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從四通公司到四通橋，時代反轉 ——讀萬潤南的《商海雲帆》 茉莉  今年十月，我們去法國旅遊時拜訪了萬潤南先生。這位當年鼎鼎大名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北京四通公司總裁，已流亡三十餘年，如今在巴黎郊區蒔花弄草，晚年隻問花間閑事，林中栗子蘑菇成熟時。 老萬送了他的一本著作《商海雲帆－－四通故事》給我。同為天涯流亡人，我記得老萬曾有詩雲：“但隨項羽學人傑，不過江東為鬼雄。”凡是拒絕回紅朝分一杯羹的政治放逐者，能夠奉獻給曆史和社會的，隻有自己的回憶、記錄與寫作。 我正準備讀這本《四通故事》，北京突然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四通橋抗議事件。10月13日，在萬馬齊喑的中國，一位名叫彭立發的勇士走上高高的四通橋，展示白底紅字的巨大橫幅，聲言反對習近平的政策，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而那座勇士站立高呼的立交橋，正好是四通老總萬潤南當年與海澱區負責人共同規劃、並承諾捐助的項目。此橋在老萬離國幾年後才建成。 曆史就在這裏銜接起來了。1984年萬潤南創辦四通公司，標誌著中國經濟改革初始，民間企業小荷才露尖角。四通公司被美國媒體稱為“鄧小平和資本主義十年調情的最傑出的成果”。而如今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對中國已有與八十年代改革家完全不同的願景，他不在乎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更願意模仿一代獨裁者毛澤東。 三十年過去，時代反轉。中國改革已死，民企風雨飄搖。在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隻聽到四通橋上勇士在淒厲地呼喊：“不要文革要改革！”  @ 趙紫陽支持的民企與世界接軌 這本《四通故事》被視為一部微型的八十年代中國改革史。作者擅長講故事，透過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和事件，串出了一部比較完整的企業成長史。此時，習近平正在為中國改革的棺材釘上最後的釘子。我因此有興趣了解：當年的中共領袖，有哪些人曾在經濟改革中，支持過四通這類先冒出土的民企？ 盡管四通被美國雜誌稱為鄧小平和資本主義十年調情的成果，但在通讀此書過程中，我沒發現鄧小平曾對萬潤南的四通有過什麽具體幫助。當時，鄧小平一心想要扶持的是中信公司，據說，鄧曾經三顧茅廬，請榮毅仁出山，希望把中信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平台。榮毅仁拿了共產黨的巨款，辦起了”中信”龐大的商業帝國，然後，他把該財團交班給了王震的兒子王軍，自己戴上王震摘下來的“共和國副主席”烏紗帽。 雖然萬潤南當時也被視為“紅色資本家”，但他的四通是從地下長出來的，沒拿國家一分錢。盡管如此，鄧小平實行的經濟體製改革及其政策，還是給四通的生長提供了一定的社會環境。 在八十年代明確支持辦民企的中共領導人，主要有趙紫陽、萬裏、宋健。其他溫家寶、胡錦濤和江澤民等人，也曾對萬潤南和四通表示過不同程度的支持與鼓勵。即使後來習近平班子裏的幹將，如李克強、王岐山、王滬寧等，當時也參加過四通組織的京豐賓館會議，觀察經濟改革的進程。 趙紫陽當年是主張先經改，後政改的。在經濟改革方麵，趙紫陽努力為民企創造在同等機會和同等條件下競爭的環境。他曾多次公開肯定和讚揚四通，說像四通這樣的民辦科技企業，是以“兩不”――不要國家投資，不要國家編製作為基本特征而建立和發展的。 令我吃驚的是，趙紫陽除了給民企創造平等競爭環境，鼓勵萬潤南這類科技人員成為企業家，還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開前，建議把民企資本家萬潤南列為十三大代表的考察對象。這在以鏟除資本製度為宗旨的共產黨國家，確實是不同一般的大膽。比較今天中共二十大產生的由低能黨棍組成“習家班”，萬潤南至少懂科技、經濟和企業管理。與任人唯親的習近平相比，趙紫陽顯然是很重視人才的。 遺憾的是，這次讓萬潤南混進黨代會的大好機會，被奉命考察他的老同誌無情地摧毀了。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段君毅，是被萬潤南稱為“恐龍企業”（國營大企業）的教父，他視民企為庶出的野狐禪、 旁門左道，絕不容許萬潤南成為黨代表。他甚至當麵用威脅的口吻說：“國家要摁死你們，不就像摁死一個螞蟻一樣！” 當時，無數像四通一樣的民企螞蟻，不顧死活地在黨國公有製巨石下頑強地鑽出來。萬潤南的四通與眾不同的是，這個公司是由一群優秀科技人才組成的，萬潤南本人就曾獲科學院1983年度的科技成果獎。四通受到國外新技術浪潮的影響，最先通過日本公司、港商和美籍華人與世界接軌，成為民營科技企業的先鋒和旗幟。 今天習近平狂妄吹噓“東升西降”，驕橫地以為中國已到可以藐視西方的程度了。