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學學者徐曦白： | 專訪
界麵文化、
采寫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美東時間11月16日淩晨，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我贏了大選”，他的這條推文隨後被推特官方貼上標簽“與官方消息源對這場選舉判定的結果不同”。7日，據美國媒體測算，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在重要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州勝出，當獲得超過270張選舉人票。然而特朗普本人及他的支持者似乎都無意接受這一結果。當地時間14日，特朗普支持者在華盛頓特區舉行了“MAGA萬人大遊行”，喊出的口號是反對“選舉舞弊”，呼籲特朗普“再幹四年”。
在新冠疫情橫行肆虐之際，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折射出了美國國內民意分裂嚴重的現狀。今年7月，美國社會學家阿莉·霍赫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接受界麵文化（ID: Booksandfun）采訪時表示，特朗普的鐵杆支持者隻會變得更尖酸、更偏執，“特別是如果未來出現某種極端戲劇化的場麵，特朗普聲稱自己成就非凡但遭受迫害，而不是接受敗局下台。”她的判斷非常符合現實情況。
在《為什麽美國人恨政治》一書中，美國著名記者、政治評論家小尤金·約瑟夫·迪昂（E. J. Dionne, Jr.）將政治極化的源頭追溯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他指出，彼時的民權運動和反文化運動刺激保守派找到新的同盟力量，謀求反擊；與此同時，占上風的自由派卻在政策和實踐中出現失誤，逐漸遠離了他們最龐大的選民基礎——工人和中產。與此同時，共和黨吸納了傳統主義保守派，將“文化戰爭”引入選舉辯論中。兩黨之爭越來越圍繞“議題”而非“問題”展開，造成了兩派越來越無法理解彼此的局麵，然而“議題”在很多情況下掩蓋了真正的問題，例如階級流動性喪失、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不平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這本首次出版於1991年的著作中的許多論述至今依然有效。
當地時間2020年11月3日，美國內華達州帕倫普，美國大選選舉日正式開始投票，社區內設置著兩黨總統候選人標語。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自2016年特朗普一躍成為政壇黑馬並意外擊敗希拉裏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美國左翼知識分子就在不斷反思“自由主義的潰敗”究竟是為何。霍赫希爾德在《故土的陌生人》一書中分析認為，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那些在薪資水平停滯、經濟不平等拉大的時期感到失落的美國人的情感，她呼籲自由派去理解保守派的憂慮與關切，去講述自己的願景，去重建社會共識。
也有越來越多學者看出，自由派政黨應當從“文化戰爭”中抽身，直麵普通民眾真正關心的問題，即經濟。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哈佛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傑弗裏·薩克斯（Jeffery Sachs）積極聲援伯尼·桑德斯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同時抨擊特朗普偏向維持現狀、保護富人利益的經濟政策。2017年特朗普政府履新之際，薩克斯的專欄文集《重塑美國經濟》出版。他在書中提出了“一個核心，三個關鍵點”的改革方針——以基礎設施升級為核心，推動智能、公平、可持續的改革，重建新型美國經濟。
