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八九亡靈，埋葬沽名釣譽--傳播理性，從挑戰核彈般的本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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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理性！明確是非！匹夫有責！
如果中國人民把此文批評透了，中國人民的素質才算適合了現代文明！
八九學潮以悲劇收場。中共武力清場的依據在於維穩，所以事後為了維穩刻意回避六四事件，因為中共要是有能力說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也就不會存在六四事件 了。中國國內民間議論了一陣子，可是隨著鄧小平南巡再次掀起改革浪潮，活泛的人都忙著賺錢去了，導致六四事件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記憶，現今的年輕人幾乎不知 曉六四事件。如此八九學潮便在國際上形成了一個失衡的宣傳，很多激進的人便以六四事件高度概括八九學潮，甚至以幾句渲染的描述來高度概括六四事件，使六四 幾乎成了仇恨的代名詞。海外如此這般，八九學潮在國內更成了掀不開的蓋子，六四事件反而成了中國文明進程中一個無法跨越的坎，一個不敢麵對曆史的民族何談 未來，因此有必要以新的視角讓中國人民乃至世界對這場政治風波有個較為全麵的了解，中國人民隻有借此明確了是非，讓類似的悲劇不再重演，為中國走向文明奠 定紮實的理論基礎，才是對當年死者的最佳紀念。
趙紫陽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躍，《河殤》這部由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的六集電視紀錄片，反映出中共體製內改革派的苦苦思索。盡管這部紀錄片的觀點 還不成熟，但很多思索極具價值；因為曆史局限，該紀錄片由於鋪墊太多而且過於含蓄，在當時並未受到國人關注，大多也理解不了其中具有價值的成分。“在當今 的世界上，麵對著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和全球文化匯流的大趨勢，每一個擁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麵臨著現實與傳統的嚴重危機。傳統越古老，危機越沉重，危機越 沉重，尋根越熱烈”；現代人尊崇傳統文化，如果隻是為了考古或者愉悅精神倒也無可厚非，可是若想以此促進中國實現現代文明，無疑隻是癡人說夢。中國傳統文 化曆史悠久，隻能說明漢文化排他性極強，而排他性恰恰是實現人類文明的大忌，國家隻是被極少數權貴和文人所壟斷，缺少多元化的社會注定隻能在原有所謂文明 中固步自封。“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畢竟都是昨天的故事。我們的考古發現再豐富，文物古跡再精美，文明的源頭再延伸，難道不都意味著祖先對於後代的嘲 笑嗎？難道不是讓我們今天的遺憾、懊悔和慚愧更沉重嗎”？假若“長城會說話，它一定會老老實實告訴華夏子孫們，它是由曆史的命運所鑄造的一座巨大的悲劇紀 念碑。它無法代表強大、進取和榮光，它隻代表著封閉、保守、無能的防禦和怯懦的不出擊。由於它的龐大和悠久，它還把自詡自大和自欺欺人深深地烙在了我們民 族的心靈上”。“象林則徐這樣的俊傑之輩居然也深信英國兵的腿腳是伸不直的，向道光皇帝建議，中國隻要閉關絕市便能置英國於死地，他們對這個世界的常識， 已經倒退到利瑪竇神父來華之前的水平了。當一個民族中最先進、學識最淵博的人都是這般愚昧的時候，當一個民族連她的靈魂思想界都被時代拋棄的時候，這個民 族還能指望什麽呢”？這部紀錄片的思考顯然已經站到了當時思想界的高點，可惜這一良性的思考還沒來得及展開，去探討中國諸多的現實問題，便被突如其來的八 九學潮終結了。“經濟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經濟發展階段”；這個疑問顯然還沒有思考到位，應該是經濟不發達國家能否跳越原始資本積累階 段。“在廣大的落後農村，中國農民素質中普遍存在著創業衝動微弱，風險承受能力很低，依賴思想和聽天由命觀念濃厚等等問題”；經過毛澤東大鍋飯的時代，這 不單單是農民的問題，城市老大哥直至大多知識分子又何嚐不是如此，當時的知識分子敢於下海的也是微乎其微，也都向往著鐵飯碗的四平八穩，或者說希望政府給 予知識分子更多的恩賜，而並不是寄希望於一個公平市場。“我們今天終於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經濟，可我們擁有的唯一的優勢，隻剩下廉價的勞動力”，除此之外 還有靠出賣能源賺取外匯，以及不計生態環境的發展，可是這對已經被社會主義洗腦多年的中國百姓來講，隻能看到這給當代很多人帶來的壓力和痛苦，本能地反對 強調這三個優勢的人，要不是社會主義的叛徒，要不就是敗家子。他們顯然沒有長遠考慮，隻有如此中國才能贏得經濟強大的機會，中國經濟強大以後才能擺脫這一 被動局麵，才有資格去購買別國資源。“發展中國家都一門心思想去賺發達國家的錢，但是，當他們還不具備一個像樣的國內市場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經濟常常是畸 形的”；可是極端理想主義者不容許轉型時期的畸形，應該是社會變革的最大阻力。“在一家著名的腫瘤醫院裏，任何一位醫生的收入，都超不過門口賣烤白薯的老 太太。‘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卻‘後天下之富而富’，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會缺少機會平等的競爭機製，缺少一個共同的度量衡，市場。隻有發育健康的 市場，才能把機會、平等、競爭這三者掛起勾來，而這，恰恰是我們這個文明最古老的民族所最不熟悉的東西。今天，十年經濟改革終於走到了它最關鍵也是最有風 險的一步，價格放開。物價問題成為人們憂心忡忡街談巷議的焦點，中國人對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幾乎到了把每斤豬肉放到秤盤上去都會引起波動的程度，風險的 根源就在於我們沒有一個完善的市場，也在於我們是一個平均主義傳統深厚的民族。然而，這艱難的一步，恰恰是走上商品經濟必須經過的一道關口。如果說改革對 於每一個人不僅意味著獲得，同時也要求付出的話，那麽中國人必須為改革付出代價的時刻來到了。能不能同政府一道去渡過這個難關，也許是考驗中華民族是不是 真正有勇氣改革的一塊試金石”。改革的風險在於總是觸及一部分人的眼前利益，原始資本積累過程還要觸及多數人的眼前利益，而這又是多數理論特別是現代文明 理論所無法麵對的；當時的普通民眾理解不了，知識分子照樣也理解不了，即使全民都理解了，知識分子在改革中受到的衝擊較小，所以知識分子這一關相對容易 過，而基層民眾受到的衝擊較大，這一關不是什麽理論鼓吹一些豪言壯語便能過的。人類社會總是麵臨兩難的選擇，人類沒有壓力，社會就會缺少前進動力，而人類 壓力過大帶來的痛苦，往往會抵消掉經濟上成功所帶來的愉悅。“一個曾經創造了人類最成熟最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偉大民族，一個恰恰因為這種農業文明過於爛熟而 顯得步履維艱的古老民族，當它站在工業文明的門檻上時，有時竟會顯得像孩子一樣幼稚、慌亂和不知所措”。“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裏，不論是文藝複興，宗教 改革，還是啟蒙運動，西歐人至少從未擔心過，在改革之後是否會變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誌人了，不是法蘭西人了。唯獨在中國，這是最大的忌諱。這或許 正是那黃色文明的沉重之處和淺薄之處”。“周期性的大動亂，總是一次又一次把生產力的積累無情地摧毀掉。往往越是經濟發達繁榮富庶的地區，破壞得越厲 害”，“中古時代的膏粱之地開封，盛唐時是小城鎮，北宋時成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亂世又倒退為小城鎮”，“中國人民希望永遠不再有動亂，就如同希望黃河 永遠不再泛濫一樣”。“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在邁開了經濟體製改革的步子之後，終於也開始嚐試政治體製的改革了”。中國政治之所以總是擺脫不了獨裁與民粹的 惡性循環，原始經濟的繁榮與衰落的輪回，除了缺少專家治國的理念外，每次改朝換代或者動蕩，基本都是民粹的爆發，社會即使出現真正變革的機會，民眾也是渾 然不知以至把握不住。趙紫陽時代就是這樣，改革派選擇的是可以使中國脫胎換骨最為務實的道路，可是由於理論跟不上，這一道路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所以中國 才出現了政治經濟形勢在曆史上最好，卻危機四伏的局麵。
以生命為代價的危機率先在西藏爆發。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間，西藏地區發生了一連串示威抗議，混亂愈演愈烈，導致1989年3月7日中國政府決 定於次日在西藏拉薩實施戒嚴。民族問題，在中國文明進程中，可以說是很棘手的問題，因為類似獨與統的問題，往往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可是無論統派還 是獨派的現有宣傳，基本上都是以迎合部分當事人狹隘的情緒為基礎，所以在此基礎之上獨與統的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獨派與統派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有效化解民族 矛盾。首先因為中共連漢族區域都沒有管理好，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自然在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也不會有傑出的表現，不過這一切都是中華大家庭曆史的必 然；而發生在八十年代的西藏動亂，卻是中國政治上最好時期，可見藏區獨派總是想在國際社會占領道德製高點，也是站不住腳的。中共和平解放西藏之後的第一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不滿20歲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便開啟了漢藏之間背離人類文明的畸形關係。姑且不說一位年輕人高 居中國的決策層帶有強烈的作秀成分，宗教人士進入決策層本身就是政教合一的表現，背離了人類文明的規範。我們說藏漢一家，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就要切 實做到漢藏一視同仁，藏族中宗教專職人員以外的傑出人才，可以在中國擔當任何適合他們的公職，中國不該成為漢民族壟斷的國家。中國若想實現此等文明，漢文 化需要向世界文明接軌，藏文化也需要向世界文明接軌，漢文化的排他性是漢民族的可悲之處，而藏民族的排他性比漢文化的排他性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說是藏 文化的可悲之處。藏文化兩個明顯的陋習，一是政教合一的傳統，二是活佛的存在。而宗教改革在世界都是一個難題，有的宗教還具有強製性，嬰兒一出生便由成年 人主宰加入了宗教，這實際上是這些宗教不自信的表現；有的宗教不但對其他宗教或民族具有排斥，宗教內部又分出很多派別，彼此拉幫結派，相互排斥，這不單是 對自身宗教神靈的褻瀆，也給別有用心的人裹脅教徒作惡留下了機會。西藏事件引起歐洲議會的注意，通過“即刻要求中國政府尊重藏人宗教自由與文化自治之 權”，此舉顯然屬於雙重標準，當漢文化和藏文化都嚴重阻礙現代文明的時候，西方尊重封閉的藏文化，是否可以類推也喜歡封閉的漢文化，是否可以認為西方並不 在意中國是否可以實現文明。所以無論漢族民眾，還是藏族民眾對此都該有個清醒的認識，口口聲聲尊重我們文化的人，本意不一定壞，但如果我們享受這些迎合， 吃虧的注定是我們自己。西方不喜歡強勢的中共政權，可是若想置換掉中共，現代文明苛求西方應該扶持那些切實比中共更加務實而且先進的思想和組織，不加選擇 地扶持所有反共的力量，隻能使中國的文明更加渺茫，世界的文明也會倒退。西方現代文明認為“宗教信仰自由”，可是近年來極端宗教人士血腥傷及無辜的表現， 理應引起現代人對原有文明標準的反思，“宗教信仰自由”也需要底線，即隻有那些充分尊重他人人權的宗教才有被信仰的自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近年來一直強調 “自治”，不知與現代民主社會的“自治”有何不同，後者是為了放權，以便調動更多能人的積極性，但獲得自治權地區中的所有人是和平相處的，而且需要遵守專 家治理原則，否則變異的自治對於任何民族都沒有積極意義；其實也正因為現代民主社會存在“自治”理念，所以才讓那些熱衷於獨立的人顯得狹隘自私。