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樂和中國古典文學是我精神生活中的兩大支柱。60年代初出生的我，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讀書長大，可以說與這兩大文化的真正接觸，進而浸浴在其中，是1978年進大學以後的事情。這四十多年來，我讀的次數最多也讀得最認真的作品非《離騷》莫屬，不說別的，自從2011年來到如今每個月都將其默寫一遍，怎麽說也算得上“熟讀《離騷》”。然讀的時間最長的作品，則是《紅樓夢》。
記得那是1973年底，二十八劃生關於《紅樓夢》，特別是要至少讀上五遍才有發言權的話，讓許多人都將此書捧起來讀。家嚴也不能免俗，將其從單位的圖書室借來，中午睡覺之前讀上一會。那時實在是太沒有書可讀的我，在父母上班的時候，囫圇吞棗將此書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雖然有許多字不認識，更有多得不得了的不理解的情節，但大體上明白了《紅樓夢》是一部講寶黛愛情和家族榮衰的小說。當時覺得《好了歌注》比《好了歌》更容易接受，因為具體。“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仿佛很好理解，隻是覺得這由衰而盛的語句與書的由盛而衰的主調逆向而行；而作為一個幾乎不曾涉世的初中生更是認同大千世界是個“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戲台。
然這一經曆也讓當時十多歲的自己和此書結下了到至今都不曾截斷的緣。現在回想起來，十多歲時我第一次讀到的《紅樓夢》應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的版本。此版源於195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以程乙本為底本，由著名詩人汪靜之先生整理標點，紅學大師俞平伯，戲曲家華粹深、曆史學家李鼎芳、和著名書畫家、古典文獻學家、文物鑒定家啟功等人（這實在是一個超一流的團體！）注釋的本子。在此基礎上，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57年和1964年兩次重新請紅學大師周汝昌、文史學家周紹良和李易校訂標點，啟功先生注釋。身為滿清皇族後裔的啟功先生（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以其對滿族曆史文化和風俗掌故的高深浸浴和博大的藝術修養，將注釋寫得準確而又簡練。記得此書的前言是李希凡寫的，自然充滿了當時的“階級鬥爭”觀點。讀大學的第二年，家慈托友人從新華書店內部為我買了這一版本的《紅樓夢》，它如是成了日後我擁有的許多“紅學”書的第一本。
自己真正認真地讀《紅樓夢》並為之癡迷到如今，在相當的程度上是緣於1979年創刊的《紅樓夢學刊》。此雙月刊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出版，以其專業水準和學術品位贏得了眾多讀者的喜愛。那時我每期都買來讀。發表在此刊的主要文章，集中在研究《紅樓夢》的思想、藝術、版本、成書、和作者生平家世。由此刊我知道了許多脂評（但那時尚無緣讀到脂評本），也對自從《紅樓夢》誕生以來就有的近200年曆史的“紅學”，特別是胡適之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創建的“新紅學”—考證學派有了一定的了解。更是認同那些“猜笨迷”的索隱文章隻是用些雞零狗碎的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不在科學研究的範疇。非常感謝一位時讀中文係的摯友替我借來了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1921年版）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辯》（1923年版）以及《紅樓夢研究》（1953年版），讓我有幸看到了開山祖師們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科學研究的方法，是如何步步為營，得出《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的結論，並認定後四十回乃高鶚所續，更是確定了脂評本非凡的地位。
