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歸來
“近幾年來，每當我見到張伯苓時，他總是說：隻有他深知我的苦處，也隻有我深知他的苦處……”這是曾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司徒雷登為張伯苓紀念集《別有中華》所作的序，“在中國，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國家辦理的，辦私立大學，張伯苓是一個拓荒者……在政局混亂的歲月裏，張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體係……”
《別有中華》1948年由哥倫比亞大學王冠出版社正式印行，其時國共激戰正酣，以外人視角，難免對這個國家感到絕望：它早已結束帝製，邁入共和，但戰亂與貧窮依然如影隨形，好容易取得抗戰勝利，旋即踏入內戰泥沼。這本書想要告訴美國人，在你的刻板印象之外，“民間中國”正在默默努力。
從1904年張伯苓與嚴修創立南開學校、倡導新學，到1919年兩人創辦私立南開大學，再到1947年牛津大學宣布承認南開學曆（當時中國隻有7所高校學曆獲承認），南開的故事既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高等教育的縮影——飽經戰亂仍努力擁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維持獨立，亦有其獨特性——與蔡元培、胡適等人不同，張伯苓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人文主義者，他的思想沒有體係（黃鈺生語），他的直白口語和天津口音讓一些人覺得不夠學術（何兆武《上學記》），但同時，他也少了許多文人式的瞻前顧後，從而能更好地帶領一所時刻處在危機邊緣的私立大學，長期保持相對充足的經費、較高的學術水準、高效清廉的運轉，並發展出“允公允能”之校風。
今年10月17日是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回顧南開曆程，“愛國”、“樂群”、“務實”乃至“土貨化”等都是可以抽象出來的關鍵詞。“土貨化”一詞亦是張伯苓發明，時間是1928年，所針對的是當時學術界“食洋不化”之風，“所謂土貨的南開，即以中國曆史、中國社會為學術背景，以解決中國問題為教育目標的大學。”以今日之語境審視，似乎更不應忘記的是：大學本是全球化產物，南開之誕生即是嚴修、張伯苓國外考察的成果，而私立南開大學短短十年間迅速崛起（更不必提戰時與清華北大合組的西南聯大），也得益於與世界接軌的現代大學製度，“土貨化”、“中國化”絕不等於妄自尊大，這一點張伯苓自己說得很清楚：“我既不希望我們的年輕人自私自利，也不希望我們的國家被狹隘的民族主義驅使。我不相信孤立，中國處在國際大家庭之中，不久必將對現代文明作出自己的貢獻。”
張伯苓（左2）在意大利參觀曆史古跡 圖/除署名外均由張伯苓研究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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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9日的天津天氣頗寒，又下著小雨。從下午1時起，數千人聚集在海河北岸的天津東站（現天津站），迎接闊別整整十年的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回家。這座華北重鎮的黨政軍要員幾乎全員出動：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師管區司令、警備司令部參謀長、財政局長等等，加上商界代表，人數之多，令《大公報》記者無法一一記其姓名。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和南開女中各部學生，他們手持校旗，正最後一遍演習南開校歌，“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的合唱聲從天橋下“一片紫白色人聲沸騰”中升起，“盛況為本市自複員以來所未有”，《大公報》在次日的報道中形容。
1946年，張伯苓在美國
抗戰勝利後，70歲的張伯苓舊疾複發，赴美手術治療，康複後又不慎摔傷，不得不推遲回國，等他最終回到國內，已是1946年年底。此時國共關係破裂，全麵內戰爆發，但從船抵上海之際起，張伯苓就一直在采訪和講話中說中國前途光明，和平建設一定成功。“東西南北都沒有了敵人，中國人要長大了。”他說。
1947年1月3日，張伯苓乘火車由滬抵寧，當晚，蔣介石設宴款待。席間，張談及旅美情形和戰後南開發展計劃，蔣請他在天津、重慶之外，在長春設立南開第三分校。數日後，南開大學教授何廉、邱宗嶽、馮文潛、陳序經等聯名致電張伯苓，請他暫緩飛渝，先返津小住，“校務亟待主持”。不過張伯苓還是按計劃先去了趟重慶，又因飛機屢次失事，好友勸阻，拖延到3月19日才出發北歸。
3月19日上午，張伯苓飛抵北平西郊機場，入城用午餐並休息，他告訴作陪的南開校友，“北大、清華已經複校……我決定擺脫政治，回來辦理複校的工作，繼續從事教育。”下午，他搭乘特快列車由平赴津，天津市市長杜建時在天津北站與其會合，然後一同在東站下車。此時東站月台已人如潮湧，水泄不通，“每一個人露出的歡欣鼓舞，是由衷而發的，並非恭迎如儀，奉命行事，”一位南開校友回憶，“等他老人家初現門首，隨即爆發出震天的歡呼。”
北洋海軍時的張伯苓
張伯苓還是戴著他那副標誌性的茶色眼鏡，頭發兩側已然斑白，但胡須剃得很幹淨——他覺得這樣有朝氣，見到一位留胡子的老校友時，還故意命令道：“你今年不到六十歲，到時候就應當把它剃了去！”他看上去瘦了些，似乎還微微有點駝背，但接近1米9的個頭仍然非常顯眼。抗戰時期他在重慶任國民參議會副議長時，就有西南聯大學生調侃，“大會場上的議長，非體格強壯、聲音宏亮是不成的。他那魁偉的體格，重量可等於蔣（夢麟）校長與梅（貽琦）校長之合，一口天津話，在會場準保沒人打盹”，也難怪有人在久違後會形容，他給人的印象“仍然是一座山，一頭象”。這位高大的長者向迎接者含笑點頭，頻頻揮手，市長杜建時在前方開道，花了半個小時才走出車站。
張伯苓在飛機場
出站後，張伯苓在杜建時、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等陪同下赴八裏台，巡視南大校內的勝利樓，並在大廳會晤了前來歡迎的南開校友與新聞記者，在談話中，他再次表達了樂觀的情緒，“中國經此抗戰，不平等條約終獲解除，此即為餘數十年前辦學之目的……餘並深信中國前途極為光明，蓋中國人有智慧，能吃苦，並具有老文化……惟大家毋自暴自棄。”
