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沒有明天——寫在2022年歲首年初
周儻
一 2021年11月22日，中國國內和海外媒體同時報導了一個新聞：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剛剛落幕，北京大學就一口氣宣告成立了四個以“習近平思想”命名的研究中心。自由亞洲電台有關這個新聞的標題是《北京大學成立四所“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劣評如潮 校友道歉》，裏麵說：在2018年初就成立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下麵新設立的這四個研究中心分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心、習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習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北大校長兼該院理事長郝平頒發了相關聘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院長王浦劬指出中心的核心使命在深入學習、研究、闡釋、宣傳和全麵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高質量研究成果，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北大校友則有人不以為然，出生上海、定居台灣的時事評論員汪浩就在臉書揶揄說：‘北京大學成立這麽多中心，去研究一個清華大學畢業生的思想，真丟臉啊！作為一個北大畢業生，在此向清大道歉。’同為北大校友、旅美作家胡平接受自由亞洲電台采訪也說：‘我感到很氣憤，這是北大的恥辱！北大怎麽能幹這些事？使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北大一些人的所作所為，包括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北大、清華成立大批判寫作組，專門吹捧毛澤東、四人幫的文章，在北大曆史上真是很丟人的事。想不到過了四、五十年這種事情又在北大重演……文革基因深植民族，知識分子最不爭氣。’”
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
中共六中全會才落幕，北京大學成立四個以“習近平思想”為名的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微博）
北大和中國高校的中心，算起來大致有三類。
第一類是實體中心，和院、處一個級別，有正式的編製、龐大的規模、眾多的專家、昂貴的設備、巨額的經費，比如“北京大學計算中心”、“北京大學統計科學中心”、“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等。這一類中心數量最少，也有真材實料。
第二類是虛體中心，由某個院係發起成立，但納入學校的正式發展規劃，沒有編製、專人、設備、經費，一切由發起院係兼營、承擔、供給，比如“北京大學高能物理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北京大學國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影視戲劇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醫藥管理國際研究中心”、“北京大學旅遊研究與規劃中心”等等。這一類中心現在已經多的難以計數，屬於孫力軍“成夥作勢”型和李鴻忠“溜須應景”式的，目的是對世界虛張聲勢、對國內彰顯廣博、對上峰承風希旨。
第三類是野雞中心，是各院係斂財牟利的一個主要資源和途徑，自主收錢賣名、按價取費，猶如婊子，而且還無需向學校交保護費。學校平常不管不問，出了事就一概不認。這類中心多如牛毛，或是發了財的土豪用來附庸風雅和招搖撞騙，或是有了錢的校友用來兌現情懷和補償夢想，前者如據說中楊瀾花了一筆錢買的什麽係的媒體研究的中心，後者如渠萬春捐了錢由國關學院批的什麽世界戰略研究的中心。楊瀾和渠萬春都是財主，這類中心目標也不在錢。第三種野雞中心則是與學校各路頭頭勾兌者用來謀財騙錢和共同富裕的，因此除了出錢和收錢雙方，其他北大人永遠不會聽說、知道和當真。第三種野雞中心雖然山寨，但由於買方投入成本巨大，所以它們的被珍惜度和被利用率也最高；因為急欲收回投入、而且說到底即便丟人也是北大現眼，所以它們做事經常不管不顧、毛手毛腳、敢想敢幹。長此以往，買賣雙方風險都不小：真闖了禍翻了車，北大院係是名聲掃地、領導灰頭、贓款查抄；勾兌者們則絕對找不到人替自己托底，北大拿了錢說不認賬就不認賬、說翻臉就翻臉、說公事公辦就公事公辦、說落井下石就落井下石，大多情況下是立即斷交廢約撤銷了事，不但付的錢打了水漂，最後被北大送進牢房也不稀奇。如此醜聞太多，以至北大各院係也不好意思光收錢不要臉了，於是前些年各自出了本單位五花八門的《野雞研究機構管理細則》。當然，“野雞”是我賦予的名副其實稱謂，其原本標題是《虛體研究機構管理細則》——這顯然侵犯了第二類中心的名譽權。
