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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春，柯達集團的創始人伊士曼正在飽受動脈硬化症的折磨。一日，他邀請朋友來見證其修改遺囑，把他生前的大部分財產贈予故鄉的學校——羅徹斯特大學。
簽署完文件後，伊士曼獨自上樓，開槍自殺。
他留下一張便條，上麵寫著：“致我的朋友們，我的工作已經完成，還等什麽？”
在生命或事物發展至難以逾越的困境麵前時，有的人會精心設計一個體麵的姿態退場。古人所說的“壽則多辱”，多少也包含著這樣的認知哲理。
喬治·伊斯曼
但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種人，他們相信，“隻要活著，就一定會有好事發生”。
在好事到來之前，哪怕鼻青臉腫，哪怕半截身子都被人摁在地上，他們都會想方設法地把頭抬起來，撐著，一直撐到“好運氣”找到自己。
2020年7月，幾度瀕臨破產的柯達公司，終於等來了自己的“好運氣”。
29日，美股開盤，柯達股價一路飆漲。盤中觸發熔斷高達20次，一度暴漲572%。截至收盤，收於33.30美元，漲幅318.14%，市值14.5億美元。
就在兩天前，柯達的股價還隻有2.13美元，三個交易日連漲1480%，市值暴增13.6億美元。
這一切的起因，則是新冠肺炎。
光榮使命，全民買單
為了應對新冠肺炎在美國的肆虐，美國政府根據《國防生產法》與柯達達成協議，向柯達提供了7.65億美元的貸款，讓其生產仿製藥藥物成分。
該法案由美國國會在1950年批準頒布，是關於國防生產的基本法律。該法案明確規定了有關國防生產的優先順序，確定了特資與設施的分配體製和征收權。同時，根據有關條款，為國防企業擴大生產能力提供強有力的財政援助，以保證物價與工資的穩定。
2020年5月23日，美國加州舊金山
這是新冠疫情以來，特朗普政府第三次動用《國防生產法》，前兩次則都用在了呼吸機上，分別是要求通用汽車公司生產呼吸機，以及命令聯邦政府幫助呼吸機製造商解決供應鏈難題。
在此之前，美國的醫藥投資重點都在尖端的創新藥領域，而更加基礎的常見藥，則大量依賴於進口。
據美國食藥監局（FDA）統計，在2018年美國的流通藥品中，約88%的原料藥來源於美國本土之外。
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範圍的爆發，原料藥在美國變成了稀缺品。對此，美國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諾（Peter Navarro）表示，“如果說我們從疫情中學到了什麽，那就是美國人對外國生產的關鍵藥品的依賴已經達到極為危險的程度。”
7月28日，特朗普政府宣布依照《國防生產法》給予柯達公司7.65億美元的貸款，專門用於生產非專利藥品的原料，旨在重修美國本土藥品供應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特朗普稱，這是“美國製藥業曆史上最重要的交易之一”，並稱柯達公司是“一個了不起的美國公司，你們都記得這家公司”。
對柯達來說，這是一個光榮的使命。而在資本市場看來，這更是一次不容錯過的曆史機遇。在“美國自己生產”的情緒裹挾之下，柯達被推上了救世主的位置。外加部分投資者們的投機行為，柯達僅憑著一個“願景”，股價便一路走高。
消息傳入國內，有網友將其調侃為“詐屍式暴漲”。人們都還隱約記著柯達，而大家的反應也幾乎如出一轍。
消費者在選購柯達膠卷
人們首先是確認：“新聞裏說的，是那家做膠卷的柯達嗎？”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後，人們的第二個問題則是：“它不是破產倒閉了嗎？”
自2011年起，柯達公司破產的傳聞就不時傳出，當年股價跌幅近90%。
2012年1月，柯達還收到了紐交所不合規通知。在此之前，柯達股價已連續30個交易日低於1美元，這已經不符合繼續上市的標準，麵臨被摘牌的危險。
隨後，柯達及其美國子公司根據美國《破產法》第十一章，向美國紐約南區破產法庭申請破產保護下的業務重組。根據其提供的文件顯示，此時柯達公司的資產為51億美元，而債務為68億美元，嚴重資不抵債。