張伯苓研究會顧問張元龍對張伯苓樂觀精神的理解是：這是他的責任，“如果一校之長頹廢了，那些跟隨他的人怎麽辦？”張元龍是張伯苓三子張錫祚之子，1948年出生於天津，臉型與祖父很有幾分相似。“他已經習慣了，在人前絕對沒有頹廢之相，絕對不能（露出脆弱的一麵），家人也基本沒有見過。他的口頭禪是，越倒黴，越剃頭刮臉。我大哥就說，在我們家，客人經常非常多，我祖父在那兒一坐，大夥兒就笑啊什麽的，非常活躍。他總是跟大家說，中國永遠不會輸，中國一定強……”
不過困難也是顯而易見的，戰後南開大學改為國立，重建工作處處受到教育部經費下撥的掣肘，南開大學教授、曾任校史研究室主任的梁吉生認為，何廉等人催促張伯苓盡速北歸，就是因為複員過程中有許多棘手問題，沒有張伯苓的威望，很難推進。另一個原因是，複員後南大學生成分有了根本改變，不再是純粹考試科班出身，有許多轉業軍人、青年軍、三青團成員、中共地下黨員、甄別過的日偽時期學生等等，戰後政治經濟矛盾在校內折射甚至放大——張伯苓北歸當日，《大公報》發表社評《搶救教育搶救青年 歡迎張伯苓先生》，提及張伯苓一係列樂觀談話，“在這迷惘的時代，似乎正需要這種卓立不惑的精神”，同時又說，“今日智識青年所以普遍感覺苦悶……辦教育的人也感覺苦悶……要解除青年的苦悶，並領導他們走入獨立思想、自由研究及篤實向學的正路，實在不是一樁簡單的工作”，“以張先生在今日的地位言，其北歸使命，應不僅為複興南開，而須著眼全局，在北方領導起以下兩大工作：搶救教育，搶救青年。”
在回到天津第一次與南開大學學生見麵時，張伯苓分享了自己從親曆甲午海戰之敗起開始辦教育幾十年的經曆，他說，成功經驗在於“騙自己”，不管怎樣困難，仍然告訴自己還有希望。他說，自己幾十年來一直是一手拿著望遠鏡，一手拿著顯微鏡。望遠鏡是向前看遠景用的，顯微鏡是就近做分析用的。說到南開是一個大家庭時，他似有所感，抬頭仰望天空，緩緩地說，“雖然南開大學現在是國立，希望上蒼能再假我十年，我仍然要把它改為私立，以保存創立南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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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南開大學的創辦始自一次歸來。1918年12月24日，接近早上7點，嚴修與張伯苓乘坐的火車駛入天津東站——此時還叫老龍頭車站。南開千餘人及校軍樂隊到車站歡迎創始人與校長訪美歸來，張伯苓下車後與師生一起步行回到南開中學，隨後在禮堂發表講話，介紹美國科技發展情況，說到無線電技術及應用，給了師生深刻印象。“校長以數十日之舟車勞頓，毫無怠容，振襟而論，扺掌而談，”一份學生刊物形容，“預備數日者恐未必如先生妙論橫生，使人樂聽聞也。”
張伯苓1917年夏啟程赴美，是年秋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主修近代教育學、教育哲學、心理學、教育行政等課。次年春，嚴修等人也前往美國考察教育，並於5月19日與張伯苓在紐約會合，拜訪各處教育機構。7月7日，張伯苓與嚴修等人一起吃湯麵，聽同在哥大學習的鄭宗海講述中國留美優秀學生情況，其中提及學習教育者郭秉文、蔣夢麟、張士一，學習化學者任鴻雋，學習物理者趙元任，學習地理者竺可楨等，“訪美最主要的想法就是看看大學是怎麽辦的，”梁吉生說。與此同時，嚴張二人開始網羅人才，“在回來之前有的就已經‘訂下貨’了。”
張伯苓(前排右2)在美國考察教育時與南開校友等合影
也是在這一天晚上，嚴修與張伯苓商定，從明日起張伯苓每晚到嚴修住處給嚴講授他在哥大聽課的內容。此後一個多月，除偶爾與朋友看場電影，張伯苓幾乎每天都在給嚴修“上課”，兩人不時“談辯”。41歲的“老師”不懼暑熱（8月8日紐約氣溫達到39度，創下曆史高溫記錄），59歲的“學生”更是認真，每次聽課都記筆記——這些細節出自《嚴修日記》，是2001年梁吉生在天津市圖書館花了四個月時間梳理出來的，可惜他沒找到嚴修的聽課筆記，因此也無從得知兩人交流學習的具體內容，這成了他後來編寫《張伯苓年譜長編》的一大遺憾。采訪時梁吉生人在國外，“我在美國還一直想這個事兒，肯定有這麽一個小冊子，會不會就躺在國內某個檔案館的資料裏頭？”他在微信那頭說。
嚴、張返津當晚適逢平安夜，南開學校青年會舉行聖餐會，張伯苓亦入席參加，發表演說。其時，距張伯苓入基督教已有10年。但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張伯苓家族》作者侯傑說，張伯苓一直堅持私立南開的自主性，因而未使之演變成教會學校，在學校也倡導信仰自由，從不勸導學生信教，這與嚴修思想一脈相承——蔡元培曾稱讚嚴修“舊道德俗稱高貴”，“而校長張先生又屬基督徒”，“但二先生不因己之信仰強諸君以為從……此種自由足為未來之道德開一新徑。”1919年10月2日，南開大學正式成立前兩周，嚴修致函張伯苓，又提起信教自由。
1918年，嚴修(前排中)與張伯苓(前排右一)在美國考察教育
1919年的世界已換新天。幾個月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獲勝，中國輿論一片歡欣鼓舞。為慶祝協約國勝利，北京學生連續放假三天，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群情激憤，一掃幾年來帝製複辟、議員腐敗、軍閥混戰帶來的沉悶——這種樂觀情緒在巴黎和會後轉化成了憤怒與失望，並促成了五四運動。在美國的考察令張伯苓和嚴修意識到，“彼邦人才大率出自大學，而大學之組織有賴於私人經營之力為多”，而第二年“和會初開，默察世界大勢，更覺得吾國教育之振興不可緩，不容不奮起直追”。
考察歸途中二人已對大學之組織計劃胸有成竹，私立學校經費拮據，籌備遂以“大處著眼小處下手”為原則，科目、經費均極簡單而微小，分文理科及職業科。草案粗定，嚴修即偕張伯苓南下遊說各地，募集開辦費。晚清進士出身的嚴修曾任直隸學校司督辦、學部侍郎等職，與北洋軍閥關係密切，他的人脈在早期南開募款中起了關鍵作用，黃鈺生後來即形容，張校長有時是“拿著金飯碗討飯的”。興辦教育後嚴修再未入仕，並與張伯苓有永不當官之約。“早期南開的品位是清末士大夫中的清流，這是嚴修奠定的，”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張曉唯告訴我，袁世凱早年落難時，嚴修曾為其子弟求學妥作安排，後來袁再度崛起，嚴修反而對發跡朋友保持矜持之態，以至於袁世凱遣人修書，詰責他屢次拒任官職，是否與大總統感情冷淡雲雲。待袁世凱稱帝，嚴修以絕交相勸，“不複通問”。到了袁世凱死後，樹倒猢猻散。嚴與張商議，張說：“交情歸交情。”嚴修於是專程入京吊唁，歎曰“項城此去，可謂大解脫”。
1919年春，嚴修、張伯苓赴南京籌集辦學經費，與當地人士合影
張元龍也說起了這段往事，“嚴修最大的特點是，專幫倒黴的人。我祖父受了他很大影響，絕不趨炎附勢。我父親也是。我印象特別深，我家門口兩個人打架，買的說這西瓜是生的，賣的不肯退錢，我爸去拉架，最後說，我買！我們家受嚴先生的影響特別大，所以我說，家風會變成校風，校風還會變成更多的家風，它是這麽一個傳承的東西。”
