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 | 雲淡風清了無痕
雲淡風清了無痕
楊憲益／口述
91歲時的楊憲益
天津和牛津
小時候家裏生活很舒服，很大的院子和花園，養貓養狗，我整天玩。但是我5歲時父親去世了，於是人人都說我是白虎星，命硬，會克人。媽媽懷我的時候曾夢到老虎。後來我的兒子也死了，但我還是不信命。
父親是天津的中國銀行行長，當時銀行是私有的，北洋軍閥都很感謝父親給他們錢發軍餉。他曾帶我去他的辦公室，也許他對我有期待，但我沒有興趣，隻是玩。
我沒有讀過小學，家裏給我請了教私塾的秀才，叫魏汝舟。讀的書是當時最普通的“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之後是儒學經典《論語》、孟子》、《禮記》、《詩經》，也讀《楚辭》、唐詩宋詞、《古文觀止》，還有史書。所有的書都不怎麽解釋，就是要背。我記憶力還可以，一般讀個兩三遍，就可以背了，所以基本上沒挨過打。其實背不出也不會打，我是家裏唯一的男孩子，沒人敢打我的。
十多歲後我才出去讀教會學校，但還是不認真，玩的比較多，班上總考第一名的那個學生非常努力，很認真，我就不跟他爭，所以我總考第二名。小時候有過各種各樣的幻想，最早想當孫悟空，大一點時偶像是諸葛亮，說明有點政治上的理想，不過沒過幾年就隻想做杜甫、陶淵明了。
現在想起來，小時候看書是很多的。我家裏有很多藏書，都是線裝古書，經史子集都有，還有筆記小說，很多都帶插圖，很好看。不那麽古舊的書我記得有成套的“說部叢書”，林琴南翻譯的。這些書放在家裏，沒有人規定我要看，也沒有人禁止我看，我就隨便翻，很自由，完全是憑興趣選擇。
我買書很多。當時天津有個玩的地方，叫“大羅天”，裏麵有賣書的，最早是先生帶著去，後來我也自己去。我買書的習慣是寧濫勿缺，幾乎是能撈到什麽書，就先搬回家再說。有的書隻是覺得插畫好看，有的隻是覺得書名有趣，就買了，買回去也不一定看。如果是成套的，則一定要買全了。
我有個很要好的中學同學喜歡古詩，我受他影響，讀了很多漢魏古體詩和陶淵明，也學著寫，主要是五言體，七言的律、絕就很少寫了。唐詩我偏愛中晚唐的，唐以後的詩很少看，黃遵憲和康梁的詩或可一讀，但詩味畢竟差一點。至於白話詩，比如胡適的《嚐試集》，還有郭沫若、艾青他們，我覺得根本就不是詩。我對白話的“五四”新文學一直沒有感覺，那一批作家，除了周氏兄弟，其他如茅盾、巴金，我都不佩服。魯迅非常優秀，我沒有翻譯完魯迅全集是很可惜的。
到教會中學新學書院讀書之前，我沒有接觸過現代科學。上新學書院後我開始對自然科學感興趣，我不相信世界上不可能有“永動機”的說法，想自己造一個出來，為此看了很多科學方麵的書。
不過，我讀的最多的，除了古書，就是英文書。對英文詩歌，小時候我喜歡朗費羅和丁尼生，還有拜倫和雪萊，年齡再大一點兒喜歡波德萊爾、蘭波、馬拉美等，還有古典作品，像古希臘的薩福，也都喜歡。
上中學起，我開始能看古典的英文，比如莎士比亞。我還有個偶像，就是意大利的馬誌尼，我中學看過他的《人的天職》，狂熱地喜歡他，後來到英國留學時，我買到了他的英文版全集，都高興壞了。讀了拜倫的詩《哀希臘》之後，我對古希臘很向往。要了解西方文明，就要了解它的源頭古希臘和古羅馬，我決定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我買了拉丁文語法書自學，又請了個希臘人教希臘文，可惜他隻是一個商人，沒有太多的文化，對我幫助不大。我到英國留學，學的就是希臘文和拉丁文。
父親去世後，經濟來源斷了，不過家裏有積蓄和股票，生活還不錯。我是獨子，母親當然還是希望我能繼承家業，讀中學時我也參加過幾次中國銀行的董事會會議，可我不感興趣，她也就算了，她對我很寬鬆，沒要求過什麽。但她對我有件事不滿，就是家裏請了個教英文的老師，我第一次見她就笑，說她的名字“徐劍生”可以對下聯“快槍斃”。她是中山大學畢業的，因為丈夫池大夫喜歡別的女人，她總是不開心，後來就自殺了。有一段，我們算是正式談戀愛了，她比我大十多歲吧。
