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牛棚”內外
當我收到了研究所寄來的信，也取到了寄給我的錢和糧票後，內心稍感欣慰，因為經過一個多月的孤獨，現在終於知道世界上還有人關心著我的存在。看來一個人不管多堅強，他還是需要得到周圍人的認同，才能正常地生存下去。
但是一想到那個研究所，一種不信任感就油然而生。幾個月的非人境遇，使我無法相信研究所會給我認真平反。於是我決定到北京伸冤告狀去。我從韶山走回長沙後，就從長沙坐火車直奔北京,到國家建委告狀去了。
到了北京，我直奔國家建委文革接待站。在等待建委文革接待站接見的時間裏，我到北京各地區去看大字報，盡量了解“文革”的情況，並試圖對各種現象作 出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釋。我對各派的觀點和行為歸了類，告訴自己：這一派是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那一派是否定黨的領導的工團主義傾向，另一派又是 局限於經濟鬥爭的工聯主義在作怪，不一而足。當我發現能用我有限的國際共運曆史知識，對新的社會現象作出自己的理論解釋時，感到極大的滿足，一種理論物理 學者特有的滿足，一種隻有我才能感受到的理性滿足。
最後，我終於得到機會向國家建委文革接待站口訴我的委屈,並得到了同情。接見之後，我拿著接待站給我的車票和意見書，坐火車回到西安的研究所。這時已是1967年的1月中旬了。
研究所的行政當局已經癱瘓，全所職工已經分裂成兩派。一派主要由從全國各地高等學校畢業分配來的大學生組成；另一派則主要是政工行政人員和中專生,他們多數來自陝西農村。
我回所不久,真的得到了一次平反。這次平反,我得感謝由當時臨時掌權的以大學生為主的這一派,他們專門為我的平反開了一次全所職工大會。這派的領導 成員之一叫許禮深,是和我同年分配到這個研究所的上海同濟大學畢業生。他是工人家庭出身的黨員,為人正派。由於他的政治條件,“文革”初他被調進專案組工 作。我是屬於專案組管的人,我的材料都在專案組,包括從我那裏抄去的一大摞從育才小學到大學的日記。許禮深的妹妹是解放軍藝術學院的學生,她在“革命大串 聯”時來到西安,在她哥哥的辦公桌旁看到那一堆日記。因為那不是機密材料,她就好奇地讀了起來。當她讀完幾本後,就告訴許禮深:“這個人根本不可能是反革 命。”其實許禮深對我也是挺了解的,在分到這研究所工作的幾年間，我們也有過多次推心置腹的談話。出於良知,他認為應當給我平反,但是在那以“寧左勿右” 為時髦的時代，這是要冒相當的政治風險的,因為對立一派硬要給我扣上“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反革命”帽子,那麽許禮深自己就難免被攻擊為“包庇反革命” 了。我聽說後來在“工宣隊專政”時期，許禮深因為給我平反的事也反複被整,我從內心感到對他虧欠甚多。
我得到平反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假去廣州探望賀元元。自我當“反革命”以來,快一年了,我沒有和她聯係過。我到了廣州和元元見了麵,講清了所發生的一切,得到她的諒解,就又回到西安。
平反後，我能參加研究所的各種正常活動，才開始真正有資格參加“文化大革命”了。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研究所的許多科研活動都停止了。名為 “抓革命，促生產”，其實大部分時間都在搞所謂的“革命大批判”。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兩報一刊”的社論一發表，就敲鑼打鼓地慶祝一番。所內兩派都到 各自認同的外部組織去參加更大的慶祝或誓師大會。有一次我們這派的群眾乘敞篷卡車到外麵去參加一個會，卡車司機開車太猛，轉彎不減速，作了一個嚇人的急轉 彎。由於慣性的緣故，車廂裏站著的人都摔倒了。大家正要抱怨司機開車技術太差，我卻本性難改地又說了一句俏皮話：“該死的牛頓！”一下子把大家都逗笑了。 一車人幾乎都是工科大學生，懂得我不怨司機開車魯莽，卻怨牛頓慣性定律的超級幽默。有人就說：“真不愧是學物理的。”