南開大學最初的校舍
1919年10月17日，南開學校十五周年紀念日這一天，南開大學正式成立，三年後南大搬至天津城南八裏台，主要建築陸續落成。到1920年代末，戰前南開格局已基本形成：從“大橋”（現東門）進入學校，一條筆直的大中路往前，在校園中心串起一片十字形的湖塘，南麵湖塘盡頭是理工學院的思源堂，思源堂前有不少金魚缸，養著名貴的金魚——張伯苓外出募捐，有時會帶上幾尾送給捐款者。湖畔還有女生宿舍芝琴樓及文、商學院的秀山堂，堂前高高立著江蘇督軍李純（字秀山）的銅像——這位直係軍閥1920年過世，把四分之一遺產捐給了南開。思源堂以西是柏樹村，那裏是教師宿舍區，一幢幢小巧玲瓏的洋房圍著一塊草地網球場。隻有男生宿舍遠在大操場一角，倒是距離湖塘北麵的木齋圖書館不遠，兩者之間分布著小吃店和雜貨店，炸豬排和蝦米蓮花白最受歡迎。從秀山堂到木齋圖書館有小路可達，春天開滿了黃刺梅，學生們都愛捧著書漫步其間。到了夏天，全校包圍在槐柳的濃蔭中，湖塘開滿荷花，可以劃著小船一直蕩漾到思源堂後的蘆葦湖中，看看“漁船兒飄飄各西東”的漁家生活。此處蘆葦與荷葉交織，水路曲徑通幽，隻有土生土長的搖槳人才摸得清方向，被人們稱為“迷魂陣”。
因為嚴修與張伯苓，也因為私立大學擁有財政獨立與忠誠高效的行政人員，尤其是從南開學校以來就深得張伯苓信任的“四大金剛”——喻傳鑒、伉乃如、華午晴、孟琴襄，同時還得益於北平當時備受軍閥混戰困擾，甚至國立北京大學都一度開不出工資來——張曉唯提醒我，平津之間一直有這種此消彼長的關係——而南開網羅了一批中國當時最優秀的青年學者，並在短短十年內迅速崛起。1925年從芝加哥大學回國的黃鈺生原本研究的是教育學與心理學，後被張伯苓任命為大學部主任，從此工作以行政為主，和張伯苓一起“像條毛驢，戴上蒙子隻管拉磨”了，“戴上蒙子就是不問政治，拉磨就是辦教育。”
“20年代南開大學的教授生活是簡樸、充實而繁忙的，在政府機構財政困難時，南開通過捐款收入、基金捐贈和私人資助維持住局麵，”經濟學教授何廉在回憶錄中寫道，“這裏的薪金水準很低，卻起碼可以按時如數照發……我們衣著簡樸，生活儉節而又心滿意足。一位教授負責的教學包括四門，每周三個學時的不同課程，備課工作極其繁重。回想起來，我們每個人確實都是以一種獻身精神工作的。”
“這很辛苦的兩年半也是很快樂的兩年半。”這是政治學教授蕭公權的回憶，“同事當中不但有誼比同胞的堂兄叔玉，還有在美國已先熟識的舊友何淬廉兄和到南開方才熟識的新知蔣廷黻、李繼侗、沈仲端、薑立夫、饒樹人諸兄……學校把百樹村十號房屋的一部分作為教員俱樂部。晚飯之後，我們隨意去那裏喝咖啡、談天，或做各種遊藝，借以稍紓一天工作的疲勞。‘集體象棋’是我們最歡喜的遊藝。兩人坐下對局，其餘的人一哄而上，分別站在當局者的背後做義務參謀。這種集體下棋的基本教條是‘觀棋不語非君子’。……大約一個鍾頭左右，我們盡興而返，回家去繼續做研究工作（如廷黻兄）或加緊預備教材（如我自己）。”
張伯苓與太太住在南開中學附近一所舊式房子裏，出門乘黃包車，從不坐汽車，他喜歡北方飲食，愛吃大蒜，但從不飲酒，即便是出於應酬也隻是象征性地喝一口。雖然當時政壇一片混亂，但張伯苓的為人仍為各派人士所敬仰，曆史學教授蔣廷黻說，這是因為他是正直和超黨派的，從不支持任何不正當的活動，也不去冒犯別人——他認為任何冒犯人的行為都會影響到外界對南開的經濟援助，“一旦需要，他就設法去找有錢的大亨捐錢……他們都能慷慨解囊。歹人特別尊敬正直人，這真是既滑稽又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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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後張伯苓又一次遠行歸來，這是1929年9月22日，接近早晨7時，他乘坐的火車抵達天津東站。張伯苓在軍樂聲和爆竹聲中下車，女生代表贈以鮮花一束，他向數百位歡迎者致意後即趕赴八裏台南開大學。此時學生們已在校門口大中橋前整隊迎候，待張伯苓抵達，興奮的學生們竟將校長高高舉起，就好像是某種壓抑已久的釋放。
校長秘書、注冊課主任伉乃如和大學部主任黃鈺生想必心情忐忑。前者在西站即提前登車歡迎，後者在張伯苓下車後一直陪同——他們同張伯苓說了什麽，張伯苓作何反應已無從考證，當事人也沒有留下隻言片語的記錄，哪怕是《大公報》（此時已是由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人執掌的新記《大公報》）這樣出色的媒體，也把注意力放在張伯苓周遊世界的見聞上——這一次張伯苓出國考察與募捐，首個目的地仍是美國。他53歲了，但“身體和思想就如同三十歲的年輕人那樣活躍”。在紐約，一位美國記者寫下對張伯苓的印象，“我曾經看到他在紐約擁擠的街頭靈活地躲閃……”在底特律，張伯苓與福特汽車的南開學生談話，發現他們在學校時屬於身體強健者，來到美國仍覺跟不上節奏，他總結這是曆史包袱使然，“外國人四五十歲是正當工作的時間，我們中國人二十歲以後便做整壽，大概四十歲便入黃土了。體力、腦力不充足，做事等等效果如何能好？”後來談起這次在美募捐的情況，張伯苓非常準確地描述了美國的自立（self-made）精神，“美國人的財產都是自身賺來的錢，不易拿出。無故的絕不幫助，必須理由充足……用可憐的態度，beggar的手段，美國人是絕不予以同情的……”《大公報》主筆張季鸞是張伯苓的朋友，有一回他問張伯苓是怎麽募捐的，張伯苓曰，“摸著穴位就是一針就是一筆錢。”在美國，“我們這次的理由是中國以前怎樣好，將來預備怎樣發展，現在雖然不好，乃是因為內政的紛擾，故經濟紊亂，所以需款辦教育造就有為的青年……使他們看看我們南開的過往，他們便可以曉得我們是時時刻刻在困難中奮鬥的……容易的道路越走越狹，難走的道路才可以發達前進。他們給我們錢很小心，可是我們用之也不是隨便，因為我們有我們的自立精神……又因為中國的問題是未來的世界大問題，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也是他們所應該的。”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南開大學亞鈴湖
可是眼下張伯苓要解決的，是南開大學教授集體出走引發的震蕩。事情起於這年5月，學校發出下年度聘書，除了經濟學教授蕭蘧，所有百樹村十號教員俱樂部相熟的人都加薪10到20元（彼時南開教授月薪約為180元左右），蕭蘧對堂弟蕭公權說：“我在這裏五年了，這回仍沒加薪。我想這是他們對我示意，我不能賴在這裏了。”恰逢蔣廷黻接到清華曆史係邀請，來商談去留問題，此事傳開，眾人不平，蔣廷黻、蕭蘧、李繼侗（生物係教授）相繼出走清華，蕭公權也辭職去了東北大學（後亦去清華），加上物理係教授饒毓泰休假出國，南開一下損失五員大將，用黃鈺生的話說，“教授班子幾乎垮台。”
