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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波四兩撥千斤 人性的摸索沒有盡頭---- 南方人物周刊

(2018-10-03 03:33:28) 下一個

人物周刊:吳秀波四兩撥千斤 人性的摸索沒有盡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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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人物周刊第567期封麵人物

距離吳秀波走進公眾視野,已經將近十年。其間,他被萬人追捧,被無數次采寫。行動上,他早已突破演員的身份局限,成為監製、製片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媒體語境中的他,總是籠在一套似是而非的哲學式表述中,甚至有些語焉不詳。

看過《大軍師司馬懿》之後,我對這位幕後的操盤手充滿了想象。能拍出魏晉風骨的人,身上一定充滿了知識分子的氣息。我盡可能搜集他所有的公開資料,從他的生活和心跡來準備提綱。然而第一次采訪難言順利,大部分問題得到了似是而非的答案。

事後我開始反思,什麽在阻止我真正地去理解他人呢?我在采訪之前做了太多預設。預設的可怕之處在於,一旦存在偏差,采訪隨時有陷入絕境的風險,其危害不隻是一兩個問題得不到答案,而且是雙方的信任關係有可能崩塌。

最近看到一句話說,好演員應該像容器。仔細想想,這個比喻用在記者身上也十分恰當。現在我們有微博、有朋友圈、有公眾號,可以隨時隨地發言,然後尋求支持 和認同。然而個人表達的渠道越多,越容易把人困在自我的信息和觀點繭房中,難以脫身。我身處其間,未能幸免。而做記者,理解別人的起點就要先清空這些自以 為是,讓自己以一個善意包容的姿態去接納對方。

人性的摸索是沒有盡頭的。《大軍師司馬懿》的導演張永新與吳秀波相識五年,在他看來,明星過的是非常態的生活,“日常想到路邊攤吃個焦圈、豆汁都不行”,無時無刻不被關注。眾目睽睽之下,自然就有了“說與不說”的邊界。

人物記者時常需要接受的拷問是,人與人之間,真的能夠互相理解嗎?至今,我也沒有答案。之所以願意在這條路上不斷試探,或許就是對這個問題本身充滿興趣吧。



圖 / 本刊記者 薑曉明


作為一名50歲的男演員,吳秀波提供的可思索空間已經不止於偶像或表演本身。他身後的坐標,橫軸是幾經變幻的時代,縱軸是風雲際會的演藝圈

原標題《吳秀波 四兩撥千斤》

全文約9520字,細讀大約需要24分鍾

1

2017年1月10日,農曆臘月十三,因為連日陰雨,橫店氣溫降到了10攝氏度以下。電視劇《大軍師司馬懿》的拍攝片場,幾乎所有工作人員都裹著厚厚的棉衣。導演張永新坐在監視器後麵,盯完全戲的最後一個鏡頭,拿起對講機說:“所有工作人員到現場。”

此時,剛剛完成最後一次角色詮釋的吳秀波,還是戲中司馬懿的打扮,發髻高挽、青衫大袖。他對著向自己走來的張永新張開雙臂,兩個人久久擁抱,起初還笑著,最後都哭了。

“333天,《軍師聯盟》殺青。”張永新宣布。他動情地說,“333,春是我春,夏是我夏,秋是我秋,冬是我冬。忍非常忍,直下擔當。”

一年半以後,《大軍師司馬懿》上下兩部都已播出,並分別獲得豆瓣8.1和8.4的高分。張永新坐在北京的咖啡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恍如隔世”。記得殺青當天,“我倆之前說好了,到時候不帶哭的,結果我走過去,一下子看到對方,控製不住了,太難了。”

在這部拍攝周期為一般電視劇四倍的戲中,吳秀波不僅是男主角,更是組局人,身兼總製片人和戲劇監製。

張永新記得,拍《大軍師司馬懿》拍了近兩個月的時候,有一次在現場,他跟吳秀波聊當天的戲,吳秀波叫住他說,“導演,你的導演工作想怎麽做,踏踏實實做下去,我替你把風雨擋在片場之外。”



