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六四】CND專訪：楊建利：從數學博士到公民運動領袖的三十年（上）
【受訪人簡介：楊建利（1963年－），祖籍山東，北京師範大學數學係碩士。 1991年，楊建利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獲得數學博士以後，又進入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並於2001年獲得政治經濟學的博士學位。1998年楊建利開始擔任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主席，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他傳承了基金會每年舉行一至兩次學術研討會的傳統，邀請海內外各方麵的專家學者就中國的焦點問題進行深入研究。他先後主辦了“文革三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哈佛大學協辦）、政黨政治和中國前途（柏克利加州 大學協辦）、鄉村選舉和中國的民主化（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協辦）、全球化與兩岸關係研討會（美國大學協辦）等一係列研討會；自2000年起他主辦了15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活動，邀集了來自海內外的港澳台藏蒙維漢等各方麵的青年俊傑，從現實環境條件入手，打造未來民族和解的基礎，爭取在最大限度內實踐他倡導的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念。楊建利是一個有留學生背景的代表性人物，他不僅是一個投身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實踐者，也是一個對於中國民主憲政理論的不懈探索者。九十年代中期他曾參與了著名政治學者嚴家其等人的“聯邦中國”研究專案，《中華聯邦憲法草案》就是這個專案的一個具體成果；此外還在海 外各種媒體上發表了大量的研究中國民主政治的理論文章。二零零一年八月他創辦了網絡周刊《議報》並擔任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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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D：楊博士你好。我知道你現在正在忙著籌備紀念六四32周年的活動，感謝你抽出時間接受CND的訪談。說起來，六四以後的這30多年是我們很多人的大半輩子了。但是在這32年裏無論發生了什麽，你都能夠不改初衷……
楊建利：是的。
CND：對這一點我感到相當的敬佩。因為我多少知道一些你在過去三十多年裏的經曆，你在中國坐牢的情況，還有你出獄到美國以後包括申請公民等等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困難……可以說，命運一直在考驗你。
楊建利：對。什麽事都經曆了。
CND：但難得的是你不改初衷。所以我想跟你聊聊這些方麵的故事，然後看看你有其它什麽想法。尤其是你現在做的幾件事，《議報》、公民運動、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等等，我想聽你詳細介紹一下。
楊建利：可以。其實我們做的很少，也沒做出什麽成績來。
CND：我們CND不也是這樣嗎？從1989年3月6日成立到現在已經32年了，你說我們做出什麽大成就了嗎？也沒有。但是做本身就是意義。現在CND在國內被全麵封殺，讀者也不多，但是沒關係。隻要我們做，隻要我們堅持，隻要我們堅守，中共就知道還有人沒有放棄。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楊建利：是。
