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12月。北京肖莊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和往日一樣，我吃完午飯，回到宿舍。大師兄老林走過來，說道：你有一封信。 邊說邊把信遞給我。我接過信，端詳了一會兒。誰來的信？信封底部隻是簡單寫著：廣州市中山大學物理係李寄。中山大學？我不認識誰呀。再仔細辨認字體，也想不出來。自從10月份來到研究生院，知道我新地址的人不超過十個。瞧一眼信封，我就知道是誰來的信。這回不行了。我隻好撕開信封，直接去看結尾處。- 存安。啊！原來是他，李存安！
我趕緊把目光回到信的開頭，讀了起來：
新耀：
你好！收到這封信，你一定很詫異。分別十四年，不通音訊。十四年前，我到興縣汽車站迎送你們。看著你和我心愛的人都去北京上學，我心如刀絞。十四年間，我曆盡艱辛。今年七月，我參加高考，考上中山大學物理係。幾經輾轉，從老同學那裏打聽到你的地址，知道你考取了科學院的研究生，羨慕，祝賀。你是過來人，以後大學裏遇到問題，我當會向你請教。更希望與你見麵，回顧往事，重敘友誼。盼望你的回信。地址：廣州市中山大學十號樓101室。
祝你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存安，1978年12月2日
這封信，把我帶回到十多年前的中學時代。
二.
1961年，我考上嘉縣一中。這年一中沒有初中畢業班，所以，全班同學都來自別的中學。居於性格和愛好，高中三年，班上形成一個個“小圈子”，相當於今天的“朋友圈”。學習好的幾位男同學，自成一圈。我和存安，成了最好的朋友。因此，對他的家庭情況，相當了解。存安老家在鄰近的興縣。存安的父親從興縣調到嘉縣農業學校當教師。存安一家也遷到嘉縣，跟隨父親在嘉縣定居。存安的父親，在農業學校旁邊的小河裏遊泳，不幸溺水身亡。從此，一家陷入困境。一家四口，全靠母親一人在農業學校當臨時工所得到的微薄工資度日。不久，母親和弟弟妹妹一起被遣送回原籍，隻有存安一人繼續在嘉縣一中寄宿讀書。存安的學習成績，在學校名列前茅，這是全家最大的希望。然而，這個希望，籠罩在巨大的陰影之下。從前，存安的祖父在興縣有一些房產地產。民國時期，又在縣政府當過教育局副局長。因此，在 “土改” 中 “家庭成分” 被劃成 “官僚地主”。這個“家庭成分”，便一直登記在存安家人的檔案中。父親在世時，存安還有“父親是教師”這一層“保護罩”。現在，家庭成分“官僚地主”，便成為適用於存安的唯一“政治標簽”。
1964年高中畢業，我們商量如何填寫高考誌願表。班上有人填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存安對我說，還是填北京師範大學吧。一來師範大學的“政治審查”可能寬鬆一些，二來師範大學對所有學生提供助學金，不會增加家庭負擔。我覺得有道理，班主任鍾老師也認為有道理，也讚成。於是，存安的第一誌願，就填了北京師範大學。
高考完畢，存安回了老家興縣。一個月後，我收到第一批發放的錄取通知書，考上了北京大學。久久沒有收到存安的來信，我很失望。沒有消息就是壞消息。我終於從班主任那裏知道，第三批錄取通知書已經發放，存安沒有被錄取。我趕緊給存安寫了一封信，除安慰他之外，約定我去上大學，在坐長途汽車途徑興縣時與他在汽車站見麵。
八月下旬，一批去北京上學的同學，分坐兩輛長途汽車，清晨五點半從嘉縣出發。七點多鍾，到達興縣。我趕快下車，跑進車站。存安帶著弟弟妹妹，早就在那裏等候。我從存安的眼神中看出他的內心痛苦。安慰的話已經在信中說過了。我們心情都很沉重，此時此地，也沒有多說話，隻是互相叮囑保重。我從存安手中接過禮物，用紅紙包著的糕餅，握手告別。就在此時，我看見隨後進站的一位女同學朝我們走來。我趕緊離開。我知道，在車站停留的十五分鍾，對於他們兩人來說，更為寶貴。
三.
