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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先生過世--07/30/2020 (2)

(2020-08-02 16:05:27) 下一個
我所讀解的李登輝
 
 
秦晉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先生今天走完98年歲的輝煌人生曆程榮歸天國。人生在世,造福國民,有功有德,瀟灑如意。或彭祖八百,或蜉蝣天地,何時乘風歸去,皆造物主所賜,非人力所及。李登輝先生高壽,享年近百歲,為台灣、為自己功成名就,無憾人間。感佩李登輝先生的機緣巧合,幸運榮登政治最高位,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台灣的走向。筆者十餘年前有幸在李登輝先生三芝家中一晤傾談,此情此景曆曆在目,仿佛就在昨日。特將封塵十餘年的感受和感悟重新回放,懷崇敬之心送李登輝先生遠行。 
 
 
 
2009年12月初借台灣縣市選舉觀摩之機,經尊者達賴喇嘛侄媳周美裏女士引見拜會了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李登輝先生先問了中國海外民運目前的處境,尚有多少人參與。筆者回答,不可與89年到93年那段時期的狀況同日而語,組織雕零,各組織內部成員稀少,寥若晨星。當代中國民運首先是缺乏有雄心、有胸襟、有遠見的領袖人物;其次是民運組織彈盡糧絕資源全無;最關鍵的是主導世界文明走向的美國不出產政治家,白宮政客眼裏隻有中共,中國民運早已被無情地拋棄。隻剩下少之又少的民運人士在無力地、勉強地維持著若有若無的中國當代民運。三言兩語,將中國民運之困境和盤托出。
 
李先生雖已八十有七,卻精神飽滿,侃侃而談,思路清晰,談鋒也健。第一次見麵,先生的爽朗與熱情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先生大致地敘述了他的一生,從他的早年教育、青年求索、仕途之路、總統生涯、宗教情懷、內心世界和對台灣未來的憂慮,比較詳盡地娓娓道來。
 
寓言故事盲人摸象耳熟能詳,我覺得人就永遠處在盲人摸象的狀態中。通過拜會李登輝,傾聽李登輝內心的真實表白和流露,閱讀李登輝本人的著作,閱讀他人對李登輝的描述,他人對李登輝內心世界的發掘。對照筆者對李登輝的認識和體會,再一次認識到了盲人摸象的遺憾。筆者還無法全部理解和洞悉孕育在李登輝身上的精華,能力才具有限,我無法把自己所感悟的全部地表達清楚,這是造物主的決定,凡人無法超越和抗拒。但是還屬慶幸,尚有機會盲人摸象,謹以自己的能力所及將所摸到的部分貢獻與人分享。
 
日本情結和武士道
 
李登輝1923年1月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台灣台北縣三芝鄉,當時已經甲午戰爭清國戰敗割讓台灣與日本28年以後,處在台灣日治時期的第二階段同化時期。用李登輝自己的話說,“此時的台灣社會已經相當程度地與日本融合,我出生的時候很自然地成為日本人的一份子”。由於出生在台灣的一個小康之家,李登輝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日式教育,受到代表日本精神的智育和德育熏陶。對李登輝未來人生產生深遠影響的是新渡戶稻造和他的“武士道”一書。李登輝喜讀書,家父李金龍會不計代價地給與滿足,母親對小登輝也是溺愛有加。不過少年李登輝頗有自省能力,在優渥的生活環境下清醒了過來,出現了自我修養與成長的企圖,重視自己的人格修養。中學住校時候主動承擔打掃廁所的活,籍此自我奉獻,培養刻苦耐勞的精神。那個時期的“獨立”生活練就了李登輝對“人與人關係”產生敏銳、深刻的自覺與體會。筆者推測這也為李登輝五十年以後主政台灣12年期間巧妙處理國際關係、精確處理兩岸關係、主導台灣朝野良性互動、規避黨內派係摩擦提供了早期的鍛煉吧。
 
用李登輝的話來說:“我本人既然在日本教育係統下成長,自然深受其價值觀影響。我的思想與知識基礎,完完全全來自戰前日本的優良教育,這是毋庸置疑的。”少年李登輝喜歡思考,經常在想死亡是什麽等大問題,也迷上禪學,很喜歡打坐,廣泛接觸東方和西洋的文學和哲學。對李登輝未來心曆路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鈴木大拙的《禪與日本文化》和新渡戶稻造和他的《武士道》一書。李登輝選擇農業經濟學,主要是受新渡戶稻造的哲學理念與人格的影響,認為這是一條奉獻自我實現人格的最佳途徑。
 
李登輝為了自我修煉,總是不斷地做痛苦思索、反省和閱讀,並且付諸行動,認真坐禪。用李登輝自己的話說:青少年的生活可以是其一生觀念與想法的根基,而這些人生觀與思想的形成,和一出生就浸潤其中、深受其影響的日本文化之根本精神武士道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十幾歲的李登輝已經決定,必須重視實踐,必須徹底克服自己,自我訓練,從體驗痛苦之中自我克服、自我超越,隻有這樣才能獲得成長。在李登輝看來,《武士道》這本書具有非常不可思議的感染力,能讓深入閱讀的人脫胎換骨,精神徹底洗滌一番。在李登輝任台灣總統十二年期間,新渡戶精神就是他的政治哲學之根本,是支持他大力改革的最主要精神後盾。
 