《北京大學社會學係虛體研究機構管理細則》。
除了這三類最主要的，近年還出現一些新形態的中心，比如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北京國際數學研究中心——“上級機構”是北大，名字偏偏和北大無關——，但這都是零敲碎打、可遇不可求的產物。
二 既然上麵提到了第三類裏渠萬春的世界戰略的研究中心，不妨多說幾句，其中涉及不為人知的事件頗多，堪稱中國近幾十年的政經浮世繪。渠萬春是我當年的老朋友，少年不專學業、所好頗廣，外號“狗子”。渠萬春人極聰明，而且為了發財不恥下行，有股很勁兒；最後終於夥同前幾年事發入獄的“中福在線”老板、也是高一級的同係師兄賀文，利用北大無線電係王誌東的“中文之星”發了家。再後來，三人分道揚鑣，王誌東創辦了四通利方信息技術公司，賀文則在36歲之年以編外掛靠公司負責人的身份倒灌入主北大方正，成了方正總裁——當然很快又被內卷下台。渠萬春先是成立奧德公司，不久成為香港方正的第二大股東，後來發難顛覆王選不成，轉而收購了高陽科技。渠萬春和戴相龍女婿車峰關係極好，所以初中文化、和北大以及世界戰略八竿子打不著的車峰也就成了世界戰略研究中心的理事。2015年6月2日，車峰被從香港詐回北京，當晚在國貿大酒店接風宴上被上百名特警抓捕，而渠萬春微信的內容也就永遠停留在了第二天——他沒有失去自由，但失去了蹤影。隨之而來的，是高陽科技股價在港交所被腰斬。七年裏，車峰不審不判不放，渠萬春也就始終隱身在離北京不遠的一個地方無法露麵。渠萬春消失的同時，他一手策劃、導演，剛剛短暫進行了的北大網絡選秀節目“我是英熊”嘎然終斷。“我是英熊”是渠萬春在2014年籌劃上線的一個局限在北大範圍內的全才選秀項目，最終勝出者將由他提供豐厚的資金支援。我們一個共同的朋友私下對我說，渠萬春搞這個活動蓄意深遠、其謀者大：他是要通過這種方式，從今天就尋找、發現和選拔具有無限潛力，有可能在未來接班中國的潛在人選，然後幾十年樹人，用金錢和資本的力量刻意打造、培養，使之們最終掌控中國，然後長久蔭庇自己身後的龐大家業和子女。我一向對這種“莫須有”、“陰謀論”的猜測嗤之以鼻，心想如果他的以己度人是真，渠萬春所想所為可真是駭人聽聞：不但在今生拉攏權貴以求庇護，就連後世來生的事都提前幾十年謀劃預備好了，簡直是當世的呂不韋。隻是，為了這麽點“小目標”搞這麽大動靜，作業太大、變數眾多、操控超繁、見效奇慢、概率極低，好像核武器打蚊子，而且自己這輩子都未必看得見結局，哪裏比得上滿世界流行的轉移資產、移民海外、一走了之來的立竿見影？放著簡單、安全、高效、可預期千萬倍的辦法不用，卻繞著整個宇宙轉這麽大個圈子，他是聰明還是笨？不過渠萬春近年來像肖建華一樣，早就變得半神半仙、迥異凡人。他為出身北大的著名音樂人、《你的柔情我永遠不懂》和《夢裏水鄉》的作者洛兵寫的冗長無度、詭異瑰麗的《吟遊》歌詞，聽了雲裏霧裏，完全不知所雲。因此，他有什麽奇思幻想也未可知。或許《我是英熊》真正膽大妄為的，遠遠不是這點小家子私利，沒準是意在謀國、“和平演變”呢。不管是哪種目的，即便真有，這類異想天開和天方夜譚，正常人聽了十有其九會一笑置之。但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刻薄多疑、驚弓之鳥的核心堅信不疑了，所以一再對資本痛下殺手，以防資本家們都想入非非。渠萬春發達後，在母係國際關係學院定期舉辦活動，之一是周末讀書會。讀書會我曾經參加過兩次，主題涉及方方麵麵，我記得之一是台灣一個女博物館學家主講，內容乏味、場地擁擠，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沙龍論壇不可同日而語。就是這次會後，接待人員搬出幾大箱藍色硬皮銅版紙的大部頭書籍分贈諸人。我如樣領取，到家一看，原來是四大卷劉亞洲著作，另有一本小一號的精粹補充版《劉說》，樣子頗似卡紮菲有名的《綠皮書》。所有書裝幀精美、沒有書號，一望而知是香港印刷的非法出版物。書的來曆我沒有打聽，應該是渠萬春所印；至於內容，我想渠萬春未必看得上。隨後幾天，我閑來無事，一口氣將它們統統讀完，並用了極大克製才壓下寫一篇《劉亞洲批判》的衝動。可以說，我算中國為數極少的完整了解劉亞洲“思想”者之一。不久之前，海外突然盛傳劉亞洲被捕，無數評論借機想象、評價和吹捧他是“中共和軍隊內最有思想的人”、“中國軍隊的大腦”，我看了簡直汗顏。嚴格說，劉亞洲那些零敲碎打的玩意藝兒隻是觀點，而且龐雜混亂、支離破斷、互相否定、彼此衝突，完全談不上思想。劉亞洲作家出身，沒有馬列主義功底，更缺乏理論學養訓練，又無軍事戰略專業背景；他的水準和修養，可做新華社、《環球時報》國際或者軍事記者。