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小平：姑姑賀子珍的沉寂歲月
口述：賀小平
采訪：沈飛德
整理：楊之立
原刊序言：賀家發源於江西永新，一門英烈。賀敏學（1904—1988）、賀子珍（1909—1984）、賀怡（1911—1949）三兄妹很早投身革命，在井岡山時期就與毛澤東結下深厚的戰友情誼。賀敏學曾得到毛澤東“好人”和“三個第一”的稱讚，賀子珍則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可惜這段同甘共苦的婚姻在1937年爆發嚴重裂痕，同年賀子珍出走蘇聯，1939年她在蘇聯得知婚變消息，毛澤東和江青已於1938年成婚。1947年回國後今昔全非，賀子珍長期幽居上海，直到1979年才獲準進入北京參觀毛主席紀念堂。陪在她身邊度過這段沉寂歲月直至生命盡頭的，正是本文的口述者、賀敏學的獨生女、賀子珍侄女賀小平。
1947年，久經磨難的賀子珍（前左二）回到祖國，李立英（後中）攜女兒賀小平（前左三）到哈爾濱看望賀子珍和李敏（後左一），前左四為李六如夫人王美蘭。這張照片是本文口述者賀小平與她的姑姑賀子珍的第一張合影
我第一次見姑姑，是姑姑1947年從蘇聯回來。她回國後住在哈爾濱，找蕭華給主席打電報。主席回複說，賀敏學在華北作戰，現在戰事很緊張，等打完仗再說吧。我媽便帶著我從通化到哈爾濱見姑姑。那時我媽25歲，我5歲，因之前並沒見過麵，一開始姑姑以為我媽是我爸的女兒，差點鬧了個笑話。
姑姑在哈爾濱呆了兩年，1949年大局已定，主席進入北京。小姑姑賀怡到北京找主席為姐姐討說法，主席說了一句話“中國人按照中國的傳統”。賀怡理解為主席接納了姐姐，於是兩人動身去北京。可火車到了沈陽，有兩個自稱代表組織的人上來，不準她們進京，否則先開除黨籍。賀怡剛從北京出來，那麽顯然是不許賀子珍進京。兩個人對賀子珍說，你哥哥在上海，你到你哥哥那兒去。於是姑姑轉火車來到上海，沒想到下半生就留在上海了。
溧陽路的一窩小崽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們家三個人分三天進上海：我爸任職27軍副軍長兼參謀長，是從西郊第一天帶部隊打進上海的；我媽是政治部門第二天進上海；我隨後勤部門第三天進上海。
起初姑姑住在虹口區溧陽路1267號公寓，我也與姑姑一起住。11月出了一件大事，當時小姑姑在吉安地委任組織部部長，她到廣東南雄找回女兒賀海峰，及賀春生、賀麓成，還給爺爺掃墓，花了不少時間，因要趕到南昌開會，決定連夜開車，不幸發生車禍，遇難時年僅38歲。
我爸得知消息，馬上派吉普車和警衛班過去，將車上的人統統拉過來住在溧陽路。那些孩子有遠房親戚的，也有不相幹的，大家都想冒充賀怡的孩子，姑姑心中悲痛，來者不拒，全都收留在家中。這下好了，溧陽路家裏養了十幾個孩子。
直到1951年2月，我爸由南京調防上海，到姑姑家一看，竟有一窩叫舅舅的崽子，心裏便有數了。沒幾日，他便根據小孩長相和他們父母聯係起來，將他們分別遣散回江西老家。剩下賀春生、賀海峰、賀麓成，後來他們都是我爸養大的，也都和我們住在一起。
1950年在南京。前排左起：賀子珍、賀小平、李敏、李立英，後排左起：賀敏學、毛澤東警衛員
到了1950年，由於“二·六轟炸”，國家要組建一個華東軍區防空司令部，1952年我爸任司令部司令，包括姑姑在內，我們所有人都跟我爸住在今天南鷹飯店後麵的老房子裏。出於對姑姑的憐惜和小姑姑驟然去世的痛心，主席曾提出，賀子珍在上海的生活費用額外開銷從他稿費中支出，陳毅回答說：我們偌大個上海，難道養不起對革命有貢獻的賀子珍？
據說陳毅曾安排姑姑任職上海虹口區委組織部部長，我聽到過別人叫她賀部長，我當時理解她在杭州婦女部做過副部長，上海到底有沒有職位呢？我的確不清楚，但即便有，這個職位長期以來隻讓她領工資，卻沒能去工作。