“義勇仁忠誠”,彼此有不即不離的關係,這幾種德性渾然一體,構成武士道的精神根幹。經過細心閱讀李登輝所著的[武士道解題 –做人的根本] 一書,筆者感覺武士道的精髓相通於中國文化與傳統,武士道的“義勇仁忠誠”具有中國古時候的“仁義禮智信”的深刻痕跡。武士道與中國文化傳統的不同之處,不是內容的不同,而是表現在日本人對武士道的實踐與中國人對傳統的認識和實踐有巨大的不同。根本在於日本人能夠躬身實行,而中國人往往是坐而論道者多,起而行道者少。這也許構成中日兩個民族經過千年演變以後巨大落差的原因吧。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巨大落差的另一個原因也許是與地理位置和環境有關。日本太平洋西岸島國,一直到1854年美國海軍中校佩裏首次強行打開日本國門以前,從漢唐以降接受中國文化熏陶影響而形成日本文化卻長期不受外族入侵和破壞,其武士道精神得以自然形成、發展,而且在日本國民中蔚然成風。反觀中原,與北方遊牧民族為鄰,國土不斷的遭受入侵,中原文化不斷的遭受破壞,中原百姓不斷的遭受塗炭。原本的中國古時候優秀文化傳承和精神被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受到嚴重的破壞,到了近代在苟延殘喘的漢民族的心目中早已是麵目皆非了。誠然,這是筆者的一個假設,是否成立有待進一步考證。
 
日本武士道其淵源,脫不了中原的“義”。謙信—信玄的關係,相當於孔明—公謹,羊牯—陸抗。源義家義釋安倍貞任可在華容道關羽放走曹操得到印證。盡管三國演義非完全真實,畢竟表達了漢民族古時候的道義觀念,隻是今人不再遵循。唐代詩人感歎過: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李登輝在書中描述了可比鬆王丸獻親子救護恩師菅元道真後人的感人故事。那麽中國戰國時期公孫杵臼、程嬰舍生救趙氏遺孤事跡可以與之對應 。忠孝難兩全,這不僅在日本的武士道中如此,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更是如此。這個故事表明日本人在忠孝麵前,選擇了忠而放棄了孝。那在中國基本上都是為了忠君而忍痛割舍孝義,為“孝”而棄“忠”一個典範是蜀漢舊臣李密,他的《陳情表》有理有節地婉拒了以“孝”治天下的晉武帝司馬炎延請入朝為官、急於星火的切峻詔書。李登輝對武士道所倡導的忠義,轉而詮譯成“天下為公”,以此鼓勵和培養台灣民眾的“奉公”觀念與情操。
 
李登輝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文化的浸潤,以後從政也常以日本文化中的精髓支撐自己的政治行為和準則的參照。這是否是一種感情的歸依?日本人誠然有令人欽佩之處,我的兩次日本短暫的造訪,得確使我內心中對日本人原有的定見消除不少。中國人與日本人是不同,不同在何處?我的體悟是日本人能夠躬身實踐,也就是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而中國人往往是擅於坐而論道,不能夠起而行道。也就是說歸說,做歸做。李登輝因為深受日本文化影響,在他的總統任內,就能夠一掃漢人的舊習,躬身實踐,起而行道。
 
台灣人,特別是從日治時代一路活過來的老台灣人,至今之所以對日本那麽尊敬,主要就是受這種“重義”、“誠信”、以及率先垂範、實踐躬行的“武士道”精神感化所致。但是筆者的不解之處是,台灣由於清國戰敗割讓給了日本,通過日本50年的治理和教化,能夠出現像李登輝那樣對日治如此緬懷的一大批台灣人。同樣是在台灣被割讓日本以後不久被完全並吞的朝鮮半島上的朝鮮人,卻對從1910年到1945年間日治時期沒有同樣的情懷,這是為何?筆者還沒有找到答案。
 
由於我出生在日本戰敗十幾年以後,對日本人沒有像經曆過1937年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屠城事件劫後餘生者那樣的刻骨仇恨。雖然如此,根據教科書的傳授和中國大陸官方和民間對日本軍人在華行為描述,使我對日本懷有一種普通中國人相同的憤憤不平感覺。第一次踏上日本是1998年五月下旬,停留十分短暫,不到24小時。當飛機從東京成田機場起飛的時候才突然發現自己迂了,應該改換機票要求再多停留24小時或者48小時,這樣可以更多地感受一下日本。
 
一出成田機場,有朋友在等候。剛坐上朋友的車,發現有一張罰單,朋友跳將下來,找開罰單的警察論理,要求免除。警察麵容可掬,婉拒更改。朋友態度越來越不耐煩,表情越來越嚴肅;警察不慍不火,繼續禮貌待之。磨蹭了一個多小時,罰款照舊,朋友氣急敗壞。我站在一旁看著,聽不懂幾句話,但是日本警察的禮貌忍讓和堅持原則卻讓我油然起敬。再問旅居日本的民運圈中朋友,日本社會風氣非常的良好,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在日本隨處可見。
 