第十四世 達賴喇嘛與中共政府的另一分歧是移民問題，其實按照現代文明的思路去分析，這絕不是致命的分歧，實踐已經證明，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獲得了巨大成就，客觀 地講，害怕漢人移民與抵製中國開放屬於同一性質的問題，而且尊重曆史造就的現實也是促進漢藏和平相處的務實基礎，更何況現今漢人的開放意識比藏人好，隻要 藏人秉持開放的心態，漢人在原藏區的存在，對於藏人來講絕對利大於弊，難保未來某個時期，包括藏人在內的少數民族之中會出現英豪，來擔任中國國家首腦，屆 時再說誰侵略誰就顯得格外滑稽了。總而言之，西藏經濟發展的滯後，與很多內地漢人居住區域一樣，有政府管理不善的原因，也與我們自身封閉保守的意識有關； 對於現實不滿的藏人，與其把精力浪費在與人類文明沒有絲毫關係的獨立上，不如沉下心來，尊重曆史與現狀，積極調整自己，與漢人一道致力於中華民族的文明事 業，也隻有文明才能使中華各民族形成多贏的局麵。近年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圍繞自己轉世問題存在一些困擾，希望他能以人類文明為重，以身作則廢除轉世傳統， 為藏傳佛教改革作出自己的貢獻，否則在藏傳佛教曆史中難免會出現兩個轉世靈童的鬧劇。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逝世，終年73歲。學生的反應是最迅速的，中央電視台關於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剛播出十分鍾，北京大學的校園裏便貼出了大字 報。次日，北京高校學生以及各界人士自發前往胡耀邦家庭靈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上海大學生進行了街頭遊行活動，表示哀悼。胡耀邦下台時，八六學潮 並沒有因此升級，也沒有為此出現新的抗議活動，後來的海外輿論認為，胡耀邦死後卻成了人民心目中開明領導的化身，其實不然。大多的中國人在當時對胡耀邦是 沒有感情的，八九學潮起來以後，也隻是傳說他是一位清官，人們之所以悼念他，隻是借此來表達對當局的不滿，所以當時的悼念遊行隊伍中缺少悼念的氣氛，隊伍 中甚至有人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因為中共黨文化對五四運動一直評價很高，鄧小平時代也一直對四五天安門事件讚賞有加，而四五天安門事件是以悼念周 恩來為起因，因此胡耀邦逝世之時，崇拜民主的極端理想主義者便照貓畫虎，借悼念胡耀邦之名，針對與大眾想象中出入太大的改革，表達自己的不滿。鄧小平取消 四大，他們想不到是為了抵製民粹，認為鄧小平是反民主的，所以此舉實為給鄧小平鬧難堪。王丹後來表示，“胡耀邦的去世，是和他被用非程序化的手段打擊下 台，他的去世與心情抑鬱有關。如果我們僅僅把紀念活動局限於悼念這麽一個人，並不能解決中國長遠的問題，要確保國家向好的方向發展，還得從體製上去著手， 所以我們就希望借此機會，悼念胡耀邦先生的同時，提出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中國的改革的確需要長遠考慮，但絕不是憑借極端理想主義情緒給未來設計一個宏偉 藍圖這麽簡單，審時度勢務實規劃好文明進程中每一階段，才能真正解決中國長遠的問題，當時激進知識分子與學生妄想跑步進入西方文明，簡直就是毛澤東跑步進 入社會主義的翻版。卡瑪和高富貴製作的紀錄片《天安門》中有這麽一個經典畫麵，一個學生在紀念碑前慷慨陳詞，展示了當時中國人對民主的理解水平，“耀邦同 誌與世長辭了，他，是一位清官，他國外沒有存款，他的子女也沒因他當總書記而爬上什麽高位。昨天在這裏談到了民主，什麽是民主？我個人認為，‘民’就是人 民大眾，‘主’就是當家作主，我們要當家作主”！可見當時崇拜民主的，其中有對西方民主一知半解的，大多數人還是追崇毛澤東忽悠的人民當家作主，客觀上普 遍都是民粹。原政府官員吳國光認為，“中國這麽大的範圍內，信息這麽不發達，即使舉行全國性選舉，你知道選誰呀？所以條件不夠成熟，而選單位的領導，你就 知道選誰了，農村選村長也可以很民主，等條件發展成熟後再選縣長，這樣一步一步來會好很多”，“知識分子又覺得，基層民主不重要，他們要決定中國到底怎麽 樣，不是一個村，一個縣怎麽樣，所以我們的主張就得不到支持”。其務實搞好基層選舉的思路是對的，可是他忽略了兩點，一是基層民主也要確保專家治理，二是 選舉範圍要大到選民足夠多以致不能賄選，否則象這幾十年的村級選舉，客觀上與中共高層的選舉大同小異，參選人和選民之間彼此熟悉，利益盤根錯節，實為拉幫 結派，敗壞了民主的名聲。《天安門》紀錄片解說，“學生要改變現狀，可以參與艱難而緩慢的基層民主建設，也可以作為一個群體，爭取自身地位的改善，然而大 部分學生誌不在此，同前輩學生一樣，他們呼喊的是救國”。當時崇拜西方的知識分子，隻想到民主以後知識分子管理國家會如何如何好，殊不知當時照搬西方宣傳 的民主體製，最如魚得水的是民粹的毛粉；八九學潮轟轟烈烈表現出的空前一致，隻是各種政治勢力反對中共腐敗的空前一致，一旦實現一人一票確定中國未來政治 前途時，局麵就不是知識分子所能掌控的了；由於中國人民的民主概念缺乏專家治國理念，學生們無論如何努力，都不能到達文明的彼岸；一旦龐大的毛粉再次被投 機分子控製，中國複辟至毛澤東路線不說，知識分子的發言權照樣會被剝奪。當善良的智者處於少數時，曆史總是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極端理想主義誤國，總讓 先知先覺的人無可奈何。八九學潮不合時宜的聚集，開始便注定了悲劇的結局；一個人一個想法，即使是學生和知識分子，終也是烏合之眾，隻有破壞性。
《天安門》紀錄片分析了八九學潮的誘因，“當初頗得人心的鄧小平，經濟改革在八十年代後期卻令許多人失望，物價不斷上漲，工人的鐵飯碗拿不穩了，公費醫 療、退休金等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福利也在被逐步取消”。鄧小平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打破大鍋飯，給習慣了大鍋飯的人加壓，這種指導思想本來沒錯，可是大多 數中國人卻適應不了。其實當時感覺到壓力的，普遍是在職公職人員，特別是工人老大哥的傳統地位日漸動搖。這裏說鄧小平曾經一度頗得人心，客觀上隻能理解 為，範圍局限於少數知識精英內，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卻死了”，可見中國百姓由對鄧小平倡導的改革不理解，轉化成情緒化的恨，而 且何其毒也。有些人為了證明中國適合搞一人一票的選舉，為了證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總是編排中國大眾是在“六四”以後才拋棄了鄧小平，其實這嚴重脫離了 史實。“‘致富光榮’是政府的新口號，但富起來的卻多是有權勢有關係的人，無論政策怎樣千變萬化，他們總是處於優勢，隻有他們才能利用價格雙軌製，以政府 規定的平價買入，又在自由市場高價售出。最令工人氣憤的是貪汙腐敗”。當時在中國廣為流傳的，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和趙紫陽的兒子是中國最大的官倒，陳雲和 鄧穎超十分廉潔；事後了解到“鄧樸方是官倒”屬於捕風捉影，可是在當時一個很不嚴謹的邏輯便使中國人信以為真，康華公司存在官倒行為，康華公司屬於殘聯的 掛靠單位，鄧樸方當時又是殘聯主席，所以鄧樸方便是中國最大的官倒；而恰恰是這個傳言，在八九學潮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由此可見捕風捉影是群眾運 動中最不容易消除的弊端，當年的學生領袖如今也沒人再提這個事了，他們的邏輯是，“六四”的結局已經證明鄧小平是十惡不赦的了，所以官倒的事比起血腥的結 局來，已經是小事一樁，殊不知群眾運動的捕風捉影以及不依不饒，是運動走向悲劇的重要原因。當時關於陳雲和鄧穎超廉潔的傳言，已經預示著黨內保守派開始向 黨內改革派出擊，當年的民運人士後來一直聲稱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可是極端理想主義的盲動客觀上就是在幫黨內保守派的忙，讓黨內務實的改革派失去了道德 製高點。“當初最為擁護改革的知識階層，發現自己不但沒有得到多少講話的自由，而且收入也相對減少，比不上個體戶”。當時人們生活的壓力普遍大了不假，可 是如果說收入相對減少，顯然這一描述很不準確，絕對不是普遍現象。趙洪亮說，“我爸爸媽媽就講了，以前我們工資雖然不高，但養活你們三個孩子，很容易的事 情，現在你也有一份臨時工，為什麽錢就不夠了”。“工廠發不出工資，人多肉少，就要”裁減“一部分人，但不說開除，變了一個詞，叫‘優化組合’，這都是改 革帶來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人養孩子就跟養豬一樣，人也隻是鬥爭的機器，有口吃的就行了，改革開放以後人們收入雖在普遍相對增長，但是遠遠沒有趕上人們欲 望即家庭支出項目的快速增長，攀比之心讓人們的幸福指數開始滑落。封從德說，“北京有一句話，‘窮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柴玲說，“現在這種改革很不 對頭，因為他富起來的不是人民，而是一些有權勢的人，這種改革雖然帶來一些表麵的經濟繁榮，但實際卻把廣大人民和知識分子都推上了沒有希望和奔頭的局 麵”。而且當時還存在“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蛋的”、“開腦顱的不如剃腦袋的”、“彈鋼琴的不如搬鋼琴的”等對改革的非議，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收入倒掛讓知識 分子十分不滿。殊不知腐敗也好，腦體倒掛也好，出現在改革初期實屬正常，而且西方民主人士的理想在極端理想主義泛濫的毛粉麵前注定是欲速則不達。讓很多人 意想不到的，在改革初期最難能可貴的是破釜沉舟的勇氣，刨除那些權錢交易的，一些讓知識分子瞧不起的人便是憑借勇氣和勤勞在改革浪潮中率先成了萬元戶，他 們所承受的壓力和辛苦是大多國人所無法比的，正如我們沒有理由去嫉妒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社會也不能在改革初期去指責暫時的腦體倒掛。
4月17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一幅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照片，紀念碑上放置著五個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天安門悼念活動規模逐漸擴大，開始有 學生到廣場遊行，紀念胡耀邦。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係的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其間曾有警察試圖驅散群眾， 但是沒有成功。整個活動在下午6時半和平結束。到當天晚上，廣場上已經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的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淩晨，約3000人的學生隊伍從北京大學出發，高唱著《國際歌》，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沿途又有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清晨，數百名學生聚集在 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請願信，提出七點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同誌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 觀點；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凶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盡快公布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 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布詳情；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 子待遇；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此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從這七點 要求看，八九學潮實際上就是八六學潮的繼續；在信任危機的環境，即使官員公布個人財產，大家也不會信，所以學潮要求專製下的官員公布個人財產，是件很沒意 義的事；其實學潮如果發生在美國，政府也不會接受這樣的七條，比如說，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凶手，帶有強烈的清算和複仇意識，如果群眾運動的效果就是警察 不敢執法了，那隻能說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勝利。