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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天琴:侯德健- -夢裏已知身是客

(2018-05-06 01:29:30) 下一個

季天琴:侯德健- -夢裏已知身是客

英雄需要舞台。侯德健最近一次公開演出,還是2011年,在9萬人的鳥巢國家體育館舉行的“滾石30周年”演唱會。歌手李建複介紹侯德健出場時,唱了兩句《歸去來兮》。這是侯21歲時創作的歌曲。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是多少年來的徘徊/啊究竟蒼白了多少年/是多少年來的等待/啊究竟顫抖了多少年……

對於徘徊、等待和命運,年近六旬的侯德健有著深刻的理解。鳥巢演出,距離他前次在大陸的公演,已有22年。那是一個更大的舞台,侯德健在手電筒的燈光下彈唱:今天我們多漂亮/一切都可以改變/一切都不會太遠。

這在當時顯然是過分樂觀的預言,什麽都沒有改變,除了歌手自己的命運。時代的聚光燈熄滅,這位上世紀80年代國王般的人物走入了人生的困局。1990年他坐著一條漁船回到台灣,兩年後避走新西蘭,歸來時帶著易經大師的身份。

曾經到哪都熱熱鬧鬧的人物,已經不適應舞台和人群,因為恐慌症。侯德健坦言,在鳥巢那麽大的場合並不舒服,心跳極快,血壓極高,腸胃攪動得就像洗衣機一樣。“所以我要拉著李建複。他知道我的問題,站得很近,偶然我頭暈了,可以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他說。

“想當年年輕帥氣的排長/不正是今天你自己老張。”侯德健在歌詞中預寫了自己的結局。在北京三元橋附近的公寓裏,談論任何話題時,他都表現得平和舒緩。今年58歲的侯德健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曾經瘦瘦的“尖嘴猴腮兒”,現今小肚子若隱若現。

更深刻的改變在於氣質和心性。他的朋友、藝術評論家鮑昆說起侯德健時既惋惜又難過:他變得一點銳氣都沒有了。

在鮑昆看來,侯德健的歌聲跟上一代每個人的靈魂成長都有關係。“老一輩的人看到他,可以給他磕頭。這種人還都不傻,有文化有情懷的都認他。多少人都跟我說,他們請客,能不能見一見侯大師。但是現在他的情感沒有了,他原來歌曲中深沉的東西都沒有了。”

侯德健早期的歌詞裏充滿了社會關懷,全是曆史、國族、社會、家園這樣的宏大主題。侯的另一個朋友、香港樂評人劉卓輝對《博客天下》表示,侯德健看起來是變得圓滑了,這跟他的年齡、遭遇都有關,他隻是換一種更安全的方式來包裝和表現自己,“一個人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三十年風水輪流轉”

侯德健習慣站在中國大曆史的高度來考慮問題。當被問及重新站上舞台與以前的心情是否有所不同,他並未直接回答,而是把鏡頭往前推到了元朝和明朝,認為那是中國人的價值和尊嚴最為墮落的時期。緩緩敘述了約10分鍾,進入中國近代史的侯德健從沙發上起身,踱到客廳的白板前,提筆開始畫圖。圖表名為“三十年風水輪流轉”。

hou1侯德健用一幅“三十年風水輪流轉”來為個人和家族的命運提供注解。攝影/李英武

他畫了一條橫線,以此作為區分國家和時代的坐標線。線的上麵叫秩序,下麵被他定義為創意(非秩序)。這兩個詞意思相反,無謂好壞,隻是用來表示狀態。他又按照曆史的進程在上麵標出了4個時間點:1919、1949、1979和2009。1919年,民間的聲音第一次成為主流;1949年中共建政,秩序占據主導。依次循環往複。

這張圖表,也是他為個人和家族命運提供的注解。1990年前後,他登上最大的舞台後又返回台灣,時間點正好處在1979年至2009年這個周期,他把這個周期的前15年定義為“非秩序主導下向秩序走”,後15年則是“秩序主導下往非秩序走”。他的中心意思是,時代自有其規律和大勢,個人命運不可避免地會打上時代烙印。

他曾跨過大江大海。台灣作家孫瑋芒認為,侯德健的生平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說,“1949年後也隻有他這麽一個人,穿梭在兩岸,興風作浪,而且在兩岸都有影響,還總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處。”

