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篇 （1949-1953）
我大約從四歲起記事，1948年底解放軍圍困北平的時候，那隆隆的炮聲隻要一響，媽媽除了趕緊把大門揷上之外，別的也沒有什麽招數了，好像大門隻要關好，炮彈就不會落到家裏來似的。那時特別羨慕鄰居家有個防空洞，那家人很有錢，是從山西來的，我媽說我一歲那年拉肚子，一天竟然拉了四十多次，已經是奄奄一息了，聽說大煙（鴉片）灰能止瀉，就到這個鄰居家去說，孩子就要不行了，能不能想辦法給弄點兒大煙灰，救救孩子。沒想到這位老西子說：要別的不好說，這大煙灰嚒，哦這兒倒是有現成的。我媽拿了這靈丹妙藥，千恩萬謝的回到家後，立馬用涼開水瀉開給我灌了下去。嘿，要說這偏方能治大病，還果不其然，一點兒也不拉了，可是緊接著我就開始發高燒，好幾天都不吃不喝，這回我媽可沒轍了，心想藥倒是好藥，可能是劑量大了點兒，因為她把半勺子大煙灰都給我灌下去了。反正能想的轍都想了，是死是活就看他自己的命吧，誰知我命不該死，高燒過後能哭了，也知道撞懷吃奶，我媽在喂奶的時候忽然發現:壞了，孩子怎麽成了雞胸脯了？男孩子長大了總要脫光膀子的，這雞胸脯太難看了，不行，得給他弄平了，於是等我睡著之後把我臉朝下放在床上，這辦法還真靈，我的胸脯基本是給壓平了，可是鼻子也就隨著壓扁了，這就是為什麽多年之後，我媽的同事總拿我的鼻子開玩笑，說我是從垃圾箱裏撿來的，這扁平鼻子就是被垃圾箱蓋兒壓過的證據。
（這是我一歲時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扁平鼻子）
拜托國軍華北總司令傅作義悲天憫人的福，才使得北平城內的200萬老百姓免予生靈塗炭。這位抗日名將率二十五萬國民黨軍隊宣布起義，解放軍兵不血刃地進了城，進城之後的首要任務就是擴軍，因為緊接在後麵的就是淮海戰役，對於士兵數量的要求，正如漢朝的開國元勳韓信所說的那樣：多多欲善耳。於是我的父親和母親雙雙報名參加了解放軍。
參軍倒是容易，可是還有兩個孩子怎麽處理卻讓爸媽犯了愁。我親奶奶是我爺爺的第二任妻子，她死的早，還是在我出生幾年前就因得肺結核去世了，我爺爺又說了個晚老伴，後奶奶給我生了個姑姑，比我大兩歲，，還有個叔叔，比我小一歲。我媽自打結婚之後在婆家就被當成老媽子使喚，除了伺候公婆，小姑子，小叔子，飯要單做之外，還要伺候一個常年臥床的大伯子——我父親同父異母的哥哥，他得的也是肺結核，那年頭管肺結核叫肺癆，老百姓都說：肝癆氣鼓噎，閻王打頭貼，因為專治肺結核的藥雷米封尚未問世，隻要得了肺癆，醫生的給開的唯一處方就是臥床休息，我爸那時也得了這個病，可他就是不聽醫生的話，夏天遊泳，冬天滑冰，這種天生的反叛性格倒是讓他活了下來，而我那位大爺卻因為吐血越來越厲害，終於兩年後死在了床上。除此之外，我媽還要照顧自己一家四口，和我的一個親姑姑，她那時還是個中學生。可以想象，伺候這麽一大家子十口人，我媽就是千手觀音，也難以遂後婆婆的心願，所以這位畢業於燕京大學家政係的富家小姐，隻要不高興了，就煽我媽的耳光子，這還不算，爺爺還訓斥我媽：你以後要是再惹你媽（我後奶奶）生氣，不光她打你，我也要打你！
媽媽那時常常以淚洗麵，所以一聽說解放軍招人，立馬就跟爸爸說要參軍，沒想到爸說他早就不想在這個家裏呆了，因為父親跟爺爺不合，也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天下的後媽，對前妻的孩子都自然而然地不喜歡，特別是當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後。後奶奶的這種態度，當然會對爺爺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早在爺爺還在汪精衛政府作事的時候，父親還是個中學生，因為受地下黨的影響，看過不少諸如論持久戰抗日的小冊子，在日記裏曾寫過：為有一個當漢奸的父親而感到羞恥。誰知日記讓爺爺看到了，他勃然大怒，命令父親當著全家人以及親戚和仆人的麵，跪在地上自打耳光。從那以後，父子二人就結下了樑子，至死都沒解開，直到解放後爺爺給父親信的開頭還寫著：逆子瑞政。我爺爺這個人也真是的，本來是想朝父親要錢治白內障，結果錢一分也沒要著，還惹了一肚子的氣，於是再寫信說:你這個逆子是要打落水狗嗎？父親回敬說，你不是現在才落水的，早在日本人一投降的時候你就是落水狗了！父親自從解放後曆次政治運動中都是老運動員，沒有一次能逃脫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爺爺當過汪精衛政府的教育部次長，因此長期以來心裏就憋著一股火，再加上自奶奶死後多年受的那些氣，父子感情早已蕩然無存，從那以後父子倆就絕了交，那是1961年的事。
還有一件事，又把爺爺氣了個半死：那是1943年的事，原因是父親和母親回老家探親，在邢台火車站被警察扣留了，因為在檢查行李的時候發現父親的皮箱裏有反滿抗日的小冊子，多虧爺爺是邢台縣的名人，在警察局裏花錢托人把他們贖了出來，那時我還在媽媽的肚子裏，也就是說在我還沒出生的時候，就因為抗日坐過牢房，看來我這抗日情節還是胎裏帶的。
在這種情況下，父母要參軍，讓親爺爺後奶奶照顧我和弟弟顯然是不可能的，我被送到山東省長山（後改名鄒平）縣曹家莊姥姥的四口人之家，姥姥是小腳，姥爺半身不遂，走道時拄個棗木棍子，右腿往前邁一步，左腿隻能往前拖半步。家裏的主勞動力就是舅母（山東叫妗子），她是解放腳，既小時候纏過腳，後來放開了，帶著個吃奶的孩子。舅舅在濟南更生布店當夥計，常年不在家,姥姥和姥爺實在沒有能力同時接納我和弟弟。
趕巧我爸的姨和姨父去北京串親戚，他們兩口子結婚多年卻沒有孩子，我媽就說：把小酉(我弟弟的小名)送給你們吧，弟弟一聽就放聲大哭，老兩口卻樂的嘴也閉不上，憑空得了個4歲的大胖小子。後來弟弟就改姓霍，名字也從喆酉改成大酉。我的原名叫喆申，是爺爺給起的，我屬猴，弟弟屬雞，申猴酉雞，喆是聰明的意思。那是1949年春天的事，我媽我爸如果不是在文革中雙雙死去，應該算離休幹部，因為他們都是建國前參軍的。
我從小就有死要麵子活受罪的毛病，隻要別人誇我：小申這孩子真有出息，真聽話，這麽小就離開爹媽，一點兒也不哭不鬧。我就會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來，其實我在姥姥家的四年當中，沒有一天是不想爸媽的，悲傷的心情始終就沒斷過，於是我就借題發揮，經常因為屁大點兒的小事而放聲大哭，而且一哭起來就沒完沒了，用嚎啕大哭來緩解心中的憂傷。
上麵這張照片中右邊的是我媽，中間的是姥姥，她身前的是舅舅的女兒，我的表姐，姥姥右手邊的兩個中年婦女分別是大姨和二姨，大姨沒孩子，照片中的三個孩子都是我表姨姥姥的，她在姥姥的左手邊。當我到姥姥家時，表姐已經不在家了，她已在周村市的縫紉廠做工。本來市稅務局公開招工，她考上了，可是卻因為沒有一條替換的內褲而沒去成，因為姥爺是地主，土改時被淨身出戶，表姐那時已是十七歲的大姑娘了，稅務局要求新員工集中培訓，而我表姐在家時需要換內褲，總是在夜間脫下來，洗淨後晾上，天亮前不管幹不幹都得穿在身上，因她隻有一條內褲。顯然，如果要參加培訓，那麽多人住在一起，她就沒有脫光了身子洗內褲的環境。就這樣，一條內褲改變了我表姐的一生。這是我84年回老家時，表姐親口對我說的故事。
我六歲開始上學，學校就是我姥爺家土改之前的住的四合院，五間正房，還有東，西，南廂房各三間，院子很寬敞，下課後30多個孩子在院子裏玩耍，也不覺得擠得慌。姥姥一家四口就住在西邊的跨院裏，有三間正房和三間東廂房筒子屋，中間沒有隔斷。我跟姥姥，老爺住正房，妗子和表弟長海住在筒子屋裏。沒想到抗美援朝一開始，城裏號召資本家們捐錢買飛機，農村就又打起了地主們的主意。還記得小時候唱的兒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我姥爺被命令限期交出三石糧食和五令大扇席，姥爺早已是驚弓之鳥，因為山東是老解放區，他明白到期交不上會是什麽結果在等著他，為了保命，沒糧食就隻好跟親戚們借，他拄著棍子，拖著一次隻能邁半步的腿，天不亮就出了門，有時回來的早，有時天黑了才回來，總算把糧食湊齊了。至今我還記得到交糧食的年那一天，來了幾個背槍的民兵，把鬥放在院子裏，從屋裏把麻袋扛出來往鬥裏麵倒糧食，因為倒的猛，不少糧食就灑在了鬥外麵的地上，結果量到最後，當然不夠三石，我姥姥趕緊拿著簸萁，到鄰居老孫家借了一簸萁糧食回來，湊夠了數。民兵們臨走時，把地上的糧食也都收起來拿走了，我看到姥姥和姥爺都嚇得麵如土色，什麽話都沒敢說。
明朝的貪官們用“淋尖踢斛”的辦法坑害百姓，具體做法是：百姓在交納糧食的時候，穀堆要按尖堆型裝起來，會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為交完公糧鬆一口氣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對準斛猛踢一腳！此時超出斛壁的部分會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撿，此時官吏會大聲叫喊：別撿，那是損耗！喂，說你呢，還撿！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謂糧食運輸中的損耗，這部分就成為官員的合法收入。我親眼見到了現代版的“淋尖踢斛”。
當姥爺家被從四合院攆到跨院的時候，我還在北京，所以我對土改時所發生的事一點也不知道，我始終錯誤地把這次親眼見到的場景當成了土改，對姥姥家四口人卻隻有三畝七分地，人均不到一畝而被劃成地主這件事，始終大惑不解。這就是為什麽64年社教運動中號召向黨交心時，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所在。我把它寫在日記裏，文革時日記被偷看，這一條就成了“為土改中被鬥被分的地主份子喊冤叫屈”的罪證。直到66年，我媽才向我說明白：我在姥姥家看到的事叫土改複查，那三畝七分地是土改後剩下的。直到那時我才恍然大悟，但為時已晚，我已經內定為反動學生，隻能靜等運動後期的處理了。88年參加林學院校慶30周年，見到了當年的政治輔導員焦興亞，他拉著我的手說：趙哲申對不起，我整過你，我向你道歉。所以我很有把握：偷看日記的始作俑者，就是焦興亞。扯遠了，現在接茬說姥姥家的事。
誰知禍不單行，跟姥爺同村有個名叫尹兆旭的，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多少年都沒音訊，人們以為他早死了，那年頭兵荒馬亂的，死個人根本都不算啥，沒想到他回來了，還帶回來一個雲南的老婆，回到村裏沒房子住。雖然是給國民黨軍隊服過務的人，可他是個貧農，於是姥爺又攤上禍事了：有一天早晨，家裏突然進來幾個背槍的民兵，命令我姥爺和姥姥立馬搬到東屋去，說你們這房子分給尹兆旭住了，屋裏的東西都不許動。姥姥和姥爺隻好乖乖地到東屋裏去等，不大一會兒，民兵把一卷行李扔到了東屋的地上，姥姥打開行李一看，沒有我的被子，就把我攬在懷裏，壓低了嗓門說：去要你的被子，就說你媽是解放軍。我就跑到北屋裏，看到有兩個民兵正在炕上拾掇東西，為了給自己壯膽，就放大了嗓門兒喊：把我的被子給我，那是我媽給我買的，她是解放軍！其中有個長著斜眼的民兵問：哪床是你的呀？我說：就是有小人兒的那個，他把那床被麵上有百子圖的給了我，我抱著它回到了東屋，姥姥啥話也沒說就把我摟在懷裏，眼淚一滴一滴的落在我的頭上。（就是這床被子，我一直蓋到大學畢業後七零年結婚的時候）後來我姥爺的妹妹來走親戚，姥姥在跟她嘮家常的時候，還說過小申這孩子有虎口奪食的膽量。
東屋本來是堆放雜物的地方，沒有炕，有大半年的時間我們就睡在土地上，等到了秋天，姥姥在牆角用土坯壘起了炕沿，當中填上秫秸，上麵蓋上一層幹黃豆葉，最上麵再鋪上一床黑牛毛氈子，我們才有了睡覺的炕，可是沒有褥子，每天晚上脫光腚睡覺時，我總埋怨那氈子紮得慌，因為小孩子的皮肉都嫩。姥姥卻總是說，紮點兒好，要是後脊梁癢癢，在上麵蹭幾下就行，不用叫別人給你撓了。在我的記憶當中，姥姥一天到晚總是在忙，從來沒有閑呆著的時候，除非是到了晚上，抽上一袋旱煙之後，用熱水燙了腳，在煤油燈底下用小刀子修腳。
直到長大了我才明白，小腳女人隻能用腳後跟走路是一件多麽痛苦的事，因為腳跟底下不幾天就長出了厚厚的繭子，不用刀子把它削掉，就疼得沒法走路，三寸金蓮，說著好聽，可那腳不是用來走路的，而是專門給別人看的。那年舅姥爺得重病快不行了，姥姥去伺候他，舅姥爺的家在院上村，離曹家莊大約有三裏地，這三裏的往返，對姥姥來說比唐僧上西天取經還難。因為她要在路旁的莊稼地邊上走，那地是耪過的，比較鬆軟，走在上麵腳跟就不會太疼，可是讓耪地的人看見了就不讓，大聲喊叫：你這個老太太咋就放著大道偏不走，跑到俺的地裏頭來啦？確實，在她走過的地方，留下一個一個的深坑。她隻好回到路上來，腳實在疼得不行了，就坐在路邊上歇會兒，三裏路走了大半天，回到家坐在炕上就哭，姥爺問她咋的了，她回答說是想念剛剛死去的哥哥。
為解決小腳女人的走路難問題，山東人用獨輪車。女人坐在一邊，為使車子保持平衡，在另一邊放一塊大石頭配重。推車的壯漢技術嫻熟，沒聽說有翻車的。可姥姥那時家裏什麽也沒有了，沒錢雇獨輪車，隻好走。
姥姥出嫁時娘家窮，連梳頭油都買不起，化三個銅錢買了二兩酒抹在頭上，感覺上總比抹涼水強點兒，畢竟是花錢買的嘛。民國初年姥爺年輕力壯，也肯動腦筋，農閑的時候到河北省邢台縣買了布匹，用獨輪車推回來賣，他扶車把，舅舅在車前邊拴根繩子，褡在肩膀上拽。姥姥給他們爺兒倆做的牛鼻子嶄鞋，鞋幫和鞋底都用細麻繩密密麻麻地納上，特別經穿；烙好摻了鹽的鍋焙帶在身上，這種餅就是在三伏天十天半個月也壞不了，因為是有鹹味的，吃的時候也不用就菜，喝點涼水就行。晚上住店的時候，爺兒倆就往布上噴水，然後一人拉緊布的一頭，相距大約有兩三米那麽遠，麵對麵地使勁往後拽，因為濕布是可以抻長的。白天就到各村去賣，還得會吆喝：看看咱這布哇，那是經鋪又經蓋，經洗又經曬，經踢又經踹，經拉又經拽，你要是扯一丈呢，俺就白送你一尺！就這樣，姥爺從兩間破草房，一畝山坡地起家，到土改前有了共20間房的兩處院子，還有位於曹家莊和劉家橋之間的20多畝平地，另外還有十幾畝山坡地，舅舅也不種地了，在濟南一家布店當夥計。姥爺雇了同村的尹兆有做長工，農忙的時候再雇幾個短工。這個尹兆有土改後分到了原是姥爺家的地，可是他仍然不忘老東家的舊情，到該播種的時候，他仍然會來幫姥爺把種子播上。因為家裏沒人能扶耬。（耬是牲口拉的播種專用工具）
姥姥沒有名子，那時候女人都不時興有名子，她娘家姓孟，婆家姓劉，她就叫劉孟氏，一天書也沒念過，不識字。可是她身上具有中國傳統婦女的全部美德：任勞任怨，勤儉持家，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她婆婆活到84歲，老的時候已雙目失明，她喂老人吃喝，端屎端尿，多少年如一日。有一天門口來了個要飯吃的老太太，手裏拿根打狗棍，姥姥在屋裏聽到有人喊：大爺大娘啊，行行好吧，給點兒吃的吧，就拿了兩張煎餅往門口走，姥姥從來都不空手打發要飯的。我也跟出來了，誰知兩個老太太一見麵，都驚呆了，那個要飯的老人麵部表情十分尷尬，煎餅也沒要，扭頭就要走，讓姥姥從後麵抓住衣裳，硬是給拽到屋裏來了。姥爺見了她，也是驚訝的不得了，忙說：這不是表姐嗎，咋成這樣啦？老太太撩起破大襟邊擦眼淚邊講家裏的事。原來她是姥姥的遠房親戚，不知道這兒是姥姥現在的家，要是知道，說啥也不會到會這兒來要飯。本來也是殷實人家，土改後啥都沒了，餓得沒辦法，說是要去走親戚，其實是偷著出來要飯的，還不敢在近處要，怕被熟人認出來。姥姥趕緊就去趕麵條，飯後又給拿了一摞煎餅和一些糧食，姥姥還要留她在家多住倆天，她說啥也不，拄著棍子，顫顫巍巍地走了，六十多年過去，她那散亂的白發髻和衣衫襤褸的背影，仿佛還在眼前。