再一次前往日本是十二年以後的事情,被邀請做一個關於中國和日本關係的演講,仍然是來去匆匆。簡單的日語敬語式問候使日本人十分興奮,“初次見麵請多關照”,“也請多關照”。吟一首“櫻”,再一段“姿三四郎”插曲,讓驅車接送我的川端忠弘老先生感動得熱淚盈眶。在東京織田隆深府上促膝深談,談到日本人不用粗話。我從小耳熟能詳的是從電影中聽來的日語粗話“八格呀魯”,這是何意?織田先生回答說這是漢字“馬鹿野狼”的日語發音,馬、鹿和野狼都是動物,日本人用這些詞就是把被鄙視的對象比作這些動物。再問為何要用馬鹿。回答說是對兩種動物顛三倒四地指稱,表示人的品行不良。進一步問是否源自秦末趙高對秦二世的“指鹿為馬”,回答說正是。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日本人學養如此深厚,上世紀上半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對中國,對世界、對人類造成如此巨大生靈塗炭和災難。為何其儒雅並且堅毅國民性和軍人的軍事行為殘忍,兩者反差如此之大?原因何在?曆史是由勝利者任意塗抹,這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千年不變的規律。筆者是否因此受到誤導?日本教科書的修訂,引起了東亞各國的強烈反彈,中國則要求日本為戰爭一再道歉。西德總理勃蘭特1970年嚴冬在波蘭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一跪,德國得到了受難者徹底的寬恕,也重新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時間已經六十多年過去,日本卻至今尚未贏得亞洲和世界對他的寬恕和尊重,他們是曖昧的日本人嗎,還沒有得到答案。以後再訪日本追尋這個疑問的答案將是筆者重要的一課,從中也許可以找到李登輝對日本的深切情懷的所在。人說眼見為實,但經常也不真實,隻有用心去分辨、理解和參悟,才有可能獲得真實。
 
政治生涯
 
台灣對於海峽對岸的中原,自遠古到十七世紀初葉一直是荒蠻之地。曆史上台灣誠然受外來政治力量的控製和管轄,十六世紀以前的台灣如同英國人殖民的澳洲。1788年英國船長庫克登陸澳洲悉尼植物灣,發現了這塊尚處在刀耕火種原始部落階段的稀少人口原住民的無人擁有的土地,遂升起了大英帝國的米字旗,從此英國擁有。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分別部分占據過台灣,鄭成功祖孫三代之理台灣凡23年,直到施琅率清軍攻克,台灣歸屬大清。日清甲午戰爭後台灣被割讓日本,日本勵精圖治台灣五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國日本放棄對台灣的擁有,台灣被退回堅持對日作戰十五年之久、繼承疆土遼闊大清國版圖的中華民國的手中。又經過四年國共內戰,蔣介石國民黨丟失大陸全境,退守台灣一隅。開埠何茫然,皆外來政權。從荷蘭人到蔣經國,城頭變換大王旗,皆非出生於台灣本土。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溘然去世,時任副總統的台灣本土出生的李登輝接替蔣經國成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從此翻開了曆史的新的一頁。在此曆史岔道口上,根本性地決定了中華民國和中華民國所在地台灣未來走向的改變。
 
這是一個非常偶然曆史的機緣,是李登輝個人的機緣,也是台灣這塊土地幾個世紀以來的唯一機緣。如果沒有日本戰敗,李登輝可以是受日本文化熏陶的學者;如果沒有蔣介石內戰失敗,李登輝可以是台灣博學的專家或者虔誠的傳道者;如果沒有中華民國1971年被褫奪聯合國席位,就不會有國民黨政權進行年輕化和本土化政策的轉變。機會就是這樣不期而至,送給李登輝,更送給了台灣,李登輝接任成為首位台灣本土政治領導人。但是這個機會也可以稍縱瞬逝,李登輝可以成為步嚴家淦後塵而成為過渡人物。一直到一九九零年通過黨內總統選舉獲得下一個六年的總統任期,李登輝的總統行使力才被最終確定了下來,才可以一酬壯誌開啟李登輝時代。摩西雖然身鎖深宮,卻得教養擁有王者之氣,當認識到自己本以色列人,奮發努力率以色列本部彷徨荒野四十年去上帝應許加南地。李登輝的政治主張和目標十分明確,一旦時機成熟,權柄在握,則返本歸真成為台灣“新摩西”,沉著堅定地率兩千餘萬台灣人出“新埃及”,要讓台灣不再“漂流” 找回自我,成為有意誌的棋子,成為新時代台灣人。
 
縞素正先王之過,李登輝時代就是台灣政治和兩岸關係政策的改弦更張的起點,在1990年5月20日就職演說中,宣示他初期的改革時間表,未來的施政綱領,矢言改革1946年製定的過時憲法,以便舉行多黨選舉,呼籲海峽兩岸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舉行對等談判。
 
就職以後一個月,通過決議,“杯酒釋兵權”廢除萬年國會,啟動立法會選舉,為立法會的民選進行鋪墊。又廣邀社會各界召開“國是會議”,兌現了台灣學運和平落幕所作的承諾,區別了與中共處理天安門事件政治手段和措施。
 
1991年起開始了六次修憲。
 
1991年4月30日,宣布“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單方麵結束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戰爭狀態,自行與對岸大陸中國政治關係進行切割。
 
1994年起開展度假外交,力圖開拓台灣國際空間。
 
1994年台北市和台灣省進行首次民主選舉。
 
1995年代表政府向二二八事件公開道歉,撫平曆史的傷痕。
 
1995年6月,訪問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主動碰撞中美外交默契的底線。在康乃爾大學發表了“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著名演講。
 
