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90歲生日感言：若有選擇希望去美國(圖)

Charlie fong 的作品，公有領域，鏈接

北京時間2019年1月14日是中國經濟學家茅於軾90歲生日，許多中國學者、企業家祝壽盛讚其成就。同日，英國《金融時報》編發《茅於軾90歲自述我的喜悅與期待》，茅於軾回顧自己一生，談90年人生曆程，談改革開放40年，談自己最大的喜悅和期待，也談最大的缺憾。

茅於軾表示，“我最大的缺憾，很簡單，就是中國還是一個專政社會，我希望中國能夠盡快地變成一個民主法治憲政的國家。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來到，可能我看不見，但也不會太遠了。”

茅於軾提到自己最大的喜悅是什麽呢？他說：“我活到90歲，最大的喜悅，就是中國市場化改革。市場化改革的背後是私有產權。”

茅於軾出生於1929年，早年在中國鐵路從事機械方麵的專業工作。1960年代，他在經曆政治迫害和勞動改造期間，轉向經濟學研究。後來陸續出版了《擇優分配原理》、《中國人的道德前景》等著作，是中國當代重要的經濟學家。

茅於軾還與同道創辦了影響廣泛的民間智庫天則經濟研究所。2012年，美國保守主義智庫卡托研究所向茅於軾頒發了當年的“米爾頓·弗裏德曼自由獎”。

茅於軾經常在博客上發表見解，內容涉及方方麵麵，從中國國企改革到住房市場的規範化。

他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市場化是很成功的，但這個好處需要有政治上的清明做保障，其中包括言論自由、民眾監督、司法獨立。中國市場化最主要的阻力是來自權力的幹預。

他還表示，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的1980年代是中國政治最開明時代，言論開放，出版自由。

中國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讚揚茅於軾“思想獨立、精神高貴純潔”，是一名君子。

大陸知名媒體人羅昌平也表示了對茅於軾的祝賀，並引述他的話說：“倒退會帶來災難，所以我有個責任，防止社會倒退，推進社會進步。可以說我一輩子努力的方向，就是這個方向，防止倒退，促進進步。”

【編者按】今天是中國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90歲生日。我們編發他的自述文章，通過他的人生曆程回顧中國近一個世紀的社會變遷，聆聽他從經濟學角度反思中國40年改革開放之得失，以及他對中國下一步轉型的期待與囑托。

十年前我八十歲的時候，曾經把人生經曆劃分成“二十年舊社會、三十年階級鬥爭、三十年改革開放”三個階段。這樣概括雖然粗糙一點，但還是符合實際的。現在十年又過去了。

我的90年曆程：20+30+40

我是1929年出生。從1929到1949的20年裏，基本上是個學習過程。1949年政權更替，這對國家來說是很重要的事。對我個人來講，我50年大學畢業就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活。我父親在工程界是個老人，他認識很多的工程界人士，我大學畢業要找個工作是不難的，但是我家裏對我們的事，特別我父親，除非我自己選擇，他不做任何幹預的，所以我就選擇了應聘到東北去。那個時候東北來個招聘團，到上海招聘人，頭一批人，招聘到了哈爾濱，我是第二批還是第三批，就到了齊齊哈爾鐵路局，這是我畢業之後第一次就業。我們上海交大機械係一共去了六個同學。應該說那個時候鐵路局的人事氣氛還是很好的，我們去了就培養我們，每個人都有鍛煉的機會，我就開了一年的火車。這一年，無論是在知識方麵和鍛煉自己吃苦耐勞方麵，我都有很大的收獲。

後來我怎麽會調到北京來呢？因為那個時候鐵道部要組織編牽引計算規程，裏頭有很多力學的問題，就組織了各個鐵路局的工程師，在編規程的中間，選拔了一些人充實進剛剛建設起來的鐵道研究院，那個時候還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有幾個人調到了鐵道研究所，我就是其中之一，這也是我的一個轉機。

