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李澤厚的悲劇（五）
（接前文）
李澤厚的立場
李澤厚混淆社會革命與社會反動，依然將蘇聯共產黨發動的“十月動亂”定論為“十月革命”，將中國共產黨反動的“武裝暴亂”定論為“中國革命”，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立場問題。這個被馬克思主義俘虜的人，骨子裏還是站在了中國共產黨一邊。李澤厚宣揚“告別革命”，目的是要中國人不要用暴力推翻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
1989年5月14日，李澤厚與戴晴、嚴家其、蘇曉康、包遵信、溫元凱、劉再複等人發表“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
一，要求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宣布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運動的學生秋後算賬。
二，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
三，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采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為曆史的罪人。
李澤厚的緊急呼籲使我們看到，他的知識分子良心未泯。
但是在《告別革命》中，李澤厚說：
“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開槍，當然不是一般的錯誤，而是凶殘的罪惡。—但是那些提出‘絕食鬥爭’、‘打到鄧、李’、‘反對撤離，故意要激化形勢、製造對抗局麵的人，難道就沒有任何責任了嗎？”（18）
李澤厚公然指責參加民運的人士激化了形勢，為鄧小平的屠殺提供借口，這就超越了知識分子的底線。
在《信睿》第六期的《告別辛亥革命》一文中，李澤厚說：
“我也要強調一下，也不是說革命沒有帶來一點好處。革命至少帶來了平等的觀念，帶來了社會正義的觀念。辛亥革命也好，毛澤東的革命也好，至少強化了平等、正義的社會觀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壞的事情，主要是代價太大了。”
這是李澤厚在美化中國共產黨，竟然撒謊說什麽，毛澤東的革命強化了平等、正義的社會觀念。
中國的五星紅旗的大星置於紅旗左上角，居高臨下，統領小星；四顆小星布列右下方，環繞仰視大星，表現出中國四個主要社會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此外，在星星的尺寸比例上，大星的外接圓直徑是小星的三倍，凸現了大星和小星之間的主從、隸屬關係。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是領導階級，也就是統治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是被領導階級，也就是被統治階級，這正是一種階級不平等關係！中國共產黨國旗的突出的主題是黨在民上。
中國共產黨製定的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總綱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
這意味著，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其他階級和階層的中國人是被領導階級。中國憲法總綱第一條已經告訴我們，中國人的權利是不平等的。
中國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謊言。中國工人階級實際上是紙上的領導階級。因為在中國，所謂工人階級對國家的領導，必須要通過共產黨來實現，也隻有通過共產黨才能實現。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一向宣稱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才是真正的領導階級，是前所未有的壓迫階級。
自1949年建國伊始，中共就將全體國民分為兩大階級：幹部和群眾。凡是軍隊、政府機關中擔任領導職務或管理職務的公職人員被稱之為幹部，而其他人員一律是群眾。掌握著國家權力的幹部對中國國民實施政治、經濟和思想統治。他們按級別享受著特殊待遇。已故學者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提出了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占有情況為劃分標準，將當代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個社會階層。第一個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也就是具有實際行政職權的幹部階層。產業工人則是中國社會的第八層。身為第八層的工人階級怎麽可能是領導階級呢?中共幹部階層才是真正的領導階級。中國百姓習慣地稱呼他們“領導”。
此外，還有一個被專政的階級，這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等五類人的統稱黑五類，合稱地富反壞右，與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雇農、佃農）、下中農 “紅五類”相對。黑五類是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政治賤民階層。依據血統論，“黑五類”及家庭成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至文革結束，受到近三十年的不平等待遇。黑五類子女和紅五類子女在等級製中的位置，從他們出生時就已決定了。陳雲說過：權力要移交給我們的孩子，不然我們以後會被挖祖墳的。
曆史已經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主權在民”，而是“主權在黨”。中共官僚集團實際上是中國的領導階級。一個政黨成為中國的領導階級，中國還有平等嗎？
在《告別革命》的“政治三強‘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評說”一節中，李澤厚竟讚美國賊毛澤東：“毛的功績當然比前兩位要大得多“。
李澤厚歪曲曆史事實，竟敢說，毛澤東的功績比袁世凱、蔣介石大得多。我們來看曆史事實。
先看袁世凱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經國會選舉，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1914年5月1日，袁世凱廢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中華民國約法》，將責任內閣製改為總統製，總統可以連選連任，強化總統權力。1915年春，袁世凱計劃廢除民主憲政，仿照德國、日本建立君主立憲製國家。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推行君主立憲製，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袁世凱的改製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被迫於1916年3月22日宣布恢複中華民國。廢除民主憲政，回複君主立憲製，袁世凱犯下了複辟倒退之罪。
