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簡翎
陳衝是美籍華裔名演員，嚴歌苓是美籍華裔名作家。兩個人年齡相差兩歲，都是上海人，而且家庭背景都比較顯赫。都在早年移居美國，定居在加州舊金山市，也早就成了無話不說的閨蜜。
兩人都是演員出身，一個演電影，一個跳舞蹈，兩人都有深厚的文字功底，都能寫出膾炙人口的文章，一個是業餘爬爬格子，一個是專業亮亮身手，都很“文學”。
嚴歌苓有一本書是專門寫陳衝的，叫“陳衝傳”，居然有很多陳衝的粉是通過這本傳記認識了嚴歌苓，也有為數不少的嚴歌苓的擁躉是通過這本傳記更了解了陳衝。
陳衝與嚴歌苓的性格也很相像，都屬於大家閨秀型的，很有教養，很有風度，很優雅，也很女人，但不怎麽down to earth，也就是不那麽平易近人，她們可以與你並肩而行，卻禮貌而疏離。
兩人都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但二度婚姻都不錯，一個嫁了外交官，一個嫁了外科醫生。兩個精彩的女人都擁有了愛她們如初戀的好丈夫。她們不重外貌重才華，不重年齡重品格，都很會看人，都嫁對了郎。兩人對領養女兒都很熱衷，隻是陳衝後來有了自己的女兒。
說起陳衝與嚴歌苓的祖父輩，也都很有才，都曾留學西方，都屬於高級知識分子，都是大學教授，最後都以自殺的形式，告別了這個世界。自殺的原因也是相似的：
嚴歌苓的祖父四十歲時，恰逢淞滬會戰，他目睹了國人被欺辱踐踏的一出出悲劇，在對這個世界失望至極的頂峰時刻，他選擇了自殺。
陳衝的外祖父五十多歲時，趕上了“千載難逢”的十年浩劫，懷抱科技救國、醫學救國理想的他，卻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天天被批鬥，日日遭羞辱，在對這個世道絕望至極的關頭，他選擇了服毒自殺。
這兩個祖父輩的親人的自殺，都影響了嚴歌苓與陳衝的人生軌跡。嚴歌苓的“陸犯焉識”的主要原型就是她自殺的祖父，她讓祖父在自己的作品裏獲得重生。嚴歌苓曾說，“祖父在我的身上一次次複活”。陳衝在一些電視節目中，不斷追問，為何外祖父走上了那條不歸路？而且多次表示“外祖父就在我的血脈裏”。
嚴歌苓與陳衝都跟各自的母親關係親密。嚴歌苓有個獨當一麵的哥哥，陳衝也有個善解人意的哥哥，兩個哥哥對各自的小妹都很關愛體諒，都在母親彌留之際，一邊守護著母親，一邊等待著大洋彼岸的妹妹。
可憐兩位母親，都在生命的最後關頭，苦苦等待著女兒的到來。但直到生命之弦驟然崩斷，也沒能等來女兒的陪伴。
嚴歌苓在母親去世時，沒能守在母親身邊，為此，她深感遺憾，寫了一篇催人淚下的長文，祭奠生母。
陳衝的母親，剛剛去世，陳衝也沒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麵，這成了她的終身遺憾。她也寫了一篇長文懷念母親，“眼淚這麽滾燙，文字這麽蒼白”，讀後，“淚飛頓作傾盆雨”。
嚴歌苓與母親賈琳
附 嚴歌苓紀念母親的長文：
我平生參加的第一個葬禮，竟是母親的葬禮。
今年三月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寫作，吃了一頓以牛奶為主的“站立午餐”，心裏莫名地生出一陣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這種思念之痛突然發作時，一把抓起電話的。因為是心血來潮，往往在電話那端有了應答時，發現自己並不知想說什麽；隻不過覺得母親的聲音比之信中的字更來得有聲色些，更物質些（Physical)，並且使我和母親遠隔重洋的溝通，又多出一維空間。這天我那識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媽媽的號碼。對父母的電話號碼的記憶，早已不必經過大腦，手指頭就如鋼琴家熟識琴鍵上的音階那樣。
三月的那個下午（正是祖國的清晨）接電話的竟是我的繼父。媽媽是個敏捷至極的人，電話鈴一響，她總是聞聲起舞似的向電話一躍。我甚至懷疑她時時都埋伏著，守候我的電話。自我遠嫁，她知道早晨七點的電話鈴聲必定發自我這裏。有時我連個“喂”都來不及招呼，媽媽那邊已經喚起來：“嘿，女兒!媽媽就知道是你。”而這回接電話的不是媽媽那相當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尋常了。我劈頭就問：“媽媽呢?”繼父沒直接回答，反問我失眠症可有好轉。無數猜測造成了我瞬間的木訥，任繼父例行公事地問我的寫作，問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媽媽呢?”
