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993年初，我在美國加州，收到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人事科來信，得知我因出訪逾期不歸，已經被除名(開除的委婉用語)。我的將近三十年的工 齡被一筆勾銷，今後我的一切要從頭開始，但是我是已屆“知天命”之年的人了。這真是: 工齡三十塵與土，人生五十萬事初。 人到中年還會落得這麽個下場，雖說我對此是有思想準備的，但是事到臨頭，還是不免有所感慨：我的下半生從此就要背井離鄉了。不過感慨歸感慨，我選擇走這 條路的決心還是堅定的，這不是心血來潮的偶然決定，而是事出有因的。我把這個“因”在這裏寫出來並且公開發表，是因為我的經曆和思想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和 1949年以來，尤其是文革以來中國社會政治情勢的變化有關的，寫出來既可以和同代人交流，也可以給後人參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這是一個 普通的知識份子對這個時代的記敘。 我於1963年大學畢業，然後一直在中科院工作，日子過得平平穩穩，不是黨員，也不是學術精英，不是先進分子，也沒有挨過批鬥，也不是造反派。文革的噩 夢過去以後，那個組織終於有了勇氣睜開眼睛客觀地看世界，不得不承認在關門“鬧革命”的這十年中，我國的科學技術和西方國家的差距又進一步地拉開了，終於 有點想起而追趕了。於是，科學院選拔了一批業務骨幹脫產培訓外語，然後作為訪問學者公費出國進修。我因不在被選拔之列，一切都沒有我的份, 於是自己聯係了美國普度（PURDUE）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很順利就接到了聘書。但是不知道如何跟領導談，怕被說成是自由主義或不安心工作，不像個永不 鬆動、永不生銹的螺絲釘。於是我先寫信給謝希德教授征求意見,謝先生立即回信說研究課題很好，給的資助比公派訪問學者多，應該去。有了謝先生這封信，我心 裏有了底，這才敢拿了聘書去找領導。因為無需公費，而且連我出國期間國內的工資都要由我自己用美元歸還，叫做自費公派，一切手續辦得出乎意料地順利，遂於 1982冬成行。當時國內還沒有實行學位製度，但是指導教授認定我的研究成果和發表的論文已經合格了，從此在一切書麵和口頭的正式場合我就被稱為“Dr. Qian”了。 那是我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出國。到校那天快要過聖誕節了，我看到指導教授G. Ascarelli到學校的機場來接我，身旁還站著一對中年夫婦。指導教授和我握手、互致問候，然後轉身向我介紹身旁的這對中年夫婦，原來是校長夫婦。我 感到奇怪，我一個普通的博士後，怎麽校長夫婦也來接機一一握手，然後感謝他們到機場接我。校長聽了略有尷尬地解釋道他們是來接兒子回家過節的。寒暄了幾 句，校長夫人高興地告訴我，他們剛從中國訪問歸來，是一次非常難忘的旅行。第二天我去凱瑪特（Kmart）買日用品，見校長站在手表櫃台旁，像是在等營業 員；我正在遲疑是否認對了人，他看見了我，微笑著先對我點頭。我走過去，迎麵聽見一句“Happy holiday, Dr. Qian！” (節日愉快)。“記性真好”，我想。頓時，太平洋兩岸對我的禮遇的巨大反差讓我有了“今夕複何夕”的感覺。我感謝他的祝賀，也祝他節日愉快，還問他道，買 手表嗎，他回答說是退手表。 據說普度大學有五、六萬學生，校長居然如此平易近人。這讓我想起了在國內所見到的大大小小的頭頭腦腦。“打江山”時如何，不得而知，想必是功勳卓著；但 這“坐江山”的氣勢卻是一目了然的。在研究所對麵相逢，他們極少主動招呼別人。對此我的原則是，出於對領導的尊重，我主動打招呼，一次不見回應，可以原 諒，領導嘛，重任在身，心無旁騖；但若我接二連三地遇到“心無旁騖”，這人在我的大腦的資料庫裏就自動歸為“不懂禮貌”之類。對此，朱熹老人家有教導： “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從此，見到此人我也旁若無人了。 在山溝溝裏的時候不說，我們不知道；但自從“人民共和國”以後，領導的地位高低，一定是和離開人民的距離成正比的。例如，見到小汽車的玻璃窗後麵掛有黑 紗，那就是告訴你，坐在裏麵的是領導，他不想見你，也不想讓你看見他。如果前呼後擁，警車開道，那一定是大領導，不僅看不得，而且還要回避。再如果，要是 遇到清場和封路，那就是大得不得了的領導了，不是一般的回避，而是要把你趕到附近的小胡同裏去回避。我有幸，也是不幸，在北京辦理出國手續時見識過一次這 場麵。當我被軍警趕入小胡同裏，背對車隊時，似乎有一種時空錯位的感覺：這是“人民共和國嗎”？慈禧那會兒並沒有摩托和賓士車呀。據說那最大的領導坐火車 出行時是專列，想走就走，想停就停，全國所有的車次都必須讓路。 我和普度校長自然是兩股道上的車，此後再也沒見過麵，一年以後他去了德州某大學當校長。他的行為表明，在這裏當校長，禮儀是很重要的，舍此不能獲得別人 的尊重。八年以後我又回到美國，在矽穀和外州都工作過。往往在公司走廊裏迎麵聽見有人叫我名字，定神一看是老板的老板或者大老板，這些人臉上得意的笑容似 乎在說：“我知道你的名字，想不到吧！”有次我到了一個新公司，上班第二天，坐在電腦前，老板接待幾位重要訪客，個個衣冠楚楚。一眾人馬走到我身後，隻聽 見老板在說：“這是XXX（我的名字），他在XX項目”。 盡量多記住雇員的名字，是做老板的重要訓練。這樣做的心理效果是很明顯的：讓你感到他認為你很重要。除了個人的文化素養，這種作風其實也是製度造成的。 