我在鐵道研究院呢，沒幹幾年就劃為右派了。我這個右派是58年劃的，其他的大部分右派是57年劃的。說起來也很有趣，57年過去了，我也沒事，以為劃右派的事情過去了。到了58年，忽然鐵道部來了一個人叫柴沫，他說茅於軾就是右派，原來這個事還沒結束。這不是因為我當時說了什麽特別的話。當時鐵道部研究院的書記叫嶽誌堅，他對我相當了解，他當時給我做了一個定性，說茅於軾的問題不是立場問題，是個技術問題，我覺得他這個定性還是很準確的。因為那個時候我也根本沒有反對共產黨的想法，我的許多主張其實跟改革開放以後的做法是類似的，比如說開放市場、保護產權等等。58年柴沫宣布我去當右派，到文革的時候柴沫挨整自殺了。柴沫夫人就和我們住在一個小區裏。

然後大的變化，就是改革開放以後了，市場起了作用了。你當了右派啊，你什麽都完了，因為國家就一個老板，這個老板不用你，你除非到馬路上去擺個攤，修鞋，才能養活自己。等到市場改革以後呢，老板多的是，你這兒不喜歡我，我找別的老板去，這徹底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環境。因為我一直在研究機構，一直接觸外國的文獻，我的英語一直沒有丟，一改革開放，82年，我就有機會出國去，以後就不斷地出國，整個改變了我的生活。86年我到哈佛做訪問學者，開拓我的視野，接觸到了世界上一流的學者，而且我有機會參與到國際的學術交流中間。那一段時間我每年要出國好幾趟，一直到後來老了，就越來越減少了。

要說我家庭對我的影響，我的父係母係，都自由開放，都是留學生，對我有點影響，但我的家庭也說不上有多了不起。我們家裏出了一個（橋梁工程專家）茅以升，他是我的二伯父。我媽媽陳家那邊，也都有不錯的人才，我的舅舅是國民黨時的中央大學工學院的院長。這可能就是所謂家庭的背景，我有點優勢。但家庭影響隻是一個方麵，我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很不少，但他們和我又不同，自己觀察社會、觀察世界、研究人生，還是有不同的深度。

我是55年結婚的，也是我生活中間一個重大的轉折。我太太年輕時很漂亮的，周圍好多男人，但我從來不問她你跟誰怎麽怎麽，我從來不問，我對自己有信心的。我覺得對於一般家庭來講，應該把婚姻看成一個終身的契約，你對這個婚姻有信心，不是老動搖，懷疑這個懷疑那個，我們之間從來沒有過。我們的婚姻成功，不僅僅表現在我們兩個人感情的牢靠，而且表現為我們的子女有很好的家教。家教不是學校學出來的，是家庭培養的。做父母的首先要以身作則，要做出一個榜樣來，讓孩子們知道什麽是對什麽是錯。

這些說起來呢，是一篇很長的故事，但是它跟中國一般老百姓的故事有共同點。我在想的就是，中國人的命運往往不掌握在自己手裏，而是掌握在當政者的手裏。當政者搞文革這樣的政治運動，大家就都跟著倒黴。這就說明環境跟發展是有關係的。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獨立的思考的環境，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當然現在比那個時候有一點進步，聲音多元化了，有了互聯網了，這些改變在我這一生中間是最明顯的表現出來。

我為何選擇經濟學？

我五十多歲的時候，從工程師變成一個經濟學者。為什麽會選擇經濟學呢？經濟學是研究財富的創造的。我們過去在經濟學上犯了很多錯誤，我們的勞動沒創造出財富來，反而是浪費了財富，什麽大煉鋼鐵啊、上山下鄉啊，都是勞動吧，但它的結果不是創造財富，國家反而變窮了。所以就要研究財富是如何創造的，這個我想，不光是我，所有的中國人都會想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富有嘛是吧？

