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新華：《傷痕》發表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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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恢複高考後的1977年底考入複旦大學中文係的。我們這個班級的全稱是“複旦大學中文係文學評論專業”。多少年來，同學們習慣用班級信箱“7711”稱呼我們這個集體。“77”是指一九七七年考入複旦七七級，“11”則是中文係的代號。
班上同學年齡跨度很大，最大的1945年出生，最小的1960年問世，普遍喜歡舞文弄墨，創作熱情尤其高漲。甫入學，大家就自發地建立起很多興趣小組，有小說組、散文組、詩歌組、文藝評論組。
有一天，我從未婚妻家回來，發現我被分在詩歌組。原因是有些同學知道我當兵時曾在山東《曲阜文藝》發表過一些詩歌，所以理所當然地將我分在詩歌組。但他們不知道，其實當時我心裏已經準備寫小說了。
盧新華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校園
“四人幫”被粉碎這件事，對我心靈的觸動很大。首先是我發現，我在家庭裏跟父親的許多爭執，現在看來並不一定都是我的錯。父親是一位深受極左思想影 響的軍隊幹部，他經常看不慣我的一些行為和想法，認為要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要麽是洋思想，跟工農兵不搭調。他也對我身上一些自然的人性的東西深以為憂。 而我則對他不厭其煩地要求我鬥私批修、興無滅資、抓緊階級鬥爭這根弦，甚為不滿。我剛滿15周歲，他便帶頭響應上麵的號召替我報名，讓我回老家插隊落戶 了。
回到老家後，在日複一日的艱苦勞動中，我經常看到一個外表看上去很斯文的比我大近十歲的青年，挑著糞擔在田間地頭走來走去。後來聽人說，他曾是縣高 中的高材生，門門功課都考第一，從來沒有第二的。他名叫盧寶根。隻因為家庭出身是富農，便失去了讀大學的機會。我於是對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也從內心裏 反感“唯成分論”。認為一個國家要發展和進步，應該任人唯賢，而不應該讓成分或出身這樣的封建時代的標簽來限製和束縛社會上真正有才華的青年人。
所以，後來我從部隊退伍分配到江蘇南通柴油機廠時曾有個想法，想寫一部厚厚的書，名字就叫《四人幫批判》，並擬仿恩格斯《反杜林論》那種格式來寫。可惜當時我隻是一名工廠的油漆工，無法查閱我寫作所需要的大量檔案資料，最終隻能放棄了這一寫作計劃。
所以，初讀到這些文學名著，我麵前仿佛打開了另一扇天窗，讓我看到了真實的生活，真實而豐富的人性……因此，我心裏從那時也就萌生了一個想法：如果我將來要寫小說，這些文學作品才是我要師承的榜樣。
我最近的新書《三本書主義》曾談到這個話題，讀書讀經典特別重要，不讀經典，而讀了例如文革期間那些偽文藝的書籍，並刻意去學習和模仿，寫作很容易就會走上歪路。
我後來所以動了寫小說的念頭，也是覺得相較於詩歌和散文，小說的容量更大，反映的社會生活麵也更廣闊，而且僅就題材而言，小說還可以包含散文、詩 歌、議論等各種文體，能夠更全麵、更深入地表達作者對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思考。而就我寫詩的感受，覺得詩歌畢竟是陽春白雪，受眾較少。
我在部隊和工廠出黑板報時也經常寫詩，但我發現多數戰士和工人對詩歌並不怎麽感興趣，相比較而言，他們還是喜歡看小說。所以，我在入學後選擇自己喜 歡的文學興趣時，最終還是放棄了自己比較熟悉的詩歌，而選擇了小說。這樣，為了應付第一期的牆報，我必須交一篇小說，這也就成了催生《傷痕》的一個重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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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究竟寫一篇什麽樣的東西才能交差，並表達出自己對時代和社會的思考呢？在那剛入學不久的日子裏，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最終還是在一堂作品分析課上找到突破口。