中學畢業後我考上了燕京大學，但還想考清華或北大。這時我中學的英國老師要回國休假了，母親本來想要我大學畢業再出國的，現在為了把我和徐劍生分開，就讓他帶我走了。1934年秋天我到了倫敦，先補習希臘文和拉丁文，第二年春天通過入學考試，但牛津不怎麽重視亞洲學生，當年沒有招生指標，我隻好等了一年多，到處玩，1936年才正式入校。
當時牛津規定，要先學一年半的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再學一門專業，一共四年，畢業考試通過，分四等，才能得榮譽學士學位，要在《泰晤士報》上公布，很隆重的。我的指導老師曾跟我說：你要是用功一點，可以考二等，如果不努力隻能拿三等，因為不可能給外國學生一等，結果畢業時我拿了四等。當時一般都是二等，少數優秀的二等，考四等是很少的，一兩個吧。
我是一個壞學生．小時候讀書就很隨便，沒花什麽精力。在國內就是這樣，對什麽都感興趣，看書很雜，都是閑書，沒什麽目的性。也看當時時興的雜誌，比如《學衡》。總的來說，讀書全憑興趣，覺得這樣讀書才是快樂，否則就成苦差事了。
牛津每年三個學期，我隻有一個學期在校，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外頭玩，在地中海、歐洲旅遊。後來還跟愛人一起去過巴黎、回國時經過加拿大。也買了很多書，尤其愛逛舊書店。英國的書跟中國相比很貴，留學生中像我這麽買書的不多。很多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書都是那時候才看的。和小時候一樣，我買的書也不一定都看，比如我買過一套法文的《凡爾納全集》，結果讀不下去。
不過總的來說，那時的精神並不愉快，因為家鄉被日本侵略。畢業前半年的樣子，家裏來信說，因為抗戰爆發，家裏破產了，不能再給我寄錢了。我從來沒有儲蓄的習慣，錢早就用完了，隻好把書賣了做生活費。英國的書店回收舊書，一般是半價。我靠著賣書撐過了最後一個學期。但經濟壓力對我來說並不是什麽問題，沒什麽好吃的就少吃點，就這樣吧，沒什麽要緊的。
愛情和親情
我在牛津認識了我的愛人，她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文名字戴乃迭，她父親是英國傳教士，她出生在北京，六歲才回英國，是牛津大學曆史上第一個學中文專業的學生，但她學得不算很好。我們在一起一般講英語，算我照顧她吧。她後來還開玩笑說，她喜歡的不是我，是中國傳統文化。又說她漢語講不好是因為我講英語太多了。她長得很好，比我好多了。
那時我們常一起玩，一起劃船，牛津和劍橋每年都要舉行劃船比賽，她還參加過。她是個很單純的人，說話很直率，也很愛國，對英國有很深的感情。
她母親反對我們倆在一起，說如果我們結婚的話，我們的孩子一定會自殺——這點叫她說中了。我母親也反對，以為我娶了外國老婆就不回來了。後來知道我要回國，也就沒什麽了。那時天津已經淪陷了，母親和妹妹把家產變賣了，離開老家搬到四川重慶去住。
我畢業時收到了兩張聘書，一個是哈佛大學，一個是西南聯大吳宓和沈從文的信，都要我教希臘和拉丁文。我想去西南聯大，可母親希望我留在身邊，而且1940年秋天，昆明轟炸得很厲害，她不準我去。我就和戴乃迭一起接受了中央大學（後來的南京大學）的聘書。如果我去西南聯大，國民黨管得少一些，可能我就跟聞一多一樣被槍殺了，所以也沒什麽後悔。
母親租了羅家倫的房子，羅是中央大學校長，學校的名聲不好，但羅還不錯，我們一家人在抗戰中第一次團聚，還是很高興的。