繼父說媽媽住了醫院，前兩天剛剛經曆胃切除手術。他接著告訴我，媽媽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爺子喋喋不休地陳述手術過程時，我重複地對自己說：有時噩夢也會如此真切，但最終總要醒來，發現它不過是個唬人的夢。我隻希望此時有個人來猛力推推我，告訴我，我隻是讓夢魘所陷。卻是沒有一個把我拉出噩夢的人了。這噩夢我是要做到生命終結的。
媽媽是個那麽健壯的人，一副爽脾氣，怎麽可能患這樣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總是不容分說地拾起（扛起、背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擁擠的人群裏給我開道，我卻甩著兩隻空手，不斷懇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讓我拎一半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為在她眼裏我一向柔弱，渾身沒三兩力氣。有時我會跟她叫嚷：“媽媽，別人看見我這樣甩著兩隻空手，讓你老太太當挑夫，會說這個女兒真夠‘孝順’的!”她仍是不理會，隻是像一輛坦克一般闖去。這樣的一個媽媽怎麽會說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門口?
幾天後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車到南京。媽媽已從外科轉到了腫瘤科。在我到達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來把真實病情告訴媽媽。哥哥一家和繼父的兒女們都覺得輪不上他們來給予媽媽這一句宣判。正如二十年前，由我來宣判爸爸對她的感情已耗盡，他們的婚姻該解體。人們之所以把這份重大而殘酷的權力委派於我，因為他們知道我在媽媽心裏的地位，當然也知道媽媽在我情感中所占的分量。
從火車站到醫院的路上，我隻感到將遭判決的是我，而不是媽媽。人們在計程車上你一句我一句，講著媽媽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沒聽進去，隻在心裏組合那個最殘忍的句子，我還一遍遍說服自己：媽媽應該知道真相；媽媽有權利明白地生或明白地死。我想，有我在她身邊，她會添很多力量來接受這有著巨大殺傷力的真理。我還相信媽媽的堅強，她那些磨難若擱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一個死亡。我在穿過腫瘤科的長走廊時，話都排好了在舌尖上。
進病房時，我後腳沒跨進門就見媽媽臉迎著門，眼睛望穿秋水地滿是等待。我叫了一聲“媽媽”，淚水淹著眼睛和五髒。媽媽眼中，那等電話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車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兒……她像是等著我來搭救她，伸出已瘦黃的兩隻手，張向我，叫一聲：“女兒!”她嗓音已失卻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於她的雙臂之間。我那天在她病房裏耽了六個小時，那句最難啟齒的話，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縮回心頭。我想，我們將實情瞞著她，其實不是為她好，而是為我們自己好，使自己能得到虛假的安寧。在偽造的好氣氛中，健康人與病人的關係，要好處得多。我非但沒把實情告訴媽媽，還去串通主治醫生，請他幫忙維護我們善意的謊言。可是在我就要離開病房的時候，媽媽突然拉著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媽媽的掌心卻如以往那樣幹爽和溫熱。媽媽說：“女兒，媽媽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嗎?”