那天，是看上去文弱清秀的鄧逸群老師在課堂上為我們分析、講解魯迅先生的《祝福》。她說到魯迅先生的好友許壽裳在評《祝福》時曾說過一句話：“人世 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這話立馬觸發了我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雖然還不很成熟，但卻越來越堅定的認知：“文革”對中國社會最 大的破壞，不在於（如我們的報章連篇累牘地表述的那樣）讓國民經濟走到崩潰的邊緣，而在於給每個人（無論是紅五類、還是黑五類）身上、心上都戳下了永遠無 法愈合的傷痕！
我印象太深了，鄧老師引述的許壽裳先生的話當時如五雷轟頂，在我腦海裏營營作響，許久徘徊不去。下課以後，我仍舊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之中，不知不覺就 走到校園中央毛澤東塑像巨大背影正對的地方，心裏驀然就蹦出一個念頭：我要寫一個家庭悲劇，一個男孩子，因為父親被打成走資派，便毅然決然和他決裂，並離 家出走。等到文革結束，父子再度相見時，父親已是醫院太平間裏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後來考慮到女性的感情更豐富和細膩，才又改成寫一對母女。
《傷痕》並不是一次寫完的，主要是白天有課，靠晚上的一點自習時間也寫不了多少。所以，當晚我隻寫下一頁，當時的名字也不叫《傷痕》，而是《心 傷》。第二天繼續寫，也隻完成了兩頁，但篇名改為《傷痕》，主要是覺得“心傷”還有些局限於心頭的瘡傷，而文革期間，人們的傷痕不僅僅是心上的，身上也不 缺。
第三天是周六，我回到未婚妻家中，在她家的閣樓上，以一台縫紉機當書桌，從晚上六點左右寫到淩晨兩點多，一氣嗬成。當時的感覺好像不是在寫，而是在 記錄，不僅記錄一個人，同時也記錄一個時代的故事和命運，聽主人公時而娓娓道來，時而傷心痛哭，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若在眼前。但她好像又什麽也沒說，隻是 反複地不斷地囁嚅著兩個字“傷痕，傷痕，傷痕……”
《傷痕》原稿
及至完篇，已有“淚已盡”之感，擦一擦淚，揉一揉眼，筆一扔，伸展一下雙臂，心裏就一句話：“可以死了！”
帶著這樣的自信，周一一早到學校，我便趕去中文係辦公室，請一位教寫作課的女老師幫我看稿，並請她若認為好的話，代我向相關雜誌投稿。這位老師人很 好，待人也很熱情、直爽、真摯，滿口答應了。大概過了兩天，她便找我去了。一見麵便說：“盧新華，你這個小說寫得不錯，挺感人的。但是，我得直白地告訴 你，這樣的小說是肯定發不出來的。我曾在《朝霞》雜誌社呆過兩年多，相信我還是有自己的判斷力的。至於為什麽不能發，三言兩語也說不清，我還是建議你多讀 一些馬恩列斯毛論文藝的著作，從那裏也許能找到答案。”
我雖然有些失望，但還是按照老師的意見將我所能找到的馬恩列斯毛論文藝的著作都找來看了一遍，但也沒找到的哪一條說不能寫。我於是又將《傷痕》給班 上幾個理論水平較強的同學看，請他們提意見。未料他們的反響也都平平，而且婉轉地告訴我，這篇作品從理論上看問題很多，尤其不大合乎無產階級文藝的許多創 作原則。
這對我的自信心打擊很大，也意識到如果用時下的文藝理論的條條框框去套《傷痕》，《傷痕》的問題確實一大堆。而最根本的是《傷痕》寫了社會主義時代的悲劇，並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於是，我已不再奢望《傷痕》還能夠發表，而是將手稿鎖進了抽屜，心想：還是十年以後再說吧。