1996年進行總統直選,堅定沉著地抵抗對岸中共的軍事威脅,擊敗另外三對候選人,獲百分之五十四選票,成為中華民國史上首位民選總統,宣示了西方民主政治適合於東亞儒家文化圈。
 
1998年凍省,簡化台灣政治結構,向建立獨立國家的道路上更加邁進一步。
 
1999年發表“兩國論”,宣稱台灣與中國乃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
 
2000年期滿卸職,接任者民主進步黨籍陳水扁,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及政權的和平移交。
 
同年辭去國民黨主席,次年因協助組建[台灣團結聯盟]激怒了國民黨而被除名。
 
李登輝是一位對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國民精神提升等方麵都有成熟思考的政治領袖,他起於農業專家、技術官僚,事無巨細,躬親自問,頗有諸葛孔明遺風。李登輝與其兄李登欽一母同胞,同為戰士奔赴戰場。卻命運截然不同,一個亡於戰場,另一個也有同命運的可能。然而李登輝卻無驚無險地捱過戰爭,一帆風順地完成學業,陰差陽錯地步入政壇,一馬平川地走向權力頂點,技巧嫻熟地轉變中華民國航船的航向,大刀闊斧地完成中華民國的政治轉型,善始善終地功成身退。此非冥冥之中揀選與安排、天造地化之神力乎?
 
禪宗基督精神指引下的內心世界
 
李登輝與生具有佛緣禪修打坐,思考生死問題,從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汲取養分,奠定了今後的人生路。青年時期一段時間由唯心論轉變成唯物論者,但是內心還是很苦,空空如也。然後繼續尋找,終於找到了上帝,以後受洗篤信基督教,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李登輝對信仰的的理解就是對看不見的仍然保持相信的態度才是信仰,否則就不是。這與達摩自天竺來東土傳法所說的是一樣的,看看不見,聽聽不到的,想不知道的,這才是真理。
 
李登輝屬於有靈的和有慧根的,有終極關懷,認識到科學無法說明人世間的一切,唯有在神那裏找到答案。是否因為他有終極關懷和對神的敬畏,所以能夠存有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意念?
 
據李登輝的敘述,每遇艱難和疑惑不決,李登輝所能尋找的平靜安慰和精神支持,就是聖經。這個時候常常回到家中與夫人一道捧起聖經,從上帝的話語中尋找力量源泉。聖經中總有神的話語給與李登輝啟迪和精神力量。聖經的話平鋪直敘,人人都看得懂,但是看得明白神的啟示就不是人人都能的了。李登輝總能從聖經中找到它需要的答案,就好像我自己每看達摩祖師總有新的啟迪一樣。
 
有一次攜家人登觀音山,到頂上一片霧茫茫,等霧散去,才發現自己站在一塊桌子見方的石頭上,頓然產生了這麽一種體會:天地間唯有我獨立於此,前既無古人,後也無來者。生死無人可相助,能依靠屹立於世間的, 隻有自己一雙強健的腳。任職總統十二年,李登輝都是以這種觀音山頂的體悟,戮力前進。
 
人生無定向,永遠麵對著十字路口,誰都很難甚至無法知道自己將來做什麽。筆者猜測年少時期的李登輝不太可能想到將來會登大位擔任總統。但是自小的自我意識和領悟,心中裝載的不僅是自己,更多的是他人和社會,抱有終極關懷。按照基督教的解釋是有靈性的,按照佛家所言是有慧根的。李登輝內心有智慧之光,具有以身殉天下的質素。在偶然曆史機緣下轉而成為政治領袖,帶領台灣民眾再走摩西之路,去上帝應許之地。
 
縱橫比較
 
如果不是戰火紛飛,日本戰敗,李登輝和他這一輩人是滿意日本在台灣的治理的。2008年末我們一行10人去印度達蘭薩拉拜會尊者達賴喇嘛,台灣資深媒體從業人士胡元輝先生向尊者提了這麽一個問題:尊者離鄉背井快五十年了,有無思鄉情愁?尊者回答:“西藏有個諺語,哪個地方最幸福,這個地方就是我的家。哪個人對我最好,這個人就是我的父母。所以不是說達蘭薩拉就一定是我的家,而是不管在哪個地方,隻要有自由,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想法,我覺得就可以成為自己的家。”同理,中國國門打開以後,數以幾十萬計的中國人紛紛移居西方民主自由國家,絕大多數已經安居樂業,因為有自由,早已把他鄉做故鄉了,鮮有人重返中國。人的趨利避害心裏是共有的,筆者在澳洲二十餘年,由於政治見解和行為不容於中國當權者,不得已而且也已經習慣把澳洲認做自己的家了。哪裏生活得好,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家,這正好印證了尊者的回答。日治的台灣井井有條,台灣老一輩人沒有忘記,以後也時常懷念。理所當然,無可非議。反觀中國有個政治現象,許多中共高級官員“裸幹”從政,子孫後代席卷大筆錢財移居到了西方國家當寓公富家翁過安穩的日子。不知慮此,反教人為,那就實在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了”。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相類英國與北美十三洲、英國與澳洲。華盛頓領導的獨立戰爭戰勝了英國人,美利堅合眾國得以建立。二戰以後,澳洲與英國之間的隸屬關係漸行漸遠,目前的澳洲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麵都已經獨立與英國之外,隻剩下英國女王依然是澳洲象征性國家元首這麽一層關係了。奧運會、體育比賽出現觀眾群為本部的搖旗呐喊,當看到本方獲勝,歡呼雀躍,本方失敗,痛心疾首。放大到國與國之間的爭戰,也同樣道理,國土的增大和縮減,都是情勢變化所致,無需太過用心上勁。要學一下瑞典與挪威之間的關係的相處,英國失掉北美大陸的心境。中國人需要真正領悟“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沉浮莫歎,知天上雲卷雲舒聚散任風”意境和含義。
 