當時西安地區的各群眾組織分成兩大派，在工廠多的地方曾發生大規模的武鬥，聽說軍工廠生產的武器也被拿出來用於武鬥。每個群眾組織膽子都很大，隻要 說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們就沒有不敢幹的事，搶武器，搞武鬥，殺人放火，都不在話下。在武鬥中死去的人，實在是死得冤枉。 好在我所在的研究所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沒人願意參與武鬥。隻有一次，我們接到“上級”通知，說對立麵的大組織當晚要“血洗”研究所所在的西郊地區，要 我們“有所戒備”。研究所的年輕知識分子們這才在“保衛研究所”的口號下動員起來。那晚大家頭戴柳條帽，手拿鋼筋木棍，“嚴陣以待”。結果隻是虛驚一場， 我們研究所附近什麽也沒發生。我覺得還挺新鮮，挺好玩。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人花了最多的時間去做的事情是什麽呢？就是所謂的“革命大批判”。“大批判”曾經構成了中國人民那十年生活的主要內容。按 照中央的指示，“大批判”在內容上是要“把被顛倒的世界顛倒過來”，要在各個領域讓“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統治一切”；在深度上要搞得“家喻戶曉，深入人 心”，“徹底鏟除封建思想意識”，“鏟除資本主義複辟的思想根源”；在時間上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一直講到共產主義。
可憐的中國人民，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種瘋狂的曆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不得不按指示跟在禦用文痞姚文元之流 的後麵，人雲亦雲，推波助瀾，把中國幾千年的優秀文化和道德價值觀徹底破壞了！公正清廉，誠實仁愛，喜愛讀書，這些舉世公認的優秀品質，在中國變成了人人 喊打的“過街老鼠”。這種曠日持久的“大批判”把中國人的道德水平降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我想說，當今中國出現的“信仰危機”、“價值觀畸變”等問題， 也是那種曆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的惡果。“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大批判”對中國社會人文道德和民族精神造成的禍害之大，怎樣估計都不為 過！
有些人對於當前中國製度性的腐敗和墮落感到悲觀，認為這是市場機製的必然產物。對這種悲觀論調，我不能認同。我認為，應當看到我們有辦法恢複我們中 華民族的道德傳統和民族精神，這就是重新抓起以“五愛”為核心的中小學道德教育。請看，在成千上萬的中國貪官汙吏隊伍裏，有幾個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用“五 愛”教育出來的中學生？我要大聲疾呼：為了救中國，救孩子，我們要盡快恢複以“五愛”為核心的中小學道德教育！
話又扯遠了。讓我再回到“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在的那個研究所來。
我得到平反之後，雖然能工作，也能參加給我平反的這一派的活動，但是我在研究所並不安全。這是因為，另一派出於派性,揪住“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態 度”問題大做文章,想把我再度打成“反革命”,以便達到打倒給我平反的那一派,從而奪取全所領導權的目的。他們隨時隨地想用各種方法來揪我。有一天我和幾 個同事從外麵回到研究所辦公樓，在正門大廳看到兩派工人在吵架，我就主動走上前去勸架，很和氣地對那一派的一位以前和我比較熟的工人說：“潘師傅，有話好 好說麽，別這麽大火氣。”我剛說完，隻見他停了一下，眼珠一轉，伸手就用力打我一拳，一邊打我一邊還向別處高聲大叫：“你為什麽打人？你為什麽打人？”顯 然他想叫來更多的人。我看他打了我還當麵造謠，剛要辯解，忽然一個女同誌衝過來，二話沒說，用力把我一把拉走了。原來這個女同誌是我們這一派的一個大學畢 業生。她在近處看到了那個工人一邊打我一邊造謠這整個過程，知道那派正想不惜用這種卑鄙的手法，挑起事端來揪我。她一邊拉著我快走，一邊低聲告訴我：“現 在不是你能講理的時候。”
後來我才認識到，應當非常感激那位把我立刻拉走的女同誌。由於她的政治敏感性使我避免了一場近在眼前的災難。如果當時我不被她拉走，還要和那派的工 人“講理”，他們馬上就會叫來更多的人，把我綁架起來。然後利用幾個他們那一派的工人作偽證，把我定為“參與武鬥”的“凶手”，再加上“惡毒攻擊偉大領 袖”的罪名，我就成了“挑起武鬥”的“黑手”了。依此再逼迫給我平反的那一派認錯，我就隻有死路一條了！回想那個打我的工人師傅，以前他是一個挺樸實的 人，“文革”的熏陶，使他也學會了用造謠生事誣陷他人的卑鄙手段，去達到那一派的“派性”目的。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並不是那種良心完全氓滅，本能地做壞 事的人。他做這件壞事前還是需要想一下才去做的。當我和氣地勸他“師傅，有話好好說”的時候，他本來應當是停下來不再和別人吵了，可是他忽然腦子一轉，大 概想到他那一派的頭頭要他們“千方百計把劉平宇揪出來”，於是才出手打我一拳，並立刻高聲造謠說我打人，想把我也攪進去，借以揪我。他在想的時候，本能的 外在表現就是“眼珠一轉”。我親眼看到，在他出手打我之前他的眼珠轉了一下，這一轉把他的良心給轉沒有了！