如今海內外網絡裏，都查詢不到4月18日之前學生與警察之間存在什麽惡性衝突，可見學生七點要求中使用的“凶 手”一詞，是錯誤地沿用了鬥爭哲學的抹黑對手，渲染仇恨，率先把矛盾升級，當你把對手當敵人的時候，你還有什麽資格責怪對手把你當敵人。參與學生運動的學 生，特別是學生領袖，如果缺乏犧牲自己的境界，不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對手，運動遲早會走上歧途。上午8時，國務院信訪辦的一名官員出麵，接見了學生代表郭海 峰、王丹。兩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見學生，這個要求在當天下午5時30分得到滿足。此期間學生們繼續靜坐，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在廣場聚集、靜坐。學生們 的口號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此次對話的細節，沒有看到詳細的報道，不過可以想象的到，根據當時人們的思想水平，學生極端理想的意識形態，無論與 黨內保守派，還是黨內改革派，都是不可能談的攏的。當夜，大批學生聚集在中南海的入口新華門前等待答複，19日淩晨，有學生要求進入中南海獻花圈，並提交 之前七點要求的請願信，武裝警察築成層層人牆，阻擋學生進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衝撞警方人牆。衝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是中國曆史上學生運動中最 為出格的一次，這在西方文明國家也很罕見，稱之為“動亂”也不過分，可惜這個時候西方沒有提示中國的孩子們，群眾運動要做到有理、有節。
4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4月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誌追悼大會並向遺體告別。中共這一姿態，可以說是黨內改革派的一個勝利，也體現出了學潮的一絲積極價值。
4月20日淩晨，大部分學生已經被說服離開新華門，不過仍有200名左右的學生堅持繼續靜坐，之後警方便以警棍強製驅散，雙方爆發小規模的暴力衝突，這就 是有些激進人士所渲染的四二零慘案。自發的學生運動沒有統一的指揮，一個人一個奮鬥目標，所以運動一旦爆發便會沒完沒了，每一位參與的人都認為自己代表著 正義和人民的利益，可是最佳的選擇卻隻有一個，可是誰的建議是最佳選擇，在烏合之眾的群眾運動中往往無法確定，所以說群眾運動如果沒有靈魂人物指導，幾乎 沒有好的結果，而靈魂人物是否具有良好的品質以及審時度勢的智慧，與這一方群眾的素質有關，也要看這一方群眾的運氣。許多學生認為他們遭到警方虐待，有關 警察采取暴力驅離的傳聞也迅速蔓延開來。《天安門》紀錄片的另一經典，是吾爾開希的控訴，“我是今天淩晨四二零慘案的目擊者、組織者，還有其他一些情況的 知情者，我們在那裏靜坐一直堅持到了早上五點，在這個時候，他們出動了近千名軍警，野蠻地衝擊我們的隊伍，野蠻地毆打我們的學生，還有北京市的其他各界朋 友，打傷人數可以說不計其數，而且他們對我們的女同學進行了猥褻侮辱”。從吾爾開希的嘴裏沒有聽到所謂四二零慘案的細節，可是軍警在公開場合對女同學進行 猥褻一說，實為對當時軍警的侮辱，可見吾爾開希的煽動沒有底線，屬於生怕事小的人，一直到現在民間活躍的所謂民主人士之中還是不乏這樣的人。別說當時軍警 普遍具有樸素的品質，即使後來腐敗在中國愈演愈烈，軍警也不敢在公開場合猥褻女性。可是盡管如此，在中國人心目中，學生運動中的學生依然是正義的化身，至 今還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同日，北大民主沙龍開會，學生們決定自己組織學生會，廢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領導的北京大學學生會，組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 楊濤、封從德等七名學生領導。他們希望能夠團結全北京市其他學校的學生，統一領導學生運動。會議還通過了《告北京高校書》，提議進行非暴力、不抵抗抗爭， 采取罷課的形式爭取民主。他們雖然宣稱“我們是有組織的，我們不是烏合之眾，我們是這個社會的文明的分子”，可是“我們決定罷課，不達目的，誓不複課”便 背離了民主的一個重要精神，鬥爭與妥協的靈活把握，也背離了社會進步需要漸進的規律。王丹事後回憶說，“四月十九日晚上成立了北京大學籌委會，第一批七個 常委都是自告奮勇站出來的，可以說他們成為常委是完全憑著勇氣，並沒有經過那種程序化的選舉過程”。各大學相繼成立了學生的自治組織，4月23日，北京市 高校學生臨時高聯也宣告成立，28日改名為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學生運動靠的是勇氣，中國曆次改朝換代幾乎都是憑借著勇氣，所以中國若想實現脫胎換 骨的變革，必需一次智慧和勇氣的完美結合。
同日，新華社就學生遊行和新華門外的衝突首次發表評論，稱“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可惜這一觀點，始終得不到民間活躍政治人物的認同，如何在維護社會 穩定的前提下追求社會進步，直到現在，還是人類的一個艱難課題。次日，《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批評新華門外學生靜坐事件。包括18日對話在內的此等細節 如今已經很難引起國人注意了，如此說來，在八九學潮初期，中共對學潮也不能說不克製，可是他們的確沒有好的辦法來平息民眾心中的怨氣，一個曆史的必然，我 們又能怪誰呢。
4月21日，全國各地的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但是大多被阻攔。北京大學學生開始罷課，抗議前兩天一名學生被武警打 傷的事件，也有一些罷課學生阻擋其他學生上課。罷課，罷工，罷市，在中國一直有這樣的陋習，支持的人總是裹脅反對的人一起參與，為了自己的自由而破壞他人 的自由，為了所謂文明而破壞文明。當天在天安門廣場，繼續有學生抗議，晚上廣場上的學生數以萬計地劇增，包括數百從天津騎自行車來京的大學生，廣場上有人 發表各種政治演說，要求民主與自由。北京19所高校學生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學生悼念活動。學生們提出三點要求：請求靈柩繞廣場一周，讓同學們瞻 仰胡耀邦遺容；與總理李鵬對話；官方報紙報道學生悼念活動。在學潮期間，“李鵬是周恩來的養子”在中國廣為流傳，所以在學潮初期，民眾的情緒大多針對鄧小 平和趙紫陽，因為對周恩來印象不錯，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李鵬身上。當然少數政治敏感度較高的學生領袖，此時也是與大眾的情緒相背離，他們認為李鵬是老人政 治的代言人，所以給李鵬鬧難堪實為向老人政治挑戰，隻是不敢公開點破這一層。當時如果黨內保守派對民眾的情緒善加利用，黨內改革派會在這次學潮中一敗塗 地，因為多年來黨內保守派一直以反腐旗幟來反對改革，與大多民眾具有強烈共識。在此期間，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一封表達支持學生的請願信送 交全國人大，但是未獲接受。
官方組織的胡耀邦追悼大會於4月22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政府高層皆前往人民大會堂內參加葬禮，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致悼詞，悼詞中加進了“馬克思主義 者”的字眼，這可謂是中共政府的又一讓步；可是又出現了新問題，這麽好的人，緣何在八七年初被罷免總書記職務，民眾中又出現了清算的情緒。追悼會持續了 40分鍾便結束了，之前北京市政府曾下達命令封閉天安門廣場以舉辦葬禮，因約有十萬名學生在頭天晚上進駐了天安門廣場，在這個情況下中共政府決定允許同學 們在廣場聆聽追悼大會。從廣場上學生呼喊的口號，“反對暴力！保障人權！愛國無罪！暴行可恥！言論自由！解除報禁！耀邦不朽”，便可看出此時的學生已經把 政府的正常執法誇張成了暴行，而且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廣場的群眾情緒高漲，目標就是與時任總理的李鵬對話。按理說之前政府已經跟學生代表對過話，政府對學 生的訴求已經十分清楚，學生們之所以還要與總理對話，便是因為別的官員隻是傳話筒，說了不算，所以要找說話頂事的人來談；由此可以看出八九學潮學生領袖的 動機，聚集不單單是為了反映民意，而是妄想以街頭政治改變政府的決策，學生領袖在學潮初始便把學潮的定位弄錯了。人都是自以為聰明的，當時的中國人普遍認 為對話可以明確所有是非，殊不知在利益盤根錯節以及是非混亂的背景下，對話隻能使極端理想主義者出盡風頭；海外的所謂民主人士在自由世界已經爭論了二十多 年，現今依然是一片散沙，便說明了這個道理；可以想象，如果八九年學生勝利了，新的政府將徹底失去了權威，整天像現今的民運人士一樣內耗不止，民意不支持 中國選擇原始資本積累階段，要是想取得現今中共經濟上的成就，簡直就是天方夜譚；盡管現今社會存在著邪惡與很多不公，但是經濟總量的快速提升，為中國實現 文明奠定了紮實的物質基礎，而這恰恰是人類實現文明最艱難的一環；中國距人類文明隻差科學的專家治國以及利益的合理再平衡的機製，所以隻要中國人民的認識 到位了，放棄了敵對與仇恨，中國實現文明便易如反掌。學潮當日，保安人員雖然封鎖了人民大會堂的東大門，三名學生代表獲準將學生準備的花圈送入人民大會 堂，之後有三名學生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跪在人民大會堂前的階梯上，中間的那個學生舉著一個很大的紙卷，傳說是七點要求，並要求獲得李鵬接見，曾有工作 人員試圖將學生扶起，然而沒有任何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出現。如果還是5月19日的七條，那七條肯定早已經遞上去了，沒有必要更高級的官員再接收一次，可這 一煽情的政治行為使得絕大部分學生對政府感到失望與不滿，當年的學生領袖事後宣稱學潮一直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殊不知這一煽情舉措實為政治上的冷暴 力，學生反過來給政府下達指示，政府若是不從，就是一個冷血的政府。次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選出政法大學生周勇軍為執行主席，北大王丹、 師大吾爾開希、清華張銘、人大胡春林、民院張啟才、電影學院夜大劇作班馬少方等六人為常委。當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事後評價這一事件，“學生運動前一段叫 諫議階段，諫是中國古代納諫的諫，這個諫議階段我們有過直諫，有過淚諫，也有過跪諫，我們可以跪下來，但還是諫，這一種臣對君的關係，是我們求你們出來跟 我們對話，當然，三個學生這一跪，可以說跪倒了一個中國政府，使中國政府的形象徹底暴露了”。毛時代的宣傳，人是非黑即白的，即不是好人就是壞人，吾爾開 希說這番話的時候顯示出其內心的自豪感，因為他們的行動跪倒了一個中國政府，或者更客觀地評價，他們把一個正在務實進行艱難改革的政府推向了不得不殘暴的 境地。其實人都是介於好與壞之間，政府也是一樣，文明的社會環境與努力，應該是促使更多的人或群體更趨向好的一端，學潮沒有實現這個目標，卻反其道而行 之，隻是成就了幾位學運名人，不知當年的學生領袖有什麽好自豪的。原政府官員戈揚女士事後說，“我們當年反對的，就是現在學生反對的，為什麽我們現在就變 成一個反人民、反學生的黨？而我當年參加的共產黨不是這個黨”。此話折射出中共轉型的尷尬，從支持、利用民粹到反對民粹的轉變，這是大多中國人所理解不了 的，他們錯誤地把反民粹當成了反人民而不自知。在追悼會期間，中共擔心警力不足，從外地調來軍隊維持廣場秩序。將近傍晚時，雖然很多學生對趙紫陽極大讚美 胡耀邦的追悼詞基本滿意，但廣場上的學生還是作出撤離廣場並無限期罷課的決定，學生們呼喊著“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口號從廣場撤離。