台灣隻是一個政治實體,在世界上並無顯見的國家的地位。這是台灣的悲哀,是李登輝的悲哀。李登輝堅定執著為台灣打拚,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抵抗強元、滿清受後人謳歌,獨李登輝抵抗專製中共卻受人指責。李登輝需要凝聚的是台灣人的共識和支持,而非中國大陸13億人,其後人陳水扁也是如此。我們由於中國情結而期盼李與陳與我們持同樣心情和心態,這一廂情願了。修憲、終止戡亂條款、凍省都是“出埃及”的具體步驟。蔣經國當年選擇了李登輝就注定了今天的台灣現實。沒有對錯之分。李登輝對台灣和亞洲民主化的推動,被譽為“民主先生”,其功不在金大中、曼德拉、瓦文薩、哈維爾等人之下。金大中以反對派形象出現,韓國成功轉型,與曼德拉、瓦文薩、哈維爾等相仿。李登輝體製內出現,改造了台灣,功不可沒。同樣是體製內出現的戈爾巴喬夫,摧毀了蘇共,解體了蘇聯,對人類貢獻巨大。中共體製內出現了胡耀邦和趙紫陽,他們都是失敗者,他們在鄧小平健在的時候已露鋒芒,無疑是政治自殺。李登輝成功了,因為李登輝大刀闊斧進行的各項改革都在蔣經國身後,可能的最大障礙已經不複存在,李登輝充分運用了靈活的政治智慧和技巧將餘下的黨國體製內的殘餘力量給予以一解除。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說法,蔣經國原本就不是李登輝大刀闊斧推進台灣本土民主化的障礙。當中華民國1971年失去聯合國席位,更是在美國卡特當局1979年對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采取了“斷交、廢約、撤軍”三步驟之後,頓使得中華民國地位風雨飄搖。是蔣經國的堅韌不拔,以“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麵對鄧小平的強大政治攻勢;對內則開始政策調整,認識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提出“革新保台”,解除報禁和黨禁,走台灣本土化道路,使得中華民國在與對岸中共的政治博弈中轉危為安。因此李登輝在蔣經國的國民黨本土化政策的作用下脫穎而出。
 
盡管李登輝的祖先是來自福建的客家人,具有純漢人血統,但是李登輝不喜歡中國,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的都是對中國看法比較負麵的人。但是他這個想法在國民黨時期得以成功地隱藏,耐心地等到了吐氣揚眉的時候。如果李登輝生存在中共的黨國體製內,隱匿再深的內心的思想也都逃不過康生、李克農之輩的火眼金睛,再沉得住氣也躲不過反右、文革的大劫難。這也說明了一個問題,國民黨的黨國體係的嚴密性比起其小兄弟中共還是小巫見大巫了。這還是命運,中共席卷了全中國,一條寬一百英裏的台灣海峽天塹擋住了中共軍事進攻,更兼朝鮮半島戰事又起,睡夢中的杜魯門總算醒了過來,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協防,國共內戰中共軍攜事勝利之餘威從此畫上了休止符號。如若當時金日成先承讓毛澤東繼續得手一舉拿下台灣,然後開啟解放全朝鮮的偉大事業,杜魯門一定繼續昏睡不醒,就是醒過來也如同龜兔賽跑中的兔子眼睜睜地無可奈何地看著烏龜先於自己慢騰騰地爬到終點。中共打過海峽“解放”或者“淪陷”了台灣,那麽現在的台灣人民就與海峽對岸的中國人民一起耐心享受中共從蘇俄引進的馬列主義教條和極權專製的高壓統治。曆史的分寸把握得非常之巧妙,分毫不差,才精確地有了38年以後李登輝接手蔣經國開創台灣新時代的曆史機遇。
 
八十年代在中國學美國曆史的時候,講台上的教師根據書本內容是這麽說的,美國從最早的13個州開始起家,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和擴張,成為世界上領土麵積第四大國,三分之一是趁人之危低價買進,另外三分之一策動周邊接壤國家和地區武裝叛亂趁火打劫並入版圖。口吻多少含有鄙夷神色。那麽我們反身看看自己,躬身自問一下。中國曆史上的神州大地,九州方圓裏麵不包含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化外之地。元朝疆域遼闊,西抵歐洲,但那是蒙古人鐵木真鐵蹄彎刀赫赫軍功,與華夏炎黃子孫無涉。大清王朝起自白山黑水,一路依靠前明遺老降將開路先鋒鯨吞中原,康熙年間借準噶爾部入侵西藏之際投井下石趁火打劫把西藏並入清朝。用超然的目光來看待這樣的悖進,顯然屬於趁人之危獲得的不義之財。清王朝倒了,以後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繼承了清朝的所有財產,其中包括了不義之財。在大陸統治六十餘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政府,昧於潮漲潮落、月盈月虧的基本道理,一定要世人都相信並且心悅誠服地稱頌這些都是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神聖財產,那就虛偽可笑了。筆者是漢人,對漢人處弱勢的時候遭受的屈辱感到悲憤,對漢人在強勢時候咄咄逼人感到羞愧。得理且饒人,得利的更要替失利的考量,方能立身於世。這方麵中國領導人要好好學習美國南北戰爭以後的林肯總統和格蘭特將軍,對失敗的南軍將士決不“秋後算賬”。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在李登輝的接掌以後,厘清了曆史問題,認清了政治現實,很務實地考慮現實力量對比和台灣民眾切身利益和自身的追求需要,終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承認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的政治現實,無聲無息地切割了與對岸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放開腳步走向應許之地,開創自己的新生活。
 