大家知道現在的經濟學充滿了數學，我進入經濟學不困難的原因，就是我喜歡數學。我寫的一本書，《擇優分配原理》，就是用數學來解釋經濟學，這是我的一本成名作。我在開火車的時候，就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火車首先必須按點到達目的地，但在這個過程中，速度是快還是慢，先快後慢，還是先慢後快？途中有坡道，上坡下坡，用什麽辦法來開這個火車？如何準點到達，而且燃料是最省的？這個完全變了個數學問題。我的數學比較好，所以進入經濟學沒困難。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呢，就是你要有一個比較寬闊的眼界，對你生活的環境，對全世界的狀況，你要有一個眼界。這一點，我是從鐵道研究院轉到社會科學院之後獲得的，這次調動靠的是李慎之。李慎之當時是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的所長，後來當了社科院副院長。我一個朋友叫王國鄉，把我介紹給李慎之，我跟他談了幾次，他很欣賞我，就把我調到了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我進去時也有點擔心，因為我要研究的是中國的改革。李慎之說，你花一半時間研究美國問題，其他一半時間，你研究中國就可以。李慎之是很自由派的，隻要你能出成果就行，他在美國所的時候搜羅了好多右派。他喜歡右派，因為一般右派都有點獨立思想，與眾不同一點，所以才會當右派。

我到美國所是84年。86年，兩年以後，我就有機會訪問哈佛大學，那個是改變我一生的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在哈佛，我隻聽過一門講稅收的課，因為那時候中國沒有稅收，中國是計劃經濟，老百姓不交稅，企業也不交稅，利潤都上繳了，所以稅這個問題對我是陌生的。其他的課，說老實話，我都能教，我用不著聽。但是不同的是什麽呢？我在這個全世界一流學者集中的地方，跟他們交流，進入到了這個圈子裏頭。所以86年以後，一直到九幾年，我每年有很多出國的機會。如果我不進哈佛，是不會有這些機會的。而且我的視野越來越寬，不光是經濟學，我對製度、倫理都感興趣。我寫了本書《中國人的道德前景》，就是講倫理學的。視野的拓寬，是我很重大的變化。

我為何堅定地批評計劃經濟，呼籲“保護富人”？

我對計劃經濟一直持很批評的態度。其實在國際經濟學界裏頭，有好幾個對計劃經濟有深刻批判的經濟學家，首先就是哈耶克，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通向奴役之路》就是講的計劃經濟。凱恩斯也說過類似的話，就是通向奴役的路上鋪滿了玫瑰花。你覺得非常好的路，但走來走去，就被奴役了，就進了地獄了，就是指的計劃經濟。所以不光是我，有水平的經濟學家都看準了計劃經濟的不可行。

Communism這個詞，是日本人翻譯的，把它翻成“共產”，其實這個詞沒有“共產”的意思，它是“公社”的意思。公社就是在一個小範圍裏邊，大家有平等的發言權，有自由的發展機會。日本人把它翻成“共產”，這把中國人害苦了。中國接受共產主義，在農村就把地主的地給共產了，城市裏頭搞公私合營。經過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又往共產主義加了很多新東西，比如“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本來沒有這些東西，它隻是一個理想。

共產這個想法，馬克思提出之後，輝煌過一百年，大家都覺得這是人類的理想，但是實踐的結果都很糟糕。所以現在共產的思潮已經退潮了。現在世界上還有什麽共產國家？成功的一個沒有。其實從知識分子的角度看，人類要選擇什麽製度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就是福山所說的，憲政民主就是人類“曆史的終結”。這沒有什麽好懷疑的。

我一直講，人追求平等，是很有理由的，但是世界上很多悲劇，就是追求平等造成的，包括共產主義思想。人跟人本來就是不一樣的，這是自然規律，它是不可抗拒的。當然我們不喜歡不平等，我們可以給它一些限製，做一些調整，但是你不可能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共產主義就試圖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財產公有，就造成悲劇了，這個可以說是曆史最重大的一個教訓。全世界最近這一百年間，導致重大人身損失的問題，都跟過分地追求平等有關。

因為不能追求過分的平等，所以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就是“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我2012年獲得弗裏德曼促進自由獎，我想也和我的這個觀點有關。要保護富人啊，但是很多社會不是這樣想的，而是妒忌富人。打擊富人的社會，就會變成窮人國，因為他變富你就打擊他嘛，那怎麽會有富人呢？富人招大家恨，這個跟馬克思的說法有關係：富人是剝削者，所以他才富起來。過去認為勞動創造財富，富人不勞動，卻賺了很多錢，那肯定是剝削來的。現在的看法不是這樣。到底是什麽創造了財富？是配置。人和物要用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財富就創造了。那麽誰在配置呢？企業家。所以企業家賺錢是很對的，因為他把人和物用好了。