圖 / 本刊記者 梁辰

2

十一二年前,吳秀波萌發了“做司馬懿”的念頭,當時就做了策劃,也找了相關的人,但嚐試未果。七年前又試,未果。直到四五年前組建了現在的班底,終於做了出來。用他的話說,“時機是一步一步成熟的。”

中國的戲曲行當裏,“三國”故事有兩個著名的奸白臉:曹操和司馬懿。新中國成立以後,通過眾多文藝作品的解讀,曹操的形象已經豐富立體起來,惟獨司馬懿,在民間依然是扁平化的負麵奸佞形象。

接到項目之初,張永新對司馬懿的印象也隻停留在“大陰謀家”。劇組花了大半年時間梳理史料,得出了新的認識:此人有大功,此人有大過——功過兩齊偉。“人格魅力、人格瑕疵都突出,這就給了創作者空間,這種角色是有追求的創作者都願意奔赴的。”

在此基礎上,劇本在兩年多裏六易其稿,從最初保守的“謀士”思路,到最後呈現出來的“人的欲望的故事”。張永新總結為,“司馬懿從少年時期的不經世事,進入權力場當中進行博弈,到最後站在潮頭位置,權力之於他,變成了重負,最終他能不能尋求小我和大我之間辯證的關係?”

吳秀波作為操盤手,組織了無數次創作會議,經常白天進工作室,第二天天亮才出來,“煉獄一般”。那段時間,工作室的牆上貼滿了劇中人物,每個人後麵備著幾名演員,有時候一個演員的敲定都要大會套小會,層層分析討論。

張永新說,“為什麽我們排斥浮躁的創作方法?因為那樣你不可能深下去。拍戲,省著拍是有辦法的,但如果三下五除二完成,最後結果意味著什麽,我們心裏明鏡似的。”

此時距離吳秀波進入電視劇行當已經十多年了,參與過的戲大大小小幾十部。他說,“什麽叫戲霸、什麽叫大牌?就是說這場戲我沒想明白,我要再想想。為什麽如 此被人抵觸?因為你直接傷害到了投資方的利益,你一停下,所有人都要停下,增加了很多成本。我拍戲就希望所有的演員都大牌,我就是製片人,我不會催你,讓 你趕緊拍完完了,我絕不。”

拍攝期間,《大軍師司馬懿》劇組花費了大量時間在很多劇組已經省略的圍讀劇本環節。“這不僅僅是簡單的二度創作,而是大家形成一個合力,彼此知道這場戲說 什麽、結構是什麽、人物狀態為什麽這樣。”張永新說,他們會把台詞推敲到標點符號,“比如省略號,沒說出來的話,就要用別的方式表現出來。”

劇中曹睿托孤那場戲,拍攝當天中午12點,演員集合開始討論,等到第一鏡開拍是晚上8點,全部結束已經到了第二天早上7點。



吳秀波(右一)、張永新(左一)與演員在《軍師聯盟》拍攝現場合影

3

眾所周知,製片人和演員的關係就跟“天敵似的”。張永新佩服吳秀波能夠在這兩個角色之間跳進跳出的能力。

“他的位置很尷尬,處在一個矛盾拉扯中,(很多演戲之外的事物)做也要做,不做也要做,這就看一個人的生存智慧和人生閱曆了。”張永新說,“秀波這麽多年 在影視界摸爬滾打,做過製片,懂得製片的遊戲規則;他又是演員,懂得演員需要保護的東西。他能把兩種力量中好的部分最大化保留,把互相擰著的危害,降到最 低。”

投資四個億的項目,從第一天開始就麵臨方方麵麵的困難和障礙:周期過長怎麽給資方解釋,演員超期如何協調,甚至橫店影管中心工作人員見到他們組的人都頭大:怎麽又來了?張永新說,“因為我們不要臉是有名的,要了一個景,四個月出不來,像‘釘’在那裏了。”

