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從昨夜走近《今天》
┃守護民間記憶
從昨夜走近《今天》
© 孔捷生／文
北島與孔捷生
1979是年譜印痕至深的一年。此為開國元年，卻非建政立朝，而是打開國門。“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一切都是稍縱即逝的追尋……一切希望都帶著注釋/一切信仰都帶著呻吟/一切爆發都有片刻的寧靜/一切死亡都有冗長的回聲”——那年開啟而於十年後猝然結束的白銀時代，北島詩句是最好詮釋。
蠟刻油印的史頁
1979前一年12月的重要會議，讓曆史流向倏然改道，無數人的命運向度隨之逆轉。那不是與會者決定的，超載苦難讓龍舟瀕臨傾覆，至深危機在於人心逃亡，遂生陵穀之變。
1978年“傷痕文學”拱開油漆剝落的朱門。我在這年發表小說，並快意地聽到銅鎖連同獸環斷裂落地的聲音。然而，此時另一群年輕人無意奪門而出，他們要做的是洞穿城牆，踩著老舊瓦礫，迎風抖開語言革命之旗。地下文學雜誌《今天》在這年12月創刊，這又是1979非凡年份的重要鋪墊。兩撥人看似天然同盟，其實不在一個維度，潮汐同步而生，卻注定淌入不同河床。
我憑一篇處女作獲得1978年度全國短篇小說獎，但我是《今天》油印本第一批讀者。事緣我那時和一北京姑娘熱戀，南北相隔兩千公裏的愛情，頗為反世俗。女友家住和平裏，父母是文化界中人，文革迭遭磨難，對體製外卷起的逆風有親近感。那天有位年輕女孩在和平裏登門征訂民間刊物《今天》，她家便訂閱。我即時讀了創刊號，開卷最吸睛的是批評“傷痕文學”當紅作家劉心武的一篇評論。再細讀，覺得滿紙透著油墨異味的漢語新穎生猛，尤是詩歌。
1979“開國元年”之春，我發表小說《在小河那邊》，轟動一時，讀者來信如木棉飄絮般飛來，該期刊物在許多圖書館被偷裁下這幾頁帶走。此為傷痕文學代表作之一，但反叛姿態更猛銳，筆端刺得更深——就二十來歲的文學青年而言。
這種轟動效應讓我興奮了好幾個月，正是《今天》讓我冷靜下來。每次來北京，我都迫不及待追讀這本地下刊物。先鋒詩歌和萬之短篇小說《雨雪交加的夜晚》、北島中篇小說《波動》，如螢火蟲飛入我的閱讀盲區。
我朦朧感知到文學在醞釀聚變，那時除了語言層麵，尚未想得更遠，不過已促人內省。自己銳意反叛龐然大物，直似躍出巨獸軀體的跳蚤，既往吸食的血液仍讓我消化不良。
然而，整個社會剛從昨夜走出，每一縷曙光都令人激動。傷痕文學繼續呼呼掄起響鞭，拷問現實。昨夜黑暗還在灌滿冷風的巷子蹲守，不肯蜷縮進墓穴。而新政借助思想解放運動，清除保守勢力，故而揭露控訴式的文藝基本不受阻撓。
那時文學很火，又何止文學，每片荒草瑟瑟的田疇都有新芽拱開冷土。記得李陀告訴我，陳凱歌想拍《在小河那邊》。我那時不知他是誰，這位北京電影學院的年輕人和我同齡，他要等幾年才拍出第一部電影《黃土地》。這則花絮展示了那個激動年份的意識流，無論青年陳凱歌還是我自己，都將邁過“傷痕文學”新犁的溝壟，走向鴻蒙未開的原野。
先撇開語言不論，展示不同家庭的傷痕，如同揮舞血衣，泣訴同一苦難淵藪。那並非真正個人表述，而是群體指控，近乎階級教育之“憶苦思甜”。傷痕文學可能收複了淪陷已久的某些現實主義傳統，然而沒有超越，不可能導致文學革命。
另一批年輕人卻別有抱負，從起步就不踏入那條舊轍。1979年民間“星星畫展”是擦燃火柴的紅磷，點亮顆顆星星。他們和《今天》成員基本重疊，隻不過星星畫展以直觀形象強化了他們的前衛理念。然而對我衝擊力最大的還是《今天》，讓我對自己使用的文學語言生出惶惑。後來方悟出不獨是語言問題。