孫瑋芒是侯德健大學時期的摯友。從校園民歌時代的崛起到創作《龍的傳人》走紅,從“戒嚴”時期“叛逃”大陸到以戲劇性的方式返回台灣,孫瑋芒親眼目睹侯德健跨越整個80年代,超越金錢和政權的障礙,創作了他個人的行為藝術。

“他一生反映了兩岸關係的很多麵相。後來他又研究易經,搞了《白蛇傳》的項目,‘唱紅打黑’時還去過重慶。西方人有種小說叫流浪漢小說,小說結構是鬆散的,主人公到各地流浪串聯,體驗各地的風土人情。侯德健就是他自己流浪漢小說的主角。”孫瑋芒告訴《博客天下》。

鄉愁

2006年,侯德健在香港等簽證,等了40天。有天他正在吃飯,有人通知他可以去取簽證了。“那感覺真棒!”侯德健說,“‘咚’一首歌就撞上來了,旋律跟歌詞一起來。”不到十分鍾,他在一張餐巾紙上把這首歌記了下來,歌名叫做《轉眼一瞬間》:

轉眼一瞬間,不知多少年/多少悲歡離合,假裝沒看見/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多少喜怒哀樂,突然湧心田/你問我想不想,重新再來一遍/我隻有望著藍天,在白雲間尋找你的臉

16年來,侯德健首次重返大陸。這也是他16年來的第一首歌。朋友們在這首歌裏輕易就能摸到他的感情濃度。鮑昆對《博客天下》回憶,2005年他從朋友安哥處獲得了侯德健在台灣的聯係方式,大年初二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撥了過去。聊聊數語後,侯德健告訴他:“我想回大陸。”

那幾年他在台灣並未置業,一副隨時都想走的樣子,身懷再次回到大陸的願景。他也從來沒有敞開心扉,對外談論歸途上的種種迂回。侯的太太孫彥梅曾跟鮑昆透露,有次她在國內機場等了丈夫8個小時,但他最終還是沒有出現。故事聽起來心酸慘烈。

“就聊些不痛不癢的吧”,侯德健說,“把痛的癢的放在心裏好了。”

年輕時他自詡“禍頭子”,這是句北京土話,通常用來詛咒那些最調皮搗蛋、最無法無天的人。那時他寫起歌來也特別牛:給我一口氣,我拚命往前走/給我一條大路,我不回頭。

現在他身上找不到一點憤怒青年的氣息,“不背著手撒尿了,都服了”。談到某些話題時,他會以天氣不適為由,予以婉拒。現在的他,分寸感和距離感把握得極好。他說自己總算明白了一點,那就是“作為客人應有的禮儀”。

他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永遠的客人:作為一個祖籍四川的人,出生在台灣,他是客人;回到大陸成為台灣同胞,還是客人;後來移民到新西蘭,更是客人;現在回來,又變成了華僑。

1956年,侯德健出生在台灣高雄的岡山致遠村,那是個不到兩百戶人家的空軍小眷村。他的父親侯國邦祖籍四川巫山(現為重慶),是黃埔軍校21期畢業生,脾氣暴躁又膽小怕事,是國民黨空軍機械學校的英文教師。侯德健的外祖父羅秉謙是湖南衡陽人,在武漢上學時被英國人選中去印度學飛行,回國後參與組建空軍。1949年,侯國邦和羅秉謙跟著潰敗的國民黨政權,渡海遷台。

在侯德健“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的圖表上,1949年是把曆史和人的命運分開的坐標點。侯德健深知那些大陸老兵在台灣的宿命和無奈。“我爺爺給我爸爸寫了一封信,我爸爸帶到了台灣。”他現場對我們背誦了其中的精彩段落:“吾自幼讀曆史,不見姓侯者史上作為,得一異人相授,葬南山,不惜滅九族以期發三房。”

侯國邦是家中老三。1988年,離家40年的侯國邦回大陸省親,安哥作為侯德健的朋友全程陪同。那次侯國邦跟小輩們嘮叨,信上的預言都驗證了。侯國邦的二哥是兄弟當中最聰明的人物,曾是諜報頭子戴笠的手下,考慮到要就近照顧母親,便回巫山老家當了個“司令”,打死了不少共產黨人,最終自己也被人打死,還連累了父親和大哥。