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吳秀波都開玩笑說,他去刷臉。

劇中很多演員都是靠他刷臉刷來的。諸葛亮的扮演者王洛勇記得,劇組第一次向他發出邀請的時候,他因為父親病重婉拒。吳秀波得知後,寫了一首關於“父與子”的長詩送給他,勸慰他“先把父親照顧好,不必為戲的事情多慮”。

王洛勇“非常感動”,他覺得吳秀波“很謙卑,遇到事情不是輕舉妄動,很有智慧”。因為這份信任和好感,為父親盡孝之後,王洛勇同意加入劇組。

他記得拍戲期間,吳秀波幾乎每餐都和大家一起吃盒飯,“他吃素,吃得很快,吃完也在那坐著和大夥聊天。”將近一年的拍攝,演員來來去去,除了必須要處理的事務性工作,其他時間吳秀波全拴在組裏。

張永新評價吳秀波,“在和資本打交道的同時,轉過身就能在片場進入狀態”,“既可以長袖善舞、又可以本本分分。”



電視劇《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 劇照

4

《大軍師司馬懿》劇組有個共識:好的曆史劇一定能夠打通時間的壁壘,用一個過去的故事呈現當下的價值觀。

劇中崔琰有一句台詞,“哪怕後人說我迂腐也罷,我總得做點什麽,哪怕是微弱的一點光,我也給後人照點亮。”這句話是創作人員現場編出來的,雖然沒有史料依據,但表達了他們自己的態度和對魏晉風骨的崇尚。

從演員的角度講,在吳秀波處理過的角色中,司馬懿是難度很高的一個。從少年到老年,跨度近半個世紀,劇中所有人物都圍繞他展開。司馬懿一生隱忍,靠不顯山 不露水和堅守走到最後,這讓人很容易將之與吳秀波本人聯係起來:他真正進入大眾視野,已過35歲,人生曲線和司馬懿相似。

王洛勇記得,拍攝司馬懿蟄伏階段的時候,吳秀波把自己潦倒時的經曆掏出來與大家討論,用以貼近角色狀態。心路曆程的接近讓他有機會借助角色的外殼,更順暢地表達自我。最終,他找來“依依東望”四個字嵌在劇中,作為司馬懿畢生追尋的答案。

5

吳秀波今年50歲。已經是可以塑造重頭曆史人物和一代宗師的年齡,他卻經常把“流浪”掛在嘴邊。他總說,如果到了人生最後一天,他希望自己死在路上,而不是死在床上。

“我之所以說我想去流浪,是因為我自始至終沒覺得我在哪住下過,或者說沒有覺得任何一種狀態是我可以安住的。”他說。

作為1960年代末出生的北京人,他的生命曆程與時代發展有著微妙的對應關係:

青春年少正值浪漫懵懂的80年代,而立之年撞上市場經濟變革期的掙紮與探索。吳秀波身上既有和父輩一樣對踏實穩定的渴望,同時也有對夢想和自由的憧憬。

他16歲考進鐵路文工團話劇學員班,四年後進入鐵路文工團話劇團。當時卡拉OK興起並成為風靡一時的娛樂方式,因為偶然的機會吳秀波開始在歌廳唱歌,成為當時北京有名的“夜場一哥”。

他曾在自己的書裏寫道:“我非常喜歡那時候的生活狀態,到現在依然非常留戀。我每天晚上想唱什麽由我自己決定,底下的人愛幹嘛幹嘛,但我相信一定會有人給我花兒,一定會有人喜歡我,也一定會有人為我鼓掌。”

