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方勵之專輯
——紀念方勵之先生逝世十周年(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
清明祭師
一鳴
倏忽十載別離日,又是一年清明時。
天雷驚地傲王侯,桃李蓬蒿知誰是。
一、
歲月匆匆,光陰似箭。敬愛的方老師離開我們已經整整十年。還記得十年前那個清明節,忽聞噩耗,內心大慟,悲憤之情,無以言表……
在京的一些科大校友聚集在一起,悼念了方師的離去。下麵是部分校友當時寫的悼詞:
當年與科大一些好友商議,由陳勇君與我代表大家赴美,參加了在亞利桑那圖森市方師最後的棲息地所舉行的一場追思會。
追思會合影
追思會上我代表部分校友回顧了方師生前的音容笑貌和諄諄教誨,那時距方師仙逝已有半年,但講到動情處,仍不免涕泗橫流,不能自己。
追思會發言
二、
追憶起來,我與方師有超過三十載的師生之誼。最早聞聽方師大名是在1981年。那時青蔥年少,還隻是個大三學生。有一日在圖書館胡亂翻閱期刊雜誌,一篇文章躍入眼簾:“理論物理學的前景”(《百科知識》1981年第1期),其中不但講到“理論物理學的終點”,也講到了英國劍橋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家霍金,還將物理學與哲學聯係到一起。讀來不但趣味橫生,而且令人耳目一新,頓覺豁然開朗。於是到處尋找這位文章作者的材料,發現他不但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而且還是國際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按圖索驥,各種找尋,然後一睹為快、大飽朵頤。那時讀方師文章,既有高屋建瓴、格局恢弘之慨,又有行雲流水、異常流暢之爽。隻恨識荊太晚,卻早心向往之。
翌年,1982年秋,當我大學畢業考入中國科技大學讀研時,才與方師有了比較直接的接觸機會。但因不是方師名下的學生,開始時的接觸也就僅限於課堂聽講和課下片刻請教,以及水上演講廳聽聽講座這樣的情況。相對密接的一次機會,是在1982年中秋節,當時科大副校長錢臨照先生親率科大若幹名師巨擘,記得有當時的科大圖書館館長解俊民先生、力學家後來又成為第一任寧波大學校長的朱兆祥先生、哲學家陳光先生、實驗物理學家李誌超先生、還有就是方勵之先生等到我們研究生宿舍探望大家。那時科大四牌樓周邊的其它學生宿舍大都是男生宿舍,而在校園東南側則有一棟專門的女生樓,我們研究生宿舍是在女生樓北麵新蓋的一棟紅樓,命名為研究生樓,是學生宿舍中唯一的男女混合宿舍。錢先生他們走了若幹房間後,最後在我們寢室就座,這就為我們直接接觸這些用現在的話來說大牛級的老師提供了極好機會。記得大家薈聚一堂,談笑風生。錢先生特別為我們推薦了方勵之先生,說大家要多和他親近,好好向他學習怎麽做學問,雲雲。而方師則極表謙遜,說錢先生才是學習的榜樣,不但要做好學問,也要學會怎麽做人。做人,很多時候其實比做學問更重要。這番話,即便是到了四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如雷貫耳,經久不息。
1985年我研究生畢業,到北京工作後,仍時常聽到方師的消息,也在玉泉路的科大研究生院聽過方師的講座。最令人難忘的是1987年,因為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用方師自己的話說,在經曆了多年兩地分居生活後,才終於從合肥調到北京,實現了夫妻團圓。作為方師的學生和科大校友,我們又有了到黃莊的科學院宿舍拜訪方師、當麵請教的好機會。
方師“重訪卡普裏”手稿
在眾多同學中,王樹軍兄因為直接是方師名下的研究生,所以經常會捷足先登,比別人更先得到方師的各種消息或文稿,而且他也對此非常熱心。大概就在1987年年中或更早一點,他又給大家推薦並得到大家一致激賞的就是方師那篇著名遊記:“重訪卡普裏”。此文是思想與文筆俱佳之作,特別是其中關於康德的“頭頂無盡蒼穹與心中道德律”這句在心中引起經久不息漣漪的話語,更是讓人振聾發聵、感慨萬千!方師自己何嚐不是這兩個人類偉大目標的踐行者和獻身者?
