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泰，美學家、畫家、作家。1935年生於江蘇高淳。早年就讀於江蘇師院美術係。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夾邊溝勞改。1962至1990年，分別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美學研究室、蘭州大學哲學係、四川師範大學任職。1993年出國，在海外從事繪畫、寫作，並在多所大學訪學。現居美國拉斯維加斯。
原題
我 的 嶽 母
我結過三次婚，有過三位嶽母。第一位嶽母，名字叫王淑真。甘肅武威人。武威古稱凉州，我們都叫它凉州。邊陲絕塞，曆來兵家必爭之地。兩千多年間屢毀屢建，直到二十世紀中期，依然荒蕪小城。風沙兵燹抹去了建築物上的一切華飾，隻留下不同層次的灰黃和黑褐兩種顏色，望中一派蒼凉沉鬱，土厚水深。不知道什麽時候，基督教傳進了這個地方。五四運動的那年，一九一九年，我嶽母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我的嶽父李瑤圃醫生也是基督徒，比她大十多歲，抗戰中從河北淪陷區逃難至此。逃難途中，前妻死於日軍的空襲，留下五個孩子。最大的十一歲，最小的不到兩歲，都成了我嶽母的孩子。在我嶽母同他又生了兩個女孩之後，他當隨軍醫生走了，一去無消息。為養活七個孩子，嶽母學會了各種生計。裁衣服、做鞋子、補鍋補碗、磨刀磨剪、盤爐盤灶……許多男人的行當，她都幹得麻利漂亮。還擺過地攤，賣自製的工藝品，兼代寫書信。直到文革前夕，她們家箱子底下，還有一些那時候做了沒賣掉的背袋、馬褡、繡荷包之類。在厚實的、布滿線疙瘩的灰黃色土布上以白麻線縫成的圖案，粗獷古樸。配以黑、棕兩色，沉靜裏略帶憂鬱，使人想起那個小城。我的妻子李茨林，是她親生的兩個孩子中大的一個。不記得小時候吃過什麽苦，也不記得受到過什麽特殊的照顧。她說，那時候哥哥姐姐們都上學，晚上回來，媽媽幫他們溫課，完了還教背一段《聖經》。每餐飯前，八個人圍桌而坐，一齊低頭低聲祈禱，感謝上帝的恩賜，求上帝保佑爸爸。她和她妹妹茨恩兩個，從未穿過新衣，都是穿哥哥姐姐們穿剩的衣服。從未感到委屈，大家都歡歡喜喜。一九四九年秋天，李醫生回來了。受過重傷，成了跛子。到人民醫院當門診大夫，拿國家的工資，由國家調配。十年間武威、蘭州、隴西、張掖、平凉、慶陽都幹過。幾度妙手回春，逐漸聲譽鵲起，成了河西一帶的名醫。但工資依然低微，難以養活十一口之家（回來後又生了一男一女）。我嶽母竭力拉扯，得以維持溫飽，並讓老大老二到蘭州上了大學。隨著李醫生的調動，全家也跟著搬來搬去。搬家的事全是我嶽母的。關塞蕭條，道路艱難。她一次又一次地，帶著大包小包和一群孩子，在滾滾黃塵裏上下汽車、火車、牛車、馬車。一九五八年出酒泉，過玉門，到了敦煌，生活才安定下來。敦煌和凉州同樣古老，秦時明月漢時關。但是更加邊遠，平沙莽莽黃入天。初到的那幾年，正碰上全國饑荒，那裏更慘。她帶著孩子們到城外挑野菜，挖草根，剝榆皮。回來仔細加工，摻和在配給的糧食裏，照樣的正式開飯。開飯前照樣的全家圍桌默禱，感謝上帝的恩賜。那時，茨林的小弟弟、小學生李武生問道，咱們找來的，咋說是上帝給的？她回答說，上帝不給你力量，你怎麽找？上帝不給你野菜，你到哪裏去找？後來（一九六二年）李醫生當了敦煌醫院的院長，大些的孩子們已在外工作，各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才開始改善。茨林、茨恩上高中，小弟上初中，妹妹念小學，成績都優秀。為了他們的前途，父母親都早已不再管他們的信仰。聽任學校裏所教的一切，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m親之類，去指導他們的思想。