80年代,大量新鮮的東西進入吳秀波的世界。他把頭發留長,穿上喇叭褲和高領毛衣,一邊唱著羅大佑和李宗盛,一邊試著把年少躁動的心緒寫成歌。

那時北京的冬天比現在冷,夜裏下著雪,吳秀波和喜歡的女孩從建國門橋沿長安街一直走到複興門橋,“天特別冷,心特別熱,外麵刮著風,心裏能聽見歌。”

“那是一個非常快樂而單純的年代,那時候愛上一個人不是因為他有房有車,而是那天下午陽光很好,他穿了一件白襯衣。”

1995年前後,吳秀波從話劇團辭職。他記得,當時的電視劇多數隻有上中下集,團裏的演出經常青黃不接。“沒戲拍,你就是一個再好的演員也沒有任何用處。”相比之下,唱歌是真實的,他可以通過自己的能力被認可、掙到錢。

6

吳秀波從20歲唱到30歲,10年間,歌廳之外的世界早已轉換。1990年代,國企改製,新市場發出召喚,資本和財富不再是被遮掩的詞,大批工人離開原本打算耕耘一生的單位,進入自由但未知的世界。

隨著年齡的增長,吳秀波告別了青春期的“肆意妄為”,突然間有了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和尊嚴而奮鬥的“責任感”,當他接收到時代列車飛速前進的信號時,內心 開始發虛。“在我30歲出頭以後,開始害怕這樣唱歌廳了。”吳秀波說,“你沒有什麽可以懷舊的資曆,又匱乏了青春的快樂以及無畏,就覺得在那種場合再繼續 工作的話,會害怕哪天那輛車突然把你推下去。”

離開歌廳的理由與當年離開話劇團的理由一模一樣,他想要“務實”,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你會發現,現在這個社會狀態,不見得給老實人留下那一條路。”

吳秀波的這種不安定感幾乎貫穿了他所有的職業選擇。如今,即使在演員行當已經頗有名氣,他對這個職業的評價依然是:“我能不能找到讓我做一輩子的事?至少現在我認為我這個選擇沒錯,起碼老演員也有飯吃。”

《大軍師司馬懿》劇組的一位年輕馴馬師說,“隻要做這一行能把自己養活,能養一個家就行了。”這句話與吳秀波表達對演員這個職業的感情時說的話如出一轍。

從歌廳走出來的吳秀波,舉目四望,無處可去。“大鍋飯沒有了,企事業單位的人開始下海,到了某個事業單位(找工作),人家說我們還往外開呢。你隻能去做生意。”

當年的大潮中,流傳的都是創業成功的神話,然而現實是大多數普通人屢試屢敗、勉力維生。吳秀波是其中不幸的那個。他做服裝、開飯館、辦美容院,終於在新世紀之初,把自己折騰到身無分文。

他形容,當時的自己連“破帽遮顏過鬧市”都算不上,“連那一頂帽子都沒有。”

7

黎明之前的故事已經不新鮮了。經商失敗、妻子待產,萬般無奈之下吳秀波找到昔日好友、演員劉蓓,通過做經紀人、音樂編輯、串場演員,他回到了這個當初自己主動離開的行業。

此時,電視劇市場生態早已轉變,2006年,“製播分離”政策實施,電視台對電視劇製作的主導地位被打破,民營資本迅速進入,機遇擺在了曾經無戲可拍的演 員麵前。2010年,電視劇《黎明之前》播出,吳秀波憑借劉新傑一角迅速躥紅,那一年間他接受了兩百多個采訪;2013年,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上映, 他成為“國民大叔”的代名詞。

2013年,張永新籌拍《馬向陽下鄉記》時與吳秀波相識,當時他不確定自己這個“土掉渣的農村戲”能不能吸引炙手可熱的吳秀波。初次見麵,張永新講了70年代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的經典片段,吳秀波聽得熱淚盈眶,張永新感覺這事兒差不多成了。