石筍開花的季節
1979年傷痕文學仍在峰值，王蒙、茹誌娟、高曉聲、方之等一批“右派”作家，又將反思推向縱深年代。
這年我一篇非傷痕類作品再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有編輯告知，因為反響強烈的《在小河那邊》太尖銳不能入圍，實際這是安慰獎；但《人民文學》編輯又告知，隻緣這篇小說獲得很多讀者投票。不管如何，人總有虛榮心，那種成功感有如被東風托起的柳絮楊花。
1979年發生了更多事，堰塞多年的死水飛瀉而下，文學是大變革率先搖響的風鈴。初冬，相隔廿年後重開全國文代會，上屆文聯主席郭沫若和出席文代會的毛澤東都已作古。史卷翻篇如地殼運動，被火山灰覆沒的很多名字與作品被招魂歸來，如石筍開花。
左起：宗璞、劉心武、艾青、孔捷生
新華社記者拍攝第四屆文代會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新聞照片，刻意讓我和劉心武、宗璞、艾青一起擺拍。數來廿幾歲的作家代表隻有我和韓少功、盧新華。在駐地國務院第二招待所出入，別人認為長著青春痘的我是隨團工作人員。
對我而言，兒時仰望的星辰宛如下凡閃耀於眼前，巴金、茅盾、夏衍、冰心、丁玲、曹禺、光未然（張光年）……在他們建構的話語殿堂，這些名字本身就是傳奇。毋庸諱言，影星比作家更吸睛。我見到秦怡、張瑞芳、王丹鳳、王曉棠、白楊、田華、劉瓊、孫道臨、康泰、韓非、李默然……他們兩鬢星霜如歲月鹽堿，超負荷記憶刻寫於眉宇額頭，此際卻如枯木逢春。然而，熠熠星光之中最耀眼的一顆是夏夢，港澳代表團著裝本就異於內地，儀態萬方的她在滿眼藍灰襯托下，宛如一朵白蓮，亦似泯然失去而又翩然歸來的美好記憶。
兩廣代表住同一幢樓，我和青年小提琴家何東都是瓊崖知青出身，走得最近。《劉三姐》飾演者黃婉秋是廣西代表，36歲的她仍算青年演員，也湊在一起。畢竟文代會代表輩份高者居多，兩廣代表梁宗岱更是新文化運動耆宿，卻早被革命離心力拋向瓦礫場。我甚至未聽說過他，由此亦足見文化鏈條的鏽蝕斷裂。
我也目睹紛繁劫難給文藝界留下的縱橫疤痕。譬如紅線女在代表團形單影隻，尤被粵劇界代表杯葛。某次會後回賓館，紅線女遠遠見到秦牧，一盆火般呼喚：“秦牧同誌！”急急趨前討握手，從聲腔到台步都好似戲台做功。我看到秦牧很尷尬，手握得勉強，更不想搭腔。
還有諸如此類的花絮，背後恩怨和我這輩並無瓜葛。但那些複雜故事裏的血痂與鞭痕，真與己無關？周揚在全體代表大會閃著淚光向曆次運動受迫害者道歉，我不疑他的沉痛與真誠，然而曆史俯仰之間，就是許多人的生死與更多家庭的破碎。或許那些哭聲將埋入某個地質年代，凝為眼淚般的琥珀，我曾這樣以為。誰知道多年之後，令人捫心反思的悲愴竟化為震耳欲聾的沉默。
夜訪《今天》
1979是呼喊的年份，從耳語者到敞開喉嚨，跨度極大。文代會上滿眼白發蕭然而鐵樹開花，固然令人感懷；我這一輩也被放逐，卻不願回到原點。而更激越的聲音不在體製殿堂，我被另一種破壁而出的文學語言刺激，很想走近《今天》認識他們。
加之有件事刺痛了我——文代會每晚都有文娛節目，比如中央芭蕾舞團久違的《天鵝湖》，還有香港與歐美“內參”電影。其中《鴿子號》表現美國青年獨自駕帆船環球航海，影片壯美奇瑰，青春逼人，陽剛勵誌。我的成長期被集體敘事之繭絲纏繞，對個人視覺和陌生話語感應敏銳，卻聽到飽受迫害的幾位文學前輩觀後苛評，我大覺逆耳。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身的兒童文學作家黃慶雲也受不了，她悄悄和我說：“別聽他們的！”這橫亙代際的審美裂穀，使我立誌拒絕追隨他們的足跡。
