“這個，我不能要。我是出來攬工的，不是尋吃的的。再說……”說到這兒他哽咽了，眼圈發紅，“吃著這些東西我想我窯裏，想我媽，想我娃些，我咽不下嗑，就大年了，我想回家。可不能回，沒掙到錢不能回，窯裏等我拿回錢哩。” 他一頓一挫的像是自語，推辭著這包玉米團子，道理在他一邊，我無言可對。看著他邁著李玉和式的堅定的步伐走到窯洞門口的時候，上天突然給了我靈機，我一步竄上去拽著他的布袋問：“老鄉，你有什麽手藝？”“掛掛麵。”他似乎從眼睛裏閃出了一種異樣的光芒，期待著我的回應。“能行！”我說：“我就掛掛麵。”我撤下他布袋，急切地說“你留下給我掛掛麵吧！”我心想，掛掛麵對於我們這個知青組是無可無不可。再說了，屯子裏僅有的麥子也不過三四鬥。我要留住這個雪塬上的攬工人。 就這樣，掛麵師傅驚喜的留下了。我們則打整了麥屯子。從濕麥子推磨過蘿到掛麵的粗細束把一一商討妥了。工錢是這樣算的：我管飯每斤幹掛麵工錢2分洋；不管飯就3分洋。不管飯是掛麵師傅自己提出來的，他選擇不管飯。我說管飯也可以是3分洋，但他不認可，他的說辭是這條塬上都是這個價，不能改了規矩。“那樣沒法做人”。 我沒強著他。 掛掛麵的巨大工程從主雇雙方談妥的那一刻就啟動了。開始的那個下午掛麵師傅把屯底裏的麥子精心的篩選了一遍，用手揀掉麥子裏混雜的麥稈等等微小的雜物顆粒。洗淨悶濕蓋好，以備第二天推磨。做完的時候已經掌燈了。他用開水泡了一點糠，稀溜溜的喝了一碗就和衣而睡了，他扯掉腦上籠的羊白肚手巾，頭一沾枕頭就發出了鼾聲。 在接下來的兩天裏我被阿青村請去出診，三個大小夥子拖著牲口載著我艱難地在大雪封蓋的黃土高原上行進了七十多裏路，這一路我都在暗自慶幸著留下掛麵師傅的英明。 當我第三天的晚上回到我的窯洞的時候我被眼前的情景赫住了： 我的窯洞成了一個掛麵作坊。窯洞裏，炕上炕下搭著幾個大架子，上麵都掛滿了整整齊齊的掛麵。掛麵師傅跟前放著一個大麵缸，麵坯像一條盤著的長蛇一圈圈井然的碼放著。他把麵坯徐徐地拉起來，從這一個木棍繞到另一根木棍然後上到架子上。他居然沒有注意到我進了門，依然全神貫注的拉開，盤起；拉開盤起……掛麵師傅正襟危坐、神態凝重。我尤其記得他那八字的鼻唇溝如雕刻一般端正、深邃。他神聖的容顏，仿佛在從事著一項極其偉大的事業。 在掛麵師傅離開我家的那個早晨，他趕在雞叫之前就起床了，他把一把把束好的掛麵包上報紙，按每斤裝的規格過秤碼好，告訴我一共是一百零九斤，讓我清點。告訴我工錢是三塊二毛七。 我付錢給他，給了三塊三毛錢。掛麵師傅從他的棉襖裏層掏出了一個小布包，一層層地打開，裏麵都是挼的很爛的毛票和分票，他小心翼翼的拿給我一張藍色的二分錢和一張淺黃色的一分錢，雙手呈著。 我不知所措地看著他的疲憊的閃爍著成就感的臉，沒有接，僵著，僵著，直到他那不可抗拒的肅穆驅動了我的雙手。掛麵師傅起身上路了，背影被漸漸地吞沒在一片白茫茫的天地之間……他給我留下的是整整齊齊的掛麵和心靈的撕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