開飯前的祈禱，也早已經取消。但嶽母仍然堅持，全家要低頭默坐片刻。一九六四年夏天，茨林跟著她爸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出診。她爸看病時，她獨自亂闖，好奇地在無數陰暗的洞子裏穿來穿去，不知道害怕。我憑借著鏡子的反光，在一個洞子裏畫壁畫，天天麵壁，都快變成達摩了。偶然相逢，成了朋友。第一次到他們家去，對她的母親——我未來的嶽母印象很深。她是西北人的形象，穿一身黑色的土布衣服，式樣很凉州。出門係一條棕色頭巾，結法也很凉州。說國語，略帶凉州腔。長圓臉，剪發頭，古銅色皮膚，手大腳大。雖隻四十五歲，看上去有五十多了。臉上深深的皺紋刻劃著往日的風霜。目光沉靜安詳，動作從容，質樸裏透著優雅。她很少說話，隻是微笑，在她跟前很自在。一九六六年初春我和茨林結婚時，李醫生已在六五年的四清運動中，被打成了曆史反革命，不再是院長了，但還是醫生。兩個月後，文革爆發，我被揪鬥抄家，茨林帶著我的文稿，到娘家避風，發現她父親正被重新算賬，曆史反革命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加上基督徒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掛黑牌，戴高帽，牽著遊街，被打得死去活來。十幾歲的李武生被捕入獄，判刑十年。這批人剛抄了家，那批人又來了。一直折騰到一九六七年秋天，李醫生被押送農村，交給貧下中農監督勞動，家裏才沒人來了。家中少了兩個人，但是多了一個人——我和茨林新生的女兒高林。女兒在一九六七年元月初降生，正是恐怖的高峰時期，家裏人來人往，革命群眾紅衛兵亂翻亂砸鬼叫狼號。混亂中嶽母一直抱著初生的嬰兒，輕輕撫拍，不斷耳語，不讓受到驚嚇。孩子在她懷裏，一直都很安靜。嶽母沉靜的目光、鎮定的語音，成了全家的慰藉。茨林說，嚇人勁兒的時候，隻要看看她媽的眼睛，她就不那麽害怕了。那種處變不驚、每臨大事有靜氣的境界，我很佩服，也很想學，但是學不到。人潮過後，是冷寂。老爸小弟走了，生活無著，沒人上門。鄰居同學遇見，躲著走不罵一聲狗崽子的，就該算是好人了。嶽母帶著茨林姐妹三個，清理劫後，檢點殘餘，該洗的洗，該修補的修補，該放在哪裏的放在哪裏，一掃狼藉。窗格子拚湊複原，糊上了新的白紙。到我出了牛棚，可以請假進城來看望她們的時候，屋裏窗明幾淨，又有了生活的氣息。吃飯前，大家仍然低頭默坐片刻，無聲地，感謝上帝的保護，為受苦的親人祈禱。姐妹三個，都失學在家。嶽母叫她們別急，說別人上學，也是白上。都革命去了，串聯去了，好老師都打倒了，還學什麽學？她每天教三姐妹學做鞋，學裁剪，學編毛衣，學炒菜做飯補鍋補碗各種家務。還為了織毛毯，打造了一個木架子。但是生活無著，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受害的親人們現在都怎麽樣了，再忙也蓋不住心焦。一天中我好幾次看到，三姐妹中的這個或者那個發呆。嶽母說她們被慣壞了，經不起摔打。要不是她們離不開她，她就要到農村照顧嶽父去了。她說，他爸一輩子治病救人，就是幹不來個農業活。六十多歲了，又瘸著一條腿，沒人做個飯洗個衣服，怎麽能行？不久，黨中央搞下放知識青年的運動。不知道有沒有政策精神，實際上反革命家屬首當其衝。三姐妹都被送到了農村。茨林帶著高林，到了沙漠邊緣東方紅公社的向陽大隊。兩個妹妹到了躍進公社的延安大隊。嶽母不是知青，本可以留在城裏。她主動向“下放辦”提出要求，把她安排到紅旗公社李醫生所在的長征大隊。那時街道裏弄村莊，都是這一類名字，現在回想起來，幾乎分不清哪裏是哪裏了。隻知道她那一帶，原名郭家堡。在河西走廊，敦煌算是個物產豐富的縣，郭家堡也算是縣裏比較富裕的地區。社員的勞動工分，屬於全縣最高標準。從敦煌到玉門的公路（據說原先就是陽關古道）打那裏通過。