現在侯德健背誦家譜,依然滾瓜爛熟。侯國邦自小就在他身上灌輸慎終追遠、世代傳承的家族觀,“背不出來是要挨板子的”。祭祖是最莊重嚴肅的時刻,21歲時,侯德健據此寫出了《那一盆火》:

曾經是爺爺點著的火,曾經是爹爹交給了我/分不清究竟為什麽,愛上這熊熊的一盆火/別問我唱的什麽調,其實你心裏全知道/敲敲胸中鏽了的弦, 輕輕地唱你的相思調

在大學好友孫瑋芒看來,侯德健早期的作品,包括那首改變他命運的《龍的傳人》,主題都是鄉愁。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這是台灣自1971年被趕出聯合國以來,“外交挫敗”上的最後一擊。正在台灣政治大學就讀的侯德健,當天寫下了《龍的傳人》:雖不曾看見長江美, 夢裏常神遊長江水/雖不曾聽見黃河壯, 澎湃洶湧在夢裏。

孫瑋芒說,這是一個眷村子弟對故土中國的刻骨深情,呼應的是餘光中的《鄉愁四韻》。侯德健也曾表示,當寫下《那一盆火》和《龍的傳人》時,他後來回到大陸便是理所當然之事。

民歌

如今在海峽兩岸,侯德健都是被遺忘的人物。他深知這一現實。他回憶起自己在“鳥巢”出現時,全場安靜,“整個鳥巢上麵都是一個大問號”,然後50後告訴60後,60後告訴70後,70後告訴80後,過了10秒,鳥巢才轟動起來。

對於如何保持公眾記憶,老友鮑昆和侯本人有不同的看法。鮑昆認為,繼續寫歌才是侯德健的安身立命之本,“他的歌裏有很強的哲學意識,歌裏有對人生無奈的感歎,是洞穿人生世事的感覺”。

但是年齡、際遇已非侯德健能左右。近年來,他為某個服裝企業做過一首《敢夢敢想,敢做敢當》的企業歌,類似的還有個照明公司。

鮑昆說,這完全不該是侯德健的事,他應該是老練的、曆經滄桑的深沉歌手,寫出的歌應該都像《轉眼一瞬間》那麽深刻。“你要真是大知識分子,本身就是有擔當的人,你知道太多東西了,就該把這些東西表達出來,但感覺他好像沒那個心情了。”

侯德健則表示,年輕人寫詩,中年人寫散文,老年人寫小說,他已經過了寫歌的心境。鮑昆對這個答案並不滿意,“他什麽都不寫”。

侯曾是台灣民歌時代才情俱佳的幹才。校園民歌誕生於上世紀70年代台灣各大學校園,清新質樸,接近生活。當時蔣經國正在推行“十大建設”,國家機器也改走懷柔路線,台灣的經濟、文化日漸豐富。1975年,21歲的侯德健寫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捉泥鰍》,動機是為了泡妞。

那是他的一個同班女同學,發長膚白,嘴巴很大,看起來很“騷”,特別勾人。侯德健追不上人家,隻能造人家謠,說那麽大嘴巴親一次親不完,跟吹口琴一樣。

現在已經上了年紀的侯德健談起青春往事,還回味無窮:“她是第一個肯定我的人,認為寫得比別人好,後來嫁給了學長,也不虧。”

他最放鬆的時候,是說起童年往事。留聲機裏的音樂他聽一遍就能記住,還在學校裏組織了個小軍樂隊。縣長的媽媽過世,小軍樂隊去送葬,從頭到尾隻會吹3首曲子。班上個子最小的男孩背著鼓,被後麵打鼓的一路敲暈。

侯德健從沙發上站起來,比劃小男孩走路東倒西歪的樣子,在回憶裏開懷大笑,“哎喲,小時候太好玩了!”

在政大,侯德健原本就讀於會計係,3個助教圍著他,教他學借貸平衡,但他“借貸怎麽也平衡不了”,隻能轉到中文係。自《捉泥鰍》發表,侯德健便開始走紅,1976年加入新格唱片。孫瑋芒對《博客天下》回憶,侯當時父母離異,家境清寒,在台北靠打工自謀出路,人又窮又豪放,很有自信。在孫看來,侯德健接受能力很強,從柏拉圖的《共和國》到納博科夫《洛麗塔》,觸角廣泛。當時民歌還比較淺白,但侯的歌詞裏有詩歌的意象。