晚年黃鈺生回憶此事，曾反思自己的“軟弱”，按他的說法，張伯苓赴美前曾將人事權口頭托付給評議會的幾位教授。後來續聘時蕭蘧理應加薪20元，但與蕭交惡已久的伉乃如不同意，黃鈺生要求提交評議會討論，伉覺得沒必要，黃亦未堅持，因為校長發聘書的圖章在伉手中。關於此事，經濟學教授方顯廷在回憶錄裏補充了新的視角，他說，教員常在俱樂部裏抱怨學校的行政管理由一小撥校長的親信所壟斷，而這些人碰巧都是早年從南開中學畢業的，他們對校長十分忠心，盡可能為學校節省開支，但麵對這些海歸教授，“往往被一種自卑的情緒所困擾”，“唯一能抵消這種不安感覺的是：校長對他們廉潔奉公的深深信任，以及他們工作職位的安全保障。”
1980年代晚期，梁吉生曾數次拜訪黃鈺生，當時已經八十多歲的黃鈺生不止一次談到此事。按梁轉述的版本，黃鈺生聽聞伉乃如向張伯苓匯報此事時，張臉色鐵青，一言不發。後來黃向張詢問該怎麽辦，張反問他，“還能怎麽辦呢？拉出去的還能坐回來嗎？”南開起於私塾，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家庭色彩，1929年發生的兩件大事，教授集體出走與稍早前嚴修的逝世，如果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北洋軍閥退場與南京政府統一全國（事實上當時清華在校長羅家倫帶領下挖角擴張，除了庚款這一得天獨厚的經費來源，也與全國統一後國立大學開始接受國庫的正常撥款有關）去理解，事實上可視作早期南開的結束。此後，張伯苓作為這個家庭唯一的大家長，將更艱難和孤獨地拖著南開前行，而此後他的每一個選擇，都將深刻影響南開的命運。
20世紀30年代，張伯苓與夫人王淑貞(左4)、黃鈺生(右1)、張克忠(右2)等在南開大學百樹村
回到1929年那個秋天，張伯苓仍然在為清華“不擇手段”的挖角怒氣衝衝，資金有限的私立大學很難競相加薪，但“出於堅強的信念和天生的樂觀主義精神，他決心不向困難低頭”——南開校友們對老校長的回憶，出現最多的幾個關鍵詞是“頂”、“幹”、“堅持最後五分鍾”、“最後一拳”——他把何廉叫到辦公室討論學校前途問題，兩人討論的結果是，南開競爭不過國立清華和國立北大。然而我們有必要去競爭嗎？我們難道不應當停止競爭，取長補短嗎？南開坐落於商業都市天津，應當把重點放在培養企業人才和工程技術人才上。這一轉向最終促成了南開經濟研究所的誕生，而經濟研究所很快成了私立南開的金字招牌。
但政權更迭，北洋舊人捐贈關係不複存在仍然給私立南開和張伯苓帶來非比尋常的壓力——一項統計顯示，1919-1927年，在南開大學獲得的捐款中，個人與非政府組織占84.11%，到了1928-1935年，這項占比直線下降到18.14%。梳理張伯苓年譜及往來函電，不難發現，進入1930年代，張伯苓幾乎無時不在為錢的問題發愁。他頻頻向教育部長及其他政要尋求幫助，先後向蔣夢麟、李石曾、傅作義、閻錫山、張學良等多次致函，請求支援。盡管如此，仍難解經費困難，1929、1930兩年，南開大學積欠21萬6600百元。1930年3月15日，張伯苓赴南京，向教育部請求由俄國庚子賠款項下年撥24萬元補助南開學校經費之不足；4月15日，想必是吸取去年教授出走教訓，他致函教育部長蔣夢麟，陳述不能參加全國教育會議緣由，“本年五月一日為發下半年聘書之期，苓對於教授去留與增薪等問題須與各位先生單獨談話，小心從事決定，未便脫身外出。”次月，教育部派員赴天津視察學校，談及南開大學，謂其“頗能以一文錢作兩文錢用……”秋季開學後，為緩解教職員因時局紛亂帶來的煩悶，他又接受美國方麵的建議，成立“社交中心”，欣賞遊藝，聯絡感情。到了年底，張伯苓在南開大學接待了入關的老友張學良，次日致函張，請其“費神向王主席（王樹常，新任河北省主席）吹噓”，以助南開拿到每月一萬元的接濟。幾天後，張伯苓再赴南京，於12月24日拜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這是張與蔣第一次見麵，也是兩人長達二十年交情的開始。不知是不是巧合，日子選在平安夜當天，蔣介石“垂詢北方學務亟詳”，對張伯苓三十年如一日的辦學精神尤為欽佩，答應設法補助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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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張伯苓的苦心爭取，政府補助在南開大學捐款中所占比例從1919-1927年間的1.32%，迅速增加到1928-1935年間的31.45%，在校董會引發了“何名為私立”的討論。基於對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的信任，張伯苓一度主張將南開大學改為國有。“懷疑政府，應是北洋政府以來知識界的一種心態，”張曉唯說，“但自國民政府保證高校經費，不少人改變了這種心態。”1934年，南開學校成立三十周年之際，張伯苓宣布“允公允能”為校訓，以培養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為目標。“這是他30年辦學經驗的總結，”梁吉生說，“相當程度上，這反映了南開對自我身份的認定。”1935年6月23日，在秀山堂舉行的南開大學畢業典禮上，張伯苓宣布要將南開獻給政府，“現在政府領袖真能埋頭苦幹，我們應當改變從來懷疑政府的心理，依賴他們，所以願把畢生心血結晶的最高教育事業奉之政府，化私為公。”
1936年1月，張伯苓赴杭州出席中央航空學校畢業式，會後與蔣介石同乘一輛汽車返回南京，途中蔣介石問及南大近況，張伯苓又一次表示願將南大奉之政府。蔣介石說不必，扶助辦得好的私立大學是政府的責任，再說即使南大改成國立，政府不是還得請老先生當校長嗎？兩人相視一笑轉入其他話題。話雖如此，張曉唯認為南開私立性質其實已經在改變，漸漸成為官商資本支持的學校。次日，張伯苓在南京電告人在重慶的喻傳鑒，蔣介石同意批複5萬元補助費幫助南開籌設南渝中學——為應對北方危局，張伯苓早在1934年底就開始托人在南方尋找新的發展空間。
以私立南開一貫的高效與節儉，南渝中學在重慶沙坪壩迅速起建，4月購地蓋樓，8月招生，投考者逾千人，錄取240人，9月10日舉行開學式，次日正式上課。11月，張伯苓飛往南渝中學，在“無城市之喧囂，有山水之清幽”的校園內散步，與學生暢談，當天晚上高興得睡不著覺，“躺在那裏計劃著怎麽發展”，“我看見那裏的房、地、學生都那樣好，教職員又那樣努力，我真痛快”。沒過幾天，他就出發前往成都，拜會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建設廳廳長盧作孚等人去了，當然是為了募捐，“上次行政長官蔣院長捐五萬元，此次打算請四川的行政長官劉主席也捐五萬，商界捐五萬，個人捐五萬，同時組織董事會。”當時劉湘臥病在床，扶病同張伯苓談話，“劉人很好，頭腦很清楚，信我們為教育而辦學，無須別的意思，於是就答應幫忙。”
南開女子足球隊