這些言之有理的“考證”文章，讓學數學的我看得津津有味。那時去教室自習時，書包裏常帶上紅學的書。特別感興趣的是對這些“滴水不漏”的考證，別人又是如何從“雞蛋”裏挑出“骨頭”來的。讓我讀得最入迷的是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這部1953年出版的多達1000多頁，上下兩冊的專著，無疑是新紅學最為重要的著作。此著作更是承繼胡適和俞平伯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精髓，真正是“奮六世之餘烈”的結果。以此，周汝昌先生無疑成為“新紅學”的集大成者和無可置疑的一流學者。此書對我最大的影響是讓我相信假以天時，曹雪芹是完全能夠給世人留下一完整的“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的“真幹淨” 的“白茫茫大地”。而且情節的發展與人物的命運都完全和書中那“伏脈千裏”的“草蛇灰線”相吻合。還有就是讓我再沒有讀過後四十回。以前讀後四十回時，總感覺文字沒有靈氣了，不再吸引人。但讀過這些紅學的書後，後四十回處處都讓我感到別扭，甚至厭惡，因為後續者完全沒有理解曹公的原意。曆史讓這後四十回和堪稱中國文學藝術史上最高峰的前八十回放在一起，真正是狗尾續貂，佛頭著糞！
當然，《紅樓夢學刊》上的文章也有從“骨頭”裏挑出“雞蛋”的。四十多年過後，現在還有記憶的是80年左右在此刊上讀的一篇關於寧國府的文章。作者以冷子興在第二回說賈敬“隻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 燒丹煉汞” ，“一心想作神仙”和秦可卿在第五回說的“我這房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以及《紅樓夢十二支曲》的第十三支《好事終》的“箕裘頹墮皆從敬”這幾句中的“神仙”和“敬”這幾個關鍵詞和字，進而推出使“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不是賈珍而是賈敬。
在80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研究集刊》也是我每期都讀的紅學期刊。可惜的是此刊是不定期出版，於是隻能不時去圖書館查看。圖書館一位年近五十多待人非常友善的女老師多次幫我找書，她也常歎惜許多文學方麵的書，因為曆史原因，不易找到了。
讀這些紅學書和文章的同時，我又多次捧起《紅樓夢》細讀。遺憾的是讀不到脂評本，特別想讀的是胡適之先生1927年重金購得的甲戌本。後來從圖書館借到《戚蓼生序本石頭記》，記得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戚序本裏麵有許多批語，但讓人不清楚那些是脂硯齋的，更有署名為“立鬆軒”的批語。同寢室一位同學看我癡迷《紅樓夢》，特地將他家裏收藏的光緒九年（1883年）上海廣百宋齋鉛印的一百二十回本《增評補圖石頭記》帶到學校來借給我看。手上捧著這紙張泛黃年近百年的線裝書，心裏非常感激，但也生怕將其弄壞，於是集中一個星期的時間讀下來還給他。
在那“寒潭渡鶴影，冷月葬詩（花）魂”的大觀園，眾多青春少女以她們的美麗心靈，傑出才華，和悲慘命運，讓懵懂迷惘但心地善良的“混世魔王”完成了由色而空的飛躍。為什麽男性的解脫和自由是基於冰清玉潔的女性的犧牲？ 曹公的偉大就在於對人類曆史上那個一直被奴役的群體，付與無限的同情和深深的敬意，但同時也將人類的命運，也許是因為這個群體天生的善良和正義的品質，寄托在她們的手中。這也讓我想起舒婷《土地情詩》中的句子“父親給我無涯無際的夢/母親給我敏感誠摯的心”。我幾乎可以斷定故國我們這一輩的人的父親不可能給我們“無涯無際的夢”，但卻非常相信我們的母親，不少人卻給了我們“敏感誠摯的心”。