CND：我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們CND的讀者中有很多是六四以後甚至2000年以後來的，他們對你可能不是很了解。所以我想先請你談談1989年以來你的個人經曆，包括從2007年從中國出獄回到美國以後的經曆，還有你現在做的工作。
楊建利：好。六四屠殺以後第三天，也就是6月7號，我就回到美國了，因為當時我是留學生，有護照、有簽證，那個時候有護照還是很稀罕的一件事。
CND：我打斷你一下。你說你“回到美國”，就是說你當時是在中國？
楊建利：對。八九民運爆發時，我是伯克利加州大學的學生。我在伯克利是讀數學博士，五月中旬我回中國參加了八九民運。在那之前，1988年，我參與了一些民運的事情，但沒有太公開。1988年，李鵬邀請30位海外的留學生組成一個海外參觀團，去看看中國所謂改革10年的成就。UC Berkeley是一個大學校，名校，自然就在全球30個名額裏攤了一個名額。實際上當時我在學校已經簽約了夏天的一個工作，這個工作就是教授一門碩士研究生課程，因為比較簡單，就由我們這些博士生來教。當時代課的收入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們剛來美國做留學生，如果能夠拿到教授般的工資，那是很豐厚的待遇。當時我沒太想參與回國的那件事。那時候我在伯克利除了打打球跳跳舞比較活躍，所有的政府的事我都沒參加。這是什麽意思呢？記得我寫自己入籍的故事裏就提到了這一段。來到美國以後我本來應該去到領事館報到，過組織生活的，可我完全和他們脫離了關係，一步都沒踏進領事館。所以官方的學生會——叫“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我也不參與。什麽都不參與，就是潛心讀書，然後玩，打打球跳跳舞唱唱歌，就這些事。
因為打球唱歌跳舞我就認識了很多朋友和同學，他們就說，建利，你還不回去一趟啊？我們不太信任官方的學生會，你回去以後替咱們說說心裏話。可我一想，我還有工作啊，掙得挺好的，我不太想走開。他們說，還是回吧。我說，那就回去一趟吧。我就報了名。當時的官方學生會的會長正好在歐洲訪問，他沒有機會參加這次訪問，不然的話內定肯定就是他回去了。後來我說咱們就選舉吧，可是選完了他們不認賬怎麽辦？學生會就對我保證，選完了一定認賬。當時學生會認為一定是他們的人選上。可是我的朋友很多，一拉票，我高票當選。
當選以後我就正經八百地開了一個征求意見會，問大家有什麽問題要提的。當時留學生家屬不能來美國是中國政府的政策，把人扣著作為人質，是個挺大的問題，還有留學生遇到的其他問題，我不過就是想作為一個學生代表履行職責，征求大家意見，不是意味著我要涉及什麽很大的政治問題。這時候官方學生會就出來宣布說，我不是回國學生代表。它不認賬了（大笑）。故事就出來啦。
我當然不幹啦。你如果早告訴我，我就不參選了，我本來也不想回去。可是我選完了你又不認賬，這不行。我就和他們對抗。當然我們這邊的人多勢眾，大家都希望能找一個非官方的人回去，而且我是被選上的，同學們都還有起碼的是非觀吧？既然讓人選，選上就要認是不是？就像這次川普似的，落選了他不認，我就很生氣。這個我們後麵再講。
學生會不承認，就找來了舊金山領事館的一個教育領事，姓程，來找我談話。我在國內的時候已經是副處級了。他說你看，我們一查，你是黨員，按你的級別你應該來報到的，可是你沒報到。他說，我們也不知道你從哪冒出來參選，我們有規定是要我們自己的學生會的人組團回國的。他不認了。我當時就給他施加壓力，我說你們這種做法是非常錯誤的。第一，你們號稱民主，最後卻不承認選舉的結果；第二，學生們選我是期待我能回去做一些事情的，你們聯誼會的人他們不信任，留學生會有情緒；第三，這邊有很多報紙，台灣的、民營的報紙，這個故事可是非常好的素材，他們聽到後馬上就能給你報道出來。可是這個領事沒聽我的，堅持不接受我作為正式代表，就回舊金山領館了。我後來就給《國際日報》、《世界日報》打了電話，告訴了他們這個故事。他們就寫出來、報出來了。報出來這就成了一個事件，鐵定就更不能讓我回去了。不回去就算了，我就繼續學習。
