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曲阜，很多孔府後裔接受記者的采訪時，一個名字被他們不斷提及——譚厚蘭，她是文革中北京四大學生領袖之一、曲阜“討孔”指揮部的總指揮，之前是“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的負責人。
譚厚蘭是北京師範大學“調幹生”，曾被抽調到《紅旗》雜誌幫忙。由此，她結識了林傑，林傑是當時《紅旗》雜誌的主要作者，是“文革”初期的風雲人物。
五四·破四舊·討孔
1966年10月25日，譚厚蘭受到《紅旗》雜誌社林傑的暗示後，激動的想“‘打倒孔家店’在當前破四舊的運動中有著何等重要的意義呀，而且這還是 五四運動所沒有完成的曆史使命。繼承這個曆史使命也是繼承了‘五四’反孔反封建的精神，五四運動是古老中國打碎封建主義幾千年傳統枷鎖的開始，她使中國發 生了劃時代的偉大變革。今天，五四革命先輩們所沒有完成的曆史使命將由我們新一代紅衛兵親手完成了。”
隨後的晚上，譚厚蘭在北師大主樓二0七室再次召集井岡山戰鬥團頭頭會議，傳達了林傑的指示。並說：“這次去山東討孔。不是單純去搞死人，要把搞死人和搞活人聯係起來，因為討孔本身就是一場階級鬥爭，打倒孔家店和保護孔家店就體現了兩個階級的大搏鬥。”
當晚，她們討論了十一條行動計劃。
28日晚，譚厚蘭召集了大約二十多人參加的井岡山戰鬥團支隊長和骨幹會議。她進一步向在場人員闡明討孔的現實意義：“我們這次討孔就是完成五四運動沒有完成的曆史任務，五四時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具有革命意義。但是，由於曆史的局限，這個任務沒有完成。”
1966年11月9日早晨，譚厚蘭率領二百名紅衛兵分乘曲阜師範學院準備的六部卡車由兗州到達曲阜。早晨八點鍾，浩浩蕩蕩的車隊來到曲阜師院。在院 門口等候多時的由曲阜師範學校、曲阜一中、泰山水校、曲阜師院附中和曲阜師院各派紅衛兵組成的歡迎隊伍，立即敲響了鑼鼓，高呼口號：“向北師大紅衛兵學 習”、“向北師大紅衛兵致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曲阜師院的幾個喇叭同時響起來，播送熱情洋溢的歡迎辭。
首都和曲阜當地的兩支紅衛兵討孔隊伍會師了。
11月12日下午，北師大討孔指揮部召開曲阜各紅衛兵組織代表會議，宣告：“全國紅衛兵徹底砸爛孔家店樹立MZD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立。曲阜一中、曲阜師範學校、曲阜師院、曲阜師院附中的各個紅衛兵組織都派了代表參加。
討孔聯絡站的成立，標誌著北師大與曲阜當地紅衛兵組織聯合陣線的形成，從此，曲阜的紅衛兵組織都被置於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的領導之下…
北師大中文係韓兆琦教授說：“當時就是紅衛兵造反，在北京造反，破四舊，從魯迅那會兒就是打倒孔夫子，孔廟孔府不是最大的四舊麽，是不是？北京的故宮是受到保護的，要不然的話，也給砸了…”
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開進曲阜
墓穴被挖開，孔子第76代嫡孫、衍聖公孔令貽的屍體跟著被拖了出來。孔令貽是孔林掩埋的最後一位“衍聖公”，這是孔子嫡係長子長孫的封號，自宋代起就世襲爵位。尚未腐敗的47年前的臉，以及身體，此刻被劃破，在1966年冬日的空氣中，迅速氧化，變黑。
圍觀者是一群青年，穿著綠軍裝，戴著紅袖標，他們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紅衛兵小將，在他們身後，擁擠著更多的穿著土布棉衣的從四麵八方趕來看熱鬧的農民。
劉亞偉此時隻有13歲，他告訴記者，依舊清晰記得自己的感官係統淪陷在臭味中的無力感，“真是另一個世界來的氣味”。劉亞偉感覺一隻大手使勁地抓住自己的胃，不斷地揉捏。
在紅衛兵闖入孔林掘墓之前，他們已經光顧了孔廟和孔府，砸斷曆代碑刻，火燒孔子塑像，摧毀了一切“代表封建主義罪惡腐朽勢力”的瓶瓶罐罐。
許多年後劉亞偉說，自己是個罪人。其實，他隻是一個看熱鬧的孩子。
幾天的破壞，幾百年也恢複不了
1980年代，劉亞偉還是曲阜縣委報道組成員，看到了縣政協一位同事的報告，這份2萬字的報告，搜集了“文革”時譚厚蘭等人如何討孔、砸碑、挖墳的事實，還列有一些數據。
這讓劉亞偉驚訝，他開始反思少年時看到的那些荒誕劇。從1990年起，劉亞偉和曲阜文化館的研究員王良四處采訪，尋找親曆者，比如一位昔日革委會主 要成員，但他閉口不談。第7次，他被堵在一家文物商店裏，終於開口。他的老伴坐在一旁抽煙，冷眼旁觀，每每提及“文革”反孔之事，此人就側身去看老伴：說 點吧？老伴同意。於是就一點點說。