1980年6月，周策縱教授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組織和主持的第一屆世界紅學大會，可說是紅學的盛事。《紅樓夢學刊》報道有一百多個來自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等地的學者到會。紅學大師周汝昌和馮其庸先生親自出席，但周先生的論文卻讓人詫異不已。周先生認為清廷曾查禁《紅樓夢》，後由大學士和珅解禁。但周先生指出這解禁是做了手腳的，因從此80回以後的章回全部失落。於是乾隆與和珅成了千古文化罪人，因他們腰斬了《紅樓夢》。這文章我前後兩次讀下來後，感覺猜測過多，實證很少。新紅學集大成者的周公，文革十年浩劫結束後第一次向世人展現他最新的研究和結果，然遺憾的是這些工作的後麵已不再有那讓胡適之先生讚歎過的曆史資料和考證功力支撐著。
第一屆世界紅學大會的話題想不到也成為我結識恩師楊必中博士的鍥子。從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獲得博士的楊老師，本科台灣大學畢業，1980年來大陸定居，9月教我們實分析。第一次課後我就去問他有關周策縱教授的紅學研究和紅學大會的問題。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是太荒唐了。隻因為他是剛從美國出來就會對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開的第一屆世界紅學大會有所關注？隻因為他是華人就會喜歡《紅樓夢》並對紅學有一定的了解？讓我非常驚喜的是原來楊師也是一紅學迷！從這一問開始，我日後有了更多的機會和楊師討論各種問題，更讓我一直到今天都徹底相信楊師是真正學跨文理，識通古今，但“守之以愚”的學者。博學睿智的楊師很和藹地一一回答了我的問題（紅學之外我問了小說《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的一個問題）。現在記憶尤新的是我問紅學的發展會不會讓後人寫出非常接近曹雪芹原意的後四十回。楊師說現在人去續寫後四十回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工作，有時間有才華可寫點別的。作為學生的我，四十多年後還記得和楊師的第一次談話，因為他的博學，才華，和風度讓人為之傾倒。但使我驚奇的是在2019年我拜訪楊師時，談話間楊師憶起近四十年前我們的第一次談話，他說他根本沒有預料到和學生們的第一次談話竟是關於紅學，而不是數學的！
《紅樓夢》讓人著迷的原因很多。首先不同的人生經曆讓人們從中看到了世界的各個方麵。如魯迅所言，“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 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但《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小說，人們熱愛它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從文學欣賞的角度，而不是基於考證或索隱。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紅學最重要和最富有生命力的領域是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研究《紅樓夢》。這包括探討《紅樓夢》的哲學意味和人物分析。俞平伯先生在寫給第一屆世界紅學大會的信中說紅學“至若評價文學方麵的巨著，似至今未見”，紅學“今後擬應多從文，哲兩方加以探討”。讓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這方麵的結果比起考證來依然是非常蒼白。