西安事變發生時張伯苓正在南渝中學觀看籃球比賽，還給隊員準備了午飯和四川特產小紅橘，“蔣先生被扣的消息……我腦子裏的空中樓閣全散……”他致電張學良，痛陳利害，呼籲放蔣。南開大學教職員和全體學生亦相繼通電或發表宣言，敦促放蔣。還有人發密電給校友周恩來，寄予期待。兩日後，孔祥熙電請張伯苓飛南京，準備為西安事變斡旋，“吾兄與漢卿相知甚久，此時一言九鼎，當有旋轉之效。”張伯苓抵達南京後，因局勢複雜，孔無力主政，張隻好暫回天津。12月26日，車過濟南，他讀報得知蔣介石獲釋消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晚上7時抵天津，張伯苓出站接受記者采訪說，西安事變發生時，重慶諸多校友感到隱憂，“餘當即曆舉閩變及白銀流出諸問題之解決，均屬國運，俟後當能逢凶化吉。此次事變亦終必化吉。”
為慶祝蔣介石脫險，南開放假三天，張伯苓在南大遊藝大會上發表演講：“西安事變解決得這麽好，咱們的校友周恩來起了很大作用，立了大功，過去我把他開除了，現在我恢複他的學籍。”12月29日，蔣介石複電張伯苓：“陝變發生後貴校師生備極關念，甚為感謝，特謝！”“事變和平解決，各地欣喜之狀，不獨南開為然，然該校與事件當事者關係之特殊，引人關注。”張曉唯總結，至此，“張校長與蔣的互信更加牢固。”
1938年，張伯苓與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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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門進入南開大學，筆直的大中路一路往西，兩旁楊樹既高且密，合圍出了某種深沉之感，前行兩百多米即到馬蹄湖，當年十字形湖塘的殘餘，荷葉已漸殘敗，仍覆蓋著水麵，路口立著南開大學建校百年的電子倒計時牌。湖中島有周恩來總理紀念碑，也有背書的學生與晨練的中年人，馬蹄湖北端行政樓所在位置即是當年的木齋圖書館。值得一提的是，直到2002年木齋樓（時為老行政樓）被拆除前，附近區域都以物美價廉的小吃聞名，與1930年代私立南開的“炸豬排和蝦米蓮花白”形成有趣的曆史聯結。
被日軍炸毀的南開大學木齋圖書館
當年湖塘的另一端現在是座樸素的小花園，天津淪陷後日本人在附近建了一座三層火柴盒式建築，複員後改名勝利樓——張伯苓1947年返校當天即在這裏會見校友與記者，梁吉生1959年入南開曆史係讀書時，這棟樓還在，位置大約是如今的綜合實驗樓，當時還一度用作教室，後來逐漸破損，大約在1990年代初拆除。小花園裏立著嚴修與張伯苓的半身銅像，1989年建校70周年時，張伯苓與夫人的骨灰遷葬於此，老校長終得回家。離南大百年校慶還有六天，張伯苓銅像前有人放了一束白玫瑰。他的肩膀很寬，沒戴眼鏡，含笑看著南邊的思源堂——戰前南開留下的為數極少的建築，如今是醫學院，裏頭充斥著消毒藥水的氣味與各種儀器的嗡嗡聲。
南開大學思源堂 本刊記者/薑曉明
我從思源堂東側，經過幾架破損堆疊的共享單車，繞到它的背後，這裏林木繁茂，遠處八裏台立交橋永不止息的車流聲很響，但仍可聽到鳥鳴啾啾，一株白蠟樹幾乎與思源堂背麵八角形的房頂擁在了一起，一角有個藍色鐵皮棚子，像是拾荒者暫居。和1930年代一樣，思源堂背後仍是水域，且是兩河相會處，往南通向天塔湖和水上公園，往東通向五大道。1937年7月29日淩晨，日軍炮轟南開大學，此時學生多已放假離校，留守學校的秘書長黃鈺生等人暫避於王頂堤一帶的稻田裏。第二天一早，他放心不下，又和幾位同事回校巡視，檢查各建築、倉庫是否鎖牢，趕上日軍新一輪炮火襲擊，他們在思源堂背後上了小船，還一度落水，“渾身泥水，一臉煙塵，眼鏡架隻剩下一條腿拖在耳際”，由八裏台出吳家窯，經馬場道逃到南大在租界的臨時辦事處。日軍炮火摧毀了秀山堂，思源堂、木齋圖書館、芝琴樓、柏樹村等處亦遭焚燒，南大幾成廢墟。後來黃鈺生由天津南下上海，在南京見到了開完廬山談話會後滯留於此的校長張伯苓，向他呈上南開大學所剩“家當”：24把鑰匙。而一位日本議員事後前往參觀，用“歸於死灰”來形容這裏的場景，一片死寂中，魚缸裏居然有金魚還活著，他聽說，南開被毀後，有校工偷偷進入校園，給這些金魚缸添水。
南開被毀次日，蔣介石約見張伯苓等人，承諾“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有論者說，蔣的這番話不僅僅是對老友的安慰，更令南開成為戰時教育被毀的標誌性象征，而這番話“也成為張伯苓建設重慶南渝中學，重建南開大學的護身符咒，南開的命運及曆史軌跡由此巨變”。
抗戰八年，南開大學與清華、北大合組西南聯大，事實上納入國立體係，在昆明得以保存血脈，而張伯苓多數時間留在陪都重慶，把更多精力花在南渝中學（1938年改名重慶南開中學）上，同時更深地介入政治——從國民參議會副議長，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監察及團部指導員，再到入黨，成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他與蔣介石的關係也更加密切。關於蔣與張關係的發展，後世研究者提供了多重視角。台灣學者多從“感恩說”，即張感念於蔣的承諾、禮遇以及對南開的幫助，大陸學者早期多認為張伯苓對蔣介石的支持是對其存有幻想。
重慶南開中學，範孫樓與忠恕圖書館
梁吉生是張伯苓和南開校史研究的權威，可他1959年初入南開讀書時，並不知道張伯苓這個名字，更不知他曾是南開校長。他第一次見到張伯苓的名字，是在圖書館查閱一本東北綜合形勢的資料，裏頭提到張曾任某委員會委員。真正開始有一些了解則是1976年，他接到任務開始編寫《五四運動在天津》一書，帶著工農兵學員在天津圖書館查閱當年的《大公報》和《益世報》，有“耳目一新，豁然開朗”之感，而涉及學生罷課必然涉及老南開，也必然涉及老校長，但直到此時，對張伯苓“還是一種隱隱約約的感覺”。直到1979年，南開大學為慶祝建校60周年編寫校史，他集中查閱檔案，張伯苓的正麵形象開始“環繞在腦海”，“給了我一個強烈的刺激，這麽一個教育家落到如此悲涼的下場，感到不平，有一種不平則鳴的動機。”這一年，他寫了《愛國的教育家張伯苓》一文，黃鈺生讀後大為感慨，覺得這六個字的正麵評價解開了許多南開校友頭上的緊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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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重慶在抗戰時期承受了日機近萬架次、兩萬多枚炸彈的轟炸，但這座城市從未屈服，南開中學是它不屈的標誌之一，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戰時訪華，還專程來此參觀，發表演講。侯傑甚至認為，張伯苓沒去昆明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的一個是，“他和南開要在重慶扮演一個不屈的民族象征的角色。”
天津南開中學，創辦時期的校舍 本刊記者/薑曉明
