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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自傳體小說《1989》連載(1)活成千語萬言

(2018-08-27 03:17:45) 下一個

長篇自傳體小說《1989》連載(1)活成千語萬言

語言即存在,不能被語言描述的生活即為不存在。於是,我們為了存在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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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自傳體小說《1989》連載

第一章  活成萬語千言

我 出生後九個月,我母親就調動工作去了天津。據說天津的條件不好,工廠裏沒有托兒所,於是她把我留在北京的外婆家。我外婆出生於1920年,我母親出生於 1941年,我出生於1966年。當我開始與外婆一起生活的時候,外婆比我現在還年輕。但是不知為什麽,從我有記憶以來,我眼裏的外婆就已經是一個老太太 了。

這很可能是因為外婆有一雙解放腳。“解放腳”是纏足半途而廢的結果。女子纏足據說始於北宋,大興於清代。五四以後,在外來文化的衝擊和 先進知識分子的不斷呼籲之下,纏足的風氣日漸式微,隻是要想完全廢除也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外婆四歲的時候,清朝最後一位皇帝已經退位十二年了,但外婆的父 母還是請了人給女兒纏足——這種事兒親生父母一般下不去手,隻能由專業人士來做 。纏足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把除大腳趾外的四個腳趾都掰成骨折,以強力令腳掌內彎, 然後逐漸越纏越緊,直至腳掌停止生長。纏足一開始,我外婆就晝夜慘叫,害得父母心神不定,再加上新文化運動的春風的確已經吹到了鄉下,於是,當外婆半夜偷 偷把纏好的腳打開時,父母就假裝沒看見。就這樣,外婆和許多生於1920年代的女性一樣,有了一雙“腳放腳”:比小腳大,比天足小。

到了六十年代,在北京城裏,真正的小腳已經非常罕見了。“解放腳”就是我能見到的最接近於舊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當時學到的形容詞都是一對對的:新社會對舊社會,天堂對地獄。我外婆的“解放腳”毫無疑問是落後的,壓抑的,黑暗的,醜陋的,無知的,恐怖的和邪惡的。

然 而,在進步的,解放的,光明的,文明的,和諧的與正義的新社會,我外婆必須自己解決穿鞋的問題。“解放腳”女性麵臨一個終生問題:買不到合適的鞋。當年裹 腳的時候腳弓畢竟骨折過,致使腳麵呈拱型,以致鞋的形狀很特殊。國家計委在製定生產計劃的時候,對這部分特定群體的需求總是估計不足。 隨著時間推移,“解放腳”女性越來越少,執行計劃經濟的中央政府便逐漸把這部分女性遺忘了。

從我有記憶起,外婆就一天到晚在做鞋。不光為自 己,還為方圓幾裏地內的女朋友們。她做鞋總是在床上。我們家的床上總是擺著好幾張袼褙。做袼褙就是把幾層布用漿糊粘在一起。做一張鞋底需要三層袼褙,而這 三層袼褙是用線聯結起來的,這道工序叫做納鞋底。三層袼褙很厚,普通的針根本穿不透。外婆先用錐子在鞋底上紮個眼,然後再穿針走線。我外婆做了一輩子鞋, 但也會偶爾失誤把手紮出血來,讓我感覺鞋匠是一門危險的職業。

每當外婆向我抱怨自己的婚姻,她就特別容易遭遇工傷。我外公是個會計,工作單位是鐵道部。鐵道部大概有一萬名會計,工作場景從位於北京的總部一直到最底層的工程隊。我外公就在最底層工作,他上班的地點永遠在蠻荒之地。等他們鋪好了鐵軌,那地方就開始通火車了。

每 年,他會沿著最新修好的鐵路,回到北京探親兩次。六十年代,小孩子都是整天在外麵玩兒,隻有吃飯和睡覺的時候才回家。某天我回家吃飯,發現飯桌上多了個老 頭子,我就說:“外公好”,然後就拿起筷子吃飯;過了幾天,吃飯時外公不見了,我就省略了問候,直奔主題。在我看來,一個家庭就是由一個老女人和一個小女 孩組成,這很正常。