同日黃昏，長沙市和西安市爆發了嚴重的騷亂事件。其中在西安市有暴徒縱火毀壞車輛、房子，並且搶劫靠近西華門的商店；而在長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搶 劫，最後這兩個城市共有超過350人遭到了逮捕。誰也不能說明這些騷亂與學潮有關係，可是誰也不能說明這些騷亂與學潮沒有關係，盡管打砸搶分子的動機和學 潮中學生的動機不可相提並論，可又都是偏激鑽牛角尖的產物。所以在未來文明的群眾運動中，必須堅持尊重法治的原則。沒有此等的群眾運動表達真實的民意，當 權者會無所顧忌信口雌黃，甚至胡作非為，可是群眾運動如果沒有節製衍變成街頭政府，正如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和市長的李瑞環在此次學潮中所說，所有社會動蕩， 最終倒黴的都是老百姓。
隨著國家局勢變得更加動蕩，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與政治局常委召開多次會議。趙紫陽強調要求學生停止進一步的抗議活動，而各自回到大學就讀；他亦要求動用所有 必要措施來解決動亂行為，而不同級別的政府應該與學生進行開放式對話。總理李鵬要求趙紫陽譴責示威群眾，並認為應該要采取更加積極的防治措施，不過趙紫陽 最後駁回了李鵬的看法。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等人建議趙紫陽繼續留在北京市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但趙紫陽仍然依照原計劃，於4月23日飛往朝鮮進行國事訪問。
4月23日，有學生組織聲稱，學潮已經轉變為全麵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北京《科技日報》突破中國政府的新聞封鎖，在頭版發表《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 行》，介紹有關學生遊行的活動，第四版又全版報道學生遊行，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話說的是沒錯，但鮮有人會意識到，自己是否在迎合大眾 的愚昧與無知，殊不知極端理想主義也是一種愚昧與無知，此事件標誌著中共對體製內的機構也開始失控。日本右翼報紙《產經新聞》將這次事件與匈牙利和捷克的 革命相提並論。西方巴不得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政權倒台，這是毋庸置疑的，畢竟共產黨的集權政權讓西方文明世界很不放心，共產黨集權政權倒台，對於西方絕對 利大於弊，所以此時的西方也顧不得中國人民的前途了，也不介意中國的學潮是否在向民粹轉變，當然現今西方的世界，很多人也缺少防範民粹的意識，所以也怪不 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盲目支持學潮。
趙紫陽前往朝鮮後，國務院總理李鵬代理領導黨政機關。4月24日，李鵬召集政治局常委以及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等人開會研究學潮。北京市政 府的官員認定抗議活動實際上是一場陰謀，旨在推翻中國現有的政治製度、以及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主要黨政領導人。說學潮是陰謀顯然屬於政治上的抹黑，這一指控 也讓參加學潮的人十分憤怒，然而盡管參加抗議活動的人目的也不一樣，但當時存在這一意圖的人也不是沒有，所以這一指控也絕非無中生有。在總書記趙紫陽缺席 的情況下，政治局常委會議認為必須立刻向示威群眾采取態度堅決的行動。4月25日上午，國家主席楊尚昆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前往鄧小平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 同意政府采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通過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借此抑製示威活動的不斷傳播與擴大。當日，中共中央將政治局會議和軍委主席鄧小 平的看法通報給趙紫陽和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李鵬還要求胡啟立負責，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即著名的“四· 二六社論”，當晚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播出，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全文。這篇社論中的“治理整頓”，盡管屬於黨內保 守派迎合民眾情緒所主抓的，但總的來說，社論基本是在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之上寫的，可是由於黨內改革派的理論曆來不接地氣，再加上學潮已經使全國人民十分 浮躁，全國人民普遍理解不了社論中積極的成分，隻對下麵這個結論印象深刻，十分敏感。“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誌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 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製，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搗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這是一場有計劃 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麵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當時社論如果 別涉及“極少數人”的概念，而是對“極端理想主義同樣可以禍國殃民”進行充分論證，或許效果會好很多。可是“好心也可以辦壞事”以及“極端理想主義同樣可 以禍國殃民”的理念，在當時的中國乃至世界都沒有受到重視，政府自然不能向民眾說明緣何、如何防範被極少數人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忽悠，所以隻能采取給“極少 數人”上綱上線的傳統做法，讓運動的少數推動者產生破罐子破摔鋌而走險的衝動。極端理想主義可以禍國殃民，崇尚西方民主的人如果理解不了，注定不是真正的 西方民主主義者，因為西方民主人士反對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依據，便是因為共產主義理論的極端理想主義，如果站在極端理想主義的角度，誰能說物質極大豐富按 需分配不是人類最為理想的一種境界，也正是因為其極端理想，現實的人類永遠沒有那麽完美，所以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隻能采取窮凶極惡的辦法去實現之。同理在 物質貧瘠或者族群割裂或者是非錯亂的地方實現一人一票，情緒和利益會導致並不完美的人們民粹泛濫，讓促進人類經濟發展的競爭機製猶如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人 類也隻能在共同貧窮中惡性循環，當不思進取的人和不甘沉淪的人之間的矛盾達到不可調和時，別有用心的人定會借助族群矛盾和割裂製造邪惡的爭鬥。回到社論， 肯定學生的個體愛國熱情，緣何有時又可以說不是愛國行動，就是這個道理，前者說的是動機，後者說的是後果。其實明眼人都清楚，存在極少數，並不是給極少數 定罪的理由，這種說法也讓廣大人民群眾不服，誰也不會認為自己傻到讓極少數人利用。不過沒有任何跡象和證據表明，當時的鄧小平便存在“秋後算賬”的打算， 之所以社論的態度強硬，甚至采取了文革語言，鄧小平無非是想在講理講不清楚的前提下，先把學生唬住，盡快結束學潮；否則便不會出現，學潮中沒有直接實現的 大眾的一些願望，還是在學潮後由鄧小平促使實現了。但是由於鄧小平的良苦用心和品質得不到廣大學生的認同，所以學生們普遍擔心政府會秋後算賬，而且由於八 九學潮最終矛盾嚴重激化，事實上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報複措施，很多人事後更加認定了，當時學潮即使停止，政府也會秋後算賬。
學潮期間，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決定出版紀念胡耀邦的專題報導，對北京市學生發起的抗議活動給予正麵評價，並且呼籲重新審視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 為。其中一篇嚴家其撰寫的文章，指中國的政治領導人更替非民主化，胡耀邦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台的；在這之前，中國的其他領導人也是這樣，這是政治改革要 解決的一個大問題。這的確是人類文明的終極目標之一，可是如果在任何環境都把民主化擺在首位，在經濟落後是非錯亂族群割裂的地方，非但實現不了民主化，還 會因為民粹破壞了民主的經濟基礎。設想一下，在粉碎“四人幫”以及華國鋒下台兩個曆史關頭，如果不是使用非常之手段，而是以所謂的民意主導，黨內改革派還 不知在哪個猴年馬月才能重登中國政治舞台，開始改革開放；所以說，中國政治能否順利進入規範的程序化，一是取決於人民的覺醒程度，二是取決於中國人民的運 氣。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刪除相關的長篇敏感報導內容，但《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不予配合，4月26日上海市委作出決定， 停止欽本立總編輯職務，並向該社派駐領導小組加以整頓。江澤民還以市委的名義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黨員群眾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精神，製止動 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發表講話，稱要維護首都社會穩定，批評學生是在搞“文革”，是製造動亂。毛粉聽到這一評價會抗 議，“文革”使官員清廉，沒什麽不好；殊不知文革期間所表現出來的相對廉潔，功勞不是文革，而是共同貧窮。學潮中崇尚西方民主的學生領袖對這個評價更不服 氣，學潮是以學生為領袖，知識分子做後盾，豈能與獨裁者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相提並論；殊不知文革的典型特征就是群眾運動反腐敗，仰仗的是極端理想主義以及脫 離法治的捕風捉影，兩個表現隻能搞亂政治、經濟和人心；也正因為八九學潮沒有獨裁者，所以不會好過文革，文革至少還有個獨裁者，亂了以後還可以收回來；八 九學潮沒有德高望重的領導者，中共一旦垮台，中國便會重蹈辛亥革命後的亂象，隻有第二個毛澤東才能把離心離德的中國重新聚集起來，讓中國再多一次惡性循 環。有些人拿四五天安門事件的積極意義來讚譽八九學潮，殊不知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意義，除了挑戰野蠻專製的權威外，還夾雜著對極端理想主義騙局的揭露，而八 九學潮的主流則是另類極端理想主義情緒對理性務實的圍剿，所以兩次群眾運動不可相提並論。而當時人們沒有這個理解水平，狹隘地指責鄧小平雙重標準，支持鄧 小平的運動就是正確的，反對鄧小平的就是動亂。
4月27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的遊行，可謂是八九學潮最為理性的一次，也展示出中國知識分子難得的勇氣，因為在四·二六社論的背景下，這天參與遊 行承擔著一定的風險。同時必須指出的是，學生運動曆來是雙刃劍，如果把握好度，會積極促進社會進步，可惜這個度是學生運動很難把握好的。當日有五至十萬名 北京各高校的大學生參與遊行，前往天安門。北京市的警察全部出動，封鎖了所有學生遊行的必經之路，高音喇叭也一直向遊行隊伍播放《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 幹暫行規定》，明令禁止遊行，但也沒有采取堅決強製手段阻撓遊行活動，保持了克製。學生們的標語和口號主要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愛 國無罪”、“正義永存”、“堅持改革”、“擁護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等，遊行隊伍擠破了警察築起的人牆，沿路受到了廣大市民的支持，遊行活動秩序良 好，最終和平落幕。遺憾的是，這次活動的理性不是來自於學生和知識分子的覺醒，而是出於權術的需要，所以理性在學潮中沒能持久堅持。這次示威遊行中最響亮 的口號當屬“打倒官倒”，對中國老百姓引起的共鳴最為強烈，這對於崇尚西方民主的少數學生來講，顯然其訴求已經喧賓奪主了，當年的學生領袖事後認為，八九 學潮是全國人民崇尚西方民主的示威活動，明顯罔顧事實。由於四·二七遊行的聲勢浩大，迫使中共政府做出讓步，當天表示願意與學生對話。正如教師梁曉燕事後 所說，“這本身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惜由於人們的認識水平有限，對學潮何去何從產生了分歧，激進的學生因為反對繼續抗議的學生日益增多則變得更加激進， 也讓中共的妥協喪失了意義。