李登輝被推薦給蔣經國,是現代版的“合則用之,不合則去之”。對李登輝而言,是非常危險的一遭。好在蔣經國已經進入了現代,不再心存古代帝王狹隘殘忍的心態,李登輝被任用了。李登輝視蔣經國為良師益友,六年的政務委員任上,也就是李登輝所指的“蔣經國學校”,是李登輝以後繼續左遷並且登上總統大位的關鍵。從筆者角度來看,蔣經國對於李登輝有知遇之恩,若換成他人真是前景難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唐初詩人陳子昂所寫的登幽州台歌,所表達的就是情才滿懷卻無君臣遇合天緣良機的無奈和悲傷。在與李登輝的對談過程中,字裏話間李登輝對蔣經國依然懷著深重的的知遇之情。蔣經國去世,13天後下葬,這13天中李登輝天天靈堂拜靈。黨內要人霍霍欲試,蔣夫人宋美玲有意爭奪國民黨黨主席一職,後為平息紛爭,決定31位中常委輪值主席,再後來李登輝被推為代主席,這代主席就最終代成了主席。前麵說過,李登輝接替蔣經國成為總統,多少有點類似嚴家淦接替蔣介石。但是嚴家淦的背後有黨內政治強人蔣經國,而李登輝的背後就再也沒有黨內政治強人了,這也為李登輝以後成為實權總統掃清了路障,鋪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蔣經國對於李登輝有知遇之恩,所以一路提拔李登輝,但是是否就是確認李登輝為蔣經國身後接班人,普遍都不這麽認為,包括李登輝本人。隻有一個傳言,蔣經國選擇李登輝為副總統,就是為了今後的接班。最後李登輝被確定下來,這個決定的最終確定得益於國師高人的點撥,蔣經國才痛下決心,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蔣經國突然仙逝,未及準備後事,未留遺囑,李登輝的接任基本順理成章。但是李登輝並未蕭規曹隨,完全按照自己內心的理念大展宏圖,開創了中華民國一個完全有別於前任的李登輝時代。兩蔣和他們從中國大陸帶來的外省人,都懷有一顆非常強烈的中國心,失去大陸對他們來說有著銘心刻骨悲痛,因此時刻不忘光複大陸,而台灣隻是他們光複中國大陸的複興基地。李登輝的新時代完成了西方成熟民主國家數百年完成的民主化進程,李登輝領導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放棄了光複中國大陸的心念,另辟新徑走上確立台灣國家認同和地位確立的道路,這對於原隨兩蔣播遷台灣的外省人中的大多數在感情上沉痛就在情理之中了,蔣夫人宋美玲一百零四歲高齡去世與美國紐約,自從1990年離開台灣以後就再也沒有回頭踏上這塊土地。在宋美玲的眼裏,光複中國的理想已經破滅,她心目中的中華民國已經不複存在,到頭來一切都是為他人做嫁衣,她心中的悲涼不難揣度。
 
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想象李登輝麵對著這麽一大群握有政治權力和影響力的政治對手,就像一葉小舟駕駛在時而驚濤駭浪時而急流險灘,最終轉危為安駛離險境把航船引到了雨過天晴可以遙望遠處依稀可見的地平線之處。李登輝憑著個人的智慧和能力引領台灣進入安全水域,實是需要有神的指引和摩西的勇氣和精神。
 
有一種說法,“李登輝之所以加入國民黨,正顯示他當時內心的混亂。持這種觀點的人質疑李登輝當時並非出於真心。李登輝博學多才,又有愛心,但像馬戲團裏的獅子一樣,會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受洗成為基督徒,加入國民黨以及主張台灣獨立等”。李登輝在市長任內經常使用一種日本式的模糊、微妙的語言來回答一些困難的政治問題,使人很難了解他內心的真正想法。科義耕的著作“台灣政治家李登輝”中有這麽一段饒有趣味的話:“李登輝很能掩飾自己的想法。他從不曾向蔣經國透露他對台獨運動的看法。雖然李登輝曾經為那些台獨和民主團體提供建議,但仍以與國民黨合作為要務,因為唯有如此他才能夠掌握權力,以和平的方式推翻這個外來的獨裁政權”。這樣的描述是典型的中國千年政治文化積澱而成的三十六計中的多種計謀和權謀,稱作“扮豬吃虎”“瞞天過海”“暗渡陳倉”都不為過。但是筆者的感覺這不太像李登輝,他早年的追求不是以從政來完成自己政治抱負為目的,從技術官僚轉型成為政治領袖純粹是一個曆史的偶然和命運的驅使和安排。
 