我和愛人在重慶隻待了一年，那時候可真不容易。我回國時帶了四大箱書大部分是外文原版書。結果過海關的時候被日本人盯上了，他們一聲令下全部沒收了。戰後，我通過一個朋友去追查這批書，在日本的圖書館裏找到了一部分，上麵都蓋著藍色的方形印章，顯示是“楊氏圖書”。這個小印章記錄了這些圖書輾轉幾個國家的艱辛命運。
沒有被日本搜走的小部分書，後來也命運多舛。它們陪著我從重慶到貴陽，走了很多地方，抗戰勝利後，我趕往南京與家人會合，結果從西南沿江而下時遇沉船，又損失了一批書．連耗子都會成為圖書的克星。重慶山地多老鼠，隻要一隻耗子，一摞書一夜之間就可以化為齏粉。
當時重慶也有書店、圖書館，但基本上沒什麽書。市麵上流行的大多是關於時局的書報，像唐瑜創辦的《救亡日報》航空版，後來印刷廠被炸毀了。也有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賣，不過是違禁的。也出版《日寇暴行實錄》這樣的圖文書。至於學校圖書館，有的都是很普通的書，像二十四史、四書五經之類。外文圖書尤甚，中央大學隻有一兩本《莎士比亞戲劇》什麽的。我給學生上課，根本就沒有教材，更沒有參考書，就憑我自己講。所以那時候學生的學習主要是靠老師，如果有幸遇到好老師就很好了，最好的書就是老師腦子裏的書。
要說起來，也不能斷言那時候的讀書環境就差得不行，現在的閱讀環境恐怕還不如那時。那時雖然書不多，條件艱難，但總的來說比較開放，日本轟炸重慶，大家都成了閑人。有時間讀書，也好學。而且大家對國民黨官方的宣傳普遍不是太相信，習慣於獨立思考，有自己的見解，也別有一種精神在。不管是學生還是學者，學習熱情都很高，有真癡迷學術的。
一方麵，大家都關心時事，我和乃迭幫著學生把口號宣言譯成英語傳到國外，我妹妹楊苡夫婦簽名捐款支持學生。另一方麵，我們也搞翻譯，傳播文化。
我妹夫趙瑞蕻在內地買不到像樣的書，1938年途經香港時買了本法文的司湯達的《紅與黑》，後來他在中央大學分校教書，開始翻譯該書，四年大功告成。趙瑞蕻的法語老師很高興，說他做了件很不容易、振奮人心的事情。在炮火連天中，既積極參與抗戰宣傳和學生運動，又潛心於名著的翻譯，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奇異”現象。
抗戰後期和解放初期的通貨膨脹太厲害了。在重慶的時候，上午發了薪水，就要火速趕去換成黃金或大頭，然後再去買生活用品。否則到了下午，法幣的薪水就要縮水一小半。解放初期，梅蘭芳的演出還是2萬元一張票，大概相當於現在的2塊錢吧。
你說的對，嘿嘿，我的書裏有一些曆史痕跡。是的，都是商務印書館的小冊子，1936年前後的“叢書集成初編”，每冊一兩角錢，1950年的《敦煌曲子詞集》定價4000元，嚇死人吧？到了1961年，向達著的《鄭和航海圖》定價回複到0.48元。這幾種書的字數和頁碼都差不多，價格差了一萬倍。
對了，說陪都重慶的文化界、文藝圈，你們一定要說說二流堂。抗戰期間，文藝界很多人“流落”到重慶，居無定所。唐瑜外號阿朗，是個仗義疏財的報人，自費建房，“收容”了一大批文藝界名人。在重慶中一路下坡，唐瑜從租地、買地，到繪圖設計、施工監工，全程一手操辦，先後蓋了六七棟樓，著名的有碧廬、依廬等。呼朋喚友來聚居，吳祖光、夏衍、丁聰、盛家倫、沈求我、高集、高汾、薩空了、金山、張瑞芳這些劇作家、演員，都在他那裏住過。
阿朗是南洋華僑，有一個有錢的哥哥做他堅強的經濟後盾，他從南洋回國時，帶了滿載的小轎車、大卡車到重慶，後來車賣了，車上的物質食品都分給朋友吃了。吳祖光到晚年還回憶說，有一次他和唐瑜一起出門，走到中一路四德村，馬上就要到他們的家“碧廬”了，唐瑜突然看著遠處一輛豪華大轎車發呆。轎車飛馳過來，濺了兩人一身的泥水。唐瑜才如夢方醒，喃喃地說：“這是我的車，賣了……”
戰時的重慶，文藝工作者沒有合適的聚會場所，朋友們碰頭，大多泡茶館，但茶館無一例外貼著“莫談國事”的招牌，不能暢談。於是，二流堂就成了大家聚會的首選之地。黃苗子、鬱風夫婦，戴浩，還有我們都是自己有居處的，平時也樂於去二流堂歡聚議事。