我瞠目看著她，看兩行眼淚從她眼裏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顴骨。我的手在媽媽的兩隻掌心裏越發冷下去。我說：“別瞎猜。不是的，隻不過是嚴重胃潰瘍。”媽媽看著我，有淚在我眼中燒灼。她笑了一下，帶出一口歎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來，就是要我同她一塊承受這份真實；卻發現我也不能麵對真實，我也站進了對她隱瞞真相的人群中，靠著謊言，混一天是一天。看來她隻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實的負荷。我眼淚再也噙不住，她卻輕快地拍拍我的手，說：“好好，不是就不是!”這種時候，她和我隻有不朝那痛處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說穿它。
這天以後，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場，買回最新鮮的魚和菜蔬。看媽媽吃飯，是我最緊張和痛苦的時候。她是吃給我看的，機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於她都不複存在了；再別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裏都嚼成一塊蠟。化療越來越使她的進食變成一種折磨。媽媽卻還總說：“嗯，好吃!聞起來就香!”當然，這話她也是說給我聽的。我跨了重洋歸來，幫她回憶她從童年至今所愛的一個個菜式，一些失傳的，一些刁鑽的，也都使出渾身解數為她做出來，她即使再難下咽，也領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領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進入病房，大聲哈哈道：“媽媽，你今天氣色特好耶!”她總是領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覺得不錯。”
第二次化療後，媽媽常從頭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頭發，似敗草一樣。媽媽曾有好極的一頭厚發，演《雷雨》中的四鳳，編一根又粗又長的大辮子。那樣活的一根辮子，一甩一揮都是生命。話題就從頭發開端，媽媽講起她演的一出出話劇中的一個個角色，講到得意時，她是完全康複了。退回了幾十年的歲月，眼睛也是二十歲的眼睛，那早已拖長而形成一條深皺的酒窩，又圓了。媽媽是好看的，年輕時更是，榮耀的日子有過不少，似乎什麽都有過，隻是從沒得到過爸爸的愛。
五月份，我必須回美國完成一些寫作，處理一些事務。那時媽媽的情形也相對穩定。臨走前的晚上，我在媽媽床邊坐到很晚。她忽然講起她生我時的情形。她講得很仔細，一個細節也不滑過。她說我是在三分鍾內就衝鋒到了她的體外，當護士告訴她“是個女兒”時，她從產床上竄起，拉起醫生護士的手就說：“謝謝!謝謝!”似乎是醫生護士們成全了她對女兒的渴盼。
我沒想到，媽媽會在離別時講這件事。也許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細胞已轉移到媽媽的脊椎，破壞了全身的造血機能。身體裏已基本沒有紅血球，媽媽在靠輸血過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對我封鎖消息，擔心我失眠症再次大發作。似乎是某種感應使我早早訂了機票，於八月六日趕到上海。剛在旅館下榻，我便撥了電話，通報我的到達。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話是：“媽媽昨天早晨過世了。”
我連一聲驚訝都無力表示了。下麵的話我全聽不懂似的，隻是僵僵地把話筒漸漸從我耳畔挪開。我什麽也沒說，直接把電話掛斷了。似乎是一把刀刺進來，血尚要一會才會流出來，疼痛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迫上我的知覺。我一再問自己：我是個沒母親的人了？一個沒了母親的人是誰？我是什麽人？住在這空寂的旅館，走出去，外麵將是個沒有母親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來。我坐在旅館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約是十二點多了，我吞服了三倍於平常劑量的安眠藥，躺在床上，等著痛楚迫上來，等著眼淚追上來。安眠藥半點效力也沒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劑量的藥。此時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無夢無眠亦無思。沒有了母親，祖國的版圖在我心裏，從此是缺了一塊的。
五點鍾，我起來，撥通了美國的長途，我先生恰在等我電話。我不知道講了些什麽，隻知道講得很長，抽泣使句子斷裂。之後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車。我坐在那兒，心裏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轉動。車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熱鬧地買著沿途每一種特產食品。我沒了媽媽，人們照樣啃無錫肉骨頭。