但是，袁世凱是對中國憲政具有貢獻的人。無論是他主張的保守的君主立憲，還是被迫接受的民主憲政，他並沒有退回到君主專製。袁世凱死後，他親定的繼承者是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並沒有傳位給自己的兒子袁克定。袁世凱逼迫清帝和平退位，開創了中華民國。袁世凱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袁世凱發布的大總統令中明確宣告蒙、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屬中國內政。袁世凱沒有承認“麥克馬洪線”，並且經過他的立場強硬的談判，外蒙於1915年6月7日取消獨立，俄國隻得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袁世凱執政時期，眾多社團和黨派群起紛立，如中華民國實業協會、中華民國工業建設會、中華實業團、中華民國鐵道協會等，國民黨、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等。全國報紙達數幾千種，擁袁的報刊和反袁的報刊都可以公開出版發行。各種學說，包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馬克思的學說，都允許見諸報端或公開演講宣傳。用槍杆子強迫中國人信奉馬克思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毛澤東，與袁世凱相比真乃國賊也！袁世凱督修鐵路、辦工廠、大力發展實業，廢除科舉製度，推廣免費國民學校，創建山東大學堂（今山東大學）。
是誰誣陷袁世凱為“竊國大盜”？是中國共產黨！究竟誰是竊國大盜呢？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投靠蘇聯共產黨，奪取中國大陸之後，在大陸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黨天下。毛澤東才是名副其實的竊國大盜。
再看蔣介石
1928年2月，蔣介石被國民黨舉為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1928年6月，國民黨軍隊戰勝北洋政府進入北京。同年12月，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統一之後，中華民國進入黃金十年時期。期間中國社會穩定，經濟和教育穩步發展，進入20世紀中國第二個繁榮期。在政治上，國民黨開始推進憲政。根據1924年國民政府建國大綱，1928年全國統一後，“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國民政府承諾一步步從“人治”轉向“法治”。從1928年到1936年，國民政府建立起“六法”體係，形成了國民政府法律製度的基幹。1936年，國民黨擬定“五五憲草”，預備正式立憲。因中日戰爭爆發，立憲遂向後拖延。
1945年，中國國民黨領導抗戰勝利。
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近代中國在外敵入侵時屢戰屢敗的曆史，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1945年4月籌建聯合國時，會議在美、英、蘇、中四大國首席代表輪流主持下進行。中國是聯合國創始國之一，也是安理會擁有一票否決權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廢除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所有的租界都恢複了中國的主權，並且收回了被日本侵占達半個世紀的台灣、澎湖列島。
1946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頒行，訓政時期結束，開始實行憲政民主製度。從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到1947年中華民國頒行中華民國憲法，中國終於成為一個憲政民主國家。
蔣介石至少有兩大曆史功績。一是，領導中國國民抗擊日本侵略，取得抗戰勝利；二是，致力於中國憲政製度建設，1947年中華民國頒行中華民國憲法。
最後看毛澤東。
毛澤東至少兩大罪行。其一，聯日反蔣。
中國共產黨為保存自己的實力，消減國民黨的力量，竟然與日軍共謀對抗國民黨軍隊。
“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遠藤譽最近發表中文版新著《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以確切翔實的史料證明：抗日戰爭中毛澤東為削弱國民黨軍隊的力量，派遣間諜潛伏日本外務省，把從國共合作中獲得的國民黨軍事情報賣給日本。該書認為，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還與敵人互通款曲，利用抗戰壯大中共力量，為日後打敗國民黨軍隊做準備。
潘漢年按照毛澤東的命令，賣給日方國民黨的軍事情報的同時，也向岩井請求，中共和日軍之間的停戰！” ，“岩井委托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漢年支付2000港元作為收購情報費，加上由潘漢年籌辦多種定期出版的刊物費等，每次另支付潘漢年1萬港元”（19）。
以上事實，在《潘漢年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中都有披露。
潘漢年“定期向日方匯報重慶、國軍、英美動向，同時把日方情報交流原始電報傳回延安。1941年12月，日軍攻占香港，由於岩井與潘的合作關係，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岩井領事館的護送，潘漢年移往上海並取得日方簽發的特別通行證。隨後岩井英一協助潘與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機關長影佐禎昭會麵。潘漢年在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後，日本外務省開始由機密費中撥款，向中共提供總額超過25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後來潘漢年提出雙方停戰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讓影佐禎昭與其會麵建立與日軍直接合作的基礎” （20）。
根據王明回憶，“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占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21)。