這個問題很多國家到現在還是沒認識到，就把國家搞得很慘，最典型的就是委內瑞拉。我很關心這個國家，它從反麵證實了馬克思說法的錯誤。這個國家曾經是很富的，石油儲量超過沙特，現在變成最窮的，全世界最倒黴的一個國家，通貨膨脹空前的高，社會犯罪空前的高，東西都買不著。它的錯誤就是打擊富人。

為什麽需要經濟學家呢？就是經濟學家會告訴你，打擊富人是不行的，我就是要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如果反過來，都是為窮人說話，為富人做事，那這個社會就好不了了。

我怎麽看中國改革開放40年？

我是個經濟學家，簡單地講，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40年最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我們搞清楚了財富究竟是怎麽創造的。財富是配置創造的，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就能創造出財富。那麽怎麽才能盡其用？要有自由，要有市場，要有產權。這幾十年，其實就是這一條經驗。現在中國人有人身自由，有選擇的自由，有財產的保障，這不就是人權嗎？所以我們在人權方麵有很大的進步。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就是因為人身沒有自由，財產沒有保障。我們把這個改了，財富就極大地創造了出來。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比其他搞計劃經濟的國家更成功。計劃經濟的時候，每個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你有票就可以買便宜的肉、便宜的糧食，到了市場經濟裏你就得放棄票，到市場去買。你舍不得放棄這個票怎麽辦？我們搞了個雙軌製。你那票照樣還可以用，旁邊有個市場，你不夠可以到市場上去買，這就是雙軌製，這就徹底解決了從計劃過渡到市場的困難。這個中國是很成功的。

我回顧中國經濟，從毛澤東時代到現在，經過兩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1978年那個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這個命題在哲學上是錯誤的，實踐不能檢驗真理，但是這種說法在當時對解放思想確實起了很大作用。它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實踐裏頭，不是生活在文件裏頭。毛澤東時代我們就生活在文件裏，文件告訴我們中國人怎麽幸福，資本主義國家怎麽水深火熱，實際上不是這樣的，那是文件。第二次解放思想是92年鄧小平南巡，不要分區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逮著老鼠就是好貓”，讓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那現在還需要第三次解放思想，解放什麽？解放對公有製的迷信。

如果問我現在我們還有什麽問題沒有解決，我就認為公有製的問題沒解決。經濟學裏頭有一條一般均衡理論。它是什麽意思呢？就是你要讓價格自由浮動，東西缺了能漲價，多了能落價，最後使得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了，不缺也不多，靠價格調節，這個時候效率是最大的，財富創造出最多，叫做一般均衡理論。但是一般均衡的背後是什麽？為什麽缺了會漲價，多了會落價呢？它的背後是私有產權。李克強總理也說過，資源配置要由市場做決定，但是他沒有說更重要的一條，市場是私有製的。如果市場不是私有製，是不可能來影響配置的。發達國家的效率高，沒什麽浪費，因為它是私有製，財產得到保護，價格能對供需變化做出正確反應，公有製下，價格是無法做出正確反應的。

中國的大問題，都出在公有製上頭。我們產能過剩、消費不足、房地產泡沫、靠投資拉動GDP、收入分配扭曲，全跟公有製有關係。美國有5000家銀行，全都是私人辦的，政府一家都不辦，但在中國，政府包攬了全部銀行，老百姓不可以辦銀行。老百姓不能辦銀行，那每個家庭多多少少有點儲蓄，用來幹什麽呢？在美國，老百姓的儲蓄不僅可以辦銀行，還可以辦通訊、辦電力、辦石油。我們這些產業都是國家的，國家壟斷了所有的賺錢行業，老百姓的儲蓄沒有投資機會，隻能去買房，中國的房地產的泡沫就是從這來的。如果老百姓現在可以開銀行了，他們可能會把房子賣掉去辦銀行，因為賺錢多嘛，房價馬上就下來了。現在北京的房價比紐約都貴了，都是扭曲的，根子就在公有製。