研究所的以大學生為主的這派處處想緊跟形勢，事事按中央指示辦。可是當毛主席提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後，這派感到了自己的“先天不 足”。在一個悶熱的夏夜，這派領導召集了整個組織的全體會議，討論如何應對麵臨的新形勢。雖然會議是在研究所大樓的四樓露天平台上召開的，可是會議的氣氛 像當晚的天氣一樣鬱悶。可能是因為大家都不知該怎麽辦，會議一開始就陷入了冷場。大家一言不發地坐了幾分鍾，這時一位女大學生舉手發言，她清脆有力地說： “氣可鼓而不可泄。”她的發言立刻引來全體與會者的熱烈掌聲，會議才正常進行下去。這位力挽頹勢的女同誌就是素有“才女”之稱的北京建工學院畢業生，支伯 謙。大家經過實事求是的討論，認為我們也沒有做錯什麽，現在要“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那就跟著照辦就是了。
可是這時對立的一派以更加猛烈的語言攻擊我們這派“包庇反革命分子”，我知道這是針對我來的。我意識到我大概已經成為給我平反的這一派的“政治包 袱”了，可是這派領導成員並沒有像政客那樣把我“拋出去”以求自保，他們不會搞政治投機，也不會搞陰謀詭計。他們不僅不認為我是反革命分子，而且讓我為 “工宣隊”進駐研究所的歡迎式擔任播音員。
我的女朋友賀元元那時還從廣州來西安，和那一派的頭頭麵對麵談過話,叫他們不要再強加罪名整我。但是奪權的目標對那一派是太具有誘惑力了，而且用“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名來打倒一個人和一個派，是當時派性鬥爭中最有效的辦法，他們哪裏會聽元元的勸說呢?
那一派的這個借揪反革命從而打倒我們這派的目的，很快隨著“工宣隊”進駐研究所而達到了。“工宣隊”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簡稱，名為“宣傳隊”，實為控製一切的破壞隊。
“工宣隊”進駐研究所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群眾專政組”,組長是一個為人陰險的工人。我不知道他的全名是什麽,隻知他姓侯，人稱“侯師傅”。此人臉色煞白，一天到晚穿著件舊棉襖。我親眼看到過他打人的手法很毒。
“群專組”一成立,就立即要抓“階級敵人”。研究所的氣氛開始緊張了。一天我正在獨自散步,一位女黨員從我旁邊走過時, 趁沒人看見,悄悄對我說了一句“要經得住考驗”，之後就走掉了。
我懂了,另一波迫害狂潮要開始了。
一些人,包括我在內,被定為“專政對象”而關起來了。我以後曾多次想起那位年輕的女共產黨員，她為什麽敢在那種“紅色恐怖”籠罩全所的情況下，置自 己的政治前途於不顧，對一個可能被定為“罪大惡極的攻擊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分子”說些鼓勵的話呢？我想一個主要原因是她剛入黨不久, 她還相信共產黨是不會冤枉好人的。她和我工作在同一組,了解我的為人,雖然有些“關於對毛主席著作的態度”問題，但是她確信我根本不是“反革命”,也不會 為了我的私利去出賣她與任何人。
關押我們這批所謂“階級敵人”的“牛棚”，設在三樓集體宿舍的一個大房間。被關進“牛棚”的人失去一切人身自由，我們的基本生活就是白天勞動，晚上挨鬥。
兩年前,在麵對一群狂徒的毆打折磨時,我保持了一個正直的人的尊嚴,堅持了真理,事實已經證明我能經受得住殘酷的肉刑考驗。但是，這時我卻經不起精 神折磨的考驗了,因為我想到賀元元現在怎麽辦?我崩潰了！我想到她在苦苦等我,而我又一次失去自由,不僅不能保護元元,反而給她帶來無窮的拖累。我覺得我 實在太對不起元元了,但是我又毫無辦法。我覺得自己隻有一死才能讓元元迅速了斷,才能保護元元。怎麽死呢?最簡單的方法是跳樓,隻要打開窗戶，就可以跳下 去。可是我想到不久前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跳摟沒死,摔斷了腿,被人用籮筐抬著到處挨鬥,真是生不如死。我轉而想別的方法，這時我看到集體宿舍裏還有殺臭 蟲的“敵敵畏”藥水。我知道“敵敵畏”最毒,是最有效的自殺藥物,於是悄悄地收集了兩瓶，藏在床腳後麵。
都準備好了,可是我多麽不想死啊!在決定一死了之的那一夜，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眠。我用各種方法想讓自己平靜下來，但是沒法平靜。思緒萬千，最後還是橫下一條心：死了算了!