我隻覺得與另一種聲音更親近，便想去探訪《今天》。我先約一中年作家同去，被婉拒；我再約同輩韓少功，他欣然同往，這就是代際分野。其實我們都是井蛙，隻不過，有的資深井蛙習慣圓柱體的明暗度，依戀井壁青苔；而有的初生之蛙卻奮力爬上井沿，好奇地眺望無垠天空，繼而躍向未知的江河湖海。
其實我和大多數人都不懂“朦朧詩”（彼時這個詞還未造出來，而且根本概括不了“今天詩派”），但同代人經曆相似，心跳頻率更易生出共振，好比星辰對青春血液的潮汐引力。
那個冬夜很冷，闃寂的東四大街隻有馬車載著夜色走過，嘚嘚蹄聲敲出一路空曠。我與《今天》同仁素昧平生，隻憑《今天》地址和編輯部例會時間，與韓少功尋尋覓覓摸到東四十條。胡同昏暗無光，嗚嗚的風長驅直入，一頭撞到南牆倒激回來，這氛圍與地下刊物很相配。我們艱難辨認門牌，如同默誦接頭暗號，終於找到“組織”。
至今猶記得那些年輕麵孔，對陌生同齡人到訪縱有訝異亦一閃即逝，文學就是寒夜裏互相傳遞的名片。我認識了北島、芒克、萬之、江河……還有一位坐在角落的姑娘，自始至終都未說過話，未知是否徐曉。
還記得屋中央煤爐連接著土製采暖管道，爐上水壺嘶嘶滾沸，如年輕人灼熱的呼吸。北島主持《今天》稿件討論，爭論你來我往，專注的眼瞳中有種燃燒感。
兩個訪客都讀了傳閱的小說稿，最後北島讓我們發表意見。我忘了韓少功說過什麽，他倒記得我對某篇討論稿亂噴一通，讓作者臉上泛起顏色，顯然也不能令屋內其他人信服。那時我不知世故為何物，噴出口水哪怕很淺薄，卻與虛偽絕緣。我與屋裏的同齡人都未能預知，他們嶄露的鋒芒與才華，將成為文學史隆起的山脈。
那個冬天人心溫熱，卻乍暖還寒。《今天》例會之後不幾日，西單那堵牆就被洗涮蕩滌了，被洞穿的權力長城又開始謹慎修複。《今天》依然倔強生存，猶如磚縫野草，被塞外塵沙撲打得蓬頭垢麵，卻又被風拭出綠意。
文代會閉幕晚宴，《傷痕》作者盧新華被安排坐在中組部長胡耀邦和鄧穎超之間，胡一直和盧新華交談，對他的學習與寫作問得很細。傷痕文學得到改革新政加持，及至盧新華從複旦大學畢業，被點名去人民日報社當團委書記。彼時胡耀邦已是總書記。但盧新華不欲從政，謝絕了。這插曲猶如體溫探針，可測知那個年代的溫度。
文講所同學，左起：張抗抗、孔捷生、莫伸、關庚寅、王安憶、王梓夫、高爾品、葉文玲
左家莊桃林
文代會後我並未南返，1980年初即到文學講習所進修。這是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即魯迅文學院前身。
當時所長是丁玲，但她極少來。文講所在左家莊，借用朝陽區黨校校舍。後院一片桃林，春來繁花點綴灰牆，給北京的風沙畫上顏色。
其時天下脈象的升沉，使“左家莊”稱謂的語境成了調笑佐料。同學都是文壇俊彥，古華、蔣子龍、張抗抗、王安憶、葉辛、竹林、陳世旭、莫伸、賈大山、韓石山、葉文玲、艾克拜爾、關庚寅、王梓夫、劉國春、高爾品、戈悟覺、喬典運……還有兩個軍旅學員；廣東學員是陳國凱、楊幹華和我三個。
文講所課程緊湊，師資很強。記得古典文學課最受歡迎，尤是《紅樓夢》。馮其庸講課不及吳組緗，吳先生激情投入，讓聽者如臨其境，神亦往之。
對我（不止我一個）而言，中國現代文學課程吸引力不足。左翼文學壟斷了現代文學史書寫，少時在那種敘事中閱讀與成長，幾乎不知道有別種流派與聲音。我沒讀過新月社、淺草社、沉鍾社、鴛鴦蝴蝶派；沒讀過李金發、穆旦、劉呐鷗、施蟄存、穆時英、葉靈鳳……僅隔一代，這些名字就化為朽木長出白菌。而奉為圭臬的價值從左翼一側無限擴展，據有全部話語場，直至它被革命文學整編、閹割、馴化，最後打入冷宮。就像青少年時我隻知道夏夢所象征的香港左翼電影，到頭來她也像夏日夢絮一般消散。