長征大隊離公路不是很遠，交通也可謂方便。隊裏給了李醫生兩間土屋，門窗炕灶齊全。不會幹農業活，就安排他放牛。隊裏有十幾頭牛，他每天趕到野外放牧，早出晚歸。風吹日曬很苦，但是自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上帝禱告。不料有一天，一頭老黃牛跌斷一條腿。大隊支部看成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第二天收工以後，開了個全大隊的鬥爭會，把他吊在籃球架上批判，打擊反革命分子破壞生產的氣焰。受傷的牛，大隊宰了分了，沒他的份兒。但要他賠一頭牛。賠牛的錢，從他每日的工分中扣除。扣多少，扣多久，都不知道。總之他繼續放牛，除了口糧再沒工分。我嶽母去後，為掙一份工分，和生產隊裏的勞動力一同出工。收工回家，洗衣做飯之餘，自製土坯，改盤了爐灶，增建了雜物間，養了一群雞，一頭豬。哪個雞豬有病，自己針灸治療。屋前屋後，都種上了蔬菜。最不可思議的，是一點一點地，挖出了一口井，從此用水不必跑遠。還挖出了一個地窖，可以把蔬菜儲存在裏麵過冬。她常說，完了要到茨林那裏和茨恩那裏，都住些日子，也幫收拾一下。她常說，她們被慣壞了，二十多歲了還嫩生得很，怕她們吃不來這個苦。茨林帶著高林，到那個沙漠邊緣的小村，沒能堅持下來，竟然一病不起。我從酒泉趕到時，她剛剛停止呼吸。嶽母已幾天幾夜沒睡，告訴我遺體尚溫，要我摸一摸。我剛摸過，又要我再摸。一次一次幾乎不許我的手離開。聲音裏帶著哀求，眼睛裏固有的沉著冷靜全沒了，有的隻是絕望和驚恐。我也絕望，我也驚恐。這時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擔的。嶽母所承受的，不會因為我也承受而減輕。反之，我也一樣。每個人都必須承擔自己的全部，為了曾經有過的愛。入殮時，她把茨林生前較好一點的衣服鞋襪全都放進了棺材。但細心地剔除了所有的動物毛皮製品。她擔心那些動物的鬼魂，會在地下向女兒索取。這種同她的宗教信仰完全沒有關係的想象，其強度也就是愛的強度。我是無神論，也受了她的影響：事後想起茨林的皮帶沒換，不由得大吃一驚。喪事畢，我帶著高林，要趕回酒泉。嶽母半夜裏起來，烙了些餅，給打在包裏。趕著一輛隊裏借來的驢車，送我們進城搭汽車。我勞改時學會了趕車，要求執鞭。趕了半裏把路，她說這樣不行，還是我來吧。我剛從她手裏接過高林，還沒坐好，就聽見鞭梢在空中劈啪一響，車子一下子就加快了很多。此後她一動不動，隻偶爾吆喝一聲，驢兒乖乖地直跑。時值殘冬，寒風夾帶著細沙，撲麵尖利如刀。我們都緊緊地裹在老羊皮大衣裏麵，一句話不說。風聲嗚嗚，蹄聲得得，隻覺得道路漫長。到得敦煌城，剛剛趕上汽車。高林睡著了，她囑咐我小心，“別讓孩子醒了，要哭。”車行漸遠，回頭望，她一直在目送我們。一動不動站著，鐵鑄一般。風沙漠漠，白楊蕭蕭，一片孤城萬仞山。那年夏天，她給高林和我做了幾件衣服，到酒泉來看望我們。我事先不知道，正在放了暑假的酒泉師範禮堂，給地區革委會主辦的農業學大寨展覽畫畫。她先到地區革委會打聽到我的下落，一路問了來。帶著高林，在一個教室裏，把課桌拚在一起，住了幾天。給我們把所有的髒衣服破衣服都洗淨補好，才回敦煌去。八十年代中期，八十高齡的李醫生獲得平反，在敦煌城裏開了一家私人診所。名醫懸壺，門庭若市。那時我在成都，茨林的妹妹茨恩來看我和高林，說她媽常叨叨，要是茨林還在，跟她爸學醫多好。我的第二位嶽母，名叫陳艾木。在我出生的那個江南小城，陳姓是第一大宗。在故鄉的憶象中，總有那藥店，那巷，頗親切。我出生的那個江南小城——江蘇省高淳縣淳溪鎮上，陳家祠堂是城裏有名的建築，進去要先上很多石頭台階。重門深院，雕梁畫棟。有不少狐仙鬼怪的傳說。隔壁又是城隍廟，小孩子都不敢一個人在裏麵。我嶽父姓樊，名字叫樊×卿，中間一個字記不清了。在城裏開了一家藥店，叫“存仁堂”，譽滿江南。他早已去世，我從沒見過。