我這麽一鬧，卻被王炳章他們看上了，覺得這個年輕人不錯，敢幹這種事。於是幾個老民運的人就到校園裏找我，讓我參加他們的活動。我去參加他們一周一次的活動以後，大家一交談，覺得價值觀比較一致，他們就拿出一個表來說，你加入民聯吧。我覺得加入也沒什麽了不起的，就加入了（大笑）。所以我是八八年加入民聯的。比參加八九民運還早了一些。
CND：所以你跟中共的“過節兒”是從六四以前就開始的了。
楊建利：已經開始了。就是說從價值觀上我從來不認同他們，從來不認同。否則我作為一個中低級幹部出國怎麽也要去領事館報到吧？黨員要參加組織生活對吧？可是自從留學來到美國，我一步都沒有踏進領事館、大使館，一步都沒有。這就表明，我就是從價值觀上、從根本上就不認同中共政權嘛。
這件事出來以後我沒當回事，就過去了，繼續好好學習吧。
到了八九年，你記得嗎？方勵之有一個公開信，要求在建國四十周年的時候能夠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實行政治開放政策等等。這在國內引起很大的反響，海外的留學生當然積極響應，當時我是作為西部的聯絡人來征集簽名的。選舉那件事出來以後很多人記著我，所以他們就說，你做西部聯絡人吧。我說好。就做了西部聯絡人。我也沒有想到，自己作為一個留學生，參加了一次選舉，加入了民聯，就這樣一步步地走過來了。
這一來二去的就到了4月，胡耀邦一去世，學生就上街了。我們在UC Berkeley自然就開始組織學生活動，到領館去請願、抗議等等。看到戈爾巴喬夫要去中國，CBS的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就去了。5月13號那天晚上，在廣場，CBS的電源被拔了，不讓報道。丹·拉瑟就借這個機會說，為什麽不讓報道，是因為我們錄了這個東西。一放，是什麽呢？就是武警拿著皮帶、棍子打學生。有一個學生的臉上的血嘩嘩往下流。
CBS主播丹·拉瑟在天安門廣場
CND：我記得這個。
楊建利：在那之前還沒有那麽血腥嘛。在5月13號之前還沒有看到這種血腥的景象，隻是抗議，要和政府對話呀，提要求呀。一看到血腥，我心裏當時一下子就充血了，當天晚上我就決定回國了。買了票，過了幾天我就走了。就這樣，我就回國參加運動去了。
CND：你回去幹什麽了？
楊建利：回去呢，就是帶了一些錢，也不多，大概一兩千美金，回去資助一下學生。我見了劉曉波。當時想把劉曉波給邀請出來。他是比我提前一個月從哥倫比亞大學回去的。他回去以後就很活躍，特別活躍，在大宣傳車上天天演講。所以到我臨回去的時候大家就說，劉曉波可能會被抓啊，因為他剛剛才從海外回去，我們還是趕快讓他逃吧。所以當時中國留學生的經濟和國際政治學會出了一個正式的英文邀請函讓我帶著，讓他盡快辦簽證，拿到簽證以後伺機逃難。我回去，一是因為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曆史時刻我必須參與，第二就是傳遞這封邀請函，是有這兩件具體的任務在身。
我回去以後就去找自己的老同學，大家一起去參加堵軍車，反正學生幹的事我們都幹了。我還找了工自聯，給工自聯一位姓肖的人捐款，後來他被判了11年。我在北師大的年輕教師住的筒子樓裏見到了劉曉波。我說明了來意，他說他的護照已被當局沒收，即使有護照他也不準備回國，他說他是在學生中最有影響力的老師，還有很多事要做，不能走。然後劉曉波約我參加絕食。那時候他正在組織一個“首都一百名知識分子絕食”活動。他一看我是讀博士的留學生，他說你要是在中國就是大學老師了。我說我是做大學老師以後走的。他說你可以參加絕食嗎？我說可以。就約好了，說六月一號在廣場的西北角見麵。那時候有好多大遊行，累得不行，真的比幹什麽都累，每天都睡不了幾個小時覺。
1989年6月楊建利在天安門廣場（圖片來源：楊建利網站 www.yangjianli.com ）