《重塑美國經濟》
[美] 傑弗裏·薩克斯 著 石爍 胡迪 譯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05
在大選結果揭曉之際，界麵文化采訪了牛津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博士候選人、政治評論專欄作家徐曦白，就本屆大選政治極化愈發嚴重的原因、下一屆美國政府的主要挑戰等問題展開討論。根據徐曦白的觀察，民主黨在此次選舉中依然沒有吸取以往的教訓，其重大失誤是忽視了少數族裔選民群體內部的複雜性，未能進行有效動員。他認為，特朗普雖然連任失敗，但他的支持者依然眾多，這意味著共和黨陣營的“特朗普主義”依然勢力強大，共和黨將進一步滑向右翼民粹主義，並有可能在四年後推出一位更有煽動性的總統候選人。
在徐曦白看來，對於左翼式微的現狀，自由派內部難辭其咎。自由派一直沒有找到和特朗普支持者有效溝通的方式，反而對他們態度輕蔑，“但穩固的政治聯盟不可能建立在取笑、羞辱自己應該爭取的對象，以及空談理論和秀優越感的基礎之上。”他認為左翼應當盡快走出文化戰爭的泥沼，回歸左翼政治的本源——工人的權益、就業、收入、住房、貧困問題、公共醫療。唯有這樣，自由主義才能洗刷掉“無道德”的汙名，重拾合法性。
01
政治極化愈發嚴重
民主黨“雖勝尤敗”
界麵文化：你怎麽看新冠疫情對本屆大選的影響，這是“特朗普基本盤出現鬆動”的主要原因嗎？此前阿莉·霍赫希爾德在接受界麵文化采訪時認為，雖然郊區“輕微右翼”共和黨人更有可能轉向拜登，但特朗普的票倉隻會變得更尖酸、更偏執。
徐曦白：美聯社的選前民調顯示，41%的受訪者認為新冠疫情是美國當前麵臨的首要問題，這些人中73%支持拜登；與之相比，28%的受訪者認為經濟和就業更重要，他們當中81%支持特朗普。由此可見，兩黨支持者對新冠疫情的看法截然相反。民主黨支持者自然認為特朗普不負責任，草菅人命，要在他的諸多罪狀之上罪加一等；但在特朗普的鐵杆支持者眼中，他是在努力拚經濟、拚就業，使人民生活不受疫情影響。如果你已經信任特朗普，那麽這種宣傳就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而且這些支持者拒絕戴口罩，參加各種反對隔離的示威，他們已經為此付出了代價，會覺得自己也在拚經濟，救美國，認同感得到強化。一些底層選民，特別是農村地區的私營業者，沒有城市精英那樣的積蓄和緩衝，是否取消隔離政策，重開經濟，對他們來說是最基本的生計問題，因此他們也更有可能支持特朗普。
當地時間2020年10月26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馬丁斯堡，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辦競選集會為自己拉票。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我讚同霍赫希爾德的看法，美國的政治極化更嚴重了，雙方陣營的支持者更偏執了，新冠疫情也是加劇這種極化的因素之一。它或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老年白人、高學曆白人和溫和共和黨人小幅轉向拜登的趨勢。但從有限的選後數據來看，在全美新冠死亡率最高的100個縣中，有68個縣的特朗普得票率出現了上升，這些縣大多位於農村。新冠疫情可能強化了這些地區的特朗普支持率。當然，相關性不代表因果性，這個問題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得出結論。
界麵文化：和上一屆大選相比，本屆大選呈現出了哪些值得注意的特點？
徐曦白：這次大選是多年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雙方都視其為生死決戰，進行了極限動員，投票率是一個世紀以來最高的。由於疫情影響，提前投票（包括郵寄選票）的選民超過1億，再創曆史新高。郵寄選票中支持拜登的比例接近七成，而幾個重要的搖擺州都規定選舉日結束後才開始清點郵寄選票，因此媒體報道呈現出特朗普開盤領先、拜登後半程絕地反攻的節奏，甚至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因此懷疑後期郵寄選票的計票有假。實際上這完全是開票順序造成的假象，倘若這些州先開郵寄票，後開現場票，那麽媒體報道很可能會變成“拜登開盤領先，特朗普逆襲失敗”。