但後來有一天晚上九點鍾左右，我已經在雙人床的上鋪和衣躺下看書，忽見宿舍的門被人輕輕推開，跟著，小說組組長倪鑣同學的頭從門縫裏探進來，對我揚 揚手說：“盧新華，過兩天就要出牆報了，你的小說稿還沒交呢！” 我這時候才想起出牆報的事，忙道：“好的，我就來寫！”當即翻身下鋪，坐到寫字台前，準備另寫一篇應付牆報。然而隻寫了一兩行字，就再也寫不下去了。真是 “曾經滄海難為水”，寫過《傷痕》後，再讓我去寫一篇小說應付牆報，已是萬難。轉念一想，《傷痕》既然發表不了，出牆報總可以吧！於是打開寫字台抽屜，取 出用500字一張的方格稿紙仔細謄寫的《傷痕》文稿，有些躊躇，但也有些如釋負重地交了出去。
所以，仔細算下來，倪鑣同學應該是《傷痕》公開發表過程中我的第一任責任編輯。他後來也到美國留學。有一次，我們在上海見到，他告訴我他當時拿到這 篇小說，也曾給同寢室的幾位同學看過，有些不同的意見。但大家又都認為，出牆報的初衷就是同學們各自拿出自己的作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互相切磋、共同 提高的，有不同意見正好可以拿出來一起討論。當然，倪鑣同學自己是首肯《傷痕》的，作為小說組的組長，同時又是牆報主編，他決定將《傷痕》放在牆報左上角 的頭條位置。
發表在學生宿舍牆上的《傷痕》謄抄稿
不幾天後的一個周末，我一早就被門外的腳步聲吵醒了，很不情願地起了床，拿了盥洗用具去盥洗間洗漱，一出門卻看到門外走廊上擠滿了人。原來是班級牆 報貼出來了，許多人正在圍觀。我也沒在意，顧自走向盥洗間。等我洗漱完畢回寢室時，才注意到有不少女生在那裏哭鼻子抹眼淚，還有的在往筆記本上抄寫著什 麽。
我順著她們的目光看過去，新出的班級牆報的左上角，“傷痕”二字很醒目的映入我的眼簾。當時我的心情別提多激動了，因為正是在這個狹窄的宿舍走廊 上，在這片還散發著沒有幹透的漿糊氣息的牆報跟前，我遇到了我作品的第一批知音。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當時4號宿舍樓的三樓、四樓居住的大都是本係和外係的 女生，她們當中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正規地學習過什麽文藝理論，隻是聽憑自己的直覺、感情和生活經驗來閱讀和理解《傷痕》，所以，她們的眼淚也就顯得特別的珍 貴。沒有她們飽蘸著愛和恨的真誠的淚水，《傷痕》就不會在複旦校園造成轟動，也就不會為文匯報所知悉，並引起他們特別的重視和關注。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作《眾緣成就的傷痕》，那裏麵曾提到過成就《傷痕》諸多因緣，而當年居住在4號樓3樓的同學，包括4樓的外係女生們，正是這諸多因緣中特別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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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文匯報》負責和我聯係的編輯，是文藝部部委鍾錫知先生，他為《傷痕》的發表傾注了極大的熱忱，可以說是嘔心瀝血。當然，我後來到《文匯報》工 作過一段時間，也才知道《傷痕》決定發表還是《文匯報》文藝部同仁集體討論的結果，當時的部委史中興先生，筆會欄目的主編徐開壘先生等，都曾為《傷痕》發 表出謀劃策，盡心盡力。而報社總編輯馬達先生的首肯和讚賞以及最終簽發更是無人可以替代。但對於當時還在讀大一的我而言，在《傷痕》發表前與《文匯報》的 幾番溝通與聯係中，我是隻知有鍾錫知，而不知有他人的。
鍾錫知先生麵容清臒，雙眼明亮，渾身散發著一股精幹而敏銳的氣息。他喜歡微仰著頭講話，即便是微笑時，兩眼也總直視著你。他是《文匯報》的高級記 者，我和他因《傷痕》而結下的緣分，與孫小琪老師有關。孫小琪原先在安徽插隊，她們那裏有個鐵姑娘隊，隊員有孫小琪、俞自由等。鍾錫知曾采訪過她們，並寫 過她們的長篇通訊報道，此後他們之間便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係。
1978年畢業前夕，孫小琪攝於複旦大學正校門