我讀大學時，讀過以文學欣賞的觀點和方法討論《紅樓夢》的書印象深的有三本。它們是何其芳的《論紅樓夢》，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以及王朝聞的《論鳳姐》。《論鳳姐》這本書我還買了一本，記得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出的，很厚的一本，起碼有600多頁。此書對鳳姐的個性和行為做了極為詳盡的分析，並與賈母，寶玉，探春，寶釵，襲人等人的性格相比較，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可惜的是書的寫作是1973年開始的，帶有很深的那個時代的烙印，如不時就拿虎皮作大旗。《紅樓夢論稿》整部書極富詩意，在《林黛玉論》，《探春論》，和《紅樓夢人物讚》等許多篇章中，作者以詩的語言和情感，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詩的境界。而這藝術的再創造，也讓無數的讀者為之傾倒。何其芳的《論紅樓夢》現在我還記得的是他不同意有人惋惜天才的曹雪芹沒有寫出如李白和杜甫那樣的詩，反而我們應該慶幸曹公以十年不尋常的辛苦，為我們留下了《紅樓夢》這部字字都是血的偉大史詩（“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出自甲戌本卷首凡例。此凡例（當然包括此詩）隻有甲戌本有，其它本子皆無）。
因時代的原因，從七十年代起，那時很多人相信《紅樓夢》是寫四大家族的，相當的原因是大家熟知“護身符”。但這裏的確有四大家族嗎？舒蕪先生發表在《紅樓夢學刊》的一文很有說服力的展示了《紅樓夢》隻是寫了賈家這一大家族，其他三大家族在書中連蜻蜓點水似的描寫都幾乎沒有。薛姨媽母子女三人在書中筆墨很多，但都是寄居在賈府的客人，書中沒有一次寫過他們以薛府的主人身份出現；除史湘雲外，史府隻有忠靖侯史鼎出現過（到賈府），卻沒有一句具體的描寫；而讀者看到的史湘雲也隻是賈府的客人而不是史府的千金；王家的王子騰和王子勝更是沒有露過麵。那裏有四大家族？他進一步分析“護身符”也隻是一般泛論，因除了《葫蘆僧亂判葫蘆案》這一回，曹公從未在這方麵有任何著力的表現。事實上，在賈府“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日子，湘雲想請客還得請寶釵出省錢的點子。
不少學者都指出和討論過《紅樓夢》和楚辭、《金瓶梅》、以及《西廂記》的關聯和承繼。甚至有長者知道我十分喜愛《紅樓夢》後曾對我說，《金瓶梅》不讀熟，《紅樓夢》研究無從談起。慚愧的是時至今日我沒有一次將《金瓶梅》從頭看到尾的經曆，盡管我試過許多次。這倒不是我假裝正人君子，而是《金瓶梅》的閱讀從未給我過很高的文學欣賞感覺，讀不下去，不管是讀明萬曆年的《新刻金瓶梅詞話》1933年的影印本，還是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三年的潔本。這一定是自己天資不夠，悟性不高。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田曉菲從8歲起每隔一兩年就會重讀一遍《紅樓夢》，是徹底的紅迷。田教授如我一樣數次嚐試過讀《金瓶梅》，都半途而廢。最後在二十三歲那年為了哈佛博士資格考試，勉強地將《金瓶梅》讀了一遍。然田教授在二十八歲時，“十分偶然地”，又重讀《金瓶梅》。當她讀到最後一頁，“竟覺得《金瓶梅》實在比《紅樓夢》更好”！因她知道這句話會招引無數紅迷的“白眼”，於是田教授為自己辯護，更為了啟迪愚眾（我是其中之一），寫了300多頁的大作《秋水堂論金瓶梅》，將全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的100回，每回都用現代文學批評的思維和工具，加以評述解說，洋洋大觀，也成100回。最後，她說“這番對《金瓶梅》的議論”，“就像父母喜歡談論自己的孩子，熱戀中的人喜歡談論自己的愛人，如斯而已”。田教授不辭勞苦普渡眾生，我如是趕緊買了《秋水堂論金瓶梅》回來讀。可惜兩遍讀下來，依然沒有心得。《金瓶梅》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否認的，但它“實在比《紅樓夢》更好”這一結論恐怕永遠也不會在中國文學史上被接受。說到關於《金瓶梅》文學批評的書，台灣侯文詠寫的《沒有神的所在—私房閱讀《金瓶梅》》（500多頁）倒是很可讀。關於《紅樓夢》的承繼問題，當代學者李劼的說法“《紅樓夢》在氣脈上直承《山海經》的渾沌蒼茫，在章法上具有《易經》的變幻無窮，在風格上則如同《詩經》中原始民歌那樣純樸清新”，倒是有些新意。