“什麽叫正義戰勝邪惡,那場戲做了一個淋漓盡致的表達。”張永新說。類似的片段也在《馬向陽下鄉記》中出現。

張永新生於1972年,25歲入行,見慣了演員從寂寂無名到一夜爆紅的轉變甚至扭曲。他說,“演藝圈就像一個真空的試管,直接麵對的是名與利帶給你的榮耀與殘酷、光環與鐐銬。”因此,真正清醒的局中人要清楚“你是誰,你到底要什麽”。

《馬向陽下鄉記》拍攝結束前,吳秀波跟張永新提起了“司馬懿”的構想。



右起:吳秀波、章子怡、徐崢錄製《我就是演員》

8

吳秀波自稱是個“隨波逐流”的人。外交官家庭和寡言的父親給了他安全但孤獨的童年,當那個脖子上掛著鑰匙的男孩真正走進社會、被卷入時代的浪潮,他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生存哲學。

最近,吳秀波在演員競技節目《我就是演員》中擔任導師。節目導演吳彤說,吳秀波在圈內人緣非常好,懂禮節、有禮貌。他第一次與吳秀波合作是錄製綜藝節目 《王牌對王牌》,嘉賓分組遊戲環節,吳秀波和湯唯一組,與沙溢、胡可夫婦比賽。當時湯唯不小心犯規把一杯水潑在了沙溢身上,現場所有人都來不及反應,湯唯 不好意思地躲在主持人身後,吳秀波見狀,伸手拿起一杯水澆在了自己頭上,尷尬氣氛瞬間化解。

類似的情況在《我就是演員》的錄製中比比皆是。有一次主持人讓導師間互相說一句狠話給台上演員示範聲調和語氣,吳秀波拿徐崢作完調侃的靶子之後,馬上跑到徐崢麵前,跪地求饒。“對方又舒適,又有節目效果。”吳彤說。

10歲的小兒子在作文裏這樣描述吳秀波:“老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冷靜,我從來沒有見他慌亂過。每次問爸爸問題,他總是能行雲流水般的回答我,就算有時候我 問他一些稀奇古怪他答不上來的問題,爸爸也總能麵不改色心不跳地應付著我。爸爸用辛勤的汗水來做我的榜樣,他也很少衝我發脾氣,這就是我的老爸,一個勤勞 溫柔而又聰明冷靜的老爸。”

吳秀波看完哈哈大笑,“孩子如此天真可愛,又能一針見血地指出本質。”兒子說的“冷靜”和“應付”恰當地概括了他的處世原則:不“善於”與人為敵,是個挺“圓滑”的人,“我用比較安全的方式來達到我的目的。”

張永新拿他和司馬懿作比,“司馬懿遇到問題的時候,永遠不是正麵衝撞。正麵上的像許褚,赤膊上陣,這本身還是幼稚的,因為必將頭破血流。”

圓融周全幾乎是外界對吳秀波的印象,因為跟人講話經常雙手合十、姿態謙卑,他被網友戲稱為“合十哥”。而當被問及吳秀波的鋒芒時,張永新說,“他當然有鋒 芒,鋒芒不一定都是麵目猙獰的,也可以是一種委婉的表達、一種平靜的堅持。當他選擇做司馬懿這部戲的時候,你就能感受到他要做的是什麽了。”

演員的精神氣質投射在角色上,使得吳秀波演繹過的人物具有了相似的麵貌。“我可能會去選一些邊緣化的角色來演,我不是很喜歡特‘主流’的東西,特別主流會 被定得很死,沒有發展空間。”於是,無論是《黎明之前》裏的地下黨、《北京遇上西雅圖》裏的落魄中年,還是《馬向陽下鄉記》裏的第一書記、《大軍師司馬 懿》裏的三國權臣,他們身上仿佛都帶有半格的遊離和心不在焉。

