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德先生是梅貽琦的女婿，梅祖彬的丈夫，我的表姨夫。1948年以後，他們一家定居洛杉磯。2015年，我為寫作母親家族史，赴美專程拜訪過他，發現不少老照片，尤其韓氏家族最後一張大合影的拍攝，出自毛先生之手。近日我到美國探親，1月8日，曾和小妹妹及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常成先生，一起去看望毛文德，度過了一個有意義的下午，他講述了自己許多獨特的經曆。
沒想到，一周之後，毛文德先生突然去世，享年99歲。那天的錄音、錄像和留影成為曆史的絕響。我們計劃為他慶賀百歲生日，他的兒女們已經為兩個月後他生日的那天，在當地最好的中國餐館預訂了宴席，那將是一次四世同堂的家庭聚會。這成為永遠的遺憾。
梅家規矩
梅貽琦和韓詠華1919年結婚。長女梅祖彬在婚後第二年出生。一年後，1921年，二女兒梅祖彤尚未出世時，梅貽琦隻身赴芝加哥大學進修。1922年秋天，他跨進北京香爐營小院的院門時，韓詠華懷中抱的二女祖彤，已經一歲有餘了，她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
大女兒出生時，梅貽琦在學校居住，周末回家，一周隻有一天在家抱抱孩子。二女兒出生時，梅貽琦在美國進修，韓詠華帶著大的，喂著小的，獨自支撐了一年多。三女兒祖杉與兒子祖彥在1924年的年頭與年尾出生，僅相差十一個月。此時已搬到清華南院5號，合家團圓。韓詠華學幼稚教育出身，孩子一定要自己帶，凡事親力親為，還要照顧丈夫飲食起居，自然分外忙碌。
韓詠華說生了6個孩子，現知怎麽隻有四女一男5個孩子？詢問了健在的梅祖芬表姨：在我和哥哥祖彥之間，大約1926年，還有一個姐姐，長得好看，我們都是小眼睛，隨父親，這個女孩大眼睛，白皮膚，放在小車裏推出去，大人們都問：這是誰家的孩子？這麽漂亮！可惜養到11個月時就病故了，沒有留住。
當年清華一些師生回憶：每天下午四點鍾，都會看到梅師母推著一輛兒童車，車裏躺著個小娃娃，到工字廳給梅先生送茶點。韓詠華解釋說：孩子沒人帶，就放在小車裏推去推回。看來車裏正是後來夭折的那個女兒，據說小名叫大清。
梅貽琦很喜歡孩子，但絕不寵愛嬌慣。韓詠華說：記得三女祖杉在繈褓之中時，月涵不讓抱著，怕慣壞了孩子。他下班回來，把放著祖杉的柳條箱挎起來，在屋裏來回走一走，就算是哄孩子了。
他對孩子的教育很注意，從小不讓他們挑吃。吃飯時，一個孩子一個盤，把菜分給他們，說：你們把盤子裏的菜都吃完，喜歡吃的，爸爸再給你們添，不喜歡的就不給了。孩子們覺得條件不高，就把分給的菜都吃掉，從小養成不偏食的習慣。因此他們都能適應後來在昆明那段清苦的生活。
我的外婆高珍也說：梅家規矩大。五姑管孩子嚴，每人一份飯，必須吃幹淨，一粒米都不能剩。腰要挺得直直的。女孩子貼牆站，兩肩要貼在牆上。你看二表姨梅祖彤，80多歲時腰板兒還是直直的。
梅貽琦對孩子也很耐心。韓詠華有時候氣急了，還打過孩子，也曾把孩子鎖起來以示懲戒。但梅貽琦從來不打孩子，也從不急躁。他批評做過幼稚園老師的太太：你忘記自己是做什麽工作的了。
但是，梅貽琦忙於工作常常無睱顧及孩子們，在兒女眼中，他是個沉默寡言的父親。小女梅祖芬80多年後回憶說，和父親很少接觸，他挺嚴肅，不厲害，但從不說說笑笑。有一次，吃早飯的時候，不知怎麽回事，姐姐哥哥都不在，就我和父親兩個人。父親問我：你放假了沒有？我低頭回答：放了。他問：什麽時候放的？我說：忘了。因為太少單獨和父親在一起，所以這段對話至今記得非常清楚。
梅貽琦夫婦對子女的中文教育也毫不放鬆。全家搬進甲所不久，梅貽琦拜托朱自清先生為大女祖彬、二女祖彤尋找一位老師補習中文。朱先生推薦的是許世瑛，他1930年秋考入清華大學中文係，畢業後考入研究院，師從趙元任、陳寅恪研究語言聲韻學和曆史。