例如，在簽訂雇傭合同時總有一項指出，本合同是雙向自願，任何一方在任何時候都可要求終止合同，也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在評價部門工作業績時，有一項稱為 “保留重要雇員能力”(Talent retaining)。這樣一來，公司當然要千方百計地設法留住雇員。能幹的雇員認為薪水低了，吃虧了，可以和主管計較，不高興時對主管說一句“我在找工 作”，就足以讓他緊張。如果你申請工作，公司很欣賞你，發了聘書以後，有時還會送個花籃到你家，讓你在家人麵前長足麵子，高高興興地接受聘書。當然，公司 裁員的時候，照樣無情：當天通知，當天就走人。你清理個人物品時，人事部門的人就站在你身旁，然後陪送你出門，這些我都親身經曆過。 正如商品的價值是在交換中體現的，人的價值也可以在流動中體現的。可是在我們“人民共和國”裏，那年頭還沒有聽說過跳槽，領導說你一句“不安心工作”後 果就很嚴重了。例如有一年，我們研究所給科研人員評科研津貼。我們室（三室）先讓幾位候選人作報告，介紹自己的工作和成果，然後由聽眾打分。評選結果上報 給所領導，結果我沒有被評上。黨支部張書記連忙找我申明:“我們室評選打分，你得分最多，你沒有評上不是我的責任。所領導要我做做你的工作，我回答他們說 沒法做。你自己去問所領導吧。”於是我找到李領導，拖了六個星期才從“百忙”之中擠出了幾分鍾和我麵談，見麵以後支支吾吾半天，擠出一句話：“你好像不安 心工作。”一聽這話把我嚇出一身冷汗。想起有一次春節值班，我和這位李領導聊天時說起，想去同濟大學物理係兼課。他說：“可以呀，人員流動嘛。”不料過了 一年多，他不僅還記得，而且終於等到了機會跟我算帳了。他不懂教書和科研的關係，可以理解；讓我不理解的是，如果認為我的想法不對，為什麽當麵不講？又為 什麽不能與人為善？從此這位李領導在我的大腦的資料庫裏又自動歸為“黨棍”之流。黨棍者，以黨的名義，專門行整人、打人之實也。假如我早一年進大學，反右 那年碰上一個黨棍，後果不堪設想。為什麽他們敢這樣做? 因為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我們的命運就是掌握在這幫黨棍手裏。你在他的手裏攥著，隻是一個工具，而且還要是永不生鏽的、馴服的工具， 敢不聽話！ 多年以後我看了電影“苦戀”，對影片中的歸國詩人秋山在逃亡時寫的一首詩，很有感觸。那首詩是這樣的： 既然是同事、戰友、同胞， 何必要給我設下圈套？ 既然打算讓我帶上鐐銬， 又何必麵帶微笑？ 既然準備從我背後插刀， 又何必把我擁抱？ 你們在我們嘴上貼滿了封條， 我們在自己腦袋上掛滿了問號。 真正的同事、戰友、同胞， 為什麽不像星星那樣互相照耀？ 現在想來，這位詩人的悲劇在於天真，像他這種有海外背景的人，誰會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同事、戰友、同胞”？他必需接受的是不折不扣的自上而下的領導，而不是“像星星那樣互相照耀”！ 我自己則更是糊塗：共產黨人的生存環境從來就不是與人為善的。 應該公平地說，對於上級，頭頭腦腦們還是很講禮儀的。但是對下級，特別是老百姓，他們並不在乎你的尊重，要的隻是你的服從。老祖宗早有教誨：“禮不下庶人。” 在普度開始工作以後我發現，學校沒有校門，物理樓從不鎖門，隨時可以進出，也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我有一件寬大的辦公室，我還有鑰匙可以開載重電梯、 車間和儲藏室，任何時間都可以去實驗室、車間工作或者去儲藏室取東西。校圖書館全天開放。有天深夜想起一件事，需要查文獻，我趕到校圖書館找到了文獻，複 印了拿回辦公室，坐下來一直幹到快天亮。我高興地寫信給妻子和媽媽說，我這一天幹了幾天的活。還告訴她們，這裏的安排似乎就是為了要吸引人情不自禁地想要 工作。在上海，我們研究所的圖書館開放時間有限不說，也有影印機，但是專人管理。有文獻要複印，從不當天就給你，總要等，有空也不給你馬上印，管理員根本 就不理解你為什麽急著要看文獻；找領導也沒用，反而以後複印速度更慢。我們研究所也有電梯，也是專人管理。需要用電梯時，先要四處找人，幾秒鍾的事情往往 要幾十分鍾才能完成。遇到管理員不在，隻好“望樓興歎”！改革開放之初，聽說國外有小費，於是每逢實驗室有水電問題或我們自己做不了的事情，請後勤組的人 來幹活，臨走時總要嘀咕小費的事。遇到這種事往往令人啼笑皆非: 這是公事，為此研究所已經給了他們工資，但是不給還真不行，否則以後的事就難辦了。種種這一切讓我想到，這大約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在物質生活上，當時的中國和美國還有很大差距。出國人員買回家的三大件（彩電、冰箱、洗衣機）是很令人羨慕的。我在普度有薪水，還有一輛舊汽車，完成博 士後研究以後，找工作也不是不可能。但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滯留美國，因為我的事業毫無疑問在中國，我的一切，事業、母親、妻子、兒子、姐姐、弟弟、同學、 朋友都在中國。回國時，除了三大件，我還帶了一套音響係統和70磅重的古典音樂唱片，準備退休以後安度晚年用。 （二） 回國以後正值撥亂反正，萬物複蘇，科學界也是一片春天景象。人們對於告別了文革噩夢以後的前途，充滿了樂觀的期待。我們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個個埋頭苦幹， 我也收穫頗豐。我的研究著眼於本所的半導體材料製備中的物理問題，在本所的刊物和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合作者有國內、外的學者。感謝研究室領導 的重視，替我申請了中科院成果獎，好像是二等獎（三等獎？）。當然，我的成果也是研究室的成果，並非是我個人的。 