紅衛兵搗毀孔廟成化碑
時光回溯到1966年。那一年的8月23日，曲阜縣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紅衛兵即將衝過來，他們正一路打砸，毀壞文物。曲阜一中的學生們在孔廟大門上貼出了“緊急行動起來，防止階級敵人的一切破壞活動”標語，並將本來開放的孔廟東華門、西華門和南門封了起來。
許多農民來到孔府門口站崗，他們來不及製作紅袖標，就在胸前別上一個紅布條，寫著“貧下中農”。
此時，曲阜縣委書記李秀公開演講，說“三孔”是國務院明文規定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破壞它，就是破壞國家財產，幹擾鬥爭方向。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想法是，幾天的破壞，幾百年也恢複不了。
曲阜城處於高度戒備狀態之中。不料，曲阜師範學院部分紅衛兵行動了，他們一路高呼“打倒孔老
“徹底搗毀孔家店”
在孔府門前，文管會工作人員把紅衛兵們攔住了。
紅衛兵正在搗毀孔廟碑刻
紅衛兵們齊聲背誦毛主席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時任副縣長王化田站出來，指著國務院立的文物保護的碑說:“你們好好看看，誰要在這裏搞破壞，是觸犯國家法律的。”
一個紅衛兵上來就問:“你是做什麽的？”
王化田自報家門:“我是王化田，是副縣長。”誰知，他的話音未落，學生們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大成殿的孔子像胸前貼上“頭號大壞蛋“的標語，用繩子將大成殿孔子像及其他十七座泥胎像拉出來，斷頭、腰斬、開膛、破肚。
“孔墳可以挖掉”
“今天，‘孔家店’是收藏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四舊汙垢的‘三合店’，是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的大障礙。”這是北京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寫於1966年11月的《討孔戰報》。
在曲阜，很多孔府後裔接受記者的采訪時，一個名字被他們不斷提及——譚厚蘭，她是文革中北京四大學生領袖之一、曲阜“討孔”指揮部的總指揮，之前是“北師大井岡山戰鬥團”的負責人。
譚厚蘭是北京師範大學“調幹生”，曾被抽調到《紅旗》雜誌幫忙。由此，她結識了林傑，林傑是當時《紅旗》雜誌的主要作者，是“文革”初期的風雲人物。
劉亞偉曾查閱到譚厚蘭被審查時所寫的交代材料，其中記述，林傑曾這樣對譚厚蘭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地方，除了大慶之外的一個好地方–山東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林傑接著說:“你們應當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來造這個反。”譚厚蘭當時的回答是:“……我們去，我們一定去！”
而根據有關“文革”檔案、《討孔戰報》以及諸多當事人回憶，1966年11月11日，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從北京打來電報，指示“孔廟、孔府、孔林不要燒掉”，但“孔墳可以挖掉”。
同一天，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戚本禹打來電話:“漢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對孔廟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樣。孔墳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譚厚蘭們製定了行動計劃，起草了《火燒孔家店–討孔檄文》、《給國務院的抗議信》、《高山東省革命同胞書》、《告全國人民書》，同時派出了兩支“先遣隊”，分別對山東省委、曲阜縣委進行“火力偵察”。
為了阻止紅衛兵破壞“三孔”，曲阜文管會的領導指派木工用大木箱將孔府門前的石獅子整個罩起來，外麵再貼上毛主席像，還寫上標語，以為如此一來，誰也不敢去動了，更別說砸了。但這樣的努力在反孔風潮中不堪一擊。
塑像泥胎肚裏的古書、銀製內髒和古銅鏡被搗毀或者順手牽羊拿走了