李登輝有場所的悲哀,台灣人的悲哀。李登輝清楚自己從何處來,要到何處去。李登輝出生在台灣,對台灣的原鄉濃情讓他在1982年的身為台灣省長的時候說出這樣的心裏話:“台灣的建設應該由台灣人來負責”。他很清楚自己該如何扮演浮士德的同時,不至於舍棄自己的目標。李登輝的目標就是讓台灣大聲地不受阻嚇地自我稱呼新台灣人,走出“場所”的悲哀。李登輝能夠隨遇而安順從重大情思變遷。人生最痛苦的三件事莫過於少年喪父,中年喪偶,老年喪子。八二年年近六旬的李登輝痛失唯一的愛子,不難想象他內心產生的悲痛,巨大的悲痛足以使人萬念俱灰,因而甚至萌生意念退出政壇。人生中最寶貴的東西的永遠失去,任何身外之物就是可有可無。人死不能複生,物失難以複得,骨肉至親的離世可以把生者意誌沉到最底處。李登輝少時悟禪,理解生死,應該本無懼人生終結的必然歸宿,親人的生離死別的情感依舊狠狠地敲擊了李登輝的內心。而從這點可以印證李登輝的具有人性通達人情的特質。通過李登輝對國民黨的“曖昧的忠誠”,我們是否有所感悟,更多一些同情心,同情和理解過往政治人物在國家、民族和族群麵對危亡時刻,在不得已的政治環境下為了他人而自己擔負起下地獄的罪名。
 
按理說,李登輝在短短的十年內把台灣從一個威權政體轉型為一個成熟的民主政體,對於台灣,對亞洲乃至對整個世界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是並未獲得全世界應有認可。原因何在?筆者的觀察和一孔之見就是美國和西方在對待台灣的政治變化持一種冷漠的態度或者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雙重標準。何以這麽說?美國以自身的全球政治格局為考量和中心,在對待海峽兩岸關係互動上因循守舊,思想僵化,視而不見台灣政治變化對兩岸關係的互動乃至對世界格局的正麵影響,對於李登輝的務實外交和入境美國都采取輕視甚至抵製的姿態。94年李登輝訪問南美途徑美國遭受冷遇,次年李登輝接受邀請回母校康乃爾大學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著名演講,打破了美國行政當局與中共之間的私下交易,美國行政當局自然對此事耿耿於懷。所以在美國的眼裏,李登輝是海峽兩岸關係的麻煩製造者,是美國亞洲政策的難點,李登輝不是美國亞洲利益所要求的“乖孩子”。中國的一句俗語“打死強嘴的,淹死會水的”在這個時候起作用了。世界也是勢利的,因為美國的原因,整個世界也處在美國的強勢政治影響之下而對李登輝所作的傑出貢獻就視線模糊了。如果李登輝的作為和貢獻得到世界的理解和承認,那麽李登輝應該享有與戈爾巴喬夫、瓦文薩、哈維爾等同等的榮譽和敬重。如果李登輝在總統任上,甚至卸任以後得到提名獲得該獎項,台灣的處境就會與目前有很大的不同,中共在全世界的政治囂張定會受到很大的製約。誠所謂“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就是筆者從另外一個層麵或角度所體會到的“身為台灣人的悲哀”。
 
李登輝一直受到鐵三角勢力的包圍,一個邊是美國,另一個邊是黨外政治勢力,最後一個邊是黨內的政敵。在筆者看來,能夠致李登輝在政治上處於險境的隻有最後一個邊。在這個邊內的政敵先後連起來有郝柏村、統派新黨人士,以及後來的連戰和宋楚瑜等總統競選失敗的政治人物。如果這些人有先見之明讀懂李登輝內心真實政治意向,在同一個時間段集結起來發難,足以破毀李登輝的政治目標和成效。這些政敵的出現都是單獨孤立的,就如同當今世界的民主國家麵對專製中共的情態,都存有具體的國家利益和政黨選情需要,那就正好讓中共分而治之。在十二年總統生涯中,李登輝有技巧也有某中說不明道不白的無形護持,給予一一突破,從容化解。
 
兩岸的政治博弈
 
無論是什麽族群,不管何時來到台灣或來自何處,隻要愛台灣、認同台灣這個安全繁榮的民主社會的人,就是台灣人。不論是原住民、是數百年前或是數十年前來的、都是台灣人。我們對台灣過去的發展,有著相同的貢獻;而對台灣的未來前途,更有著共同的責任。以上都是李登輝的原話。
 
麵對國際的冷漠,李登輝強調,無論國際間是否承認台灣的獨立地位,台灣人民必須體認到自己救亡圖存的重要性。台灣可以為自己塑造新的定位,而且這個新定位無需建立於過去台灣被日本殖民或被中國管轄的經驗上。台灣未來不應該成為中國貨物集散地或附庸,而應該成為東西方文明交匯點上海洋國家的新典範,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新文明的偉大創造者。在太平洋民主陣線上,台灣居於樞紐的戰略地位,地理位置上可連接北太平洋、西太平洋區域內的美國、加拿大、日本、南韓、新加坡、新西蘭、澳洲等國家。這是李登輝為自己和後人的未來設定的任務和目標。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政治家必須有雄心有遠見者,邁著堅定的步伐實現自己既定的政治目標。秦末項羽以六萬之眾破章邯部二十萬秦軍主力,決定了秦朝二世而亡。狹路相逢勇者勝,全憑主帥的決斷和勇氣。
 