《紅樓夢》讀了多次並讀了不少紅學重要著作和文章的我，在大學期間曾動過考紅學研究生的念頭。但大學三年級時，對我一直很器重的係主任蕭伊莘教授向學校推薦我破格（因我隻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大學尚未畢業）報考研究生，學校同意但規定隻能報考本校。恩師如此栽培我，我當然感恩不盡。沒做什麽準備，也就考了。結果三門專業課都考得不錯，英語也可以，但政治竟然不及格！那時學校的條列是政治和英語如有一門不及格就不能錄取。蕭先生很是為我惋惜，但我卻沒有一點遺憾，因我繼續讀完大學好了。但蕭先生特地要我去他家談一談，先是用大器晚成等話來安慰我，然看我對此毫不在意，就問我政治為什麽考得如此糟。我坦率地告訴先生自己自認文史不差，更是關心時事，於是什麽都沒有做就去考了。不想主要考的是中共黨史。這事的結果是讓我再沒有考慮過考紅學的研究生，因我可不想讓人說我是因為專業的研究生考不上於是轉行了。
讀研究生和接下來留校工作一起四年的期間，依然常讀《紅樓夢》和紅學的書。特別記得是讀研究生時做出一個後來發表在《中國科學》的結果，去向導師秦元勳（秦公）教授匯報時，恩師很是沉著，不要我解說。然後要我回去花一個星期再仔細看看有沒有錯，因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如我做出來是對的話馬上就讓我畢業（此時我才讀了一年）。圖書館燈下幾次複核沒有錯誤後，是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伴我渡過這不安和渴望的一周。在這四年中買的書中，有兩本時至今日依然在身邊。一本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從1975年起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秋月定本）（俗稱庚辰本）為底本（以前的人文本是以程乙本為底本）並配以程甲本和參考其它本子，由著名學者馮其庸（他1962年編注的《曆代文選》上下兩冊很好）負主責和劉夢溪，蔡義江，胡文斌等其他二十多名學者一起，花七年時間校訂注釋，在198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人文本（又稱紅研所本）《紅樓夢》。當時這上中下三冊書定價為￥10.25，而作為研究生的我一月也就隻有￥51的收入，但幾乎沒有猶豫就將此書買下來了。新版裏麵有劉旦宅先生畫的插圖，尤為精美。還有一本是王昆侖先生1946年以太愚的筆名出版， 1983年修訂重版的《紅樓夢人物論》。劉旦宅先生為此書畫的8幅插圖非常好，以後非常出名的“黛玉葬花”一幅印出來掛在北京朝內大街三聯出版社的讀者服務部門口作為此書的廣告，我去的時候看到有人在廣告上寫了一個很大的“好”字，我想這是讀者對此書對插圖內心十分喜愛的表示。此書的《晴雯之死》一章寫得實在感人。在此文中王昆侖先生帶讀者一起體會曹雪芹因為晴雯之死而導致的那永遠“無可補償的痛苦”，讓大家從曹雪芹那“使人憤怒，使人悲傷的傑出文字”為“身為下賤”卻“心比天高”，“高潔自尊卻藏著摯熱的情感”的晴雯而痛哭！
談到有關《紅樓夢》的畫，戴敦邦先生為楊憲益先生和戴乃迭女士1978年出的英譯本《紅樓夢》所作的插圖也是非常好。後來當這些插圖單獨出版時，家兄還特地為我買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年出的十六冊《紅樓夢連環畫》我也很喜歡，當時也買了一套並在多年後讓家人帶到海外來。讀大學和研究生時我曾兩次從圖書館將英譯本《紅樓夢》借來，但實在讀不下去。主要是自己英文太差，但《紅樓夢》的語言藝術恐怕也是任何翻譯都不可能再創造的。楊憲益和戴乃迭英譯的《離騷》卻水平非常高。我相信有些英文不錯但古文不是太好的海外華人讀英譯的《離騷》會比讀中文的《離騷》容易，而且也能體會到為什麽《離騷》是中國最偉大（不是之一）的詩。