4月28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題為《維護大局，維護穩定》的社論，這篇社論對比四·二六社論相對溫和而且更具條理，可是遠不如四·二六社論影響深遠。 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當前壓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會的穩定。無視這個大局，背離這個大局，隻能給民族和國家帶來災難”。可是中國人習慣了寧要公平正 義的草，忽視了公平與正義在人類社會中還滯留在抽象的概念上，即使在西方文明國家也是拆了東牆補西牆的將就，落實於實踐則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 應該是明確的，貧瘠落後的地區追求公平正義隻能循序漸進量體裁衣，如果過分則能在原始文明中苟且偷安便很不錯了，在此尊重人性的邏輯下，才凸顯了穩定壓倒 一切以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意義。“新中國建立後，國家統一了，民族獨立了，有了穩定和建設的條件。由於主觀指導上的失誤，我們浪費了十多年的時間。算起 來，我們真正在穩定的條件下一心一意搞建設，也就是二十多年。中國經濟現在之所以處在這樣一種落後的水平，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現在之所以受到這樣多的客 觀因素製約，除了曆史條件這個根本原因以外，建設時間太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的穩定靠什麽？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靠什麽？靠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靠 堅持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構成了我們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基礎。這兩個方麵，也是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和路線的基本要求。在當代 中國，一切承認和維護這兩個基本點的言論和行動，都有利於我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反之，一切違背這兩個基本點的言論和行動，都有損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中 國現代化的列車，要靠這兩個輪子驅動，缺一不可”。這裏關於以兩個輪子實現中國穩定和發展的目的已經講得很清楚了，而且刻意強調了“在當代中國”，由於是 一帶而過，人們很難發掘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隻是權宜之計的潛台詞，讓開明專製所具有的博弈色彩天平傾向不利於文明的一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穩定和民主 是統一的，從根本上說，它們沒有矛盾，也不應該有矛盾。馬克思主義從來認為，民主是人類文明的重大發展，是無產階級和人民解放運動的偉大旗幟。社會主義應 當把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更廣泛、更切實的民主，作為自己的一個崇高目標”。社論規劃的中國現代化基本實現後的民主藍圖顯然空洞無物，沒有講明西方的民主 不合時宜地搬到中國便隻能是民粹，也沒有明確西方的當下比我們好，因為當時的中共也不知中國未來的民主應該是什麽樣子，所以也隻能以謊言和極端理想主義來 全盤否定西方政治製度，自然無法令國人信服，而謊話說多了，也導致中共內一些人竟然拿一黨專製當民主來宣傳。“當然，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實際，離社會主義 本身所應有的內涵，離人民群眾的要求，也都有著相當大的距離。所以在黨的十三大上，我們把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確定為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主題。但是，政治 體製改革能否順利進行，也有賴於社會的穩定。我們所要進行的政治體製改革，是在堅持我國基本政治製度前提下的興利除弊，而決不是‘全盤西化’或照搬別國的 政治模式；我們提倡和追求的民主，是切實調動廣大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積極性的民主；我們希望民主建設的實際進程，有利於社會的正常秩序和國家的長治久 安，而決不應妨礙秩序和破壞穩定。二次大戰以來，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在民主進程上處置不當，導致經濟混亂、社會動蕩的，不乏其例。別國的教訓，我們的經驗， 都說明在民主問題上，一是要按照我國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不能單憑感情，操切從事；二是必須在法製的軌道上推進，不能失去準繩。堅持這兩條，我們才有可能 避免挫折，以較小的代價取得實質上的進步；否則，就有可能適得其反，為動亂種下禍根，民主的善良願望最終也會落空”。“‘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十多年前的事 情。現在30歲以上的人們，誰都不會忘記那段動亂的年月。全國人民包括青年學生在內，誰也不會希望那樣的悲劇重演。如果聽任各種誣蔑、謾罵、攻擊黨和國家 領導人的大、小字報滿天飛，如果聽任各種‘奪權’和‘搶占’蔓延，如果到處罷課、串聯，我們的國家很可能又將陷入一場全麵性的內亂。一切單純的善良的青年 學生，都應當懂得，在大規模的群眾性的事件中，往往魚龍混雜，居心叵測者正等待著你們的感情衝動和行為失當而混水摸魚”。社論在這裏隻提到了專製社會矛盾 的一麵，即當開明專製之時，民粹泛濫便會被居心叵測者利用，而中國知識分子當時考慮的則是專製社會矛盾的另一麵，即當野蠻專製之時，如何防止獨裁者濫權。 所以明確當前目標以及長遠規劃，科學區分民主、民意和民粹，才是確保社會健康向文明過渡的有效方法。
如果說中共重發社論這一妥協具有積極效果的話，按理說學生通過四·二七大遊行發泄過後，需要時間讓他們的心情沉澱一下。而4月29日下午李鵬安排的與學生 對話實屬失敗的作秀，政府事先知道學生在學潮中意圖，明知自己不可能答應學生的要求，自身理論又跟不上，卻由官僚氣十足的袁木組織對話，隻能給混亂火上澆 油。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明白一個道理，與政府對話是極端理想主義者把平等極端理想化的產物，對話本是在兩個地位對等的團體或個人之間舉行，而政府公開場 合的一言一行都代表著政府的態度，事關國家政策方針何去何從，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對於有爭議的議題需要在正式場合慎重表態。正常的狀態，政府應該建立多 種渠道，包括組織民間團體或個人之間的對話，積極傾聽民意以及各種新的思潮，以便政府的決策，政府不適合以對話方式直接與民間公開交流。一方麵讓民意廣泛 地發表，另一方麵又不為民粹所左右，這既考核著政府的品德與智慧，也考核著大眾的素質。八九學潮中，學生和知識分子把主要精力消耗在與政府的平等對話上， 本身就是無政府意識在作怪，如果對話成風，將消耗掉政府的大量精力，哪裏還有精力從事正常的國務管理。同理，在四·二七大遊行後學生要求政府承認他們的新 組織，黨內保守派不同意，黨內改革派也不會同意，因為是非錯亂的背景下，承認了崇尚西方民主的學生組織，那麽崇尚文革複辟的群眾組織勢必也要承認，那樣的 話，中共體製內外的所有改革的力量都會被淹沒在毛粉民粹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全國學聯的組織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以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北京 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在團中央會議室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了對話。期間，政府代表明確表示，他們是與北京市學聯邀 請的學生進行座談、對話的，對未經認可的非法學生組織，我們不予承認。針對市高聯提出的政府代表應經學生同意，袁木表示，“對話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層次 可高可低。對話，不是對手之間的談判。政府與學生之間不存在談判問題，而是為了互相交談，溝通思想，增進理解。隻要大家有誠意，願意坐在一起談，就不應該 有什麽先決條件”。袁木在這次對話中最引人關注的，是他聲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製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製”。社論中中共剛強調了堅持四項基本 原則，袁木何必為這個話題狡辯，如若強調這一切都符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至於落個說謊的名頭了。參加會議的學生大多數是各校官方學生會的幹部，但也有 少數這場學運中的領袖人物得到了邀請。袁木確立的規則，台下的每位學生隻允許發言一次，並且必須以提問題的形式進行，不能自由發揮。吾爾開希收到邀請後在 現場要求以高自聯代表的身份參加對話，遭到拒絕後便轉身離去。政法大學研究生項小吉當場指出，“對話是在國務院與首都全體高校的學生代表之間進行，而今天 所到的學生不具有這種代表權。從所到學校看，隻有十六所；從所到的同學看，並沒有經過普選產生。所以說，今天所到的學生不具有這種代表權。所以今天隻是一 個接觸會議，而不是廣大學生所要求的對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一名學生席間退場抗議。對話過程被實況轉播，然而袁木的官僚態度增添了崇尚西方的觀眾更多 的厭惡。當天北高聯常委王丹、主席吾爾開希等在香格裏拉飯店召開中外記者會，王丹、吾爾開希宣布對袁木等人與學生的對話不予承認。4月30日，北京市委、 市政府又由李錫銘、陳希同牽頭與北京市屬的17所院校的29名學生對話，同樣是由市學聯組織，把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撇在一邊。黨內保守派利用這兩次 對話，借機宣傳了自己在反貪汙腐化、懲治官倒、清理公司等等“治理整頓”事業中所做出的業績，而圍繞“官倒”、黨風、教育及改革決策失誤等問題，或明或暗 地把矛頭引向了趙紫陽和胡耀邦，這與崇尚西方的學生參與學潮的初衷，防止改革形勢倒退，防止改革派人士下台，背道而馳。當時對話還有一個令全國人民震撼的 細節，在涉及中央號召全國人民過緊日子度過難關話題時，一個學生代表亮出一本雜誌，封麵上是趙紫陽打高爾夫球的畫麵，以此質疑中央領導沒有以身作則。這一 震感使許多對改革不滿的學生舒服了不少，認為對話十分成功，希望政府多舉行這類直接的對話。4月30日的學潮情況有所緩和，雖然9萬北京的大學生依然罷 課，但是在一些學校甚至已經全麵恢複正常教學。學潮後中共依照保守派的思路強加給趙紫陽一個分裂黨的罪名，指責趙紫陽公開了黨內的分歧，事實上這次對話保 守派已經率先隱性地公開了黨內的分歧，因為按照中共的慣例，中共高層若是沒有想整趙紫陽的人，這段不利於黨的總書記形象的視頻在播放之前早被剪輯掉了。