“重場戲不一定重著演,你會覺得他演得很輕鬆,而且自帶幽默感,這就是他的風格。”張永新把這種風格總結為:四兩撥千斤。

9

“司馬懿”殺青後,吳秀波脫下古裝,離開自己親手搭建的短暫的戲劇“烏托邦”,再次回到當下的生活。這一年多的工作,他概括成三個字“維朋友”:串朋友的戲,參加平台的節目。“工作時間越長,朋友就越多,你又不知道你還能工作多長時間,生怕這些情沒還了。”

在圈子裏泡得久了,總會遇到些身不由己。8月的一天午後,杭州天氣涼爽、藍天白雲,吳秀波在窄小的化妝間被節目編導、媒體記者層層圍著,他穿一件灰色T 恤,標誌性的灰白發須還未打理精致,窩在沙發上時,啤酒肚依稀可見。盡管身邊的經紀人再三催促化妝幹活,吳秀波依然慵懶地坐著,甚至耍賴似的點燃一支煙, 壞笑著說“抽完這根”。

這兩年,吳秀波不是沒想過退休。他喜歡打台球,奧沙利文是他的偶像。“他有一陣就不想打球,就想退休,就覺得這事兒沒意思,天天拿一根棍子捅球。後來突然 有一天,他特安靜地說,我不打球,我幹嘛去啊?”這句話對吳秀波的觸動特別大。多年前那種害怕對命運失去掌控的感覺再次來襲,“我天天想退休,但如果有一 天真的退了休,幹嘛去啊?”

年輕又不知所措的時候,吳秀波曾經問一位前輩,“一個人怎麽能更好?”前輩跟他講了《心經》中的一句話: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他問前輩,“這句話什麽意思?”前輩說,“沒什麽意思,這就是經,你就念。”

因為某種緣分或宿命,吳秀波真的從來沒有去查過這句話,篤定地念了二十年。著急、害怕、痛苦的關口,這句話始終陪伴著他。

直到二十年後,突然有一天,旁邊有個人聽到他在念這句話,問他,“你怎麽念這個?你知道什麽意思嗎?”吳秀波說,“這不是沒意思嗎?”對麵的人告訴他,“不,這句話有意思,它的意思是: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彼岸是光明的世界。”霎那間,吳秀波淚如泉湧。

二十年來所有的行為、情感積累、快樂以及痛苦的根本,變成了一句詩一樣美好的東西。及至今日,他依然以為自己所有的經曆和努力都是從此岸眺望彼岸。



圖 / 本刊記者 梁辰

生命的意義無須標榜 時間從未虧待過你——對話吳秀波

人物周刊:當初怎麽想到要做一部關於司馬懿的戲?

吳秀波:過往作品中,曹操、劉備、孫權,哪怕關羽、張飛、趙雲,都描述得非常詳盡。但是三國歸晉,歸在司馬世家,關於司馬懿的描述,在曆史文獻和《三國演義》裏,都不是特別詳盡。那這個人物就有特別大的可供想象的空間,無論在戰略上還是戰術上,都有值得描述的地方。

人物周刊:做古裝戲和現代戲,最主要的不同是什麽?

吳秀波:就是字麵上的,一個是古代的,一個是現代的,這就是最大的區別了。至於人性上,古裝戲和現代戲在根本上沒有區別。

人物周刊:你曾經說上部《軍師聯盟》更影視化,下部《虎嘯龍吟》更戲劇化,這個怎麽理解?

吳秀波:一個故事從頭講起,隨著慢慢被觀眾接受,交流形式會有所改變。所有交流都是通過外部交流轉成內心交流,也就是自我交流,戲劇也是。前期所謂影視 化,需要更加吸引觀眾,給觀眾最大的信息量,比如曆史、時間、戰爭。第二個過程,司馬懿漸漸成熟,在戲裏要完成角色自我交流,所謂戲劇化,就是是否能使觀 眾完成思索。這是差異性。

人物周刊:你從11年前有了這個念頭,到真的從生到死陪司馬懿走了一遍,這個過程中你個人有什麽成長和改變?