根據出口民調的數據，拜登的全國得票率與希拉裏相比約有1.5%的增長，主要來自城郊（近郊）的白人和高學曆白人選民，其支持率提高了超過10%。這些人中有不少是溫和派共和黨人，對共和黨大幅轉向文化保守主義和特朗普本人都頗有微詞，他們的轉向是民主黨人在2018年中期選舉獲勝的重要原因之一。特朗普僅在高收入（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人群中支持率小幅上升，這得益於他為富人減稅的政策。同時，拜登作為賓夕法尼亞“藍領”出身的候選人，穩固了鏽帶地區威斯康辛、密歇根和賓夕法尼亞的低收入低學曆白人票源，這幾個州的大城市投票率推高後形成的人口優勢，也對民主黨有利。這些因素的疊加使得拜登最終在這幾個州險勝，保住了希拉裏當年丟失的“藍牆”，成為本次大選勝選的關鍵因素。
這次選舉在城鄉和教育維度上的極化更嚴重了。城市選民比以前更支持民主黨，農村選民也比以前更支持共和黨。近郊選民的投票意向開始靠近城市選民，而遠郊選民則向農村選民靠攏。從地圖上看，就是藍的地區更藍，紅的地區更紅。
在種族維度上，極化反而減輕了。盡管特朗普在白人選民中的支持率整體大幅下降，但在少數族裔中的支持率卻大幅上升。其中，拉丁裔選民的支持率增幅在10%左右，大多來自低收入低學曆人群，在亞裔和非裔中也有2%-5%的增長。
拜登雖然在總統選舉中勝出，但人們事先期待的“藍潮”並沒有出現，在幾個搖擺州都隻是險勝，可以說“雖勝尤敗”。民主黨在國會和地方議會選舉中的表現都非常不理想。眾議院選舉本來預期可以趁著2018年的氣勢繼續攻城略地，結果反而丟失了不少席位，優勢從超過30席銳減到10席左右。參議院的形勢更加嚴峻，雖然增加了科羅拉多和亞利桑那兩個席位，但丟失了深紅州阿拉巴馬的席位，此消彼長，隻增加了一個席位，不足以獲得參議院多數。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黨在選前砸下血本猛攻特朗普的重要盟友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納（Mitch McConnell），針對每位投入的選舉經費都接近一億美元，呈碾壓態勢，但最終這兩位仍以超過20%的優勢獲勝。
民主黨國會選舉失利的原因之一是選票分離（ticket-splitting）現象大大減少，這也是一個大趨勢。在總統大選年，總統候選人和參議員、眾議員、州議會候選人的名字印在同一張選票上，一次投票即可完成多個選舉。選民有時會選擇一個黨派的總統候選人，但把票投給另一個黨派的國會議員或州議員候選人——這種選票分離現象在過去十分常見。盡管總統候選人對同黨派的議員候選人有一定“加持”作用，但地方因素占主導。在一些深紅州，深耕基層的民主黨候選人依然有機會憑借個人能力當選。但最近十年來，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政治取向極化，地方選舉中全國性議題的重要性越來越重，選民越來越不願意挑選不同黨派的總統和國會議員候選人，這使得選票呈現出高度的黨派一致性，也意味著民主黨在深紅州獲得國會議員席位的難度會越來越大，反之亦然。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政治取向極化，地方選舉中全國性議題的重要性越來越重。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麵文化：鑒於今年“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如火如荼，我們很容易認為種族會是影響選民選擇的重要因素。但有趣的是，今年西裔和非裔選民對共和黨的支持率都比四年前高，拜登相比四年前的希拉裏獲得的額外支持反而是來自白人選民。這是為什麽呢？