張伯苓在重慶住了9年，從花甲到古稀（“我並不老，”他說，“日本帝國主義這一戰，叫我在年齡上倒退20年。”），最享受的似乎仍是作為一家之長在南開校園裏的散步。“解放前住過天津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和重慶南開中學的人，在清早或在下午課外活動時間，常常遇到白發蒼蒼的老校長，拄著手杖在校園裏散步，東瞧瞧，西望望，特別注意運動場上學生的活動情況。學生們看到老校長在注視他們，運動就更加活躍，似乎受到了鼓勵。”畢業於西南聯大、曾任重慶南開中學教務主任的劉兆吉回憶，“有時他要事務主任陪他散步，一麵走，一麵發現問題，隨時解決：如哪裏應補栽花木，哪裏應疏溝鋪路，哪裏的尿槽堵塞了，連垃圾堆的地方不適當等，他都要過問。”有一回，張伯苓在散步時看到辯論社貼出的海報，辯題是男女生的讀書傾向之類，他覺得格局太小，“都什麽時候了，天天跑警報，還教孩子們辯論這‘沒有出息’的問題。”指導老師遂把辯題改為：“美國會不會參戰？”——這是戰時就讀於重慶南開中學的齊邦媛的回憶。
齊邦媛所在組以“美國一定會參戰”的立場贏得了辯論。三個月後的1941年12月，日本突襲珍珠港，美國果真宣布參戰。消息傳來，重慶人心振奮。次年2月，張伯苓拜會蔣介石溝通複校問題，蔣介石重申“有中國必有南開”，承諾南開複校時與國立大學同等待遇。幾天後，張伯苓在寓所召開南大複興籌備會，在國內各大學紛紛改國立以圖升格的大背景下，決定“本以前奮鬥之精神，仍維持私立”。有論者認為堅持私立是張伯苓一以貫之的原則，張曉唯則覺得這一表達的目的是在戰後重建經費的分配中為南開要一個高價。梁吉生認為，以蔣介石對張伯苓的承諾，此刻維持私立，會在戰後接受敵產、接收援助等方麵更加靈活。不過，在各方利益博弈之下，南開大學最終還是在1946年改為國立。
侯傑在過去幾年曾數次去海外交流，每次他都選擇私立大學，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體會當年私立南開的傳統。在台灣世新大學講學時，有一次遇到台風警報，朋友給他送了一屋子吃的喝的，可以一星期不用出門，但台風到來之前，他還是出於好奇去校園裏走了一圈，結果發現校長在一個樓一個樓檢查窗戶有沒有關好，這讓他非常震撼，“公立學校的校長能幹這個麽？”讓他震撼的還有打掃校園的校工，“一道一道那個認真，腰都彎了，我想南開以前的校風一定是這樣。”在韓國嶺南大學，他發現行政精簡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整個辦公室就一個工作人員，還是勤工儉學的學生，照樣運行得井井有條，“雖然辛苦，但彼此尊重勞動，大家都不會把餘力放到其他地方，心情暢快，所以咱就能體會當時的私立學校為嘛有活力、有生機、有創造性，有一點兒成就，全校都開心，發自內心的。擱現在，學校有點嘛事，跟我有嘛關係？”
張元龍 本刊記者/薑曉明
“我覺得我們現在依然沒弄明白公和私的關係。”張元龍說，他的另一個身份是全國工商聯前副主席，“憲法、物權法，決定了公立必須公有，公立不能私有，公立更不能非公有；私立必須私有，私立不能公有，不然不可能有效率，但私立可以‘非私有’——我的東西可以為社會所用，但這是在我自願的前提下，而不是逼捐。最壞的是有公產而沒有公心，最好的是有私產而有公心。”他覺得，南開的“公能”二字，是祖父留下的最重要遺產之一，值得好好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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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天津東站過於盛大的歡迎儀式是一個象征：張伯苓的威望已至巔峰，市長杜建時等親往迎接即是蔣介石專門叮囑的，而在此之前，蔣還對杜說，“天津的事必須體會張先生意旨去做。”是年夏天，又有蔣身邊的人告訴杜建時，張伯苓是中國教育的象征，人很厚道，全國人民都很尊敬，“將來不得已必須采取各黨派聯合政府時，張先生出麵組織國會，是可為各黨派所通過的。”
歸來的張伯苓想要擺脫政治，繼續從事教育，但這已是一個漩渦時代。5月，國統區學生掀起“反饑餓反內戰”運動，6月，27位南大學生給張伯苓聯名上書：“吾等不惜路遠來津求學，為博得一些知識，怎奈近來屢屢罷課，競爭之布告紅綠滿牆……而且每每受到各方之恐嚇、威脅、責罵，被迫簽名……敬希校長為了解決同學之痛苦與安寧，提早即日放假。”這樣的校園形勢讓7月牛津大學承認南開學曆（當時中國共有七所高校學曆獲牛津承認：北大、清華、南開、中大、武大、浙大、協和醫學院）的新聞顯得格外令人唏噓。同月，解放軍開始戰略反攻。10月，中共發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11月，石家莊解放。1948年4月，國統區物價飛漲，不可收拾。5月，風雨飄搖中的國民政府宣布“行憲”，蔣介石、李宗仁當選正副總統，蔣介石電請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張伯苓數次婉拒，蔣數次敦請，陳布雷遊說張：“我公不出，將置介公於萬難之地。”張伯苓躊躇良久複電：“介公為救國者，我為愛國者；救國者之名，愛國者不敢亦不忍不從。”得知校長將出任考試院院長，黃鈺生對他說：“先生一個人怎能挽回殘局？”張伯苓說：“蔣先生要我去跑龍套，我就去跑吧。”
南開大學，參觀的遊客在周恩來雕像前留影 本刊記者/薑曉明
“當初他跟嚴（修）先生約定不當官，”張元龍對我說，“可是你社會影響越來越大……所以就像他在重慶跟《新華日報》記者談話時說的，說政治來找你，你想躲也躲不開……當然，這是很複雜的決定，他對蔣有很深的情義，也覺得蔣是抗日英雄，另外也會想，如果當了院長，是不是對南開有好處？都是為了南開。”1948年10月17日，張伯苓由南京返校參加南開大學二十九周年紀念和代校長何廉就職典禮，《大公報》記者注意到以往活潑的會場，這次格外嚴肅。
在南大東院大禮堂，張伯苓回憶了五十年的辦學經曆，“我今天覺得非常安慰，一個事業不是屬於私人的，如果舉辦事業的人離開，或是死去了，而他的事業能有人切實維護，是極大的安慰……”他說話時，會場極度安靜。下午，眾人移師南開中學瑞廷禮堂，在這裏，張伯苓的發言更像告別了，“我最近越來越覺得自己老了。在將來，請諸位要追念我們的創辦人嚴範孫先生，他的偉大，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四十年前，有人說我教育救國的論調太高，今天證明我的看法並不錯誤。在將來，要請諸位不要忘掉我的‘公能’理論……”有校友掉下了眼淚。