不幸的，基礎不好的劉亞洲，偏偏見識很廣、思維很活，還特別喜歡宏大的敘事和全球的勾勒，因此難免無法駕馭過於跳躍、活潑的頭腦，使其成了躁動糨糊、煮開奔騰的一鍋粥。劉亞洲的“思想”既背離正統，對中共無益，又反和平反文明反普世價值，對進步有害。中共百年修行、成妖作怪，練出了這麽一個對自己對別人都有害無益的精靈，也算奇葩。讓他當國防大學政委、做“中國軍隊大腦”，中國軍隊不既變了顏色，又成了大腦躁狂、精神錯亂、心理扭曲、找不到方向的沒頭蒼蠅才怪呢。難怪核心怕走了歪路、邪路，非要拿下他。劉亞洲寫了那麽多重複的文字、講了那麽些多餘的話，核心內容隻有以下幾點：一、侵入骨髓、狂妄不掩的種姓優越、血統高貴和權力傲慢，諸如凡事必提醒自己和他人“別忘了我身上流的是將軍的血液”；二、由於外行、不了解和距離遙遠，對宗教教化、感召和支配力量的望而生畏和恐懼狐疑；三、建立在種姓和血統基礎上的以強者自居，進而對其他強者全副身心的推崇和膜拜，他對美國的迷戀、對以色列的謳歌一概沒有價值判斷和道德考量，僅僅因為它們不可戰勝和具有超強的摧毀力，並自認為其與自身專利相符、屬於“同類”，因而“惺惺惜惺惺”；四、對現政權毫無是非取向的絕對維護和鐵血捍衛，對八九民運以及支持“六.四”的北京市民溢於言表的刻骨仇視和無法抑製的切齒痛恨。
三 北大這次引發中外瞬間矚目和巨大聳動，一口氣成立的四個“習近平思想中心”，自然是第二類的虛體中心。既叫虛體，說穿了就是有名無實、蒙人而已：所以四個也好，四十個也好，四百個也好，其實既無區別、也沒意義。大家更應該關注的，倒是它們歸屬的、也即是發起成立它們的那個院係——“北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
“北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是2018年初 “由黨中央批準成立”的一個實體教學和科研學院，等於和諸如法學院、經濟學院、政府學院、生命科學院等等百年名門正宗居於同一地位，甚至比它們還高：因為北大其他教學和科研學院，包括當年的“馬克思主義學院”都是由教育部批準成立，唯獨“北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是“由黨中央批準成立”的，所以不服不行，也所以據說它要人有人、要錢有錢。雖然如此，不過“北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在國內同款馬屁咣咣響的機構裏，僅僅排名第八，起步不早、開局遲滯，已處於後知後覺的雞肋地位。要知道，北大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使北大人早就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凡事定做第一”的傳統和信念。這種變相的好大喜功，讓北大做了許多好事的第一，也做了好多壞事的第一。對“北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來說，如果想後來居上、後發先致、一鳴驚人、天下盡知、實踐又一個“凡事定做第一”，必須也隻能獨辟蹊徑、奇峰兀起，采非常規之手段。想來想去，最簡捷、粗暴、高效一途，還得是人家“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政治品質極為惡劣，權力觀政績觀極度扭曲，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製造散布政治謠言，陽奉陰違，欺上瞞下，撈取政治資本；不擇手段，操弄權術，嚴重危害政治安全；狂妄自大，恣意妄為，毫無道德底線”的孫力軍創造發明的“成夥作勢”。果不其然，這個手法真的好使，習近平“經濟思想”、“法治思想”、“外交思想”、“生態文明思想”四個研究中心成夥作勢的一出籠，瞬時刷新了同行的底線、突破了國人的想象、超越了黨中央的期望，也讓世界輿論一下炸了鍋，立馬中了北大“詐瘋魔”的下懷，使北大不論從巔峰拍馬的正麵角度、還是從“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反向立場，一天之內就收獲了別人幾年都求不得的新聞效果和轟動效應，把其他同醜的風頭一下壓了下去，又一次成為了舉國第一。當然，北大做的也聰明、節製，“成夥作勢”貴在恰到好處，並非越多越好，要是再加上“習近平廁所思想研究中心”、“習近平藝人明星偷稅嫖娼吸毒處罰思想研究中心”等等，那就畫蛇添足，真的要成下一個孫力軍了。
老實講，“北大一口氣成立了四個習近平‘思想研究中心’”並沒惹起我的興趣和驚詫，因為以我對今日北大的了解，它做出什麽荒唐事、齷齪事我都不會奇怪。錢理群說北大充滿了“精致的利益主義者”實在是故弄玄虛，抬舉了北大：孔慶東豬頭彘麵、腦滿腸肥、形容鄙俚、舉止粗陋、言語撒村，精致嗎？真正使我難以想象、大吃一驚的，是“北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的院長，居然是當年的熱血青年、我的老朋友王甫劬。