到了6月1號，一早我就到了約定的地方等劉曉波，怎麽也等不來。廣場上人很多啊，等了幾個小時不行了，肯定是失約啦。那時候也沒有手機，連個電話都沒有，根本就聯絡不上。我就在廣場跟我的朋友一起繼續活動，一直到晚上，參加自由女神像落成。在參加自由女神像活動的過程中遇到一個人，我就問他，今天不是要絕食嗎？他說，不不，今天是六一，他們決定不在六一絕食，改日子了。我說改到什麽時候了？他說不知道，是不是明天開始不清楚。反正今天因為六一的原因不絕食。我才明白為什麽沒絕食。晚上我就回去了，跟朋友講，明天早上我還是去看一下吧，到底是不是要絕食。
6月2號我們又到了廣場西北角那個地方。到那一看，人山人海，滿滿的。遠遠地，英雄紀念碑那裏坐了四個人，大喇叭裏放著他們的絕食宣言，他們已經開始絕食了。我說，已經開始啦？怎麽就四個人呢？劉曉波告訴我大概一百人啊。我覺得很納悶。我然後就對朋友說，我絕食的時候你們常來看看我啊，送點兒水，我去啦。我就往裏走。那個糾察隊一層一層的，一層一層的，進不去，不讓進。查學生證，懷疑有“滲透者”、特務。往裏擠太困難了，要一層一層往裏擠。我說算了算了，不幹了。我就走了。就這樣失之交臂，錯過了在廣場的中心絕食的機會，也避過了六四以後被抓的災難。那時已經是六月二號啦，我們就該幹什麽幹什麽，繼續在廣場活動。
到了六月三號，大家就知道了，軍隊淩晨再次進來。我們就參與堵軍車，一直到下午。可以看到軍隊很多，在人民大會堂那邊。後來晚上回去洗個澡，準備再回去的時候，剛剛出北師大的門口就聽到第一聲槍響，第一聲槍響。當時我和另外一個朋友騎著自行車，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不能再去了，因為已經完全變了性質，開槍了。我的朋友連話都不說，就猛往前騎。我說不去了，他猛往前騎，我也不能走啊，我們一起就騎到了西單。到西單一看，軍隊已經陸續地開著槍往東走，去廣場。路上行進的軍人、裝甲車、坦克車，陸續地開著槍向往東邊的天安門廣場行進。我們就把自行車往那一插，開始加入人群，抗議，喊口號。那邊一開槍，人們就趴在地下，來來回回地。那是第一次看到人被殺，真的是開槍殺人了。然後我們又參加救援啊……等等。唉，目睹許多人被殺死，在這裏不可能一一講了。
然後一直到了六月四號的淩晨。
CND：你剛才說的開槍是六月三號？
楊建利：六月四號的淩晨12點以後。
CND：就是午夜以後？
楊建利：午夜以後，對。午夜以後不久就開了第一槍。然後一直到四號早晨，我們和從廣場撤出來的學生匯合，往學校走，目睹了六部口的坦克軋人的事件，我目睹了大屠殺，見證了最殘酷的那一幕。回學校的路上，沿街都站滿了人，找自己的學生的，找自己的同學的，找自己的親人的。我的老師看到我回來了，激動得不得了，因為他的壓力很大，我怎麽跑出去就沒有了。美國的家人又不斷地給他打電話，問我在哪裏。回到學校後大家都在喊，要退黨！要反抗！要做汽油瓶，軍車來了我們就要打。
正在我們群情激昂地寫退黨書的時候，我們係裏的一位教授來了。這個教授非常好，他不光是學術好，人品極好，政治上也非常清醒，他後來做了科學院院士。他來到了我們宿舍，非常冷靜地嚴肅地說，幹什麽？不要再貼這些東西了。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走！你們能走多遠走多遠。他讓我們能走多遠就走多遠，因為他知道再往後一段時間沒有什麽好結果。他說，什麽退黨，搞這些名堂現在已經沒有意義了。走，你們能走多遠走多遠！後來我們要走的時候他扔下一句話：如果不想搞數學就不要搞數學了。這句話，我不知道是專門對我講的還是對我們數學係一起上街、演講的人講的。他說，不缺數學家，但是缺你們這樣有激情的人。以後可以不搞數學，不過現在你們要逃。
你看，這樣一個非常好的教授，非常有智慧，也非常有正義感。
CND：會不會就是他的這一句話給你指上了另外一條人生道路？
楊建利：對。
當時我們沒有別的辦法，趕快逃吧。所以六月五號的時候我就和朋友們告別，把剩下的錢分發給每個人做逃路的盤纏，其中還包括一個穿著血衣的名叫彭濤的人，他是北師大學生自治會的一個常委，在北師大應該是排第三號學生領袖的人物。北師大第一個是吾爾開希，第二個是梁二（梁擎暾），第三號就是彭濤。彭濤好像是在北京市還是教育部的通緝名單上的，所以他也很危險。後來聽說是我的一個同學保了他一下。那時我這個同學馬上就要做校黨委書記了，我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他入黨比我晚，但是他歲數比我大很多。我回去都沒有去見他，因為我聽說他做的官挺大，不怎麽支持學生，我就很生氣，就沒去看他。據說彭濤後來在他的保護下沒受到太大的磨難。
