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的留學生涯也算敘述完了。可是在離開愛荷華大學一年後發生的一件事，卻又把我的心拉回到Iowa City，那就是發生在1991年11月1日的盧剛事件。聽到這個噩耗，我心裏難以平靜。一直想寫篇文章，差不多一年之後，這篇文章才寫成。既然這事發生在我留學的學校，所以我稍加修改，一並收入《我的留學生涯》，算是節外生枝吧。
在盧剛案所涉及的人中，除了文中寫到的山林華和Dr. Anne Clearly, 我還認識一位，就是盧剛。雖然平時沒有什麽來往，可是同學會辦活動的時候（那時同學會常辦舞會），總能見到他。獨來獨往，也不見他和人交談，常在一邊嘿然笑著。
槍擊案發生後，我接觸到的愛荷華大學的中國同學都認為盧剛太冷酷太走極端，尤其是他返回凶殺的第一現場，看到大家在搶救奄奄一息的Dr. Smith，不顧同學們的哀求，再次開槍殺害了Dr. Smith，留下他四歲和六歲的孩子。大家覺得為了一個博士論文獎而槍殺同學和老師實在太過喪心病狂，而且物理係的同學也不認為論文的評獎過程中有不公正的地方。後來在網上開始有為盧剛辯護的，更有人把他說成是麵對不公拍案而起的英雄。事件後來還拍成了電影。
時隔多年，“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除了對至親的人，往事已煙消雲散。盧剛事件僅存的受害人Miya Sioson，被盧剛打斷頸椎癱瘓了17年後也在2008年離世了。我也不打算再爭其中的是非曲直，隻是當時有一個想法，這麽多年每當想到盧剛事件，這個念頭就會襲上心來。
我有機會讀到盧剛的絕命書。那是在槍擊案的前一天，他寫下留給他在國內的姐姐的，他稱她“我最親愛的二姐”。盧剛對自己的一生做了個回顧，說是人生應有的享受，他已經都經曆過了。又談到他對專業的失望，說是走進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死胡同。當然也講到了他感受到的不公。可是最讓我沉思的是他在信中說，把遺物寄給姐姐以後，他“哭得死去活來。”這讓我看到他鐵石心腸背後的絕望。盧剛雖然離群索居不太與別人來往，但同學們對他的狀況，並非一無所知。如果當時有人對他表示一下關心，會不會就避免了悲劇的發生呢？有時人們所需要的隻是傾聽的耳朵。這個想法讓我心情沉重，更因為我是前一年的中國同學會主席，尤覺未能盡責。
多年之後，有一位同學來和我談起他和老師的緊張關係。激憤之餘，他說了句出格的話。我聽了大為緊張，一下子想起了盧剛的事。尤其要命的是，學校規定如有這樣的情況，應該要報告給學校的警察部門。一旦報告，後果極其嚴重，甚至可能被除名。我想，一時衝動閃過這樣念頭的人可能不在少數，可是真正付諸於行動的人是少而又少。我不想他因為一時的口舌之快而斷送了前程，於是連忙對他說，“打住！就當你什麽都沒說，我什麽都沒聽見。但你要多想想你的家人。一定一定不能再有這樣的念頭。”事後，我不時給他寫個郵件問問學業的進展，又和他談了一兩次。直到他畢業了找到工作了，我才鬆了口氣。亞裏士多德說過，“善行，即使再細微也不會是無用的。”（“No act of kindness, no matter how small, is ever wasted.”）如果我們能不失時機地向周圍的人釋放友善的信息，說不定我們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一點。
以下是三十年前的舊文。
我所知道的山林華和克黎利
我也是愛荷華大學的學生，在被盧剛殺害的六人中，有兩位是我所熟識的。他們是山林華和副校長克黎利。我一直想，我應該把我所知道的關於他們的點滴寫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是怎樣善良的熱愛生命的人。
我和山林華住在同一幢學生家庭公寓大約有三年，開始時雖是認識，但隻是點頭之交而已。一九八九年初，同學會改選，山林華卸任。他來找我讓我接他當同學會會長，從這時起我們有較多的接觸。
以我的年紀來看他，他還隻是個孩子，實際上他確是童心未泯。他可以和我當時才八歲的兒子一起玩NINTENDO（電子遊戲機）而大呼大喊，得意忘形。有時在電子遊戲機中遇上“不可逾越”的難題，他會“不恥下問”地打電話來我家，找我兒子“請教幾個關於NINFENDO的技術問題。”他是一個極誠實的人，見了麵未說話，先就露出娃娃般的笑容。說話輕聲慢氣，與他在足球場上以他瘦弱的身體去抗擊合理衝撞的勇猛很不相稱。他似乎並不像“萬聖悲魂”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樣不願談論自己的家庭背景。一九九○年我找到工作離開愛城前兩天，看他在“自留地”裏忙活，他種的莊稼長得鬱鬱蔥蔥，我說：“小山子，莊稼種得不錯嘛。”他笑著說：“我本來就是農民，出國前一天還在地裏幫我爸爸幹活呢。”