每次寄論文到國外發表，先要由組長、室主任和所長層層審批，然後憑研究所的介紹信送上海市公安局審批，從我們研究所到上海市公安局來回半天時間，過幾天還要再去取，又是半天時間。然後還要到上海市郵政總局寄出。寫論文固然不容易，想不到寄論文也這麽不容易。 又如，我們研究所有專職人員買車票和機票，但那其實是為頭頭腦腦們服務的。有次我有事出差，因為手頭的事情實在太多，沒有時間出去買車票，鬥膽地請求了 那位專職的大爺，被一陣官腔頂了回來。我一氣之下徑直找到Y副所長：“為什麽他份內的事，他不做？我當然可以自己去排隊買票，但是我的工作誰來替我做？” 這位副所長聽了一愣，大概是第一次遇見我這樣的大膽不知深淺的人。不久，另一位分管後勤的副所長打電話給我，“垂詢”了車票的事。為什麽國內許多地方人浮 於事還事難辦？這件事就是例子。人一當上了什麽“長”，他就是這個體製的一部分，這個體製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堅持和保證黨的領導，然後才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展 這個那個。你的科研成果固然是領導的政績，但是領導還有許許多多其它的工作，例如社會主義教育、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那才是領導的更重要的政績，領導 人數少了還不行；雖說叫研究所，但是研究工作在領導心裏並沒有分量。在改革開放以前的研究所，那些頭頭腦腦和科學與研究根本不沾邊，他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 為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那一套，到哪個單位都適用。他們和他們的工作是那樣的重要，自然是無暇顧及車票之類的小事。改革開放以後提拔的頭頭腦腦沒有了 “坐江山”的本錢，自然也就少了相應的氣勢和派頭，不少人還是懂科學的，但是一進入這體製就身不由己了。其實，這領導人的氣勢和派頭也是體製造成的。設想 上司和下屬之間隻是職務關係，沒有人身依附關係，合不來就可以走人，這氣勢和派頭還擺得起來嗎？要擺也沒有人買帳。不幸的現實是，到處都有“黨的領導”， 人走到哪裏背後都跟著個檔案袋，你不乖乖地聽話，跟上司搞好關係，哪來出路? 到了適當的時候衹要給你來一句“你好像……”放到你的檔案裏，你這一輩子還有出路？ 回國以後我兩次出國學術交流和參加國際會議。但每次回國以後都在財務報銷上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煩。例如，1988年我去波蘭參加國際半導體物理會議，住在 華沙大學物理係的波蘭朋友W博士家裏。臨走時用我自己的外幣買了些禮品送給這位朋友和帶給我的家人，不到一百美元。回國以後到中科院上海分院財務部門報 銷，按照當時的規定，那怕是自己的外幣，也要交代來源。那位會計小姐要我出示我的外幣來源證明，按慣例我給了她我們所長寫的證明，說明我曾經自費公派在美 國工作兩年，所用外幣數目合理。不料被拒。以下是問答： “為什麽你不相信所長寫的證明” “所長知道什麽！” “那麽你要什麽證明？” “當年你回國時，海關開具的攜入外幣單據。” “連所長為我寫證明時都不要求我出示這單據，你憑什麽要?” “這是我們的規定。” “我回國已經四年了，是否還要證明我的錢還沒有用完?” “當然！” 我告訴這位小姐，辦不到，太過分了，就是我妻子也沒有這麽查過我。言罷起身，拂袖而去。背後飛來一句話：“你這筆帳不了結，今後無法出國！”果然，兩年 以後，室裏派我去英國，手續一辦到分院財務部門就卡住了，英國之行因而未果。隨後分院外事辦公室對此進行了調查，這辦公室的負責人B原本是原子核所的研究 人員，1964年複旦物理二係畢業。調查的結果是他意想不到的，後來他見到我時告訴我：“問題解決了。”然後又補充了一句：“真是不應該呀！”對他的實事 求是作風我當然心存感激，但我說不出什麽，隻能苦笑: 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命。心想要是在普度，那些係裏的秘書和校裏的會計對係主任簽字的證明敢蔑視嗎？敢對我這樣嗎？我剛到美國時不懂稅法，填寫預估扣稅單 時也稀裏糊塗。過了不久發現薪水單上扣了不少錢，就去問係裏的秘書，她耐心地解釋了扣稅依據，並沒有要求看我的工資單。後來我去校裏的會計部門，對會計說 兩年以後我將回國，將來也不打算在美國退休。會計聽了二話不說就改動了扣稅項目，還退還了此前多扣的稅款。臨走時也聽見一句話：“抱歉!” 分院財務部門這事過了不久，一次偶然的談話中，室主任提醒我說，你接連兩次出國回來以後報銷都有麻煩，別人會怎麽想? 剛一聽這話我很不高興，覺得此話不辨是非。繼而一想還有點道理。還有一次報銷是什麽麻煩我已經忘了，別人都還記得，至於什麽原因，這並不重要。這個社會就 是這樣，不管合理還是不合理，你必須順應和服從，否則你就會被認為是個異數。還記得有次室主任從北京回滬，說起火車票，他說車站根本買不到，隻好向黃牛 買。我聽了很生氣，大罵車站售票處和黃牛沆瀣一氣，非法牟利，不料室主任卻心平氣和地說，多虧了黃牛，要不然還回不了家。多麽現實的思維方式！讓我又一次 感到自己不能順應這個社會。其實分院那位財務小姐的行為也可以理解。三十年來，這個社會強調得最多的是“黨的領導”，最注意的是階級鬥爭。為了保證“黨的 領導”的恣意妄為，不要說法製和人權，就連必要的規章製度建設也被故意地忽視了，那個組織製定的政策就是一切。既然沒有明確的剛性的規則，財務小姐完全可 以目中無人，想當然地辦事，而且因人而異，甯左勿右；至於個人隱私，對不起，她根本就沒這觀念。 還有一件事讓我又一次見識了“黨的領導”。我們研究所有位單身在滬的已婚博士研究生，和某位單身女職工有了婚外情，已經秘密同居。