吳秀波:當自我和角色開始交流,隨著我的年齡增長,我需要通過角色這個第二自我表達什麽現實態度,這是我的成長。我現在表達的是我當初沒有設定的。作為藝術主創,我願意在裏麵留下自我的痕跡。演戲除了掙錢,也是我的文化生產,需要在其中進行自我記錄。

人物周刊:你最核心的表達是什麽?

吳秀波:“依依東望,心猿意馬”,戲裏麵反複出現的八個字。心猿意馬,是司馬懿自我的象征。人的成長,就是慢慢建立自我的過程,客觀講,也是自以為是的過 程,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依依東望,望的是畢生的成就。隨著他與自我之間交流的深入,我提出了第二個問題:依依東望,望的隻是成就嗎?不,依依東望,望的是 畢其一生,望的是時間。

角色是否這樣認為我不知道,這是我的認知。在時間的流程中,是沒有對錯、沒有成敗的,但時間記錄了你的每一個當下,如果你嚐試著和時間交流,你會發現,它從未虧待過你。

人物周刊:演完司馬懿,給你本人留下了什麽?

吳秀波:司馬懿如果能留在身上那真的是幸運的事兒。我相信隨著年齡增長,越貼近他在《虎嘯龍吟》裏的年齡,可能會和他有共同的感觸。



電視劇《大軍師司馬懿之虎嘯龍吟》 劇照

技術控與戲劇監製

人物周刊:你做這部戲的狀態和之前相比,有什麽不同嗎?

吳秀波:這部戲付出的體力和精力不一樣,要把控戲劇上的細節、要完成製片流程、要去演,同時我又是組盤子的人,所有演員都是我請來的,要進行情感和工作上的交流,一個人幹了四個人的活。同時時間也是一般活的四倍,這從來沒有過。

人物周刊:那這部戲會不會對你來說意義也不同?

吳秀波:那沒什麽,我覺得生命的意義無須標榜。沒什麽意義。

人物周刊:這部戲你為什麽會自己做製片人?

吳秀波:被逼的,要拍自己想拍的戲,就得幹活。我拍這個戲那一年,總共有20部古裝戲開機,除了我這部,其他19部都是仙俠。我這胡子拉碴的,扮仙俠也不像啊。你仔細看那年的作品表,沒有人拍曆史劇了,但我又想演,就得自己弄。

人物周刊:我看你在以前的很多戲裏也有監製的身份?

吳秀波:我們這個行業雖然不是一個極盡技術的行業,但是有技術,我認為我還是比較偏於技術控的。我原來很不理解,比如投資者拿錢蓋樓或者做藥,他投資就是 投資,會找工程師、建築師來設計樓,找藥理師來研發藥,就我們這行,投資人都喜歡自己說劇本,特逗,多滑稽吧。投了錢,你也不能幹這事兒吧。但原來就這 樣。一個公司拍什麽,不是編劇說寫什麽、導演說拍什麽,而是老板定了幾個項目。所以這個行業需要一個專職的溝通環節,叫作監製,把有錢人想賺錢的欲望,變 成真正能成型的藝術商品。很多戲裏的監製你去看,要麽是出錢最多的,要麽是平台的頭,所以我給自己打上“戲劇監製”,我隻對這一個事兒負責。

人物周刊: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做很多藝術和資本間的妥協嗎?

吳秀波:要更多協作。

人物周刊:做監製是你堅持行業標準的方式嗎?

吳秀波:任何一種遊戲,你就是要打過那麽多關(才能贏),那些怪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比你凶悍,這是規矩。戲劇本身也要守這個規矩。所謂捍衛戲劇的規矩,就是完成戲劇的規則,遊戲才有樂趣。

好演員先長耳朵

人物周刊:做演員久了會疲嗎?

吳秀波:一定會。當他無法突破的時候,就會疲。我曾經9個月不演戲,《黎明之前》之前那段時間,突然間就不想演了,覺得怎麽演來演去都一樣呢?