於是，俞可平和王甫劬，依據著本身不同的個性、天賦和曆史發展演變的內在規律，走上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各自典型的命運之路，詮釋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早已命中注定的不同結局。
俞可平到了中央編譯局後，借著“後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餘勢，憑著認真、倔強、執著、堅守信念、追求真理正道、“耿直不阿、講話不拐彎”的秉性和本能，仕途節節攀升、地位日新月異，同時屢出真知灼見、一再驚世駭俗，“在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兩個領域，我的學術影響力一直位列前茅”，成了地地道道的“學霸”和“學閥”，並不斷成為政治上、學術上甚至輿論上的熱點人物，最後連辭職都變成一件轟動海內外鋪天蓋地的新聞——在政治學和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中居然能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網紅學者，也真是一個奇跡。總之，看上去呆板、乏味、書齋氣和不通人情世故的俞可平，其後來的政治身份、學術聲望、專業地位、思想影響力、社會知名度、新聞轟動效應，都讓其同年王甫劬難望項背。
四 從世俗鄉願意義上，俞可平成功了。可是，他“從北大的歲月開始就始終有”而且“到現在為止也沒有減弱的”要“推動中國的政治進步和政治學研究”的強烈願望最終實現了嗎？別人評說未必客觀，俞可平自己最清楚不過了。今天的現實，離他的人權思想、“依法執政”、“治理和善治”、“民主是個好東西”、“人類共同文明”、“國家現代化離不開政治現代化”、“沒有高度發達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政治進步是人類最重要、最深刻的進步”、“順應全人類國家治理的共同規律和理想狀態”等等雖然在全世界早已不證自明，但在當今中國仍然閃爍著耀眼光芒的思想愈行愈遠，以至於他實在無法抑製的說出：“我們是能夠做到的，但是很可惜，我們錯過了一些曆史機遇。這是我特別遺憾的，有時候想起會特別傷心”。再說到“推動中國政治進步”的“原創政治實踐”，他最引以自豪的是自己為“推動中國政府創新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推動中國民間與社會組織創新和為社會進步做出貢獻”而發起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和“中國社會創新獎”；但我相信俞可平不會不知道：就是自他這兩個“創新獎”發起以來的20幾年裏，地方吏治日趨惡化、腐敗日益加重，以至終成塌方之勢、走向不歸路，同時地方政府竭澤而漁，瘋狂野蠻、自絕後路地開發建設，導致生態災難、環境毀滅、債務危殆，難以挽回；而中國民間組織和社會組織不但沒有創新，而且連發展都步履維艱，公民社會更是奄奄一息。
俞可平的那種責任感、理想和抱負，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中國知識分子傳統追求與推動當代改革、民主和進步的使命感相融合的誌向，我們再熟悉不過了。趙寶煦曾經歡欣鼓舞地說：“俞的境遇，說明知識分子報國有門”。我能想像俞可平在中央編譯局青年得誌、春風得意時當年明月的樣子。那時的他一定感受著“報國有門”的躊躇滿誌，充滿著“天降大任”的自信，懷抱著“舍我其誰”的使命感，體會著“任重而道遠”的莊嚴，洋溢著以“做士林領袖”、“為帝王師”和“治國平天下”為職誌的豪邁和同時肩負著推動現實政治進步與學術發展兩個重任的崇高神聖感。隻可惜，他選錯了對象和地方。當今山寨出身的統治者們早就不再有古代的皇權風範、帝王規格、君主氣度；而那個天下無雙的“中央編譯局”和供養在裏麵的伊瑪目、祭司、經師們，是專門用來執掌和把握共產黨宗教原教旨最高解釋權的，又怎麽能一味放縱俞可平把它變成一個研究機構，怎麽會長期容忍俞可平存疑、探究、挑戰、發展和創新，把思想和理論都搞亂了呢？於是，一代代的局長退轉崗了，俞可平永遠是個配角。他初到中央編譯局後的二十七年過去了，他初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後的十四年過去了，還有四年就退休了，生命就要這樣一天天不尷不尬慢慢耗費盡了，他終於失望和醒悟，終於知道無法“濟天下”，終於明白自己不見容於官場，終於看透當朝昏聵已愚不可及不堪救藥，終於意識到“我渴望自由、學術就是自由”，終於決心回歸校園去“仰望星空”，終於想到要迸發出人生最後的光彩。可惜，他覺悟的太晚了，大學也已不是舊日風物。俞可平如此刻苦、如此用功、如此“喜歡探索和挑戰”，但終其一生，他都戴著繩索舞蹈，都在翳翳中掙紮。我為俞可平惋惜，惋惜他執意去走那條必定蹉跎的路，惋惜他沒有取得更大的學術成就和發揮更大的人民影響力。