徐曦白：民主黨人一直認為，隨著美國人口結構發生變遷，白人人口逐漸減少，少數族裔人口逐漸增加，後者又是天然的民主黨支持者，僅靠這一點就足以“躺贏”共和黨。2020年的大選表明，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少數族裔不是鐵板一塊，內部具有相當的多樣性，不同族群之間也存在“鄙視鏈”。亞裔和拉丁裔雖然同為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但他們對非裔的境遇普遍缺乏同情，甚至因為治安和積極平權（affirmative action）等問題對非裔抱有強烈的排斥。即使在同一族群內部，情況也很複雜。比如拉丁裔來自古巴、墨西哥、波多黎各等十幾個社會和文化狀況迥異的國家，其中有白人，有原住民，有混血，也有被販運至此的黑奴後代。這些人中既有篤信天主教的保守主義者，也有年輕的自由派選民；既有第一代移民，也有早已在美國落葉歸根、更認同美國人身份的老移民；既有知識精英，也有低學曆的藍領工人，後者在諸如治安、移民、性別和種族問題上的看法與低學曆白人不無相似，因此很容易被特朗普的話語吸引。這種複雜的成分構成和經濟議題、文化心理的疊加，使得預測拉丁裔的投票意向變得十分困難。
實際上，拉丁裔選民多年來一直是共和黨的重點爭取對象，小布什在這方麵就頗有建樹。和2012年相比，2016年大選中的拉丁裔和非裔選民已經開始轉向共和黨，隻是當時的轉向幅度較小。到了2018年，這個趨勢就相當明顯了。在2018年的佛羅裏達州參議員選舉中，尋求連任的民主黨候選人尼爾森（Bill Nelson）在白人選民中的支持率提高了2%-3%，但因為流失了大量拉丁裔選票而敗選。特朗普此次在佛羅裏達州勝選的原因之一，就是邁阿密地區的古巴裔選民中超過10%轉投共和黨——特朗普團隊將拜登和民主黨描述為“社會主義”的代言人，這種恐嚇宣傳對逃離古巴的“反共”移民效果明顯。10%的翻轉足以抵消拜登在佛州其他地區的郊區和老年白人中的票數增長。
當地時間2020年6月10日，美國波士頓，在反對種族不平等的抗議活動中，發現美洲大陸的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的雕像頭部被摘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另一個特朗普大幅收獲拉丁裔選票的地區是得克薩斯州南部與美墨邊境的裏奧格蘭德河穀（Rio Grande Valley）地區。在這裏的幾個縣，有多達30%的墨西哥裔選民改投特朗普，這與民主黨長期以來忽視這裏的選情，較少進行基層動員有關。特朗普團隊在這裏十分積極，“排幹沼澤”（drain the swamp）、打擊體製精英的口號頗具吸引力，因為當地常有民主黨候選人當選後因腐敗落馬。墨西哥裔選民又普遍認為自己是通過合法途徑來到美國的，或者已經成為“美國人”了，擔心新移民會和他們形成競爭，反而會認同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這裏最大的就業部門是執法機關，這些人本來就有反非裔情緒。BLM運動提出“削減警察經費”，令很多溫和或偏保守的選民難以接受。而在全國層麵上，當BLM進一步演變為暴力示威後，特朗普的“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口號更符合小企業主和商戶對於穩定的需求。可以說，BLM運動雖然提高了一部分（特別是白人）對種族正義問題的關注，但同時也嚴重撕裂了少數族裔群體，把不少人推到了特朗普陣營中。
02
共和黨進一步滑向右翼民粹主義
民主黨未來十年將十分被動
界麵文化：你怎麽看大選後美國政局的走向？
徐曦白：首先，特朗普不可能認輸。以他的性格，大概這輩子都不會承認敗選。他不會甘於被遺忘，會繼續鼓吹民主黨大規模有組織作弊的陰謀論，將自己樹立成受到體製和政治精英迫害的草根英雄。法律訴訟也會繼續下去，雖然這些訴訟隻是走過場，但這種姿態對穩固鐵票倉十分重要。特朗普雖然敗選，但他仍然獲得了7100萬張選票，在共和黨的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鐵票倉甚至比四年前更加穩固，這說明特朗普主義依然盛行，甚至更加盛行。在短時間內，他依然會是黨內民意號召力最高的人物，可能到了2024年，他還是唯一的總統候選人。即使他本人不再參選，他也可能成為挑選下任參選者的“造王者”。共和黨在他的裹挾下，不可避免地會進一步滑向右翼民粹主義，畢竟獲得特朗普鐵票倉支持的誘惑實在太大。下一位總統候選人不會是溫和的保守主義者，隻可能是更聰明、更極端、更有煽動性的人物。對民主黨而言，他（我很確定不會是她）將是更難戰勝的對手。