我隻見過那藥店。小時候每天上學，都要經過一條深長的窄巷。青石板地麵，兩邊是灰色磚牆，牆根滿是綠苔，叫陳家巷。一進巷就聞到絲絲藥香，是牆那邊在泡藥。曲裏拐彎上了大街，就是店麵。櫃台和貼牆的藥櫃都是深色的，光線很暗，濃烈的藥香彌漫到街上。店那邊還有同樣的一條巷，叫陳家水巷，一直通到河邊。沿著河走，我也可以回家。一九五零年我出外上學，想家。在故鄉的憶象中，總有那藥店，那巷，頗親切。但是，十幾年後再回去時，門巷依稀，藥店已不存在，變成了“高淳縣文化館”。那個陳家祠堂和城隍廟也都不存在了，變成了“高淳縣委招待所”。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嶽母生於一九一八年。她從小受儒家教育，熟讀經書。真率誠實，思想正統，視忠孝貞節如天經地義。結婚不久，剛生了一個女兒，丈夫就去世了。家中有多少親朋故舊，固不甚了了；繼承了多少鄉下的田產，城裏的房產，店裏的資金庫存，也都沒處捉數。母女倆深居藥店後院，一切由本家賬房料理。她最大的憾事就是沒有兒子，不能延續夫家香火。給女兒取名繼卿，算是一種彌補。頂住改嫁的壓力，親自教育女兒。空院深庭，孤燈繼晝，集慈母嚴父於一身。院牆外，是四十年代的中國。內亂外患，遍地烽火。深重的民族災難，萌生出不計其數撫慰人心的民間宗教。這些四十年代的民間宗教，掌門人都有一套宇宙人生的宏觀理論，力圖提供一個精神的家園，一種救劫的法門，來安頓人們飽曆滄桑的驚魂。層次各有高低，儀式五花八門，但又都共同謹守著古老的傳統價值觀念。講道德，重仁義，尚忠恕慈悲，信善惡有報。犖犖大者，標榜儒釋道三家精義，吾道一以貫之，信徒逾千萬。所有這些民間教派，都少不得要通過商業的途徑設壇拓荒。有許多機會傳到重門深院裏索居獨處的我嶽母那裏。孤寂中，她正需要一種心靈的寄托。終於在抗戰勝利的前夕，接受了引度。非常誠信。以謹守儒家教義的那份虔誠，心無旁騖，致力於自度度人。使命感強烈到攝人心魄。很快得到鄉裏的一致敬重，不到三十歲資格就超過了老前輩。隨之她名下的存仁堂藥店後院，也成了本地教友的聚會場所。自古以來，每一種民間宗教，都是一個民間社會的凝聚力中心，都借由某種神秘（夢、星象、童謠、扶乩、占卜、預兆……），自稱受命於天，因此是國家權力的天然異端。自黃巾、白蓮以來，曆代朝廷都把民間宗教視為異己的力量。嶽母在一九五零年被捕。所有的財產都被沒收歸公。隻在藥店後院留了一間半房子，給她十一歲的女兒樊繼卿居住。發一點兒生活費，讓孩子自己管自己。孩子很堅強，經過這殘酷的磨練，更堅強了。嶽母出獄後，身體極為虛弱，視力銳減。在那間半屋裏，和女兒同住。四麵是階級鬥爭，親友回避，鄰裏側目，求告無門。用一張小桌子，在陳家巷口擺了個香煙攤，做一點兒進城鄉下人的小本生意，供女兒上學。每天中午，女兒放學回來，吃過飯，都要替她看一陣攤子，換她吃了飯，才去上學。這樣一直熬到女兒初中畢業，當了鄉村小學教師。絕境中不向任何人求助，默無聲息地保持著做人的尊嚴。這份看不見的崇高，早已被曆史塵封。後來政府要用房子，把她遷到北門外陳家山墳地高淳醫院後麵居住。房門離醫院的高樓隻有三公尺，陽光全被擋住。她在陰影中出沒，無聲無息，也像個影子。也好。那些年大躍進、大煉鋼、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騰得人人直喘。她是專政對象，不準參加群眾運動，不準享受公共食堂，反而生活比較平靜。女兒想念她，每個星期六下午，都要步行二十幾裏路，進城來與她同過一夜。這是無比珍貴的時刻，母女倆都極為重視。饑荒年代，有什麽好吃些的，各自都要留著，直到這時，才一同吃。不管有多麽大的風雨和泥濘，都擋不住這每周一夜的相聚。女兒在學校裏除了上課，寡言少語。隻有回到家中，別來多少事，同母親說個沒完。後來女兒得到一位同學好友（丈夫是公社秘書）的幫助，調回城裏，到縣農機廠當電工。依然獨往獨來寡言少語。