從三十幾年前對趙寶煦說“在中國社會，起主導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經濟，更不是學術”，到三十幾年後變成了對社會大眾說“我回北大，將把研究重心從現實政治轉向政治學基礎理論和中國政治史”、“我一直希望能夠辭去行政職務，回到大學做一個純粹的教授”、“我啥都不要，就想做個教授”，由此，俞可平用自己的一生再次演繹和實踐了那條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宿命之路，道出了“俞可平現象”必然的規律和結局，也為“俞可平現象”劃上了句號。 徹底離開了中國現實政治後的俞可平，依然激情四射。 當年眾人眼裏遠比俞可平聰明、圓滑、機變、練達的王甫劬的人生則是另一條道路。
“六.四”前，當時的北大團委書記、後來的寧夏自治區副主席和科技部副部長張來武預案讓王甫劬從國政係空降校團委做副手，然後更進一層。王甫劬也意氣風發、鴻鵠之誌。然而天算不如人算，在關鍵節點耀邦去世、風雲突變，一切被改寫。對一個意誌堅定、持之以恒、一往直前的人，從政路上如此挫折微不足道，前麵有的是時間和機會。我當年朋友關成華，1993年才研究生畢業始入官場，隨後扶搖直上，到了2007已經是北京昌平區書記，如果不是次年主動辭職，仕途不可限量。但王甫劬太聰明、太機靈、太活泛、太多考慮和顧忌，一味要得到最佳、最即刻的利益和好處，結果首鼠兩端、舉棋不定、瞻前顧後、淺嚐輒止，終了還是選擇了看得到、最實在的出路：繼續教書。即便如此，他也從未仰望過星空。也因為和實在、一根筋、一意孤行、堅持己見的俞可平相反，所以他始終沒有振聾發聵、一鳴驚人的真知灼見誕生。他一定有過想法和嚐試，但聰明及其相伴的謹小慎微使他還是循著一條傳統治官學的老路、穩路走完時光歲月，直到從裏到外都衰老朽暮。可是，這個世界不是俞可平的，卻也不是他的，而是等而下之的鄭永年的。王甫劬擠成了官學“學霸”、“學閥”，卻沒有擠進國師群。到了餘年眼看機會即將殆盡，幹脆饑不擇食、貽笑斯文。不過，比起俞可平一生不安的心靈、躁動的靈魂、起伏的經曆，按照中國傳統觀念，你能說無災無難、無波無瀾、無驚無險的王甫劬不是最後的勝利者嗎？ 年輕時的王甫劬。 老邁垂暮的王甫劬，既不複自己年輕時的機警聰靈，也沒有老年俞可平的激情洋溢。
五 三十三年前的4月22日，好像就在昨天。那天是胡耀邦追悼大會的日子。午夜時分，北京幾十所高校十幾萬意誌堅定、情緒激昂的大學生打著校旗，高呼著“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的口號分別整隊進入天安門廣場，在預定位置集結坐定。這是1989年學生運動中第一次、也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首次策劃周祥、組織嚴密、運籌精準的大規模行動，空前絕後。上午八點整，每個學校派出一小列隊伍，代表本校高舉校旗和自製的標語條幅，依次順序從廣場最西側由北向南，正步緩緩走到人大會堂東門正中處停下，先後一一向西側的人大會堂和東側的學生方陣展示所執的標語條幅。至今我記憶猶新的有：“青年領袖、民主先鋒”、“耀邦千古”、“再送耀邦一程”、“鎮壓學生運動絕沒有好下場——毛澤東”等大字條幅；政法大學由八人抬著的巨大標語版，上麵書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公民各項權利；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高舉的 “新聞要講真話！”大字牌匾。在如同儀式般隆重的這一過程始終，整個廣場莊嚴肅穆、萬眾屏息，像演啞劇一樣鴉雀無聲。參加追悼會的人們早已紛紛入場，我可以清晰的看到人民大會堂三、四層窗內和樓頂上密密麻麻朝廣場這邊張望的人影以及很多人手裏拿著的望遠鏡。整整十三年前的四月五日，就是在這座建築裏的某處窗前，張春橋指著廣場上的滾滾濃煙，衝著一言不發的鄧小平憤怒的大喊：“你看見了吧？這就是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你就是納吉！”我永遠不會忘記，彼時彼刻我淚水涔涔，止不住往下流，心裏一遍一遍默默地說：“你們自欺欺人、倒行逆施了幾十年，今天，人民終於把自己的心聲和呐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宣示在你們麵前，逼得你們再也無法裝睡、逼得你們不得不睜開眼睛。你們該猛醒了、該決定自己何去何從了！別忘了，你們麵對的這十幾萬人，二十年後，都將是整個中國各行各業的主人翁！” 1989年4月22日上午，政法大學學生高抬巨大標語版走過人民大會堂東門前，上麵書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公民各項權利。 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會中的廣場。