“他有女人緣,也有老人緣。”孫說。校園裏的女粉絲圍著侯德健團團轉。孫、侯經常相攜去台北廈門街看望餘光中,餘光中引用杜甫寫李白的詩句贈侯德健――世人皆曰殺,吾意獨憐才。侯德健則表示,他去看望餘光中,一是因為他們家有3個女兒,二則他們家進口餅幹很好吃。

他刻意用一種遊戲感,來掩蓋早期自己理想主義文青的色彩。1980年代,大陸一位文化評論家批評他背負著傳統知識分子的包袱,怎麽能搞得好最輕鬆的流行音樂。他欣然領受。即便在《龍的傳人》裏,他也表達了對中華文化的無力感: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裏/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四麵楚歌是奴才的劍

台美斷交之際,《龍的傳人》歌詞見諸《聯合報》報端,索取歌譜的信函足以埋了侯德健,正在服兵役的孫瑋芒利用休假時間幫他抄寫歌譜,送交快速印刷,寄發熱情的讀者。孫瑋芒參加過在政大舉行的民歌演唱會,演唱會結束時,全場自發合唱《龍的傳人》。“場麵真的很感人。”孫說。

這首歌由歌手李建複在1980年錄成唱片。新格唱片用激昂的管弦樂隊把《龍的傳人》烘托成了進行曲。這並非侯德健的本意。這首民謠原本哀怨而壓抑,當時台灣島內一片被美國拋棄的棄婦心態,侯德健想表達的主題是“中國人太不爭氣了”。

新格是台灣最早將民歌商業化運作的公司,製作部主任姚厚笙是侯德健的師傅。新格1977年在台北推出金韻獎民歌大賽,吸收了更多校園歌手參與原創流行音樂的改造。侯德健共擔任了4屆金韻獎評委。第二屆的冠軍是台大人類學係的學生齊豫。李宗盛也是金韻獎的參賽者。

1983年,歌手鄭怡正要出版第一張個人專輯,製作人侯德健出走大陸,李宗盛臨危受命,接替製作了生平第一張唱片《小雨來得正是時候》。在《康熙來了》的節目上,李宗盛用誇張的語氣談起侯德健當時的江湖地位:“哇,小侯,不得了啊!”

出走

1982年,侯德健奉子成婚,太太是台灣拆船大王的千金。一年後,他離妻別子,跑到大陸。他和兒子的生疏關係由此注定。這是他唯一的孩子。如今,年近六旬的侯德健對這段關係越來越感遺憾。他聽說兒子很內向。他坦言,自己對大舅哥和弟弟們的孩子都很好,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實現情感補償。

孫瑋芒認為,這說明侯德健也“開始蒼老”。1990年,侯德健返回台灣,孫問他“小小侯”怎麽樣了時,侯當時還滿不在乎。這種滿不在乎也許隻是一種表象,在回到大陸後創作的一首名為《出走》的歌裏,侯德健表現得並非那麽沒心沒肺:

家裏有個她坐在榕樹下/有誰告訴她我不回家/實在太遠,想不起我的家/就是太遠,到半夜更想她

那時他還處於“給我一個理想我猛追求”的狀態,尋求的感情也隻是“給我一點安慰,不必太溫柔”。家庭這個頭箍對他而言顯得太緊了。

孫瑋芒大學結識侯德健時,他已有“猴子”的稱號。侯德健說自己年輕時充滿了好奇、挑戰、冒險的雄性荷爾蒙,天不怕地不怕,當時在台灣屬於向不合理製度衝撞的那批人。侯德健把這種模糊的自恃和獨立,歸功於外公羅秉謙的教育。羅深受1919年五四運動的影響,撤退台灣時帶上了《魯迅全集》。這在台灣被列為禁書。早年,侯還把主辦《文星》雜誌的李敖視為偶像。

《龍的傳人》風行後,“馴猴人”循聲而至。1980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在成功嶺大專集訓演講中以這首歌為主題,在歌詞裏添加了“莊敬自強”等文宣口號,並向唱片公司傳達了修改的意圖。侯德健表示無法接受。3年後,蔣經國的秘書、國民黨文工會主任周應龍又請侯去寫《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歌》。侯德健稱,這是他跑回大陸的直接導火索。

更深層的原因來自於他對台灣的憤怒。《龍的傳人》中蘊藏的民族主義和圖騰標簽,讓這首歌跨越兩岸,在整個華人世界傳唱不墜。1980年,侯德健作為公眾人物,到泰柬邊境的難民營做文宣和籌款,見到華僑難民的淒慘處境。當年他向台北提交了一個600人的華僑難民名單,台灣隻同意接收6個。