他是一個做事極負責的人。我當選了八九年的同學會長後，常為同學會的事與他商量。並戲稱他是我的“中顧委主席”。一九八九年是多事之秋，學生會的活動多而頻繁，而且規模大。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那一年當選的同學會幹部中有幾位對活動參與不多，所以活動的組織和進行全靠一些同學自願的幫忙，小山子就是其中的一位。幾次活動，我都請他統籌車輛的安排。他每次都是以他物理學家特有的準確性把事情安排得有條有理。最後自己開車“收容”沒趕上的，成了活動的“殿後大將軍”。那年的六月，正是最忙碌的時刻，對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因為我的博士畢業考正安排在六月十五日前後，可我根本沒時間複習。焦頭爛額地忙到六月六、七日左右，我隻能向小山子求救了，求他代我任會長十天，讓我把畢業考應付了。他毫無二話地答應了。在那以後的十天中，他代我處理同學會各方麵的事務。待我考完以後，他才“還政”於我，讓我一直覺得我欠了他一個很大的人情來不及回報。
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九○年十二月的畢業典禮上，我和他坐在一起，我是從外州趕回去參加典禮的。幾個月沒見麵，大家覺得分外親切，我和他一直輕聲地談各自的工作，對物理學，我是一竅不通，隻知道他幹得很出色。已經有好像不止一所學校有意要聘用他。他打算再幹一陣“博士後”就應聘上任去，我真是十分地為他高興。如今我拿出在畢業典禮上所拍的照片，看看他坐在我的旁邊，臉上掛著那娃娃般的笑容。我真是十分痛惜我們失去了這樣一位出色的青年和親愛的朋友。唯一可欣慰的是，槍擊事件之後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樣是基督徒。將來在我們天上的家裏，我們還會再見的。
我想，我可以稱ANNE·克黎利教授是我的老師和朋友，她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之一，除了這一層師生關係，我們還有不少其他的往來，我和其他學生都稱他ANNE。我頭一次遇見ANNE是在八六年感恩節在我指導老師Dr. Clifford家的國際學生舉行的感恩節晚會上。這是ANNE和我老師十年來保持的一個傳統，每年感恩節和聖誕節，她們兩人輪流在家裏舉辦晚會招待我們這些遠離家人的國際學生們。
她出生在中國，對中國一直有很友好的感情。那次見麵，她就興致勃勃地給我講述她幾年前去上海找尋她出生的那幢房子的經曆。雖然她很遺憾沒能找到，可是對上海市民的熱心和樂於助人讚不絕口。八五年她和我老師再次去中國，代表愛荷華大學教育學院與華東師大、北京師大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簽定學術交流的計劃。並在國內舉辦多次學術講座。從中國回來時，她帶了一大包中國高考中用的物理、化學和數學試題，並讓我找人把它譯成英文。她的中國同行們認為選擇題不能測出學生深層次學習的思維。作為世界著名的教育測量專家，她決定做一套例題給他們。她說：“I take the challenge.”(“我接受這個挑戰。”)目睹中國高校圖書資料的匱乏，她和我老師發動教育學院的教授們為中國捐書。我記得共捐了一千多本，我老師讓我負責打包郵寄，限重六十五磅的郵包共寄了十五包到北京。
她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對國際學生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似的。記得一年在她家裏過聖誕節，熙熙攘攘地大約來了四、五十位國際學生和他們的家人。ANNE準備了聖誕節大餐，還煞費苦心地去找了一位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中國學生扮演聖誕老人。當這位聖誕老人打著哈哈，背著一隻大塑膠袋進來時，不但孩子們欣喜若狂，以為是夢想成真，就是我們這些大人都在猜測是誰扮演的聖誕老人。在場的每個人都收到一件禮物，男士們或是一本記事本，或是香水；女士們或是錢包，或是化妝品；孩子們則是書或學習用品。每個人都體驗到那一份家庭的溫馨。如今，我也是教授了。我試著像她那樣為離鄉背井的學生們做點什麽。這才發現那並不容易。不光是錢的問題，沒有對學生的那份愛心，沒有人能十年如一日地為學生做這些。