《傷痕》在複旦校園引起轟動後，孫小琪遇到回滬探親的俞自由（其時她已經是安徽天長縣縣長），便將複旦校園有關《傷痕》的信息講給俞自由聽。俞自由 聽到後，第一時間將此信息傳達到鍾錫知那裏。鍾錫知先生有著媒體人特有的新聞敏感，馬上電話找到已在複旦留校任教的孫小琪，托她找我要小說稿。孫小琪當時 還不認識我，又托係裏的張德明老師來找我，說是《文匯報》聽說複旦有這麽一篇文章，想找過去看看。語意模糊，也沒說一定發表。我於是將《傷痕》重新抄寫一 遍交給他。
發表的過程其實很周折。鍾錫知告訴過我，《文匯報》拿到我的《傷痕》原稿後，馬上打成小樣，分別寄給新聞界、文藝界、教育界等知名人士，廣泛征求對 這篇作品的意見。就我所知，我們複旦的陸士清等老師，以及作家吳強、鍾望陽等都收到過小樣。反饋的意見絕大部分都是很肯定和積極支持的。
曾任《文匯報》文藝部主任的資深記者鍾錫知
鍾錫知先生也告訴過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去北京參加理論務虛會，與上海文聯黨組書記鍾望陽先生同乘一個軟臥包廂，旅途中他們用了很多的時間談論《傷 痕》。後來，鍾望陽又一次對鍾錫知說：“小鍾啊，我看你們報紙版麵有限，一下子登不完《傷痕》，還是讓給我登在《上海文學》複刊第一期好不好？”鍾錫知當 然沒有答應，但鍾望陽先生的意見肯定也對《文匯報》後來決定發表《傷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所以我說《傷痕》是“眾緣成就”的，沒有複旦校園裏同學們讀牆報《傷痕》所流下的真誠的熱淚，沒有孫小琪的牽線，沒有鍾錫知先生敏銳的目光，沒有上海新聞界、文藝界、教育界眾多知名人士的支持，沒有改革開放的大的政治環境，是不會成就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傷痕》的。
《傷痕》是我入學後於4月上旬寫成的，而我們進校報到的日子是1978年2月28日。粗看上去，《傷痕》的寫作似乎和複旦沒有多大的關係。但我心裏 清楚，沒有鄧老師及其他老師的課，我根本不會想到去寫《傷痕》，更不知道如何去寫好《傷痕》。我很感恩教我們文學概論課的吳中傑老師，他也許至今還不一定 清楚，我所以會寫《傷痕》，還是受到他在課堂上講典型和典型概括的理論的啟發。何為典型？那必須是共性和個性的完美結合。我在寫王曉華時，心中既有千千萬 萬個具有著相同特質的王曉華，但她的經曆，她的行事方式又注定她畢竟還是“這一個”。
後來也有人問我王曉華的名字是怎麽起的？我告訴他們：“王”是我母親的姓，“華”是我和我夫人（當時的未婚妻）的名字裏共有的字。“曉”則寄寓了天將破曉，黎明已然來臨的意涵。而更重要的是，我覺得這個名字是那個時代的語境裏最普遍，最讓人耳熟能詳、過目不忘的符號。
《文匯報》4月下旬從我這兒要走稿子後，也曾有同學對我說，報紙可能登不出這麽長篇幅的小說。那時，《文匯報》上刊登小說，一般三四千字已經到頂 了，一兩千，兩三千字是最常見的，我這篇卻有八千多字。同學們於是建議我投稿到《人民文學》。我聽了他們的意見，又謄抄了一份。這時，又有同學主動幫我寫 了一封推薦信，內容敘述《傷痕》在複旦校園引起轟動的情況，還找來一些人簽名，作為見證人，附在推薦信後麵。
但隻過了兩個月左右，我便收到了《人民文學》編輯部的一紙退稿信。信中隻有抬頭的“盧新華”三個字是筆寫的，其它都是鉛印的。內文是這樣的：“盧新華同誌，你的來稿經研究決定不予刊用了，現退還給你，歡迎繼續來稿。”
我在失望之餘耐心等到7月份暑假前夕，才終於得到《文匯報》的通知，他們希望我暑假裏不要離開校園，因為這期間《傷痕》可能要發表，要找我看小樣，談修改意見。
連環畫《傷痕》不同版本
具體的修改意見記得有16條。是鍾錫知先生親自約我到當時的圓明園路149號文匯報大樓6樓文藝部麵談的。印象最深的有三條：
其一，原文中第一句“除夕的夜裏，車窗外墨一般漆黑”，似有影射之嫌。於是另補充兩句“隻有遠的近的紅的白的燈火時隱時現。這已經是1978年的春天了”；
其二，春節期間，“鄰居的大伯大娘”來看望王曉華，似乎沒有階級界限，後改成“鄰居的貧下中農”；