“文革”中人們互相鬥得不可開交，她們暫被遺忘，生活更加平靜了。一種隱身人的平靜，也算是因禍得福。反而是我的到來，破壞了她們的平靜。一九七一年，我在甘肅酒泉的五七幹校勞動。請了一個月的探親假，帶著四歲的女兒高林，從西北來到江南，看望我的母親。自從父親死於勞改，家裏的房子被沒收，母親一直住在政府留她的兩間破舊小屋裏麵。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的姐姐，為了孩子們能上學，到城裏和母親同住，算是“黑人黑戶”。亂世闊別，且喜重逢。但是想起死去的親人（父親和高林的母親），欣喜中不免滲透著更深的悲哀，笑臉上又都帶著淚痕。母親和姐姐，都想把樊繼卿介紹給我。她們都喜歡她。說現在像那種正派誠實、賢淑孝順的人，已經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何況也是受害家庭出身，政治上不會歧視我們。樊在農機廠的電工師傅邢東泳，是我上小學和初中時的同班同學，也誇她多好多好，熱心地要促成此事。我想見見。但母女倆聽說我結過婚，有一個孩子，就不想見。嶽母還批評我守喪不滿三年，續弦是一種不敬。責怪老邢把我這種人介紹給她的女兒，是瞧不起她們。老邢極力爭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半個月後，他終於獲準，帶我去給她們看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我嶽母。她五十來歲，瘦高個兒，穿一身淡灰色的、布紐扣在側麵的那種大襟衣服。寬額深目，眉宇間有股清氣，如方外人。女兒三十左右，形象氣質做派都像她。穿一套洗得發白的勞動布工作服，毫無華飾，一掃凡庸，活脫就是母親的複製。在十五瓦的電燈光下，四個人圍著一塵不染的小方桌，喝上好的涇縣新茶，聽老邢說些鄉下瑣事，倒也不覺得拘束。繼卿倒茶和把桌上的茶水擦幹淨的動作，舒緩從容。這次見麵，給我留下溫馨的感覺。第二天，老邢來，說嶽母態度很明確：做個朋友吧，婚姻就免談了。她說，他們兩個人不合適。他是個烈性子，繼卿也是個烈性子。一個要吃鋼，一個要吃鐵。兩烈必相克，不是魚死，就是網破，免了吧。我說，我一句話也沒說，她怎麽就說我烈性子？老邢說，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說話也不好，說是“沉沉不語者不可輸心”。他說，這件事恐怕隻好算了。繼卿本人倒是挺喜歡你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她對老娘百依百順，這事看來不成。我請老邢幫我約繼卿出來，單獨談談。談了幾次，互相喜歡，決定結婚。嶽母堅決反對。繼卿堅決不聽。老邢說，這可是第一次，繼卿對老娘不孝順呀。我去拜見嶽母，嶽母仍然堅決。說，我是為你們好，與其將來後悔，不如現在死心。繼卿也很堅決，請人幫弄到一張農機廠革委會的證明，寄到酒泉，讓我在酒泉辦結婚證。有了結婚證，就算是夫妻了。當她把這個既成事實告知嶽母時，嶽母意外地平靜。說，我知道你，你是說一不二，早晚會有這麽一著棋的。天命難違，我認了。結了婚就得好好地過，終身大事，不是試著玩的，不可以使性子，不可以說一不二，有事要商量著辦，才能夠逢凶化吉，知道了嗎？從那時起，嶽母接納了我。一九七二年我回家探親時，關心愛護我就像我母親。結婚後，繼卿提出，要到我們家去住。我家兩間屋，老得快散架了。緊靠汽車路（泥土路麵），很髒很吵。除母親和高林以外，還住著姐姐一家三個，根本擠不下。我勸她別去。她堅決要去。說，“誰家的媳婦不進門呀？”說姐姐一家應當分開，“這麽窩在一起，不像個正式人家。”我說現在是非常時期，而且一年隻有一個月的探親假，先湊合一下，將來再想辦法。她說，這是不把人當人呢。我以前寫了許多文章，要求把人當人。現在聽說，我自己也不把人當人了，吃了一驚。