三十三年後，我終於承認：我當時的想像錯了！共產黨當然看到了、聽到了人民的心聲和呐喊，但是，他們本能的反應和結論卻和我的想象、和所有正常人的思維與邏輯完全相反；而且，更加悲哀的是，共產黨的反應和結論是正確的。短短時間之後，共產黨用鄧小平“殺二十萬人保證二十年的穩定”的子彈和坦克回應了中國人民；三十三年來共產黨不僅沒有土崩瓦解，反而愈加強大、堅如磐石、牢不可摧；而廣場上的十幾萬人不但當場風流雲散，而且在後麵的三十三年裏一步步變得麵目全非：和我在4.27大遊行中昂首並肩、振臂高呼的我的老部下XXX，今天已是雙手也沾上了無辜者鮮血的一省主官；在廣場壯烈洶湧的氣氛所感所迫下慚然纏上白布條加入絕食隊伍的我的老朋友肖建華，後來成了專為權貴勳戚斂財洗錢的白手套；而在大決戰前夕去廣場赴國難的王浦劬，堪堪都到了臨近退休的餘生，卻晚節不保，最終做了被天下人不恥的野雞學問，成了被天下脊指的馬屁教授。
1978年10月，一個在靈魂掙紮、精神煎熬中苦苦追索尋覓、日夜輾轉難寧的十三歲少年，偶然聞聽天安門又重現大字報，觀看者川流不息、每至夜深，於是逶迤來到陽光明麗、空氣清澈的廣場上，走到正在翻修的曆史博物館西側圍起的長長木柵欄牆下。在那裏，人潮洶湧，人頭攢動，人心激蕩；在那裏，他第一次看到《人權宣言》、《獨立宣言》、“天賦人權”、“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看到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富蘭克林，看到“啟蒙”、“拓荒”、“解凍”，看到《中國人權宣言》、《致卡特總統的公開信》，等等等等字樣。
這個十二歲的少年，就是剛上初中一年級的我。
我致死都會記得，在廣場上我第一眼看到上麵那些漢字時的情境。像天崩地裂，像石破天驚，像宇宙爆炸，像洪水暴發。我如同被雷打電擊一樣目瞪口呆、石化不動，同時內心波濤洶湧、巨瀾萬丈、翻江倒海、熱血沸騰；我的周圍像是疾風暴雨、電閃雷鳴，又好似天地通透、神清氣爽、萬象一新。世上人間，竟然有如此的思想和言辭，霎那間刺破鐵幕、驅散濃霧、振聾發聵、醍醐灌頂。
從那一刻至今，已經過去了四十四年。四十四年後的中國，啟蒙已經啟過了頭，再不需要孤獨的先知執燭引路，因為真理昭彰、大道公行，也因為再沒有了渴望真理、追尋正道的人們，因為眾生自願蒙昧。今天，人類哪怕最新鮮的政治理論和最僻澀的社會學說，都能夠朝發夕至、文本畢現的擺在中國人麵前；但是，它們除了被心如止水死灰的學究們拿來在書齋裏和課堂上做無止無休、繁瑣教條的學理分析與解構批判，或者被心如狐狸狡兔的鄭永年之流用來投機取巧、墊腳晉身，其他人早已躺平，即便在耳邊讀給他們都已經沒人願意、耐煩聽了，更談何在死水一潭的現實中激起半絲微瀾。實踐與事實告訴我們：曆史的前進和時代的變革，不在於有沒有偉大的思想，不在於有沒有啟蒙、有沒有人去啟蒙：渴望光明的人，在通天徹地的黑暗中也能找到一粒火種；而習慣和沉溺黑暗的人，會隨手撚滅旁人遞來的打攪了他昏睡的一盞燭光。
時代並不注定要進化，一代未必就比一代強，明天絕非一定會更好，世界潮流不總是浩浩蕩蕩。曆史的進步如同在急流逆水中行舟，不進非但全退，而且會粉身碎骨、船毀人亡。在生死關頭、尖峰時刻、關鍵刹那，以洪荒之力，一鼓作氣、強行突擊、狂飆急進、拚死一搏，或許就將進程翻轉，推動曆史加速前行，跨越進一個嶄新的境界；而一味書生氣的刻意“曆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慢條斯理、順其自然、循序漸進，等待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量變導致質變，則是貽誤變革時機、縱容罪惡肆虐、逆轉人心向背，使一代代熱血青春兌化為一夥夥僵屍頑匪，使曆史淪入百年倒退、千年停滯。辛亥革命，如果不是孫中山一次次利用會黨，強行發動粗暴簡單、直截了當，看起來孤立無援、犯險冒進、注定失敗的“進攻總督府式”冒險，就不會有在此一回回刺激、激勵下爆發的武昌起義和後麵的多米諾效應以及最終導致的大清王朝分崩離析、土崩瓦解。如果靠自說自話、公婆各有理、對上層官僚和下層愚民都不起作用的與改良派的辯論，靠沒完沒了的啟蒙、宣傳、輿論，靠無止無休的人心、工農、政治、軍事等各種準備，大清國現在恐怕還在龍旗飄飄。這實質上就是列寧首創的“灌輸”和“革命家集團”理論，也被稱為“革命唯意誌論” 和“革命轉變論”，它強調富有自覺性的意誌和組織力量的曆史創造力——“給我一個革命家集團，我就能把俄國整個翻過來”。