舅舅叫劉修德，名字是花錢請算卦先生給起的，除了修德之外，還有一個叫達九的號，是從一副對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過三江 的橫批：貨達九州 上選來的。我二姨常拿他的號開玩笑：劉打酒，你咋不打醋啊？舅舅很少回家，有時在除草的季節會回來幫妗子耪地，他是買賣人，手上沒有老繭，幾天下來，手上總有幾個血泡。他是包辦婚姻，本來相中了本村姓沈的姑娘，可是請算卦先生看命相，說沈姑娘是火命，舅舅是水命，水火不容；所以才改娶了妗子，因為妗子是木命，鬆柏木，常流水，命相合。可是妗子個兒小，連一米五都不到，還是解放腳，拿她跟沈姑娘一比，就好像東施比西施。盡管舅舅一萬個不願意，可是父命難違。我敢說舅舅的婚姻是不幸的，否則不會連過大年都不回家。另外還有：舅舅是賣布的，表姐都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了，連一條換洗的內褲都沒有，舅舅這個當爹的難辭其咎，所以我對父母幹涉子女婚姻的結果都不看好。 但是舅舅在退休的時候，還沒忘了讓他的小兒子長河接班，把他的農村戶口改成了城市戶口，又在曹家莊西頭蓋了三間瓦房，和妗子一起頤養天年，也算是不錯的一個人生結局了。
和舅舅比起來，大姨的晚年用“慘不忍睹”來形容那是一點兒也不過分。84年我回山東老家，從周村下車往曹家莊的方向走，就路過東旺莊，那兒就是大姨的婆家。走進我童年時住過的院子，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滿院是荒草，兩間歪斜的西廂房就是大姨的家，外屋什麽家具也沒有，隻有幾個破爛鍋碗瓢盆放在地上，從裏屋的炕上甚至能看到藍天！我問大姨：下雨怎麽辦，她說拿個盆接著，我又說那冬天不冷嗎，她回答過一天算一天吧，等天冷時再說，好在這會兒是夏天。我又問院子裏那棵杏樹呢？童年時期那滿樹金黃的甜杏，給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記憶。大姨說早就砍倒賣了，還有家具啥的，值錢的都賣了。又說現在最難的是吃水，你大姨夫年老體衰，挑不動水了，（我大姨是小腳，見照片）吃水全靠大姨夫的侄子，有時他幾天都不來一趟……我聽著鼻酸，離開時給她留了一點錢和全國糧票。大姨送我到村西頭，臨別時她緊緊地攥著我的手，看到眼淚在她的眼圈裏轉動，嘴角往下一抽一抽的，我實在怕她會當我的麵嚎啕大哭，就慢慢的把手抽出來，強裝笑容地說：大姨您快回去吧，以後有機會我再來看你。都走出好遠了，回頭看看，大姨還在用袖口擦淚。我一邊抹眼淚一邊感慨：用什麽來形容農村的孤寡老人的日子呢：掙紮，絕望，還是煎熬？30年過去了，大姨早已作古，雖然她對我有養育之恩，但我還是認為她早點兒死了好，死了比活著少受罪。
大姨的婆家家離姥姥家五裏地，她二十四歲才出嫁，在當時來說已經太晚了，小夥子找不到，隻好嫁了一個剛死了媳婦的大姨父。由於姥姥家的生活很差，常年吃的是高粱麵窩頭就鹹菜，因此我長得很瘦弱，三根筋挑著個大腦袋，骨瘦如柴。高粱米大多用來做牲口飼料，人吃了高粱麵卻拉不下屎來，實在沒辦法，我就用手去摳。我的肛門從小就為痔瘡所苦，這個病伴隨我終生，後來曾經兩次因為痔瘡手術住院，到今天也沒能去根兒，此乃後話。看到我長得像瘦猴子似的，姥姥心疼，有一年放寒假，就讓我到大姨家去過年，我本來不願意，可是禁不住大姨說，她家過年有肉吃的誘惑。大姨家吃的確實比姥姥家的好多了，但是她不會像姥姥那樣疼我，她雖然對我也不錯，可我對姥姥的思念日甚一日。終於有一天，我不辭而別，拿了個皮球（那是我童年時期的唯一玩具，媽媽給買的）往前頭一扔，嘴裏喊著：回姥姥家嘍！邊跑邊追，追到了拿起來再往前扔，沒多長時間就回到了曹家莊。見到姥姥後，我一頭就撲到了她的懷裏放聲大哭，姥姥忙問咋的啦，大姨打你了嗎？我說沒有，俺就是想你呀！我看見她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往下掉，從那以後，我哪兒也沒去，一直跟姥姥呆在一起。親情在我的心目中，永遠都比什麽都重要。
二姨家在賈莊，離曹家莊二裏地，我從未見過二姨夫的麵，聽說很早就參加了八路軍，這大概是真的，因為84年我到江西景德鎮看望二姨時，聽表哥說二姨夫是南下的軍隊團級幹部，死前任景德鎮市郵政局的一把手。有這樣的一個二姑爺罩著，姥爺在土改時才保住了一條老命。再加上三姑娘和姑爺（我爸媽）都參加了解放軍，所以土改複查時也就輕鬆愉快地過關了。而且我媽每月都從她13元的津貼中拿出5元（那時叫5萬，因為今天的一分錢那時叫100塊）來寄到姥姥家，算是我的生活費補貼，再加上舅舅在濟南掙工資，怎麽著也得補貼家裏點兒，所以姥姥家的生活應該不算特別困難。可是姥姥一輩子節省慣了，能省一分就省一分。那時一盒12色的彩色蠟筆才八分錢，每當賣學習用品的貨郎到了學校的時候，我就跑回家向姥姥要錢買蠟筆，可是不管我哭了多少次，這蠟筆直到我離開山東時也沒買上。還記得有一次曾據理力爭：俺媽都給你寄5萬塊錢來了，你就給俺買一盒吧。姥姥回答：你不吃啊？你不穿衣裳？我隻好蔫了下來，除了繼續哭之外，別的也沒轍。
鉛筆不像蠟筆，是學習必需品，姥姥舍得買，可是每當我想用一根新鉛筆時，又得哭一場。不知為什麽姥姥總是把新鉛筆用菜刀剁成兩半，每次就讓我用半根，我說姥姥別剁，剁過的鉛筆芯都斷啦，她說，那我就不剁了，切！於是把鉛筆放到案板上，拿菜刀按在鉛筆的中間來回滾動，直到滾斷為止，她那兒一邊滾，我就在一邊哭。鉛筆頭短得實在拿不住了，姥姥就拿一節秫秸杆兒跟鉛筆頭用線綁在一起，直到用完為止。
我上小學最高興的時候，就是在期末發榜。全體學生的考試的結果，從一年級到四年級，姓名都按順序用核桃大的毛筆字寫好，貼在校門口的牆上，考試成績最差的排在最後，並且在名字上用紅筆大大的畫一個對勾，那時人們就會說這個人坐大紅椅子了。每次看完榜之後，我就會像一頭小鹿一樣，蹦跳著跑回家去，進門就樸進姥姥的懷裏說：姥姥，俺又考了第一呀！於是她那飽經風霜的臉上就露出了難得的笑容。那天晚上給姥爺炒了個豆芽菜，夾了一筷子擱在我的碗裏，平時吃飯除了鹹菜沒有別的，就這一筷子豆芽，我可舍不得一口吃淨：咬一大口煎餅，再夾起一根豆芽來咬一半，那頓飯別提吃得有多香了,炒綠豆芽至今仍然是我常吃的保留菜目。
我在姥姥家的時候，婚姻法剛頒布，其中特別提到反對父母包辦，提倡婚姻自由。還記得我跟孩子們一起唱的兒歌：東方紅，西方亮，毛主席號召搞對象，瘸子瞎子搞不上，留分頭的有希望！說起留分頭來也有故事：孩子們的頭發長了，無非兩種辦法弄短：一是用剪子絞，可是絞出來的頭不好看，跟花狸貓似的，孩子們都不願意，怕同學笑話。另外就得等剃頭匠來了再說了。剃頭挑子一頭是木頭板凳，凳子當中有抽屜，剃刀和驢皮襠子放在裏麵，另一頭是炭火盆，端一盆涼水坐在火上，頭剃完了，水也熱了，正好洗頭。可是剃頭匠隻有剃刀，沒有推子，所以剃出來的頭總是黑白分明，遠看就像一個砂鍋蓋扣在頭頂上一樣，所以那時村裏的人一說沙鍋蓋頭，指的就是分頭。不過就是沙鍋蓋頭，我也喜歡，覺得總比和尚頭好看一點兒，盡管我根本就看不見自己的發型是啥樣，因為家裏連一塊鏡子也沒有。
我這輩子看過的第一場電影是“小女婿”，那正是宣傳婚姻法的時候。電影是在一處開闊的幹河灘上上映的。用美國人的話:Nightmare(夢魘）來形容那次看電影的經曆，可謂恰如其份。倒不是說電影本身是部恐怖片，而是說看電影的過程。太陽剛落山，天還亮著，河灘上已是萬頭攥動了，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們從來就沒看過電影，隻看過拉洋片的，可是洋片裏的人物都是畫的，不能動；而這次聽說能看到活洋片，人們都不敢相信。好不容易等到天黑，電影終於開演了，由於人實在太多，我所在的位置離銀幕至少百米開外，電影裏人物說的話，根本就聽不清，盡管那樣還是高興的不得了，因為終於親眼看到了能說會動的洋片。
不大一會兒，第一卷片子放完了，惡夢也就開始了。因為隻有一台放映機，所以在換片子的時候銀幕上什麽也沒有，人們都以為“活洋片”演完了，紛紛站起來準備回家，後邊的人都走出半裏地遠了，第二卷片子開始演了，人們就跑回來接著看，就這樣走了再看，看了再走，來回折騰了七八趟之後，電影演完了，反倒沒人動彈了。過了很長時間之後，等到人們終於明白過來這回真的是演完了，很多人卻找不到孩子了，於是乎孩子哭，老婆叫，現場全都亂了套，大有“哭聲直上幹雲霄，塵埃不見鹹陽橋”之勢。跟我一起來的小夥伴們一個都不見了，我就像個沒頭蒼蠅一樣四處亂撞，到後來人都走光了，寬闊的河灘上伸手不見五指，隻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當時真是害怕極了，（多年來我做的惡夢都是這個），幸虧我使出了看家本事：放聲大哭，還好被幾個維持現場秩序的民兵發現，把我帶回了曹家莊。
在我幼年的記憶中，最恐怖的是親耳聽到活人受刑時的慘叫聲。那是全國範圍內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民兵們抓到一個人，把它吊在學校西屋的房梁上，用沾了水的麻繩抽他。學生們就在北屋上課，北屋和西屋的門都開著，所以那啪，啪的抽打和撕心裂肺的嚎叫聲，聽得一清二楚。隨著時間的延長，那慘叫的聲音逐漸減弱，大約有一頓飯的功夫之後，聽不見呻吟了，隻聽見那響亮的啪啪聲，像針紮一樣震到我的太陽穴上，我心跳得都快要從嘴裏蹦出來了，直想尿褲子，我拿了簽子（一塊像令箭樣的木板，隻有拿了它，才能進廁所，因為男女同廁）往廁所跑，路過西屋門口時，低下頭來偷偷看，隻見那人上身的肉皮都成了紫茄子色。這個童年時代的恐怖記憶伴隨我終生。
山東地區民風強悍，水泊梁山的一百單八個英雄好漢，個個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所以打人還算是輕的，我上學時就挨過打。我的啟蒙老師姓孫，隻有一隻眼睛，那時候還沒有義眼，由於一隻眼睛塌陷下去，所以另一隻就顯得特別大，瞪得彪園。孫老師打人忒狠，因為家長們在送孩子上學的頭一天就授了權：這孩子淘氣，不聽話你盡管打！因此學生們即使在學校挨了打，回家也不敢說，說了，家長的反應往往是：該！他咋不打別人呀？
曹家莊小學混班上課，從一到四年級都在一間屋子裏。孫老師除了教國文外還教算術，那時沒有體音美小三科，可是有毛筆字課，開始寫大仿時，叫做描紅模子，即把字帖墊在仿紙下麵，照著描。在大字之間還要寫上小楷。若老師給一年級的上課，其他年級的就在石板上寫課文或練毛筆字。我有一次看到孫老師在黑板上寫粉筆字，就偷偷地掰一小塊窩頭放在嘴裏，心想孫老師就一隻眼，大概看不見，還低著頭假裝沒事兒似的繼續寫字。沒想到孫老師大吼一聲：趙喆申到前邊來！我大吃一驚，心想壞事了，這回非得挨打不可。果然孫老師對我喊道：把手伸出來！不許躲閃，躲一下，再補兩下！我隻好伸直了右臂手心向上，閉上眼睛等著。隻聽得教鞭在空中掄得“嗚嗚”的，緊接著就是“叭”地一聲巨響，右手心立刻就像火燒一樣疼，而且不大一會兒，手心就象青蛙肚子一樣鼓了起來，我隻好把手貼在硯台的背麵，因為那兒是涼的，似乎隻有那樣才能減輕鑽心脹痛的感覺。由此我才真正體會到了那句歇後語的含義：一隻眼的瞎媽——那叫狠！
趙本山在美國紐約演出小品，博得一片怒罵聲，說他丟盡了中國人的臉，因為他拿殘疾人當笑料，美國人可是都把殘疾人當神一樣供著的。但在山東農村裏，人們拿殘疾人開玩笑是司空見慣的事，記得有一天，有個盲人一手敲著小銅鑼，一手拿著跟竹竿，摸摸索索地進了曹家莊。瞎子靠算卦謀生，在中國大概也有上千年的曆史，那時人們說有三種人最值得尊敬，一為教書先生，可使蒙童識文斷字；二為看病先生，可使病人起死回生；這第三，就是算卦先生了，就是因為他什麽也看不見，可偏偏能預知未來，自然被有眼的人尊為神明。
小夥伴們圍住那個盲人，開始嘲笑他，問他是真瞎呀還是假裝的，盲人自然很生氣，就罵那些孩子有人生，沒人教養，有的孩子就開始拿土坷垃打他，盲人氣得臉通紅，嘴裏罵不絕聲，並把手中的竹竿掄起要打人，隻聽得竹竿掄得“嗚嗚”響，可他誰也打不著，因為小夥伴們都站在遠處，並不停地繼續往他身上投擲小石頭子兒。我沒有參加對這個盲人的欺侮，我大概天生就對殘疾人富有同情心，因此我是含著眼淚看著小夥伴們那樣做的，並且大喊：別打啦！別打啦！還記得有個姓高的孩子是個駝背，有人就按住他脊柱最高的地方往下摁，說“壓壓羅鍋”，每當我看到他眼淚汪汪的，心裏就特別難受，鼻子酸酸的也想哭。回憶我這一生當中，見過不少人拿殘疾人的生理缺陷開玩笑，諸如管縫合過兔唇的人叫三瓣嘴，管生過天花臉上有麻子的人叫仁丹模子等等，我一律不參與，我始終對這種醜陋的社會現象嗤之以鼻。
山東那地方冬天也下雪，結冰，可是不管多麽冷，屋子裏從來不生火。記得有一年冬天下雨夾雪，我的棉鞋都濕透了，第二天早上結了冰，可即使這結了冰的鞋，我也得光腳穿著去上學，因為我就這一雙鞋。姥姥的名言至今我還記得：舊的不穿壞了，不能做新的。結果我的腳在這雙“冰鞋”裏，感覺就像貓咬一樣，疼得眼淚不住地往下掉，同學問我哭啥呀。我又死要麵子地啥也不說，隻好在那兒活受罪。一冬天下來，我的腳跟，手背，臉和耳朵全都起了凍瘡，直流黃水，連襪子都脫不下來。
我從小就對“工業”活兒感興趣，特別討厭農活。農村所謂的“工業”活兒無非也就是磨剪子戧菜刀，或是鋦盆鋸碗鋸大缸，再就是焊錫壺的，隻要這些匠人來了，我就蹲在傍邊看，一直到他們走了為止。今天看來，我這輩子所從事的機械行業，是從小就有的誌向，因此我終生不悔。相反地，我對什麽田園風光啦，小河流水啦，種花養草啦等等都不感興趣，甚至是排斥，因此有人指責我是“Not a human being”(格色），我想這大概跟童年時代在農村的生活經曆有密切關係，幹農活留給我的印象，無論是從肉體上還是從精神上，都是一種折磨，而不是享受。一說到自然風光，我就情不自禁的聯想到頭頂烈日，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苦日子來，不怨陝北的農民都稱自己是“受苦人”了。美國的自然景觀世界聞名，可是再有名的地方，我去一次也就夠了。但是對各種博物館，可是百看不厭，特別是對飛機，軍艦，武器，科技，藝術博物館，更是情有獨鍾，我對這些人類智慧的結晶充滿了羨慕和敬意。
童年在莊稼地裏幹活的回憶，沒有一樣是美好的。在我八九歲的時候，就得跟妗子一起，從地裏把莊稼背回家裏，因為這是全年做飯所需的燃料，沒有它們，就別想吃飯。背麥子的痛苦，不僅僅在於麻繩深深地勒到肉裏，還在於每走一步，麥芒在出了汗的後背上紮來紮去，所以我對“芒刺在背”的滋味有切身體會。對高粱或是玉米秸，就得用肩膀來扛，我從小就身體瘦弱，胳膊沒有足夠的力氣把一捆秫秸擱到肩膀上，隻好由妗子把它捆好後放到我的肩膀上，一開始走幾步還可以，可是越走越沉，俗話說遠道沒輕載，又不敢把它放下來歇一會兒，因為放下之後就沒法再把它舉回到肩膀上去了，我的汗水合著淚水順著臉一起往下淌。