在難民營裏,他開始醞釀自己的新作品,這就是《龍的傳人續篇》。內地樂評人李皖認為,這是一首壯美無比的歌,兩支蘆笙交織出憂患的、悲涼的沉思,沉思的人被籠罩在巨大的命運之下:

嘿唉!昨天的風吹不動今天的樹/嘿唉!今天的樹曬不到明天的陽光/光陰總是拚命向前/誰也不能讓青春轉回頭/你也不能,我也不能/哭也不能,笑也不能

侯德健表示,這首歌,包括其它眾多歌曲在內,都是各種無力感的綜合。他看到父輩那代人就像螞蟻一樣,在命運麵前無能無力。他希望挑戰體製,希望體製能做出一些改變,但絲毫沒有效果。當時台灣的方向被馬屁官和貪汙犯所主導,他對此無能無力。

孫瑋芒則認為,侯德健之所以跑回大陸,除了台灣的創作環境苦悶外,也是為了追求創作空間和創作題材的突破,“對當時的台灣而言,大陸是最大的禁忌,這對喜歡以身犯險的猴子是最大的誘惑”。

新生代

從1983年6月背著吉他回到大陸,到1990年6月離開,侯德健在大陸整整待了7年。他親曆了激情裹挾的歲月,也目睹了80年代的閉幕式。在侯德健的“風水輪流轉”圖表上,這個周期的起點要往前再推4年,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的時間開始了。

諸多音樂人的回憶裏都提到侯德健對於大陸流行音樂的開蒙作用。他帶來了先進的編曲和製作理念、清新的非學院化的嗓音,以及充滿人文關懷的歌詞。

“侯德建非常輕鬆的、沒帶任何偏見的走進這片沒見過世麵但又有一堆偏見的國土”劉索拉告訴《博客天下》。侯的性格在劉索拉看來很像西方人,喜歡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從他的經驗中獲益,而不是國內那種好獨占山頭的風氣。

劉索拉尤其喜歡由蘇芮演唱的、侯德建的作品《酒幹倘賣無》。這也是侯德健1983年“叛逃”大陸前的作品。“幾句話,幾句旋律,從過去到現在,懷舊中的大悲涼,而不是小橋流水細雨綿綿的小傷感。”劉稱。

侯德健還帶來了搖滾樂的音樂火種。劉索拉認為,搖滾是歌詞、音樂、節奏、唱法及氣質的總和,在當時剛開放出來的大陸,能把這些做全的人不多,而《酒幹倘賣無》就是血氣方剛的搖滾。

鮑坤則把當時的侯德健比作“上帝派來的天使”。他極其聰明,英語極好,而且精通哲學,音樂天賦深刻影響了當時大陸的年輕一代音樂人。鮑昆說了幾個曾經影響極大的名字,都是侯德健發現、提攜過的人才。

劉索拉眼中的侯德健喜歡遊逛,在一個地方呆不住,看起來不安份,表麵化,不功利也不會算錢,什麽都不圖,就是一個浪跡天涯的習性。

1984年,侯德健在大陸出版第一張專輯《新鞋子舊鞋子》,鮑昆應邀去幫他拍攝封麵照片。那次他們驅車去十三陵,去天壇,最後在天壇公園內,在堆放地鐵土方的小山上完成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侯德健長發、牛仔褲,腳邊放著吉他和幾個行李包,後麵是勤政殿和遠處的北京城,一副漂泊者的姿態。

那天出發時,侯德健特意拿出幾個包,說想用它們當道具。鮑昆當時略覺這個做作,但客隨主便,拍就是了。直到侯德健後來返台,又漂泊澳洲,鮑昆才悟到了其中的深意,“看來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數”。

當時的侯德健就是鮑昆眼裏的新生代。《給新生代》也是侯德健的一個歌名,他把這些新生代喻為火種:

你是南下求火的燈/我是北上點燈的火/點著燈火想看什麽/看看怎樣才能夠更有希望

侯德健認為,穿牛仔褲、留長頭發、唱唱歌也是啟蒙,歌裏麵的訊息,可以擋不住地傳出去,“當所有的中國人看到,有這麽個尖嘴猴腮兒,背個吉他在央視唱歌,他可以這樣活,我們也可以。人對尊嚴和價值的追求,這就是一個啟蒙。”