“對於與日偽機關合作，中共解釋說是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此次會麵被國民黨情報人員獲悉，隨後國方以此宣傳並攻擊中共，導致毛澤東親自發文為潘漢年辟謠此次會麵“（22）。
抗戰期間，毛澤東製定了“聯日反蔣”政策，饒漱石和潘漢年負責執行任務。勾結日偽是漢奸行為，為了掩蓋自己賣國奪權的漢奸行徑，毛澤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犧牲饒漱石和潘漢年。1954年，潘漢年被毛澤東定罪為“國民黨特務”，批示：“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 。
1955年，饒漱石被開除出黨。1965年8月30日，因潘漢年案件，饒漱石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65年，饒漱石被假釋出獄。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饒漱石又被重新收監。
其二、仿照斯大林建立黨國專製體製
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後，仿照斯大林建立了統治中國國民的三位一體的黨國專製體製。
政治上，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切。中國共產黨清除了各種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宗親組織和經濟組織，壟斷了一切公共權力，中國國民完全喪失自我組織、選擇政府的政治權利。
經濟上，同蘇聯共產黨一樣，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消滅了私有製，掠奪中國國民的財產，建立了暴力公有製，實施計劃經濟體製，消滅了商品和市場，國民完全喪失自由擇業的經濟權利。
思想上，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統製，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清除中國共產黨黨內外有不同思想的人，殘酷迫害知識分子，使得中國國民完全喪失了思想自由、言論自由。
1950年冬，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大規模殺害地主。
“對於土改死亡人數，周恩來估計83萬人，毛澤東估計2-3百萬人。費正清等學者采用的數字都超過一百萬。其他學者估計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00萬-470萬之間”（23）。中國富裕農民中的地主階層，被中國共產黨剝奪了土地財產，從肉體上殘忍地消滅了。
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殘酷迫害中國知識分子。反右派運動總共打出多少右派？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某些學者認為三百多萬。羅冰在《1957年發生的那件事解密了》一文中堅持說：“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劃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萬，而是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還有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劃為‘中右’”。按照官方認定的五十五萬二千多人，依照周恩來於一九五六年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報告中提到當年全國小教以上知識分子共計五百五十萬人，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已達十分之一以上。按照羅冰提供的數字，右派占知識分子總數高達百分之五十七以上。
1958年，無知的毛澤東盲目發動“大躍進”運動，”導致大災難，在1958年至1962年期間，多達幾千萬中國人被餓死。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犯下了前所未有的對中國的全麵的破壞罪惡。文革的災難究竟有多大呢？淩誌軍、馬立誠在他們的專著《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中披露，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沉痛地說：“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人民幣。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自稱的革命，正像蘇聯共產黨將“十月政變”美化為“十月革命”一樣，實際上是文化大反動。
以上曆史事實告訴我們，對於中國，袁世凱和蔣介石是有功績的人，毛澤東則沒有絲毫功績。毛澤東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罪人。
在《告別革命》中，李澤厚竟然讚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後又敢於在朝鮮和美國交手，這也很不簡單“（24）。
李澤厚這是在讚美毛澤東對中國人和朝鮮人的犯罪。
朝鮮戰爭爆發後，毛澤東掩蓋了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的陰謀，遵從斯大林出兵朝鮮的要求，參與了朝鮮戰爭。朝鮮戰爭是1949年中共黨國成立後，中共對中國人撒下的第一個漫天大謊。這個大謊言給中國人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確實付出了較大代價，中國人民誌願軍官兵有18.3萬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中國直接戰費支出62億元人民幣，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餘萬噸”(25)。
為了獻媚斯大林，毛澤東不顧中國人的死活，花了這麽多的錢，死了這麽多的人，成就了北朝鮮這個專製王朝。
在《告別革命》中，李澤厚坦然地說：
“我從不掩飾我支持鄧的改革開放路線，也就是以‘吃飯第一’來代替‘造反有理‘。—-鄧也有嚴重錯誤，其改革開放也有許多弊病和問題，但是瑕不掩瑜，功大於過”（26）。
李澤厚支持鄧小平的開放路線，這毫不奇怪，這是他的立場所決定的。李澤厚認為鄧小平功大於過。這是歪曲曆史事實。鄧小平是一個曆史罪人，因為他下令開槍鎮壓民主運動；因為他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