勞動節當天，“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在北京大學召開記者會，宣布要舉行全國的罷課活動，並提出要與政府對話，此外要求重新評估胡耀邦功過和學運性 質，懲處四·二零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貪汙反腐敗，允許私人辦報和檢討經濟政策失誤。會上還倡議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統籌全國的罷課行動。次日，因為 《世界經濟導報》被整肅事件，上海的多所高校學生舉行抗議遊行。在北京，“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代表大會選出“北京高校提請對話請願團”，由中國 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華為領隊，北京大學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代表鄭旭光為副領隊。新華社當日報道，“首都高校數十名學生到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接待室，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就對話問題提出12條要求、4點聲明”，並在報道中詳細介紹了這份聲明的 全部內容：“一、對話雙方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在對話中，發言、質疑的機會應均等。二、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應該由大多數高校學生 （特別是參加此次四月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校學生）公認推出。同時我們認為，鑒於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在這次運動中沒有起到任何正確的領導和有益的組織作 用，因此我們決不同意由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指派學生代表，也決不承認由政府單方麵未經廣大同學的同意而私下邀請的學生充當學生代表。三、我們提出學生 代表組成方式如下：鑒於學生自發組織產生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這次運動中一直起領導組織作用，並且在廣大同學中獲得了認可，可以由市高聯出麵聯絡 組織，由首都各高校學生根據人數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幹學生代表作為學生一方總發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聽，並對學生方麵的發言作協商補充，及向政府方麵 發言人提出質疑的權利。四、政府方麵出席對話的人員，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級別以上，具有了解國家各種事物及決 策權力的人員。五、對話必須容許雙方邀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的代表參加旁聽，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或阻擋。被邀請代表在對話過程中不具有發言權，但具 有事後就對話內容發表看法的權利。六、雙方發言人必須有發言機會均等的權利。雙方發言人每次發言必須限定時間，質疑應限定在3分鍾以內，答問應限定在 10-15分鍾之內，容許發言人在問答中多次質疑。七、對話過程中必須容許中外記者現場采訪報道，同時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應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 程。對話雙方具有現場攝像、錄音和記錄的權利，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幹涉和阻撓。八、對話應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時間可 由雙方協商確定。九、政府參加對話人員在對話過程中應盡量回答並在會後盡量解決可以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如果某些問題確實不能迅即答複，可商定在限定的時間 內舉行下一輪對話，任何一方不得無理拒絕。十、為保證對話結果的法律效力，對話雙方必須對對話結果出具聯合公告，並經雙方共同簽字證明。十一、必須保證對 話雙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十二、每一輪對話之後，必須在國家各大報紙及電台上如實報道結果，出具公告，並宣布下一輪對話的時間、地點等事宜”。“關於 以上要求，我們聲明如下：一、為確保對話盡快達成，對以上要求，我們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複，並在對具體要求作答複的基礎上，附注各條 答複的理由，形成書麵文件。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複，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三、關於第一輪對話我們建議在5月 4日上午8：30，地點可設在北京大學。四、此請願書將抄送一副本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反對無政府的人自然會認為學生提出的要求很過分，可是 習慣了人民當家作主宣傳的中國民眾，當時聽著學生的請願書就很解氣。如果在毛澤東時代提出這麽一個請願書，盡管也是徒勞，但是其勇氣定會令後人敬仰，而改 革開放後形勢正如項小吉事後所說，“憑心而論，八九年的那個形勢，並沒有壞到要革命的那種程度”，所以學潮的積極表現就在於，向政府昭示學生運動的理性， 表達出人民群眾的不滿，以及指出政府官員的虛偽所在，這就足夠了，因為也隻有全國人民麵對社會中的不如意表現出足夠的理性，體製內的正義力量才能心無旁騖 地積極促進賦予人民更多的自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一天後對這些要求做出回應，“一、他們要求對話排除經過民主程序選出的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 合會和各高校的學生會、研究生會，提出不同意由他們組織的對話，而是要由在這次遊行中非法組織起來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代表對話。把由學生經 過民主、合法程序選出的組織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學生組織來參加對話，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於學生之間的團結，容易引起學生之間的紛爭。政府不願意 看到這種情況。二、‘請願書’第二個問題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的對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這不僅不合情理，而且表現了青年學生相當程度上的一種 幼稚的衝動。請願書不僅提出了對話前政府必須事先答應的條件，而且提出政府什麽人參加對話必須經過他們同意。他們規定政府出席對話的應為副總理、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對這些要求公眾輿論也是不會同意的。三、‘請願書’提出如此苛刻的條件，並限期答複，還說如不按期答複，就要繼 續遊行示威，這是最後通牒式的請願，是帶威脅性的。從‘請願書’中可以看出，確實有人在背後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動亂。政府已多次說過，挑起動亂的是極 少數人，廣大青年學生要求促進民主、深化改革、反對貪汙、懲治腐敗是正當的，是合情合理的，與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學生與背後挑起動亂的人分開， 而自覺分開的最好辦法是盡快複課，停止示威遊行這類活動。我們指出，有極少數人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恰恰表現了對廣大青年學生的關心和 愛護。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能夠理解這一點”。
五四運動紀念日到了，這天的紀念活動分兩頭舉行，官方在紀念碑前組織了慶典，“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組織的十萬名學生，也遊行來到天安門廣場，以 示威行動向共產黨宣示，他們才是五四運動民主傳統的真正繼承人，但是他們心目中的五四精神，卻主要來自於共產黨的教導，因此也不排除很多學生是來向政府宣 示，我們才是共產主義的正宗。由此聯想到，學潮期間學生們在公交車上集體合唱《我愛北京天安門》，當三位湖南人於5月23日往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像上潑墨 時，結果被學生押送至公安局，一個不敢挑戰毛澤東餘威的環境，還有什麽資格奢望立馬實現西方民主。對於這一次示威，政府仍然沒有認真阻攔，這天的北京的遊 行人數雖然不如四·二七大遊行多，但是遊行擴散到全國多地，而且北京的遊行隊伍中出現了外地學校的旗幟，以前沒有參加進來的北京市專業學校也參加了進來， 記者的隊伍打著“首都新聞工作者”的旗幟走上街頭。隨後“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發表五四聲明，宣布將從次日起結束罷課行動，遊行活動到下午3時左 右和平落幕。
八六學潮的曆史已經證明，學潮對黨內改革派來講，永遠是一個燙手的山芋，向學生運動妥協不利於中國的前途，與學生運動對抗不利於其個人乃至整個改革派的形 象與前途，所以趙紫陽本來有充足理由延期出國訪問，但他還是選擇了如期出訪，把這燙手的山芋甩給了李鵬。有人幼稚地認為，如果趙紫陽出訪前便對學潮作出積 極的評價，否定中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策，局麵便不會對黨內改革派不利，其實即使不會出現李鵬代表政治局常委請示鄧小平的情況，保守派元老也會照樣找 趙紫陽麻煩，因為這些元老早就視趙紫陽為眼中釘肉中刺，一直在伺機拔除他，之所以在八九學潮前沒有成功，全都仰仗著鄧小平明裏暗裏的保護；而且無論政府怎 麽做，誰也沒有把握在是非混亂的背景下，能使學潮善終。4月30日，趙紫陽從朝鮮訪問回國，學潮非但沒有結束，而且形勢對其個人以及改革派極為不利，黨內 改革派已經處於黨內保守派和人民群眾的兩麵夾擊之中，改革開放停滯的可能性在劇增，於公於私他都不能再沉默了，他要為改革派及其自身的形象而戰。趙紫陽從 朝鮮回到北京，就提出四·二六社論對學運的定性是錯誤的，試圖把學運定性為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他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這一看法，並表示願為四·二六社論 承擔責任，欲重新寫一篇社論對學運作出評價。他的意見遭到李鵬的反對，在沒有獲得任何人支持的情況下，趙紫陽就決定以開明形象反擊保守派，在趙紫陽強力推 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一步對話，隨後開放新聞媒體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5月3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而 更多的篇幅則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因此也沒有受到更多關注。就在五四紀念日這一天，趙紫陽在會見亞洲銀行理事會官員時，發表了明顯與四·二六社論唱反調的 談話，“各位到中國來，大概都知道中國最近有一部分學生上街遊行。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政局不穩定呢？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 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反對腐敗’。我認為，這就反映了遊行隊伍中絕大多數同學對共產黨和政府的基本態度︰又滿意， 又不滿意。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們對十年改革和建設的成績，對我們國家的進步和發展，是很滿意的，但對 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而肯定成績，糾正失誤，繼續前進，也正是我們黨和政府的主張。有沒有人企圖利用並正在利用學 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麽大，當然難免，總有人希望看到我們出現動亂，總有人會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象的。