終於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妗子突然喊道：哎呀，他三姑回來啦！我因為是背對著門口，所以沒看見，等我猛一回頭，看到頭戴大簷帽的母親，穿一身草綠色的軍裝，微笑著向我們走來，說“我來接小申來了”，那是1953年的春天，算起來我在姥姥家整整呆了四年。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能見到我姥姥和姥爺，他們於56，57年先後去世了，可姥姥那慈祥的麵孔，我不知在夢裏見過多少回，一輩子也忘不了。
作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五九七期(cm1121b)
華夏文摘】內蒙老趙：路越嶇崎越坦平（二、少年）
少年篇 （1954-1960）
從53年的下學期開始，我應該上四年級了，可是母親怕我考不上河北省幹部子弟小學，真要是那樣的話，還得把我送回山東去。所以，她讓我再考三年級，發榜那天，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跟母親一起到保定市北關外的河北小學去看榜，還好，我沒有名落孫山，全班招收50名學生，我排在第16名。由此看來，母親的擔心並非多餘，因為那時還沒有全國統一教材，以山東農村小三的教材內容和師資水平，與河北省省會的相比較，那差的就不是一點半點了，如果按正常考四年級，說不定還真考不上呢。
解放初期，幹部們都實行供給製，全部生活都由公家包著，沒有工資，這就是為什麽母親沒有早一點兒把我從山東接出來的原因。後來實行半供給半津貼，母親是付排級，每月有13元的津貼，我在學校吃住共收費11元，剛好夠。好在母親當時在河北軍區民兵報社當編輯，屬部隊編製，生活上什麽都不用花錢。
河北小學是省政府和省軍區幹部子弟學校，全校500多名學生，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全部住校，由於一年級的孩子太小，有的連自己穿衣服都不會，所以就有專門照顧低年級學生生活的阿姨，還有工友負責給教室和宿舍生爐子，早晨給送洗臉水。孩子們的衣服髒了，學校設有洗衣房，那時沒有洗衣機，有幾個女工一天到晚地在那兒洗衣裳。家長們都把自己孩子的名字用線縫在衣服上，每星期蘞一次髒衣服，洗淨後的衣服發回班裏，孩子們根據衣服上的名字很容易的找到自己的那些。我的全部衣服甚至連襪子上，都用線縫著“小申”的字樣。至今回想起來，猶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的詩句，情真意切，可是我卻永遠沒有了“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的機會。
從山東的窮鄉僻壤，來到繁華的古城，那種感覺就像一步從地獄跨進了天堂一樣。首先，再不用吃紅高粱麵窩頭和有溲味的鹹菜了，在山東隻有過年才能吃到的肉，這兒天天都能吃到;鋥亮的日光燈代替了昏暗的煤油燈;在山東唯一一次看過的“恐怖”電影，這兒每星期都能看到，四年來在姥姥家從未洗過一次澡，在這兒每月都能洗一次……唯一我不喜歡的是早晨要出操，跑步。記得那時看過叫“上饒集中營”的電影，其中有一段描寫被俘虜的新四軍戰士們被逼著長時間的跑步，最後有的人就倒下了的情節，我就發牢騷：咱們這也是：上饒集中營，不跑就不行！那時剛解放不久，什麽都要搞軍事化，連小學的孩子也同樣。
在河北小學，我參加了紅領巾合唱團，從而培養了我對唱歌的濃厚興趣，而這個愛唱的習慣伴我終生。如今已過“耳順”之年，還在時不時地哼唱：穿過綠色的大樹林，我們奔向美麗的地方，可愛的小鳥展開翅膀，對著我們快樂的歌唱，微微的風迎麵吹，紅領巾在飄蕩，洗過海澡旅行去，我們的心裏樂洋洋，可愛的夏令營我們歡樂的家，你使我們活潑健康！
上麵是我於1988年去邢台縣探訪我大弟弟喆酉的下落，路過保定市河北小學時所拍。照片中的張老師，是教自然課的，還記得他在黑板上寫了大大的37兩字，告訴我們，那就是人體的正常溫度。
可惜好景不長，在河北小學僅僅呆了一年，母親從部隊轉業了，分配到河北省峰峰礦區文化館當館長。我平常住校，總盼周末可以回到母親身邊，這回完了，又一次品嚐到“沒娘的孩兒”的滋味，那是一種悵然若失，欲哭無淚的心痛感覺。隻有在放寒暑假時，才能到峰峰與母親相聚。
我這一生唯一參加過的革命組織就是少先隊，那還是在曹家莊時集體加入的，每個孩子都發一個三角形的紅布，就成了少先隊員了。從山東出來時，母親還沒忘了讓我把“組織關係”代上，所以上了河北小學後，順理成章的就是組織內的人了，這讓班裏很多沒入隊的人羨慕的不得了。而且由於是“老”隊員了，組織上又委以重任：當上了中隊長，左胳膊上別上了“兩道杠”。可我這個人從小就不是個當官的料，才半年的功夫，就不讓我當了，降成了“一道杠”的小隊長。可是我愛唱歌，愛跳舞的特長，讓我在初中，高中，甚至在大學都有發揮的機會。
在河北小學，我私自把名字從喆申改成了哲申，因為大多數同學都不認識這個“喆”字，它太偏了，於是很多人故意地管我叫趙吉申，我氣得要死，於是一怒之下，就改名了，喆和哲音同字不同，因為同學裏有個名叫潘宗哲的，是我的好朋友。家裏大人知道後也未置可否，我猜想他們可能尋思著這喆申是曆史反革命給起的，還是離他越遠越好吧。其實回頭看看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曆史，任何個人夢想“薑維避禍”的企圖，都是自欺欺人，枉費心機的徒勞。例如一班的崔旺，富農成份，他非要說土改時給定高了，費了不少勁要改成份，結果自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大氣候在那兒，蚍蜉豈能撼樹？在階級鬥爭甚囂塵上的肅殺環境下，別說改名，即便是連姓都改了，時候一到還是在劫難逃，我大弟弟喆酉的命運就是再好不過的明證。
說到家庭成分，現在的年輕人大概都不知道是什麽意思了。在六，七十年代二十多年的時間裏，隻要是出身於地主，富農，資本家的人，隻要運動一來，（因為毛太祖說過：文革這次運動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以後每隔七，八年還要搞一次）馬上就會噤若寒蟬，因為不知什麽時候就會大禍臨頭，甚至是殺身之禍。文革時的北京大興縣，湖北的道縣，都發生過地富子女全部慘遭殺害的真實曆史事件。
我父親在五十年代初參加工作時，就麵臨沒有家庭成分的窘境，因為北京解放時城裏的老百姓都沒有劃過成分，所以成分一欄就空著，那時候人們的階級鬥爭的覺悟都很高，所以組織上一看馬上就意識到這裏麵有問題，左一次談話，右一次交心，他一生氣就自報了個“官僚資本家兼地主”的成分，這才被組織愉快接受，這也就是為什麽在他的刑事判決書上寫著“長期以來隱瞞家庭成分”的由來，可是他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他為了過關而做的蠢事，禍及子孫。
照片中的老人姓霍，是我爺爺的姨表弟，我大弟弟喆酉生前與他生活在一起。當談到我爺爺的時候，他說“趙玉堂是個好人”，趙玉堂是我爺爺的原名，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發布命令：凡是在汪偽政府中任過副部長以上的官員，全部都在通緝之列。為了避禍，他改名為趙逸忱。我的這位宗親還談起我爺爺的婚事：我爺爺的原配死去之後，說媒的踢破了門檻，名門閨秀任他挑選。可是這位趙家留學歸來的少爺，卻偏偏相中了一位小腳寡婦，那就是我的親奶奶。那時寡婦時興從一而終，再嫁是令人側目的事情，可是我爺爺大概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敢於在千年古縣邢台開風氣之先，他按照娶黃花閨女的標準，把我奶奶抬進了家門。我這位宗親提到當時在邢台縣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形容某人若是做事不靠譜，就用“趙玉堂，瞎胡鬧，娶個寡婦坐花轎”來說事。
號稱“蔣青天”的台灣前總統蔣經國，和一個名叫章亞若的才女有過一段婚外情，並且有了愛情的結晶——給蔣經國生了兒子，取名孝嚴，因為她沒有名份，所以這孩子隻好隨母姓章。多年後章孝嚴已然成為台灣政壇的名人，而更使他出名的是他的“認祖歸宗”，經過蔣家族人的同意，他已改名為蔣孝嚴。
我在此也正式宣布：從現在起，我要“認祖歸名”。套一句文革時期的流行語：恢複事務的本來麵目，把哲申改回喆申，10歲之前，我的名字就叫趙喆申。盡管我用趙哲申這個名字已經整整60年矣，可是即使我改了名字，還是合情合理地榮獲漢奸長孫的惡名，正像我母親雖然已經“因刑期過長不予等待”為由，在我父親初判20年徒刑後就批準離婚，但是在後來批判她這個走資派的時候，仍然逃不脫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的臭老婆一樣，跟你離婚不離婚連一毛錢的關係都沒有。想劃清界線是永遠不可能的，不管你使出什麽招數來，無產階級專政撒下的恢恢天網，永遠都是疏而不漏的，還是老老實實地自我歸類吧。
1956年我12歲，母親從峰峰礦區調到邯鄲報社工作，由於思念母親，再加上有個叫郭彥禮的同學總欺負我，有一次他竟然把我打得爬到床底下不敢出來，我轉學了，從河北小學轉到邯鄲市貿易街高小，讀六年級。就在轉年我快要小學畢業的時候，看到了8年都未見過的父親，他是被人從內蒙送到邯鄲市來的。我隻記得母親說過他從部隊下來後，分配在呼和浩特市內蒙煤建公司會計科工作。
在我兒時的記憶裏，父親曾經是那麽的和藹可親，在北京時，他一回家我就撲到他懷裏撒嬌。可這次見到他卻絕然不同了，他變得有時木納，有時狂躁，嘴裏總在絮絮叨叨的說些讓人莫名其妙的話，見了他我就躲得遠遠的，母親告訴我：你爸得精神病了。特別讓人感到恐怖的是他的怪異行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常常像幽靈一樣到處遊蕩，對於任何人的勸導，他的回答常常是驢唇不對馬嘴。母親怕他出事，就走到哪兒跟到哪兒，那些日子母親身心俱疲，經常默默地流淚。父親沒日沒夜的折騰，有時大概因為身體太疲勞了，在吃了藥之後會睡一會兒，醒來之後會有短暫的清醒，因為我在第一天見到他，就發現喉管上有明顯的刀割痕跡，趁著他還明白的時候，就問那個傷痕是怎麽來的，他用手摸著那個地方，久久不語。我不甘心，在沒人的時候，就悄悄地問母親，她告訴我那是自殺未遂的結果，我聽了之後，心驚肉跳。那時人們都把自殺看成是很丟人的事，因為自殺是抗拒改造，自絕於人民的反革命行為，文革時更把自殺叫做“狗血白流”！
在右派分子從維熙的書“走向混沌”裏，由於作者親眼目睹了有那麽多右派用自殺來對陰毒的“陽謀”做最後的抗爭，包括他的右派妻子張滬在內曾經兩次服毒自殺，幸虧被及時發現搶救而幸免於死。從先生對自殺的人都懷著深深的敬意，稱他們為寧死不屈的勇者。想想看也是：對於有正常思維的人來說，有什麽能比視死如歸的勇氣更高尚呢？當年明月先生說得好：當一個人不得不走向死亡時，自殺代表著尊嚴和抗爭，因此，父親和大弟弟也都是剛勇的人。
邯鄲報社領導建議把父親送到保定市精神病院去，因為他把報社大院攪得四鄰不安，母親隻有聽命。那時已臨近小學畢業考試，耽誤考試可不得了，母親在臨去保定之前告訴我，把父親安頓好就回來，也就幾天的事兒。好在我從小吃食堂習慣了，生活上到沒啥，可是精神上始終擺脫不掉孤獨悲滄的心情，天天盼著母親快點兒回來，真擔心她出什麽事兒，那時既沒有電話，更沒有電子郵件，到了晚上常常躲在被窩裏偷偷地哭。半個月之後母親終於回來了，一邊流淚一邊把她差一點兒死在保定的事兒說給我聽：本來父親住院的事已經聯係好，可是精神病院一聽說他曾經有過肺結核病史，怕他還在開放期，所以必須到別的醫院去做X光透視。就在等結果的時候，父親又犯病了，這回他沿著鐵路線一直往北走，幾十裏地出去了，無論母親怎說回旅館，他根本就不聽，母親隻好在後麵跟著，可沒料到在一個涵洞橋上，父親突然轉回身來，把母親從路基上扔到橋下，並跳下來騎到她身上狠狠地卡住她的脖子！幸虧附近有種地的人，看到此情景趕緊跑過來把父親拉開，母親才沒有死在一個瘋人的手裏。可是母親再也不敢跟著他了，她回到市內，雇了兩個老鄉幫著一起去找人，幾天過去，始終連人影也沒見著。
母親是個性堅強的人，她拖著疲累的身子，繼續沒日沒夜地在保定市的遠近郊尋找，並且逢人就打聽看見一個什麽什麽樣的人沒有。終於有一天，她看到一個衣衫襤褸，蓬頭垢麵，形容枯槁的人坐在馬路牙子上，那就是遍尋不見的父親，連渴帶餓，他再也走不動不了。
1957年的夏天，我和母親一起來到了呼和浩特市，組織上說是為了照顧分居多年的夫妻。盡管母親十分不願意放棄她的專業，可為了照顧有病的父親，也沒有別的辦法。母親的工作單位也是內蒙煤建公司，在秘書科。我在呼市五中開始了我的初中學業，那時五中剛建校，我被分在第五班。班主任劉培智教數學，高高瘦瘦的王德科老師教語文，南天榮教物理，教化學的王老師和教音樂的趙老師，因為我小弟弟的婚姻緣故，後來都成了我的親戚。57年末，父親從精神病院歸來，58年10月1日是我小弟弟的生日。父親出院後，十分注重鍛煉身體，他買了幾本關於太極拳的書，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太極拳，天天打，從不間斷，即便是在刮白毛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冬，也不帶帽子，不戴手套，在冰天雪地裏打拳。他的精神和體魄得益於這套“趙氏太極”，自出院後，不但精神病再沒犯過，而且完成了人民大學函授生的學業。直至文革期間，他出版了一期又一期的“一人戰報”，其中有幾期我看過，那些文章立意新穎，語言犀利，引經據典，邏輯清晰。如果他的死期再推後10天，等到四人幫倒台的1976年10月6日之後，很有可能就逃過了“大限”這一劫，真若如此，那1980年6月19 日的平反也就用不著了。可惜曆史不能假設，他死的那年才51歲啊，每念及此，潸然淚下。
反右鬥爭結束之後，在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大前提下，勤工儉學在五中常盛不衰。由於學校是新建，校園裏處處磚頭瓦塊，坑坑窪窪，沒有一塊地方是平的，全仗著學生們的雙手，雙肩，硬是把校園給整平了。回想起來，這勤工儉學對培養我動手的能力和習慣，功不可沒。記得那時每星期有半天的時間到自行車鋪參加勞動，才14歲的我，就學會了擦油泥，補車胎，編輻條的活兒，而這個技術，讓我受益終生。接著就是到白塔修飛機場，來回走三十多裏的路不算，還要在工地上來回一路小跑地抬大土筐；再就是修一條通往呼鋼的公路，五中分到的工地地段在回民墳，也是天天抬大土筐。58年的整個夏天，五中都在校園裏熱火朝天地大煉鋼鐵，食堂門前壘起了土高爐，上麵火焰衝天，下麵慢慢流出來暗紅色的粘稠物，過一會兒冷了，就變成了一個大黑疙瘩；操場上有幾個日夜冒著黃煙的煉焦爐，開始裏麵裝的全是大塊的好煤，等“焦炭”出爐的時候，大部分的煤都成了灰。除了鋼鐵之外，五中在校園內還搞了農業高產試驗田，地點就在食堂西麵一塊羽毛球場大的地方，種的麥子，密植。為了防止倒伏，在麥隴之間都拉上了繩子。衛星大概是沒有放出來，因為對畝產量未曾召開過新聞發布會。