在西南聯大時，梅貽琦為兒子祖彥先後請來兩位女家庭教師，教幾何的是黃玨生夫人梅美德，教英文的是張彭春夫人蔡秀珠。這兩位老師不尋常，都有在美國留學受過高等教育的背景。
梅祖彥1942年考入西南聯大，學號為31598。這時梅家已經有4個孩子在聯大讀書了：祖彬在聯大外語係、祖彤在生物係、祖杉在社會係。重慶政府教育部為聯大學生發放了補助金，但梅貽琦不讓自己的子女領取。
受教西南聯大的三個女兒
我注意到，梅貽琦日記從1946年開始，對三個女兒開始分別記述，因為那時她們都已戀愛，有了男朋友，有了自己的生活。
大女兒梅祖彬生於1920年4月5日，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係，到重慶找工作，與華僑子弟毛文德相愛。他在中華航空公司供職，後派駐印度。梅貽琦對女兒的選擇起初不太認同，但經過長談後，女兒依舊堅持自己的意見，最後梅貽琦隻是無奈地調侃一下：“可惜不是個讀書人，不過所幸‘高度’相當”。原來祖彬身高一米七四，亭亭玉立，毛文德身高一米八五，也是一個挺拔的大高個兒。他們於1944年在印度結婚成家。
以後祖彬搬到上海毛家住，1945年生了兒子，而毛文德則往返於新德裏與上海之間。在梅貽琦日記中有一段文字，提及女兒祖彬：席未終鬱文（夫人韓詠華）覺不適先離席，蓋因聞近數日飛機有失事者，遂惦念彬彬等自印赴滬之安全爾。昨、今兩日因氣候之故，英美廣播皆不易收聽，殊為悶悶。
從日記看，提到祖彬的次數比其他孩子多一些。我問祖芬表姨：你父親是否更喜歡梅祖彬？她回答：因為她是老大唄！又拿得出手。
二女兒梅祖彤生於1921年10月17日，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生物係，與弟弟祖彥同一年應征入伍，參加了英國人組織的一支戰地誌願醫療隊，是西南聯大參軍的唯一女生。
梅貽琦日記1945年4月11日記有：“彤女已赴曲靖月餘。”曲靖距離昆明120公裏，軍事地理位置重要，當時是陳納德將軍帶領的飛虎隊臨時駐地，也是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和滇西會戰的後方基地之一。梅祖彤後來隨醫療隊到了漢口協和醫院，與一位蘇格蘭人安思禮相識相愛，並於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6月結婚。安思禮供職協和醫院，他們當時住在協和醫院的宿舍外交部街2號。梅貽琦1948年12月離開北京時，梅祖彤懷孕待產，父親飛離的第四天，她生下女兒安意枚。她應該是在1949年底離開中國去英國定居的。梅貽琦初到台灣建校時，梅祖彤攜女曾來台北看望與陪伴父親。梅貽琦一生中享受兒女親情的時刻太少了。
三女兒梅祖杉生於1924年1月4日，1946年畢業於西南聯大社會係，她的男朋友鍾安民也在西南聯大讀書，與梅祖彥一起應征入伍，同在譯員訓練班受訓。1944年5月他與梅祖彥、淩瑞麟、衛世忠等一行，跟隨美軍總部派出的前線指揮部，前往馬王屯參加滇西會戰。
1960年6月，韓詠華退休不久，就是住在三女兒祖衫在費城的家中，收到了梅貽琦病重的電報，於是她即刻動身，赴台伺疾。
獨子
獨子梅祖彥生於1924年12月8日，排行第四。
梅祖彥幼時身體瘦弱，1935年不幸接連得病。先是中耳炎，經協和醫院劉瑞華大夫開刀治療，恢複得很好。不料又得了肺炎，再度住院，這次是劉振華大夫診治的。如此這般，四年級沒有讀完，秋天勉強上了五年級。第二年春天，梅貽琦聽說曆史係劉崇鋐教授在家開了私塾，請了一位老先生教他的兩個兒子劉京業和劉仝業學古文，他就讓祖彥退了小學，參加了劉家的私塾。
梅祖彥說：主要念了《孟子》《古文觀止》中的一些文章。雖然隻學了兩個月，但對自己的國文訓練還是很有裨益的。所會背的文章詩詞，至今大部分仍能成誦。
他在《懷念先父梅貽琦校長》中說：我們家姐弟共五人，幼年時父親教我們讀書寫字，對於培養我們的性格和生活習慣非常認真，我上初中時還教過我數學和英文。但自抗戰內遷以後，他的公務十分繁忙，教育我們的時間就少了。