這樣的人極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懂 得這一點的。現在北京和其它某些城市的遊行正在繼續。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現在學生最不滿意 的是貪汙腐敗現象。這本來是黨和政府近幾年來一直在解決的問題，但為什麽有這麽多的人有意見。而且意見這麽大？兩條原因。一是由於法製不健全，缺乏民主監 督，以致某些確實存在的腐敗現象，不能及時地得到舉報和處理；二是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有些傳言，或是張冠李戴，或是無限擴大，或是無中生有。其實， 我們絕大多數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不僅工資低，而且除了工資以外並沒有什麽其它收入，更沒有什麽法定的特殊權利。違法亂紀、搞特權、特殊化的人，有， 但並不象人們傳聞的那麽多，那麽嚴重。當然，腐敗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但這個問題也隻能同完善法製、民主監督、擴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結合進行”。學潮“應 該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來解決，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 士對話。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關心的問題。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製、秩序，在民主 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黨和政府準備這樣做，我相信，學生會讚成這樣做，各界人士也都會讚成這樣做。大家都這樣做，我們就一定能達到維護穩定的目的。我 相信，這將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團結。在穩定和團結的基礎上，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和經濟體製改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一定會進行得更加順利”。 有些輿論認為趙紫陽在接見亞洲銀行理事會官員時講這番話顯得驢唇不對馬嘴，其實不然，在國際金融和貿易中，誰也不願意在混亂的地方投資，所以趙紫陽這番話 實為一舉兩得，在鼓勵外來投資的同時，又重新給學潮定了性。崇尚西方民主的學生在四·二七大遊行中權術地打出“擁護共產黨”的口號，趙紫陽也權術地說大多 數學生擁護共產黨，顯然不能讓崇尚西方民主的學生買賬，學生氣不順，便不可能根除中國動亂的根苗。八九學潮期間，運氣顯然不在趙紫陽這一邊，他的這番話還 沒有發布出去，“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已經宣布將從次日起結束罷課。誰也不能說學潮後來的再次興起與趙紫陽的講話沒有關係，可是從群眾運動多反複 無常的規律來看，沒有趙紫陽的這番講話，學潮也難保會戛然而止，畢竟至五四運動紀念日，已經深陷極端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學潮並沒有給他們帶來決定性的勝 利，他們後期的任何努力還是會與黨內改革派和保守派產生無法調和的對抗。改革派在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中遭遇了保守派前所未有的挑戰，作為急先鋒的趙紫陽所承 受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任何人在這個環境中心情都會不爽，這都可以理解。盡管如此，趙紫陽還是被這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衝昏了頭腦，錯以為借助群眾運動可 以加速落實政治體製改革，忘記了中國的文明事業實屬欲速則不達這一顛簸不破的真理，而且他倡導的廣泛的對話，在當時那個大環境，永遠不可能實現其預期的目 的，但無論如何，從趙紫陽這番講話後，中共黨內改革派的形象在大眾中大為改觀。
5月5日起，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仍有一半大學生堅持罷課外，北京市其他的大學都宣布罷課行動結束，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學生 中產生了新的分歧，有些人表示歡迎趙紫陽的溫和態度，認為黨的總書記已經作出姿態，學生也應該見好就收，並以複課作為回應。因為一場以改良為目的的群眾運 動，終還要以促使執政黨黨內發生積極變化為原則；另一些人則認為趙紫陽的講話表明了政府高層存在分歧，學生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對政府施加進一步壓力，中央 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不改變就不應該複課。也有人認為，趙紫陽的談話與四·二六社論沒有本質差別。學潮後逃亡到海外的學運分子事後普遍高度評價趙紫陽，但在當 時部分學生和知識分子對趙紫陽還是不信任的，就猶如現今他們敵視鄧小平一樣，首先他們擔心，趙紫陽在控製住學運以後，將反手處理這次學運的參與者和同情 者；其次他們認為趙紫陽提出的“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仍然是一黨獨尊下的“民主”，是在法製根本不健全下的“法製”︰“官倒”屬於合法性腐敗；北京市關於 遊行示威的“十條”公然與憲法對抗；上海市委居然可以撤銷一家報紙總編輯的職務。所以，趙紫陽的談話不可能有效安撫學運中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其實這些極端 理想主義者，注定理解不了中國若需文明必先經曆開明專製，更理解不了趙紫陽時期諸多貌似不公卻很務實的經濟政策，所以產生這些質疑也很正常。其實鄧小平時 代出現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與憲法抵觸，看似很滑稽，其實不然，如果鄧小平骨子裏是反民主的，他完全可以讓憲法和北京市的條例實現一致，他之所以 沒這麽做，隻有一種可能，一個是短期目標，一個是長遠目標。5月5日晚北大和北師大的“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布次日將繼續罷課。5月7日，北大學生自治聯合 會成員王丹召開民主沙龍，號召繼續罷課，聲援準備到中國記者協會請願抗議《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記者。當天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也首次報道了兩名學生領 袖：北大學生王丹和北師大自治聯合會主席吾爾開希。
梁曉燕事後回憶，“5月8日，我們學校高自聯的幾個頭到我家裏來，抱怨有一批同學還要去上課，他們說要組織糾察隊伍把學校的教學樓封起來，不讓那些同學去 上課。我當時我就說，你們不是要民主嗎？民主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東西，就是每個人都有他的選擇權利，你剝奪了別人選擇的權利，我開個玩笑，我當時還笑著跟 他們說，這和共產黨剝奪了你們的權利有什麽不一樣呢？他們確實沒想到過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沒有話可以說服我，但是他們就覺得就是有點不對勁。那我們這個事 情怎麽弄呢？因為在中國所有事情最後都是要靠這樣的一種方式，就是我不許別人做什麽，才得以我把自己的事情做成了”。按理說在人們產生勢均力敵分歧的時 候，此時憂國憂民的人能做的，也隻有文明理論的深入研究與宣傳，不能使別人感動，隻能是兩個原因，要不是我們的理論研究還沒有到位，要不便是時機未到，此 時非要蠻幹，其結果隻能是事與願違。當然真理時常在少數人手中，也有很多人時常認為真理在自己的手中，麵對曆史機遇轉瞬即逝或自認為曆史機遇轉瞬即逝的時 候，又不得不需要一些果敢，此等情況事前去質疑對手的品質與動機都沒有意義，隻有事後看結果，究竟孰是孰非，這也正是文明進程中的博弈與悲催之處，當然若 想弱化其中的博弈色彩，也隻有民眾素質的提高。柴玲描述這個時期，“後來北大的形勢也轉為低潮，同學複課的越來越多，同學在複課與罷課之間產生相當大的內 部消耗，我覺得越來越困難，阻力重重”。“那天聊天，我問起政治犯判多少年？有人說以前判三年，後來判了五年，又加判到七年，後又加到十七年。當時我很悲 哀，我在想，十七年出來以後，我就四十歲了，很不甘心的呀”。“王丹說要準備絕食，我馬上就簽了。後來我和北大幾個同學一塊去說服市高聯，他們始終很抵 製。市高聯有些人是有投機傾向的”。由此看來，給異見人士戴帽子，不僅僅是毛時代所特有的，這個陋習深深地滲透到了中國政治人物的骨子裏。學潮使中共公然 分裂，學生也有分歧，具體到個人都存在太多的人格分裂，在學潮期間被很多人評價相對理性的王丹，在這個時期也表現出強烈的人格分裂，5月10日王丹接受了 加拿大一家電視台的采訪，“我認為現在的學生運動應該轉入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的活動方式不再是大規模的激烈的上街遊行罷課等等，而應該是切切實實地從事 校園民主環境的建設。比如說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學生自己的報紙廣播等等。這些工作看起來好像不是形式上非常聲勢浩大，但是它的深遠意義是很重大的”。 可是三天後王丹便組織參與了絕食請願活動，他事後總結說，“5月11日的中午，我們五、六個人在一個小飯館吃飯，期間談起了關於對這次運動的看法，我們已 把希望寄托在對話上，但是政府對待對話的態度始終在拖，有可能把學生拖垮，然後把學生頭頭都給抓起來，把你的籌委會解散。所以我們覺得有必要把運動推向一 個新的高潮，以更激烈的方式，施加更大的壓力，逼迫政府迅速地與學生進行對話，在對話過程中能夠確保運動成果，這樣我們討論下，辦法隻有通過絕食，因為靜 坐遊行政府已經不在乎了”。
《天安門》紀錄片中有下麵一段解說，“然而，四·二六社論的陰影仍然威脅著學生領袖的安全，動亂罪名不正式取消，學運中溫和的主張就很難占上風，激進的情 緒更有號召力”。的確，站在學生領袖個人角度來講，由於中國教育體製始終包含思想政治等考評標準和內容，參與過“動亂”的學生在學習和將來的工作中都可能 受到極大影響；而參與運動的學生中有相當數量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場，即使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國政府不進行“秋後算帳”，各高校的 黨、團組織在之後將如何處理參加者也是未知數。學生領袖的憂慮有道理，這隻能說明當時的中共政府麵對學潮也是手忙腳亂，同時也說明這些學生領袖的目光短 淺，他們沒有預見到深化改革後會形成多種所有製的經濟模式，還把自己的前途寄希望於體製內的飯碗，殊不知參與學運成為名人所帶來的巨大商業價值。學潮發展 到這個階段，隻要順利和平落幕，中共也不會對知識分子窮凶極惡。學生們認識不到這一點，顯然與對形勢的認知水平有關，也與對鄧小平的品質誤判有關。不過， 還是那句老話，一切皆是曆史的必然，當時想要所有學潮領袖都具有這樣的認知水平，也是不可能的。陳小雅在《八九民運史》中的一段說的很好，“一九八九年四 月的街頭，走動的也不是13年前同一個月份裏出現的人群。新人們幻想著再造‘四五英雄’們可歌可泣、銘刻史書的壯舉，卻對六十年代英雄主義培養出來的，使 英雄成其為英雄的‘煉獄’不感興趣”。“他們習慣於輕鬆的。帶遊戲色彩的生活，當然也不把政治看得過份沉重。與他們的前代以集體主義和無名英雄為追求理想 的價值準則不同，他們把參與政治與塑造個人看作水乳交融的事情。至少，在學潮初起時，他們並不準備為自己的理想付出高昂的代價。胡耀邦僅僅逝世三天，《七 條》已經在要求肯定‘學運’的性質了。這就如同體育比賽中，一個形體動作尚未完成，就要求裁判評分一樣”。可是開明專製最終得以順利轉型，需要諸多英雄， 去尊重對手，無畏犧牲自己的利益直至生命，可惜當年的極端理想主義者幾乎都把這一理念給搞反了。