十四年來，我在大學讀書，經曆文化革命。畢業分配到一個偏僻的縣城教書。時來運轉，終於在1978年考取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回到北京，重新開始學習，圓了研究生夢。現在，得知老同學老朋友存安考上了中山大學，真為他高興。1980年我回闊別七年的嘉縣探親。到了廣州，立即前往中山大學。那是一天上午，我找到物理係辦公室。辦公室的人告訴我，他們正在上大課。我來到階梯教室前，正逢下課。我穿行於人流中間，認真搜索。終於看到了存安！我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他也認出我來了。啊！十六年了，終於又見麵了。
我跟著他，到食堂吃了午飯。隨後，到宿舍拿了兩張凳子，一人手裏拎著一張，來到宿舍旁一棵大樹下，坐在凳子上。存安開始講述他十四年的經曆。
四.（一）
1964年高考，存安考得很好。最後一道物理考題比較難，北京上空飛行的飛機機翼兩端間電勢差問題，他都答對了。存安覺得自己有希望被錄取。結果，別說第一誌願，連最差的大學都沒考上。那是因為他的家庭成分“官僚地主”，學校寫的鑒定又不好，沒能通過“政治審查”，掉進“不宜錄取”的深坑，連“降格錄取”的待遇都沒有。
存安成了“回鄉知識青年”。說直白一點，就是成了“青年農民”。存安所在的村子，在縣城郊區，一片平原，人多地少，農民隻有種地為生，勉強維持溫飽。存安的母親身體瘦弱，掙不了全工分。弟弟妹妹還在上學。全家連維持溫飽都成問題。存安剛從學校出來，做不好農活，也不能掙全工分，全家依然難於維持生活。
生產大隊有一個木業社，維護農具，也做些家具。經一個堂兄引薦，存安去了木業社。報酬是記全工分，加上每月五塊錢補助。這報酬，是幹苦力換來的。苦力就是“解板”和拉大板車。所謂“解板”，就是在地上立一根木頭柱子。一根粗大的原木，一頭杵在地上，半腰捆在柱子上，另一頭懸空，成傾斜狀。一人坐在地上，另一人站在高架上。兩人來回拉一個大鋸，按照原木上預先畫好的線，順著長度方向，從高處開始，把原木鋸成一塊一塊的木板。每解成一塊木板，兩人累得半死。本地平原，不出產木材。到縣城去買，要出高價。木業社隻有另想辦法，到300多裏外的山區購買原木。空車去，滿車回，六根粗大的原木裝上大板車。兩個人，來回一趟十天半月。把木材運回木業社，幾天過後才能緩過勁來。有了工分，才能分得糧食。有了那五塊錢，才能補貼家用，給弟弟妹妹交學費買書本文具。有什麽辦法呢，再苦再累也得幹！
四.（二）
1966年文化革命開始， 村裏的“四類分子”被抓去批鬥、遊村。他們的子女，也常常被拉去“陪鬥”。家庭成分不好的人，都惶惶不可終日。還好，存安在大隊木業社，隻管幹活，連家都很少回，也沒有被人注意。文革十年，總算平安無事。但是，回想起上中學時傲人的學習成績，如今青春流逝，一年又一年，存安真的於心不甘。哪又有什麽辦法呢？1976年，“紅太陽”隕落，“四人幫”垮台，人們才想起來，不能成天搞運動，開始辦點正經事。1977年10月，報紙上說，要恢複高考。於是，各個階層的人都被動員起來，要自己的子女去拚力一搏。
存安的弟弟妹妹都是高中畢業後回家務農，也是“回鄉知識青年”。文化革命中，上大學靠推薦。“官僚地主”的後代，當然沒份兒。現在機會來了，怎麽也要去試一試。妹妹已經出嫁，隻有弟弟在家。於是，存安安排時間，每天早、中、晚輔導弟弟，複習功課。弟弟有個同班同學，是生產大隊長的女兒，也來一起複習功課。都想考上大學，什麽階級成分，也就不管了。
高考一個月後公布分數。存安弟弟和大隊長女兒的考分都超過了錄取分數線。存安又當兩人的參謀，填寫誌願表。最終，存安弟弟被嘉州工學院錄取，大隊長女兒被嘉州醫學院錄取。存安一家歡天喜地，自不必說。大隊長一家，也對存安感激不盡。女兒上學時成績平平，經過存安輔導，居然考上了醫學院。因此，大隊長對這個“四類分子”子弟另眼相看。可是，存安悶悶不樂，心想：我幫他們複習功課，他們有多大點水平，我最清楚不過。憑那點知識，他們都考上了大學。可我呢？我一定要試一試！ 存安清楚，有兩大障礙橫在自己麵前。一是報名。根據教育部的規定，考生年齡可以放寬到30歲。如果按照這個規定，一些66屆高中畢業生會被排除在外。因此，省上把規定變成：凡是在1977年以前沒有參加過高考的畢業生都可以參加高考。這樣一來，存安還是會被排除在外。二是要應付考試，必需有很多時間複習功課。身在木業社幹活，很難做到。 左思右想，存安隻好去找大隊長。
大隊長一聽存安說自己也想考大學，連忙說：好呀，好呀！ 存安擺出兩個問題。大隊長聽了，嗬嗬一笑，說道：好辦！於是，存安被調到生產大隊辦的小學當“民辦教師”，教附設的初中班。對存安來說，這裏的教學任務，不過是小菜一碟。因此，存安可以邊教書，邊複習高中功課。到了高考報名時間，大隊長交給存安一張介紹信，證明存安符合報考條件。存安拿著生產大隊的介紹信，去公社換了公社的介紹信，去縣招生辦公室報了名，不久就收到縣招生辦公室寄來的準考證。