但是牽扯到姐姐一家，分辯不清。她是純粹的理想主義，名分大於實際。我是俗人，實際大於名分。這種名實之辯，隻能“說一不二”。年複一年，繼卿一直想改造我，我也一直想改造她。誰都達不到目的，就像青石板上釘釘。我向嶽母求助，說光講道理，不顧實際行嗎？嶽母說，你們一個要吃鋼一個要吃鐵，叫我能說個什麽？人心別說是肉做的，就是個鐵秤砣，在胸門裏頭吊了這麽多年，也該有點兒人氣了，怎麽就這樣子的一竅不通？實際要講，道理也要講。道理是根本，實際是枝節。人懂道理才是人。別人越是不拿我們當人，我們越是要活得像個人樣，你說對吧？我提出要求離婚，嶽母根本不信，不相信我會混賬到這種程度。說，吵歸吵，這種氣話，以後誰都不許再說。我要求協商解決，但是無法協商。嶽母告訴我，人有良心才是人。不可以想結婚就結婚，想離婚就離婚。一切由著自己，不拿別人當人。這個硬道理，我不能反駁。麵對銅牆鐵壁，決心逃避崇高。繼卿堅決不離，事情拖了多年。我向法院起訴，纏訟又是多年。一九八七年法院判決離婚以來，繼卿一直沒有再婚。事實上嶽母和她兩個，從來都沒有承認過法院的判決是算數的。我和繼卿生了兩個十分可愛也十分聰明的女兒，但除了一年一個月的探親假期，十五年間從未共同生活。她們很不容易。我和高林在外，也很不容易。那一切無可奈何，轉眼已成曆史。但是曆史，有時候也很沉重。她們母女兩個那種超凡脫俗的理想主義，那種在虛擬的世界裏追求完美的努力，使我每念及之，都不免肅然起敬。同時又有一份對於悲劇性崇高的恐懼。每想起她們為我所受的一切痛苦，以及孩子們因父母離異所受到的一切痛苦，我都有一份深深的負罪感。我的第三位嶽母，名字叫紀宇。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北京城裏一個基督教家庭，祖上有羌族血統。日本入侵華北淪陷時，全家逃難，經武漢、西安，到了蘭州，住在黃河邊上的一個果樹園裏。日夜河聲浩蕩。她晚年的回憶錄，是從這裏開始的。第一句是，“濃密的樹林，遮斷了漫天烽火。”她從小沒心眼，大大咧咧。別的孩子很容易地就可以把她手裏的食物哄過去吃掉。她常獨自爬上搖搖晃晃的羊皮筏子，或率先走上哢哢作響的冰河，不知道害怕。父母親曾擔憂，她是不是有點傻。後來上了學，功課很好，才放心。父親在美孚石油公司做經理，常帶她到他們的交易場所——茶館、酒樓，有牌桌和大煙榻之類的地方吃飯。說等她長大了，要送她到美國留學，她都不感興趣。戰時後方，共產黨地下組織活躍，學校裏私底下流傳著不少禁書。她床頭點支蠟燭，一讀就是大半夜，把共產主義理想和改造世界的事業，當做了新的上帝。十六歲那年，她和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搞了個讀書會，被國民黨特務抓進監獄。還是不知道害怕，同審問她的人對嚷。女監裏有兩個共產黨員，一個叫王方玉，一個叫樊桂英，都對她關心愛護無微不至。從她們那裏，她學到很多東西。以小孩子的身份，用各種方法，幫她們同獄中其他黨員聯絡。大家都喜歡她照顧她，她對黨更有了感情。解放後，王方玉當了鐵道部勞資局長。樊桂英當了“右派”。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她的家中，見過這兩個人。命運雖迥異，一樣是平常老太婆。絲毫也看不出那個英雄時代的傳奇曆史。父母親用金條上下打點，把她救了出來。半年多的鐵窗生活，摧毀了她的健康，卻堅定了她參加革命的意誌。康複後告別父母，一個人到了北京。一麵上學，一麵尋找地下黨。後來做了學工委（中共地下組織學生工作委員會的簡稱）書記宋汝棼（曾任全國人大法製委員會副主任）的秘密交通員。就這樣，一個沒心眼大大咧咧的女孩子，變成了一個在敵占區做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與學工委男同事李昌紹成了朋友，生死與共的那種。