我也擬好了絕命詞的腹稿。早晨一起床,我就蹲在床沿旁,把絕命詞寫在一張紙上，藏在床墊下。我至今仍能把這首詞背下來——
絕命詞
—調寄憶秦娥
曉夢殘
徹夜驚夢未成眠
未成眠
三年已去
委屈依然
曆數功過二十年
分明革命好兒男
好兒男
忠心欲碎
含淚黃泉
之後，我故意磨蹭了一下，讓關在“牛棚”裏的其他人先一步去食堂吃早飯,然後我迅速地把兩瓶“敵敵畏”一古腦兒喝了下去,平靜地躺在床上等死。
我本以為隻要把“敵敵畏”一喝，人就安靜地死了。沒想到純淨的“敵敵畏”到了空空的腸胃裏，馬上把腸胃刺激得劇烈翻滾起來。當那些人吃完早飯回到宿舍時,我已經無法控製翻滾的腸胃,嘔吐起來了。這下人們聞到了濃烈的“敵敵畏”味道,都大叫道:“劉平宇自殺了!”
此事立刻驚動了同樣住在三樓的“革委會”主任楊桐。我聽見他說:“馬上送職工醫院。”於是我被人抬下樓,用研究所的汽車送到了職工醫院。在整個搶救 過程中,我的眼睛是緊閉著的,但是我的頭腦卻一直是清醒的。這時的我是以一個旁觀者的心態，冷靜地聽著發生在我周圍的一切。在醫院我聽見有人說,“這又是 一個自殺的”,還有人說，“還這麽年輕”。我還聽出有個我認識的職工醫院醫生，也在急救室內參與搶救。一切都按正規的搶救程序進行,經過反複灌腸用藥，我 居然被救活了!
真是奇跡！在此以前我還從來沒聽說過喝了“敵敵畏”還能活的事兒。十二年後,我到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時,研究生辦公室的老孫聽到我在“文革”中自殺 的事,關切地問我怎麽回事。我把喝了兩瓶“敵敵畏”但沒死成的事跟他說了。老孫問我:“你喝水了沒有?”我說:“沒有。就躺在那兒等死了。”他半開玩笑地 說:“這就是你沒經驗嘍。你要是隻喝上半口水,那就一點救也沒有啦！”如果老孫說的是真的，那我當年不死,就要“歸功於”我的無知了。這當然隻是玩世不恭 的笑話。真正要感謝的是楊桐,他那一句“馬上送職工醫院”把我從死亡線上拉回來了。
這是我第二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搶救過來之後,我被立刻押送回研究所。專案組馬上展開新一輪的審訊,原來他們以為趁我身體虛弱，痛不欲生之時，就能被他們任意擺布，把我壓得“低頭 認罪”。可是他們想不到,死過一次的我,現在更不把他們放在眼裏了。以前他們時不時地還能用什麽“死路一條”之類的話來嚇唬我,現在這種話說出來,連他們 自己都會感到毫無力量,因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幾天的加班審訊，他們得到的還是那句話：“我有錯，沒有罪。”
這件事之後,關“專政對象”的“牛棚”被移到一樓,以防止有人跳樓,而這正是我考慮過的自殺方式之一。
我奇跡般地被救活了,我的身體又奇跡般地迅速恢複。我在心中對賀元元說:“元元,我現在沒法和你聯係,也沒法為你解難,但是我為你死過一次了。請你原諒我吧。現在我這條命是為真理活著的。”育才小學那三個討論真理的小男生的形象再次浮現在我眼前,給了我力量。
這時的我性情似乎更豁達了，更沒什麽可怕的了。研究所沒人敢念外語，我敢，居然敢在“牛棚”裏念英語。在學毛主席著作的時間，我拿出英文版的毛主席 語錄來學。我旁邊的另一個“專政對象”根本不知道會有英文毛主席語錄，隻看到我麵前的東西是外文，就溜出去了。顯然他給“群專組”打了小報告，因為“群專 組”的“侯師傅”立刻來到“牛棚”，嘭地一聲踢開房門就高聲大叫道：“劉平宇，你在幹什麽？”我也毫不示弱，說：“我在學毛主席著作。”他指著我麵前的英 文毛主席語錄問：“明明是外文，你還要抵賴？”我馬上翻到語錄的第一頁，指著語錄本封麵的毛主席像給他看，並說：“這就是毛主席語錄，英文的。”“候師 傅”看了一下，也沒法否認我念的是毛主席語錄。他瞪了那個打小報告的人一眼，也放了一句話給我：“你給我好好念中文的主席語錄，別再搞什麽洋字碼了。”他 轉身就走了。我不屑地向剛才打小報告的那人撇了撇嘴，那人也隻好低下頭念他的書去了。我則中、英兩種語錄交替著念，再沒有人打我念英文的小報告了。