在決定是否以絕食方式來使學潮升級時，極端理想的學生也開始討厭民主程序的礙手礙腳了，市高聯中主張絕食的學生沒有得到多數的支持，於是他們越過組織程 序，直接以個人名義發動群眾。民粹社會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愚昧無知聚眾上街，以此左右政府的政策；另一個典型表現，哪怕是少數人，隻要聚眾上了街，都口口 聲聲代表了人民。王丹事後介紹說，“5月12日晚上，我和柴玲做了一次聯合演講，主要柴玲講得比較多，柴玲就講，我們是被政府逼到隻能用自己的生命，用摧 殘自己的方式來爭取國家的進步。她講到這裏非常淒慘，然後眼淚就下來了，這個對同學的鼓動非常大”。柴玲說，“我們絕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麵孔，還要看看 人民的麵孔，看看中國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希望，我們是在以死的氣概為生而戰，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因為絕食的起因來自於學 生領袖缺乏犧牲自我的勇氣，自然使這一轟轟烈烈的背後充滿了灰色；由於人民對民主與自由的渴望，一些人在遇見挫折的時候，時常表現出饑不擇食的變態。麵對 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抗議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包括王丹、吾爾開希和柴玲等具有個人魅力的學生領袖，呼籲采取更激進的作法恢複抗議聲勢，組織起三千 學生發起無限期絕食，絕食團指揮部由主動請纓擔任總指揮的北師大八六級心理係研究生柴玲任總指揮，為了保持對絕食團的影響力，北高聯主席吾爾開希與對話團 的負責人王超華也參加了絕食，時間選擇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高調訪華的前兩天，學生領袖認為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門廣 場，因此絕食抗議便能作為籌碼來迫使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天安門》紀錄片如此解說絕食的發起過程，“5月13日中午，絕食學生在出發前喝了壯行酒，他們 要求政府撤銷四·二六社論，立即與學生平等對話，並通過電視向全國直播。那天上午，政府已經決定與學生對話團對話，但是當這一消息傳到各大學時，絕食學生 已向天安門廣場進發了。《絕食宣言》出自共產黨多年的語言熏陶，激昂悲壯，極富感情色彩。文中甚至模仿了毛澤東青年時代的豪言壯語：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 民是我們的人民，我們不喊，誰喊？我們不幹，誰幹？《絕食宣言》寫道，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眼你的兒女吧，雖然饑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當死亡正向他 們逼近，你難道能夠無動於衷嗎”。別文已經論述，搞政治最忌諱的是煽情文學，容易使大眾喪失理性直至思考能力，而學潮發展到絕食，則是同類的成事不足敗事 有餘的煽情行為，而且絕食也屬一種冷暴力。絕食不僅沒給對手留有餘地，也是不給自己留有餘地，要是自己的決策錯了怎麽辦？如若自己百分百正確，直接發布宣 言就可以了，何必以對話作秀。曆史要是證明學生的訴求是切合實際的也就罷了，偏偏隨著人類對文明進程認識的不斷提高，學潮不計社會穩定的極端理想主義卻是 禍國殃民的，已經成為更多人的共識。盡管5月4日前後輿論已經放開，可是由於媒體的認知水平也是有限，客觀上還是有選擇地報道學潮的積極一麵，當時大勢所 趨，也沒有哪家新聞機構敢於報導絕食學生的負麵信息，以致讓絕食學生占領了道德製高點。當時的中國民眾普遍不知絕食的醞釀過程，絕食是在政府已經同意對話 的背景下開始的，此時依然打著“呼籲對話”的招牌進行絕食，顯然這些年輕人的情緒化已經達到歇斯底裏。盡管紀錄片中的解說有意在替絕食學生開脫，指政府決 定對話的消息傳到學校晚了，其實如果學生理性的話，完全可以在去天安門的途中隨時終止絕食行動。紀錄片為絕食學生開脫的原因也許是因為下麵一則報道，“北 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領袖不願意由正式對話代表團單方麵控製整個抗議活動。其實在絕食階段，示威學生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對包括學生群體在內的其他人的 不信任，隻有政府直接與自己對話，才能使自己滿意，而參加學潮的人數眾多，所以導致這場絕食運動成為一個無法打開的死結。
5月13日，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靜坐之後，為抗議政府高官沒有新的態度，參加絕食的學生越來越多。北京許多醫院參與搶救，市民加入聲援隊伍， 越來越多的市民和機關單位也參與募捐，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都捐資為學生治療，越來越多的城市出現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的同學，鐵路部門默許學生和醫務人 員不買票乘車，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據陳小雅《八九民運史》記載，“自‘亞行講話’之後，趙紫陽一麵部署用新聞改革衝破‘保守派’的反改革包圍，一麵拋 出‘六點意見’，爭取社會形象的改善。五月八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與北京市委提交的以堅持四·二六社論基調和批駁趙的‘亞行講話’為內容的七個文件針 鋒相對，趙紫陽提出了六點意見︰一、盡快公布審查國務院直屬的四大部級公司的結果；二、取消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的特殊供應，但75歲以上的老同誌仍然保 留，公布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的經曆和財產；三、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立社會監督委員會，專門受理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及其子弟違法亂紀的案件； 四、盡快製定新聞法，擴大新聞自由；五、司法獨立審判，不能再搞聯合辦案；六、一切問題的解決，都要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進行。他建議，如果大家同意，由 新華社發通稿，明日見報。但由於李鵬堅持反對，政治局沒有討論趙的意見，有關信息隻好由人大常委會在即將召開的七屆八次會議的議題中透出。但是，趙紫陽也 許萬萬沒有想到，就在他的政敵把他逼到懸崖邊的時候，學生一方也同時抽掉了他身後唯一可以脫險的跳板︰就在人大公布將於6月20日正式從法律和製度方麵考 慮目前學運要求的當口，學生同時做出了絕食的決定”。“由於國家教委和北京市在對待學運問題上的死硬立場，中辦和國辦在與學生對話條件方麵討價還價的僵 持，趙紫陽在國家權力機構中可以支配和調度力量的有限，他不得不動用起原本是和民主黨派打交道，但在學潮爆發以來一直持溫和態度並企圖幹預最高決策的統戰 部來”。“五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同時在開著兩個會。一個是由部長閻明複主持，胡啟立參加的與新聞界的對話會。另一個是由知識分子局召集的征求黨外知 識分子對時局意見的座談會。其實，也就是探討如何使學生停止絕食良方的‘諸葛亮會’”。“在這後一個會上，閻明複一方麵不同意‘把中央分成保守派和改革 派’，說在支持改革上，中央領導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又透露，對於許多具體問題有分歧。他特別指出，主要是‘不在第一線的同誌有很多看法’。而且，時至今 日，北京市仍然堅持原來的態度。他警告說︰‘學生們鬧下去，可能引起北京市動手。’他要大家給那些他們認為是改革的人以喘息的時機，‘否則我們都完蛋，都 下台’。他請到會者做做工作，勸學生識大體，顧大局，先撤出廣場，有什麽要求以後都好商量，通過協商和對話來解決。同時，他又強調，‘學生們不了解情況， 反對鄧小平同誌這是不對的。小平同誌實際上是你們所說的改革派的一堵擋風的牆。沒有他擋著，許多事情都不好辦。’與會者建議，統戰部出麵，邀請學生對話是 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事情很快匯報上去，並得到了趙紫陽的首肯：授權統戰部主持辦理。當晚，各路學生代表被請到統戰部。參加會議的有三種成分︰學生代表， 作為‘中間人’的青年知識分子和體外精英，由團中央書記帶隊的共青團和學生會代表”。“閻明複說︰統戰部是信息傳達渠道。今天，一些知識分子建議他和同學 們對話，他按當時的口徑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反對同學們的做法。呼籲學生們顧全大局，通過對話協商來解決問題。他說，中央是有對話誠意的，就在當天下 午，趙紫陽、胡啟立、溫家寶和他一起已經應總工會的邀請，同工人代表進行了對話。下一周準備和學生代表對話。趙紫陽同誌有一點意見，希望不久會在電視上廣 播，使同學們知道。然後，他進入正題，說，戈爾巴喬夫要來訪華，能不能順利進行已成為國內外關注的事情……如果天安門廣場聚集兩三萬人，連歡迎儀式都不能 舉行，會有什麽樣的後果？學生們的合理要求，政府和中央都在進行研究。但是，一定要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不可能一夜之間變得盡善盡美。同學們可 以有多種意見，可是要做出損害中蘇會談的事情，必定會使親者痛，仇者快，是不會得到人們支持的。他答應，同學們的意見他一定向中央直接反映，凡是他可能了 解的情況，一定坦誠地傳達給學生們，他個人的意見同意的就說同意，不同意的就說不同意。同學們盡管暢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顧慮”。“關於對話，從四月二七日 起中央就在認真考慮。同學們遊行的深層原因，是我們國家存在程度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方麵的重大問題。同學們解決這些問題的要求，和中央是完全一致 的。是得到全國人民共鳴的。但采取什麽措施，不是一兩天能夠答複的。如果采取敷衍態度，我們可以同意對話。我們的黨中央和國務院，不是一個同意甚至推動腐 敗的黨中央國務院。否則我們不會在報紙上揭露腐敗現象，決定審計五大公司等等”。“對話是民主製度的一項內容。以前沒有貫徹十三大的決議，你們推了一把， 我們已經反思了”。“中央的確擔心〔我希望我們是錯誤地理解了同學們的心願〕絕食會影響中蘇會談。希望同學們能表現出充分的理性和愛國熱情。中蘇關係的改 善會使我們沒有一個敵國。我曾對香港的徐四民先生講︰我今年58歲，還能幹幾年？過幾年就是他們〔指學生們〕來推進改革，希望他們能繼承一個好的遺產…… 我不想討好同學們，但將來的事情確是要有你們來決定的。如果你們希望得到一些好的遺產，就應當約束自己的行為”。“閻明複講話後，有一個短暫的沉默，接著 是王超華發言。她把成立有更廣泛學生基礎的對話團稱作是‘向中央作了讓步’。並認為今天請他們來而沒有請學聯〔其實請了〕，是‘表明政府承認’了這些組 織，也是在作‘讓步’。她的話還未講完，閻明複就打斷她說︰他會把她要求單獨對話，公開公正客觀報道的意見傳達給中央。但他說他不認識同學們，隻是請幾位 老師把‘他們認為有代表性的同學’請來。言下之意是提醒人們，到現在為止，他的政府仍不可能改變對學生自治組織的立場，仍不是進行單獨的對話，更沒有把他 們當作這些組織的代表來看待。‘中間人’的發言立場比較一致︰都是建議政府正確評價學運，並在此基礎上調解學生和政府之間的對立。他們講完之後，閻明複談 了四點，似乎是要結束這場對話了。他說︰一、首先感謝這麽多同學到統戰部來；二、我今晚就向中央匯報；三、推翻‘四·二六’社論有難度，希望給一定時間， 但希望同學們在戈爾巴喬夫來之前結束絕食；四、沒有根據把中央分成保守和改革的兩派，但希望不至於造成全麵的倒退，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作為跑龍套 的，不能超出音樂的節拍，但我會盡力反映情況”。從以上文字，我們可以看出中共政治生活的虛偽，閻明複的話有真情，也有應付，所以學生和知識分子普遍把閻 明複讚揚鄧小平的話當成了官話。由於學生和知識分子在這場學潮中占領了道德製高點，客觀上卻又是極端理想主義的表現，站在務實促進中國在開明專製中過渡的 角度，中共也確實不該答應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民主”要求，而中共又拿不出可以說服學生和知識分子的理論，所以對話隻能成為雙方的作秀，起不到在中國明確是 非的效果。當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閻明複約請知識分子出麵斡旋，有嚴家其，戴晴，劉曉波等到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未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