鄭天挺教授在回憶文章中披露過一個細節：在昆明梅貽琦先生住在西倉坡清華辦事處左廂，和梅祖彥同屋。一晚有同事接他出去開會，正逢停電。臨出門，梅先生把煤油燈移在外屋桌上，將燈芯撚到極小，並把火柴盒放在燈旁，怕燈滅了，祖彥回來找不到。從這一小事看出他對兒子多麽關心，做事多麽細致有條理。
1943年，美國陸軍大規模裝備和訓練國民黨軍隊，需要大批翻譯。西南聯大動員四年級下學期的學生出去服務兩年，工作期滿後發給畢業文憑。二年級的學生本不在征調之列，但梅祖彥和他的一些同學愛國心切，決定放棄學業，投筆從戎，誌願參加翻譯員工作。當年暑假，他到昆明以東的曲靖，在美軍新開辦的汽車訓練班做了6個星期的臨時翻譯；11月和西南聯大及別校學生百餘人，到昆明譯員訓練班報到，受訓一個月之後他分配到昆明美軍總部譯員室工作。
關於這件事傳說不一，有人說梅校長帶頭送子參軍作為號召，也有人說祖彥要去，家裏不同意。韓詠華說：這都不是實際情況。據我所知，月涵在學校對教授、學生有民主作風，在家庭對妻子、兒女也同樣，一切根據自願，合理的就支持，從不強迫命令，所以祖彥參軍和別的學生完全一樣，是自願去的，月涵既未主動提出，也未攔阻。
1945年春，美軍從各地選派50名翻譯去美國擔任緊急任務，梅祖彥被選中。他後來在《八十自述》裏講到這一段經曆：1945年4月底由美國教官的帶領，一行人乘機飛經印度、伊拉克、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換乘大型飛機飛越大西洋，總共66小時，到達紐約。由此換乘火車到達南部聖安東尼奧，這裏有一個很大的空軍集散中心。我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州的一個機場，在那裏的任務是幫助中國空軍機械士，學習飛機維護和修理技術。1946年6月起，翻譯工作進入收尾階段，有人集體乘船回國，要留下讀書的則各奔東西。我於9月到麻省繼續學業。
梅祖彥在《八十自述》中講在美國求學與工作的情況：我於1946年9月在WPI複學，進了機械係二年級。這個學校是父親1914年畢業的母校。總的說來，在美國念大學本科要比在西南聯大容易很多：第一，功課要淺一些，參考書取用方便；第二，實驗室和實習設備好，對學習使用科目十分有利；第三，生活條件好，營養充足，學習勁頭大。這三年的學習比較順利，我於1949年6月以高材生畢業。
當時梅祖彥所在的伍斯特是美國東部一個中等工業城市，資訊封閉，他對於中國國內進行的翻天覆地的變革知之甚少。直到他畢業後聽說北平和平解放，方知國民黨大勢已去。他想在美國找個工作，但正值經濟蕭條，覓職很難，隻好到芝加哥伊利諾伊理工大學念碩士學位。1952年碩士畢業，朝鮮戰爭已經打響，美國工業頓有起色，於是梅祖彥進了一個機械製造廠沃興頓公司當上技術員。
梅祖彥與父親聚少離多。他描述過這種狀態：在昆明的頭幾年我和父親雖同居一室，但每天見麵的時間不多。入大學後不久我即離校去軍隊服務，以後輾轉到了國外，更是遠離雙親。五十年代我雖和父親同在美國，但長期不在一地，見麵時間也少。
1949年，梅貽琦飛抵美國，父子兩人渡過了一段時間不長的團聚時光。梅祖彥總會從自己每月三四百元的月薪中，私饋母親若幹，以補貼家用。而且他會駕駛汽車，他來紐約時，主動當起父親的司機，接送他上下班，會親訪友。梅貽琦當年已65歲，為清華節省資金不肯購車，自己又不會駕駛，出行均靠巴士、地鐵兜來轉去。如今坐上兒子開的車，方便了許多，和兒子在感情上估計也親近了不少。
可惜溫馨之情轉瞬即逝。1954年3月，梅貽琦飛台北，參加“國民大會”。父親走後沒有幾天，梅祖彥即選擇出走，乘飛機離開美國，在歐洲滯留與斡旋多日，經過74天的努力，終於在6月初返回祖國北京。
台灣輿論一片嘩然。當局驚呼這是“中共劫持”。事實的真相如何？