11月12日下午，“全國紅衛兵徹底砸爛孔家店樹立毛澤東思想絕對權威革命造反聯絡站”宣告成立，標誌著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與曲阜當地紅衛兵組織聯合陣線的形成。
11月13日，孔府大門被迫打開，工人、幹部、學生，從幾十裏外坐著毛驢車趕來的鄉下老大娘一湧而入。
11月15日，孔府大門前舉行“徹底搗毀孔家店誓師大會”，國務院1962年立在孔府門前，寫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被砸碎了。會後，紅衛兵們分頭衝進孔廟、孔林、周公廟，砸碑、拉匾、搗毀塑像。
有農民模樣的人從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線裝古書，這是一部裝禎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禮記》。緊 接著，人們又從孔子，以及包括顏回在內被稱作是“四配”“十二哲”的孔子門生塑像肚裏紛紛掏出了線裝的《周易》、《尚書》、《詩經》、《春秋》、《大 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擠不上神龕的紅衛兵，便將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聖先賢們的頭顱像踢足球一般地踢來踢去。
十七座塑像裏麵的十七套銀五髒、十七個銅護心鏡和十套珍本古書就此沒有了蹤跡。1966年11月17日出版的《討孔戰報》第二期上，北師大井岡山驚雷支隊把他的行為說成是“貧下中農開了孔老二的膛”。
紅衛兵破壞孔廟塑像
餘修先生的“咒語”應驗了
1966年11月28日，十萬人大會，譚厚蘭講話之後，貧下中農代表發言。紅衛兵高呼口號為同盟軍助威：“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搗毀孔家閻王殿血淚殿！”
“打倒孔老二！”
接著，在震天動地的口號聲中，參加一九六二年孔子討論會的餘修、王眾音、朱活、周予同、嚴北溟、高讚非、王先進等人被押上主席台示眾。他們雙手舉著各自的牌子，上麵寫著各自的姓名，姓名被打上了紅叉。
餘修先生是原山東省副省長，在1962年11月的“孔子討論會”閉幕詞中說過一句話：“希望各位專家能在這次孔子討論會的基礎上，再埋頭苦幹三年五載，到那時，在我們山東再開第三次孔子討論會……”
整整四年之後，餘修先生這句話“咒語”般的應驗了。
他們又一次因孔子而在山東曲阜相聚在一起。但這一次孔子已不再是思想家、教育家、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代表、東方文明的象征，而是“吸血鬼”、“殺人 不眨眼的劊子手”、“臭狗屎”、“頭號大混蛋”；他們登上主席台也不是為了洋洋灑灑地闡述他們關於孔子研究的新收獲、新體會，而是作為“孔老二的孝子賢 孫”和“牛鬼蛇神”來接受批鬥和審判。
曆史給他們開了一個惡毒至極的大玩笑！
動用了雷管和炸藥
1966年的11月29日，陰冷。
劉亞偉記得，那天吃完早飯，聽說譚厚蘭要帶領北京來的紅衛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幫孩子跑到孔林看熱鬧。他們趕到時，孔子墓周圍已經擠滿了人，擠不進 去的便爬到樹上和圍牆上，負責維持秩序的紅衛兵手挽手拉起了人牆。濟寧地區和曲阜縣的幾位領導跟在譚厚蘭後麵，再往後，是一大串帶著高帽子的“牛鬼蛇 神”。
墓前，那塊高大的墓碑上塗滿了口號，紅衛兵們把一根粗繩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員分成兩隊，一隊拽住一邊的繩子，等待著號令。
高音喇叭響起來:“扒墳破土儀式現在開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聖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頭供桌上，斷為兩截。
從北京趕來的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攝影師跑前跑後，記錄下這一破四舊的壯舉。
革命小將為了更快地掘開墓穴，還動用了雷管和炸藥。劉亞偉親眼看到了孔子的墳被炸開，墳塚上的黃土到處都是，劉亞偉站在那裏，身上落滿“細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而眼前，紅衛兵們正在往樹上係繩子，然後將屍體吊起來，呼哧呼哧，這並不是件輕鬆的活兒。