我外婆顯然覺得這不正常。外公剛走的那兩天,往往是她頻繁遭遇工傷的日子。她會忽然沒頭沒腦地對我說:“我跟你外公感情不好,因為我是被娘家上趕著送來的。”

“您說什麽呢?外婆。”我漫不經心地問道,手上正在玩著剛從樓下花壇裏撿來的一枚生鏽的曲別針。

“唉,你什麽都不懂。啊——”外婆大叫一聲。

我一抬頭,隻見她眉頭緊皺,右手攥著左手,鮮血從她的指縫間滲透出來。

隨著我年齡漸長,我終於從外婆的隻言片語中拚湊出了一個故事。

外 婆1920年出生於河北安次縣的一個小村莊,幾歲的時候就由兩家父母作主與我外公訂了親。十歲的時候,她的生母去世,父親再娶。不久繼母就生了男孩。繼母 不喜歡家裏有人吃閑飯,於是我外婆從13歲就開始自謀生路。她做得一手好針線,可以幫大戶人家的閨女做嫁妝。那時有個傳統:女子的嫁妝必須自己親手置備, 被子啦,枕套啦,不僅要具備使用價值,還要在上麵描龍繡鳳,圖樣越繁瑣說明新娘越聰明賢惠。不過很多有錢人家的女兒要麽笨,要麽另有誌趣不愛女工。等到籌 備婚禮的時候,她們就向我外婆下訂單。

就這樣,我外婆一直和繼母相安無事,直到1937年日本人占領了中國的華北。鄉下兵荒馬亂,日本人燒殺姦淫。繼母指出:一個17歲的姑娘在鄉村生活實在太危險,隨時都有貶值的可能。外婆的父親覺得有道理,遂打算趕緊把女兒嫁掉。

外 婆的父親派媒人去跟婆家商量。媒人回來說:“小夥子早就去了北京,正在鐵路管理學校上學呢,怕是不能回來成親。”去北京上學也不通知女方家庭,這是要拋棄 糟糠之妻呀!外婆的父親決定來個突然襲擊。他雇了一輛馬車,載上我外婆就去了北京,把她丟在未婚夫門前,然後自己就回家了。

還好,未婚夫認了這樁婚姻,隻是婚後兩個人的關係並不好。他們在一起五年,生了兩個女兒。在風華正茂還有無限上升可能的年紀,我外公主動要求前往最艱苦的工程隊。

“這都是因為我是被娘家上趕著送來的。”外婆不無幽怨地說。

“上趕著送來”到底有多麽可怕呢?從我記事兒起,這個問題就縈繞在我的心頭。

1970 年代初,馬車還可以長驅直入到北京城的核心地帶。我外婆家就在月壇南街與南禮士路的交叉路口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六層灰樓。底樓有一個副食店。悶熱的夏夜 裏,我們開著窗戶睡覺,深更半夜能聽到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聲音,踏躂踏躂踏躂……聲音越來越近,車把式一聲長長的“籲——”,馬車便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 接下來便是“噗”、“噗”、“噗”,車把式將瓜扔給店員;偶爾一聲“啪”!那是瓜不慎被摔在了地上。我外婆總是一大早下樓去買半夜摔裂了的處理瓜。便宜得 就像白撿。連切都不用,順著裂縫用力一掰,瓜就分成了兩半。我們倆一人一半,拿勺子挖著吃。我一邊吃瓜一邊進行著推理:上趕著送來的就容易被摔裂,摔裂了 就得降價處理,所以上趕著送來的就等同於賤貨。