南鷹飯店後麵的房子有3層，很大。一樓是客廳和飯廳，餐桌是歐式的橢圓桌，可以拉到很長；大門進來有一個房間，警衛員、司機住那兒。二樓一排四間屋子，姑姑住在西頭第一間，我爸住在東頭第一間。我是在我爸的東麵的第二間屋住，還有外婆、表哥、表姐。三樓是舞廳。我們禮拜天偶爾去看電影。
賀家是永新望族，姑姑在投身革命前受到傳統禮儀的教養是很全麵的，生活上有很多規矩。我爸領教過，就總結說：下午2點鍾的電影非得給她提前到1點、12點半，你不能告訴她2點，那她肯定遲到。因為她要換衣服，洗頭洗臉梳頭，每個步驟都不能含糊。
泰安路居所的家庭生活
1952年，我爸轉業，他帶了一批指揮員組建建工部，並任副部長兼華東建工局局長。我們搬到了現在我居住的泰安路。1955年搬過來不久，我爸就去西安任建工部西北管理總局第一副局長，後任局長。上海這邊家裏人口多，住房非常緊張，海峰、我、外婆三個人住一個房間；春生是男孩，隻能住一個很小的房間；姑姑住在二樓東麵最大也是最好的房間。
我們全家都給予姑姑極大的尊重，甚至一開始讓姑姑當家。但是姑姑生性豪爽，出手大方，實在不是個會管賬的人。有一次逛街看到燈籠袖真絲衫，她在俄羅斯穿過這類衣服，她立馬說這是好東西要抓緊買，一口氣買了一打，自己留了兩件，一件長袖，一件短袖，其餘全送光，我和海峰也各得了一件。
自己口袋裏麵有多少，全部掏給你，她就是這種人。這麽花法，家裏到了下半月就揭不開鍋了，她便偷偷問我借錢買菜。但姑姑從不賴賬，工資剛拿到手就還了我。我說急什麽？她說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如此數月下來，姑姑自己也不好意思了，還是讓外婆當家。她那時候一個月有208元工資，零頭8元交黨費，200元全部上交給外婆，可見她是真不太在意錢的。
1955年，賀小平與父母在上海泰安路家中
姑姑對我們小輩很關懷。有一次我過生日，我爸八九點回來，一進門就說哎呀，今天小平過生日。我媽其實忘記了，說飯都吃完了，過什麽生日？姑姑說有一個辦法，蘇聯人就是這樣的，汽水加冰磚！於是，我們買來一塊大冰磚切成好幾片大家分，那個生日過得很開心。
姑姑一直抽煙，但煙癮不像外界傳說的那麽大。大家為了讓她少抽點，一根香煙剪成兩三段，老念叨說今天你抽了兩根，抽了三根，數字聽著很大，其實就是一根。等李敏的兒子出生了，我們又有了一個新辦法，就是拿小孩子說事：你這個煙不行，小孩受不了。姑姑很快就掐掉煙頭。她很鍾愛外孫，每天問：孔繼寧吃什麽飯？喝什麽湯？樣樣都管。深夜，她不睡覺時，就會跑去看外孫是不是踢掉了被子。
姑姑沒有工作，深居簡出，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看報紙，尤愛看《參考消息》，格外認真，一字不落，又有過目不忘的本事，還老問：“小平你《參考消息》看過沒有？看過，文章裏麵怎麽講？”我隻好耍無賴說沒有看到字，字都被你吃掉了，然後她就哈哈地笑。不要和她討論這些事，她會和你較真的。
外界老覺得她精神不太正常，但我認為這事一言難盡，很難說清。有些現象按照一般情況來說她是不正常的，但是放在她的人生軌跡裏又是正常的。例如她明明餓得半死，還不吃東西不喝水，因為她在蘇聯瘋人醫院裏每天都迷迷糊糊睡著，飯菜裏麵有鎮靜藥，她吃過這個苦頭，就對食物很警覺。她在康生紅得發紫時就斷言這個人不行，不是好人，別人肯定覺得她腦子有病。還有作息習慣也異於常人，正常人白天活動晚上睡覺，她反過來晝伏夜出，她說這是跟主席習慣了，主席晚上不睡覺，她也晚上不睡覺，人家早上起床工作，她剛剛睡下去。這些算不算有病呢？
一生從未放棄尋找孩子