被發現以後，通報全 所，書麵的通報還發到了我們辦公室。聽說由於導師的堅持，博士論文答辯拖了很久終於才得以舉行。也巧，過了不久，已婚的分管後勤的黨員W副所長被發現也有 婚外情。他和本所一位已婚的女職工在離上海不遠的某個風景秀麗的近岸海島上出雙入對時，被本所一位研究生遇見。這對沉浸在幸福之中而且年紀已經不小了的戀 人卻沒有認出這位研究生。研究生回所以後，向同事們介紹自己的海島之行時無意中說了一句，看見W副所長夫婦也在那裏。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於是W副所長的 風流韻事就暴露了。按性質說，這件事怎麽也比那位博士研究生嚴重。怎麽處理也有先例可循。可是就是沒有下文，無論群眾意見多大，就是不見處理。副所長才多 大一個官，這就下不了手，怎麽服眾？為此各種流言都有。從前那樣注意自己形象，講政治、講原則、有理想的那個組織，如今竟然蛻變到了如此地步，真是令人吃 驚和惋惜。看來“服眾”已經不是那個組織如今關注的重點了，它有強大的實力維穩，不怕你不服。前麵剛講到“禮不下庶人”，現在又看到了“刑不上大夫”。顯 然，如今“黨的領導”信奉的還是孔老夫子的那一套，不再是馬克思的那一套了（假定它以前真的信過）。 （三） 另一件事則讓我對“黨的領導”完全沒有了信心。 四人幫垮台以後的德政之一就是解決科研人員的住房問題。我們研究所有一部分科研人的住房處在偏遠的田林新村，為了方便大家上下班，研究所特意安排了一輛 大客車每天接送，途中還停一站，方便家住附近的職工，這班車被大家戲稱為“幸福車”。我每星期六下班以後去看望媽媽，也搭班車，在途中下車。每星期“幸 福”半次。八十年代在中國我沒看見有私家車，原則上研究人員因公都可以申請用車，但主要是領導用，所以駕駛員不同於一般職工。這個不同一般的地位大家都看 得見的地方就是分房。因為工作的緣故，分房的時候應該對駕駛員適當照顧，但一般認為，領導傾向於多照顧一點，以換取聽話。一次在小組裏聊天，我說了一句， 當駕駛員有這樣的好處，我也想當駕駛員。那是89年的春夏之交。過了不久這話傳到了幸福車G駕駛員耳裏，某星期六下班以後我照例搭班車，見G駕駛員氣鼓鼓 地站在車前，用手指著我：“你不準上車！”我沒有理他，照樣上車。然後，他就在車下大叫：“你不是說想當駕駛員嗎，今天我不開車了，你來開。”我聽了生 氣，回他一句：“你辭職，我就開車！” 此時在車上有一正二副三位所長，還有我們室的一正一副兩位主任，這五個人有四個都是黨員。此外還有一些黨員。那位分管後勤的黨員W副所長也在車上，他當 眾對我不緊不慢地講了一句：“分房的時候聽說你講過，你也想當駕駛員，所以他有意見。”在這種場合下這樣講，袒護傾向是明顯的。司機班的黨員班長聞聲趕 來，有恃無恐地對我叫嚷:“下車，下車！”G駕駛員威脅說，我在車上他情緒就不好，開車就會出交通事故。車子是研究所的，開車是G駕駛員的本職工作，居然 車上沒有一個人開腔，任憑他們胡鬧。光天化日之下，這樣的混帳邏輯居然可以在研究所大行其道！終於，副室主任走到我身旁說：“走吧，我陪你坐公交車去。” 我明白，大家急著要回家了。我謝絕了他的好意，然後提高了嗓門對著大家說：“我不耽誤大家，這就下車。但是我要問：在我們研究所有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還有 沒有道理可以講？是不是又要搞文化革命了？”問完以後，車裏車外鴉雀無聲。所有在場的人，包括所長、室主任和一眾黨員幹部，都冷漠地看著我下車向大門走 去。 大門外是中山北一路，南北走向，我背朝西站在路邊等待過馬路，夕陽從背後照著我，在我麵前投下了長長的身影，橫跨馬路，南來北往的車輛好像就從我身影上碾 過。我定了一下神，看見我的身影其實是投射在過往車輛的側壁，此時我想到了印度的不可接觸的賤民，我感到抱歉，據說高種姓的人那怕進入了賤民的身影也會倒 楣。然後我看到了1968年1月8日深夜裏爸爸臨終時連串的眼淚；又聽見了1966年8月4日那個瘋狂的全市“鬥鬼”之夜裏，深夜在複旦大學教工第八宿舍 公共浴室，物理係光學教研組講師毛清獻老師在自殺前清洗滿身的汙垢時憤憤不平、深沉而又絕望的歎息聲！現在，我對這眼淚和悲慘的歎息聲表達的絕望的心情又 有了更深一層的、切身的體會。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為什麽總是逃不脫被侮辱的命運？還要過幾代人的時間，中國知識份子才能堂堂正正地做人? 知識份子難道不是這個共和國的公民嗎，為什麽一再地當眾被羞辱，而“領導一切”的那個組織到了此時非但毫無作為，而且還變相地慫恿這種野蠻行爲。肉體的創 傷可以治癒，精神的傷害是輕易無法治癒的。過了中山北一路，我來到公交車站，三室的研究人員朱忠權也在車站等車，見了我沉重地說：“今天這一幕我從頭到尾 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我無心接話。過了幾天，他見到我又傷感地說道：“我們室的人講，知識份子隻值九厘九—一文不值！”真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還 是無言以對。在這個社會裏，知識份子的宿命就是忍氣吞聲，沒有別的辦法。這個長期被“以階級鬥爭為綱，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的政策浸淫過的社會，這個 有著幾千年權力崇拜傳統的社會，還沒有進化到懂得人人生而平等，懂得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尊嚴的程度。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在那個組織的字典裏是沒有“尊嚴” 這個詞的，無論對工具還是專政對象都不用講尊嚴。