“他一生中最大的兩次抉擇，一個是（當不當）考試院長，一個是走和留，他後來的痛苦都跟這兩個選擇有關，”張元龍說，“說實在的，日本對南開的摧毀確實對我們影響非常大，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他說話的地方是天津幹部俱樂部，位於馬場道188號。采訪完出來已是黃昏，我沿著馬場道走了一段，明明是晚高峰，這裏卻意外的安靜，進而顯得空曠。1948年12月底，應張伯苓要求，天津市長杜建時派軍用飛機在馬場道起飛，載張伯苓夫人、兒媳、孫女孫兒等飛往青島，又飛往南京，蔣經國前往機場迎接，住考試院。許多年後，張元龍的姐姐張元良還記得那個冬天隆隆的雷聲。雷聲其實是圍城的炮聲。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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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初，張伯苓夫人及家屬抵達重慶，一家人團聚，仍住津南村3號。因為當時年齡太小，張元龍對重慶已無任何記憶，稍大的張元良還記得祖父祖母在暮色中拄著拐杖去校園的池塘邊緩緩散步，晚上常有客人過來坐在木頭長椅上與祖父交談。這是大決戰的一年，最終江山易手，而遠在西南的重慶卻在戰事到來前享有短暫的寧靜。張伯苓深居簡出，除了南開中學運動會上了主席台之外，他更喜歡在安靜的南開校園內散步，有時走到大門口左看右望，有時站在體育場上含笑看學生們打球。
張伯苓夫婦在津南村與家人合影
9月7日，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往重慶，也是這個月，張伯苓收到香港南開校友王恩東以“無名氏”署名的來信，信中有“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一語。“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時的筆名。11月21日，蔣介石赴津南村3號看望張伯苓，張請求辭去考試院院長職位。11月23日，蔣經國拜訪張伯苓，敦請他離開重慶。11月27日，蔣介石父子再次拜訪張伯苓，請他離開重慶，去台灣或美國。張伯苓婉言謝絕。住在津南村7號的劉兆吉之子劉重來當年8歲，他記得蔣介石來時，大人不讓靠近，但小孩可以隨便看，“（蔣介石出來上車時）可能有點心慌，一回頭撞在車門，聲音很響。”11月30日，重慶解放。
第二天，《大公晚報》記者前往津南村3號訪問張伯苓，詢問他對解放的觀感。他沉默了一會，摸了摸頭上短短的白發，說：“當然，今天重慶是解放了，每個人都感到歡欣和鼓舞，我本人也同樣地感到快慰，此外我沒有什麽特殊的觀感，不過，”他停了停，“這倒並不是什麽出人意料的事，幾月前北平人民政府不是成立了嗎？……而且很多地方會同樣到來的！”被問及外傳的蔣介石來請先生走，張伯苓也給出了肯定的回答，“是的，蔣先生在離渝前曾兩次來我這裏，並曾派他的兒子來過。請我同他們到海外，但我始終沒答應，因為我已年老了，我現在74歲，隔不久便是75了。”這時張伯苓的太太指著他說：“他已不能做事了。”記者又提出今後教育動向問題，張伯苓說，他沒有外出，不過朋友轉告說，人民政府的措施很好。他把手抄的一份新政府協商會議草案第五章教育文化政策和一本小冊子給記者看，說，“毛澤東先生很不錯，他是一位頂進步的哲學家，這本冊子（指《新民主主義論》）還是對日抗戰中寫成的，眼光真遠大呢！……我相信照這樣中國一定會好起來，中國好了，我們大家不都好了嗎？”
12月，張伯苓與喻傳鑒商量，決定將重慶南開中學、小學及幼兒園獻給國家，指令教務主任劉兆吉編造詳細清冊，赴重慶軍事管製委員會獻校。劉兆吉後來回憶，他平時主管教務行政，對厚厚幾本財務清冊心裏沒底，就多說了一句：“這些賬目是否真實，可不能出差錯。”話音未落，張伯苓已經怒形於色，用十分激動的口吻說：“兆吉！你以為校長也有貪汙行為麽？”後來政府驗收順利通過，經過多次查證，私立南開雖然募集款項多，校產多，但並沒有貪汙行為。
晚年回到天津的張伯苓與校友合影
1950年1月，張伯苓第一次中風，幸得恢複。他請進駐重慶南開中學的軍事管製委員會人員周文便飯，周文後來回憶，“我到南開已經快一個月了，還沒有看見過張校長……我立刻向上級請示，是去還是不去，誰知上級也不表態，叫我自己決定。我和一位原是南開學生的地下黨員商量，他說張校長當考試院長，是上了蔣介石的當，留下不走，就應該是團結對象，勸我不必顧慮。結果還是由他作陪我才敢去赴宴……原來是為了學校經費困難，他想召開校董事會想想辦法，叫我問問軍管會可不可以。”
3月上旬，張伯苓致函周恩來表達北歸心情，並到重慶市文教局谘詢回天津的手續。3月2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電告中共中央西南局統戰部：“張伯苓在渝表現如何？請速研究電告。聞他願回天津居住，可以同意其來。”4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統戰部就張伯苓擬回天津事電告中共中央統戰部。周恩來批示：“可許其北來天津居住。”4月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統戰部電告中共中央統戰部：“張伯苓解放後深居簡出。”4月5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電告中共中央西南局統戰部：“可允張天津居住，請酌予交通上的便利。”
1950年5月3日，重慶南開中學教職員歡送張伯苓北歸，在大操場合影留念。5月4日，張伯苓飛往北京，暫住西城區小醬坊胡同傅作義住所。他在北京住了四個月，周恩來、傅作義、竺可楨、陶孟和、吳有訓、梅蘭芳等人先後前來看望。黃鈺生來的時候，張伯苓囑他打聽消息，並特別征求南開大學黨支部意見，希望暑假到校住一段時期，未獲答複。
這一年張伯苓75歲，從香港北上的南開校友寧恩承觀察他的精神狀態，“似深有甲午海戰落水浮沉、隨波逐流之感。”寧在北京呆了兩個月，常陪老校長聊天、待客、吃小館、坐電車逛公園，略解老人寂寞。那時張伯苓的右腿已不是很好，加之體重過大，起身不易，“他是剛強自信之人，不喜歡別人攙扶幫忙，總是自己咬牙奮力由座中雙手用力躍起，立起以後，慢步緩行，一切正常。”來訪客人並不多，張伯苓對訪客每說三點：第一，中國幾千年的貪汙腐敗，現在清除了；第二，人民政府人才濟濟，有好人就能辦好事；第三，我們有一個大國蘇聯為幫手，外交就好辦了。
寧恩承1950年代定居美國，張元龍去美國時特地拜訪過他，當時寧已經快一百歲了，他回憶起張伯苓時說的一句話，張元龍記得很清楚，“當年啊，校長說過，年輕的時候憋得住尿，憋不住話。老了，是憋得住話，憋不住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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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15日，75歲的張伯苓啟程回津，這是他最後一次歸來。離開北京前一天，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為其餞行。張伯苓把嚴修的照片送給周恩來，周說：“我在歐洲時，有人勸嚴老先生說，不要幫助周恩來了，他參加了共產黨，老先生說，人各有誌。他是清朝的官，能說出這種話，我很感激。”飯後，周恩來問他有什麽困難，張伯苓長子張希陸表示，就怕校長回天津有人不理解。周答，我寫信給天津市政府，說明是我們把校長接回來的。