這一舉措迅速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和大眾的嘩然。一時間，大象是如何倒下的文章紛紛湧現，柯達破產的說法，經過媒體的渲染，也一度甚是火熱。
“柯達選擇破產保護是一種主動選擇，甚至是轉型的一個途徑。要知道，當時柯達仍有相當的業務資產和龐大的專利組合可供償債。”當時的CEO彭安東數次向媒體解釋，但他的聲音很快被淹沒在看客的唏噓裏。
事實上，美國的破產保護並不是一般的破產清算，它更接近於重整的概念。當債務人自願向法院提出破產重組申請後，需要提出一個破產重組方案，就債務償還的期限、方式以及可能減損某些債權人和股東的利益作出安排。這個方案要給予其一定的時間提出，然後經過債權人通過，經過法院確認，債務人可以繼續營業。
為了度過那次寒冬，柯達主要采取了三項措施，分別是變賣家產（出售業務板塊）、知識變現（授權及售賣專利）以及盡可能地要賬（發起係列專利訴訟），姿勢非常之狼狽。
終於，在2013年1月24日，柯達宣布已獲美國破產法院批準，向中橋資本（Centerbridge Partners LP）融資8.44億美元完成重組。9月4日，柯達宣布完成破產重組，正式退出破產保護，重新活了過來。
在那之後，柯達的股價長期徘徊在3美元以下。在一項關於“2015年前消失的五個品牌”的調查中，柯達得到了27%被調查者的提名，排在了首位。
柯達就這樣苟延殘喘活了下來，直到遇見新冠肺炎。
憑什麽是柯達？
早在今年4月，特朗普宣布計劃啟用《國防生產法》來要求企業增加新冠病毒鼻咽拭子的產量時就強調：“我喜歡美國自己生產，特別是在製藥領域。”
然而，作為一家日薄西山的膠卷廠商，柯達又憑什麽拿下這一大單？
發出這一疑問的還有美國的投行分析師們。SVB Leerink的Ami Fadia公開表示：“為什麽具有能力和專有技術的仿製藥公司尚未獲得此類合同，我們感到很困惑。”
但柯達確實參與過藥物的製造業務。1988年，麵對日本富士膠片的強勢衝擊以及數碼革命的來襲，柯達試圖采用“多元化策略”來為自己創造新的機遇。
當時正值美國製藥業兼並潮，柯達以51億美元的代價，收購了斯泰林製藥公司，並有史以來第一次背上巨額債務和利息。
其結果並不理想。短短6年後，柯達就以一半的價格出售了這部分業務，給這次收購畫上了災難性的句號。
如今，拋開那些陰謀論的說法，柯達被選中，確實自有其道理所在。
美國政府決定給柯達這7.65億美元的貸款，是出於本土製藥被卡脖子的危機感。與創新藥需要大量的研發成本和科技實力不同，在原料藥領域，相關技術均已十分成熟，如何快速做到量產，管理和基礎設施的規模能力以及相對應的產能優勢，是決定性因素。
目前來看，柯達擁有龐大的工業設施，包括1600萬平方英尺的製造空間、實驗室、倉庫和辦公室，88個批量生產反應堆、現場發電廠和蒸汽供應，同時在有機化學製造方麵擁有較長時間的經驗。
作為一家百年之上的企業，其曆史上的輝煌和積蓄，遠超人們的想象。最簡單來說，在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總部的地下，柯達甚至擁有過一個研究用小型核反應堆——冰櫃大小、注有高濃縮鈾，濃度足以生產核武器。
柯達CEO吉姆·康丁尼紮頗為自信地表示：“柯達現有設備可以讓新業務迅速啟動，藥品原料生產將占到柯達業務的30%～40%。”
從技術上講，作為一家膠片廠商，我們也並不能說柯達公司與製藥風馬牛不相及。
康丁尼紮在公開發言時也強調了公司在化學領域的優勢：“我們做的是膠卷，一直是一家化學製品公司，在化學和先進材料方麵擁有很長的曆史，遠超100年。”
作為柯達曆史上最大的競爭對手，富士膠片在製藥領域的成功轉型，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此路可行。
富士膠卷
富士2019財年財報顯示，過去一年中，公司在醫療保健及高性能材料業務上營收為93.96億美元，占總營收的44.2%。
對柯達來說，“製藥”這一特殊節點的曆史機遇堪比奇跡。但另一方麵我們也要清楚看到，距離重回巔峰，柯達還差得很遠。
1973年，美國公告牌流行音樂榜單第二名，是保羅·西蒙推出的《Kodachrome》。柯達克羅姆，一款柯達於1935年推出的三色膠卷。在很長一段歲月裏，這款35mm的膠卷讓相片的色彩變得豐富且真實，歌手唱誦著，“它給我們帶來了夏日的綠色，仿佛整個世界都是晴天”。