我在“牛棚”裏還做過一件事，也讓“工宣隊”和“群專組”著實瞎忙活了一陣。我記得那是1968年的冬天。一天晚上，我們在“牛棚”似乎聽到“革命 群眾”集合去遊行。那時每當偉大領袖發表“最新指示”時，群眾都要連夜結隊遊行，以示慶祝和擁護。這天我們沒聽到有“最新指示”廣播。關在“牛棚”裏的人 啥也不知道，隻能呆在裏麵胡思亂想。於是有人問，今天他們遊行是幹什麽。我想，沒有“最新指示”為什麽還要遊行呢？一定是有什麽大事。而大事也就那麽幾 件，便隨口回答說：“大概是新的核爆炸吧。”又有人問：“你怎麽知道？”我故意賣了個關子，說：“當然我有法知道嘍。”
第二天出去一問，果然昨晚的遊行是慶祝我國新的核爆炸。於是“牛棚”的“積極分子”立刻又把我預先“知道”了昨天的核試驗一事作為“重大的階級鬥爭 新動向”報告給“群專組”。在他們看來，我根本不可能把事情說得那麽準，而且核爆炸是極端機密的事情，劉平宇預先知道了，那一定有一個危險的“情報網”還 在研究所活動。那天隻見那個“候師傅”出出進進，讓“牛棚”裏的人都來仔細回憶這幾天我有哪些活動，和誰有什麽接觸。還特別找我談話，讓我交代是怎麽知道 這件事的。我當然隻能實事求是地說我是憑經驗想出來的。他們不信，非要查出個“重大結果”來不可。查來查去當然沒有查出任何結果。我心裏暗暗發笑：不相信 我的實話，疑神疑鬼有什麽用？至於在“牛棚”外是怎麽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是裏裏外外鬧騰了一陣之後，最後不了了之。
研究所裏由“工宣隊”領導的批鬥會,其殘酷性有了明顯的升高。每次隻要“侯師傅”一出場,一定會有新招，用來從肉體上折磨被批鬥的人，並取得新的 “成果”。但是，鬥我的會很難有“新成果”，“工宣隊”很難有任何“滿足感”，因為我的“認識程度”和他們給我定的罪名差距實在太遠了。即使“侯師傅”親 自出場，也未必能壓住我的“囂張氣焰”。
在一次批鬥我的會上，“侯師傅”為了逼我“認罪”,親自上來揪我的頭發。他不像別人揪你一下,讓你低下頭就鬆手。“侯師傅”揪住我的頭發不鬆手,一 直揪到他懷裏,狠狠地一邊重複地罵:“我看你xxx再不認罪!”一邊把我的頭拉到地上,讓我摔在那兒。我痛得眼淚都出來了,可我就是隻認錯不認罪。
第二天上午,我在外麵勞動,正好那天是理發師傅到研究所給職工理發的日子。我看見理發師傅正在理發室前準備開始工作，想到昨晚“侯師傅”揪我頭發的 那個狠勁，立刻要他給我快剪頭發。理發師知道我的處境,非常配合,馬上把我帶進理發室，問我剪什麽樣。我說:“剃光。快!”他趕緊把我濃密的頭發全剃光 了。
這天晚上又繼續開我的“批鬥會”,當“侯師傅”看到我光頭出場,氣得直跳腳,竟問:“誰給你剪的頭?”我雖然站在群眾前麵挨鬥,但看到“侯師傅”那 個猴急的樣子，我也忍不住低頭“噗呲”一笑。群眾看到“侯師傅”發火,而被鬥的我卻在笑,批鬥會的氣氛一下就沒有了。當“侯師傅”知道給我剪頭的是理發師 傅是個工人時，他也泄了氣，這天的批鬥會就很快草草收場了。
“工宣隊”以為我不認罪是因為我自以為支持我的群眾很多。於是“工宣隊”首先讓研究所的知識份子群眾承認“中劉平宇的毒太深”,劃不請界線。然後為 了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工宣隊”專門組織了原來給我平反的一派群眾開會批鬥我。當然，一個個發言都對我“嚴厲譴責”,表示要“堅決劃清界限”。在這 些批判發言之後,“侯師傅”不無得意地當眾問我:“劉平宇,你看看,群眾都把你看透了，你還有什麽可說的?”