文講所資料室的左翼文學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點拗口）作品摞滿書架，儼然言語體係的城堡。撫過高低起伏的書籍，如同拍遍城垛的眺望者，我對地平線以下的憧憬，注定將要逃出這座城堡。
這年春天我與相戀四年的女友結婚，由文學講習所主辦婚禮。來賓有一位觸目角色，是海政文工團蘇小明，她是我妻子的閨蜜。最有名的來賓當屬劉賓雁，我和他認識於1979年春，當時他、劉紹棠、八一電影廠青年作家王亞平、還有我被邀出席黑龍江青年創作會議，在那裏我初識張抗抗。我的婚禮舞會明星正是劉賓雁和王亞平，那時我們都不大會跳交際舞，而這兩位舞技出色。
應邀前來的還有萬之。我也邀請北島，他送了一幅邵飛的國畫（現仍懸掛壁間），人卻沒來。我覺得他刻意和這個群體拉開距離。
後來始知，北島沒那麽小器量。某日他帶著新一期《今天》到文講所推廣，那時來自各地的同學沒怎麽聽說過這份民刊，除了北京學員劉樹華、瞿小偉和上海學員王安憶，大家顯得不太熱情，令我有點難為情。
我和《今天》朋友多有來往，北島結婚也請我去他家吃飯喝酒。他和邵飛在西打磨廠街築巢，那不是街，是老舊胡同。北島寫過，大雜院裏誰吐一口痰，屋裏的人就覺得啐在自己腳背似的。我也結識了星星畫會王克平、馬德升。他們的作品才氣逼人，稚拙而剛硬，像劈碎神龕的鈍斧。
1980年第二屆“星星畫展”居然在中國美術館開展，我去觀摩，見到展廳坐台的芒克忙得不亦樂乎，畫展人氣爆棚，無數瞳仁閃爍著新奇、欣悅、憎厭、憤怒……逸出既定軌跡的星星，不會受到所有人讚歎，猶如《今天》先鋒詩歌擲向深潭，頹波驚濺，撩起了文學界的集體焦慮。
語言的反叛
雛鷹飛離巉岩，便不會重返舊巢，而在更險峻的絕壁尋覓新窩。鷹隼不是群棲禽類，它需要自己的天空。
當時掌握新時期文藝話語權的是張光年、夏衍、馮牧、陳荒煤等主流派。他們迭經煎熬，革命年代的戰衣已襤褸不堪，故而主張解放思想，擁護改革，對揭露反思文革乃至五七年反右的作品都予以支持。但他們的審美範式和語言係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如果對前置詞“社會主義”不那麽堅定的話，“現實主義”則是輸入骨髓的源代碼，任何偏離都是對這一至尊信條的冒犯。
現實主義是奔湧長河，濫築堤壩讓活水變成死水，決非震爍古今的現實主義文學大師所樂見。然而還有一柄更沉重的斧鉞，銳意將文學捶打砍削為特定工具，使之服務於某個宏大目標。建政前三十年文學就是這個形狀，它首先毀掉現實主義，斧鉞揮處其他流派更寸甲不留。
別以為隻有前朝遺老堅執這種工具論，其實改革派中也不乏其人。萬之在我的婚禮上認識劉賓雁，後者沒聽說過《今天》，萬之介紹是純文學刊物。劉頗不以為然，脫口而出：“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什麽純文學！”他持這種文學觀從國內一直橫貫海外歲月。
在普林斯頓多年，以我所知，劉賓雁對文學應隸屬於崇高目標從不懷疑，對語言革命也沒有興趣。同為右派的邵燕祥則大不同，邵在主持《詩刊》時力排眾議，發表北島、舒婷等人的現代詩歌，不畏得罪顧盼自雄的賀敬之。