其三，整個作品很壓抑，結尾要有一些亮色，於是我便讓懷著一腔激憤之情站在外灘水泥牆邊的王曉華轉身拉了蘇小林一把，“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走去”。
當然，說到《傷痕》的發表，還有另外一段佳話。
著名電影演員趙丹先生曾經打算拍攝《傷痕》，因此我和他一家人都很熟識了。有一次在他家吃飯，他二兒子趙進忽然問我：“你知道《傷痕》是誰‘發’的 嗎？”我一愣，“《文匯報》發的呀！”他聽了，狡黠地對我一笑，道，“不對，它的簽發跟我一個同學有關。”見我懵懂，他便一五一十地告訴我，他同學是市委 宣傳部副部長洪澤的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見到父親正坐在陽台的藤椅上看東西，忽然父親招手讓她過去並遞過手中的紙張，說；“這是《文匯報》剛送過來的一 份清樣，是篇小說。你看看，如果覺得好我就簽發了。如不好，我就槍斃了！”
結果，她邊看邊哭，最後淚流滿麵地一下子抱住她父親的頭，說：“我好久好久沒看到這麽好的小說了！怎麽能不發？”洪澤於是逗她：“這可是寫文化大革 命的，弄不好會出大問題的。你知道我才從‘牛棚’出來不久，如果再被抓進去，你給我送牢飯呀？”誰知他女兒立馬回答說：“送，我一定給你送！如果你不發， 我就跟王曉華一樣，與你劃清界限！”“那我真就簽了？”他父親說。“簽，馬上簽，現在就簽！”女兒毫不遲疑地說，抓起一旁茶幾上的筆塞在他手裏，甚至按著 他的手在清樣上簽下了“洪澤”二字。
我有個作家朋友叫薛海翔，他和洪澤的女兒也很熟，曾在電話裏親口向我佐證了這件事的真實性。所以，我後來常想，《傷痕》幾經周折，最後能夠順利發 表，洪澤女兒的態度可以說是最後的臨門一腳。如果沒有她這樣強烈的正麵的反應，相反卻冷靜地理性地提出種種質疑，我想即便洪澤先生本打算簽發，這時也的確 要為家人和自己的前途好好想一想，說不定也就擱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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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發表後，同班同學劉開平曾騎著自行車和我一起出去買當天的《文匯報》，我們走了七八個售報點，都已經賣光，最後還是在五角場一個比較偏僻的 郵局才買到幾份。後來，《文匯報》將1978年8月11日刊載有小說《傷痕》的報紙加印到180萬份，但還是不能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
《文匯報》發表小說《傷痕》剪報，刊於1978年8月11日
與此同時，因為報紙上在作者名字之前加了“複旦大學中文係一年級”字樣，於是讀者來信便像雪片一樣從全國各地向我所在的7711信箱飛來。同班同學著名作家李輝當時負責信箱郵件收發，他每天都要抱著一大捧讀者來信來交給我。
這樣，兩三個月的時間裏，我差不多收到了近三千封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包括寄到《文匯報》再轉過來的），以至於我有時不得不在課堂上見縫插針地 悄悄閱讀和處理那些來信。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封來自西安的讀者來信曾這樣寫道：“我和你小說的主人公王曉華同名同姓同歲，同年下鄉，同樣的家庭遭遇。我不 知道遠在東海之濱的你，如何這麽詳細地了解到遠在西北古城的我的這一切的。”
《傷痕》在《文匯報》上公開發表，並在全國引起轟動後，曾有媒體報道說，當年全中國讀者讀《傷痕》的眼淚，可以流成一條河。這可能有點誇張，但我想 流成一條小溪還是可能的。今天的我，雖然已經無法從這所有人的眼淚中去分辨出哪些是我複旦的同學們最早流下的眼淚，哪些是後來的人們所注入的淚水，但我知 道所有那些眼淚都是苦澀和真誠的，閃爍著雖經文革卻未被泯滅的人性和良知的光輝。
我也曾經回家告訴我母親，說我寫了一篇小說發表了，很受歡迎，母親不識字，就讓我講給她聽。我於是把故事簡要地和她說了一遍，她竟然也哭得稀裏嘩啦的。