我們的宿命就是服從和忍，做得最好的就是貌似豁達，並且一廂情願地"向前看"，甚至連"粗線條"都不看。 在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裏，忙壞了黨委書記。最後，司機班的黨員班長向我道歉：“希望你大人不計小人過。”我原諒了他，和G駕駛員也和解了。其實，和他們實 在沒有什麽可以計較的，羞辱別人和請求別人原諒在他們都隻是可以輕易説出來的兩句不同的話而已。存在決定意識，我要是處在他們的地位，不會比他們好到哪裏 去。假如我有黨票又是個什麽“長”，他們敢那樣放肆嗎？要命的還是這個“存在”。在這個社會裏，玫瑰花永遠隻獻給權力。倒是那位分管後勤的黨員W副所長的 態度，黨委會怎麽交代呢，我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是看看黨委書記臉上的難色，我就知道了，他的不當言論和風流韻事都有“刑不上大夫”這塊擋箭牌護著，也是這 個“存在”的一部分，對此我們是奈何不了的。對這件事情，除了司機班長，我沒有聽到過任何人講過任何一句抱歉的話。我的一位好友指出了我的幼稚：五十多萬 人被打成右派，前途、健康甚至生命都被葬送，二十多年後也衹有“改正”二字，沒有賠償和正式道歉，而且還堅持那場反右是“必要的”。那個組織一旦遇到自己 的錯誤時，一貫是惜字如金的。技物所黨組織已經算是不錯的了。於是我想起語錄的老三段之一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那是在打江山的時候講的，現在已 經時過境遷了。果然，兩個星期後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平暴”。鐵與血成了新時代的政策和策略! 那麽，在這個新時代裏，現在的這個組織還剩下什麽呢？還有什麽是它在乎的嗎？ 就我的個人經驗而言，這個組織既不值得信賴，也不值得尊敬，它隻是一個集中了大量雄心勃勃的人才、控製了軍隊和各級政府的組織而已。它也為國家和老百姓 做過不少好事，但是必須先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且又把自己做的這些好事當作是保持這個“存在”的依據。很遺憾，當年我們曾經見識過的那個組織為人民服務 的革命色彩如今已經衰退得一點也不剩了。 （四) 到了八十年代末，專利製度不再被認爲是為壟斷資本主義服務的工具，終於被社會主義的中國接受了。在那幾年研究的基礎上，我申請了兩個中國專利。大約是 1991年，中科院挑選了36個專利，委讬香港某公司代為申請美國專利，該香港公司將這36個專利分送給他們自己在美國遴選的有關專家評估，在綜合了專家 評估意見之後，最後選中了兩個專利向美國專利局提交申請。這兩個被挑中的專利之中，居然就有一個是我的專利：光晶體管。還有一個專利是非接觸測定瓜果的甜 度。 1992年秋冬之交，我到美國從事學術交流，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講的就是這個被挑中的專利的理論基礎。聽眾反映都不錯，認為這樣實驗-理論-專利的過程很 有意思。但是我認為這個過程還沒有完，它應該結束在產品上。為此，由室主任特許，我在布發羅紐約州立大學（SUNY AT BUFFALO）的訪問延長一周，利用這段時間，我在實驗室做了實驗，看到了理論預期的現象，證實了我的專利的理論基礎。對此，該實驗室的教授很興奮，決 定留給來年春天從德國來的研究生做係統研究。後來由於我的實驗樣品未獲準留下，此事隻得作罷。此外，一位台灣大學的C教授（我在普度時他是博士研究生）邀 請我去他的實驗室合作研究，但由於此事政治上敏感，也隻得作罷。 我向技物所領導要求，給我一點時間，留職停薪，讓我在美國就地促進這個專利的申請和轉讓。不幸我的要求被否決,有關所長認爲“不能開這個先例”。於是我 找到這家香港公司在美國的專利代理律師，他認可了我的主意，並且立即安排了越洋電話會議，參與的人有我和他，外加技物所方麵X副所長和某研究人員。電話會 議一開始，美國代理律師的開場白剛一結束，X副所長就申明，技物所（專利所有人）決定放棄該專利申請，理由是專利發明人行蹤不明。律師不解地問，專利發明 人不是就在電話線上嗎？但是，副所長堅持放棄立場。從此我就不再過問這事了。最近我查了一下，這個專利其實並沒有真的放棄，隨後很快就被美國專利局批準了 （US 5,502,585）,但一直到過期都沒有轉讓成功。假如讓我參與其事，在技術和市場兩方麵我都是最合適的人選。可惜在公有製的社會裏，有一項美國專利， 已經申報了成果，這就足夠了；轉讓專利的收益歸科學院，無人有興趣再花時間和精力在喫力不討好的事情上。 那次學術訪問還包括南方的埃默瑞(EMERY)大學。後來，該校物理係的高級教授S. Perkowitz告訴我，他收到過我們室主任發給他的傳真（FAX），要求我立即回國。“黨的領導”早已名聲在外，他覺得這是非常之舉，猜想可能出於政 治原因，所以沒有轉告我。講完以後他還補充道，你的上級可以問我，我願意確認此事，承擔責任。其實，和我聯係辦法多的是，室主任這種做法讓我莫名其妙，後 來一位同事告訴我，這其實是做給研究所領導看的：我已經催過了。 接下來就是本文一開頭就交代的1993年初的那一幕：開除，將近三十年的工齡從此一筆勾銷。 這次學術訪問的最後一站是加州。由於技物所L同事的推薦，他的同學C引薦了我到他所在的公司任工程師。從此，就在我的天命之年，我的人生開始了新的一 章，一切從頭來。屈指算來，到如今已有25年了。平心而論，無論是X副所長還是室主任跟我都沒有什麽個人的恩怨。他們怕的是手下有人出訪逾期不歸，影響到 自己的仕途。申稱放棄該專利申請顯然是為了防我，發電傳給埃默瑞大學是為了逼我；除名和一筆勾銷工齡更是斷了我的後路（人事科有話，隻要我回去，都可以恢 複）。