追悼會安排在我到達的第二天。隻有一小時，因為殯儀館四點鍾關門。我臨時寫了悼詞，語辭文法都稍嫌錯亂，隻以滿腹遺憾，通體悲傷，將全文凝聚起來。我僅念了第一句：“親愛的媽媽，我回來了，不過已太遲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就“轟”的一聲大哭起來。四十歲的哥哥，我是頭一次看見他的眼淚。
媽媽躺在鮮花叢裏，嘴唇微啟。哥哥告訴我，媽媽的最後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說：“不知還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媽媽年輕時同台演戲的朋友們都來了。還叫著我的乳名，還口口聲聲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錯覺來了。似乎又是幾十年前，我在後台，穿梭於這些熟識的演員叔叔、阿姨之間，尋找媽媽。總會有個人喊：“賈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遺體告別儀式結束了，門外的蟬聲仍在嚎哭。我有一點明白，媽媽為何把我出生的經過那樣仔仔細細地告訴了我。
陳衝與父母
附 陳衝懷念母親的長文：
母親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時哥哥跟我說，媽媽等不到你隔離三周後出來了。那之後母親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堅持了一個禮拜，也許她在等我，這個想法讓我悲痛欲絕。
最後的日子哥哥晝夜陪著母親一起煎熬，幾乎沒有睡覺。我在大洋的另一邊無能為力，我能看見死神穿著黑色鬥篷的身影，坐在母親的床邊，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邊，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個愛我的，也是我第一個愛的人在水深火熱中受難，我卻沒有在她身邊。人怎麽可能從這樣的遺憾中走出來？
母親在今年二月被確診為淋巴癌，我於大年三十傍晚趕到上海。五月底我離開的時候，她挺過了化療，病情好轉了不少。中秋節母親還跟幾位老同學們聚了會，照片上她笑容滿麵。但到九月底她又因嚴重感染和輕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飛回上海。萬萬沒想到我剛離開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後一次跟母親一起，我們並排坐在病房裏，我在用手機匆匆忙忙給人回郵件，餘光裏，我感覺母親在看著我，就跟她說，這是工作，我馬上就好了。她開始輕輕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撫我，唱起一首搖籃曲：“睡吧，小寶貝，你的啊媽媽就在身邊，夢中你會得到禮物，糖啊餅幹啊隨你挑選，等你睡了，我就帶你去到天宮……” ，她拍我的手因風濕關節炎變了形，卻仍然那麽溫柔，我眼睛濕潤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機跟她一起哼唱。這是我記憶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歲，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線裏母親的輪廓模模糊糊，隻有她的溫度、氣息和輕柔的歌聲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時刻，是我最早的對美的體驗。
另一個兒時的幸福記憶是母親為我挖耳朵。我們坐在大床上，母親附在我的身邊，一隻手輕輕把我耳朵拉高，另一隻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貫注地掏。她的動作很輕，弄得我很癢，但是我無比享受那些時刻她給我的百分之一百的關注。
後來文革開始了，母親變得憂傷，走過我的時候好像沒有看到我。見她這樣，我也會憂傷起來。偶爾母親在快樂些的時候，會為我和哥哥剪紙、疊紙工、做動畫。她會從本子上撕下一張紙，折疊以後用剪刀剪，再打開時就出現一長串牽著手的小人，接著她教我們為小人畫臉、上色；她會用紙疊出層出不窮的飛禽走獸、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們編成奇妙的童話故事；她還會讓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疊2寸的方塊紙，她在每一張上畫上一個男孩和一隻皮球，然後拿起那疊紙，用拇指跟洗牌那樣撥弄，一個孩子在拍皮球的動畫就奇跡般地出現了。
一位母親過去的同學和同事告訴我，你媽媽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創造性思維。她一分配到教研組就把“傳出神經係統藥理”編成一本劇本，跟另外一位同學合作拍了一部動畫片。因為拍得好，所以後來在全中國使用。也許我長大後對用聲畫講故事的興趣，就是母親從小在我心靈裏播下的種子。