1979年初，我作為中國作協最年輕的代表去北京參加第四次文代會。會議結束後有一天，我抽空去宣武區看望一個表哥和表嫂。表哥不在家，表嫂正背著 門搓洗衣服。我叫了她一聲，她回過頭見是我，忙擺擺手叫我別吱聲。我覺得很奇怪，以為表嫂太不通人情世故。後來才注意到她正在收聽廣播劇《傷痕》，並且聽 得入了迷，眼淚大顆大顆地滴在洗衣盆裏。我告訴她，那是我寫的，她怎麽也不相信，說：“你家哪來的這些事？”
《傷痕》問世後，還曾經在複旦校園引起了一場大討論，參加的不僅有中文係的老師和同學，同時還有許多外係的師生。支持和反對的意見激烈交鋒，觀點雖然有所不同，但令人慶幸的是，再沒有人打棍子，抓辮子了……
著名文藝評論家王朝聞、陳荒煤等，著名作家吳強等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給予支持。在《人民文學》雜誌社舉辦的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的評獎活動 中，《傷痕》也高票獲獎。《傷痕》曾被改編成話劇、廣播劇以及各種地方戲劇等在各地上演，它還被美術界李斌等三位畫家改編成筆墨連環畫在《連環畫報》上發 表並獲得第二屆全國連環畫評獎一等獎。
同時，希望能將《傷痕》搬上銀幕的也大有人在。最早感興趣的是著名電影演員趙丹先生。他是通過上海人藝的陳奇老師找到我的。記得那天陳奇老師在複旦的小禮堂朗誦《傷痕》，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後來她在校園裏找到我，眼圈紅紅地告訴我趙丹想拍《傷痕》，然後便安排我們見了麵。
趙丹先生家住在淮海中路上的新康花園，那是一棟兩層的聯體別墅式的小樓。乍一見麵，趙丹先生不覺愣住了，“你是男的呀？”他說。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笑，“很多人都把我當主人公王曉華了。”他於是招呼我坐下，侃侃地和我談起他的拍攝計劃。他說，他和上影廠的領導已經談過了，並且已經初步籌劃成立了《傷 痕》電影攝製組，他自己親任導演，楊延晉任副導演，黃宗英和我負責編劇。
有這樣大名鼎鼎的大明星擔綱，我當時以為《傷痕》搬上銀幕已經沒有什麽懸念，幾乎是指日可待了。可沒過多久，我便從趙丹先生處得到消息，說是這個拍 攝計劃流產了，因為上影廠領導聽到一些風言風語，心裏不很踏實，於是親自到市委去請示……而當時市委一位主要領導是主張“兩個凡是”的，當然不主張拍攝 《傷痕》這樣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品……
然而，很快地，北影廠又來聯係我了。他們文學部的編輯張翠蘭還特地趕到上海，幫我向學校領導請了一個月的創作假，並與我一起從近三千封讀者來信中， 仔細遴選了一些與小說主人公王曉華有類似經曆和遭遇的讀者作為采訪線索，然後一個個登門造訪，聆聽她們的故事，感受她們的內心的創痛，最終拿出了有近五萬 字的電影劇本。
但很遺憾的是，其時正趕上“春天裏的一股冷風”，有人寫出“歌德與缺德”的文章，在主流媒體上大肆撻伐“傷痕文學”，認為這種揭示和暴露社會陰暗麵的作品，本質上是屬於“缺德”的文學。於是，處在這樣一種大的政治氣候和背景下，北影廠的拍攝《傷痕》計劃很快也胎死腹中。
後來，形勢又有好轉，於是，長春電影製片廠又通過關係找到我，說他們打算拍《傷痕》。然而，這計劃後來還是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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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發表後，一位美聯社記者最早在海外提出，中國正在興起一個以揭批“四人幫”為特征的“傷痕文學”運動，“傷痕文學”的概念很快為中國文學評 論界所接受。因為《傷痕》，我在1978年底便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時年24歲。因為《傷痕》，我也被選為中國作協最年輕的代表參加了第四次文代會；後又被 增選為上海市青年聯合會常委；因為《傷痕》，1982年我從複旦大學中文係畢業分配時，人民日報社曾點名要我去做團委書記……