六 中國和世界曆史上，百年倒退、千年停滯、野蠻踐踏文明、落後戰勝先進的例子不勝枚舉。今天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能生活在民主、自由、人性、安全和富足的國度裏，說到底，也僅僅是一個偶然。“上帝讓一群酷愛自由的歐洲人逃離舊世界，萬裏漂泊來到新大陸，建立起山巔之國，就是讓他們在危難的一天降臨時回去拯救歐洲和全世界”隻是一個美麗的傳說；實際上，二戰的即有結局，隻是由於希特勒一念之差，使本來技術遠遠領先的德國放棄了對原子武器的全力突擊研造。如果曆史的或然當時向另一方搖擺，德國率先製造出了足夠的原子彈，那麽，整個歐洲大陸、英倫三島、非洲、中東、中西亞都將呻吟在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鐵蹄之下，全部東北亞、南亞、東南亞、太平洋和大洋洲全會在日本軍國主義共榮圈的掌握之中，南美則被各國獨裁政權分割、與德意日遙相呼應；而僅存的美國，孤懸一隅、戰戰兢兢、朝不保夕；人類還要在夢魘裏再呆上幾百年，誰也無法料定。固然，黑暗終究會過去，即便是歐洲曾有過的“千年黑暗”在地質長河中也不過是短短一瞬。但是，正像曆史的一粒灰塵落在一個人身上就是大山，曆史的一瞬間對人類來說是幾個世代，一千年就是十幾代人的全部生命時光。
站在2022歲首年初，整個未來黑沉沉的沒有盡頭，我看不到一線光亮。
1851年12月2日，拿破侖的侄子、時任法國曆史上第一個民選總統即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的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調集軍隊占領巴黎、切斷首都和各省的聯係，解散立法議會、抓捕反對派議員，在三十二個省宣布戒嚴，僅在巴黎就有一千人被害、二萬六千人被捕，所有政敵都被驅逐出境。隨後，新憲法通過，將總統任期延長為十年，並授予其指定繼承人的權力。第二年同月同日，路易.波拿巴正式稱帝，廢除共和國，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帝國，實行獨裁恐怖統治。為此，馬克思憤怒地寫下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馬克思寫道：“像法國人那樣說他們的民族遭受了偷襲，那是不夠的。民族和婦女一樣，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讓隨便一個冒險者能加以奸汙，也是不可寬恕的……應當說明，為什麽三千六百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無抵抗的做了俘虜呢？”如果說，三千六百萬法國人在短短時間內猝不及防的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弄得毫無抵抗的做了俘虜，是法蘭西民族永遠無法洗刷的恥辱，那麽，十五億中國人在長達十年、有著充分時間醒悟、反抗和自救的情形下，被一群橫行霸道的流氓一點點閹割和淩遲，最終束手就擒，則更無論如何都不能被原諒。毛澤東荼毒中國人民、肆虐華夏大地，用了二十八年僭政、又用了十七年成神，他還畢竟是曠世奸雄、千古魔障；而今天一個無寸尺之功、無點滴之勳者，隻靠陰謀權術，隻靠利用國人的膽怯、軟骨和恐懼，隻靠抓住了少數人的把柄和短處，隻靠整人和微露殺機，僅用了三千六百天就倒轉乾坤、變色山河，馴服了整個中國、把所有同胞踩在腳下……可見中國人返祖墮落的程度和速度，可見前三十年的苦難和後三十年的醒悟都是統統白費。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開除劉少奇黨籍時，雖然全場“更無一人是男兒”，但畢竟還有陳少敏拒絕舉手，巾幗睥睨須眉；可是到了五十年後，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修改憲法、恢複國家元首終身製的時候，在場幾千個人再也難分男女的都像被實施了宮刑，成了LGBT，變得從裏到外都“政治正確”。如果說，以往的都是曆史記載和傳聞，那麽在我們這代人從未想到過的親身體驗、親自經曆、親眼目睹了活生生的這一次之後，誰敢再說曆史必定會進步和前行？
七 2021年北京時間最後一個星期二，王丹的母親在北京突發腦溢血去世。王丹在臉書發布的訃告說：
“剩下我，麵對將伴我一生的痛苦、悲傷、永久的遺憾和無盡的思念。
“我多想能夠她一直健康的活著，讓我盡可能的有所彌補。現在，這個心願已經無法完成了，子欲養而親不待，人生之痛，莫此為甚。
“我被流放到美國之後，雖然幾乎每年都安排父母到國外與我團聚一段時間，多少彌補一些虧欠的親情；但當局把我列入黑名單，不允許我回國，導致白發人要不遠萬裏探視黑發人。
“到了晚年，我母親最大的心願，就是我能夠回到北京的家中，陪伴在他的身邊，但最終，她沒能等到這一天；最終，我不能見母親最後一麵。這筆血海深仇，要算在中共的頭上。對此，我將銘刻在心，切齒不忘。
“我一生目前隻有兩次，曾經有腦子一片空白，無法思考的體驗：一次是1989年6月4日，一次就是2021年12月27日。母親的去世，對我的打擊之沉重，非言語可以表述，非他人可以想像。母親走了，我的精神世界的支柱就此坍塌，這個世界對我來說，永遠缺少了一角。
“我們母子經曆過牢獄，流亡，經曆過親情的阻隔。我母親為我付出了那麽多，她從來沒有抱怨過我一個字，她也始終堅定地支持我的理想。因為我們有共識：在這個邪惡政權統治中國的時代，我們的苦難，是堅持信念必然要付出的代價。