至於這些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政治影響，無論後果如何，都不會落到他們頭上，反倒不在他們考慮之中。他們的行為，根子還是在製度上。這種製度是建立 在一種專製思維之上的。既想用人，又不懂得尊重人，反而把人當成必需俯首貼耳的奴才，動輒斷人後路。其實也並非真想留人，中國有的是人才，主因還是出訪逾 期不歸損了“黨的領導”的麵子。當然，社會還是進步了，比起當年付傅聰和馬思聰出走英、美以後的嚇人的叛國帽子，開除還是客氣多了。但是，說到底這還是不 得已，“黨的領導”還是有顧慮的：中國目前已是全球人才外流最嚴重的國家，甚至還包括許多“黨的領導”自己的子弟，如果都以“叛國”論處，“黨的領導”又 情何以堪呢？ 後來得知，就在同時，一位中年黨員研究人員L也被除名。在我之前和之後，也還有人被除名。此外，誰知道還有多少人想被“除名”，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而又不 幸無法被“除名”!其實，除名也不是什麽錯事，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的規矩，出訪不歸必須除名，當然可以。但是，過去的將近三十年的幾乎可以退休的工齡為什麽 不予承認呢? 那可是僅夠糊口的低薪三十年。沒有解釋。這是“黨的領導”下常見的權力的傲慢，非常不近情理但又令人無可奈何。對此，老百姓毫無辦法，隻好順從。挑戰這種 傲慢的代價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不知道那個組織想過堅持這種傲慢的代價沒有。六十多年來，許多對不起老百姓的事情一直頂著、瞞著、壓著、拖著；這些都是籠 罩著這個組織的夢魘。俗話説，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不知那個組織打算將來如何去麵對我們的後人。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之一是量變到質變。不合理的事情 積累到一定程度以後，事情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套一句科學名詞來說，叫做“相變”，當相變發生時物質結構會發生巨變。例如由於不斷地喪失熱量，水溫降低到冰 點時，原本無序的水分子會出現長程有序，從液相轉變為固相，平時柔弱的水會因而變成堅硬的冰，體積也會膨脹，膨脹的力量是如此地巨大，以致於小到水管和水 缸會暴裂，大到山間巨大堅硬的岩石，隻要有一絲能進水的縫隙，這縫隙也會擴大，並且在反複不斷的水-冰相變過程中讓岩石解體，變成愈來愈小的碎片。我曾多 次在登上高山頂峰時見識過這種令人震撼的場麵（見封底圖）：眼前地麵的亂石碎片就是風化了的昔日偉岸雄壯的頂峰！由於不斷地喪失熱量，1991年底在昔日 的老大哥那裏發生的事情，我們不是已經見識過了嗎？ 這些被除名的人早已經過了做事輕率的年齡，他們在國內不僅有老有小，事業上經過二十多年的奮鬥也早已有了一定基礎，為什麽要自我作賤放下這一切，到一個 完全陌生的環境去從頭開始呢?“黨的領導”一定知道這些年流失了多少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又有多少優秀的學生學成以後不再歸來。從當年許多知識份子冒著危險 由國統區投奔延安，到如今又有許多知識份子捨棄一切背井離鄉投奔國外。那個組織是否有勇氣反躬自問，到底是誰變了，誰應該反省？！ （五) 來美國時我已經五十多歲了，除了兩件隨身小行李，一無所有。這些年我一路走來，和美國人打交道，無論到任何地方，做什麽事，我都是個陌生人，但從不需要 托關係走後門、行賄送禮，也不需要看別人臉色，講違心的話，更沒有評級加工資時的無奈，我應該知道的就是規則和製度，其餘的一切都在我自己努力之中；雖然 極其辛苦，內心卻很坦然。我的收入無論多少，都是問心無愧、乾乾淨淨的。美國當然也有腐敗，而且還有許多和中國一樣的問題，但是沒有人敢放肆地做，我一個 自食其力的工程師，對此並沒有感受。我真正享受到的是過簡單生活的樂趣：沒有政治上或人事關係上的煩擾、操心，不必看任何人的臉色，沒有攀比，衹要做好本 職工作就有底氣；工作不滿意還可以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改換。我感到，給人以自由選擇和奮鬥的機會，這正是美國的成功之處。對此，許多人，包括中國共產黨 人，其實都是心知肚明的，他們的幾個“不搞”並非出於對國家和民族的公心。對於中國政府和控製它的那個黨，我沒有任何虧欠，反倒是他們虧欠於中國老百姓。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表的我國曆年人口資料，我做過計算，59-61三年間我國人口減少在四千萬以上（當然不全是餓死的）。這筆賬早晚要向國人和後代交代。想 當初政權更迭之際，許多知識份子決定留在大陸，還有許多海外知識份子拋棄一切投奔新政權，為的都是建設新中國。這些人中不乏國家急需的人才和專家。但是在 此後的三十年裏，他們之中又有幾人有好結局？如果死人也能投票，他們會認可自己當初的選擇嗎？在普度時我的指導教授雖然很贊成“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 方針，但對中國的知識份子政策卻極不認可，他接觸過一些中國訪問學者，他說：“從你們國家對人才的浪費來看，你們一點也不窮，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經得起這 樣的浪費！”想不到連一個對中國隻是略知一二的外國人都看得這麽清楚。 最近看到材料，五十年代中期，楊武之老先生曾經受有關方麵之托多次動員楊振寧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回國。