然而，我深知，文革中所出現的傷痕，在我們民族精神文化發展史上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從縱向上看，它有著深層的曆史原因；從橫向上看，它受到了外 來文化的深刻影響。所以，我從紅衛兵的身上，常常會看到“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影子，並找到蘇聯時代的契卡和青年近衛軍的因子。
記得當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極力褒讚法家思想，撻伐儒家文化，但對於同屬於儒門的程朱理學所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卻是網開一麵。我內心曾一直 有個疑問：儒家、道家、佛家都是將講“道”、傳“道”，得“道”當作口頭禪來說的，朱熹、陳氏兄弟又有意要讓儒道佛三家在他們的“程朱理學”中合流，可當 年提出這個口號時，為什麽不說是“存天道、滅人欲”呢？有一天忽然大悟：說“天理”而不說“天道”，皇帝肯定會高興的。因為曆代皇帝都自稱是天子，發詔書 也言必稱“奉天承運”，所以，天子的話當然也可以理解成“天理”。
這樣，通過“格物致知”出來的“天理”的內涵和外延一下子就擴大了很多，讓士子和帝王們都能各取所需。如此用心，難怪“程朱理學”此後近千年來會一 直被皇家欽點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旋律”。而“天理”換成文革中的語言，也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所以，文化大革命中，人人讀 紅寶書，鬥私批修，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割資本主義尾巴，靈魂深處鬧革命……真是將“程朱理學”的信條和口號“存天理，滅人欲”做到了極致。
我曾想過，我在《傷痕》中所揭示出來的這些傷痕，主要還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們的心中普遍種下仇恨的種子而造成的。樣板戲《紅燈記》中李鐵 梅的著名唱段“仇恨入心要發芽”，遍及黨政軍、工廠、農村、學校所大力開展的“憶苦思甜”活動，“大批判”運動，都是這種仇恨文化的濫觴。而仇恨正是一把 刀，它不僅殺人，也會戕害自己。所以，作為文革中所產生的種種現在我們看來是舊的傷痕，無論是身體的，還是心靈的，表麵上看去是極左的意識形態在作祟，根 子還在人性中仇恨的魔鬼被激發出來了。
我在2004年出版的《紫禁女》這部長篇小說，嚐試用了一個石女的身體來象征中國近千年來的精神發展史和文化發展史。人民為什麽越來越窮，國民經濟 為什麽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當時的主政者反複強調“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隻準“存”欽定的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 理”——亦即“天理”，必須“滅”人們與生俱來就有的七情六欲。這種有違自然，有違人性的理論與實踐所造成的結果，必定會使一個正常的民族和社會漸漸走向 自我封閉，其生殖通道也會一點點萎縮。
當然，石玉身體器官遇到的麻煩最後還是通過先進的西方醫療手段加以解決的。但這並不能讓她的身體一勞永逸。因為打開封閉的同時，又會形成一個新的空 洞。這種空洞所帶來空虛隻能用更多的肉欲和物質欲望來加以填充並作為先前“滅”欲的補償。然而我們知道，欲望的穹窿一經生成，要想填滿它，將和打開它一樣 困難。