深秋時刻，為了實現年產1080萬噸鋼，說是為了超英趕美，鋼鐵元帥要升帳，全校停課，自備行李集體住宿，搞大會戰，到呼市鋼鐵廠去砸鐵礦石。因為從鐵礦山運來的礦石，一般都比西瓜還大，可是煉鐵爐要求礦石的體積要與核桃的尺寸差不多，於是要求學生們都要自備斧頭，把大塊的礦石用人工砸成小塊的。這砸礦石可是個技術活兒：屁股坐在地上，要用兩隻腳底把大塊的礦石夾緊，這樣才能用雙手掄錘，產量才能提高。技術要領掌握之後，剩下的就是看誰的力氣大了，那時特別時興勞動競賽，每天對每人的產量都有專人量方，產量高的插紅旗，低的自然就要拔白旗了。
我猜想小時候大煙灰喝多了，落了後遺症，所以從小就骨瘦如柴，科學地講，肌肉是力量的源泉。為了不被拔白旗，我連吃奶的力氣都使上了，拚了小命地不停掄錘，三九天大雪紛飛，北風呼嘯，我揮汗如雨，棉襖都濕透了，背上掛了一層白霜，可是由於我的肌肉不發達，力氣有限，終究還是名落孫山，一杆小白旗，插在我砸過的鐵礦石上，在寒風中哆哆嗦嗦地發抖，仿佛就是我悲傷痛苦心情的真實寫照。從那以後，我的右肩胛骨縫處就隱隱作痛，特別是陰天下雨的時候就更厲害，那肯定是勞累與風寒所致。直到我上了內蒙古林學院，校醫蒙古大夫福巴圖給我來了個惡治：用錐子樣粗的針，在我肩胛骨縫最痛的地方紮了下去，然後又在針眼處拔了一罐子，當時疼得我氣都喘不上來，半小時後把罐子取下，裏麵有半罐子黑紫色的血。那疼痛仍然沒有徹底去根兒，它伴隨我終生，隻是比“惡治”前輕鬆多了。大煉鋼鐵，是我的夢魘，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肉體上，都給我留下了永遠的傷痛。
在小學三年級時我看過的第一本書名叫“三個老師”，四年級時看了吳運鐸寫的“把一切獻給黨”和高玉寶寫的“半夜雞叫”，五年級放假時到峰峰礦區文化館，書庫就在母親臥室的旁邊，很多名著都是那時看的，諸如：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封神榜，三俠五義，鐵道遊擊隊，等等。上初中後，我仍然保持著愛看書的習慣。我寫的作文：“五一日記”曾作為範文，被王德科老師拿到同年級的不同班上去朗讀過。初中畢業，我考取了呼市二中。但是一個意外，使得我無法出現在五中首屆畢業生的照片上。原因是照像那天，我站在後排的桌子上，而那個桌子的一條腿突然斷了，桌上的人全都倒在地上，別人都沒事兒，唯獨我的小腿受了傷，雖然沒有傷筋動骨，可是疼得我實在站不起來，眼看太陽就要落山，光線越來越暗，校長寇克敏說不能因為一個人把大家都給耽誤了，結果在呼市五中首屆畢業生的合照上，就缺我一個人。
這大概是我未來命運必然多舛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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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摘第一五九七期(cm1121b)
華夏文摘】內蒙老趙：路越嶇崎越坦平（三、青年）
青年篇 （1961-1968）
在我的記憶裏，高中三年有兩年半的時間都是在一個“餓”字當中熬過來的。那時我特別羨慕能在家裏用餐的同學，因為他們可以在家吃過早飯後再到學校來上課，而我從來就沒這個福氣，從小學到高中，始終都是在父母親工作單位的食堂起夥。因為早晨有早自習，在我必須到校的時候，食堂的開飯時間還沒到，不開門，所以我隻好在前一天晚飯時買一個幹糧帶上，作為第二天的早餐，沒水沒菜的幹噎。有時晚上複習功課睡得晚，肚子餓得實在忍不住了，就提前把早點當夜宵了，第二天一上午就隻好餓肚子。就因此，當看到有的同學在課間10分鍾拿出饅頭來吃時，饞得真是偷偷地咽唾沬。
長年的吃不飽，什麽臉麵不臉麵的也就顧不得了，隻要是能填飽肚子的東西，通通的往嘴裏塞。那時副食品公司的人會推著車子到家屬院裏賣醬油、醋什麽的，有時也會賣黃醬，不要糧票，剛巧讓我碰上了，趕緊賣了一大碗，又弄了些胡羅貝纓子剁碎了跟黃醬煮在一起，裝滿一罐頭瓶子，放在課桌裏。二中的課桌是帶蓋的，課間10 分鍾的時候，我把頭頂在課桌蓋子上，從兜裏掏出早就準備好的超短筷子，開始享受鹹死人不償命的綠色食品，不怨那黃醬不要糧票，原來是糧庫的土糧食做的，吃到嘴裏就是一股土腥氣，而且牙磣的要命，根本就合不上牙。
有個叫孟繁斌的同學外號叫“埃達”，是俄文“這是”的諧音。我真是服了他居然有老牛倒嚼的特異功能：即時不時地從胃裏冒出點東西來，然後細嚼一番，又咕咚一聲咽回去。因為那時不管是什麽東西，隻要能放到嘴裏俎嚼就是天大的幸福。直到有一天他吐在了教室裏，才明白那根本不是什麽特異功能，而是胃病。
六一年我和林川渝去昭君墳幫食堂拉草喂馬，路上居然發了個意外之財：揀到不知是誰掉在路邊兩隻帶毛的豬耳朵。我們倆一人一隻，拿到家裏把毛拔淨，切成細絲，加上一顆圓白菜燉了一鍋，一家四口美美的吃了一餐。這件事直到52年後的2013年，林川渝和我在呼和浩特的同學聚會上，談及此事，仍然是津津樂道的趣事。
六二年我在二中的食堂起夥，被分在10人一組，但都不是同班同學的組裏。為了能多喝上一口粥，我把田忌賽馬的運籌學用到了早飯上。滾燙的粥是裝在一隻洋鐵桶裏剛從食堂打回來，為了實現多喝一點粥的戰略目標，第一步是要搶先到先手，先往碗裏盛大半碗，第二步就是發揚一不怕燙，二不要麵子的真功夫，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喝下去，這裏還有個技術問題：要一邊轉動碗，一邊用筷子攪合，使粥能夠涼得快一些，等這碗喝完了，桶裏還會剩下少許，立馬再盛第二碗，這回就不著急了，慢慢地喝，好好地享受，同時盡量低頭不看隻喝了一碗，而沒喝上第二碗的仇恨目光。當然誰也不傻，為了杜絕這種不公平的事情再次發生，以後分飯時由值日生專門掌勺，使每人得到的都差不多，我這個運籌學的小伎倆也就無疾而終。可是我吃飯狼吞虎咽的毛病卻一輩子都改不了，我愛人總說我吃飯都沒個正型，吃那麽快幹啥，也沒人跟你搶，我說這都是黨教導的好結果，這叫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班裏有幾個同學來自郊區的農村，他們會從家裏帶幾個白白胖胖的土豆作為夜宵，來打發饑腸轆轆的晚上，那寶貴的珍饈可舍不得煮著吃，那樣的話就無法好好享受了，得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貼在宿舍的鐵爐子上，等這片烤熟了，用小刀把它戧下來，放在嘴裏慢慢地嚼，同時再把另一片貼上，一個土豆得吃半個小時，而燒烤土豆時發出令人陶醉的香味，則彌漫在整個寢室裏，把我這個沒有土豆的人饞得要死。
有個插班生叫範新晨的來自包頭，聽說是市委書記範毅的兒子。這位範爺可非等閑之輩，他沒有土豆可是有轍：裝病不上課，躺在床上不起來。等同學們都上課去了，他會把不屬於他的土豆毫不客氣地吃掉，等同學發現土豆少了，大聲喊叫有人偷了他的山藥蛋，膘肥體壯的新臣少爺臉不變色心不跳地說“我吃了”，來自農村的孩子大多膽小怕事，想打架也不是對手，隻好吃啞巴虧。
沒多久範少爺就再也不見了，聽說他父親把他弄回包頭去了。原因是他這個寶貝兒子到電影宮旁的百貨商店偷東西被人們發現，這個範兒到底是將門之後，非但不束手就擒，反而急中生智，迅速脫下兩隻翻毛皮鞋作武器，掄的風車兒一般，不讓想抓他的人靠近，可惜那皮鞋畢竟不是黑旋風李逵的兩把板斧，範爺終究還是沒能跑脫。我直到現在也想不通，一個堂堂市委書記的兒子，怎麽會走上這條不歸路。
還是在五中念初中的時候，我就跳過集體舞“采茶春歌”，到了二中後，時常有為了慶祝節日而舉辦的文藝表演會。我們班表演了“快樂的勒索”舞。說實在的，我對音樂和舞蹈都十分喜愛，可惜當年的舞伴當中，已有三人作古，他（她）們分別是劉澤民，李春梅和王淑華，每當想到與當年生龍活虎，如花似玉的舞伴們已然是陰陽永隔，除了感歎人生苦短之外，也隻好唏噓了。
居中的姑娘焦麗華是文藝班長，四位女生從左至右分別是李春梅，趙秀芬，王淑華和王利民，男的則是劉澤民，我，烏和生和樸鍾富。
就是因為喜歡唱歌，我在六三年的高考中還占了便宜，因為那年的高考作文題之一就是“唱國際歌時所想起的”，對此歌中的三段歌詞我記得滾瓜爛熟，不像我的入團介紹人秦瑞芳那樣，她把國際歌錯記成國歌了，用“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作為該文的開頭，下了考場之後，我們倆談到了作文，一聽到她這樣說，我的心不由得猛然一沉，我知道語文老師曾經再三地囑咐：作文最怕文不對題，也就是下筆千言，離題萬裏。題目對了，文章即使作得再爛，多少也能得點分，否則一分沒有，作文可是占40分呀。我不得不告訴她：“你的作文跑題了”，當時她的臉就白了，果不其然，她沒有考上大學。盡管我這輩子也沒能混入團內，但是至今我對她還是心存感激，她的好心我領了。
直到50年後，2013年見到了大學時的團支部書記趙鍾友，問他為甚麽我就是入不了團，他告訴我：“實話實說，就是因為你的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這跟我多年來所想的原因一樣。在那樣的大環境中，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居然也會被大學錄取，實在是祖上有德，生逢其時。比我低一屆的采運64級的學生當中，隻有一個是富農成份的，65級的則連一個也沒有。“不能為階級敵人培養接班人”的潛規則，盡管未曾公開過，卻已經在全國高等學校的招生中付諸施實。六零年後的三年調整時期，學校基本不強調出身，政治活動也不太多，即使有，無非也就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打倒蘇修及其一切反動派什麽的，所以高中時期，在知識方麵打了個好底子，這讓我終身受用。
我和王淑華有過一段朦朧的戀情，所謂朦朧，是因為我從未牽過她的手，甚至連一次電影也沒有一起看過，更甭提接吻和別的了。六三年那年我十九歲，記得有一次我和王淑華一起複習政治體題準備高考時，她忽然說起她來例假的事，那是她的初潮。她那吞吞吐吐的語言，羞紅的臉龐，不由得我不怦然心動。高中畢業後，她決定去白狼林場當工人，高三四班有不少同學到火車站為她送行，列車緩緩地移動了，大家揮手送別，她站在車廂門口，那雙含情脈脈的眼睛一直緊盯著我，好像在說：申哥,我先走一步,在白狼林場等你……
66年初她從白狼林場給我寄來一封信，那時我們依然以兄妹相稱。信中說要把我們的關係定下來，並說組織上要了解我的家庭成分和社會關係，因為白狼林場位處邊境地區,是反修前哨,對每一個人的家庭背景都要搞清楚，我以實相告，沒料到那竟然是我們之間的最後一封信。她那時正是入黨的培養對象，而當時則是文革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的時候，她是工人出身，很顯然要是跟我組成一個家庭的話，那她的前程也就完了，因此，我完全理解她的選擇。王淑華退休時已經是白狼林場的書記，她愛人是場長，由此看來也是一個蠻成功的人生結局，我由衷地祝願她在天國幸福。
內蒙古林學院於1958年在紮蘭屯建校，後來遷址到呼和浩特。63年我入學時，教學主樓尚未完工，腳手架杆把整個大樓都圍了起來，我們在一樓上課，樓上各種施工的噪音不絕於耳，坐在大教室後排的人想聽清老師講什麽都很難。不過我至今都在慶幸自己選對了理工科這個專業，特別是有些基礎課諸如機械原理、機械設計、機械製圖等，讓我受用終生。64年到農牧業機械廠實習，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機會操作車床，這車工的技術直到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仍然是我的飯碗。
又是可惜好景不長：64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使我們沒有辦法再集中精力於讀書。首先是動員報告，接著就是向黨交心，說是實行三不主義：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即不管有什麽錯誤思想，隻要主動交待了，肯定是既往不咎。實際上全是騙人的鬼話，對此我有切身體會，言而無信是那個時代當權者的一貫做法。從延安整風開始，到57年反右，到社教，到文革，不知有多少人輕信上當，從而墜入萬劫不複的深淵，甚至命喪黃泉。毫無疑問，社教時期每天下午的政治運動擠占了學習的時間，但更多的是給我造成了許多精神上的壓力，因為不管我是多麽虔誠地寫檢查，終究還是過不了關，也就是被“掛”了起來，正如詩人聶紺弩所說的：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以我當年才20歲，解放時才5歲的年輕人來說，怎麽會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和行為？無非是看我的社會關係操蛋，柿子專揀軟的捏而已。
物極必反是千古哲理。當年馬列主義教研室的張舉，劉洪安，張耀天，格日勒，王樹林，以及森工係的政治輔導員焦興亞，林學係的政治輔導員劉國相，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嚐到了被整的滋味，甚至是皮肉之苦，原因就在於他們過去的職業就是專門整學生，一旦有機會，被整的人自然而然的就要“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治其人之身”了。88年林學院三十年校慶，焦興亞拉著我的手說：“趙哲申對不起，文革的時候我整過你，我向你賠禮道歉”，當時使我深受感動。2015年同學會重回林學院，焦興亞又一次公開向我賠禮道歉，感動之餘，我以魯迅的詩“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致謝。聽王樹林老師說，這是焦老師的傳統節目：凡是有畢業班的聚會，他一定會向他在文革時整過的同學道歉，曆經將近三十年而不輟。其實焦老師的“幡然悔悟，棄舊圖新”早已贏得同學們的尊敬，每年到各地接收新生，他都會給報考林學院學生的家長們打招呼：隻要上了分數線，他一定會幫忙。李榮章的兒子就是在焦老師的關照下，從林學院畢業後分回了赤峰。
謝天謝地，自打毛主席他老人家駕崩之後，特別是自胡耀邦執政以來，中國的老百姓才開始享有免除恐懼的自由，那些專門以整人為生的人，高層的如中宣部長周揚，低層的如森工係的焦興亞，都對過去整人的作為慚愧，焦老師後來作到治沙係的係主任，一反過去整人的做法，有不少人去找他幫忙，他都盡力而為。自相殘殺是我們中華民族曆史悠久的劣根性之一，而毛澤東則把這個窩裏鬥的傳統又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到了我今天這個年紀，我堅定不移地相信：對中國的老百姓來說，來自境外最惡毒，最頑固的反動勢力就是馬列主義。盡管它曾經作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這個鬼主意（義）給中國帶來過無窮的禍害，這就是為什麽多年之後，我已身為人父，告訴我在讀初中和高中的孩子們：“政治課可以不及格”的原因。
64年的社教，最終以揪出鄭思明反革命小集團收場。鄭是采運62-2班的，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軍官，49年在綏遠跟隨傅作義的部下董其武歸順了共產黨。傅作義的弟弟傅作恭，畢業於金陵大學農林係，是甘肅省農林廳的工程師，57年被打成右派，成了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的犯人，後來活活地餓死在那裏。傅作義雖然得了個水利部長的職位，可他連自己的親弟弟都保不了，更遑論保護他的舊部了。