細讀萬潤南這本回憶錄，我們看到，正由於中國民企家從八十年代起就向洋看世界，虛心學習西方的新技術，也學習西方的經營管理模式，這才有中國後來的經濟繁榮。當時萬潤南曾宣稱：“四通要成為中國IBM。”（IBM是美國的一家跨國科技公司）  @ 四通後三十年，民企和中共恩怨交織 雖然萬潤南經營四通隻有五年，但四通公司從借款兩萬元起家，一度創造了輝煌。1988年，四通集團的總收入達10.2億元，納稅和創匯都很可觀。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期間他們也經曆了很多打擊與摧殘。 其時中國已實行社會主義公有製三十餘年，很多人腦袋裏充滿階級鬥爭這根弦，看私有製企業不順眼，四通因此遭到很多流言蜚語和明槍暗箭。例如1985年，中共中央用紅頭文件轉發了一封告狀信，告狀人稱四通為“純屬倒賣、投機而牟取暴利不法組織”。之後調查組進駐四通，嚴苛“清理整頓”了七個月，沒有查到問題，隻是瞎折騰了一番。 最初令四通創辦人頭疼的，一是民營企業的性質問題，當時私營經濟尚無合法身份，四通隻能掛靠到四季春鄉，定性為“鄉鎮企業”。二是傳統的集體所有製已不適應四通的財產關係。1988年底，他們確立了股份製。這就開風氣之先，衝破了公有製的束縛，實行了私有股份製。 四通姓“資”，照這樣下去，總裁老萬應該很快就成為資本家富豪。然而，萬潤南後來被迫逃出中國，一度在美國開出租車謀生。關於萬潤南“毀家紓難”的故事不是此文主題，我們等待他下一部有關流亡生涯的敘述。眾所周知的是，在八九期間萬潤南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試圖促成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以解決當時的政治危機；另一件是企圖勸說學生適時離開廣場。他因此成為“六四黑手”被黨國通緝。 讀《四通故事》令我回顧三十年中國的巨大變遷，思考世界上最大的專製政權，與被原教旨共產黨視為仇敵的私人企業家，有著怎樣的恩怨交織、複雜難解的關係。 雖然四通公司因卷入“六四”被整肅，沒能再恢複元氣，但到了1990年代，中國股份製改造大潮興起，股份製民營企業如雨後春筍。不少後來著名的私營企業家，都說他們曾受到萬潤南辦四通的影響與鼓舞。對於中國民企事業，老萬確實是拓荒型的先行者。到2003年前後，中國的財產所有權的變更基本完成。 在血腥鎮壓了民主運動之後，鄧小平仍然繼續其經濟體製改革。但是，沒有憲政民主的經濟改革，就成了權貴資本壟斷、官商勾結攫取人民財產的過程。這個畸形的經濟改革，其中的肮髒和腐朽，所造成的巨大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這裏毋庸贅述。 @ 今日民企驚弓之鳥，計劃經濟萬劫不複  在巴黎郊外的樹林裏和老萬一起采栗子，我們看到這位當年創辦民企的先行者，似乎並不為失去自己的企業財產而懊惱、也不在乎沒趕上中國高速發展的列車成為巨富。三十年，千帆過盡水悠悠。人在海外觀察國內，他對時代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我們都已反認他鄉為故鄉，萬潤南從美國回到法國養老，落葉歸根享受人生的安寧。 那麽，國內那些曾以萬潤南和四通為榜樣的中國民營企業家，他們今日的情況如何？一言以蔽之：驚弓之鳥。 在《四通故事》之後中國發生了什麽？我簡單勾勒一下八九後民企家在中國的遭遇。三十多年來，民營企業家一度被中共團結利用。因中共需要民企的績效促進經濟繁榮，讓民企貢獻稅收，幫助社會就業以鞏固其政權，所以，中共曾一度放手讓民企發展。但由於拒絕以憲政民主為目標的政治體製改革，這就導致改革者和其事業得不到法治保障，無法形成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 在習近平執政後的十年裏，團結利用政策不再，相反，毛澤東時代對私企的戒備、限製乃至整治這一套，正在卷土重來。近年來黨國對私企進行更嚴格的管理，更嚴厲地打擊民營企業。目前，中國正在轟轟烈烈發展的供銷社、公共食堂、居委會管製的“完整社區建設”，無一不是以官辦壟斷的公有製經濟驅逐民間私營經濟。這就導致一些成功的民企家和個體商人為了免禍，紛紛走上潤去異鄉一途。 對於中共政策的大步倒退、毛式舊製度的複辟，當今中國民企家絕不是無辜的。在關心社會、參與政治的萬潤南一類被流亡之後，後來的民企家和中共有了一個不成文的交易：放棄爭取人權和民主，臣服於一黨專製，以換取自己發財致富的機會。但是，一個國家不能保障基本人權，即使富人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中國正走向萬劫不複的深淵，而我們和老萬卻在巴黎樹林裏做白日夢，夢想自己能回國為父母掃墓。我們都是說夢的癡人嗎？不一定。當年德國《明鏡》周刊曾有一個調查，問：在柏林牆倒塌前，你認為在你的一生中能看到柏林牆倒塌嗎？結果是 95%的德國人說，當時自己認為一輩子也看不到兩德統一。隻有5%的德國人相信自己可看到強大的東德政府垮台。而我們和老萬，也許就是那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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