二流堂這個名字也是開玩笑來的。他們那群風雅放達的文化人，看了延安過來的秧歌劇《兄妹開荒》，學會了一個陝北名詞“二流子”，表示無所事事、遊手好閑的人。搞文藝的大多生活自由、做法散漫，大家便互稱二流子。郭沫若去碧廬聊天時，說要寫一塊匾額“二流堂”，二流堂的名號就這樣叫開了，唐瑜榮登二流堂堂主。可悲的是，解放後的反右，文革曆次運動中，二流堂被《人民日報》點名，當作“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被大肆攻擊，打擊的主犯吳祖光、新鳳霞更是命運悲慘，令人感慨。
音樂家盛家倫也有一些趣事。他的藏書甚豐，其中有買的、借的、拿的，還有偷的。上海的南京東路沙遜大廈樓下有一家洋人開的大書店，盛家倫常常去站著看一天書。碰到書店打烊他還沒看完，或者站得太累，書又實在愛不釋手，他就順便“把書帶回家去看”，還說偷書不算賊。最有趣的是有一次，他見到一個書呆子窮教員，很喜歡一冊外文書，但買不起，猶豫良久還是悻悻然地出了書店大門。豈料盛家倫已經在門口等著他，把那冊書塞給了他，那人對如此神偷，隻有瞠目結舌的份。
譯事和逸事
我說我愛人很單純，在政治上沒什麽頭腦，說了國民黨不愛聽的話，當時重慶買得到《新華日報》，但總是受限製，不讓看，她就常常買了看，還說過三青團的人像法西斯，別人就把她當共產黨。還有一次，因為我認識英國大使館的人，有人就告發我們，說我們是英國特務。大學的聘書一年一發，第二年她就沒收到聘書，那我也不幹了，就離開了中央大學。這時香港大學要我去，可我不想離開大陸，就沒去。這樣換了幾個學校，在貴陽、成都很多地方待過。
這時梁實秋在重慶主持國立編譯館，覺得隻有把外文翻譯成中文的，沒有把中文翻譯給外國人看的，不好。他是我在牛津的同學，就想到要我們兩個去做這個工作。其實我更喜歡搞曆史研究，並不喜歡翻譯。我答應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戴乃迭也懂中文，但教書到底吃力，一起作翻譯對她比較好一點。另一個是教書沒什麽意思，學生很複雜，比如有很多三青團，就是特務，我們應付不來。翻譯比較單純，輕鬆一點，就去了。本來也沒打算以此為生的。
翻譯的是《資治通鑒》，譯了不到四十卷，從戰國到西漢那一段，也沒出版，我看沒用了，丟了也浪費，就給了一個澳大利亞朋友，不知道他後來怎麽處理的，我也不管。那一段在梁實秋的領導下，在北碚的生活很好，後來剛解放時，在南京生活也不錯。
1952年，我們到了外文出版社。因為他們社長劉尊棋很熱情，準備有係統地向外國介紹中國文學，從《詩經》開始拉了一個單子，一共有一百多種中國古典文學名著，我覺得這還不錯。我們翻譯了一部分，有的出了單行本，有的發在《中國文學》，雜誌對全世界發行，大概每一期發一萬多份。主要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國也有一點，英國銷路不大。
不過我們的計劃沒有完成，因為後來領導換了，劉尊棋被打倒，這件事就沒了。很可惜，這事要做成了還有一點意思，另外，如果有機會多翻譯一點魯迅我還是很樂意的，《墳》就沒有翻。
周揚做文化部副部長時，想起我會希臘和拉丁文，就把我調去譯荷馬史詩，後來又被出版社拉回來翻譯《紅樓夢》，反正讓我幹什麽我就幹什麽。《紅樓夢》隻有兩個全譯本，一個是英國霍克斯翻譯的《石頭記》，一個是我的。我認識霍克斯，他是真的喜歡紅樓夢，花的功夫比我大，十幾年的時間。
所有的翻譯都是我跟愛人合作，我拿著書直接囗譯，她就打字，打得飛快，然後再修改。她做事比我用功。我們的翻譯很快，大躍進嘛，什麽都要快，最快的時候，翻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結果我們一個禮拜就譯完了。無所謂質量，就是要快。我自己覺得翻譯比較滿意的是《宋明平話小說》，還有就是《史記》。