我停了一下,微微抬起頭，輕聲慢慢地說:“公道自在人心。”
會場頓時嘩然，這個“候師傅”一時也不知道說什麽好了。幸虧知識分子中的“積極分子”帶頭喊起口號來：“打倒反革命份子劉平宇的囂張氣焰！”這才讓 “侯師傅”下了台。我則以鄙視的眼光瞄了那領頭喊口號的人一眼。當然，這又招來更加野蠻的批鬥,不過對我來說已是家常便飯,毫無效果了。
“工宣隊”同時幻想用小恩小惠來引誘我去“揭發”給我平反的這一派的“壞頭頭”。“侯師傅”對我說：“劉平宇，你要是有揭發那些人的表現，比如他們 叫你幹了什麽，就可以立功，減輕你的罪。”我說：“沒人能叫我去做什麽壞事。他們也都是按黨中央的指示做的，《人民日報》怎麽說就怎麽做。”“侯師傅”聽 我這麽一說，隻好狠狠地說：“你是打算一個人都扛起來啊。我看你扛不扛得動！”
這個“侯師傅”又想出了別的招。這次他把我和一個中層領導幹部放在一起鬥。先鬥那個幹部。“群專組”想要那個幹部承認“當過土匪”。那個幹部不承 認,“侯師傅”就在批鬥會上當著群眾的麵扭那個幹部的胳膊。原來那個幹部的胳膊在戰爭年代受過傷,經不住用力扭。這個喪心病狂的“侯師傅”竟然越扭越重, 痛得那個幹部連連大叫,隻好說:“我是,我是。不要扭了!”聽到這個幹部的討饒聲,“侯師傅”得意地搓搓手說:“你要是早承認了,不就不用受這個罪了 嗎?”
然後他轉過身來對我說:“劉平宇,你看他老實了吧?”
“候師傅”是想收到殺雞儆猴的效果。可他想不到我有一個從小養成的革命者的思維習慣,“一打就招”對我來說是叛徒才有的極其無恥的行徑。於是我回答說:“不老實。”
“侯師傅”不解地問:“為什麽?”
我說:“一打就招了。”
這個文化水平不怎麽高的“侯師傅”一時還沒反應過來,會場裏的“知識分子”倒先反應過來了，他們意識到我是在諷刺“侯師傅”和那個幹部。於是又有人領頭喊起了“打倒反革命分子劉平宇的囂張氣焰!”的口號。
“侯師傅”緩過神來後,惡狠狠地對我說:“劉平宇,你是不是打死也不招？哼,別囂張,我們有的是辦法！”
是的,當時“工宣隊”掌握著研究所每個人的生殺大權,他們真個兒有的是辦法。駐在這個研究所的“工宣隊”以其凶狠狡詐,以其善於製造轟動來表現“緊 跟形勢”,而在陝西頗有名氣。這個“省工宣200隊”，當時在陝西省是響噹噹的省級“先進工宣隊”。他們當然不能容忍有一個像我這樣永遠鬥不倒、不認罪的 “反革命分子”存在。我知道，“工宣隊”的人看到我時一個個都恨得咬牙切齒，但是礙於“政策”，他們一時還不能把我怎麽樣。
除掉我的機會終於被“工宣隊”等來了。
當時中央似乎看到了“文革”至此,打擊麵已太寬了。為了約束下麵的胡作非為,就宣傳起“寬嚴結合”的政策來。所謂“寬嚴結合”是指對大部分犯有不同 程度錯誤的幹部要從寬處理，給予出路；隻對一小撮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實行嚴厲打擊。“工宣200隊”為了表現它是執行“寬嚴結合”的典範,找了一個 “從寬”的典型，決定拿我作“從嚴”的典型,正好借以除掉我。
雖然沒人告訴我“工宣隊”的決定,但我從一些太喜歡作廉價政治表態借以保護自己的人的態度,可以看出“工宣隊”對我的迫害將進一步升級。
我把那些人無故在別人麵前對我怒目而視,或對我無理尋釁的做法,叫做“廉價的政治表態”。對他們，我隻覺得真是可憐,因為他們連自己的真實感情也沒有,喜怒哀樂還要做給別人看。我也看到和我關在一起的幾個“有問題的”幹部，開始按“群專組”的指示監視起我的一舉一動來了。
麵對這些，我想:“好了,這回我最後的時刻真的到了。欠別人的東西也都該還了。”我對看管我的人說:“我要和‘侯師傅’講話。”他們也不敢怠慢,立刻傳話上去。那個“侯師傅”馬上來了,還以為我要認罪了。
他表現出很想聽的樣子,問我:“有什麽事找我?”