20世紀50年代，毛岸英曾寫信給姑姑，毛筆字的，字跡和主席很像，我記得他稱呼姑姑為賀媽媽（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蘇聯期間是賀子珍撫養的），可見對姑姑感情很深，他是從不叫江青的。後來他在朝鮮犧牲了，姑姑知道了很傷感，對我說：都是主席不好，人家小時候流浪，回來以後當農民，又弄到朝鮮去，這下就沒了。姑姑是有點埋怨主席對岸英太過嚴苛。在蘇聯時，姑姑自己不吃飯也要給兩個孩子吃，嬌嬌（李敏）說岸青哥哥老是掉筆頭，老要我媽給他買筆頭。岸青和姑姑後來在福建見過麵，但並沒有來過泰安路。嬌嬌和兩個哥哥關係很好，我們住南鷹飯店後麵時她每年來我們家和姑姑一起過春節。
姑姑一生坎坷，受盡懷胎生育之苦。他們曾通過我的手送兩張照片給嬌嬌，讓主席辨認哪個是姑姑和主席的長女，但沒有結果。關於楊月花，我爸是承認過她的，但姑姑並不知情。有些問題也老讓我去問，例如楊月花出生的年份。我隻能開動腦筋，陪姑姑乘涼閑聊，兜來兜去兜到這個話題上：“你不是6個孩子嗎？老大哪一年生的？”她也警惕的，會說你問這個幹什麽？問了這個刹車也不行，要懷疑的，我就接著問老二哪一年？她答道：“老二1932年，長征的時候2歲多了，會走了……”
多年前，月花想讓我陪她去北京見嬌嬌，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世。我勸她說，你去了無非兩個結果：若你是主席的孩子，待遇也高不過李敏；若你不是，那對你來說就更不好了。你現在生活安定，不缺什麽，不如就讓這個疑問繼續懸著吧。月花一想，說得有理，也就把這份心思看淡了。
1970年春節在上海湖南路招待所。後排左起：李敏、賀雄（即霍小青）、賀麓成、陳天亮、賀春生、葉啟光、賀海峰、周劍霞，中排左起：盧虹、賀子珍、賀敏學、李立英、陳莉、賀小平，前排：賀汪洋
另外是小毛的事。1953年，姑姑給時任江西省長的邵式平寫了封信，請他幫助查找，江西政府找到了一個叫朱道來的青年，各方麵情況非常吻合，連血型都和姑姑一樣。姑姑很激動，把他接來，1970年我們兩對新人一起在這裏結婚。但是後來情況變複雜了。又殺出一個女同誌朱月倩，說小毛（朱道來）是她和霍步青的孩子霍小青。江西人霍和賀是一個音，民政局幹部對收養人說一切實事求是，說賀家小毛死了或者賣掉也都可以，但她屢次改口，弄得我們也沒轍了。主席本打算見一下小青，但後來突然接到一個電話：組織上沒有確認，希望你不要見他。可能是總理打的，因為總理看過小青照片，認為絡腮胡子，不太像主席。主席表示服從組織安排，就沒有見。我當時想，見見又有什麽關係呢？
小青成婚第二年就去世了，因為他死得不明不白，我沒去參加他的葬禮。姑姑在醫院裏一直惦記小青，我瞞著姑姑小青去世的消息，怕問穿了，索性說我和他從無書信往來，後來幹脆說他到國外去了。
1949年，賀子珍（左一）與賀小平（右二）合影，右一為賀敏學
為數不多的探訪者：彭德懷和謝飛
我陪在姑姑身邊幾十年，目睹了姑姑的孤獨和寂寞，也領略了世態炎涼和人情世故。除了陳老總，很少有人來看望她，鄰居也都不知道這裏住著賀子珍，加上她的作息異於常人，除親人外很少與外人接觸。
1956年，我休學在家，春生、海峰還在學校上課。彭德懷來看望她，穿了一身夾克衫，隻帶了一個隨行人員，不是警衛員就是秘書，那人坐在汽車裏沒有進來。負責開門和關門的人都是我。姑姑下來迎接他，兩人上樓交談。我們家有規矩，隻要大人講話，小孩一律不許進去，所以內容我就不知道了。現在有些材料不但將他們的對話和盤托出，還繪聲繪色地說賀家小孩海峰在旁邊插嘴，這些都是杜撰。送走彭老總後姑姑很激動很興奮，問我說：“小平，你知道來的是誰？”我說：“彭老總，中國十大元帥嘛，誰不知道？”那次彭老總來訪，姑姑著實興奮了好多天。