1973年,我 上了小學。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大約能認六百個左右的漢字,於是我就成了一家書店的常客。那家書店以每天兩分錢的價格出租小說。我每天讀一本,不管它有一 百頁還是兩百頁 ,因為我得省錢。書上經常出現我不認識的字,但並不影響我理解意思。外婆很節約,天黑之後不許我開燈。我每天放學回家就開始讀書,隨著天色漸暗,我會不知 不覺地移到窗口。

在黑暗最終降臨之前,我總能讀完最後一頁。

我放下書,從窗口向外望去。我能看到一座高聳的煙囪直插夜空。那是北京兒童醫院的煙囪,為醫院提供飲用水和消毒用的沸水。但你如果向我家附近的孩子們詢問那座煙囪是做什麽的,任何人都會壓低聲音告訴你:那是用來燒死孩子的。

童 年是一個黑暗的時代。小孩子喜歡用鬼故事來填補精神空白,給寡淡無味的生活加點鹽。自從我會讀書以後,我就脫離了低級趣味,不再參與幼稚的竊竊私語,不再 用高聲尖叫嚇唬自己和別人。普通的鬼故事不再能吸引我,除了那座煙囪。盡管我有超出同齡人的讀寫能力,我仍然相信那座煙囪與死孩子有關。我為它著迷,就好 像它並不是一根直直的磚砌的笨重的空心長方體,而是一根柔軟的手指,能戳進我的心髒,再把它勾出來。

 每天,當我讀完一本小說後,我就看著 遠處的煙囪。它整天往外吐煙,以至於我對不同形式的煙霧瞭如指掌,能分辨出它正在燒的是哪一種孩子。一切都有個性。煙霧如此,死孩子也如此。有時候,粗大 的白色煙柱騰空而起,那一定是個大孩子,個頭幾乎趕得上一個矮小的成年人,他/她一定死於意外事故,所以他們要激烈地抗議不公正的命運。也有時候,煙囪中 吐出的是細薄的白色輕煙,剛一出煙囪口就被風吹散了,令人毫無察覺地融入了深藍色的夜空。那一定是個脆弱的寶寶,從出生起就罹患嚴重的疾病,此刻終於獲得 了解脫與安寧。

無論是好是壞,讀書使我得以生活在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的世界,另一個是文字描述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更喜歡哪一個,老實說我也不在乎。我並不想認真區分這兩個世界。 生活在模糊的邊界上其實也很方便。

大 約在1976年,我讀到一本小說《青春之歌》。小說的主人公林道靜也是生於1920年代,也有個後媽,也受到包辦婚姻的壓力,但她進行了反抗,毅然走出了 家庭的牢籠,在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運動中找到了個人價值、同誌情誼,甚至愛情,將自我的追求與波瀾壯闊的時代融合到了一起。

我開始瞧不起外婆。下一次,當她再隨口抱怨的時候,我就說:

“瞧瞧人家林道靜,和您的出身差不多,怎麽人家的生活就能夠自己作主呢?”

我外婆說:“那是小說。”

我說:“那楊沫呢?”

“楊沫?她的生活應該和我差不多。我每天做飯,做衣服,她每天寫作。有什麽區別嗎?”

我 起初無法反駁她的觀點。但是我想了一會兒,就知道她錯在哪裏了。沒錯,林道靜的故事是楊沫編的。楊沫就是整天坐在自己的書桌旁筆耕,從外表上看就跟我外婆 整天用剪刀和針勞作一樣。但如果給我外婆足夠的墨水和紙張,她是否可以生產出同樣浪漫的小說呢?當然不能。關於她自己的生活,她隻能說出一句話:“因為我 是被娘家上趕著送來的。”所以,楊沫的生活與林道靜的生活距離無限近,而與我外婆的生活距離無限遠。從這個意義上說,楊沫就等同於林道靜。