人物周刊:突破發生在什麽時候?

吳秀波:《黎明之前》。為什麽我演六個角色老一樣?因為總是“我”在演,把“我”去了,就好了,去掉所有的自以為是才能進入另外一個角色中去。我認為好的 交流不是長嘴而是長耳朵,好演員先長耳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驗派大師,他說“真聽真看真感受”,這裏沒有台詞什麽事兒。所有不專業的演員,上來先背台 詞,隻記別人的台詞尾巴,他說完我說。那就不叫表演了,那叫現眼。

《黎明之前》和我以前的角色相比,你就會發現我從表達到感受的轉換過程,一個分水嶺。環境每分每秒都不一樣,感受都不一樣,怎麽可能重複。

人物周刊:這種轉折是通過細節的處理實現的嗎?

吳秀波:不是,那部戲恰巧放棄了所有的所謂細節處理,類似的還有《北京遇上西雅圖》。

人物周刊:入行15年,你對表演這件事的態度有變化嗎?

吳秀波:我都演了15年了?我命好苦。我從特別特別想演,到特別特別想退休,因為這件事兒做得實在是太長了。

人物周刊:你曾經說過以後想要嚐試相聲?

吳秀波:是的,喜劇往往被誤讀,以為喜劇是逗笑。其實悲劇恰巧是宣泄,而喜劇是大無畏。而且,相聲是我現在看到成本最低的藝術表達形式,成本低並不意味著技術素質低,相反,有的時候,成本越低越難為。相聲靠語氣達到的意境就能給觀看者帶來快樂,這個挺洋氣的,我想去學學。

目的性越強,越以為有答案,會越痛楚

人物周刊:你之前講過,在年少的時候頭也不回地離開父親,而在自己有了兒子之後才開始理解他。現在你對他最深的記憶是什麽?

吳秀波:我無比敬重父子之間的關係,這種情感我無法準確描述。就像《北國之春》裏那句歌詞,“家兄酷似老父親,一對沉默寡言人。”

人物周刊:你曾經說80年代的浪漫躁動像一場夢,“夢”怎麽理解?

吳秀波:那個時候我恰巧處於青春期,十五六歲,是那種簡單的懵懂的勇敢,極度真誠,又可被傷害。隨著慢慢成長,匱乏了曾經那個年代所擁有的心性以後,我開始格外懷念。

人物周刊:當時的生活留給你記憶最深的畫麵是什麽?

吳秀波:秋天來之前,夏天還沒去,天還挺暖,但楊樹已經開始嘩啦啦啦像拍手一樣的那個聲響。我的記憶可能就是那個東西。“懵懂”這個詞我覺得可以代表我青春年少的時間,沒有清晰的目的性,溫和而強大。其實目的性越強,越以為有答案,會越痛楚。

人物周刊:所以當時你對自己的未來沒有設定?

吳秀波:沒有。現在我覺得後來有一段時間可能就是對未來設定得太多了,就有對現實的不滿,恰巧是那種沒有太多設定的日子是快樂的。

人物周刊:設定太多了的階段是什麽階段?

吳秀波:三四十歲,開始覺得有能力設定未來的時候,就開始設計,包括現在。不是說我現在能看見以前的快樂,就能回到那個快樂了。

人物周刊:聽說你平常吃素?

吳秀波:我吃素吃了四年零七個月,現在不吃了。因為我發現我身體裏隻有一種東西是不可控的,就是欲望。這種不可控給我帶來一種叵測感,我由於恐懼這種叵測感,而嚐試去控製它,吃素是其中一個過程。

人物周刊:停止吃素是什麽原因呢,是覺得可以控製了嗎?還是別的?

吳秀波:初衷是為了自在,突然間當我發現它變成了另外一道枷鎖,就停止了。

(參考資料:吳秀波《上天賜予的一場戲》、《軍師聯盟》拍攝紀錄片《何以論英雄》上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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