當然我們現在不完全是公有製，我們現在是混合製，既有公有也有私有。但是我們很多重要的東西，還是由計劃分配的。土地、資金，這兩個最重要的資源和資本，不完全是市場分配。回到我說的物盡其用，物盡其用包括地盡其用。如果我是土地的主人，我這塊地該幹什麽用，我會不斷地琢磨，是修路？蓋房子？還是做停車場？我會老關心這個事。現在土地是公有的，沒人關心，所以中國土地問題非常大。跟發達國家比較，中國土地沒有盡其用，錢也沒有盡其用。誰能把錢盡其用？就是金融業。土地和金融，這兩個領域如果破除政府壟斷，具有非常大的潛力。

不解決公有製的問題，我們也很難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的功能應該是管理市場不要出亂子，它應該是做裁判員的。如果政府自己辦了企業了，也在市場裏頭賺錢，就相當於裁判員出來踢足球了。雖然國有企業號稱是全民所有，但我們人民能做什麽呢？我們不能把國有企業賣了，我們沒有處置權，沒有經營權，沒有收益權。現在我們國企的利潤上繳比例很低，到2020年才上繳30%，本來是不上繳或上繳不到10%。你說這國企我們要它幹嘛？

有人說公有製經濟讓政府有財力“辦大事”，政府有錢才能修高鐵、修高速公路、修那麽多飛機場。但“中國政府有錢”的反麵，就是“中國老百姓沒錢”，這是中國經濟的特點。一般來說，現在的投資是為了將來的消費，但是因為老百姓沒有錢，所以到了將來還是沒有消費，這就會變成投資的自我加強，這個惡性循環就造成中國的產能過剩。所以我覺得現階段也沒有必要再保持一定比例的公有製經濟了。

我最大的喜悅和期待

我活到90歲，最大的喜悅，就是中國市場化的改革。市場化改革的背後是私有產權。你們年輕人可能不知道，在市場化改革以前，所有的企業、商店都是公有的，都是國家的，沒有私人的。你除非馬路上擺個攤，修鞋，這是你私有的，或者你當保姆，你是自由的，其他所有的就業，都是這一個老板。後來改革到市場化以後呢，有了私有經濟，又徹底地改變了經濟的結構，我的命運也就隨之而變。

你問我如果有選擇，會不會想生逢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國度？當然，如果我有選擇，我希望到美國去。但是這是我個人的問題。我想的不是我個人，是所有的人。那大家都到美國去？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可能的是，把我們的國家改變得比較像美國，這是有可能的，而且你可以為之努力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要有個共識，你的目標是什麽？我想現在這個問題可以說已經解決了，因為中國有條件的家庭都把孩子送美國去，或者到英國德國去，說明我們要向他們學習。

我記得1989年，我去東德，東德那時候在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中也是算是經濟最好的。我坐的飛機是到東德的，但是我開會的地方在西德，要從東德穿過去。剛去的時候柏林牆還沒倒，我坐在公共汽車上，一車的德國人，他們都是有各種原因，經過特批，可以去到西德那邊的。車子開過邊界，車上所有的德國人都在歡呼。我當時覺得好奇怪，後來明白了，他們奔向了自由，這就可見人心所向。

當然出國學習生活，底層群眾可能還夠不著。等到底層群眾也認識到這個我們的這個目標，我們改變的方向，那中國改變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我最大的缺憾，很簡單，就是中國還是一個專政社會，我希望中國能夠盡快地變成一個民主法治憲政的國家。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來到，可能我看不見，但也不會太遠了。我在這方麵是特別關心的，因為我懂得，倒退會帶來災難，所以我有個責任，防止社會倒退，推進社會進步。可以說我一輩子努力的方向，就是這個方向，防止倒退，促進進步。作為一個中國人，再也沒有比這個目標更重要的事情。

對於中國的年輕人，我對他們的囑托就是，我希望他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非常希望他們追求真。什麽是假的？什麽是真的要追求？還要追求理，就是要有邏輯。這兩點能做到，我們下一代就有希望了。

中國啊美國美國啊中國

茅於軾90歲生日感言：若有選擇希望去美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