下麵這張照片是在杭後旗陝壩中學拍的，時為2013年10月。
古銅色的雕像乃傅作義將軍。 他在綏遠（今內蒙）創建了兩所奮鬥中學，一所在歸綏（今呼和浩特），是我的母校；另一所在杭錦後旗陝壩， 是劉子才，趙鍾友，徐風仙，李福慶的母校。
鄭思明之所以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的首犯，主要是因為口無遮攔所致。一個國民黨軍官的後代，本來應該夾起尾巴做人才是，可他這個人太老實,太輕信了，說了一些對社會主義不理解的話，本以為交待了就沒事了，誰知上了一個大當。隨之而來的殘酷鬥爭自然而然地跟他的反動軍官父親掛上了鉤，因為老子反動，兒子則必然是渾蛋無疑，與他的父親是不是起義人員連半毛錢的關係都沒有。那時血統論是致被批判者於死地的殺手鐧，也是被大多數人所頂禮膜拜的革命理論。
禍從口出的結果居然也落到了張維善的的頭上，就有點令人匪夷所思了，張是林業63級的，與我同屆。他之所以也成了該集團的要員，就完全是因為他太狂妄了，仗著老爸是內蒙軍區的官兒，口出狂言，目空一切，特別是說出了有關軍隊內部的一些小道消息，犯了大忌，結果吃了大虧。要說僅僅是因為言論反動，畢竟屬於思想認識的範疇，還不至於進監獄，頂多也就是勞動改造而已。鄭思明之所進了監獄，就是因為在批判他的過程中，有人居然揭發他曾經拿槍指向了牆上的毛主席像，這還得了！那時毛主席的威望如日中天，誰敢對他老人家有半點兒不敬，十有八九這小命就保不住了。
直到三年後的1967年，公安部門也分成了兩派，其中呼三司觀點的人到林學院來，談及鄭思明的事。說根據他們目前掌握的證據，鄭尚不構成判刑的資格，可監獄是有錯抓沒錯放的衙門，他們就想讓林學院派人到公安廳去接手這個案子，我毛遂自薦。
鄭思明關在公安廳四處的看守所內，聽管理人員說，鄭曾經有過越獄逃跑的行為，沒跑成，所以給他戴上了腳鐐子。他憑著年輕人血氣方剛的勇敢和滿腔的悲憤，硬是戴著腳鐐在牢房內走“8”字，堅持數年而從不間斷。管理人員在提審鄭思明時，讓我也坐在審訊者旁邊的椅子上，以現在的眼光看來，當時的做法真是不規範，因為我還沒聽說過讓無關人員參與提審犯人的先例，大概隻有在文革時期才會發生這種不可思議的事。看到鄭思明那蒼白的麵孔，瘦弱的身軀，我的心裏充滿著憐憫與同情。我告訴他我是內林紅旗派來重新審查他的案子的，讓他耐心等待，不要再做出任何意外的事情來。從他臉上毫無變化的表情看來，好像我說的事跟他沒有關係似的，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他的神經在受到極大的刺激之後，已經有別於常人的思維了。
過了幾天，鄭思明同班的女同學孫怡也來了，我們仔細地查看了鄭的全部案卷，其中最關鍵的疑點就是拿槍瞄主席像這一條，其他都是上綱上線的罪名羅織。記得我對孫怡說過：咱們要抓主要矛盾，隻要能把這個問題搞清，其他的也就迎刃而解了，於是我們決定召集有關人員開個會，並邀請公安四處的人參加。揭發鄭拿槍瞄主席像的李海林複述了他當時看到的場景：那是在排練抗美援越活報劇的時候，鄭思明拿著木製的道具槍，往教室前方的牆上比劃，並非材料所揭發的那樣直接瞄準主席像。當時公安廳四處的人對這一點詢問的非常仔細，最後認定揭發者本人李海林不能確定：鄭思明是有意識的拿槍朝主席像瞄準；他隻不過是往教室前方掛主席像的方向擺弄道具槍而已。
鄭思明從監獄出來了，他說想見見齊振榮，問他幾個問題。齊是當年的黨委辦公室主任，鄭思明反革命集團的案子是他一手操辦的。我當時還真擔心鄭思明會做出什麽暴力行為來，因為我看到他用拳頭攥緊一枝圓珠筆，兩眼死死的盯著齊振榮，齊的表情也很緊張。所以我故意坐在他和齊振榮之間。還好，什麽事也沒發生，鄭所提的問題也不著邊際，這使我進一步認識到鄭的思維已經不正常。齊振榮走後，喬風蘭來了，她和鄭思明原是同班同學，據說他們原來是很要好的朋友。在批判鄭的大會上，喬有過發言。我看出喬風蘭有意恢複與鄭思明的關係，但鄭的表情始終冷淡。聽孫怡說，畢業分配後，她曾經專門去看望過鄭思明，但是他已經失去了像正常人一樣的工作能力。又一個年輕人的一生，就這樣毀於偉大的毛澤東時代。
在階級鬥爭甚囂塵上的年代，特別時興讓受批判者的親人或好友去揭發批判，親情在統治者的眼裏，連狗屁都不如。比如反右鬥爭時，章羅聯盟的羅隆基，就遭到了他女朋友浦熙修的揭發批判，仿佛隻有在大義滅親之後，才能表現出站穩立場，劃清界限。但不幸的是，揭發大右派的人，自己也逃脫不了成為右派的悲慘命運，毛主席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該受到批判”一文中，曾經嘲笑過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在數不清的“大義滅親”血淋淋的故事裏，最典型的莫過於號稱“賣母求榮”的張紅兵，當年17歲的他，與父親一起向軍宣隊揭發母親方忠謀，說她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就因為母親在家裏說毛批判劉少奇和彭德懷是錯誤的。結果方忠謀被槍斃於安徽桐城固鎮縣，時間是1970年4月11日。
通過共同努力為鄭思明案子平反這件事，我對孫怡有非常好的印象，她不僅模樣端莊秀麗，字寫得也漂亮，而且非常富有正義感，我常常幻想著何時才能抱得美人歸。有一天晚飯後，她忽然約我談話，我不由得心跳加速，以為會有幸福從天而降，誰知她告訴我的是：她已經和王恩桓交了朋友，我隻好激流勇退。
66年年的早春，我們去帶嶺實習，那時小興安嶺還是冰天雪地，所以後來一唱起樣板戲“朔風吹，林濤吼，峽穀震蕩；望飛雪，漫天舞，巍巍叢山披銀裝”來，就想起了帶嶺。通過實習使我初步了解了木材從采伐到儲木場的生產流程，令人難忘的是臨別帶嶺時，我們班和63-1 班共同給林場職工舉辦的文娛晚會，我們班八男四女演出了“遊擊隊舞”，白月珍，劉子才他們幾個人在幕後引亢高歌“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舞蹈的結束是以一群遊擊隊員的塑像為造型，在一束紅光的照耀下，遊擊隊長（由我扮演）高舉駁殼槍，其他有跪姿射擊的，有臥倒拋手榴彈的，一個女遊擊隊員（喬風蘭扮演）站在賀寶珠和張鐵寶的大腿上，手臂英姿颯爽地揮向前方。暴風雨般的掌聲和“再來一個”的叫好聲經久不息。 五一勞動節，我們采運63-2班的學生從帶嶺實習歸來，路過北京，在天門廣場合影留念。
回到呼和浩特沒多久，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就升級了，《五.一六》通知一下達，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於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開。萬萬沒有料到，我家祖孫三代四口人全都在66至76年的文革10年中死於非命，我自己也親口嚐到了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滋味，正如毛主席在《實踐論》中說過的那樣：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親口去嚐一嚐。我們全家人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詳見“痛說反革命家史”一文，在此不贅述。
有人這樣評價文革，當然是見仁見智：文革，不僅是一場政治革命，也是一場文化革命，革了文化的命，把中國幾千年來的優秀文化傳統統統革了命，對靈魂和天理也是一場“革命”，真善美顛覆，道德沉淪，良知泯滅。惻隱之心、醜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被鄙視，被唾棄，不知恥、不知愧、不知恩的人大行其道。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全麵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紅旗下，冠冕堂皇地進行著。
但是67年卻是相對平靜的一年，那一年實興全國步行大串聯，有好長一段時間校園裏幾乎空無一人,班裏雖然也分成兩派，但沒有到勢同水火的地步，林學院內從未發生過大型武鬥，我們采運63-2班仍然都在內林紅旗八連的名義下，坐在一個教室裏學習中央文件，除了有幾個人不參加之外。由於知道“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所以對自己的前途也不再擔心，加上父親也在他的工作單位平了反，所以那時唱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革命歌曲來，是發自內心的，由衷的。我對毛主席由崇拜到唾棄，有個過程。
那時號召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所以我和段光偉，張傑到了呼市鐵路局車輛檢修段去串連，那兒的造反派組織叫“火車頭”。一整個夏天，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車間擺弄車床，因為那個車工是個造反派的小頭頭，經常在上班的時候照個麵，然後就不見了，正好給了我單獨操作車床的機會，我喜歡車零件，它給我一種成就感。記得有一次我和李映鬥到朱必文老師那兒聊天，當我問道朱老師的愛人是做什麽工作時，朱回答說她是個車工。我脫口而出：“我喜歡車工”，李映鬥還笑我。
在“火車頭”串連期間，我與一位內蒙師範學校的女生相識，並有過一段戀情，到畢業分配時我們在感情上已是難舍難分。可是由於我的父親又被打成反革命並進了“群專”，在她父母親的極力反對下，她提出與我分手，我除了麵對現實外，沒有別的選擇。67年底“群眾專政總指揮部’在呼市成立，那時抓捕一個人是不需要任何手續的，進“群專”比進餐館還容易，而且一旦進去了就與家人永無再見的機會，我父親就是68年1月被群專的。
我們采運63-2班的同學都有情有義，男的忠厚，女的賢淑。在我父親被群專之後，班裏沒有任何一位同學對我另眼相看，就好像什麽事情都沒發生一樣。不像 1班那樣，造反派不但行凶打人，而且仗著自己有權，不給對立派的頭頭畢業分配。我能有緣份與這些賢達之士為伍，實在是三生有幸。文革時兩派嚴重對立，在刺刀見紅拚死博殺的事件於全國屢見不鮮的大環境下，我們采運63-2班的兩派竟然可以相安無事，身為八連連長的張傑，對此功不可沒，有左麵這張照片為證。這也就是為什麽畢業50 多年之後，我們還是樂意年年相聚的由來。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我是內林紅旗外圍組織的成員，因為家庭成分高，無資格加入紅衛兵。可是我對紅旗的成員，特別是65級的那些打人的暴力行為，從一開始就極力反對，我可以問心無愧的說，我是要文鬥，不要武鬥的身體力行者。有一件事我覺得紅旗做的也忒缺德：周美琳未婚先孕，已經快要臨盆了，想要把孩子生在結婚之後，這本來是人之常情。可是內林紅旗的頭頭就是不給開介紹信，所以也就無法領到結婚證。按說包生格和周美琳也都是內林紅旗的老成員了，不知為什麽該組織要這樣對待自己人，大概是對不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三條：“不許調戲婦女們”的一種懲罰吧。其實帶頭破壞這一條的領軍人物，莫過於毛澤東他老人家自己。也難怪，農民起義的領袖們個個都有這口癮：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後宮粉黛三千不止，卻偏要他的子弟兵們男女分營，即使是夫妻，亦無例外，違令者斬。
本來我們都是六七屆的學生，可是文革期間全國沒有一個大學生在那一年畢業，全都留校鬧革命了。不過也好，67年末到68年初，上邊又號召“複課鬧革命”，在這期間，我們補上了專業課諸如牽引機械，內燃機原理，這門課對我的一生都有重大影響，還有林區道路設計等，所以我在林學院整整呆了五年。
采運63-2班最精彩感人的一幕，莫過於在畢業分配時的謙讓精神。分配名額下達後，誰要去那個盟，誰要去軍墾，都是自願報名，竟然沒有臉紅脖子粗的爭執；有三對準新娘、準新郎豪無疑問地都分配在一起。當剩下一個“農民”的名額時，趙本仁自報奮勇了，其實他也沒去種地，他成了一名農場的汽車司機，69年我回呼市探親時，還幫他修過解放車。李榮章，李誌端，王傑和我去了昭烏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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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摘第一五九七期(cm1121b)
【華夏文摘】內蒙老趙：路越嶇崎越坦平（四、成年）
成年篇 （1968-1979）
王傑，李誌端和我被指定到克什克騰旗報到，旗畢業生分配辦公室的揚俊嶺告訴我們：旗革委會已經決定，所有分到克旗的大中專畢業生一律到基層勞動鍛煉。學林的有兩個林場可供選擇，一個是大局子林場，另一個是樺木構林場。還是在赤峰的時候，我就聽說克旗林業局有個汽車檢修廠，廠子雖然不大，可是窗戶眼裏吹喇叭——名（鳴）聲在外，不少赤峰市的汽車都開到那兒去大修，所以我和王傑鐵了心要去那裏，而且親自到廠子裏去看過。我們找到揚俊嶺說明來意，他起初不同意，並拿革委會的決定壓我們：他無權私自改變旗領導的決定，並說你們學林的就應該去林場。我一聽這裏有機可乘，就說我們是林學院的畢業生不假，可我們是學理工的，采伐運輸是我們的專業，汽車是木材運輸的主要工具，我們在大學裏就學過汽車發動機這門課，所以去汽車檢修廠正是專業對口，如果我們要是林學係的畢業生，想不讓我們去大局子我們還不願意呢，楊俊嶺被我們說服了。我和王傑從檢修廠借了輛手推車，把行李從招待所推到廠裏報了到。李誌端去了寧城縣老家的農機修造廠，李榮章留在昭盟汽車運輸公司。
克旗政府所在地經棚鎮是個山高皇帝遠的地方，當然現在高速公路早已通車，有三，四個小時開車就能到赤峰，可是68年我們從赤峰出發坐長途汽車要走兩天才能到，頭一天要住宿林西縣，第二天翻越大壩梁，出熱水鎮，過紅光公社才能到達經棚。聽旗林業局李德宣的兒子小剛子說，他趕過趟子，即徒步把羊群從克旗趕到赤峰市肉聯廠，途中要走40 天，那時一隻羊才8塊錢，可是一張羊皮也賣8塊，所以落個嘴巴子抹石灰——白吃。