梅祖彥明確表示，“我是自願回國的，我要參加新中國建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11月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參戰。美國政府對中國旅美僑民的態度驟然轉變，尤其對要回國的中國留學生百般阻擾，在簽證方麵設置了許多障礙。那梅祖彥究竟如何成功地實施了出走計劃？
梅祖彥的回答是：到1954年，我手中持有的原重慶政府發給的護照已過期2年，留學簽證也多年沒發了。在美國居住已沒有合法身份，要離開美國隻有偷渡一途，也就是要冒相當的風險。我和其他同學發現在碼頭上船到歐洲去檢查很嚴格，要混過去沒有可能，而在機場上的檢查則十分鬆弛，因此我們決定乘飛機出走。
通過一個傳奇式的過程，也由於法國領事館辦事的馬虎，我弄到一個法國簽證，隨後在法國航空公司預訂了一個星期日的機票。航空公司的人也看出我的護照是過期的，但我想事已如此，隻有試試運氣。果然，到了紐約Idlewild機場，在法航櫃台前辦事人員對我的簽證又提出了疑問，但讓我補填了移民局報表以後就同意登機了。
在巴黎，主要依靠旅法學者汪德昭先生（梅祖彥的表姐夫）為我辦理居留手續，並安排了生活。為了解決回國的困難，曾兩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瑞士領事館請求幫助，後一次還見到了出席印度支那問題國際會議的中國官員，中國代表團要在會外發表聲明，譴責美國無理阻擾中國留學生回國（那時兩國沒有邦交，不能直接在會議交涉）。因為我和另一位同學在巴黎購買船票遇到困難，代表團最後同意了我們取道蘇聯回國的要求，給我們換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並得到了補助。我們兩個隨回國的信使於6月2日乘飛機離開瑞士，在莫斯科停留一天以後（參觀紅場和莫斯科大學），我們乘坐蘇聯民航向東飛行，在伊爾庫茨克換乘中國民航，於6月6日到達北京。
當然我還好奇他究竟見到了中國代表團的哪位官員？在梅祖彥寫的《1954年回國經過紀實》中找到了答案：在代表團我們會見了秘書長王炳南和團員柯柏年。團長是周恩來總理，原來要見我們，後來沒有見成。
梅貽琦事前是否知曉兒子的這一舉動？他的態度如何？
梅祖彥在事後多年的一篇文章中說：此前有不少留學生回到了大陸，並傳來很多解放後的情況。父親知道我和一些同學也在籌劃遠行，他雖然未動聲色，但顯得心中焦慮。後來還是重視了我自己選擇前途的意願。隻是在為人處世的道理上對我做了些規勸，而對我的行動卻給予默許。
事實上，梅祖彥的兩次選擇，一是在西南聯大時棄學從軍，一是從美國回歸中國大陸，都沒在事前征求過父親的同意。
韓詠華第一次回國探親是1974年，國內還在文革動亂中，知識分子從下放的五七幹校回來不久，好多人家的住房都被擠占，根本無法接待國外的客人。雖然韓詠華提出要去看自己的親戚，但接待方隻安排她去了兩個親屬的家中探望，一個是兒子梅祖彥的家，這個無法推脫，隻好趕在她回國前夕，為梅祖彥臨時落實政策，把被占用的住房騰退出來。
1977年6月20日，韓詠華終於回到祖國，定居北京。老人家偏疼兒子出了名的。她落葉歸根定居北京，主要是奔著兒子來的。
住在南沙溝時，梅祖彥已經53歲，但在母親的眼裏還當一個小孩。出門時問：你穿好衣服沒有？進門時問：吃飯了沒有？
梅祖彥自1954年回國，在清華大學水利係任教，兒媳劉自強自1956年從法國回國，在北京大學西語係教法文，一家子住在北大教工宿舍中關園公寓，離我們家不遠。我還記得有些年的春節，梅表舅來我家給我的父母親拜年，那彬彬有禮的紳士風度，的確與眾不同。他們的女兒梅佳音，小名多多，1957年生人，比我的小妹徐漣大兩歲，後來同上北大附中，相差兩個年級。我妹妹對她的印象非常深刻：“她身材修長高挑，一張別致可愛的臉，總是麵帶微笑溫柔可親，叫我小六。”他們的兒子梅佳禾，當時還小。
南沙溝11號樓的梅宅，幾乎每個禮拜天，還有節假日，都會迎來梅祖彥一家四口與母親聚會。多多一度還住在奶奶家裏。上世紀80年代，韓詠華就以自己的美國養老金作為經濟擔保，送孫女出國留學了。