在存安腦子裏沉睡了十幾年的知識，又都複活了。經過半年的準備，1978年7月，存安去縣城參加高考。一個月後公布成績，存安為興縣第一名，嘉縣地區第二名。根據省上規定，25歲以上的“大齡考生”，一般隻能上大專，即師範專科學校，也就是將來去當中學教師。但是，按百分製計算，如果高考平均分達到80以上，則沒有這個限製，可以填報普通大學。存安的平均分為82，可以自由填報自願。於是，存安的第一誌願，填了中山大學物理係。
高考的成功，使存安異常興奮。存安按規定的時間去體檢。由於心情緊張，結果是血壓高，不合格。這可怎麽辦呢？難道一切努力，就這樣付諸東流？正在束手無策之際，縣招生辦公室寄來一個通知，要存安去地區醫院複查。有好心的人，教給存安訣竅：檢查之前靜坐二十分鍾，最好聽聽輕音樂，血壓就不會升高。又有人說，臨檢查之前，喝一大碗涼開水，升高的血壓就可以快速降低。存安有疑問：這些方法靈不靈？到時候又如何可以靜坐聽音樂？如何有一大碗涼開水喝？這些都是實際上行不通的主意。過了幾天，存安一行十來人，都是由於血壓高之類體檢沒有過關的考生，在縣招生辦公室劉主任的帶領下，坐汽車來到地區招生辦公室。辦公室張秘書偕同劉主任帶著這群考生，步行來到地區中心醫院。張秘書和劉主任去了郝院長辦公室，待了五分鍾。出來後，劉主任對在門口等候的考生說道：郝院長非常重視，要親自給大家做體檢。大家放鬆，馬上開始。 於是，考生被帶進旁邊的診室，一個接一個進去，又一個接一個出來，不到十分鍾就完事。張秘書向劉主任低聲咕嚕了幾句就走了。劉主任帶著考生，回到汽車上。汽車在路上奔馳，劉主任麵帶得意的微笑對大家說道：地區中心醫院的水平，就是比興縣醫院的水平高。今天給大家體檢的郝院長，也是興縣人。聽說是從英國回來的知名醫生。文化革命中，在省第一醫院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下放到咱地區中心醫院。現在平反了，成了院長。郝院長是研究“白大褂綜合症”的權威，把測量到的血壓按照國際公式矯正，得到真實的血壓。今天也是大家運氣好，遇上好人了。你們全部體檢合格，回去準備上大學吧！ 這群考生，自然是歡天喜地。這些考生真的相信，地區中心醫院的水平高，郝院長是權威。存安回家後，把好消息告訴堂叔。堂叔是醫生，嗬嗬一笑，說道：你們確實運氣好，遇上好人了。不就是幾個隨意寫的數字嘛。什麽國際公式，哄鬼吧！
五.
四十年前的考研，使我的命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我離開偏僻的小縣城，回到北京重新開始學習，繼而出國留學，在美國定居。四十年前的高考，也使存安的命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存安離開貧苦的農村，在高中畢業十四年之後圓了大學夢。
雖然在大學畢業後，我也為將來的前途苦惱，夢想去深造，但是，我畢竟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存安呢，還要為溫飽而勞作，為生存而努力。打個不甚恰當的比方，考取研究生，對我來說是“錦上添花”；那麽，考上大學，對存安來說是“雪中送炭”。
如果再上溯十四年，那麽，我們倆人的個人條件，幾乎一模一樣。我們的學習成績，都是名列前茅。所不同的隻是“家庭成分”。我的是“貧農”，他的是“官僚地主”。這一差別，造成截然不同的結果。我如願以償，考上了名牌大學。存安卻成了“回鄉知識青年”，注定要在貧困的農村待一輩子。為什麽會是這樣呢？根本的原因，是當政者推行的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國家發展，毀滅個人前途，於國於民都不利。但是，當政者認為對維護政權有利，強製推行。隨著閱曆的增加，我常常設身處地，認為從前那些地主，被剝奪財產，帶上帽子，喪失自由，並且禍及子孫。他們心懷怨恨，盼望變天，可以理解，值得同情。
四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研究生畢業後，我在研究所、大學、公司任職，然後退休。存安從中山大學畢業後，在深圳粵寶電子公司工作，由技術員，升任車間主任，再升任副廠長，負責管理生產，也已經退休，含飴弄孫，安享晚年。這一切，是命運的安排？也許是。但是，我相信，無論如何，在人生的關鍵轉折點，個人努力還是起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