從 時候起,我就知道小說與自傳密不可分。一方麵,一切小說都是自傳。就算那些事件不是作者親曆,隻要他/她寫下來,他/她就在心靈層麵把那種生活過了一遍, 從而使他/她與其他作者區別開來;另一方麵,一切自傳也都是小說。就算那些事件本身都是真實的,但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隻能來自於作者的建構和解讀。 所以,區分小說和自傳其實沒有意義。我更喜歡從英語借用一個詞來定義這種講述自己生活的努力:敘事(narrative)。每個人都有敘事的天分,我外婆 也不例外。“被上趕著送來”是真的,夫妻關係不好也是真的,但“夫妻關係不好是因為被娘家上趕著送來”,那就是她自己的解讀了。這就叫敘事。

我 長大後成為一個以敘事為職業的人。我喜歡在讀小說的時候揣測哪些細節來自於作者的親身經曆,哪些細節來自於道聽塗說。我自以為在這方麵具備火眼金睛,是最 高水平的狗仔。我真心佩服那些能把親身經曆與道聽塗說嫁接得天衣無縫的作者,因為這是文學才華的重要體現。加西亞⋅馬爾克斯還在世的時候,我一直想當麵向 他表達同情:我知道你深受便秘之苦,因為我至少在你的兩個人物身上——一個虛構一個非虛構——看到了這一症狀。

一 晃,又十年過去了。1986年,我正在大學讀書。某天下午,讀了莫言的《紅高梁》之後,我突然想起了我外婆。《紅高梁》的主人公也是生於1920年代,也 是被迫嫁給一個不愛的人。但她是如何反抗父權的呢? 不是跑到共產黨那裏去,而是去引誘抬花轎的男人。通過與一個偶遇的男人通奸,她成了自己身體的主人。這樣的敘事對1980年代的中國讀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 震撼,它與《青春之歌》所代表的革命敘事大相逕庭。由莫言的《紅高梁》改編的電影《紅高梁》於1988年在柏林電影節獲得了金熊獎,這也是中國文藝界一件 裏程牌似的事件。無數文藝青年忽然看到了一條打通中國經驗與世界市場的道路。原來小說也能這樣寫,電影也能這樣拍!

我家也有這樣的故事啊!烽火硝煙,國仇家恨,鄉村公路上的馬車……沒見過世麵的鄉下姑娘頭一次進城,文化衝擊……甭說了,您就擎好兒吧。

合上書,我像屁股上著了火一樣跑出學校,在小南門對麵坐上332,再在動物園倒15路,一溜小跑來到我外婆家,求她給我講故事。

“你想聽什麽?”我外婆也興奮得兩眼放光。誰不喜歡有聽眾呢?

“就講你父親雇了一輛車,送你上北京……”

她的臉一下子就拉了下來:“那有什麽好講的?要不是當年娘家上趕著把我送過來,我至於一輩子受這麽多窩囊氣嗎?”說完,她還揚起下巴,朝旁邊的屋子點了點。那時我外公已經退休回了北京,就住在隔壁那間屋子裏。

我克製住自己激動的心情,努力調動學過的采訪技巧,從細節入手提問:“走了多久?天氣怎麽樣?路況怎麽樣?”

“三天。”她毫不遲疑地回答了第一個問題。 然後,她想了幾秒鍾,用盡可能少的詞匯回答了後麵的兩個問題:“糟透了,糟透了”。

“怎麽個糟糕法?”我問。

“說這個幹嘛?你不會感興趣的。”

“我跟你打賭我感興趣!”我像一個過度興奮的孩子,把她嚇了一跳。我後悔失態,於是換了柔和甜美的腔調,繼續誘供:“誰趕車呀?我太外公親自趕車?”