“最後，我想對我母親說：媽，你一路好走，在天上等我。我們母子一定會有相聚的一天。那時候，讓我再從頭開始，什麽都不做，隻做你的兒子。”
我深切刻骨的感同身受王丹瞬間與至親天人永訣，而隻有隔海遙拜、泣血哀鳴時的那種浩大無盡、沉重窒息的悲傷、煎熬、渴念、空曠和絕望。我更理解和體會他誓言“這筆血海深仇，要算在中共的頭上。對此，我將銘記在心，切齒不忘”時的痛楚、憾恨、憤慨、激怨與蒼茫。
《戰爭風雲》是美國作家赫爾曼.沃克描寫二戰的長篇小說，也是1977年文革後中國最早引進翻譯出版的一部當代文學名著。從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迄今，它和它的續集《戰爭回憶錄》我不知道讀了多少遍。小說的主人公維克多.亨利是一個海軍世家，他擔任太平洋艦隊一艘巡洋艦的艦長，他的大兒子是“企業號”航空母艦上的海軍航空兵上尉，小兒子是“烏賊號”潛艇少尉。在中途島戰役中，大兒子華倫被日軍軍艦擊落殉國。在華倫犧牲前三個月，他給母親寫了生平最後一封信，信裏最後寫到：
“我希望在維克（華倫的兒子）長大成人時，這個世界將會擺脫戰爭。我不知道，對於勝利者說來，這種操練是否一向就是一種樂趣，或者還是有利可圖的事業？但我這一代人是能夠從戰鬥中得到樂趣的最後一代人。媽媽，戰爭變得太不顧個人、太複雜、耗費太大、死人太多了。人們得要找出一種比較明智的方法管理這個星球。德國、日本這樣的武裝強盜，專門製造衝突，但從今以後得不等他們動手，就把他們扼死。
因此，我幾乎不願承認打仗是多麽有趣。我希望我的兒子永遠不會知道駕駛飛機迎著高射炮火向下俯衝的那種恐懼和榮譽感交織在一起的心情。戰爭簡直是一種愚蠢到了極點的謀生之道，然而我現在正在幹著這種蠢事。但我必須告訴您，就是把全中國的茶葉都給我一個人，我也決不肯錯過這一機會。”
華倫說的不錯。善良的人們永遠不會理解、永遠無法想象，世上那些獨夫民賊們為什麽對戰爭、暴行、屠殺、滅絕、迫害、恐怖、殘忍會有著那麽瘋狂的嗜好和無窮的樂趣。善良的人們也無需對此探究和明白，隻要他們牢牢記住、銘刻在心、永世不忘：麵對這一百年裏諸如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極權專製主義和禍害時間更久、禍亂程度更烈的共產主義等等邪惡的強盜、暴徒和亂匪，在他們有征兆、有跡象、有力量為非作歹、傷天害理、為禍世間、戕害人類、給世界帶來巨大災難之前，就要毫不猶豫、一刻不誤、堅定徹底、絕無憐憫的把它們鏟除在萌芽時、消滅在醞釀中。
共產黨天生的低能和劣根性，使它注定無法統治全世界；但是，這絲毫不妨礙它會禍亂全世界、會讓全人類億萬家哭。長久以來，世界像當年綏靖德國一樣，對共產黨養癰遺患、與狼共舞、與虎謀皮。他們以為，共產黨為禍為害，禍的也隻是他們自己的國、害的也隻是他們自己的民；他們關起門來禍國殃民，不但與世界無關，而且還可以趁此殖貨取利，就像“六.四”後日本奸商借機推銷出售防暴裝備一樣。對此，我早就斷言：這個無法無天的叢林國家、邪惡王朝，如果國際社會任由它沸反盈天、胡作非為、倒行逆施，總有一天，它會創下大禍，將禍害外溢、殃及全球，讓全世界飽受災難、嚐盡苦果。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天比我預言的來得還快：2019病毒讓全世界生靈塗炭、千城薜荔、萬鎮蕭疏、經濟倒退、工廠倒閉、商業破產、市場凋敝、貧困加劇、生計艱難、食品短缺、營養不足、醫療崩潰、債負激增、增長下滑、發展維艱、學生失學、社會危機、政治衝突、暴力增長，讓人類已經付出了五百五十萬條生命的代價，還不要說死於疫情引發各種人道災難的永遠無法統計出數量的人們……國際社會該從迷夢、幻夢、好夢中猛醒，並從這一刻開始行動、共同向中共說不了。因為，人類是脆弱的，世界沒有明天。
生為中國人，我們更沒有明天。
1985年，李敖在《李敖生死書》中寫到：
我們這些在暴政下長年受難的人民，最容易犯的錯誤，是常常把希望寄托在未來、把反抗延期到未來、把行動保留在未來，以為有朝一日，我們會有“出頭天”；以為我們的今天隻是“一時”，我們的“一生”還在後麵。……其實，這些觀點隻是自欺與自慰、隻是自己開給自己的空頭支票。事實上，沒人能保證自己的“一生”不是“一時”、“一時”不是“一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設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我們斷定別人的真偽和自己的真偽，除了明白而立即的戰鬥，別無其他法子。此何時矣？此何地矣？我們還有什麽未來可以等待？可以拖延？可以澄清？可以證明？在暴政下，我們沒有明天，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沒有“一生”了，我們隻有“一時”的殘生。在殘餘的生命裏，我們能做多少便算多少，我們是真是偽，今天就是最後的見證了，推三阻四的直到今天還不做的人，我們要以他為憾，我們不要相信他！
|
| 分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