還有謝飛阿姨（劉少奇前妻）來了兩次，長征路上有30個女同誌隨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的，謝飛與姑姑在一個連隊，同甘共苦，感情深厚。她第一次來姑姑還在家，相對自由；後一次大約是1983年左右，姑姑已住在華東醫院。基於一些政治因素，當時探訪姑姑全都需要報批手續，上海市委不批就不準見，連江西省委書記、姑姑的老戰友劉俊秀也住華東醫院，兩人近在咫尺，卻也未能獲準去姑姑病房看望。謝飛阿姨來找我說，我在上海出差明天回京，隻有今天下午半天時間，來不及申請，你有沒有辦法帶我去見她？我說行，就是委屈你一點，千萬不要說話。我帶她到華東醫院，樓梯旁邊有一個地方拿牌子，我們從來不拿牌子，因為大家都很熟了。我主動和師傅打招呼，師傅將謝飛阿姨當作我的家人才讓她與我一起進去看姑姑的。
後來，陳老總調離上海，他湖南路262號招待所的房子空了出來，1962年讓給了姑姑住。可惜到了湖南路那邊就沒有那麽自由了，姑姑基本上處於獨居狀態。市委列出一個準許出入人員的名單，我結婚時愛人葉啟光的名字沒有在名單上，就不能進去。我爸就發火了：“行了，都不進去，賀子珍就死在裏麵吧！”市委來賠禮道歉，說我們漏掉了，馬上補上名字。我外婆很自覺，盡可能不太去湖南路招待所。因為這些限製，姑姑和老戰友們聯絡甚少，可見彭老總和謝飛阿姨的到訪令姑姑多麽欣慰啊！
認定主席被江青害死
1957年時，人們推測姑姑的精神狀況有點異常，就哄著她去醫院做體檢。磨難的確會對人的心智造成一定程度的創傷，這是沒有辦法的。出院後姑姑回家住了一陣子，然後在南昌住了些日子。
1959年，姑姑和主席在廬山見了一麵。回來以後，她的情緒大起大落，身體狀況極差，人也極瘦。我爸知道後，把她接到福州，找了中醫開藥。姑姑抗拒吃藥，爸爸費盡了心思，甚至把藥倒成兩杯，自己先喝其中一杯，才讓姑姑放心喝下中藥。嬌嬌把姑姑病情告訴了主席，主席當場落淚，給姑姑寫信道：“保重身體，一定要聽醫生的話，好好看看社會主義。”
1937年春，毛澤東和賀子珍在延安
姑姑從未說過主席半句不是，反而總是責怪自己。當年姑姑出走蘇聯，主席連拍多封電報挽留，但姑姑走得決然，主客觀有很多原因。她跟我說：一個上不了台麵的原因是長征路上一路懷孕、生孩子，實在苦不堪言，當時發現又懷孕了，非常難受，想要麽去蘇聯先安頓一下把孩子生了再回來；另一層是當時年輕任性，沒想過去了蘇聯主席這邊會起這麽大的變化。
姑姑從未見過江青。有一次，我、她、嬌嬌三個人在一起。她突然問嬌嬌，有沒有江青的照片？給我看看！嬌嬌姐說我沒有帶，我以後給你看，她很聰明，以後自然就再沒有以後了。其他場合姑姑一貫守口如瓶，絕口不提江青。
當年和小姑姑去北京被攔截後，姑姑心裏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她是進不了北京的，隻是有一次她實在沒忍住。1966年9月我要到北京串聯，9月15日毛主席要接見第三批紅衛兵。姑姑說我也和你一塊去吧！我說你怎麽去，市委不會同意的。姑姑說：“我到北京去住嬌嬌那裏麽，他當他的主席，我不去找他，為什麽不能去北京？北京十大建築人家都看過了，我還沒看過，為什麽我不能去北京？”我聽了有些心酸，隻能不斷勸說，直到她不吭聲了，事情才算作罷。
1975年，嬌嬌的愛人孔令華曾將冬梅送到上海，並對我們說，主席百年的時候，我們就管不上媽媽這邊了，海峰、小平你們兩個替我們照顧她。這於我當然是責無旁貸的。
1949年夏在上海樂義飯店，後排右四為賀子珍，後排左三為賀敏學
次年，主席去世了。剛得知消息的兩天，姑姑沒有睡過覺，到了深夜2點，還跑來找我和海峰說話。我們困極了，讓她回去睡覺，她不睡覺我們也要睡覺呀。她回去一陣子，又回來，翻來覆去地問：“沒有聽說主席有病呀，怎麽突然就走掉了？是什麽原因？”她思維就卡在這個坎兒上過不去。她後來又說，《參考消息》有一篇文章，寫哪個國家的王後把國王給害死。她的意思就是主席是被江青害死的，但是她沒有親口說江青。