我和哥哥都喜歡跟母親聊天，不在一起的時候常跟她煲電話粥。她會跟我講正在彈的曲子或者閱讀的書籍。母親的閱讀範圍很廣，中文、英文的書都讀得很多——從醫學文獻到暢銷小說，無奇不有。父母家中，有兩麵牆都是書架。她七十八、九歲的時候，讀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感到震驚和興奮，在電話裏感歎道，我從來沒有想過一本書能夠這樣寫人的本質，這樣寫欲望，人真是一個悲劇動物啊。我聽了啞口無言，同時也覺得驕傲——不是每個人的老媽讀完《洛麗塔》都會有這樣精辟的反應的。慢慢的，隨著母親失憶症的加深，我們的電話就越打越短，她一聽到我的聲音就問，你幾時回來啊？聊了幾句後她又會問，你幾時回來啊？
母親非常期待看見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時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時候，她常說，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這裏把時間都浪費掉了。我會說，我就是來陪你的，沒有工作。她又會突然為我擔心，說，怎麽會沒有工作了呢？沒有工作你怎麽辦？母親隻要還有一口氣，就在為孩子著想。有一次，父親交完一筆昂貴的治療費用後，說起他在用哥哥的錢付日常生活費，本來神誌恍惚的母親突然睜開眼睛，嚴厲地說，你怎麽可以用陳川的錢？我不要治病了，這樣治療一點意義也沒有。父親說，這是暫時的，我去了銀行就會還給他的。她這才放心。
大約從八年前開始，母親漸漸失憶，我就覺得在漸漸地失去她。人其實就是記憶和時間，這兩樣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我們吃喝拉撒睡，供養著軀體，讓記憶和時間有落腳的地方。老年性失憶是沒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親過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們知道她最喜歡唱蘇聯和美國的老歌，就在手機裏放了音樂讓她唱。母親樂感很好，有一副美麗的歌喉，85歲仍然音準，英文和俄文的發音也字正腔圓。午飯的時候，她完全忘記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著那些調子，非常快樂。也許記憶裏最後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樂。
音樂是母親與記憶之間的紐帶，隻要有力氣的時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愛爾蘭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蘇聯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國革命歌曲，她輪番唱。讓我聯想到美國電影裏看到的，那些路邊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裏的老式點唱機，你投一枚硬幣選一首歌，它就開始唱。有幾次她跟我說，這支歌你會的，我們一起唱。我說，還是你唱我欣賞吧，我走音，太難聽了。她說，這樣正好，我們雙重唱好了。她是個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機裏麵存有上百條母親唱歌彈琴的錄像。也許我一直在下意識地企圖留住她，或者在為終將的失去做心理準備。
我打開母親15年前鋼琴演奏的錄像，那是東方電視台《精彩老朋友》轉播的一場鋼琴比賽，評委是孔祥東，劉詩昆，陳剛，石叔誠和蘇彬。初賽時母親彈了《夜鶯》，總分為99.256，決賽時她彈了《聖母頌》，總分為98.866，得了老年組的第一名。母親沒有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裏彈琴那樣認真和虔誠，隻為了自己和上帝，為了欣喜和淨化。觀眾的掌聲突然把她拉回現場，評委給分時她靦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誇獎她唱的好或者彈得好，她都會這樣臉紅地笑。最近有人問我對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詞有什麽想法，人們是指皮膚的光潔和皮下的膠原蛋白，可我一聽到那個詞，馬上想到母親，她那不可腐蝕的純潔和真，比我見過的許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為了了解母親的失憶症，買了一本哥倫比亞大學腦神經專家寫的《錯亂的頭腦》，我從書裏得知母親的失憶是大腦海馬體的萎縮，而人的情緒產生於杏仁核——大腦的另一個部位部位。但是我更願意想象，愛和音樂是儲存在海馬體、杏仁核以外的一個神秘地帶，跟靈魂和夢在一起。我更願想象母親去了那個美麗的維度……
……近近遠遠的記憶圍繞著我，像無數個螢火蟲在黑夜裏閃爍，每一隻都是母親的靈魂。
眼淚這麽滾燙，文字這麽蒼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