但是不久，她就同其他幾個年輕人一起，被組織上送到解放區，上華北聯大去了。去革命根據地，要偷越封鎖線。大家都很興奮，特別是她。乘車時把座位讓給別人，步行時搶著幫掉隊的同誌背行李。休息時集體唱歌，她站著打拍子：“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人民的希望……”“要推倒三座大山／填平苦難的深淵……”唱得熱血沸騰，打拍子的兩手，不覺都握成了拳頭，緊得發痛。但是到達目的地以後，一切和想象的不同。幹部吃飯，分大中小灶。開鬥爭會，場麵很血腥。連紮兩根小辮子、穿一件花衣服，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大家互相監督互相批評，離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很遠。不少同學情緒低落，她也是。在黨的教育下，學會了“自我批評”，取下了“有色眼鏡”，才又振作起來。一九四九年學校隨軍進京，改名為中國人民大學。與昔日的男友分手，她大病一場，幾乎死去。學校把她送到協和醫院，同誌們輪流值班看護。每次要輸血，都有滿滿一卡車人來排隊驗血，更使她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出院後，與一位在病中照顧她無微不至的同事結婚。丈夫在經濟係，她在哲學係。得一子一女。女兒小雨，後來是我的妻子。至今保存著一些他們當年的老照片，男女都穿著一式四個口袋的寬大軍服，生活簡單，精神充實。一九五七年“反右”時，她是係總支副書記。經手把一個個同自己從前一樣百無禁忌的青年送往京西煤礦勞改，感到不安。昔日男友李昌紹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也在外語學院教授任上被打成“極右派”，更使她困惑。到回龍觀精神病院去看望“右派”學生劉大驍，回來後更有了一種負罪感。二十多年後，在人大哲學係建係三十周年的慶祝會上，她作為嘉賓上台講話：“在座的各位，有許多是反右運動擴大化的受害者。我當時盲目執行政策，傷害了許多無辜，一直十分內疚，請求大家原諒。”說著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下來有兩個人找她，一個是主持會議的人大副校長，一個是中宣部理論局局長，都是她當年的學生。他們說，紀老師你今天不應該這麽說，我們沒必要向他們道歉。她回答說，我不那麽認為——這是後話。丈夫原則性強，不愛聽她的牢騷。從一九五七年起，生活和工作都越來越壓抑。一天夜裏，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在一輛長途汽車裏坐著些不知什麽人，外麵風雪茫茫，她縮在後座，要到東北大興安嶺勞教農場去找李昌紹，隻為了說一聲“我相信你是好人”。車不停地開，變成一間屋，沒門沒窗，一地沒頭的小動物，嚇醒了。在回憶錄中，她寫道，分手十幾年，同李已毫無聯係，夢揭開的秘密，把自己都嚇了一跳。幾年後，她離婚了。同哲學係一個同事結婚，一起調離了人大。她調到北京師範學院（現在的首都師範大學），丈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家也先後搬到了永安裏八號樓和大北窯一號樓。新生活並不美好，唯物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之間的種種差別，使他們相處日久，相違日深。她依然寂寞。常在假期裏帶著孩子到各地走走看看。道路艱難，滿目荒凉，每次遠行歸來，都感到身心俱疲。但她下次還去。來回於鄉土中國的苦難，和學院生活的單調壓抑之間，不知舍此安歸？“文革”開始時，她“靠邊站”。在農大畜牧係當總支書記的她的姐姐被打得很慘，向她求助。