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屍體: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貽及其妻妾。屍體剛出土時保存還很完整，但很快被紅衛兵和農民的鐵鉤戳破，“屍體便像撒了氣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癟下去”。
很多年後，劉亞偉找到當年的一位見證者，“挖出來的幾具屍體在那裏放了五六天的樣子，每天圍觀的人都絡繹不絕。後來，一天晚上弄到孔林東南角的一個土坑裏燒掉啦。主要是覺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屍體男女都有，光著身子太難看。”
“一夜挖出個拖拉機”
根據曲阜縣文物管理委員會1973年2月24日《關於“討孔聯絡站”破壞文物情況的匯報》、《討孔戰報》以及當事人的回憶，麵積3000餘畝、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隨葬品被洗劫一空。
孔令貽的墓如今位於整個孔林的邊上，遊人罕至，隻因當年被破壞得太徹底。末代衍聖公孔德成是孔令貽的兒子，當年蔣介石視之為國寶級人物，將孔德成與 故宮的文物一道搶運到了台灣。孔德成曾任台灣考試院院長，於2008年10月離世，享壽88歲，盡管一再獲邀，他卻從未踏上故土。很多人說，他心裏難受。 祖墳被挖，這在中國的傳統之中，是極大之侮辱。
一些當年“討孔”的骨幹已大多早逝。而風光一時的譚厚蘭，1978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被免予起訴。譚厚蘭罹患宮頸癌，45歲時病亡，沒有結過婚。
“討孔”時任曲阜縣委副書記的張玉美多年後仍餘恨未休的說：“實踐證明，譚厚蘭是個亂世狂女。文化大革命對幹部、對群眾、對經濟都是極大的破壞。譚厚蘭來了，曲阜才大亂起來的，那是一次全麵的破壞，尤其是對人的思想的大破壞。”
“當時還小，隻是個簡單的旁觀者，後來我決定寫書，開始反思了。”劉亞偉說，無論你是否做了惡的事，哪怕你當時做了逍遙派，也逃不過這份罪。這是時代的罪。
雖然已經過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舊對這段往事諱莫如深。劉亞偉說，當年，紅衛兵挖墓後，這裏的村民就開始瘋搶墓裏的陪葬品，緊挨孔林的林前村，當年流傳著“一夜挖出個拖拉機”的說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墳致富了。
最為誇張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護孔林的村幹部，後來帶頭領著人去挖。
紅衛兵們這時曾想阻止挖墳的擴大化，但已經無力控製，村民們眼裏隻有金銀，誰來阻擋，就是一頓暴打。
1979年，國家重新修複孔子墓，曲阜文管會讓人幫助尋找孔子墓碑，還有散落的碑塊，在附近社員家裏找了上百塊，現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這些石塊拚在一起的。
紅衛兵將大成殿的“萬世師表“等大匾摘了下來，拉到孔林西南角縱火燒毀。
孔老夫子讓他的後人們失望了
巨大的墳塚讓人們花費了整整兩天時間，從地麵向下又挖了三米多之後，仍沒有什麽發現。人們終於失去了耐心，他們用探鏟深深地掘了幾個眼，裝進炸藥雷 管，又胡亂炸了一通。筆者之一的劉亞偉那天就在現場，他清楚記得，那揭地而起的泥土被高高地拋向天空，一會兒才陸陸續續地落下來，打在周圍的樹枝上，發出 嘩嘩啦啦的響聲，也有一些落在圍觀的人們頭上。
——一座空墳。
孔夫子終於讓兩千多年後才趕到他墳前的後人們失望了。
他沒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成千上萬的圍觀者們清楚地看見，那座墳中什麽也沒有…除了幾卷經書一部論語之外，他什麽也沒有留下。他的肉體已全部融進黃 土，他成了連綿起伏、遼闊廣袤的大地的一部分，負載著一代又一代人的腳步，負載著一代又一代人的彷徨、苦悶、激情、理想、禮讚、咒罵、唾棄、汗水、眼淚和 鮮血，他一無所有，那如林的高碑，那嵯峨的大廟，那巍然莊嚴的塑像，以及那些禮讚和咒罵都不屬於他，他是風，是雨，是空氣，是黃土，他最徹底地消失了，而 他又最充分地展現了自己。
資料來源：《1966 闕裏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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