我說:“我欠圖書館一本書,給我還了它。還欠XXX一塊錢,也替我還了它…。”
我還沒說完,“侯師傅”就發火了,怒吼道:“你這是要幹什麽?！”
我則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對他說:“我在料理後事。”
此話一出,這“侯師傅”暴跳如雷,直說:“好,我看你囂張,我看你囂張！”
大概這“侯師傅”意識到我又預見到了他們要對我“從嚴”的“重大決策”，怕我“狗急跳牆”，就派“牛棚”裏的積極分子對我日夜值班監視。從此我的每 一步都有人盯著。那些負責盯我的人，神情都很緊張。不知為什麽，我反倒既不害怕，也不慌張，不時還跟盯著我的人開個玩笑，看著那幾個人哭笑不得的樣子，覺 得很好玩。
我想，我的坦然大概是因為自己除了真理，已經一無所有了。
大約幾天後的一個早上,吃完早飯,“專政對象”都回到被關的房間。我聽到全所職工被集合到大食堂去開會,整個研究所顯得不尋常的嚴肅和安靜。不一會 兒,關“專政對象”房間的門開了,“侯師傅”大喊:“帶劉平宇!”兩個身材高大的工人進來,一邊一個扭住我的雙臂,壓住我的頭,把我押到會場。其他“專政 對象”則跟在後麵魚貫進入會場,低頭分站兩邊。
我記不清是誰在大會上作的宣布。首先是宣布“從寬”的典型。這是一個被“工宣隊”定為“國民黨孝子賢孫，小爬蟲變色龍”而關進“牛棚”的我們這派的 大學生。從給這個大學生定的罪名“孝子賢孫，小爬蟲變色龍”就可以看出，“工宣隊”從一開始就實在沒有什麽拿得上台麵的“罪名”，完全是出於“派性”胡亂 整人。但是現在還要硬往自己臉上貼金，說是對他“從寬處理”。主持人宣布：對他當場“解除專政”，“交群眾監督，以觀後效”。
隨後宣布“從嚴”的典型。宣布人說：“現行反革命分子劉平宇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敬愛的林副主席，證據確鑿，拒不認罪。經陝西省公檢法軍管會批 準,對現行反革命份子劉平宇逮捕法辦,立即執行！”在一片“堅決擁護鎮壓反革命!” “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劉平宇!”的口號聲中,我被押出了會場。
我本以為會被直接綁赴刑場，立即槍決,或者好一點，給關到死囚監獄去。沒想到他們把我押出大食堂之後，卻把我帶進了研究所辦公樓內一間“群專組”用 的辦公室。走在押解的路上,我聽見會場群眾還在喊口號：“堅決打倒!”“永遠打倒!”我想起這是1968年打倒劉少奇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喊的口號。我對自 己調侃說:“嗬,給我劉少奇的待遇了。”
到了那個辦公室,裏麵坐著“工宣隊”和“革委會”的幾個頭頭,兩個專案組的人,加上兩個解放軍。首先那個“專案組”的人頗為得意地以居高臨下的口氣說:“劉平宇,你現在還有什麽要說的?”
他們還在做把我從精神上壓垮的夢。他們以為,一個有美好理想有遠大抱負的青年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就是被逮捕。因為一個知識分子一旦被逮捕，這就意 味著這個人在這個社會從此沒有任何出路,一生就毀了。在這天以前的一段時間裏，他們多次對我說過,“劉平宇，你有僥幸心理,想頑抗到底。我們會讓你一點僥 幸都沒有。”意思是說他們偏要逮捕我,毀了我的一生。他們以為毀了我的一生,我就會垂頭喪氣,任他們擺布了。他們在等待我說:“我認罪,隻要不帶走我。” 他們沒想到,他們碰到的人是一個飽受革命傳統教育,隻認真理,不服強權的年輕人。
我實在厭惡這些一直昧著良心整我的人,無意與他們多講，更不想幫“工宣隊”封鎖真相。我想在槍斃我之前能讓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於是，當我看到那兩個在場的不認識的解放軍時,我就大聲對他們說:“請解放軍同誌把我趕快帶走！”
這時,我注意到這幾個頭頭交換了一下無奈的眼光,並示意專案組的人繼續講下去。
這個專案組的人問我:“劉平宇，你說,為什麽逮捕你?”