特朗普與拜登。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美國的國會和總統選舉總體上更偏向農村和低學曆白人為主的州，這些州所占的總統選舉人團權重更大、人均參議員數量更多，這對共和黨來說是明顯的製度性優勢，民主黨在最近幾次大選中流失的也正是這部分選票。如果不能取得參議院控製權，通過新的法律重新劃定選區、增加州的數量（華盛頓特區、波多黎各）、增加最高法院法官數量以解決製度性劣勢，那麽民主黨將在未來十年中麵臨非常嚴峻和被動的局麵。
短期而言，人們關注的焦點將是2021年1月的佐治亞州第二輪參議員選舉。民主黨必須同時贏得這兩個席位才能在參議院中取到50比50的均勢，並依靠副總統的一票獲得微弱優勢，但以目前的形勢來看，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共和黨主導參議院，那麽拜登將成為跛腳總統。他固然可以在外交領域有所作為——比如重返巴黎協定、重返世衛組織、修補與北約盟友的關係——但在國內政治中將麵臨嚴重掣肘，人事任命首先就會被參議院“卡脖子”，民主黨提出的改革類法案也會被共和黨批量否決。根據以往的經驗，總統所在的黨派在中期選舉的表現一向欠佳。2022年的中期選舉，民主黨可能會進一步丟失參議院席位，甚至喪失眾議院多數，如果兩院由共和黨控製，那麽無論拜登有多麽大的雄心壯誌，也不可能有所作為了，可以參考奧巴馬執政的最後兩年，共和黨在參議院全麵運用拖延和阻撓戰術，所有人事和法官任命都被長期拖延，立法幾乎陷入停滯。到2024年，民主黨可能會迎來更大的失敗。
界麵文化：大選結果揭曉以前，許多觀察者發現美國政見不同的選民之間的分歧已經嚴重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雙方都視對方為邪惡化身而非政治對手。下一屆美國政府要如何應對如此嚴重的黨派分歧？
徐曦白：沒辦法應對。“國家團結”是拜登的主要競選口號，但我們沒有看到有效緩和黨派衝突、走向和解的措施。他的當選或許能夠為加速衝向選民極化、社會撕裂、甚至暴力衝突的美國踩一腳刹車，但恐怕很難逆轉這一大趨勢。美國政治近幾十年來越來越不遵循“階級”路線，逐漸演化成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之間的文化戰爭。隨著互聯網和自媒體的發展，雙方陣營的支持者開始沉浸在各自陣營的媒體，活在各自的“回音室”中。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很多人對“自由派”，或者說文化上的左翼精英深惡痛絕，認為他們倡導的平權理念破壞了傳統的美國精神，壓製了白人的文化優勢和生存空間，甚至構成了針對白人的“種族滅絕”（white genocide）。這種仇恨如此刻骨，以至於他們寧可接受品格上有缺陷的總統候選人，隻要這個領袖能夠有效地打擊自由派的氣焰。在他們看來，這次大選不是左右之爭，而是善惡之爭，“讓自由派再次哭泣”（make liberals cry again）成了和“讓美國再次偉大”一樣響亮的口號。北卡羅萊納州新當選的共和黨參議員考索恩獲勝後發出的第一條推文就是“接著哭吧，自由派”（cry more, libs）。這種在政見分歧之上滋生出的部族仇恨近年來在特朗普的鼓動下愈演愈烈，呈現出加速暴力化的傾向，出現了“驕傲男孩”（Proud Boys）之類的準軍事組織。民調也顯示，雙方陣營都越來越認同暴力是解決問題的可行手段。
在政見分歧之上滋生出的部族仇恨近年來在特朗普的鼓動下愈演愈烈，呈現出加速暴力化的傾向。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反觀自由派，他們的平均教育水平高得多，對特朗普支持者的態度自然也是輕蔑的，認為這些人要麽智商低下、見識淺薄，才會被特朗普輕易蒙騙，要麽就是赤裸裸的男權主義者和白人至上主義者。在他們看來，這也是一場正邪之爭，沒有妥協餘地。自由派一直沒有找到與特朗普支持者進行有效溝通的方式，更談不上說服。自由派媒體有兩個愛好，一是派記者混入特朗普競選集會，向支持者提問，讓他們說出自相矛盾的答案，以顯示這些人的不可理喻，但這種“智商羞辱”並不能使對方誠服；另一個愛好是“核查事實”（fact-checking），這對特朗普的支持者同樣是無效的，因為承認事實錯誤就等於承認自己搜集信息的能力不如人，這也讓人在情感上難以接受。而且自由派以掌握知識、掌握真理的專家精英形象自居，壟斷公共話語，形成對底層民眾的實質統治，這本來就是特朗普支持者最反感和強力反抗的，“核查事實”隻會加劇這種反感。