1988年，鄧小平主導的經濟改革失敗，導致物價上漲，中國百姓苦不堪言，出現搶購風潮。由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之輩堅持保持統治中國的權力。80年代初，以鄧小平子女為首的中共高幹子弟借助權力，利用價格“雙軌製”，倒買倒賣緊俏物質的批文，如汽車指標、鋼材指標之類，大發橫財。鄧小平之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還被稱作中國大陸最大的“官倒”。中國百姓對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高官家族發出一陣陣”反官倒、反腐敗”的吼聲，知識青年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日益不滿，終於引發六四民主運動。
1989年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淩晨，受鄧小平旨意，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警察部隊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示威集會人士進行武力清場行動。中國部隊從北京市各個方位包圍天安門廣場，分別由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和第28集團軍負責西麵；空降兵第15軍、第20集團軍、第26集團軍和第54集團軍負責南麵；第39集團軍和衛戍第1師負責東麵；以及第40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負責北麵。中共竟然派野戰部隊鎮壓中國民眾，其惡毒和殘暴程度簡直無以複加。由於中國官方拒絕提供更多事件資料，導致死亡人數模糊且出現多種版本。
屠夫鄧小平下令野戰軍屠殺中國學生和民眾。他的野蠻凶殘不亞於毛澤東。他的罪惡不低於毛澤東。
四項基本原則
1979年3月30日 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講，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表述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
1980年1月16日 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中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
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指導思想寫進了中國共產黨黨章。
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什麽新鮮玩意，還是毛澤東的那一套老東西。鄧小平這是在告訴中國人，他還是要堅持毛澤東的思想，走暴力社會主義道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強迫中國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之下的現代化。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曆史告訴我們，正是這四項基本原則曾經將中國人打入地獄深淵。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黨國體製。也就是說，鄧小平治下的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對中國人民犯罪。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對中國人犯有不可饒恕的重罪！
在《告別革命》一書中，李澤厚隻字未提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在掩蓋鄧小平的罪惡，這也表明李澤厚的立場是罪惡的。
總結
李澤厚的學習、寫作及思想形成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建國之後，被馬克思所俘虜是必然的。
在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下，李澤厚等一代人，絕大多數都被馬克思主義俘虜，不隻是李澤厚的悲劇，也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
李澤厚被馬克思所俘虜，沒有自己的思想，不懂政治，不懂經濟，是不具備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和哲學領域的知識能力的。李澤厚以馬克思主義為其研究中國問題的理論框架，其在《告別革命》一書中，出現的謬誤是必然的。
本文批駁了恩格斯所說的所謂的馬克思的觀點：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
要吃、喝、住、穿，人們就必須要生產。要進行生產，首先要確定生產資料屬於誰，生產品如何分配，這是第一位要解決的權利問題。這是一個政治經濟製度問題。
李澤厚，始終沒有認識到，任何生產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經濟製度之上的。
在當今世界，革命的一般語義為，推動科技、社會或思想發展進步的重大變革。
人們改造社會之重大變革，例如，現代世界，某些國家，以憲政民主製度取代了君主專製製度，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稱之為社會革命。
李澤厚與劉再複“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製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不包括反對侵略的所謂的“民族革命”）“。可以看出，李澤厚與劉再複的有關“革命”的定義存在嚴重的問題：沒有定義革命的方向，沒有指出是否推動社會進步。因此，李澤厚將蘇俄“十月政變“按照蘇聯共產黨的自我美化的定義”十月革命“，將中國共產黨賣身投靠蘇聯共產黨，在中國發動叛亂定義為“中國革命”。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英美變革是社會革命，阻礙人類社會進步的蘇中叛亂是社會反動。
“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維護個人獨裁的社會動亂。法國大革命的目標是建立民主共和製度，雖然多次流血反複，最終法國的民主共和製度還是建立起來了。
李澤厚用“如果”來論證清末立憲運動和革命運動的優劣，否認辛亥革命，以此來證明他的“告別革命”的論斷，是極其荒謬的。
曆史沒有“如果”。任何人不能離開具體的曆史事實來分析曆史問題。從“如果”來分析曆史進程，而否定辛亥革命，不是基於曆史事實的論證，而是一心情願的臆想。曆史已經證明，正是滿清統治者不接受君主立憲，頑固堅持君主專製，導致辛亥革命發生。