座上賓和階下囚
我經曆了袁世凱複辟、軍閥混戰、抗日、國共兩黨對抗和合作、共產黨統治，還是抗日影響最大，影響我人生最重要的事，第一個就是抗日，然後是我回國教書以後，對國民黨完全失望了，願意為共產黨做一點事情，這是第二個理想。後來還有別的理想，比如研究曆史。
剛建國那一陣，毛澤東常邀請大家坐坐，好像是在懷仁堂吧，有幾十個人。周恩來很客氣，介紹說我是翻譯《離騷》的，翻譯很好。毛一邊跟我握手一邊問：《離騷》也能翻譯嗎？我當時也很簡單，就回答說：什麽都能翻譯。
當然也有我不翻譯的。錢鍾書被調到北京負責《毛選》的翻譯，他也是我牛津的同學，學問很好，但英語並不是他的最強項，他就想要我去合作，給的條件很好。不過我拒絕了，也沒別的什麽原因，我剛在南京買了房準備定居，而且政治文章我翻不好，《毛選》我也沒怎麽看，沒什麽意思，也不喜歡，我一般隻翻文學作品。
1968年，我們又被懷疑是英國特務，進了監獄。那天晚上我們沒事做，在家裏喝了半瓶酒，十點多有人敲門要我去辦公室，去了就說軍委會要逮捕我，問我有什麽問題，我就問：什麽地方可以小便？他們告訴我了。別的我也沒什麽問的。那天抓了很多人，大概有幾十個吧，都擠在一個炕上，沙丁魚似的，我就要別人挪個地兒出來睡覺，旁邊的犯人聞到我身上有酒味，說好香啊，問我是不是喝醉酒鬧事被抓的，我說不是，然後就睡了。都快十二點了，也該睡覺了。別的犯人也在睡覺，就睡了。文革那時候經常亂抓人，前一個禮拜我們的一個鄰居，是外國人，剛被逮捕，所以我們也不是很吃驚。黃苗子是朋友了，他寫了《詠酒呈憲益》的打油詩，有兩句是：十年浩劫風流甚，半步橋邊臥醉囚。
一共就審訊了一次，是夜裏，很多人拿著槍，帶刺刀的，好像要槍斃我似的。問我認識什麽人，要我寫基本情況，我想了想，就寫了中國的朋友和親戚一百五十人，外國人有一百個。後來也沒判，就這樣糊裏糊塗關了四年，我還教過獄友英語和唐詩。後來有一天突然叫我去，胸口掛塊牌子，上麵寫著我的名字，給我照相，又以為是要被拉出去槍斃。當時也沒怎麽想，槍斃就槍斃吧，也沒什麽。結果不是，放了。說對不起，關錯了，就這樣子過去了。又過了快一年，公安局來了很多人來道歉，還說關於我的材料很多，一大堆，你要就拿去。我也不要。
我的愛人也被抓了，外國人關在一起，都是太太小姐們。她們的條件比我們差，暖氣不夠，還要幹一點擦窗戶之類的活。她也隻被審過一次，就沒有下文了，直到被放出來。
遺恨和遺憾
我們坐牢的時候，兒子在湖北工廠工作，兩個女兒下放到農村。文革結束後把孩子調回身邊，兒子回來時精神就有點不對，隻說英語，整天往大使館跑，我們沒辦法，把他送回英國，不久他就在那邊自焚了。
我愛人知道兒子出事後，當時就不行了，我喂她飯也不吃，什麽都不吃。於是我們就計劃回英國一趟。她跟我到中國後．這一輩子就這麽一次因私回家鄉。當時組織上還不準，我們就給周恩來寫了信，這才讓走的。從那以後她身體就一直不好，特別是1989年以後病情就加重了，差不多十來年的時間吧，我什麽也不做，就是照顧我的愛人。直到她1999年去世。我們在一起六十多年，從來沒有分開過。
對我來說，翻譯一直都隻是一種職業，我翻譯的東西，我做的事都不重要。如果我能夠做一點曆史研究，也許成就會大一點。也不是說什麽事業，就是自己感興趣吧。不過沒條件，也就算了。我興趣最大的是古代史，從春秋戰國到唐宋那一段。也寫過一些文章，但總是沒條件，曆史研究需要很多書，我去的地方都沒有好的圖書館，也沒有時間，翻譯很忙。這當然有一點遺憾啦，不過也就這樣了，無所謂。我現在生活得很好，孩子也很好。活了九十多，差不多了。沒有什麽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麽，就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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