正如霍赫希爾德所說，政治是關乎情感的。在這個後真相時代，特朗普的支持者要的不是事實，而是某種情感上的共鳴和文化上的認同，使他們能找回失落已久的自尊和優越感。但在自由派看來，這是在留戀基於種族和性別壓迫的的特權，他們斷然無法讚同。楊安澤（Andrew Yang）等民主黨人士提出自由派在勝選後應當更關注與特朗普支持者之間的共情，努力去理解這個群體憤怒和被剝奪感的來源。他在民主黨初選期間以“全民基本收入”為主要政見，大談經濟和就業問題，避談文化問題。桑德斯2016年針對鏽帶區工人的競選口號也限於經濟議題，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他在2020年開始大談文化問題後，支持率反而有所下降。但這一點在自由派內部也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楊安澤在疫情期間表達的種族立場被左派廣為詬病。他們也指出民主黨能夠翻轉佐治亞州這樣的共和黨堡壘，靠的是基層工作者挖出了那些以前被壓製、沒有機會投票的選民，但挖票的潛力最終還是有限的。
《故土的陌生人：美國保守派的憤怒與哀痛》
[美] 阿莉·拉塞爾·霍赫希爾德 著 夏凡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5
自由派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文化價值觀遠遠比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偏左，他們可以活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泡泡裏，但穩固的政治聯盟不可能建立在取笑、羞辱自己應該爭取的對象以及空談理論和秀優越感的基礎之上。自由派在BLM運動後期展現出的那種無節製的憤怒、敵意、侵略性和暴力傾向恰恰是右派所樂見的，越是如此，底層民眾越會投向右翼民粹的懷抱。右翼同樣樂見左派沉浸在文化議題中，因為這樣就沒有人去關注資本主義體係的深層矛盾了。因此，左派需要回到左翼政治的起點：工人的權益、就業、收入、住房、貧困問題、公共醫療。正如羅蒂（Richard Rorty）所說：文化左派必須自我改造，要與改良左派結合，要與工會接觸，要大談特談錢的問題，為此不惜盡量少談屈辱的問題。
03
當下左翼最迫切的任務不是改革
而是形成政治聯盟獲得執政權
界麵文化：霍赫希爾德認為，由於政治上的失利，當下的美國左翼正沉湎於悲傷中；而在全球範圍來看，自由主義似乎都在經曆一個被打壓、被質疑的時期。很多人批評自由主義不過是牟利政客的幌子，失去了普世正當性的主張。至少從2016年特朗普上台、英國脫歐開始，人們就在不斷討論為什麽會這樣。你對這個問題是怎麽看的？
徐曦白：確實，自由主義同時受到了來自左派和右派的批評，但雙方的出發點完全不同。右翼的批評集中在文化方麵，他們認為自由主義主張的世俗化和個人選擇權消解了宗教和家庭等傳統權威，使個人陷入自私自利、毫無節製的個人主義，造成整個社會的失序和道德淪喪。這類批評繼承了幾百年來天主教對自由主義的各種攻擊。自由派在性解放、墮胎、生育權、LGBT權利、控槍、大麻合法化等問題上的立場已經完全超出了保守主義者能容忍的極限；而種族正義、對少數族裔的積極平權和支持移民的態度，也使白人保守主義者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他們指責自由派做著世界大同、文化多元的黃粱美夢，卻不關心周圍白人同胞的境遇，實則是引狼入室，以外來文化毀滅原有的美國主流文化。為此，他們不得不重新高舉本土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旗以自保。