即便奉現實主義為圭臬的主流改革派，也有賢者擁抱異端，不獨出於寬厚包容，比如馮亦代、蔡其矯、嚴文井等，原先就接觸過現代主義。這三位我都認識，尤是嚴文井因圍棋弈枰手談接觸更多，他晚年有點憤世嫉俗，說話尖刻，對親近者也不留情，對先鋒文學卻未聞有過一字貶語。我當時因“偏離現實主義”，被出席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嶺南重量級元老排斥，嚴文井卻寫信給我，談他對現代主義的看法，並鼓勵我的文學探索。
馮牧器重青年作家，我幾次到他家拜訪，他給我看過王克平送的雕刻手杖。記得王家和馮牧好像有點淵源。我不明白，通達開明的馮牧接納星星畫派，緣何回到文學就有排他性？記得馮牧當麵約稿，我為《中國作家》寫了一篇實驗體小說，被退稿，便不再給該刊投稿。回想實在有愧，馮牧對我很親善的。
年輕氣盛，孰能無之？《今天》諸人亦不免俗。這又說到名宿艾青，他當然懂詩，無論傳統抑或現代。艾青接納“朦朧詩”，但後來與《今天》關係晴轉多雲，繼而陰霾密布。此事我隻略聞，不知其詳。相信年輕氣盛與泰鬥自尊碰撞，難免留下一地碎片。
後排左起：李陀、查建英、萬之、劉索拉、楊煉、北島
前排左起：孔捷生、高行健、徐星
時間線的壕塹
逾越年齡代溝的握手容易，審美代溝卻如天塹。我兒子是獨立音樂人，他玩的音樂於我儼然來自外星。不同文學源流各有話語場，很難互相傾聽，尤其在缺乏容忍度的體製，恰似平行世界的不同時空。
有個複雜特例，丁玲與擁有話語權的主流派有宿怨，她斷然站在思想壕塹另一端，其間有幾多負氣成分，殊難判斷。總之，她接納被排斥的先鋒文學，她有拍板權的《中國》雜誌有如對抗主流派的孤獨城寨，刊出一些不受待見的“今天詩派”作品。丁玲年輕時或走近過現代主義，也未可知。她插在箭樓的旗幡就像風信標，飄向迥然不同。
然而，丁玲帳前袍澤何止與先鋒文學毫無親緣，他們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比主流派更為堅持，尤其對前麵那個詞。他們不懂也不想弄懂現代主義。“朦朧詩”於《中國》，好比瓦壟上的蘭芝，長得不是地方。
《中國》雜誌僅存世兩年，就因主流派傾軋和自家營壘岐見內訌，黯然停刊。《今天》並沒有受其零星雨露的滋潤，反是打不響名號的《中國》沾了《今天》的光，隻緣曾刊登過“朦朧詩”，成了暮年丁玲晦暗天空難得的一抹晚霞。
蠟刻油印版《今天》生於破曉時分，長於體製城牆外，也隻存在了兩年，卻能跨越時間線。丁玲的文學生命要比打壓她的人活得長久，卻終究凝成詞典化石般的詞條。至於左翼文學，雖比速朽的革命文學留下更多磨洗不去的碑刻，仍不免沉入語言之海。而同樣成為文學史詞條的《今天》，迄今依然是迎風挺立的生命之樹。
同樣成為光陰蟬蛻的還有“傷痕文學”，它比起左翼文學更不如遠甚，凋謝枯朽的周期與革命文學堪有一比。如果說，我寫的文字如逆鱗片片，是源於動蕩的青春記憶。那麽掙脫語言牢籠的拘禁，則是來自對革命文學及其母體蘇聯文學的本能厭倦。
如前述，我成長期的臍帶缺少某種精血，除卻古典文學尚有點根基，從未涉過不同流向的文學溪河。莫說現代主義，我在五指山中茅寮油燈下學寫作時，連林語堂、梁實秋、張愛玲都隻是聽過，而讀得甚少。故而《今天》的審美衝擊波很淩厲，它在文學圈引致一片憤懣，卻在平行世界的另一空間濺起更大麵積的共鳴。
與已成體係的胎盤剝離絕非易事，無論個人與國家都如此。那個年代風的吹向很飄忽，1980年底《今天》被關停。有個細節令我印象深刻。當初到和平裏上門征訂《今天》的那位姑娘，在被迫停刊後再次登樓敲門，退還訂費。記不清是幾元幾角錢，卻記住了《今天》的形象，那是一種精神。
《今天》質樸的封麵圖案連同油墨氣味消失了，但它的靈魂已釋放出來，乘著漢語的翅膀，飛越書籍期刊堆成的壁壘。極欲擺脫劫後精神迷惘的一代青年，向酷旱天空伸出手掌，落在掌心的是點滴甘霖。