侯德健進入大陸時,兩岸還處於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隔絕狀態。孫瑋芒說,公眾人物投奔“敵營”,讓台灣顏麵盡失,多數人視侯為叛徒。他的作品從台灣媒體上消失。但在大陸,他成了身份特殊的統戰對象。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給他分了一套位於海澱區雙榆樹的住房。他被安排在文化部直屬的東方歌舞團,那是當時最洋氣最國際化的地方,擁有程琳、鄭緒嵐等流行歌手。

1984年,他給女友程琳製作的專輯《新鞋子舊鞋子》賣了200多萬張,每張他抽成一元人民幣,很快憑版稅買了一部奔馳到處跑。那時沒有幾人買得起汽車,他過得相當招搖,繼續寫歌、泡妞。

在1980年代, 他是娛樂圈的文化人,也是享受最高統戰待遇的台灣同胞,交往複雜,圈子極廣。1981年,他到香港藝術中心教書,第一次跟大陸的知識分子有接觸,其中有個導演跟他很投緣,就是葉劍英之女葉向真。也恰好在這一年,葉劍英提出了有關和平統一台灣的“葉九條”。這為侯德健兩年後的回歸埋下了線索。

1983年,27歲的侯德健和70歲的楊憲益成為忘年之交。出沒於楊家的還有駐京的外國記者、大使、專家,以及黃苗子、鬱風、丁聰這些老朋友——1940年代他們在重慶搞了個“二流堂”,“文革”期間,堂中成員命運遭際各不相同。侯德健年輕,負責跑腿,成為新“二流堂”堂主。

在統戰部安排下,1983年侯德健回到巫山老家,後又到重慶、西安、烏魯木齊、吐魯番各地采風,最後在石河子寫完了《歌詞1983》,主題還是關於曆史、國族和家園:

關於鴉片戰爭以及八國聯軍/關於一八四〇以及一九九七/以及關於曾經太左而太右/或者關於太右而太左/以及關於曾經瞻前而不顧後/或者關於顧後卻忘了前瞻

侯德健稱,當時他已經認識了大陸一批有想法的人,信息量很大,也能感受到他們自己的無奈那時侯,德健走到哪兒都是人群中的主角。鮑昆說,其實1980年代後期自己都有點主動疏遠侯德健,因為他“太鬧騰了,特別愛出風頭”。

侯德健也麵臨水土不服的問題。1984年下半年,他跟東方歌舞團關係鬧崩,此後長期扯皮,甚至訴諸法庭。安哥記得,1988年官司在佛山中院開庭,前去采訪的記者塞滿了一個中巴車。庭外侯德健跟對手擁抱、握手。他表現得溫和瀟灑,從不抱怨。

在劉索拉看來,侯德健的能力其實受限了,“如果你仔細聽《酒幹倘賣無》,再對比他後來的作品,就會感覺他的創作太遷就大陸的局限了。”

命數

20世紀60年代以降跟中國人相關的幾件大事,侯德健知之甚深,甚至曾身處現場。他也因此比別人多了一些觀察角度,直至90年代初被劃上休止符,“休息休息吧,別這麽累”。

1990年,侯德健回到台灣,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兩年,朋友劉卓輝經常在新聞上看到他,一會兒說他被台灣當局控告非法入境﹐一會兒又說他申請難民護照到了新西蘭定居。

“他不是世故之人,沒有那種拚命要給自己設計形象的心計,他更個性化,心理上不願承受的就遠離。這是順命運之勢。”劉索拉說。

1992年,香港導演許鞍華為侯德健拍了部名為《歸去來兮》的紀錄片。片子裏侯德健滿滿的不甘心:理想主義的獻祭,為何卻遭那麽多誤解?