小女
小女梅祖芬生於1928年9月27日，排行第五。
1948年12月，北平局勢急轉直下。14日，北平圍城開始。下午四點半，梅貽琦坐上汽車，動身離校進城。車裏還坐著他的小女兒梅祖芬。她正在清華大學外語係讀大學二年級。
70多年後，祖芬表姨回憶那天的情景。她說：有人帶著三表舅袁複禮先生家的袁澄和我的同學資中筠，上我們家來，想搭車進城，父親沒有答應，我膽子小，也不敢多說。我記得出清華園的時候，有好多學生圍著，有的想挽留，有的想搭車。父親都沒有答應。進城後就把我帶到二姐家去了。然後他就走了，好像住在北京飯店。
梅祖芬不會想到這竟是她和父親的永訣。
我當然更感興趣她自身的經曆，尤其在1948年12月她的父母先後離開北平，把她一個人留在了大陸，那些年她經曆了什麽？
她說：父母走後，我就沒有家了。1949年二姐祖彤也去英國了。我平時住在學校宿舍，周末有時候住在六姨家，到1951年清華畢業。我在學校裏處於什麽地位？被另眼看待吧。讓我交代過問題：你爸爸走了，給你留下什麽任務了？我說：他就讓我好好學習。畢業後跟一大幫同學分到華北人民大學，聽報告、學習、改造思想。有一次周末晚會上，忽然點到我的名字，還有幾個人，說是抗美援朝需要英文翻譯，我們就到了華北軍區，又經過一年半的培訓，然後就去朝鮮了。
我問：穿上誌願軍軍裝了嗎？
她說：剛走時沒穿，藍製服兵，到朝鮮以後換上黃軍裝。到朝鮮一個叫平安北道的小城，都炸平了，我們就在誌願軍蓋的那麽幾間平房裏，主要是教育俘虜，教他們說繳槍不殺。後來還有一個敵工幹部訓練班需要人，也是要提供英文翻譯，翻譯政治報告，幫助訂報紙雜誌、管理圖書等。
1954年，梅祖芬從朝鮮戰場回到天津，在一個中專性質的拖拉機製造學校當政治教員，教社會發展史。後來大連學校缺教員，梅祖芬所在的教研組67個人，別人都有家，有對象，隻有她28歲了，還是單身一人，沒有什麽負擔，就把她調去了。
1957年，梅祖芬到大連機械學校報到，除了行李，還拖著一大箱子書，會計科差點報銷不了她的差旅費。當時幫助她把行李送到宿舍的，是會計科唯一的一位男會計歐陽效沛，後來成為她的丈夫。
兩口子在文革中雙雙成為階下囚，梅祖芬被追問反動的海外關係，造反派抄家，把帶外文地址的家信都抄走了。還要他們自己掛牌子。牌子上寫什麽罪名？梅祖芬說：咱倆就都寫反革命分子。於是，掛著牌子，白天被集中起來訓話、拔草勞動，晚上丈夫被關進牛棚，她一個人趕回家，照顧老人，照顧小孩。
講到這些苦難時，梅祖芬表姨依然淡定平和，隻是在說起相依為命的丈夫，說起丈夫的家庭時，她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梅祖芬表姨1985年退休，她和她的丈夫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個校區，先是大連機械學校，後來升級為大連鐵道學院，現在是大連交通大學。她教過英文，管理過圖書館，文革後歸隊，回到教研組又教英文。母親回國以後，她也沾光，成為統戰工作對象，當了大連市政協委員。她笑著說：幾十年就這麽混過來了。
現在梅表姨住在大連市中心附近一個整潔的小區裏。94歲的老人精神很好，頭腦清楚，耳力目力都不差。表姨父歐陽效沛2013年去世，大女兒歐陽樂嘉在加拿大，小女兒歐陽樂茵在美國，一年裏會回來探親，但多數的日子還是梅表姨一個人獨處，一個保姆照料她的飲食起居。
我曾對梅祖芬表姨的采訪過兩個下午，近6個小時。她對人生跌宕的平和淡定，對命運無常的隱忍堅韌，還有那簡潔直率的陳述方式，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種親情和敬意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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