1986年我來到海外讀博士，讓我驚喜的是其公共圖書館。那時館裏的中文書絕大多數是港台版，其中也有紅學的書，真正是“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在這裏我讀到了張愛玲的《紅樓夢魘》。出來之前，聽人講過夏誌清先生的非凡名著《中國現代小說史》，隻是還無緣讀到。書中對沈從文，錢鍾書，和張愛玲的評價讓人認識到夏教授“獨上高樓”不同凡響的批評眼力和膽識。我讀研究生時，文學大師沈從文的書基本都讀了。錢鍾書先生的書除了《管錐篇》和《談藝錄》其它也都讀了。但那時張愛玲的書在大陸尚未解禁，於是我第一次讀到愛玲女士的書是在海外，而且讀的不是她的讓人稱道不已的小說，卻是關於《紅樓夢》的。《紅樓夢魘》讓我大吃一驚，沒想到寫小說的愛玲女士是超一流的紅迷，不同版本如字不同她看時都能挑出來；但更讓人佩服的是作為紅學專家的她，那獨特和新穎的研究方法並由此導致的成果。她通過比較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和增補，推斷清道光年《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俗稱“楊本”或“夢稿本”）比其他本子更早，因此其意義比甲戌本或庚辰本也許更高。“到底是上海人”，實在了得！對愛玲女士的研究，我自慚形穢，不敢評說。但卻很認同她說的人生三大恨事之一是“紅樓夢未完”。那時也讀過高陽的《紅樓一家言 》，隻是印象不是很深。
90年代初，我去過麻州劍橋公幹多次。每次去那兒晚上就泡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裏。記得圖書館裏掛著故總統徐世昌書“居今識古”的牌匾，還有大漢奸鄭孝胥的（這字確實寫得好）。在圖書館裏，我毫無目的遊覽，因這裏可看的書太多了。圖書館地下室的書架是一個緊挨著一個的，如果想看某一書架上的書，得按電鈕將緊挨它的書架移開。有天晚上，我在地下室無序地在一書架另一書架上隨便抽書看，竟拿到一本北京師範學院（不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俞平伯學術精華》！我很吃驚地握著這本不是很厚的，裝幀，紙張，和印刷都不是很講究的書, 看了幾頁，不由得潸然淚下。時故國“下海”潮洶湧，所謂“十億人民八億商，還有一億待開張”，學術值幾何？這淚水是為了一代宗師的悲憤命運，也傷心國人不識“國寶”級先生的價值，但同時還為世界最高學府能為先生留一席而感慰（90年代初北京師範學院出的先生的書這裏都有，最高學府名不虛傳）。
感謝網絡，1994年台灣中央大學文學院主持的“與世界對話—甲戌年（1994）世界紅學會議”全部文章都可以下載（那時用的是ftp）。我將它們全部打印出來，一篇篇讀下來，真是一種很久未有的享受。特別是著名學者劉夢溪先生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文，提綱挈領然新穎地講述了《紅樓夢》的研究與中國近百年進展的關係。他指出“中國現代學術是以紅樓夢研究開其端的”，“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舞台上許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了紅學”，以現有的資料紅學研究有三大不解之謎：“一是芹係誰子；二是脂硯何人；三是續書作者“。先生進而感歎“所謂真理越辯越明，似乎不適合紅樓夢”，這一現象從大的來看，“百年中國也是欲理無序，曲折萬端，可能也潛蘊著許多未解之謎。” “也許百年紅學的命運確乎與社會變端真有一點什麽關係？吾不知矣，吾不知矣。難言之哉，難言之哉。”先生同時指出“受材料的限製，考證派紅學和索隱派紅學很難前進了”，但“依賴於紅樓夢本文的紅學小說批評，前途是無量的”。在1997年先生將此文的主要觀點加以擴充寫成460多頁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我托友人買了一本，喜歡不已。
近幾十年來，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談《紅樓夢》的書，有兩本我印象頗深。一本是作家王蒙1991年出版的《紅樓啟示錄》。此書可讀性很高，也有許多新穎的觀點。如談到現代青年，特別是西方的，開始讀《紅樓夢》，一頭霧水；再讀恍然大悟，原來寶黛不過是性壓抑，如有健康的性意識和生活，何必“葬花”？還有王夫人許多所為是不是有更年期的因素，等等。他更是以一個小說家的身份討論曹雪芹沒有寫完《紅樓夢》是不是寫不下去了。事實上，這一想法在王蒙之前，俞平伯大師也有過，他曾說過“曹雪芹沒有把這部作品完成，原因可能很多”，“前80回鋪得太大，後麵要收住，的確不容易”，“是否有可能是他根本寫不下去了呢？”《紅樓啟示錄》的成功，又讓王蒙後來出了一本《誰解其中味？》。但讀下來沒有多少新鮮之感，反倒覺得王公才盡，剩飯重炒。