他對朋友表現的都是樂觀和玩鬧。1991年,劉索拉接到侯德健的電話,他說在學易經,還說自己做了一組響器,可以用不同音高為人醫療。這是典型的侯德建,什麽也擋不住他對各種知識的種種好奇和研究。直到近幾年,劉才從他夫人那裏得知那時他心理的重創。

侯德健解釋,研究易經是為了做到“困而知之”,請上帝把大綱給他看一下。孫瑋芒認為這不像當年的他,“也許他經曆過生死攸關的極端場景,對命運有深刻的感受。”

1992年,侯德健和北京姑娘孫彥梅在新西蘭匯合。 孫現已四十多歲,但侯德健仍然會指著她稱“那個小丫頭”,“那是我最落魄、最低潮的時候,才知道有這麽一個小家庭,也是心靈的庇護所。”

在新西蘭,侯德健種菜,開車去海邊烤肉、打網球,過了幾年跟普通人差不多的日子。在跟孫彥梅的相處中,侯德健了解了家庭的分工和意義,這是他考零分的科目。他覺得就心智而言,太太比他更成熟,“男人是住在樹上,女人住在帳篷裏。女人什麽時候讓你進去你就進去,讓你滾蛋你就滾蛋。”

侯德健稱,太太是個普通、平凡的女孩,從小生活在健全的家庭,父母的婚姻也很棒。他自己的成長樣本則相反。父母離異前三天一吵,五天一打。父親侯國邦1998年去世,被子女視為反麵教材。侯國邦人生一大半的時間都泡在麻將桌上,共結過7次婚,侯德健給他主婚過3次。

侯國邦的童養媳是他親舅舅的女兒。1988年陪同侯德健父子返鄉的安哥介紹,土改時這個媳婦被指派在婆婆手上纏棉花,澆油點火。侯國邦返鄉時不怪原配,說這都是命,都得往前看。在老家,侯家父子被鄉親們包圍,侯德健坐在石塊上為他爹彈奏《喂,老張》:

想從前青梅竹馬的姑娘/卻不是明天你要娶的新娘/姑娘新娘還不都一樣/前前後後都嫁給你老張

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時光,侯德健跟著外公外婆過。他是長孫,兩老對他又寵又縱又疼又愛。外公羅秉謙1992年回老家衡陽定居,2005年死在出生的房間裏,葬在家鄉一個小山丘上,周圍是他捐助的發電廠、水庫、小學。這一年侯德健沒能返回大陸。他說得知外公去世後,大白天也看不見東西,持續了將近20天。

1999年,侯德健返回台灣。這也是他看過八字命盤後的選擇。他說自己1998年之前十年的大運是“厚土埋金”,金沙被厚土給埋了,是黴運。淘金的時候要用水慢慢淘洗,十年後水來了。剛開始水比較小,要慢慢篩。他回台時正好趕上經濟不景氣,“窮算命,富燒香”,他在電視上教人家如何維持好事業,漸成權威。

回台後,他還搞了《白蛇傳》的3D電影。孫瑋芒去過他的工作室,看到創投基金在裏麵進出。這個項目隻聞聲響,不見成果。

2011年,他又在重慶搞了“音樂現場”。時值“唱紅打黑”,此舉被外界簡單解讀成了“侯德健唱紅”。侯解釋說,這是原南岸區區委書記夏澤良的招商引資項目。2012年夏被抓,項目也暫停。

“任何事情不會一帆風順。這也符合他一貫的個性,到處點火,可能火還沒起來,他就跑開來了。”劉卓輝說。

“侯德健有個本事,就是能說服金主為他投資。”孫瑋芒稱,“他能讓人圍著他團團轉,結果不見得按照他的意圖,他的執行力也許不如外界的預期,但他總能找到新的項目。”

侯德健經常找劉卓輝商討音樂項目。“有的項目真的很大”,劉說。侯德健透露,他手頭正在和某個電視台合作,做一個原創音樂選秀的項目,打算請鮑勃·迪倫和餘光中來做評委。

劉索拉稱,侯德健看上去好像挺精明,喜歡說計劃,談什麽音樂商業運作,也看上去喜歡出風頭,但其實有點兒傻小子唐璜的意思,“便宜都不是他占的”。

在孫瑋芒看來,侯德健的命運就是個猴子,到處耍、到處弄,撩撥時代、見證時代。

鮑昆則一再為侯的才情感到惋惜:他聰明足夠,但缺少深沉的東西,他曾經特輝煌,但那些輝煌都是因為趕上了時代,是曆史的臨時語境,缺少持久性。他用沉默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劉索拉稱,他雖然還是談笑風生,但其實已經對很多事情在故意遠離。從1980年代的理想主義墜入地麵,侯德健開始真正與生活短兵相接,個中情形就像他唱的:誰也贏不了/和時間的比賽/誰也輸不掉/曾經付出過的愛。

原載: 蒼山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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