從68年秋天開始，全內蒙都在抓“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克旗雖然與錫林郭勒盟搭邊，地形卻是山區占了絕大部分麵積，隻有三個公社因地勢較平坦屬於牧區。我所在的經棚鎮絕大多數居民都是漢族，所以基本上沒有內人黨可抓，於是隻好大抓國民黨。那時全國都得學習河南省靈寶縣革委會的經驗，叫一竿子插到底，即取消全部二級單位，諸如什麽畜牧局、農業局、教育局等統統都沒有了，克旗林業局當然也不例外，隻剩了一個會計和賈春祥留守，其餘的人都下放了。有個叫孫承才的下放到大局子林場，在全林業係統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因為他在那兒挖出了隱藏多年的幾十個國民黨員，其中就有一個人名叫胡景祥的，是我的大師兄。我進廠時小胡已經跟修汽車發動機的老師傅關廷貴學了三年徒，他原先在大局子林場，是給伐倒木打枝的工人。68 年那年他24歲，我給他算了算，他 5 歲就加入了國民黨，現在看來這事十分荒唐可笑，可那時人們都深信不疑。
檢修廠的業務負責人胡尚信，說一口字正腔圓的京片子，因為他老家就是北京的。他解放前在國民黨軍隊裏當過兵，是老運動員，哪次運動來了也跑不了他，這回當然更不例外。大概為了羞辱這群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同時顯示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嚴也未可知，反正這幫階級敵人的後背上都繃著塊一尺見方的白布，胡尚信的那塊布上寫著“國民黨副官”，還真讓人猜不透他究竟是師級的還是團級的，其實他連個排級都夠不上，是個中士，副班級；胡景祥的那塊上寫著“國民黨員”，還有從樹和也是國民黨員，他跟小胡年齡相仿，同樣來自大局子，當時的大局子林場號稱國民黨的黑窩子。
胡景祥老家是林西縣的，記得小時候看小人書，林西縣還出過一個當代花木蘭式的女英雄郭俊卿，她女扮男裝參了軍，還立了功，那是解放戰爭時期，林西和克旗都是老解放區，解放軍在當地擴兵很厲害，見年輕人就抓，這是鐵匠師傅趙發親口給我講的故事，他老家是青山公社的，離經棚40裏地。小胡早年喪母，與他瘸腿的父親相依為命，別看他老爸腿不好使，可是個有手藝的修鞋匠。小胡曾對我說過他隻所以去了大局子，是因為幾年前克旗林場招工，他鐵了心要去林場當工人，可他老父親死活不讓他走，說：“你走了我咋辦？我連水也吃不上呀，你真要走，我就去死！再說你現在連氈疙瘩上底子的活也會做了，你在咱林西呆著還能把你餓死咋的？”氈疙瘩上底是修鞋手藝中最難的活，而且氈疙瘩要想穿得時間長，就非得縫上一塊皮底子不可，因為它是羊毛趕成的，不耐磨。小胡最終還是去了大局子，幾天後有人稍來口信：你老爹上吊死了！他回林西把老人發送了之後，又回到林場。幾年後場領導看他幹活肯下力氣，又老實巴交，就把他推薦到汽車檢修廠，那時廠子剛剛成立，在係統內招徒工。胡景祥這人確實厚道，甚至一根筋到了憨的程度，不怨人們都說他是氣死爹的手。
有一天胡景祥問我：“小趙，你說這引擎拆開了就是一堆鐵，把它們攛在一起，為啥就能轉起來呢？”這問題真是令我感歎不已，都三年了，連發動機的原理都沒搞明白，這徒是咋學的呀。於是我就開始給他詳細講解四衝程發動機的活塞，活塞環，曲軸，連杆，汽門，凸輪軸等元件的功能，還特別強調了點火正時的重要性：若是凸輪軸與曲軸上的一對齒輪不對號入座，你說啥也著不了車。我看他依然是似懂非懂的樣子，就問他：“關師傅沒給你講過嗎？”他搖了搖頭，歎了口氣說：“唉，攤上個保守的師傅，有啥法子呢。”
自打小胡被打成國民黨之後就不讓他修車了，每天在廠子裏幹些零活，諸如篩煤麵子什麽的，再就是檢查交待，這樣就使我有機會單獨跟關師傅一起幹活了。關師傅是解放前在北京他叔叔開的修車行裏學徒，他幹修車這行已經有二十多年了，經驗豐富，活兒幹得漂亮。汽車司機們都樂意讓他來修車，因為經他手修的發動機從來沒有返過工，而且正常運轉的時間也長。可他就有一樣：不愛說話。但是你要仔細觀察他修車的全過程，他也絕不會把你支開。這一下我明白了：小胡之所以三年都沒有掌握獨立操作的技能，就在於它的文化水平太低了，他連小學都沒畢業就當了掌鞋匠，對於汽車這樣的複雜機械，他的接受能力確實有限。我跟關師傅學修車的體會告訴我：他一點兒也不保守，隻是教徒弟的方法讓不入門的人難以學到真本事；但是對於在理論上已完全明白發動機原理的我來說，所缺少的正是實際操作經驗，而關師傅恰恰能夠把修車的各個細節和經驗，明白無誤地展示在我的眼前。才一年的工夫，我就能單獨修車了，這讓關師傅“保守”的傳言不攻自破。我想這大概也是後來為什麽在我挨整最困難的時候，關師傅能夠仗義執言的原因。回想起文革曾給我造成了那麽多的精神折磨，唯獨能跟關師傅學徒這個造化，是值得我終生慶幸的事。
林業局有個叫大陳的汽車司機在車入廠要大修的時候，放出話來： 我的車就得讓小趙給我修，他就是把甩子（活塞）給裝到缸體外邊，我也沒埋怨。那時廠子裏修引擎的有兩個組，一個是以關師傅為首的，他過年回老家了，還沒回來；另一個是以苗清雨為首的，以修柴油機為主。其實大陳說這話的目的，就是信不過苗清雨的修車技術。沒想到這句話就把苗得罪了，他不能把大陳怎麽樣，就拿我來開刀出氣，同時瞄著胡尚信，可謂一箭雙雕， 因為胡到底把大陳的車給我修了。在後來開我的批判會的時候，苗清雨陰陽怪氣的說：把甩子裝到缸體外邊也沒埋怨，這是啥意思啊，這不是階級鬥爭是啥？言外之意，這發動機就該讓貧下中農來修，讓反革命的兒子修了就是反革命奪權。我無語，那話又不是出自我的口，跟我又有什麽關係？可是不行，苗那一方人多勢眾，非得讓我承認這沒須有的罪名。
就在我接受批判的時候，關師傅探親回來了，他雖然沒有在會上公開為我辯護，可是他在底下到處跟人說：大陳知道我很快就要回來了，他讓小趙給他修車，無非就是想先占個窩。大陳也在廠子裏散布同樣的話，這件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通過這件事我深深體會到：隻要你有技術，走到哪兒都會受到人們的尊重，另外更重要的就是：隻有你平時就尊重別人，在你遇到困難時，別人才會伸出援手。關師傅是我唯一見到在文革期間無論什麽場合從來都沒發過一次言的人，他有句名言：我一個臭臨時工，說話還不頂放個屁呢，我有啥可說的！那時候經常晚飯後學中央文件，然後是討論發言，當會議冷場的時候，主持人就會說，咱也別涼水沏茶–生泡，豆幹飯–生燜了，咱從我這兒開始發言，輪著往下來，都發過言了，咱就散會，明天還要上班呢。可就是這樣，當輪到關師傅那兒時，他也是沒事兒似的愣著，就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誰拿他也沒辦法，他是中農成份。
當關師傅學徒的時候，在中國跑的車隻有美國造，諸如福特（Ford），雪弗蘭（Cheverolet）和通用（General Motor）。他嘴裏常說的很多汽車零件諸如引擎（Enjing），恰節（Charger，發電機調節器），瓦洛（Valve，汽門）等都是英語的音譯。他管遊標卡尺叫千分尺，來美國後我才明白這遊標卡尺上最小的單位“1”，正是一英寸的千分之一；還知道了為什麽解放車活塞直徑的尺寸是101.6毫米，因為這正好是4英寸的緣故。當年蘇聯從福特汽車廠買走了一條棄之不用的生產線，造出了吉爾-150型汽車，再後來蘇聯又幫助我們在長春建成了第一汽車製造廠，才有了“國產的”解放牌，而解放牌用的正是吉爾-150的全套圖紙和技術，而這活塞的尺寸卻始終沒變，還是4 英寸。小日本偷了美國人用流水線來生產汽車的革命性技術，當今日產汽車在全世界的銷量已經超過了他們曾經偷師過的美國，可中國呢？直到今天還是批量生產不出自己的汽車來，真是令人汗顏。
這話一說到汽車就沒完，現在接茬說我這位大師兄的事兒。隨著深挖內人黨的陰風越刮越緊，國民黨和走資派們的日子也就越來越不好過了，他們都被集中到一起睡大炕，晚上要接受批鬥寫檢查材料，不許回家，吃飯由家裏人送來，挖肅小組的人天天就是琢磨著怎麽整人，讓他們交待子虛烏有的事。胡景祥白天在廠子裏幹活，晚上要交待國民黨給他布置過什麽活動，以及還發展過誰。可憐我這位師兄壓根兒就不知道自己怎麽會成為國民黨員的，連誰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也說不出來，自然就被說成是頑抗到底，不老實交待，緊接著就給他上了刑罰：先是低頭彎腰雙手向後高舉，做噴氣式，同時逼他緊靠燒得通紅的大爐子，不大一會兒從他頭上流下來的汗水就把磚地濕了一片，胡師兄上來了強脾氣，問他啥都回答不知道，那寧死不屈的勁頭與渣滓洞裏的許雲峰還真有一比。這一下可把挖肅小組的人惹惱了，於是用汽車門上的膠皮壓條朝他兩側的軟肋稍子猛抽不止。
克旗這地方乃是老解放區，土改時就有給階級敵人上刑罰的優良傳統。林業局郭文峰的地主老丈人就是土改時被捆在馬背後活活拖死的，郭的媳婦挖肅時隻好以裝瘋賣傻來躲避災禍；汽車司機薩斯愣的老婆是地主成分，憶苦思甜時又說過錯話：最苦的時候莫過於60年吃不飽的年頭。聽說老婆要挨鬥，薩師傅在月黑人靜的時候把家搬到了牧區，他把家安到了一個地廣人稀的地方，批鬥會在那兒開不起來。
受了刑的胡師兄，再也不堪受此欺淩，趁著天色未明，逃出了囚禁他的地方，但很快被人發現，他在前麵跑，眼看後麵的追兵越來越近，他一縱身就跳了井。好在他命不該絕，被人們七手八腳地撈了上來。胡景祥平反後，呼市工業學校畢業的龐慶東還拿他跳井這件事取笑他：“小胡，聽說你跳井的時候是坐著小筐下去的，是真的嗎？”胡師兄看了看他，一言不發，冷笑一聲走開了，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一幕。
為了能讓老鷹抓到獵物，獵人會用“熬鷹”的辦法：即長時間的逗弄它，不讓它閉眼睡覺，從而使老鷹的性格變得凶殘無比，見到野物就抓。“熬鷹”這一招在挖肅的時候就用到了林業局頭號走資派陳局長的身上，挖肅小組的人分成三班倒，連續一個星期不讓老人睡覺。最後老局長躺在炕上張大了嘴直倒氣，鼻涕眼淚一起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的小女兒撲到他的腿上哭喊著叫“爸爸，爸爸，”他的老伴從背後把他扶起來，用手在他的前胸從上往下捋，希望能讓老頭子喘氣能容易一點兒，她邊流眼淚邊叫著：“老陳，老陳……”這是我親眼見的又一幕。
到69年的夏季，挖內人黨的運動終於煙消雲散了。就象內蒙林學院運動初期挨整的學生，後來成了造反派，反過手來再整當初整過他們的人一樣，克旗林業局也上演了同樣的一幕又一幕：剛烈的胡師兄，在開平反會的時候突然間掄起板凳就往趙發的頭上砸去，若不是及時被人攔住，說不定就要出人命，因為用膠條抽他的那個人就是趙發。被孫承才打成國民黨的劉占春剛好跟他住鄰居，孫承才仗著自己是貧農出身，沒有向老劉道歉過，終於有一天，老劉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跟孫承才動了手。因為老劉心裏明白：孫承才在林業係統已經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由於兩個當家的扭打到了一起，老婆孩子們也都跟著一起上，老娘們兒互扯頭發，孩子們在地上滾成了一堆，鄰居們費了好大勁才把他們兩家分開，但雙方仍然是罵聲不絕於耳。老劉十七歲的女兒指著孫承才的鼻子痛罵“孫承才我操你八輩祖宗，你老姑奶奶我跟你沒完！”孫假裝沒聽見，一邊擦著流血的鼻子，一邊指著老劉威脅道：“劉占春你等著，你這是階級報複，你有曆史問題！”老劉穿著戴樑背心，一根樑扯斷了，他用一隻手往上拉住那根斷了的樑子，一手指著孫承才：“我有問題我早向組織交待了，沒象你這個雜碎孫子似的幹了那麽多缺德事，你誣賴你這個爹，你他娘的不得好死！”這是我親眼見到的另一幕。我想若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在現場，一定會受感動：“多麽好的人民啊，我不是早就說過：中國有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檢修廠的會計張彥明有一天對我說：“小趙，我給你介紹個對象吧，這個人是小學老師，要說長相嘛，咱們這嘎噠（東北話：地方）還找不出那樣的人來。”我還以為她有落雁沉魚之貌呢，見麵一看也就是一般人。不過後來細想，張會計也沒說錯，人跟人本來就不一樣嘛。
她姓王，見麵的第一句話就問：“你啥成份？”我說我沒定過成份，可我爸的成份是官僚資本家兼地主。她沒聽懂，又說：“啥？你再說一遍。”後來我才得知，她家庭出身富農，想找個家庭成份好的，將來有了後代，不至於在社會上抬不起頭來。可是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實在太差了。後來又聽李德宣兒子小三子說：他的同學巴圖住校，偶然地看到了王老師的名字也在學校的集體戶口上，她已經29歲了。這跟她說的年齡有不小的差距，後來就以沒有共同語言為由，跟她吹了。
小三子後來成了一名貨車司機，這可能跟他少年時期就對汽車著迷有關。文革時期在人們心目中最好的職業就是成為一個汽車司機。有句流傳很廣的話就是：汽車軲轆那麽一轉，給個縣長都不換。確實如此，因為一旦成了司機，首先行動上就有了自由，早出晚歸聽其所便，避免了早晨天天讀，晚上天天開會學習的緊箍咒，那時可是沒有一個人敢不參加政治學習的。其次出車有補助，在工人平均工資34塊5毛的基礎上至少能翻一番。還有就是幹點兒私活也方便，有時領導或他們的親戚為了坐個便宜車，或是捎點兒緊俏商品，也有不少有求於他們的地方。有個笑話司機們都聽說過：有人要給一個大姑娘介紹對象，姑娘問：他是幹啥的呀，回答：是個縣長。她把頭一搖回答：那俺可不幹，前兩天有人給俺提的親是個開汽車的，俺都沒答應呢。不過那時的縣長們事實上確實也都很清廉。
就象許多年輕人都喜歡開車一樣，我也不例外，隻要有機會，那怕是在廠子院裏，也要開車轉上一圈，特別是剛入廠要大修的車，司機把鑰匙一交就回家了，於是機會就來了。69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對王傑說：王安國的車今天剛入廠，我有鑰匙，想不想去趟紅光公社？王傑說：好哇，走！同寢室北京林學院的張鳳林和來玩的小三子也要跟著去，水房正好有一鍋熱水，本是準備第二天早上給職工洗臉用的，我們給車加上熱水，神不知鬼不覺地出了廠門，直往北麵開去，盡管天上飄著雪花，管它呢，機會難得，一路上我們三個人輪著開，算是都過了把開車的癮。這時雪越下越大，小三子一門兒央及（請求）：“給我開一會兒，給我開一會兒。”雖然他還是個才是十幾歲的孩子，我們也不好冷落了他，再說也快到經棚了，離廠大概不到三裏地。我們讓小三子坐在了司機的位置上，誰知還不到5分鍾，他就闖了大禍，王傑打那以後一輩子都不再摸方向盤。
駕駛室內坐著四個人，而且都穿著皮襖，小三子想打方向盤都費勁，再加上風擋玻璃上都掛了霜根本就看不清路麵，而且雪下得越來越大，就在拐彎的時候，隻聽得“嘎嘣”一聲巨響，車再也開不動了。我們趕緊跳下車來，趴到地下一看，完了，車的右前輪掉進了排水溝裏，卡住了。而當時車所處的位置就在旗革委會的大門口，如果不想辦法在天亮之前把車開回去，那麻煩可就大了：林業汽車檢修廠的大學生們偷著把待修的車開出廠外，而且掉到溝裏出不來的醜聞，立馬就得傳遍全旗，別忘了那時的知識分子可全都是臭老九哇！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我馬上意識到：這車一時半會兒是動不了了，先得把水給放了，否則時間一長，缸體內的水上凍後就會把鐵鑄的缸體漲裂，因為那時還沒聽說過防凍液。所以冬天一來，司機們最不可忘記的就是停車放水，甚至在首都北京的公交車總站，你也會看到“停車放水”的大字霓虹燈在閃爍。緊接著就是想辦法把車輪墊高：用千斤頂把車的前橫梁支起來，然後用木板墊在車輪底下。出事的地方離廠子還有不到二裏地，這麽遠的距離，要是用人去肩扛木板來，太費勁了。我馬上又想到廠裏還有一台待修的美式吉普車，為啥不用它來拉木板呢，於是趕緊跑回廠內，給吉普車加上水，到車間裝上地溝板子開回現場。誰知禍不單行，就這在緊關夾要的時候，液壓千斤頂卻不好用了：不管你怎麽使勁壓，它就是不能把車頂起來。我琢磨大概是因為天氣冷的緣故，液壓油凝固了，怎麽辦？我馬上又想到那一鍋熱水。開著吉普車，拉上千斤頂，風鳳火火地趕回廠子，把它放到大鍋裏泡上大約10分鍾，然後用皮襖包上，再返回出事地點，還真靈，千斤頂終於把車支起來了！我們趁著車輪逐漸抬起的時候，把木板墊下去。可是因為溝太深，墊一次尚不夠高，車輪的大半還是在溝裏麵，因為千斤頂的行程有限。我們隻有把千斤頂按下去，準備重新再往高頂，誰知道那該死的千斤頂又不工作了，都是因為天氣太冷，也就是5分鍾的功夫，液壓油又凍硬了。沒辦法，我隻好再把它拉回廠子，放到大水鍋裏泡上一會兒，回到現場接著往上頂。就這樣往返了4、5趟，眼看著車輪終於從溝裏升起來，跟地麵一平，可以開了。