姑姑堅韌剛毅，自製力強，一般是不哭的。但主席去世的第二天，華東醫院喬主任來給她看病，喬主任進來就哭，姑姑被他感染也哭了，沒有聲音，用袖子抹了兩下淚水。
兩天後情緒稍微平複一些，姑姑就搬個藤椅坐在電視前看關於主席逝世的滾動新聞，一次不落，一看就是一天。
臨終未能與至親相見
“四人幫”被粉碎後，大氣候變了，對我們家來說是輕鬆了許多。1979年姑姑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獲準到北京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由嬌嬌夫婦陪同。華東醫院隨行的護士回來問我，姑姑其他地方都沒哭，到中南海主席的臥室就哇一聲哭了，什麽道理？我說你看她眼光在哪個角落，你到那個地方去找原因，別問她，她不可能說的。我們猜想，可能她看到了一樣東西，要麽是兩個人共同用過的，要麽是她送給主席、他臨終還留身邊的，情感無法抑製才爆發出來的。
姑姑在北京301陸軍總醫院高幹病房住了一年。一年後，姑姑要求回上海。我爸知道為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治療過的針灸醫師技術精湛，想介紹給姑姑（1977年姑姑從福建回來不到半年就中風癱瘓了）。但這個醫生很有點性格，絕不去醫院醫治病人。另一個原因是姑姑自己在北京吃東西不習慣。
誰知上海市委不讓姑姑住湖南路舊居。我媽和我在虹橋機場休息室等她，時任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張世珠也在，說要姑姑住華東醫院，還問出了問題誰負責？後來我們和我爸說，我爸拍胸脯說我負責！可是我爸當時不在，我媽不敢講這話。姑姑的飛機一落地，張世珠和醫生、護士立即上去圍住姑姑，將她抬下飛機送去華東醫院。
第二天姑姑一醒就嚷嚷，我不要住華東醫院，我要出去！華東醫院便向中央告狀，說我們賀家幹擾治療，鼓動病人出院。於是，我爸也不含糊，在福建打個報告給中央辦公廳說，本來賀子珍就不願意住那裏，你們硬要她進去。中辦不同意姑姑出院，我爸兩年中多方奔走，聯係其他醫院做轉院事宜，最後又被中辦否定，甚為無奈。
1965年國慶在杭州嶽王廟，左起：賀怡養子劉子毅、賀小平、賀子珍、賀海峰
姑姑在醫院是過得不舒服的，華東醫院將她喜歡的護士調走，又安排了一些眼線在她身邊，其中有個徐姓護士在姑姑去世後拿出了所謂的遺言，以姑姑的幹女兒自居。姑姑操永新普通話，徐某某操浦東普通話，兩人語言無法溝通，如何能夠交心？在這份遺言裏，前三條都是關於她這個護士的，錄音機之類當時比較貴重的東西都留給她，就第四條說將國庫券留給李敏和外孫，也是奇談。
姑姑晚年記性依然極好。楊子江和王行娟要寫她的書，采訪她，楊子江1948年采訪過她，憑印象寫了一份履曆表，向姑姑求證。我跟海峰兩個人做翻譯，沒想到哪一年在什麽地方做什麽工作，姑姑都記得清清楚楚，她還提筆寫下入黨介紹人的名字。
1984年4月，姑姑高燒不退，華東醫院用了點青黴素，別無其他搶救措施。市委招待處祝副處長14日問我和海峰，姑姑喜歡穿什麽羊毛衫，蓋什麽顏色的被子？我一聽火冒三丈，人還沒死呢，這麽快考慮後事了？退一萬步說，姑姑是女戰士，又不是家庭婦女，她的遺體難道不蓋黨旗嗎，蓋什麽被子？
15日我爸從福建趕回來，提議醫生用“安宮牛黃丸”，鼻飼打進去之後17日上午姑姑體溫降下來，能和醫生打招呼了。不知為何，17日下午起，醫院不許我們親屬進病房。19日下午，姑姑彌留之際，我媽向院方提出我們親屬不進去但是得讓李敏他們直係親屬進去，他們還是不同意，說會影響搶救。直到姑姑咽氣，市委書記陳國棟進去看過離開後才放我們進去，遺憾的是姑姑臨終有什麽話要說，我們已無法得知了。