我外婆搖搖頭:“不是,雇了個小夥計。”

聽見沒有?果然有個小夥計!我的眼睛都直了。“小夥計多大年紀?長的什麽樣子?怎麽雇來的?以前你們認識嗎?”我的問題一個接一個。

她陷入沉思之中。我目不轉睛盯著她,好像一眨眼就會打破我降給她的咒語。過了不知多久,她歎了口氣,搖了搖頭,說: “他呀,特別能吃。”

小 夥計的飯量讓我外婆把話匣子稍稍打開了一條縫兒,但也隻是多說了三、五句而已。很快,她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元敘事”上去:當時兵荒馬亂,路上怕土匪搶 劫,值錢的東西一律不敢帶,繼母隻給了一枚金戒指。他們帶了一籃子饅頭,以為夠吃了,結果小夥計第一天就把一籃子饅頭全吃了。第二天沒有吃的,小夥計拒絕 往前走。她隻好把自己的金戒指賣了。就這樣到了北京,除了身上穿的,連一根多餘的線頭都沒有。這麽身無分文地被娘家上趕著送了來,婆家人怎麽能瞧得起?

我外婆堅持自己的敘事,拒絕被敘事。眼瞅著無法跟莫言比肩了,我有點兒氣急敗壞:“您說來說去,老是這一套。難道您嫁給我外公就一點兒好處都沒有嗎?”

她再次陷入沉思,隨後抿嘴兒一笑,居然流露出了幾分得意:“你別說,還真有。”

我的情緒再次高漲起來。

事 情是這樣的:我外婆的父親有幾畝地,還在1949年以前當過保長——中國鄉村最低一級的官僚。1949年共產黨中國成立之後,有四種人因為1949年之前 做過的事情受到懲罰: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我外婆的父親擁有過土地,至少是地主,很有可能還是反革命和壞分子。

目前中國的戶口製度 是在1949年之後逐漸建立起來的。在城市裏,有工作的人由工作單位管理;沒有工作的人由街道辦事處管理。外婆是個家庭婦女,屬街道辦事處管轄。新中國成 立後,街道辦事處開始對轄區內的每個人進行排查:你從哪裏來?你的父母是什麽人?你是不是反革命、壞分子?

我外婆對調查人員說:“我出生在河北省安次縣的一個小村莊,我的父親是地主,但我在十七歲那年就離開了反動的剝削家庭。我走的時候沒有拿他的一粒米,就這樣一無所有被丟到了婆家的門前。我成年後沒有吃過我父親的一粒米。”

調查人員找到了我外婆出生的村莊。村裏的鄰居們都表示:“是有這麽個女孩兒,她的後媽對她很刻薄,不肯給她辦嫁妝。大概是在日本人占領那年把她打發走了。這倒是一個好借口。嗬嗬。嫁到了哪裏?這我可不知道。”

我外婆於是就被劃為了群眾。不過這並非一錘定音的結論。從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樣的調查反覆進行了多次。每隔幾年,中國就要搞一次新的政治運動。每一次政治運動過後,街道辦事處都要換一批新的官員。每一批新的官員都要重新進行一次內查外調。

每一次,我外婆都用同一句話來對付:“我成年後沒有吃過我父親的一粒米。”

這句話和“我是被娘家上趕著送來的”其實是一個意思,隻是強調了同一件事實的另一麵。這樁不合意的婚姻在某種程度上挽救了我外婆。如果她十八歲以後還繼續生活在父親的屋簷下,那她肯定無法把自己摘得這麽幹淨。

“就這麽一句話,保了我三十年平安。”外婆得意地總結道。

聽她這麽說,我還真想起來一件事。我腦子裏其實存儲著一些碎片,場景啦,人物啦,對話啦,隻是我一直缺乏把碎片串聯起來的線索。1986年的那個傍晚,從窗戶漫射進來的夕陽滋潤了外婆臉上的每一道皺折。我腦子裏的碎片突然自動排起了隊。

那 是1972年冬天,又有兩個街道辦事處的人來到我家。他們身上穿著千篇一律的製服,但長著兩張陌生人的臉,顯然是剛剛調到這裏的。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麽, 但我能感覺到外婆有些心神不定,緊張的程度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次“運動”。客人走後,她連午飯都沒心張羅,坐在那裏一味發呆。我餓極了,就從櫃子裏偷偷拿 餅幹吃。我外婆是個明察秋毫的人,平日裏我隻要朝櫃子的方向挪動一厘米,她犀利的眼神就會箭一樣地射過來。但那天,她完全把餅幹置之度外了。