但是我當時心裏確實沒把握，因為我們開車的技術都是二把刀，如果車輪再次掉回溝裏，那麽無論如何天亮之前車是開不回廠子了。為了萬無一失起見，隻好硬著頭皮去求胡尚信。我開著吉普車到了胡的家，那時天還沒亮，我站在窗戶底下喊：胡師傅，我們把王安國的車開到溝裏去了，請你幫忙把它給開出來。胡一聽說車在雪地裏窩了一宿，馬上就問我：車放水了嗎？我說放了，又問我這吉普車停好多日子了，開之前加水了嗎？我說加了，他這才放了心。因為他當時還是汽車修理部的主管，對進廠待修的車都要負責任。
在車發動之前胡對我說，離廠子這麽近，不用加水了。到底是老師傅，有經驗，要不然冰天雪地的，叫我上哪兒去找熱水去？車終於在天微明時回到廠裏，折騰了一宿，踏著地上的碎瓊亂玉，忽然有兩句詩湧上心頭：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麟殘甲滿天飛。豪情滿懷談不上，但是遇到緊急情況能想辦法對付，力求結局圓滿，則是我畢生的信念。不過話說回來，偷著開車並闖了禍，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沒啥值得吹噓的，咱不能拿著不是當理說，我要是皇上，一定會下罪己詔：天下無罪，罪在朕躬。
偷著開車這事並沒有完。終於有一天劉成閣書記說：這件事損害了廠子的聲譽，而且更為嚴重的後果是吉普車的缸體凍裂漏水了！我一聽腦袋“嗡”的一聲大了起來，因為我知道那車是旗公安局的，而我父親當時還被群眾專政著，說我是有意識的向無產階級專政報複是順理成章的事。我當時就懵了，心想我放了水了呀，怎麽回事呢？就在這關鍵時刻，胡尚信的一句話把我救出了火坑。他說：“吉普車的缸體原來就漏水，這是司機劉子厚親口對我說的，不信可以去調查。”劉成閣一聽這話，立馬就閉了氣，說：散會！
我當時大大的鬆了一口氣，可同時也看到苗清雨衝我冷笑。這位苗師傅可不是凡人，他是集工農兵於一身。那年頭一說工農兵就意味著誰也惹不起：貧農出身，當過兵，轉業後又成了工人，當年這個群體可是未婚姑娘們的首選人物呀。我清楚地記得他說過：那年我從熱河省參了兵，一直打到了海南島，雖然沒啥戰功，可是把老蔣攆到了台灣的功勞也有我一份！就是這個苗清雨，在整胡尚信和我的時候，是出謀劃策的軍師。此話並非空穴來風，幾年後我已在赤峰市水泥廠車隊工作，在那兒又見到了王安國，他說當年苗清雨就鼓搗：“到旗革委會去告呀，就說檢修廠的業務主管讓大學生們拿你入廠大修的車練車，耽誤抓革命，促生產。”其實人人心裏都明白，苗清雨早就愷涎業務主管的位置，他朝思暮想的無非就是取胡尚信而代之。王安國是富農成份，跟胡是多年的鐵哥們兒，我常聽到他管胡尚信叫“胡傷心”，還調侃他：“胡師傅，這些日子又傷心了沒有？”胡尚信的愛人叫許雅琴，是六個孩子的母親，王安國有時也當著胡的麵跟他妻子逗西拉（開玩笑）：“壓親（雅琴），壓親，越壓越親！”許雅琴紅著臉說：“你們都聽聽王師傅說啥呢。”所以當苗清雨給王安國出壞主意的時候，王不為所動，他說：車既然已經入廠了，該咋著就咋著，我管那閑事呢。一計不成，再施一計，在我偷開車的事情上，苗沒有得逞，這就是為什麽後來他拿我的家庭成份大作文章的由來，他有這個權力，因為他是廠黨支部的委員。
直到大學畢業，我嘴裏從未說過一個髒字，髒話罵人不是我們家的傳統。男孩子總免不了惹大人生氣，我媽生我氣的時候頂多說一句：“小申你該死呀！”我都覺得受不了。可是到了克旗之後，和農村來的工人們一起摸爬滾打了了六年，終於練就了一身聽髒話臉不紅，說髒話心不跳的硬功夫，而性關係則是永恒的話題。那年頭講究知識分子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現在回想起來，除了跟關師傅學到了真本事之外，別的能想起來的大都是黃段子，連打更的老李頭，也忘不了拿這些大學生們開涮。有一天我到鍋爐房打開水，聽到他念了一段順口溜：小媳婦盤腿多自在，胸前（我）多著肉兩塊，左邊奶舉人，右邊奶秀才。其潛台詞是：有學問的人都是她的兒子。鈑金車間的崔文斌則常拿大學生們都是光棍來插科打諢：他先假裝病人咳嗽兩聲，接著學著老娘們嗓音說：先生你快給俺們孩子看看是啥病啊，先生說：不用看，不用瞧，你們孩子是色癆，（又學女人）哎吆，俺們孩子可還沒娶媳婦哪！抖包袱就在先生最後這一句：擄管兒、砍椽子(即手淫)也不輕巧！他有流口水的毛病，一邊訕笑，一邊趕緊用嘴唇把就要滴下來的口水吸回去。張喜林就笑話他哈拉子流星。
俗話說，耳聽是虛，眼見為實。我有幾次親眼見到了發生在這個交通閉賽偏遠山區裏的事，讓我親身體會到了勞動人民的“純樸”。事情的參與者百分之百都是貧下中農。在此鄭重聲明：本人絕無侮辱貧下中農之意。那時修造廠和家屬院之間也沒有院牆，所以家屬們有時會到廠子裏來找小雞。有一天孫承才的媳婦問幾個聚在職工宿舍走廊門口的年輕工人，看到她家的小雞沒有，這幾個人一聽說找小雞，立馬眉開眼笑地說：嗨嗨，你咋不早說呢，你要找的小雞兒都在我們這兒哪，一邊說著一邊聯推帶搡地把她弄進了單身宿舍。三四個大小夥子七手八腳地把她仰麵朝天地抬到了炕上，臨時工張樹林把她壓倒身子下邊，嘴裏一邊說：“腳蹬炕沿，手把窗台，屁股蛋子煽起來”，一邊用身體上下煽動，把她砸得嘭嘭響，（當然，雙方都穿著衣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孫承才的女人一點兒也不惱怒，他大概是對這種事情司空見慣，除了嘴裏不停地罵我操你們祖宗之外，麵部表情始終嬉笑的，看來她對這種玩笑方式很受用。張樹林對我說：孫承才的媳婦最正經，從來沒給她老當家的戴過綠帽子，而且這種女人識鬧（懂得那是玩笑），要不然他也不敢，還說：大街上走的風流女，炕頭上坐的養漢精，越識鬧的女人越正經。
別看克旗農機廠是個旗縣級的小廠，可是它的口碑很好，很多外地的汽車， 甚至赤峰的也到這兒來修。由於人手不夠，經常把一些簡單活兒包給家屬們去幹，比如說車架鋼梁的手工除鏽就是其中之一。底盤組的朱常貴聽說出納員李俊嶺吃奶的孩子感冒了，當他走過李的媳婦身邊的時候，假裝關懷地問：咱孩子的病好點了不？別看這個“咱”字，那意思可就不一樣了，她當然不傻，一邊用砂紙蹭鐵鏽，頭也不抬的說：你玩兒蛋去！朱師傅邊走邊說：玩兒蛋？那咱倆一塊兒玩該有多好呢。我看到那些家屬老娘們都抿著嘴笑，但不知道她們在悄悄地商量些什麽。不大一會兒，趁朱常貴躺在車底下幹活的時候，李俊嶺媳婦，再加上崔陸章和宋長武媳婦突然把朱從車底下拖出來，身材高大的宋媳婦高舉著一個解放車的避震器（足有20多斤重），喝令朱老實點兒，要不然就給他開瓢，而就在同時，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李俊嶺媳婦解開懷，手掐著碩大的白乳房，開始往朱常貴的臉上噴擠乳汁，周圍的家屬們則開懷大笑，這場喜劇直到朱師傅給李的媳婦單膝下跪告饒才結束，引擎組的蔡師傅還在一旁敲鑼邊：說是剛剛看了一出現代版的三娘教子。事兒還不算完，第二天李俊嶺見了朱常貴還調侃：怎麽著？聽說你昨天還跟孩子爭嘴吃？朱常貴訕訕地回答：狗奶白流。在文革期間彌漫著狗血白流的恐怖氣氛中，老百姓還是有他們傳統的娛樂方式，它能夠使人開懷大笑，即便是暫時的。所以，至今我對趙本山的演出都很欣賞，因為那兒有濃厚的鄉土氣息。說它趣味低俗的人都是陽春白雪，壓根兒就沒跟底層老百姓接觸過。
當今70歲往上的人，對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這一最高指示肯定都不生疏，73 年的夏天，我跟焦永江、從樹和、胡景祥、北京林學院的楊平宇和內蒙農機校的鄂爾敦倉，一起到離廠子50裏地的崔家營子挖戰備山洞，還有農機局看大門的老崔頭，他的任務是給我們做飯。六十多歲的老崔頭長得跟京劇裏的竇爾敦很像，聲若洪鍾，可能是因為一輩子打光棍的緣故，他經常把“老腚賽老棗，外邊皺皺（音：抽）裏頭好”和“老腚賽幹薑，越搗越香”這兩句話掛在嘴上。崔家營子有個老太太，年紀和老崔頭相仿，是他的遠房親戚，剛開始見麵時也互相問候，嘮點兒家常，可是見麵的次數多了，也就沒啥正經話了，老太太管老崔頭叫老王八蛋操的，因為他常說：“等那天有空我給你按（音：俺）上，這兩天忙，沒功夫”，一邊說著腰還往前忽悠著。我們住的房子和老太太的隔河相望，那是條幹河套，隻有下雨的時候才有水流。這倆老人隻要一見麵，要是不隔著河互相調侃謾罵一陣子，仿佛這一天的日子就過得沒意思，就像電影小說裏的一對情人隔著河對唱情歌一樣。
修造廠的戰備山洞設在一山坡上，同時開了兩個洞口，先是往山裏挖，然後兩頭對接打通。前一撥的隻開了兩個洞口，然後換了我們這撥接著幹，挖到一定深度後，準備對接時難題出來了：由於在洞裏很難識別方向，你說往左挖，他說往右，結果兩頭越挖離得越遠。按距離量下來，早就該接上了，可是雙方誰也聽不見對方揮鎬刨土的聲音。這時我有個解決方案在心裏逐漸成熟：用在林學院上測量課和在南水泉實習時所學到的知識，自製了指南針，再加一把三棱比例尺和皮卷尺，用三根木棍支起一個簡易平板儀，結果就能把所挖山洞的軌跡畫出來。接下來，每天早上這撥人的頭頭焦永江都讓我指明挖掘方向，沒多久雙方就隱約地聽到了對方刨土的咚咚聲，隨著響聲越來越強，明顯地感覺到大家對我的敬意也越來越高，這使我從受批判的屈辱沉重心理壓力中逐漸走了出來，從而使我明確了今後人生的目標：能別人之所不能，就會自然而然地受到別人的尊重，我的經曆確實證明: 中外莫不如此，直到今天。
在階級鬥爭甚囂塵上的日子裏，由誰來修理發動機都被視為是貧下中農的特權。以張喜林為首的幾個原汽車檢修廠的青年工人說，：看看這些新分來的大學生們，成份最好的也就是個中農，剩下的不是富農、牧主就是他娘的資本家，可就是這些人卻在修引擎，讓俺們這些貧下中農的去打雜！結果原來修理發動機特棒的農牧學院農機係畢業生，牧主寶音滿都夫去了柴油機組，富農崔旺留在底盤組，我這個官僚資本家兼地主則去了鈑金組。還是那句老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借此機會我又學會了汽割，汽焊，電焊，手工製煙筒，彎頭，爐子，火鏟，水桶，快壺等等和鈑金工下料，回家探親路過北京還專門買了鈑金下料的書，借著它的幫助，我設計並製造了修造廠的鑄造車間化鐵爐，還自製了一台蝸輪式減速器安裝在升降機上，並且成了該車間的技術員。
平心而論，鈑金工修理工分屬兩不同的工種，無所謂那一行的技術含量更高一些，看起來幹鈑金無非就是敲敲打打，其實不然，鈑金工玩的是手藝，它的每一個產品幾乎都不一樣，這裏就給人以機會來充分發揮你的創造力和想像力；而修理工作則是配件的更換占大多數，要求的是準確和熟練，當然在故障判斷上要求有豐富的經驗為基礎。鈑金車間的宋長武是從赤峰市小五金廠調來的，他確實有手藝，單靠一把錘子就能把坑坑窪窪的解放車前輪擋泥板平整地和新的一樣，因此他的工資也全廠最高，他有個外號叫九十六，那是他每月領到的工資數，是普通工人工資的三倍。他和引擎組的關師傅見了麵就互相調侃，他管關師傅叫臭抹油的，而關則以臭打茶壺的來回敬。
幹鈑金這行看似低人一等，其實也有它易於為人的機會。冬天一到，幾乎求你做煙筒、火鏟、爐勾子的人就不斷，我經常利用下班以後的時間，給個人幹諸如焊自行車架等等的私活，所以盡管廠領導拿我父親的事整我，可我跟工人們的人緣都不錯，他們沒有因為我是現行反革命的兒子而歧視我。
那時還有個最高指示叫工業學大慶，大搞技術革新和革命。修造廠有浩浩蕩蕩十幾個人去外地參觀學習，其中不少是剛就業的知識青年，（我自然是除外）回來之後就要上馬搞鼠籠式電動機。分配給我的任務是製造一台衝床，以便在矽鋼片上衝孔。在一無資料二無設備的條件下，我用切割鋼板然後焊接的辦法製成衝床底座，利用回轉變直線運動的原理製作主軸，燕尾槽垂直導向，再加齒輪定位機構終於把衝床搞出來了。通過在修造廠六年時間的磨煉，掌握了電焊、氣割和車床、銑床以及牛頭刨床的使用方法，我帶著設計兼製造於一身的技術和大修汽車的能力走向未來，這些後來在美國都用上了。
有一天我在鈑金車間給昭盟建築公司的司機郎師傅焊汽車水箱，他問我：“小趙有對象了沒，要是沒有我給你介紹一個吧，她爸也是我們公司的，就住在我們房後，他托我給他女兒找個對象，你要有這意思呢，等那天回赤峰帶你去他家看看，她是個知識青年，街道和學校天天動員她下鄉，她家成份不好（富農），怕下去就抽不上來了，結了婚就可以不用下鄉了”。我父親那時還在群專被關著，前途未卜，呼市的女朋友跟我吹了，我跟克旗的女老師也沒談成，心想就我這個條件的，有人願意嫁給我就不錯了，所以盡管她沒有工作，我也認可。就這樣，一個星期之後，我就有媳婦了，在此之前我倆誰也不認識誰，比起今天上“非誠勿擾”去相親來省事多了。一年之後，我的女兒在克旗出生。
媳婦回娘家之後就再沒回來，她不喜歡克旗哪個地方。正好我也早想離開那個給我造成太多傷心記憶的克什克騰旗，所以經常去旗勞動局找主管孫占先，說想調往赤峰，他是從林業局調過去的，原來就認識，能說上話。無奈那時幹部調動凍結，但是工人例外。正巧赤峰汽車大修廠轉業兵西日莫想調回克旗老家，我一分錢的禮也沒給他送，檔案就轉到了赤峰市勞動局，從那以後，我就不再是幹部了，因為隻有工人才能對調。直到今天我仍然感激老孫對我的幫助，一是為他的清廉，更是為他的敢作敢為，拿一個大學生跟工人對調是違反政策的，看來好人哪兒都有。
檔案到了赤峰，並不意味著我就在赤峰工作了，首先赤峰汽車大修廠就不要我，把檔案退給了勞動局。我嶽父出手相助，想把我調到盟建築公司，也遭拒絕，市勞動局的主管劉牛，又把檔案送往動力機廠和其他好幾個單位，都沒成，我就像個麻風病人一樣，人見人躲。實在沒辦法了，劉牛對我說：看來得把你的檔案退回去了，找不到接收單位啊。我一聽心急如火，連忙說，您先別退，給我幾天時間，讓我自己想想辦法看。於是我開始了真正的毛遂自薦，逢單位就說我會大修汽車，一連好幾天，急得我覺都睡不著。要說這“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還真有現代版的真實。就在我象沒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得時候，在大街上居然碰見了鮑喜田，他是治沙62級的畢業生，一聽說我的尷尬處境，他說太巧了，我們赤峰水泥廠車隊正缺修理工呢，你等我的信兒吧。