遺物僅有兩個皮箱
當時我爸媽、嬌嬌一家都住在東湖招待所。有一天市委組織部來了兩個人，再三強調中央決定喪事從簡，不開追悼會。我想到姑姑一輩子所受的委屈、冷落、不公，衝口說：“我們擁護喪事從簡，但不同的人應該不同對待。姑姑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她隱姓埋名幾十年，最後一次，要給她恢複名譽！”他們又問姑姑的悼詞是否由家屬來寫？我說：“悼詞怎麽家屬寫？應該是組織寫，家屬過目。”組織部的人卻說，悼詞寫不出來，因為沒有她的檔案。
市委和我們商量骨灰放在龍華烈士陵園，我們都不同意，提出兩點理由：一、姑姑是屬於中央管的幹部，上海隻是代管；二、她唯一的女兒在北京。有關負責人說，你們一定要放八寶山那也就是最後一廳。我爸爸說第幾廳無所謂。在我們的堅持下，上海隻好上報中央，最後北京回音來了，鄧小平拍板：一、骨灰放八寶山第一廳；二、政治局委員以上幹部全部送花圈。姑姑去世後終於得到了她生前應有的尊重和待遇。
1968年，賀家第三代表姐妹（左起）賀海峰、李敏、賀小平在上海合影
追悼會定於4月25日在龍華殯儀館舉行。前一天，嬌嬌打電話給毛遠誌，問他來不來參加追悼會，毛遠誌說沒有收到訃告。我們這才發現為了控製參會人數和影響力，姑姑的訃告全都沒發。我們當即提出要求：市委機要員連夜送訃告，外地就實在鞭長莫及了。追悼會當日，祝副處長和徐護士嚎啕大哭。悼詞的內容果然沒有重點，草草了事。
姑姑病房的遺物一開始是華東醫院保管，後來就是市委保管，湖南路居所一概禁絕出入。市委運了兩個水果簍子到東湖招待所交給嬌嬌，說賀子珍的東西都在那兒。其中皮箱有兩個，姑姑從蘇聯回來就帶了這兩個皮箱，去世還是兩個皮箱，這麽多年可謂兩袖清風，一無所有。此事做得太絕，上海是嬌嬌的傷心地，她二十年都沒有回來。
1987年4月兩會期間，賀敏學、賀小平父女在北京空軍招待所
“領袖家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大型巡回展”2004年2月在上海舉辦（此前已經在福建、浙江、廣東等地舉辦，上海之後最後一站是韶山），我們陪嬌嬌到湖南路招待所看了一次。她一上樓，沒敢先進姑姑的房子，先到她自己的房間以及主席去世時我和海峰住的房間，再回到走廊裏，要下樓時才進入姑姑房間。二十年了，人心底最柔軟的情感還是會被勾起。
關於姑姑的骨灰安置，2010年嬌嬌來看世博會，我給她提過建議。我說嬌姐，現在放在八寶山沒有什麽問題，若幹年以後呢，我們都走了呢？為長遠計，我建議姑姑的骨灰還是放回井岡山吧，我爸的骨灰就在江西茅坪，江西人對我們賀家是沒話說的。嬌嬌姐回答道，你講得有道理，我考慮一下。
我是我爸唯一的孩子，他很疼我，但他調動去外地工作幾十年而始終將我留在上海。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漸漸讀懂了爸爸。姑姑的前半生，巾幗英雄，意氣風發；後半生，忍辱負重，淒苦孤寂。爸爸希望我能留在她身邊照顧她，給她家的氛圍和一點暖意。而我，有幸陪著姑姑走完了這不甚愉快卻還算從容的半生，與她結下這段深厚的半生緣。
2016年6月，采訪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沈飛德（左），整理者楊之立與賀小平女士（中）在其家中合影
原載《世紀》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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