在學術上，她對我們十分嚴格，但又不失幽默感。記得在我博士論文答辯時，我因一個統計方法用得不合適，被一位教授窮追猛打，搞得我疲於招架，狼狽得很。輪到她發言時，她說：“我本來也準備了幾個刁鑽的問題打算問你，現在看來不必了。”然後把她對論文的意見逐條說來。我至今對她的網開一麵而存感激之心。她對學生學習的成就由衷地高興。九○年十二月我回去參加畢業典禮，我老師在家設宴歡迎我們全家，她帶著她最拿手的冰淇淋蛋糕來參加，一坐下便說：“我想讓在座的每一位知道，為了慶祝紅雨畢業，我多年來第一次破例，沒有參加星期五下午的遊泳鍛煉。”九一年四月我最後一次在芝加哥開年會遇見她，她還問起我的工作研究。我在愛荷華大學的五年中，她手下一直有中國學生。她所主持的“大學測試中心”曾資助了多位中國學生完成學業。
她是一位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人。她喜愛運動，又愛好音樂，是大學演出中心的重要讚助人。她還會演奏大提琴，隻是沒有機會聽她拉過。她家裏養了三隻漂亮的波斯貓，每年一次或幾次，她讓整個街區的孩子們把他們養的貓帶到她家裏，給貓開生日晚會，其實晚會的主客當然是孩子們。九一年四月我見到她時，她興高彩烈地告訴我，她的一隻波斯貓六月份要生小貓了，如果我有興趣，她會設法寄一隻給我。我連忙辭謝不敏。如今我想到她時，不由得也會想起她的貓們，不知它們可曾找到新家？
如果說ANNE活著的時候是博愛的見證，她死後她家人所做的則是寬容的典範，槍擊的第二天，我老師打電話給我說：“She did not make it！”(“她沒能挺過來。”)並告訴我ANNE的三位兄弟在她病房中就宣布要用ANNE遺產為教育學院的國際學生設立一份獎學金，因為他們知道這是ANNE的意願。
我為他們這種“以德報冤”的高尚感動得不能自己。想到這樣一位熱愛中國的善良的美國老人，竟死在中國學生的槍下，不由得潸然淚下。我老師安慰說：“ANNE生前很為你們這些中國學生而感驕傲，她感謝這些年來你們所給予她的。”幾天後，她寄給我一份ANNE的兄弟們寫給盧剛家人信的複印本，是十一月四日ANNE去世的那一天寫的。信不長，我翻譯如下：
“給盧剛的家人們：
我們剛經曆了一場慘痛的悲劇，我們失去了我們為之驕傲的親愛的姐姐。她一生給人所留的影響，讓每一個與她有過接觸的人——她的家人、鄰居、孩子們、同事、學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親友們——都愛戴她。
當我們從各地趕來愛荷華時，那麽多朋友來分擔我們的悲痛，但同時他們也與我們分享ANNE留給我們的美好的記憶和她為人們所作的一切。
當我們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時，我們也在我們的關心和祈禱中記念你們，盧剛的家人們。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們也一定和我們一樣為周末所發生的事所震驚。
ANNE相信愛和寬恕。我們也願意在這一沉重的時刻向你們伸出我們的手，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祈禱。在這悲痛的時刻，ANNE一定是希望我們心中充滿了憐憫、寬容和愛。我們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個家庭正承受比我們更沉重的悲痛的話，那就是你們一家，我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與你們分擔這一份悲痛。
讓我們一起堅強起來，並相互支持，因為這一定是ANNE的希望。
真誠的FRANK，MICHAEL和PAUL”
ANNE追思禮拜時，聽說許多中國同學都去了。我不知道ANNE和她的弟兄們所作的會給多少人帶來什麽樣的影響，但我知道他們確是改變了一些人的生命。我的太太在這事以後受洗接受了基督教。她說，沒有人能在這樣高尚的行為麵前無動於衷。
記得去年得知小山子和ANNE去世的消息時，我就很想寫一點什麽，把我所知道的小山子和ANNE告訴人們。不單是為了紀念死者，也是為平息自己激動的心情。但思緒萬千，竟不能落一字於紙上。可能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一年後的今天，思緒果然沉澱了下來，我終於寫成了以上的文字，並把這“當哭的長歌”獻於小山子和ANNE的靈前。
作者投稿
華夏文摘第一五六五期(cm0421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