台灣大可以日為師(大東亞共榮圈),可以民主自由重新統一中原。兩岸經濟、文化、政治、軍事差距而誠然使這種互動由於實力不對等陷入僵局。經過三十年大陸經濟改革和發展,兩岸差距逐漸縮小,到如今大陸總體經濟躍居世界第三,強於台灣,但是人均收入依然遠遠低於台灣,台灣仍然占優。文化差距依然巨大,蔣氏政權把傳統的中國文化帶到了台灣,得到了比較完整地保存。而大陸由於共產主義運動取代了中國傳統文化,經過30年的摧殘,幾乎蕩然無存。經改以後中共有所努力恢複中華文化,在當今大陸道德淪落世風日下情形下,所恢複的中華文化也多有畸形。在這方麵,大陸落後於台灣。政治上原來兩岸差距並不大,一個是威權,一個是極權。自從蔣經國開放黨禁和報禁,李登輝大力推進民主化,經過20年的變化,台灣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民主政體。而大陸堅持一黨獨裁,頓使兩岸政治製度的差異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大陸遠遠落後於台灣。可以製勝台灣的唯有軍事力量這一項,台灣為世界民主大家庭一員,目前世界政治格局是民主大於專製,中共動武收複台灣必然直接麵對民主世界龍頭老大美國,無勝算機會。
 
不戰而屈人之兵,大陸做不到,政治改革可以縮小兩岸差距,利益集團又不自甘,中共政改必然導致遲早退出曆史舞台。李登輝的大台灣新中原構想若獲得後任者的延續和矢誌不移的繼承,則可以逸待勞得守株待兔之效。新中原論迂回包抄方式進行文化和政治製度統一中國,那就徹底改變了以台灣為反共反攻基地,通過力量消長對比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筆者的理解這是李登輝的用心深遠,高瞻遠矚。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逃避的遁詞?
 
對於台灣族群問題,李登輝有認識,在他的新時代台灣人一書裏曾經這麽說過:“可惜,日益淡化的省籍、族群問題,每逢選舉熱季或政局變化,便被政治動員挑動敏感神經,形成民主運作中的一種異常狀況。有的政黨在某些族群化比較集中的地方,總是訴諸族群動員的手段,用舊社會的認識來麵對新社會的問題”。對於兩岸統一,李登輝表示隻要對岸實行政治民主,台灣方麵是有思想準備考慮接受兩岸統一的。李登輝設定了很高的標杆,對岸中國大陸跳躍不過如此高度。若對岸真能做到越過李登輝設定高標,這就會是大陸之福,亞太地區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結尾
 
走出一個台灣新天地是李登輝的政治追求,從中華民國到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中華民國,最後目標是完成以台灣為主體的正常國家。
 
筆者對政治家和政客有截然不同觀感。價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何為先。重利者必短視,重義者必遠慮。政治家不僅具有政治胸襟和遠見,還有學者型的飽讀詩書、知識淵博的特性,更有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李登輝主動承擔起文化“新中原”的重任,他認為,台灣的主體意識會因為民主政治的實施而變得更加蓬勃。不僅台灣會變成一個自由健康的社會,中國也將從台灣的成長過程中獲益。台灣的使命就是教育政治製度落後的中國。李登輝自願扮演摩西的角色,帶領中國的群眾進入民主政治的錫安山,而台灣海峽就是那紅海。台灣與中國隔絕,使它能夠在孤立、安全的狀態下,發展出一個新的定位和一個新的使命。在李登輝看來,中國已經失去了台灣,中國唯有接受民主政治,才可望吸引台灣重回他的懷抱。這是一位政治家的政治語言,政治家所具有的深邃目光和長遠思考。筆者來自中國大陸,對中國大陸民眾繼續在中共專製統治下深感不安,與心難忍,不禁有這樣期盼,李登輝可以用木馬屠城計改造國民黨使台灣經曆了寧靜革命完成民主轉型和政黨輪替,同理台灣可以再一次使用木馬屠城計改造共產黨使中國完成顏色革命完成民主轉型和政黨輪替。
 
李登輝對未來台灣的走向有憂慮,他對以後的兩位總統繼承人陳水扁和馬英九的政治路線都不以為意,認為兩者對國家目標不明確,他們的政治路線都偏離了李登輝路線的主幹,也就是台灣的國家地位的認定。他希望他的“李登輝學校”為未來的台灣培養政治人才,他建議應該設立這麽一些課程內容:坐禪、圍棋、哲學和曆史。哲學包含東西方哲學以及兩者的結合,曆史主要以台灣和日本為主,兼有中國曆史,分析和理解中國曆史上的幾個重大變法,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和戊戌變法。
 
小人以身殉利,士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聖人以身殉天下。世界曆史的滾滾巨輪不停地向前,本世紀前沿話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地區的民主化,而是世界的民主化,人類文明的更加昌明。人類所麵臨的問題也將是對我們共同生存的世界負有責無旁貸的責任。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滿天。李登輝的心曆路程,非常值得我輩認真研讀。他是一位政治家。筆者以為,李登輝一生的經曆和求索將屬於成功者的範例。作為個人,李登輝無論是在台灣、在中國、在日本、在亞洲甚至在全世界,都會留有他重要的曆史地位。李登輝以其一代政治家清晰思想、深邃目光可為台灣、為對岸的中國、為亞洲、為世界做出傑出的貢獻。
 
 
2010年4月9日於澳洲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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