曆史駁斥了李澤厚的觀點：辛亥革命其實是不必要的。曆史事實是，曆史沒有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曆史證明了辛亥革命是必要的，正是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滿清政府。
辛亥革命是一場推動中國進步的社會革命，它終結了中國兩多千年的君主專製統治，催生了亞洲第一個憲政共和國。
對於改良和革命，我們當然希望社會改良取代社會革命。但是一個國家究竟采取了改良的社會變革，還是發動了暴力的革命，不是由人們的“希望”決定的，而是由這個國家的社會製度和執政者的意誌決定的。曆史告訴我們，有限君權的封建國家，可以采取改良手段。絕對君權的君主專製國家往往采取革命手段。
有限王權、議會製度和選舉製度使得光榮革命成功，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君主立憲國家。
握有無限王權的清廷拒絕了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中國最終選擇了民主革命道路。
在當今世界，改良和革命是一直存在的。在朝鮮這樣的國家革命是必然發生的，是無法告別的。
李澤厚混淆社會革命與社會反動，依然將蘇聯共產黨發動的“十月動亂”定論為“十月革命”，將中國共產黨反動的“武裝暴亂”定論為“中國革命”，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立場問題。這個被馬克思主義俘虜的人，骨子裏還是站在了中國共產黨一邊。李澤厚宣揚“告別革命”，其目的是要中國人不要用暴力推翻中國共產黨的專製統治。
李澤厚從不掩飾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他認為鄧小平功大於過。
鄧小平一生有兩大罪過：六四屠殺和提出維護中國共產黨專製統治的“四項基本原則“。
李澤厚指責是中國民主運動導致了鄧小平下令殺人，公然為鄧小平的罪惡推脫責任。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曆史告訴我們，正是這四項基本原則曾經將中國人打入地獄深淵。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黨國體製。也就是說，鄧小平治下的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對中國人民犯罪。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對中國人犯有不可饒恕的重罪！
在《告別革命》一書中，李澤厚隻字未提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在掩蓋鄧小平的罪惡，這也表明李澤厚的立場是錯誤的。
李澤厚是不幸的，他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黨國專製的血腥時代。大學時期，他遭遇了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接受了馬列主義的教育，被馬克思主義所俘虜，一生以馬克思主義為其研究中國問題理論框架。因此，他的學術研究是失敗的，他的政治立場是錯誤的，這是李澤厚的悲劇。
青年時期生活學習在毛澤東恐怖統治的時代，造成了李澤厚的悲劇。作為生活在專製政權下的文人，李澤厚的悲劇實際上是中國人的悲劇。至今，中國共產黨仍然殘酷地統治著中國，中國人的悲劇還在繼續！
不過，筆者相信，悲劇不會持續太久了！
注釋
（1）《百度百科 李澤厚》；
（2）鄒讜《革命與“告別革命”——給與“告別革命”作者的一封信》；
（3）劉再複《告別革命》“序：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李澤厚和他對中國的思考”；
（4）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策略理論”；
（5）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法治的理想和現實”；
（6）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策略理論”；
（7）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唯物史觀與改良”；
（8）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
（9）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策略理論”；
（10）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策略理論”；
（11）劉再複《告別革命》“序：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國 ——李澤厚和他對中國的思考”；
（12）《維基百科》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通稱契卡，是蘇俄的秘密警察組織；
（13）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要改良不要革命”；
（14）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孫中山評說 革命人格與近代精神”；
（15）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要改良不要革命”；
（16）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革命與改良“；
（17）《維基百科》，恐怖時期(法國大革命)；
（18）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對八九民運的看法”；
（19）陳奎德、王康先生《曆史黑幕：從抗戰期間中共與日軍關係看》；
（20）《潘漢年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21）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90頁
（22）《潘漢年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23）《土地改革運動 維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書》
（24）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政治三強‘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評說”；
（25）搜狐軍事《揭秘：抗美援朝對中國影響誌願軍付出重大代價》
（26）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經濟前提與政治民主”。
2021年11月30日完稿
2022年4月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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