所以，石玉的生殖係統的封閉詮釋了一個民族一直強調“存天理滅人欲”所達成的最終宿命，而它的“開放”所引致的貪婪、浮躁、急功近利、物欲橫流、道德淪喪 等，卻又構成了另一幅“存人欲滅天理”的人生和社會亂像：精神層麵是大道流失，術數猖獗，權謀盛行，物欲橫流……物質層麵則是：“三聚氰胺”、有毒奶粉、 地溝油、被胡亂砍伐的森林，被工業廢水汙染的土地，被霧霾遮蔽的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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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之後，我曾在《文匯報》工作過三年多時間，然後下海經商，繼而出國留學。在海外，我做過很多事：踩過三輪車，賣過廢電纜，做過金融期貨，也 曾在賭場發過牌。在牌桌上，我曾閱人，閱牌、閱籌碼無數，漸漸地，那些固態的籌碼在我的眼中卻變成了液態的水。那一枚枚的籌碼便是一滴滴的水，那一摞摞的 籌碼便是一汪汪的水，那一張張橢圓形的鋪著綠絲絨的牌桌則是一處處碧波蕩漾的“荷塘”，而放眼整個賭場，就是一片財富的湖泊了。
由此，我體悟到了“財富如水”的幾種性質：會流動，會蒸發，會凍結，會有滾雪球效應，會以柔克剛，會藏汙納垢，會往低處流……基於這樣的思考，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思想文化隨筆《財富如水》。
“財富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我沿著寫作《紫禁女》時的思路，繼續對文革，對中國曆史和社會的現狀進行反思時，忽然很吃驚地發現：“對財富的 貪婪和執著已經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道新的傷痕。”而這道“新傷痕”，和“舊傷痕”的區別僅僅在於：舊傷痕是被階級、階級鬥爭理論所蠱惑起來的仇恨這把 屠刀割下的，在當時多少還有外力，主要是權力的強製性的作用，他們要給你洗腦，隻讓你讀一種書，隻教給你恨，你很難有自己的選擇。他們要打倒一個人，批判 一個人，將一個人“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你也很難完全置身事外。而新傷痕則有些不同，它的一個最顯著的的特征便是，雖然看不出有什麽外力在 推波助瀾，但每個人似乎都很自覺地拿起“貪婪”這把屠刀，不僅殺人，更多的還是殺自己。
老子《道德經》中曾說：“人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故我觀曆史的演進，王朝的興衰，都與對待財富的態度和處理財富的方式有關。一 個王朝被推翻前，必定是已將天下的財富之水差不多都堆積到了山頂，並形成一個個巨大的堰塞湖，以至於山腳下一片旱象。於是，饑民們便紛紛拿起鐵鍬和鎬，奮 不顧身地奔上山頂，掘開那些堰塞湖。
2013年6月，繼《細節》（作家出版社，1998年）《紫禁女》後，我在江蘇文藝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傷魂》。“先亂其神，再奪其 魂，能不痛乎，能不傷哉！”這便是我寫作此書的真實的心境。小說主人公龔合國的身上明顯地留有舊傷痕和新傷痕的種種印記。他父親文革中在一個荒誕的境遇下 含冤而死，曾給他的心靈種下傷痕，但更主要的是，那個時代留給他身上的許多精神的毒素，長期陰魂不散。與此同時，他又“與時俱進”，在種種冠冕堂皇的口號 的掩飾下，走上了一條貪腐的不歸路。為了不至於東窗事發，他拜菩薩，求神仙，同時還跪拜領袖像，像佛教徒念“阿彌陀佛”一樣堅持誦念“媽媽抱抱”，希望能 得到黨這個母親的原諒和寬宥。最後，為了保全所貪財物，保全家小衣食無憂，竟然裝瘋賣傻。未料日複一日，竟至於弄假成真……
小說主人公的原型曾是我當兵時的戰友，寫他時，我心裏真是百感交集，真不忍看他舊傷痕上又添新傷痕。
祈願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遠離苦難，傷痕不再！
2017年9月下旬複旦大學紀念恢複高考四十周年，七位同學從美國歸來，左起易桂鳴、屠穎穎、張欣、孫進、倪鑣、盧新華、劉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