另一本是《白先勇細說紅樓夢》。白先生此書有他的觀點，他更多的是以自己寫小說的功底（他的《永遠的尹雪豔》和《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寫得實在是好）來談此書。在很多問題上和一些紅學的共識不同，比如後四十回。還有前八十回不少脂評指出的重要細節（灰蛇草線，伏脈千裏，脂評語），他沒有應有的關注。還有2015年拜訪楊必中老師時，楊師將幾本劉心武寫的紅學（主要是關於秦可卿的，是以“秦學”）書給我，說在大陸買書很方便，這幾本書看了一遍後也就再不要看了。
過去的這些年裏讓我讀得非常有趣的紅學書還有陳大康先生的《榮國府的經濟帳》。這本2019年出版的書從經濟和管理的角度出發，新穎地為《紅樓夢》的讀者分析了為什麽經濟的崩潰是賈府的崩潰。作者通過詳盡解說過去讀者不大注意的情節和內涵，比方說黛玉家的財產以及王夫人和李紈的經濟關係，讓此書成了近年來最可讀的紅學書。當然王熙鳳的管理、探春的治家、以及烏進孝賈府繳租這些前人討論得很多。
值得慶幸的是從二十一世紀以來脂評本的普及。首先是甲戌本，一般認為這是最有價值的脂評本，在2000年由鄧逐夫先生校訂作家出版社橫排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出版，然後庚辰本（四冊）也以同樣的方式出版。甲戌本出版時我正好離開大陸十五年後第一次回去，買了好幾本，自己留一本其它送朋友。庚辰本也買了。楊必中老師告訴我2017年出的《周汝昌校訂批點本石頭記》這一書也很好，因它匯集主要的脂評（有甲戌本、蒙古王府本、戚序本、庚辰本、夢稿本、列寧格勒藏本、舒元煒乾隆己酉序本、夢覺主人乾隆甲辰序本、和鄭振鐸藏本）再加上周汝昌先生的批點也很好。我覺得唯一遺憾的是這些橫排的脂評本都是後人校訂本，不是真正的原本影印，當然成本太高是可以理解的。讓人欣慰的是網絡的興起和掃描技術的發展，幾乎所有的脂評本（原本影印）都可在網上看到。
1978年入大學的我，經曆了被後人命名的“第二次啟蒙”。那時寫新詩讀美學書是時尚，但年青人裏迷紅學的是很少的。於新詩我也寫過不算太少的“排成行的句子”，隻是從大學第四年起就寫得越來越少了，以致一友人在送我進研究生院的詩中希望我“新詩不當一日休”。美學的書自己那時真的也沒少讀，讀得最多的是朱光潛先生的，從《文藝心理學》到《西方美學史》，隻要能買到借到的都讀了。當然李澤厚先生的書也是認真讀的。但到海外以後，很難得再有興趣讀《美的曆程》了，更不用說《華夏美學》（但李澤厚先生在20世紀末1998年寫的《論語今讀》的確很好。這也是一個文化和思想史上令人思考的現象，20世紀初1902年（光緒28年），南海康有為先生出了其有名的《論語注》一書。相隔百年，中國思想界的兩位大學者都通過注論語而宣揚和解釋自己的思想）。然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裏和今日，我卻一直對《紅樓夢》以及紅學有著很高的興趣。
記得詩人流沙河言“一部紅樓飯碗多”。為正白旗營一員的曹公，住在香山“黃葉村”中（敦誠所稱），門前“滿徑蓬蒿”，窮得讓他和新婦幼子三人常“舉家食粥”，貸糧賒酒。但他這“滿紙荒唐言”的六十多萬字（這是八十回的字數，後四十回大約十八萬），卻不知養活了多少人，因為關於《紅樓夢》可說的實在太多了。記得九十年代有人告訴我，討論《紅樓夢》文章的稿費比其它高出一倍。
曹公讓“無材可去補青天”的寶玉含玉而生來領略人間並將其經曆用“血”寫下來。而我們在人世間的這些無能“替天行道”的庸人，讀了這“血”的文字，大部分都如我一樣成了“癡石”，幾十年為這六十多萬字魂迷情深，夢魘紅樓！
真是“補天虛願恨悠悠，磨滅流傳總未酬。畢竟書成還是否，敢將此意問曹侯”（俞平伯《紅樓縹渺歌》）。
鳴謝：是網友京人2022年的《讀《紅樓夢》的多種角度》一文，打開了我記憶的閘門。
2022-03-05
作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六一五期(cm032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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