不知吃了多少塊,外婆忽然喊我。我以為終於要挨打了,卻原來她隻是叫我出去發封信。我外婆文化不高,但也受過基本的教育,能進行簡單的讀寫。我雖然還沒上小學,但也無師自通地認識幾個簡單的字,比如這信封上的“天”字。我爸我媽住在天津,這封信八成是給我爸媽的。

我 猜對了。過了兩天,我父母就來了。他們三個人在一起神情嚴肅地說悄悄話,外婆又把餅幹置之度外了。我一邊大快朵頤,一邊留心觀察著他們。我記得父親一邊解 釋一邊寫,足足寫滿了幾大張信紙。天色將晚,父親把筆收起來,插回到自己的上衣兜裏。我趕緊抹抹嘴,再把身上的餅幹渣子抖到地上。

父母走後,我外婆拿著父親手寫的幾張紙想了許久,最終還是把它們撕碎了,扔到了廢紙簍裏。

第 二天一早,外婆說要去街道辦事處。她還告訴我11點就回來,這很不尋常,因為她從來沒有教過我如何認鍾表。我家有一個老式機械圓盤鍾,每天需要上弦,夜深 人靜時能聽到表針滴滴答答地走動。她走後,我就開始盯著那隻鍾看。圓周上沒有數字,隻有十二個刻度。我想起外婆經常說“幾點幾點”,最大的數字就是“十 二”,我於是無師自通地明白了那些刻度代表什麽。 我用手指頭點著刻度,找到外婆應該回來的時間,然後我就盯著表盤,看秒針一圈一圈地轉。原來這就叫做“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外婆果然在 11點前回來了。她心頭的陰雲一掃而空,臉上一片雨過天晴。她迅速回歸自我,重振家務。第一步是盤點:鹽還剩多少,糖還剩多少,餅幹還剩多少……我的報應 終於來了。外婆拿起一隻納好的鞋底狠狠地抽打我的屁股,我大聲呼救,同時心裏盤算著最壞的可能。不管怎麽說現在也是新社會了,莫非她還能給我裹小腳不成? 我又哭又喊兼胡思亂想,直到外婆住了手,喘著氣說:“起來,洗把臉,吃飯。”

這就是我記憶中1972年那次審查,那也是我記憶中的最後一次 審查。我唯一不理解的細節就是外婆為什麽要撕掉我父親給她寫的資料,於是正好趁這個機會核實:“您就說那麽一句話就管用?我可記得1972年那次,我爸替 您寫的交代材料有這麽厚一疊呢!”外婆輕蔑地搖搖頭,撇撇嘴:“我說句實話,你別不愛聽:你們這些大學生,有時候真沒用。你爸寫的那幾張紙我後來都撕了, 根本沒往上交。囉哩囉嗦,毫無重點。誰有耐心仔細看?你別看我沒受過教育,我就咬死了這一條:18歲以後沒吃過我父親的一粒米。這是事實,誰也不能把我怎 麽著。”

我外婆是1997年去世的。她去世後,我有一次和父親閑聊,提到了1972年的那次審查。我父親得意地說:“那次如果不是我,她怎麽可能通過審查?光憑她自己說‘沒吃過父親的一粒米’就能管用,她幹嘛還要把我們找去?”