當年北師大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維吾爾族）的近照
六四以後中共通緝21名學生領袖，以上是梁二（梁擎暾）的通緝照
當時我們一起逃難的時候我就把身上的錢給每人分發一下。當時彭濤身上還穿著血衣。我說你把血衣換掉。我給他一件襯衫，我說你換上這件襯衫，要不然你出去一看就是個學生，是從廣場下來的，可能會被抓。分發了盤纏以後我們就各奔東西了。當時我們誰也不知道這輩子還能再見到不能，就有一種戰亂的感覺，誰往哪裏走都不知道，分頭就走了。
我當時聯係了一個朋友，他住在北京北郊昌平那一帶。我按照他給我的地址往那裏走，路上我遇到一些人，他們問，你是學生嗎？我說是。有人問，你去哪裏？我說我去朋友家。他說，我帶你一段。當時人們都很支持學生。那一段時間沒有車啊，什麽車都沒有，他就騎自行車帶了我很久，走了很遠。我最終找到朋友，在他家裏躲了兩天。因為被催淚瓦斯嗆過，我天天咳嗽，咳嗽的非常厲害，後來我就說去醫院看看。我朋友的的媽媽或是姑姑我記不清了，說，你不能去，你去醫院太危險了。她每天過去拿藥給我吃。這樣我躲了兩天。
我這個朋友是國家機關的一個工作人員，他的單位有去日本的代表團，有一個大巴車。他對他們講，有一個朋友要去北京機場，想搭個便車。他讓我上那個大巴以後別說話，跟著去機場。6月6號的晚上，我就跟著那個車到了機場，找到一個小客棧住下來，和四五個人同住一屋。那時候晚上還經常有槍響，屠殺的槍聲一直響到6月7號，甚至有人講是更晚才停下來。6月6號槍聲還比較密集。我們都坐在屋裏看電視，看到底發生什麽事。那時候戒嚴指揮部的張工就出來講話，什麽天安門廣場沒死人啊，就那時候開始講的。
第二天早上我扛著行李到機場，開始過安檢。哎呀那裏人多得不得了。平時老外是不坐中國民航的，都坐美國飛機。那一天老外特別多，加上我們這些有護照有簽證往外跑的中國人，都擠在那兒，亂七八糟。警察也在那罵，罵政府開槍。都在罵。
CND：是吧？
楊建利：是呀。那時候警察都不愛幹活。過了安檢我一看，護照上都沒給我蓋章。這不行啊，因為我們坐的飛機到上海還要停一下，帶上更多的旅客再起飛。要是因為一個手續不全一耽擱我就可能走不了了，就會留在中國，未來會有各種危險。我就回過頭來對警察說，你還沒給我蓋章呢。他才給我蓋了個章。
上了飛機以後大家還是非常緊張，因為到上海還要再停，不知道能不能離開中國。我也不知道那些美國人為什麽那麽緊張。到了上海旅客都要下飛機，然後重新登機，等了很久。我就琢磨，我是不是在通緝名單上呢？想一想，我沒做什麽特別公開的事，無非做了些每個學生都會做的事，我也沒有去絕食，應該不會在名單上。再登機的時候我就排到隊伍的最後，觀察前麵有沒有被抓的人。警察沒有抓任何人。我是最後一個登機的，沒有遇到任何問題就上了飛機了。
飛機當時一起飛啊，人們全都在那鼓掌，終於離開中國了。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湧出來了。我的衣兜裏有一個黑袖章。我把它掏出來戴上，一直在流淚。當時還有好多事情沒來得及做，一下子就又要離開中國，不知道未來還能不能回來，不知道國家的未來、自己的前途是什麽樣。一直在流淚。
因為時差的原因，到舊金山機場還是6月7號。我過了海關拿著行李走出來一看，哇！外麵大概有一百多個記者在那等著，等那趟從北京來的飛機，看到底有沒有親曆者，到底有沒有能夠告訴他們北京發生什麽事的人。我估計那幾天每天都有那麽多記者天天都在那裏守著。
我推著車，戴著黑袖章出來以後一招手，說，我可以告訴你們北京發生了什麽。記者一下子就把我圍住了。
（待續）
（吳放根據2021年5月31日電話訪談錄音整理，文稿已經本人審訂。）
CND首發於2021年6月4日，轉載請注明出處。
華夏文摘第一五七四期(cm0621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