回到天津後，張伯苓一家先後落腳南海路和寧家大樓，張元龍記得母親告訴他，在南海路時外麵還有派出所的人看著，後來周恩來的信一到，就都撤了。寧家大樓是一棟紅白相間二層小洋樓，抗戰勝利後張伯苓一家就曾居住於此，房子位於南門外大街與福安大街交口，解放後作為無線電六廠廠房留存至今，但已成危房，2019年10月初，在南開大學建校百年校慶前夕，“張伯苓故居將被拆除建地鐵站”的消息在網上流傳，天津軌道交通集團有限公司回應說，保護方案正在審批過程中。
不知何故，1950年這一次回津，張伯苓沒在寧家大樓住太久，就又搬去大理道37號。大理道37號的房子是盧木齋（當年的木齋圖書館即是他捐資修建）之子盧開源的，也是借住。“我爺爺沒有任何存款，也從來不玩古董，就是有幾塊手表，”張元龍說，“他一直覺得玩物喪誌，對孩子從小不允許玩樂器，連愛好都不允許，所以我們也都沒嘛愛好。”在天津的最後歲月，張伯苓總是感到無聊，除了偶爾看戲和吃小館，最大的樂趣就是每晚8點整，從抽屜裏拿出七塊舊手表與無線電對時間。
回到天津第二天，張伯苓去了南開大學，由喻傳鑒、馮文潛分別介紹解放後學校的變化。9月20日，他再赴南開大學與一些老教授、職員會麵，問了些家常話，並表示準備用三天時間遍觀大學南院、東院和北院。在南大的養魚池，他與養魚老工友握手，旁邊觀魚的學生無人有所表示。後來張伯苓又去了南開女中和南開中學，在女中校園裏走時，正趕上下課，十幾個初中生笑嘻嘻地叫著他的名字。離開時，他東張西望，很留戀似的。
10月17日是南開校慶日，頭天晚上，南開中學一位老師來到大理道37號，找與張伯苓同住的三子張錫祚談話，大意是讓校長別去參加校慶。17日這天下起了牛毛細雨，張伯苓穿雨衣準備出門參加校慶，張錫祚勸他：“外麵下雨了，爸爸您還是別去吧。”張伯苓聽出話中有話，立即脫下雨衣說：“好，既然下雨了就暫時不去吧！”
張伯苓生活得依然規律，每天5點半起床，洗漱後6點跟著無線電做早操，7點早餐，一碗牛奶兩個雞蛋，還要吃兩個芝麻燒餅，就著一套豆腐皮卷果箅，抹上麵醬，最後還要來一碗麵茶。早餐後，由工友陪著，帶著孫女元良、孫兒元龍去遛早。回家大約10點了，休息一下，看看報紙，12點午飯吃得很少，飯後一杯濃濃的香片茶，下午1點半睡午覺，3點左右下床，這時就陸續有客人來了。和解放前相比，客人少多了，但也有來得勤的，黃鈺生是其中一個。張元龍說，祖父與黃鈺生談了什麽，從不會跟家人說，“他很能鼓動別人，但很難講自己難啊什麽的。他能推心置腹的人不多，我覺得也就是黃鈺生了。”
張伯苓去世後第44天，追悼會舉行，黃鈺生在悼詞裏透露了老校長的心境，“他懊悔晚節的失足，他歎息老境不能參與這個偉大的時代的工作……”這份悼詞在追悼會上曾以油印稿形式下發，但很可能直到五十多年後，才由梁吉生在《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一書中全文發表。梁吉生非常佩服黃鈺生，他告訴我，他問過黃鈺生與張伯苓最後那些日子交流的情形，黃鈺生的回答是，他們主要談兩個方麵，一是南大最新情況，南大老人的變化；一是當時中央的政策。黃鈺生告訴梁吉生，“我當時也把握不了方向。”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在一份手寫的自傳裏，黃鈺生敘述了解放後他思想的轉變，“對我這個美國留學生來說，要把親美、崇美、恐美思想，變為對美仇視、鄙視、蔑視的思想……這個彎子，從理論對我講說，是轉不過來的。但是我終於轉過來了，主要的原因，是人民誌願軍打了勝仗。”這份自傳不長，寫於1980年，一直藏在黃鈺生的書桌裏，直到他1990去世，又過了好多年，她女兒黃滿為編寫紀念文集整理父親遺物時才發現。黃滿告訴我，父親極少跟他們說以前的事兒，她是後來閱讀這些手稿才更多了解了父親。1951年底，黃鈺生“不識時務”地在一次會上說私立南開財務向來廉潔，“一下子就激怒了積極分子”，被停職檢查，還被指貪汙，結果三個月清查下來，整個南開大學隻有200萬舊幣（相當於200元）人民幣沒對上賬。黃鈺生雖無“貪汙問題”，但被認為不適合再在南開呆下去，1952年調到天津市圖書館，告別了他為之服務27年的南開大學，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和他的老師張伯苓一樣，不為南開師生所知。
南開大學，張伯苓先生墓 本刊記者/薑曉明
1951年2月14日，農曆正月初九，盧開源來看望張伯苓，帶來一個好消息，“北京準備請張校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每月幾千斤小米。”張伯苓很高興，下午6點多，親自送盧到戶外。那天天氣很冷，當晚張伯苓第二次中風，口角歪斜，不能講話。2月19日，黃鈺生代為起草遺囑。2月23日，下午6時30分，張伯苓逝世。他的三子張錫祚回憶，父親死後雙目不瞑，看護他的護士傅同誌用熱毛巾給他揉摩雙眼，說道：“安息吧！安息吧！你的工作已經做完了！你應該休息了！”他的眼這才閉上。第二天，他的學生周恩來以私人名義赴大理道37號吊唁，並送花圈，花圈緞帶上寫著：“伯苓師千古，學生周恩來敬挽。”四天後，他的朋友蔣介石在台北得悉消息，在日記中寫下：“痛悼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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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書籍：梁吉生《張伯苓年譜長編》、梁吉生《張伯苓教育思想研究》、《南開大學校史資料選1919-1949》、《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二輯張伯苓先生紀念集》、《學府紀聞 國立南開大學》、張錫祚《先父張伯苓傳略》、《張伯苓與南開大學》、《張伯苓在重慶》、《重讀張伯苓》、《黃鈺生文集》、《何廉回憶錄》、《方顯廷回憶錄》、《蔣廷黻回憶錄》、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寧恩承《百年回首》、齊邦媛《巨流河》；文章：江沛《蔣介石與張伯苓和南開大學》，張曉唯《教育與政治：南開校長張伯苓與國民政府》，金國、胡金平《權力讓渡與資源獲取——私立南開大學國立化進程中的府學關係》，金國《資源獲取與政治參與：張伯苓的角色困頓與抉擇1919-1946》，許紀霖《五四：一場世界主義情懷的公民運動》，杜建時《蔣介石拉攏張伯苓的經過》，楊肖彭《我對張伯苓校長與南開學校的回憶》，瞿安貴《伯苓公的晚年生活》，張元良《祖父和童年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