對呀。我想起了我幫外婆寄出的那封信。

完 整的事實其實是這樣的:這一輪的審查與尼克鬆訪華有關。我外婆家在尼克鬆北京之行的可能路線上,於是這條路線上的居民都得重新進行政審。再加上不久之前林 彪外逃導致了洗牌,外婆家所在的街道居委會又換了一岔領導。甄別到我外婆頭上的時候,新一屆領導忽然發現:我外婆聲稱自己出生的村莊,在地圖上根本找不 到。外婆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於是陷入驚慌失措。自從1949年以來,她還是頭一次遇到這種困境:自己出生的村莊不見了。她向我父母求救。作為一個大學畢 業生,我父親略微思考了一下,便提出了一個假設:有可能由於行政區劃調整,我外婆的出生地被劃到了另外一個縣。外婆把我父親寫的交代材料撕掉後,第二天就 到街道辦事處去,提醒他們在周圍其它幾個縣裏找一找自己出生的那個村莊,結果還真找到了。

至此,我對這樁公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斷:我父親執筆寫作的冗長交代盡管不如外婆的敘事簡明有力,但他解決的技術問題也是舉足輕重的。我外婆不應該從自己的勝利故事中將女婿一筆勾銷。

通 過與父親的談話,我才得知那次審查與尼克鬆訪華有關。於是,又一條支線被包含進了總敘事。對於尼克鬆訪華前的種種準備,我有著清晰的記憶,隻是一直沒能和 那次審查聯係起來。當時我還沒有上小學,不過街道辦事處把學齡前兒童也召集到一起培訓,故而我也有份參與盛事。我們接受培訓的主要內容,就是在外賓麵前如 何表現。我們要表現得熱情有禮,因為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但在內心深處我們要明白:站在我們對麵的是美帝國主義者,也就是我們的敵人,所以我們要外熱 內冷,提高警惕,決不能將任何秘密泄露給他們。

我從小就是個話多問題多的人,聽了一會兒街道辦負責人的講話,我開始有了疑問:“劉主任,您說要來訪問的美國總統叫尼克鬆?為什麽我記得他叫杜魯門呢?我們跳橡皮筋的時候總是這樣唱的: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

專吃杜魯門”

劉主任說:“杜魯門是抗美援朝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鬆是現在的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居然還幾年一換,這倒是挺新鮮的。完全不像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看來我得把美國總統的名字多背幾遍。千萬不要說錯了。

我 外婆樓下有個警察崗樓。下半截是水泥的,上半截是玻璃的。那個崗樓常年空置,我們經常圍著崗樓捉迷藏。七十年代,北京街頭已經有了紅綠燈,但是機動車非常 稀少。有時綠燈亮了很久,也不見一輛車過來。突然又切換成紅燈,便給人一種無的放矢瞎忙活的感覺。尼克鬆即將訪問的前幾天,崗樓裏突然進駐了一個警察。路 口中央豎起了一個圓形的水泥墩子,那上麵也站著一個警察。這可是一件新鮮事兒,我們蜂擁到馬路上去圍觀。那兩個警察好像木頭人,一個坐著,一個站著,都是 一動不動,仿佛連眼睛都不眨。

正日子越來越近,空氣中都能聞出緊張的味道。突然間,街道辦事處換家換戶傳達最新指示:所有人都必須呆在家裏,不得外出。

我 頓時就有被人涮了一道的感覺。尼克鬆的名字我也記住了,內冷外熱的微笑也練得差不多了,所有的問答題全都背得滾瓜爛熟,結果卻不許我出頭露麵。一天夜裏, 我們又聽到了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聲音,踏躂踏躂踏躂……聲音越來越近,車把式一聲長長的“籲——”,馬車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來便是“東”、“東”、 “東”,似乎是車把式正在卸木頭箱子。偶爾一聲“啪”!不是瓷罐子還是玻璃瓶子摔碎了。我外婆輕輕翻了個身。我能想象她此時的內心。樓下副食店不知進了什 麽好東西,可是她不能下樓,不能去買便宜貨。多麽煎熬!