她幫助姐姐逃到一位朋友的山西老家，太行深山裏的一個小村躲藏。村幹部和民兵來問這問那，姐姐很害怕，又跑回北京。瞞著她，向紅衛兵自首，把一切都招供了。她被揪鬥時毫不知情，矢口否認一切。直到人家說出她的朋友烏子瑞（前北京市鐵路局局長）和他的老家、太行山裏那個偏僻小村的名字，才傻了眼。麵對革命群眾的滔天怒火，當年在國民黨監獄裏英勇不屈的她，低頭彎腰，任人推來搡去，像換了一個人。但是本性難移，依然沒心眼，依然大大咧咧，依然生活在別處。“撥亂反正”以後，我到社科院哲學所時，她的先生是我的領導，常邀我到他們家吃飯，我因此認識了她和她的女兒小雨。她頭發已經花白，目光依然單純，待人依然真誠。凡有進京鳴冤的熟人、學生來訪，她都鼎力相助。或供食宿盤纏，或代申訴陳情，忙得不得了。但幫助他人的快樂，治不好親人背叛的創痛，更不能充實信仰和愛情破滅以後留下的雙重真空。我發現她隻要一靜下來，就陷入憂鬱之中。眼瞳裏映著那個精神宇宙中的黑洞。我和小雨結婚時，她告誡我不要涉入政治。說政治太肮髒了，書呆子摻和不起。說小雨身體單薄，出了事也擔當不起。我們走後，她提前離休，和先生分居，開始寫回憶錄。孤燈繼晝，廢食忘寢。寫到寫不動，就喝濃茶。手指寫麻了，揉一揉繼續寫，像一種自我施加的刑罰，但於她是一種快樂。我們每次回去看她，她都有新東西給看。曆史資料豐富，個體經驗獨特。文字清澈透明，就像她純淨的目光。但是讀著讀著，我忽然感到悲哀：這分明是為了抗拒黑洞的引力，在尋找失落的自我。一九八九年秋天，我被迫與家庭隔絕，最惦念的還是小雨。後來才知道，這期間她每天給小雨寫一封長信。家常瑣事、往日經曆、讀書心得、傳奇故事、刹那間的感覺，夢……除了政治無所不談。兩紙箱信十幾萬字，正是小雨亟需的精神支持。那年她骨折臥床，請了個保姆做家務。這些信都是在床上寫的，可信上卻隻字未提。我自由後，和小雨去北京看她時，她還在臥床。人瘦了許多，眼睛更大了，但神采已不複奕奕。一直在床上寫作，近四十萬字的回憶錄，已接近完成。她說精力不濟，越寫越慢了。樓外一麵是立交橋工地，一麵是國貿大廈工地，噪音山響，煤煙、瀝青、機動車廢氣和塵土混合的氣味，強烈濃厚。隻有在她的書稿裏麵，才聞得到清新的空氣：奔河，秋林，萬樹梨花一片香雪海，沉沉雪夜裏爐火的溫暖，和漫長而又崎嶇的獻身路上，號角聲聲，紅旗飄飄，馬鳴風蕭蕭……我的一個在報社工作的好朋友，帶著新婚太太去看望她。太太拿走了嶽母剛剛完成的書稿，說可以幫助出版。不久又單獨前來，要嶽母補充人大“反右”部分的資料。取走補充稿後，從此音信全無。一九九二年五月，我們得到噩耗趕到北京時，嶽母已借助安眠藥擺脫了黑洞的壓力。遺容安詳，嘴角上遊走著一個形而上的微笑。遺書很平靜，說我是自我解放，你們不要悲傷。囑我們為她要回書稿。我去找我的朋友。朋友真誠依舊，訴說了許多外界不知的苦楚，讓我直接找他的太太。他太太比他小三十六歲，可能是有代溝吧，很難說話。那些天，我天天在大北窯和金台西路之間，頑固地來回奔走，終於要回書稿，但已殘缺不全。好在這些得失，已經於嶽母無損。寫作把她的人生，高揚到了抒情詩的境界，這就夠了。手段大於目的，過程大於結果，意義的追尋，大於意義本身。正如她小時候獨自遠行，投身於不可知的命運，那份一往無前的獻身精神，早已把她所獻身的那個烏托邦的幻滅，作為一個被揚棄的環節，變成了她的自我實現。那麽美麗，又那麽神聖。
（本文摘自高爾泰著《尋找家園》，花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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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轉身，光陰就成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