在一個個劃時代的產品下，柯達曾占據全球2/3的膠卷份額，常年占據全球五大最有價值品牌之一。上個世紀末，市值也一度衝高至310億美元。
而製藥業務？拋開特殊時期的曆史使命，其工作內容，無非是代工廠而已。
2020年7月31日，在一路衝高後，柯達的市值滑落到了9億美元。
光影黯淡的膠片時代
1975年，柯達的工程師斯蒂文·塞尚在實驗室中製造出第一台數碼相機。對此，公司的管理層給出的回應是：“這非常好，但不要把這個東西告訴任何人。”
這不難理解。柯達高級副總裁和研究部主任利奧·托馬斯曾對《華爾街日報》坦言道：“很難發現什麽合法業務，其利潤率可以像彩色攝影產品這麽高。”
很長一段時間，柯達的利潤率都高達80%以上。為了保護現有利潤，柯達很難將槍口對準自己，冒著巨大的風險來推廣會破壞膠片業務的新技術。
1993年，收購製藥公司失敗後的柯達開始在全球遴選可以拯救公司的CEO，摩托羅拉的總裁費舍爾最終入主柯達。而他帶來的中國戰略，徹底改變了國內膠片市場的競爭格局。
在他看來，中國可以為柯達提供兩個時間差，一個是中國和美國的差距，一個是中國東部與西部之間的差距。這兩個時間差為柯達的數碼轉型提供了重要的緩衝時間。
在任期間，費舍爾發動了震驚行業的“98協議”。他發起了30年來柯達最大的海外投資項目，投入12億美元，開啟對中國感光業的“全行業合資項目”。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感光企業都在這一協議後被柯達注資控股，唯有樂凱例外。
樂凱的堅持，避免了柯達的一家獨大。在那個光影記錄美好生活的時代，樂凱憑借著更低的價格，讓更多的國人享受到了攝影的樂趣。
多年後，數碼時代的大浪拍了下來，柯達與樂凱各自逃生。而國產與國際巨頭之間競爭，也早已湮沒在無人問津的時光裏，直到柯達“借藥歸來”。
7月30日，一直表現平平的樂凱膠片也突然封上了漲停板，在此前的一個月中，樂凱共計隻登上過一次龍虎榜，很難不讓人聯想這二者之間的聯係。
隨著膠片行業的衰退，樂凱也早早展開了自我拯救，而新材料則是其最終確定的發力方向。
2005年，樂凱第一條光學薄膜生產線在保定開工建設。2011年9月，樂凱宣布並入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成為其全資子公司，膠卷收入僅占其營業額的1%-2%。
那個時代，早已徹底結束了。但寄托於膠片上的夢與情懷，還常常被人想起。
1992年，中國導演賈樟柯第一次在報紙上看到另一位導演王小帥的報道，裏麵有一段描寫讓他難忘：王小帥為了拍《冬春的日子》，扒著拉煤的火車，去出產地保定買便宜的樂凱膠卷。
賈樟柯在書裏寫道，我常想象，今天已經發福的王小帥，那時候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矯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錯，呼嘯而過的無數列車上，原來還搭乘過一個青年的電影夢。
這是膠卷在中國留下的印記。
承載無數國人影像記錄的“樂凱”膠片
對樂凱或柯達等企業而言，不斷創造新的價值才是其生存的前提條件。在這樣的價值導向下，回頭戀戀不舍於那往日的榮光，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2017年，公路電影《柯達克羅姆膠卷》記錄了這一情緒。在這款風靡全球的膠卷終於要宣布結束時，一對父子驅車前往堪薩斯州，希望在柯達最後一間實驗室關閉前衝洗照片。
影片借角色之口說出這樣一句台詞：
“我們都很害怕時間和它繼續前進的方式、事情消失的方式，這就是我們為什麽成為攝影師。我們本質上是保護主義者，通過拍照來讓時間靜止，讓瞬間成為永恒。”
但時間終究無法靜止。
人類可以寬容自己沉浸於緬懷，而商業對柯達說“不”。
如今，一場席卷全球的疫情，再次將柯達等膠片企業吹上了天，它們這次能飛多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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