我愛理不理地說:“是為了所內階級鬥爭形勢的需要。”他聽出了我話中的弦外之音是諷刺他們，是在說“逮捕劉平宇是為了把給劉平宇平反的這派壓垮”。
他於是又問:“你沒有罪?”
我還是那句老話:“我有錯,沒有罪。”
他看看從我這裏得不到他們預期的求饒,隻好問我:“劉平宇,你為什麽不表現好一點,爭取留在所裏呢?黨和人民還可以給你機會。”
我說:“這裏不講理。”
他說:“好,讓你講講理看。”我不想講。他們堅持要我講,態度似乎有點緩和的意思。我就想:既然你們還要走這個過場,我就來說上一回吧。我以將赴刑 場的悲壯心情,想把我的話講成當年共產國際領袖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上的辯護詞,講成卡斯特羅的“曆史將宣判我無罪”,講成伽裏略的“可是她(地球)還 是在轉動”。但是，我麵對的是自稱代表共產黨的“工宣隊”,在我的純潔心靈中,共產主義還是我為之奮鬥終生的最美好最平等的社會。我對自己說:我雖然備受 委屈,但我還不應該以季米特洛夫對待德國法西斯,卡斯特羅對待巴蒂斯塔獨裁政權,伽裏略對待羅馬宗教裁判所的態度來對待“工宣隊”。那麽我又能說些什麽 呢?我簡單地回顧了我短短的一生,雖不光輝燦爛,但也算是絢麗多姿。不過我還是不忘檢討自己的錯誤,並絕然否認任何強加給我的反革命指控。我講完了話,這 個會就結束了。
我意想不到的是,會後既沒有拉我去槍斃,也沒有送到監獄去。他們把我關進了研究所大樓的一個半地下的底樓樓梯間(見圖15)，這樓梯間其實隻是一樓 到二樓樓梯拐角下部的一個小空間，距離剛才談話的群專組辦公室不遠。從圖中可以看出,它很小,根本不是一個房間，裏麵沒有電燈，也沒有窗戶。樓梯間的采 光，全靠樓梯拐角大窗戶那一小塊向下延伸部分。樓梯間裏放了一塊床板之後,連轉個身都很困難；它也很矮，大部分地方連頭也抬不起來。由於有這個大窗戶，樓 梯間頂部是不能封死的，有約五公分的空氣間隙，拐角處潑個水掃個地，髒水塵土都會立即掉進樓梯間。這樓梯間根本不是用來住人的。
圖15，關了我三年的樓梯間：小門上方原無窗戶，門上方的窗戶是我被放出來後加開的。
我低下頭才能走進這個樓梯間，一抬頭，立刻看見僅有的那塊采光窗的外麵已經用鐵欄杆圍起來了。我馬上回想到幾天前在研究所院內勞動時，看到有人在大 樓外麵給這扇大窗的下部裝鐵欄杆。當時我沒有多想這些人在幹什麽，現在意識到原來他們那時就在給我準備所內監獄了。明明早就計劃好要私設監獄，準備對我長 期非法囚禁，卻對我說什麽“表現好一點,爭取留在所內”。看來他們是想用“逮捕法辦”把我嚇倒,逼我為了祈求留在所內而承認“反革命”罪,然後“工宣隊” 就可以冠冕堂皇地說:“由於劉平宇老實認罪,決定給予寬大處理,留在所內,交群眾專政。”這樣“工宣200隊”又可以向外騙得什麽“對知識份子再教育” 呀,“執行政策的模範”呀等等桂冠。實際上,他們在研究所的所作所為隻是迫害知識份子和破壞科學研究。後來有人告訴我,當時“工宣隊”向省公檢法軍管會打 過保票,說隻要軍管會幫助完成逮捕劉平宇的形式,劉平宇一定會“老實認罪”,不用軍管會把人帶走。“工宣200隊”極善於運用這種雕蟲小技來騙得“先 進”。那兩個軍人也不是從“省公檢法軍管會”來的,而是從省建工局“支左”部隊借來的解放軍戰士,難怪他門自始至終一句話也沒說。不過這兩個穿軍裝的人出 現在會場也有作用,就是把研究所的知識分子們嚇得口號喊得特別響。
（未完待續）
作者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