不知李、楊二位當年爲什麽沒有聽從長輩的勸告，但是 幸虧如此。這對他們本人，對科學界都是值得慶幸的好事。如果他們回來了會是什麽下場呢？曆史不能假設，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是搞理論的物理學家，不會得 到像宋慶齡、錢學森那樣的特殊保護。再看看國內第一流的學者，他們的前輩師長和同輩：葉企孫、束星北、王竹溪、趙九章、姚桐斌、蕭光琰、饒毓泰、湯飛凡、 陳寅恪等等，這是一長串看得令人心碎的名單。這些人，不是自殺就是被打死！衹有兩人被整得毫無尊嚴地病故。他們的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特務、帝國主義分 子，但是什麽都沒有查出來，沒有任何證據！對他們的以己度人的審訊詞是：你要不是特務，爲什麽放棄國外優越舒適的生活回國來？這一切，李、楊二位完全都可 以對號入座。再者，楊振寧先生的嶽父是甲級戰犯。如果他們當年回國以後能逃過文革這一劫，那真是人間奇跡。這些人，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是第一流的人 才，居然不能見容於這個社會。對此老人家隻有輕飄飄的一句交代：“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是不是到了應該認真地想想這個社會究竟在哪裏出了毛病的時候了？ 現在，有關部門在號召海外學子海歸時，經常用錢學森做榜樣。這讓我們又一次看到了“粗綫條”的功效。不錯，我們應該向前看，但是絕對不應該忘記過去發生 的這一場不折不扣的浩劫的政治上和體製上的原因。不能讓它從新再來！粗綫條就是空洞地承認，但是拒絕深究，以免觸及依舊保存下來的“龍脈”。衹要有一代人 的時間，一切都會忘記。這不，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周強先生居然就敢宣稱要對司法獨立“亮劍”了。尊貴的教育部長陳寶生先生又重提“敵對勢力滲透” 了。又要折騰了嗎？是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文明國家經得起這樣的折騰，衹有中國人不在乎。不長記性的同胞啊！ 然而我必須麵對的事實是，我已經沒有了原先的事業基礎，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從此我在這裏隻不過是謀生而已。有句話是這樣說的：留在美國，你得到自由和天 空，可是你失去了大地，那承載你的抱負和理想的土地。留在美國是我自己的選擇，當然我知道有得就必有失；但是，有時我還是會問我自己，這樣做是否值得？我 對中國的光明前途毫不懷疑，但是三千年的曆史加上十多億人口形成的巨大慣性使得任何社會政治變革不僅緩慢，而且極其困難。偏偏我凡事要較真，許多事情都看 不慣，不免時時生出不滿，有時甚至犯忌諱。更不幸的是我知道地球上還有另一個世界。89年下半年以後，失望和沮喪情緒時時與我作伴，甚至引發了胃潰瘍。我 非常清醒而且無可奈何地看到，我的性格並不適合於這個社會。我相信這個社會一定會變，但是許多變革在我有生之年怕是已經看不到了。當然，如果選擇順應這個 社會，把自己交給這個“領導”，接受它的規矩和價值觀，甘願做馴服工具，忘掉尊嚴，忘掉一切，日子還是可以過下去的，有的人甚至還可以過得相當不錯。但 是，我的生命屬於我自己，如果要嚐試一種新的活法，做自己的主人，路還是有的，惹不起躲得起。於是我下決心，安下心來，就在這裏從頭幹起。也許有人會說， 無論那個組織如何，我們的專長和學識都應該毫無保留地獻給自己的國家，我原本也是這樣想，也是一直這樣做的。許多我們的前輩和同輩也都曾經非常虔誠地嚐試 過，但是很多人的結局都令人心酸。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那個組織至今還不敢直麵自己的所作所為。老百姓不傻，一句“向前看，宜粗不宜細”是混不過去的。是 誰在為淵驅魚，為叢驅雀？那個組織有沒有勇氣正視這個問題呢? 是的，比起我們的前輩，我是幸運的，因為我有機會選擇,有機會逃避。我生活在舊金山灣矽穀地區，這是處在沿太平洋海岸兩條南北走向的山脈之間的一大片寬 濶的穀地，穀裏還有從舊金山北麵流進來的海水形成的一個海灣，有山有水。氣候是典型的海洋性氣候，冬暖夏涼，但是往東開車三小時進入山區以後又可以滑雪。 我接觸過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沒聽見過有人說自己的家鄉的氣候比這裏好。和它的環境一樣，這裏是個充滿活力的地方，無論是過日子、創業、還是戶外活動，都是 好地方。這些年我換過不少公司，一半是跳槽，一半是被裁員。有意思的是，每換一次工作，我的收入都增加了。在“黨的領導”下，“不安心工作”會受懲罰；沒 有了這個“領導”，“不安心工作”卻給了我更多的機遇。我說的話，不管別人聽了舒服還是不舒服，決無人敢當眾羞辱我。當眾羞辱同事的後果是很嚴重的。我的 日子無論多麽艱難，都強於被羞辱，被“領導”的日子。每當我想到這裏，我都覺得為此我已經付出了的代價是值得的。 除了工作，我的業餘時間用於登山、野營、遊泳、釣魚、溜冰、唱歌、演出、閱讀和自由寫作。感謝上蒼的眷顧，我過得自由自在:自由地看，自由地想，自由地 寫，自由地發表。並不是說美國這個社會沒有問題，但是我的生活很簡單，對比我的前半生，我對我的生活已經沒有抱怨了。如今，我的房貸已經還清了，吃和穿都 很簡單，還有醫療保險和豐富多彩的精神和文化生活，還需要什麽？ 退休以後，偶爾我還為一些本地的公司做項目。此外我還在籌備一個產品，專利是我自己的，合夥人都是些“不安心工作”的好朋友。