左派的批評集中在經濟方麵。他們認為，自由主義正當性的喪失始於20世紀七十年代，那時的英美政府開始對國有經濟和政府的服務功能進行私有化，減少公共福利，降低富人賦稅，減少市場監管，放開資本流動。在這種“新自由主義”中，市場的邏輯一躍成為指導人類行為的最終準則，人與人的關係被簡化成了市場中的交易關係，所謂的自由，隻剩下市場的自由、資本的自由和剝削的自由，個人隻能為自己負責，不再有製度化的互助，原子化的個人麵對強大的資本時毫無招架之力。這種偏向資本和富人的體係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也是導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左派的批評與他們的反資本主義立場緊密相關，在他們看來，新自由主義就是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正因為資本主義的這種侵害，才使自由主義為人們帶來自由、平等、繁榮的許諾無法得到實現。
大多數西方的左派批評家既不反自由，也不反民主。相反，他們認同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比如個人自由，他們思考的是如何從資本主義中挽救自由主義。首要的措施就是對資本加以限製，通過賦稅等手段防止超級富豪積累過多的財富並利用這些財富影響政策，然後推進全民醫保、免費教育、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實現重要行業的國有化並爭取更多的工人權利。因此，美國的左派大多支持桑德斯，雖然他的理念放在歐洲並不算很左，但在美國的語境中，已經是少有的明確指向以更社會化、更公平的製度取代資本主義的道路，盡管這個過程將會相當漫長，終點也不甚清晰。
《自由主義被遺忘的曆史：從古羅馬到21世紀》
[美] 海倫娜·羅森布拉特 著 徐曦白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10
我們可以看到，曆史仿佛如鍾擺一般循環往複。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英國的進步主義者不滿對市場自由放任的舊自由主義，提出了融入社會主義理念，強調政府幹預的“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這個新自由主義傳統後來成為歐美的主流，特別是在羅斯福的新政自由主義中得到了實踐，以至於反對國家幹預的右派在20世紀後半葉又重新發明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自由主義當下的危機同時也是機會，左派可能需要重新奪回“新”字，發展出一套“新新自由主義”來對抗全球資本主義體係。在這方麵已有不少嚐試，比如效仿羅斯福新政提出的“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旨在同時解決氣候變化和經濟不平等問題，已經獲得了不少民主黨政治人物的支持。
界麵文化：我的感覺是，即使左翼有意進行改革，它也已經無法以國家為單位來進行了，因為資本主義已經全球化，它造成的問題也成為了一個全球體係的問題，這可能是和19世紀最大的不同。當國家麵對全球精英力有不逮的時候，我們可能確實難以想象一個自由主義回歸的未來？
徐曦白：是的。長遠來看這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全球化使資本和人力具有了高度流動性，一個國家的政策往往很難解決全球範圍內的問題。當左派提出加強監管和更嚴的稅收政策時，反對者會說，這樣做會導致資本和人才外流，對國家競爭力產生負麵影響，實際上也確實如此。這類政策有賴於跨國協調，像歐盟這樣的機構就能發揮重大作用，這也是為什麽英國的一些資本家急於支持脫歐，因為他們不希望受製於歐盟更嚴苛的政策監管。
但是，這不是左派當下最急迫的問題。想要進行改革，首先必須執政，想要執政就必須贏得選舉，想要贏得選舉就必須形成占據多數的政治聯盟，而英美的左翼連這一點都很難做到。中左翼政黨的兩大核心票源：城市精英和勞工階層在價值觀上的分歧越來越大，如何將這兩大群體粘合在一起才是最大的難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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