尼克鬆正式到訪的當天,街道辦工作人員大清早再次挨家通知:不僅不能外出,甚至不能趴在窗戶上往外看。隻要有人露頭,狙擊手可以隨時射擊,一槍斃命。我們全都嚇壞了,唯唯諾諾地表示絕對不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我 和我外婆各自占據房間裏遠離窗戶的兩個角落。外婆和以往一樣從事製鞋業務,隻是不再坐在床上,而是坐在一個小板凳上,袼褙和工具都鋪在地上。我無所事事, 隻能透過窗戶望著北京冬天的天空。在這副蒼白荒涼的畫麵上,偶爾一柱白煙升起,隨後煙霧擴散,直至與天空融為一體。然後又是一柱新的白煙,周而複始。老式 圓盤鬧鍾發出“嘀嗒嘀嗒”的聲音,聽起來比平日更親切,更可靠。

外婆時不時看我一眼,她以為我是因為不能出去玩兒而不開心。“很快就結束 了。”她安慰我。她的聲音在我聽來十分空洞。我不開心,不僅僅是因為不能出去玩兒,而是因為熱情受到冷遇,努力遭到浪費。我想到那幾個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 員,他們說話出爾反爾,完全不值得尊重。我決心從此後再也不管他們叫“叔叔阿姨”,因為他們愚弄了我。

他們一直在愚弄我,不止在這一件事 上。很多事情都不對頭,很多說法都自相矛盾。如果美國人是我們的敵人,為什麽我們還要用微笑來迎接他們,即使是經過精心排練的假笑?如果我們的生活快樂而 富有,為什麽我們還要把商店擺滿商品,卻又不允許任何人前去購買?現在想來,那一時刻就是我的天真開始喪失的起點。我頭腦中非黑即白的概念被打破了。事情 不再是清楚明白的一分為二:落後與進步,壓迫與解放,黑暗與光明,醜惡與美麗。 有些事不太對,有些人在撒謊。

而我如何找出真相?如何去了解自己以外的世界?從北京兒童醫院的煙囪中不斷吐出變幻莫測的煙霧,將天空裝點得千姿百態,成為我眼前唯一的風景。我緊盯著它,試圖在心中將天空還原成灰禿禿的樣子。

又過了很多年,在看一部紀錄片的時候,我偶然發現在尼克鬆訪華期間,第一夫人帕特·尼克鬆曾經參觀過北京兒童醫院。原來,1972年2月25日的下午,我的客人或者敵人,的確曾經離我隻有數十米之遙。隻是我對此完全無知無覺,因為我被囚禁在孤獨的牢籠中。

我記得外婆時不時地看我一眼,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話安慰我:“人要懂得知足。我們能呆在自己家裏,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您在說什麽?外婆。“

“啊——”她大叫一聲,右手攥住左手,鮮血從指縫間滲透出來。

我不敢再問。

時 至今日,我總算明白了外婆的意思。因為我們通過了審查,得以留在自己家中。雖然不能上街,不能趴在窗戶上往外看,不能下樓去買便宜貨,但比起被趕到郊區 去,已經算是不幸中的萬幸。天寒地凍的日子裏搬家可不是好玩兒的。多虧了外婆簡明扼要的敘事,我們才避免了流離失所。外婆怎麽能不為自己的敘事能力而自 豪?

現在回想起來,外婆是我的第一個敘事教練,她讓我懂得了敘 事的精髓:將兩件發生過的也許毫不相幹的事情聯係在一起,賦予它們意義。這是她給我的正麵的教誨。她同時也是我的反麵教材,因為她對於自己一生的敘事隻有 兩句話,這兩句話其實還是同一個意思。我為她感到難過。這就是典型的空虛的一生。我發誓要過上比她更加豐滿的生活,我發誓要活成萬語千言。

 

 
3722 發表評論於
喜歡讀你的故事
雲水三千 發表評論於
平實又有趣味
柳溪郎 發表評論於
博主是敘事能手,將故事寫得很精彩,且知識麵很廣,佩服。我奶奶也是生於1920年,也有一雙解放腳,但我以前總以為是地處偏避,婦女解放滯後之故。
安納 發表評論於
回複 'applebee3' 的評論 : 謝謝!
applebee3 發表評論於
很精彩,請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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