鮑喜田在水泥廠車隊儲運科做統計，儲運科長王金環一聽就同意，去市勞動局把檔案拿來送到人事科，科長老任也沒意見，簽字之後就送給管人事的副書記石文秀，等待最後批準，可是到他那兒就卡住了，一連好幾天都沒信兒。就在等信兒的期間，鮑喜田積極活動，首先得讓車隊的司機們認識我，我倆約好時間，讓我在鮑請司機們在家裏吃飯的時候假裝去串門，然後再跟司機們約好一起去礦山拉石灰石。有個叫何萬龍的司機在半道上說他左邊的輪胎撒氣了，問我：趙師傅能不能幫他把輪胎換上。我心裏明白：這是在考驗我呢，因為解放車左邊的輪胎螺栓是反扣，若是當正扣螺栓去鬆它，隻會越擰越緊。當這些司機們看到我幹淨利索地把輪胎換上之後，嘴上不說，可是臉上原來輕蔑的表情變得有點兒將信將疑了。也難怪水泥廠的工人們都瞧不起大學生們，他們剛從學校畢業就分到那兒，什麽技術也沒有，說好聽一點兒是“水手”，說難聽一點兒就是“雀（音：巧）子屎”，看來為水泥廠我們這一代大學生們爭點兒氣沒有技術還真不行。
終於有一天，鮑喜田告訴我，行了，來報到吧。原來遲遲不能上班的原因是石書記也想把檔案退回去，鮑喜田急了，就直接去找書記王峰，王書記是抗日幹部，戰爭年代右腿膝蓋受了傷，不能回彎，工人背地裏都管他叫瘸書記。這位操著一口山東話的抗日老英雄，聽了鮑喜田的陳情之後，二話不說，當場拍板：”老石不簽字，我簽字，一個學生，能有啥大問題呀，家庭是家庭，個人是個人嘛。”至今回想起來，我仍然在感激鮑喜田為朋友兩肋插刀的行俠仗義；感謝市勞動局劉牛不畏風險，對一個現行反革命犯子女的鼎力相助；感歎我又碰上了好人，一個剛正不阿，凜凜正氣渾然於胸的老革命幹部。
有這麽多好人幫忙，我當然要給他們長臉，好在水泥廠車隊的第一炮就打響了。司機夏合義開的一輛躍進牌兩噸半貨車到了大修期，在我去之前他已聯係好了送赤峰汽車修理廠。但我已向儲運科的王科長打了保票：從今往後，咱們汽車大修不出廠。我看出夏師傅的麵部表情有一百個不願意，可是又不能違背領導的意圖，同時也不好駁鮑喜田的麵子，隻好把車鑰匙給了我。我知道他有個叫“夏大喇叭”的外號，如果我在修車上“打了臉”，全廠立馬會都知道。因為這輛車之前已經在廠內由一位老鉗工張師傅大修過，結果發動機和底盤毛病都不少，所以這次才要送修， 鮑喜田背地裏告訴我，很多人都在等著看我的笑話，包括電工王慶雲後來也據實相告：廠子裏當時沒有一個人看好我，一是因為水泥廠有七、八個大學生，各頂個都是“水手”（能幹的叫硬手），更何況我是從旗縣來的。
對修這台車，我成竹在胸。在克旗林業局汽車檢修廠時我就不止一次地修過同一類型的車，積累了不少經驗，沒有失敗記錄。何況這次事關緊要，萬萬馬虎不得。那年我三十歲，年輕體壯，精力旺盛，在修車過程中，我發現老張師傅雖然經驗豐富，然而他從未修過汽車，所以有些活兒幹得不地道，比如：手工刮研粗燥，所以造成軸瓦使用壽命短；不知道油槽有特殊的方法來密封而造成持續漏油，所以夏合義每天都要給發動機添加機油；尤其不應該的是：曲軸後端有一盤軸承忘記安裝，造成變速箱動力輸入軸一端失去支撐，故而在離合變速的時候發生諸多問題。在我修車的時候，王慶雲始終相伴在旁，一來大概是想看看我究竟會不會修車，二來是想借機學點兒技術，他原來在製成車間的工作就是每天搬大石頭往粉碎機裏扔，三班倒，又苦又累，水泥廠的工人都盼著能學點兒技術，好早日脫離苦海。有他向水泥廠的其他人做義務宣傳，我有修車的真本事不脛而走。
車修好之後，有人問“夏大喇叭，車修的咋樣啊？”他的回答就倆字：“還行”。鮑喜田的愛人肖景淑在技術科當描圖員，是北京財經學院畢業的，也到車隊修理車間來傳信兒，她問我：聽說有個從克旗來的人技術不錯，是真的嗎？說完我倆都開心地笑了。從那以後，不單是車隊的人，連水泥廠其他車間的工人都管我叫“趙師傅”。文革期間 ，“師傅”這個稱號，隻有受尊敬的勞動人民才配享有，身為臭老九的知識分子們連想都別想。後來又從別的車間調來幾個工人跟我學徒，其中有個叫貟新瑞的小夥子，心靈手巧，有一天我們倆出去試車，他開著車，因為沒有駕照，所以直奔水泥廠的後山而去，那兒是土路，一般沒人管。可是他運氣不好，偏偏就碰上了車輛監理所的車，不用說，無證駕駛，車被扣了。我倆隻好步行返回，路上我看到小貟憂心忡忡，大概是擔心又要被遣送回燒成車間去掄大板鐵鍁了，其實我心裏已經有了該怎麽辦的主意。回到廠裏，我領著他直接走進了王書記的辦公室，對著這位全廠最高領導人說：王書記，我犯了錯誤，我開車出去試車，碰上了車管所的監理，車讓他們給扣了。（我那時也沒有駕照），他的回答就這麽簡單：“告訴你們王科長去要回來”，除此之外甚至連一句批評教育的話都沒有。
還有一次，小貟在地溝裏用焊槍烘烤變形的排氣管時，因為沒有注意到地上有灑下的汽油，結果起了火，我在裏屋休息室聽到他驚呼：“著火啦！”，當機立斷，扯起床上的一塊毛氈就撲到了火上，（那時水泥廠還沒有滅火器），結果避免了一場大災難，因為火苗的正上方就是汽車的油箱。多年之後，我已不在水泥廠工作，但是有一次坐火車去北京，車廂裏擠得水泄不通，我找不到空位，隻好站在那兒。沒想到離我不遠的小貟看到了我，非要把他的座位讓給我不可，而他硬是在地下坐了一宿，盡管他那時已經是燒成車間的主任了，手下管著幾十號人。後來我離開車隊，他成了修理組的大拿，他還帶出來一個叫王樹增的徒弟，接了他的班，這都是後話了。
在我去水泥廠車隊之前，車隻要出了毛病，統統送外麵修理，自從我去了之後，真正做到了大修不出廠，包括鈑金和噴漆都不求人，全活計。而且外單位的車也來找我修，例如地震局的武師傅和建委王師傅的京吉普就是二例；甚至連部隊的車壞了也來找我，原來在克旗農機修造廠當過軍宣隊長的羅指導員，聽說我調到了赤峰水泥廠，也找上門來了。那時正是跟蘇修關係緊張的時候，克旗又是反修前哨，隻要是部隊的車，啥話也別羅嗦，趕緊修。再加上儲運科的王金環也是從部隊轉業的，跟羅指導員原來就認識，修完就走，連錢都不要。現在回想起來，我這個現行反革命的兒子還是挺有人緣的，連整過我的人也來求我，別忘了我父親那時還在伊克昭盟牛欄溝勞改煤礦下煤窯呢。
76年的9月26日，是我父親生命的最後一天。是否要對有殺、關、管的子女要嚴加控製也未可知，反正車隊的修理工作不再由我負責了，改由集工農兵於一身的朱謙擔任。再加上那年漲工資，沒有我的份，那時我已調到燒成車間，不在車隊，書記高井龍說：趙師傅雖然符合漲工資的三項基本條件：技術高，貢獻大，勞動態度端正，可是你的工資已經很高了（54元），所以這次漲工資就不再考慮了。我呆坐在那兒，無話可說，可是心裏有一個念頭：趙爺我不伺候了！
章詒和寫過一本書，書名叫“往事並不如煙”。自打毛太祖一登基，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就沒得過煙抽，要虛心地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說教，相信與我同齡的老同學們都會沒齒不忘。根據我的切身經曆，我問心無愧地說：在水泥廠的五年當中，是工人從我這個知識分子這兒學到了不少東西，而不是相反！要說我真的啥也沒學到嗎？也不盡然，車隊有個司機名叫趙福山，常模仿他小時候聽到拉洋片的唱詞：賣豆腐腦的他就怕咣盪，唱小戲的他就怕倒了嗓，開窯子她就怕長大瘡！二姑娘拉了一泡屎，種了二十畝的好高粱；二姑娘撒了一泡尿，淹了三府十八縣，山西的老西子都喝湯！十八個裁縫做鞋底，十八個裁縫納鞋幫，哎吆我的娘，怎麽還是有點兒擠得慌？二丫頭哎你就將就點兒吧，好年天收，娘再給你做一雙！還有就是司機夏大胡子講的陳年舊事：赤峰街最有錢的老地主誌棟，在二道街蓋了全赤峰唯一的一座二層樓，他的壯陽秘方除了嘬人奶之外，就是舔大姑娘的盤。如果有人看到此處歎曰：真沒料到一個大學畢業生在經受了十幾年的工農教育之後，竟然變得如此下流！謝謝您的誇獎，這就是我的本意：常年跟低俗的人群混在一起，難得高雅。如果有一天在中國又出了“知識分子要接受再教育”的政策，建議年青人拿我的經曆來說事：“看看這個大學生在工人堆裏呆了十幾年，整個兒變成了個臭流氓，誰想接受再教育誰自個兒去，別來忽悠我！”
79年秋，鄧小平二次複出，要求知識分子歸隊，我在林業局朱文華的幫助下，開始往林研所調動。他是林業63-2班的，和我同屆，巧的是他也在水泥廠工作過，我猜想他在那兒的經曆一定不愉快，因為他說水泥廠不是好人呆的地方。總的來說我調到林研所的過程還算順利，盡管那時我的父親還是個被鎮壓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可是這次我又碰上了好人：林研所的所長傅晶，富農成分，南京林學院的早期畢業生，文革時被赤峰農校的學生扇耳光打聾了一隻耳朵。盡管書記吳憶東不同意要我，可傅所長據理力爭說：全國要在84年實現農業機械化，這是周總理親口說的，咱們林業機械也不應該拖後腿，所裏隻有一個東北林學院的工農兵大學生賈君蘭是搞林機的，又是個女同誌，多年來也沒有開展業務，所以我主張調進來。
從79年進入林研所，到93年來美國，在那兒前後13年，（其中有一年在加大戴維斯分校）我隻用八個字來表述傅所長：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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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摘】內蒙老趙：路越嶇崎越坦平（五、壯年 全文完）
壯年篇（1980-1993）
既然到了科研單位，就要搞出科研成果來， 這是我到林研所的初衷。78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之後，搞科研的頭上光環似乎褶褶生輝，再加上徐遲報道的陳景潤《哥德巴赫猜想》科研效應在全國發酵，應該說那是我畢業後最舒心的日子，因為我有了免除恐懼的自由，特別是在父親於80年6月19日被平反之後，我終於可以從夾著尾巴到抬起頭來做人了。
從做官的角度來比較專政和民主兩種絕然不同的社會製度，深感民選官員的為官之道不易，他們一天到晚地為選民的吃喝拉撒睡操心，沒有終身製的勞動保護不說，弄不好隨時可能下台一鞠躬；哪如封建專製的那些官們，隻需很隨心地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話語權，到一定的時候再給評個反就都齊了，也不用操心國家賠償什麽的，就等著黨恩浩蕩了。倒不是我財迷，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至今也快七十年了，前些日子居然有個日本人到台灣要求經濟賠償，因為她的父親失蹤於台灣的二二八期間。她被拒的原因倒不是因為早已過了追訴期，而是因為她是外國人。二二八期間受害人的家屬都得到了國家經濟賠償，中國的受害人家屬們呢？也不能說一毛錢也沒有，從父親判刑那天算起，到他被槍斃那天為止的工資補發了四千塊錢，是他原工作單位內蒙石油公司給的，國家的啥也沒有。
跟赤峰市喀喇沁旗旺業店林場的李永懿合作，用了兩年的時間研製成功了《YZ-36型全液壓自行式絞盤機》，屬國內首創，獲82年林業部科技成果二等獎。李是木工62級的林學院首屆畢業生，時任林場機修廠廠長, 他的父親曾任國民黨貴州省銅仁縣縣長，解放時被槍斃了；母親在文革期間投河自殺；大哥於57年被打成右派。他的組織能力和工作能力都超強，後來由旗科委主任做到副旗長直到退休。他二姐李永芳在安徽大學外語係做教授，是我的英語啟蒙老師。她妹妹李永靜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立大學做研究工作，我第二次到美國阿拉巴馬州南方林業實驗站做訪問學者，就是在她的幫助下才得以成行的。
接著又研製成功了《3WS-750型楊樹深栽機》，它可以分別與鐵牛-55輪式拖拉機和東方紅-54鏈軌拖拉機配套使用。須要提一句的是：該機的科研經費不是來自市科委而是來自內蒙林業廳，經營處的陳遠淼處長曾經是57年的右派，對我的工作特別支持，他把研究經費不經過市林業局而直接劃給了林研所，就因為這卻把林業局書記劉培書給得罪了。陳處長84年死於癌症，在他去世後林研所把深栽機的鑒定結論作為當年的科研成果報市林業局，劉書記硬是給壓著不往上報。88年我回國後，找到經營處的新處長陳貴說明情況，這個陳處長是蒙族，一聽就火了，說: 這個劉培書怎麽還自個整自個呢，他不給報我給報！就這樣，該機獲自治區林業局88年科技進步二等獎。
我第一次出國時，同樣麵臨著醜媳婦早晚要見公婆的尷尬境地：林研所把我的出國申請報市林業局，很自然的又被劉書記給卡住了。這個北林畢業的老西子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小趙，好好地搞你的科研吧，都象你這樣鬧著出國，咱們的科研工作不就沒法兒搞了嗎，你說是吧？我當然不甘心，通過國家科委主任吳明瑜（他是韓素音基金會的理事）給赤峰市科委發函，市科委把同意國家科委的意見書發給林研所，林研所又把兩級科委的信函再次轉給市林業局，劉培書才在文件上簽了字：既然市科委同意，我們也不反對。我心裏明白他是怕我去美國後不回來，果真如此，在80年代中期，領導是要丟烏紗帽的呀。
85年我去安徽大學外語係脫產進修英語一年，照片裏是進修班的部分同學。
86年11月26日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農業工程係作訪問學者，88年1月4日回國，照片中從左往右：我，於怡然（沈陽農學院），阿依古麗（新疆八一農學院），David 和 Ran 都是農業工程係的研究生。
回國後用了一年的時間，跟林研所的候慶江共同翻譯了一本關於森林滅火的書，此書是我在美國考察林區防火時帶回來的。小侯是林學院84屆的畢業生，老家是赤峰市寧城縣農村的，寧城是國家級貧困縣，土地貧瘠，燒柴是困擾老百姓生活的大問題，小侯之所以報考林學院，就是奔著將來燒柴不愁去的，高考時坐著拖拉機到縣城天義鎮參加考試，畢業後分到林研所，跟我在一個研究室。後來通過托福考試，得到美國堪薩斯大學的獎學金，讀了兩個碩士學位，現在一家IT 公司工作，他的兩個孩子也都大學畢業，兒子在金融界從業，女兒在猶他州政府工作，老伴和他是同鄉，一位非常純樸的農村婦女。
書出版之後就開始了拔根機的研製，但第一輪樣機並不成功，樹根拔不出來。多虧陳處長的大力支持，他說：搞科研嘛，允許失敗。並繼續給撥款，第二輪樣機又失敗了，因為震動力不足，第三輪樣機終於成功了，前後共用了三、四年的時間。科研成果鑒定會於92年在巴林右旗召開， 結論是國內首創，完全達到了設計要求，因此獲得93年自治區林業局科技成果二等獎。當年8月24日，我第二次來到美國，在阿拉巴馬州的南方林業實驗站做訪問學者，至此，我在國內的生活就結束了。
照片攝於92年8月赤峰市巴林右旗白音塔拉林場
我的回憶錄寫到72歲為止，加上以前發給同學們的《我和韓素音》，《痛說反革命家史》和《人在美國》，可以對我這一輩子有個大概的了解，殷切希望也能看老同學們的類似文章，子才夫人葛鳳蘭寫的回憶錄就十分感人。
本文題目《路越崎嶇越坦平》選自聶紺弩作的一首詩《驚悉海燕之變後又贈》：願君越老越年輕，路越崎嶇越坦平。膝下全虛空母愛，心中不痛豈人情。方今世麵多風雨，何止一家損罐瓶。稀古孎翁相慰樂，非孤未寡且恊行。至於聶紺弩其人之傳奇故事，說起來話可就長了。
完稿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作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五九八期(cm1121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