不同時代不同理想，需要不同的話語來表達。《今天》之魂不在於質問和反抗，而在於創造，用自己鐫刻的符號與深厚、優美、雅致的漢語對接。它的翼展所及，先鋒文學、先鋒美術、先鋒電影、先鋒戲劇……齊頭並進。這並非《今天》號角召引，而是掛鍾走到那一刻，新思潮宛如彈出來報時的布穀鳥，鳴叫的聲音，播揚的氣味，都屬於那個非凡年代，並埋進一代人的腦質層最深的皴皺。
而我的人生起步恰逢至暗時期，對那個夢魘之憎厭，正是山中知青秉燭奮筆的內驅力。搖曳油燈在暗黑裏如此微茫，恰似青春期叛逆的苗芽，卻燃起自由向往。走出叢山，我的魂魄再也不聽從施過咒語的符籙所召喚，那是一種後天免疫力。
然而，文化層麵與語言係統驅魔解咒就難多了。如暗物質般捉摸不到，它的引力令光線彎曲。一個人的思路、論說、行文、言辭，都受暗物質看不見的能量所左右。
北歐天空下的旗影
整個八十年代，我都在勉力掙脫心魔，由反抗而產生的重力效應，首先逆轉了自己的命運。八十年代最後一年，光穿越彎曲時空，如同透過棱鏡的折射，人生猝然偏轉。我如浪淘沙粒，幾經顛簸，擱淺在大洋彼岸灘頭。
大裂變好比天體爆炸，一些文學同行和《今天》多數同仁，如星塵散落世界各地。命運聚散與母語漂流重編了文學史頁碼，相信那是一種使命。
1990年暮春，餘震未消，留學挪威的萬之和在奧斯陸大學當訪問學者的北島，組織一群海外作家聚首北歐，商討《今天》複刊。他們兩人加上劉索拉、查建英、高行健、李陀、楊煉、徐星、老木、還有我，從世界各地飛來會合。
萬之和孔捷生在瑞典
會議前半段在挪威奧斯陸，後移師瑞典斯德哥爾摩。1985年我和北島到過瑞典，挪威卻是初訪。其時北歐剛告別凜冬短促的白晝，回歸正常日照，鹹味海風從峽灣帶來溫暖，海鷗在奧斯陸大學校園翩翩來去，春意從林梢飄上人麵，更爬上衣衫。大家閑坐草坪，褲子便印滿斑斑點點的蒲公英花粉。
滿眼大好春光，會議風景卻不那麽悅目。大家唇槍舌劍，火花四濺，互不相讓。若非心存執念和個性畢露，也成不了詩人作家。《今天》的文學定位引爆第一波爭吵，其中老木的情感仍被血與火交織，故而主張《今天》應揚起被洞穿的血色旗幟，如同戰鬥檄文，卻乏人認同。為此老木懊惱而且憤怒，他後來之命運跌宕，這或是記憶相冊被揉皺的一頁。
忤逆與反抗確係《今天》一脈精神，但反叛不是目的，創造才是。其時我到美國未久，應陳若曦邀請任文化雜誌《廣場》主編，我素來拒絕工具論，哪怕身曆慘變，卻不願文學重蹈為崇高願景獻身的老路。
高行健與孔捷生攝於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
於是第二波激辯就來了，高行健主張《今天》應亮出時代烙痕，如同刺配流放者臉上的金印，開宗明義這是流亡文學雜誌。李陀是反方，認為必須堅持純文學方向。
我支持高行健，但受柏林牆倒塌的雪崩效應所感染，並不認同高行健“文學流亡是長期的甚至是永久的”之說。驀然回首，他確係先覺者。
談複刊方向性的命題假如失之玄虛抽象，那麽具體爭吵就火爆到幾近反目。會議從奧斯陸開到斯德哥爾摩，激射口水的拋物線在延長，原爆點在高行健的劇本《逃亡》能否在《今天》複刊號發表。反方還是李陀，認為《今天》複刊伊始就應該端正站姿，文學不與政治摻和。而萬之、我、楊煉卻是《逃亡》支持者。
我彼時尚未讀過《逃亡》劇本，相信楊煉亦然。我的表態來自揮之不去的震撼記憶，認為純文學不能背對時代，為純而純。舌戰到文鬥極限，如無萬之和北島斡旋，真不知會否用上肢體語言，畢竟那時大家痛點怒點都很低。