《英語世界》1988年第3期,英漢對照本“重訪卡普裏”
就在大家爭相傳看方師文稿的時候,有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同學建議,我們不能隻是自己孤芳自賞式地將方師文稿珍藏密斂,而應該讓大眾也能從中受益。最後討論的結果,就是在一本學英語的小刊物中將方師的這篇文稿以英漢雙語對照的方式刊登出來,英文的翻譯者是著名翻譯家巫寧坤先生。這期《英語世界》加印了兩千冊,都是由科大在京的一些校友在中關村一帶各高校自己發行出去的。
在此前後,方師還有另一件新作問世,即《宇宙的創生》。該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1987年7月第一次印刷4千冊,很快銷售一空,翌年第二次印刷了3千冊,也很快售罄。方師有意贈送我們科大幾位同學一人一本此書。為此,1988年3月25日,大概五、六位同學齊聚黃莊科學院宿舍樓的方師家裏,拜受了方師夫婦的簽名饋贈,另一方麵也乘機討教解惑。大家與方師夫婦從中午一直聊到晚上,解開了許多過去的不解之謎。其中有幾個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方勵之李淑嫻合著《宇宙的創生》,1987年7月出版
三、
其一是方師為什麽被兩次開除黨籍?方師從少年時期的經曆開始,談了自己一直以來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孜孜追求。早在不到十三歲的初中時代(1949年),出於樸素的對二戰後中國社會不公不義現象的厭倦,對政府和執政黨貪腐盛行的憎惡,以及對自由的向往,他那時學會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曲,就是《太行山上》,此歌一開首就唱到:“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他加入了號稱反貪汙反腐敗的中共在北京的一個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簡稱“民聯”),成為中共的一名追隨者,他真誠的相信隻有共產黨才是維護社會公義、倡導自由的力量。方師說那時他有兩個理想,一個是物理學,另一個就是共產主義。1952年,他考入北京大學物理係,適逢院係調整,燕京大學被拆散並入北大,他成了進入燕園的第一批北大學生。在那兒他加入了中共,還獲得了愛情。他說當時是三位一體:物理學、共產主義、愛情,這些都在大學和畢業之後的一段時期內得到了發展和滿足,在科學院物理所工作時,方師甚至還是後來大名鼎鼎的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的入黨介紹人,一切似乎都很完美。但是,很不幸地,他和他的愛人最終都發現,物理學乃至物理學家的愛情與共產主義其實是不相容的,人生的第一場厄運就在不遠處等著他們。
秉持著物理學家理性思維的本分,1957年,方師夫婦參與了對執政黨意識形態進行反思的運動,然後,先是師母李淑嫻成為“右派分子”被開除黨籍,緊接著方師本人也被下放農村,翌年也被開除黨籍。方師後來說,1956年北大物理係畢業的約100人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成了“右派分子”,這就是他的物理學與共產主義互不相容的證據之一。1958年,方師來到中國科技大學。從1958到1987年,他在科大待了三十年,從被開除黨籍進入科大,到又被開除黨籍離開科大,前後之不同,第一次身份是“右傾分子”,第二次是“右傾自由化分子”。
其二就是關於參與核反應堆研究時就已經產生某種反對核武器想法的來源問題。方師說在1950年代反右之前,特別是1956年的“向科學進軍”運動時期,思想禁錮還沒後來那麽嚴重,還是能夠看到很多國外資料,其中就包括了愛因斯坦的論著。他的很多觀念就是受到了愛因斯坦思想的很大影響,包括學術和為人。其實不光是他,同在物理所核反應研究小組的十幾個年輕人中,就有好幾個因畏難情緒,紛紛尋找理由,離開了這個領域。方師說起先他也對研究大規模殺人武器不太情願,甚至公開表達過這種想法。但那時出於責任感,還是盡力去做了,因為他那時還是黨員、支部委員,應當服從黨的工作要求。此外,他內心對於核武器研究的抵觸,還在於對這種研究實際上屬於一種重複性(所謂“偉大的重複”)工作、而不是真正的創造性物理學研究有看法。他的興趣在純粹物理學理論,特別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這些都與他對愛因斯坦論著的閱讀和受其思想影響有關。這些情況,大概也是後來他被定為“右傾分子”(即所謂“內控右派”)的重要原因。
其三是文革結束後,方師的科研成果噴湧而出,據說與一本書有很大關係,這就是前蘇聯物理學家、號稱“科學狂人”朗道所著的《場論》。學物理的學生很多人都將朗道的這本書視為畏途,因為內容確實比較艱深難懂。“場”的英文是“field”,一般是“田野”的意思。傳說在方師因右派(或右傾)帽子下放到field勞動改造時,隨身帶了一本《場論》,為的是能夠學會在“田野”中勞動。於是乎,方師就在打井之餘讀一讀、燒磚間歇看一看。一來二去,功力日深,最終成為“田野”勞動高手,獲得了國際引力學會的引力場論文獎。
這個傳聞也許與另一個人的逸聞流傳有點關係。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青年學生中有所謂“四大導師”的說法,說的是四個對當時年輕人有很大影響力的學者,被大家尊為“青年導師”。但到底是哪四個人,實際上又有不同版本。但在所有版本中都有兩個人,一個是李澤厚,一個是方勵之。李澤厚是社科院哲學所的研究員,去年(2021)在美國去世了。那時在社科院學生以及相關人員中流傳著一個關於他的逸聞,即李在文革中被下放勞動改造時,隨身帶了一本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理由是隨時可以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進行批判。於是乎,在勞動之餘、苦悶之時,李就掏出書來,對著康德批判批判。結果是,文革結束,李澤厚出版了《批判哲學的批判》專著。而方師對康德也非常推崇,所以在這一點上,兩位大師有了思想上的交匯。
關於朗道《場論》的傳聞,方師部分證實部分證偽。他說朗道的那本書確實對自己有幫助,從中學到不少東西,但也沒有那麽神奇,不是什麽神功秘籍,那時他不但鑽研相關著作,也閱讀了大量期刊論文,後者的作用應該更大,因為反映了科學前沿的動態,而科學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過程。
這些內容,在方師後來的《自傳》(天下遠見出版公司,台北,2013年4月)中已有詳細描述,但當時聽到方師夫婦親口說出的時候,仍然倍覺真實和感動。
四、
方師去國,相見大不易。我2000年赴美訪學,才專程到圖森亞大探望拜謁,見到了闊別已久的方師。共進午餐後,在他的小辦公室裏聊了整整一個下午。見到方師仍然精神矍鑠、爽朗健談,非常開心。事後方師還特意給我寄來了墨寶兩幀,其一見下圖,是美國紐約自由女神像底座詩詞的方譯。
方師的翻譯總是簡單明快,就像他所翻譯的康德墓誌銘那樣,並不拘泥於逐字逐句,而是直達本質。這大概就是一個理論物理學家的風格吧。
最後,我想用方譯的康德墓誌銘作為本文的結束,因為方師的一生,就是這樣的寫照。
有兩種東西,我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所喚起的那種驚奇和敬畏就會越來越大地充溢我們的心靈,這就是繁星密布的蒼穹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行文到此,敬仰無盡。是為十載清明對方師的祭奠。敬愛的方老師永遠活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