這些活動都是我退休以後的 “業餘”活動，我把從事這些活動看成是體現我的人生價值的方式。我的老朋友說我的工作壽命很長，我說這是因為我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我自己手裏的緣 故，我可以選擇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任由別人來指定。 這就是我的故事，對人到中年為什麽還要背井離鄉的回答。前麵說過，我是抱著寫曆史的態度來寫這篇文章的。我們的生命很短暫，很渺小，社會的進步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積累。我的故事就是這個曆史進程中的一部分。 也許是由於文化的差異，中國人無論走到天涯海角，總是難忘故土，俗話説，樹高千丈落葉歸根。可是我的將近三十年的根已經被拔除了！我不傷感，感謝上蒼的 恩賜，我有一個強健的身體，感謝父母的教導，我懂得爲人的尊嚴。經過二十多年的奮鬥以後，經濟上我現在已經可以自立了；這種自立又給了我人格上的獨立和不 向傲慢的權力低頭的物質基礎。我真正地享受到了心靈的自由。大約一個世紀以前，以廣東農民為主的大量中國人移民美國充當勞工。現在在加州還可以到處看到中 國營、中國湖、中國牆、中國灣、中國灘、中國村等等。但是除了在天使島原移民局牆上的憂愁的詩句，我還沒有看到過他們留下的任何文字。我希望，若幹年以 後，我們的後代看了本文，可以瞭解到在世紀之交，有個已經到了知天命之年的中國知識份子，轉換了人生的軌道，毅然在美國重打鼓另開張的故事，包括他的悲歡 離合，他對故土的眷戀，他的期盼。當年的移民是因為失去了土地，如今的移民是因為失去了什麽呢？讀者看了本文以後會有自己的答案，但我相信我們的後代無疑 將會有更加客觀和清晰的答案。我還相信我們的後代中國人一定會生活在一個法製更健全、更有個人尊嚴的社會。不必爲了追求本來就應該屬於自己的權利而付出如 此巨大的代價。 對於那個組織,其實我並無成見。它剛進城的時候,從父母和前輩的議論中得知,它的幹部的廉潔奉公、為人民服務的作風和國民政府官員的腐敗形成鮮明的對 比,曾經很得人心。近年來中央下決心大力反腐,成績斐然,民間也有好評。但是人們看到,被處置的官員數量之多,級別之高,貪汙金額之巨大,手段之惡劣,道 德品質之低下,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也抹掉了共產黨人在人們心中尚存的最後一縷光輝。人們還看到,不少涉案官員都經過組織多年培養,原本都是奮發 有為,能力出眾的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們的倒台不僅僅是個人品德問題,更多的還是官場的生態環境問題。反腐自然比不反好；但是守著糞坑打蒼蠅,你打 得完嗎?“窯洞對”裏講的人民的監督為什麽不敢實行?公佈官員財產製度呼籲了二十多年為什麽還不敢實行?很清楚,關鍵還在於“黨的領導”的既得利益和國 家、人民的利益相比較,孰輕孰重。如果說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那麽對老百姓而言,亡國要比亡黨嚴重千百倍。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懷疑,那些隻會高喊“堅持黨 的領導”而不做實事的人,心中還有幾分國家和人民。當然,如果今後那個組織願意把自己放在國家和人民之下，遵守憲法，自然還可以再次贏得國人的尊敬。但願 “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永遠隻是一句曆史口號。 有個在網上流傳的貼子,很多人都看到過,抄錄如下: 一個有八千多萬黨員的組織, 讀德國人寫的共產黨宣言, 唱法國人寫的國際歌, 對著俄國人設計的鐮刀斧頭旗宣誓, 把錢存進瑞士銀行, 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國, 然後對老百姓說我們不搞西方那一套! 這貼子實在精彩。但是, 看了以後不免讓人深思: 這局麵還能維持多久? 最後想起了辛棄疾的詞《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鬱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餘，山深聞鷓鴣。”（發表於華夏文摘：HTTP://HX.CND.ORG/?P=130146） 後記 本文寫完以後在華夏文摘看到一篇由楚寒寫的有關大逃港文章（短鏈接為HTTP://HX.CND.ORG/?P=137182）。記敘的是上世紀50年 代至80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的事件。這次事件被認為是冷戰時期曆時最長、人數最多的群體性逃亡事件。史稱“大逃港”事 件。書中引敘了一位農民的話：“改革開放這四個字，你們是用筆寫的，我們是用血寫的！”對此，習仲勳曾經意味深長地說了這樣一番話：“千言萬語說得再多， 都是沒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辦法。不然，人民隻會用腳投票。” 然而，那個組織應該知道，人民除了物質的層麵的追求以外，還有精神層麵的追求。對此，當人們無權改變現狀，感到無奈時，也隻會用腳投票。不知習仲勳的後 人們有無同樣的眼光和勇氣正視現實。曆史是無情的，早晚會有人寫另一篇“大逃亡”，屆時我們的後人會問，爲什麽那個組織還不吸取教訓？真有那麽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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