直到漢學家馬悅然、羅多弼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組織的“文學之夜”，老師學生上台表演和朗頌各人的翻譯作品；小楂（查建英）用英文朗讀自己的小說；劉索拉穿一身黑衣，像跳大神似的，表演自己創作的藍調音樂，令人印象深刻；瑞典現代舞蹈家江青表演高行健戲劇片段“聲聲慢”；漢學家夏穀用瑞典語朗讀我的一篇黑色幽默小說，聽眾笑聲不止……精彩紛呈之夜，消弭了流亡者戾氣，為複刊會議拉上帷幕。
那一刻，令我想起十年前北京的冬夜胡同。言語革命從冷風中出發，踉蹌走過的荒野在身後變綠。
《今天》複刊會議留影，最高處站立者為詩人老木
放不下的岐見
我不覺得自己和楊煉很有話語權，相信秉性溫和而倔強的萬之是壓艙石。總之《今天》複刊號登出高行健的《逃亡》，我這才拜讀。
劇本將大事件虛化為背景，角色是一對青年男女及一個中年男人，沒有姓名的三人躲進倉庫逃避兵燹。《逃亡》表現不是紛亂時代對個體的籠罩和征服，而是人性掙紮。它超越了那段曆史的種種評判和道德爭論，政治與暴力還有其他響亮崇高的價值，都從不同方位合力將個人話語逼到死角，猶如那座黑暗的廢棄倉庫。而《逃亡》就是不同個人在絕境中的自言自語，曆劫不滅的人性就像暗夜孤燈，無助地搖曳，卻是唯一能照亮和辨讀曆史的燭火。我慶幸自己支持複刊號刊登《逃亡》，並認為最能代表高行健戲劇成就和思想高度正是《逃亡》。
《今天》複刊的終極向度，采納的是李陀意見。如果它隻是一本流亡文學刊物，風貌或有所不同。好比蓊鬱林木與孤傲大樹，文學隻在一棵樹幹上抽條吐葉，則不見森林。故國文學探索者始終香火不絕，他們是腳踏冷土的耕夫，卻非處於流亡狀態。
但隨著時間線延伸，文學已被合謀的權力與資本放逐，成了冷板凳上的冷話題。不再有重物去壓迫實驗性先鋒性，隻有牧笛與放羊鞭，將文學放養到離現實保持安全距離的牧區。《今天》秉持的純文學概念也應該有進階版了。
不論國內與海外的作家，他們對權力、資本、商業與庸俗的抵抗，這種信念難道不是一直在放逐之中？莫非直麵現實竟與純文學潔癖不能兼容？如果將“流亡”概念涵蓋到從重力壓迫下叛逃的所有文學，純文學的意義會不會更豐厚深刻？逃避或逃亡，哪個才是四十年前《今天》之魂？不得不說岐見始終未放下。我隻認同《今天》的精神是“我——不——相——信”！
歲月荏苒，當年倉皇去國，如母語種子墜入凍原。我在美國逐水草而居，雖未離開文學，卻不能說很親近。直至退休，我才重履文學厚土。望去自己耕耘過的壟溝已雜草叢生，一晃卅年，鄉愁已不再是身份驗證碼。於是我扶正犁把，黑土被不斷翻起，在陽光下發亮，如波光粼粼的河流，在語言文字的流淌中，我聽到了咿啞槳聲，而《今天》就是渡口。
我不知有哪家民間文學刊物能跨越四十年，即使星漢燦爛的新文化運動亦無此記錄。我忽然悟出，自己用了四十年走近《今天》，與曾經的話語場漸行漸遠，驀然回首，已被擺渡到河道另一側，那正是我青蔥年少時憧憬的彼岸。語言涅槃不是一種學習與模仿，而源自精神超越與升華。《今天》也是如此，它始終在擊楫擺渡。
如果說，《今天》曾是磕擊一代人文學想象的燧石，如今光陰苔癬已悄然爬上粉壁的青春題刻。有人背身退出，有人選擇妥協，卻始終有人負囊獨行。燧石最初磕出的火星，已經點燃一片燭海，最終會照亮跋涉者生命的全部。
寫於庚子苦夏
本文由孔捷生先生賜稿，原發“今天文學”。感謝作者授權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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