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沒有美國,中國抗日戰爭能否勝利,恐怕是未知數。因此,抗戰結束,中美處於蜜月期,中共對美國也很有好感。朝鮮戰爭爆發,中共“一邊倒”向蘇聯後,美國就成了最凶惡的帝國主義,仇視、鄙視、蔑視美國的“三視”教育運動應時而生 老高按:中國民眾對某個外國的好惡,經常發生180度轉變。轉變之輕而易舉,在我還年輕的時候捫心自問時,就感到大惑不解。 從小到大,中國人對美國、蘇聯、越南、朝鮮、日本、印度、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從正麵情感(熱愛、欽佩、親近)一端,到負麵情感(憎恨、厭惡、鄙棄)這另一端,來回跳躍,有時甚至在愛恨兩極做多次跳躍,跳過去又跳過來,又再跳過去。 我大惑不解的,倒還不是跳躍本身,而是以我當時對人有限的認識來看,人們觀念上的跳躍轉變還都挺真誠——隻有極少數人是功利地隨著黨報社論的調子轉, “黨叫愛誰我愛誰,黨讓恨誰我恨誰”;多數人的愛憎是發自肺腑,是真的從內心將原本最恨(愛)的某國,移到了最愛(恨)的另一端。 我父親就是一例。自打我出生到我成年,20年間他就從親美到反美,再從反美到親美,轉了兩個180度。在我看來,還並不是言不由衷。 中國大陸曆史學者、專欄作家洪振快先生發表在財經網的一篇文章《中國人心態何以短短幾年從親美變仇美》,探討了這個問題。 中國人心態何以短短幾年從親美變仇美 洪振快,財經網 從1945年到上世紀50年代初期,短短的幾年中,中國人對美國的心態發生了急劇轉變,從親美變成仇美。 1943年,抗戰艱難時期。7月4日是美國獨立紀念日,中共黨報《新華日報》發表社評,題名為《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文章中說:“從年幼 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 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中國人感謝著‘美麥’,感謝著‘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 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 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我們相信,這才是使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後,一定能夠永遠地親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客觀地說, 假如沒有美國,中國的抗日戰爭能否勝利,恐怕是個未知數,至少,抗戰不會八年就能勝利。對於抗戰期間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援助與貢獻,當時中國國內各階層對美 國普遍都有好感。《新華日報》的文章是給國內各階層尤其是知識分子看的,這篇評論文章顯然能贏得讀者的心。儲安平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戰爭時期,中 國人對於美國都懷有一種廣泛的好感。這種感情,包含著感激和敬佩兩種成分。在戰爭中,美國援助我們,鼓勵我們,支持我們;除了在日後發覺的雅爾塔會議一次 以外,美國沒有背負過我們。我們賴有美國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緊牙關,撐過最艱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獲取最後的勝利。……中國人感激美國,器重美國,甚至 崇拜美國!這種廣泛普遍的友情,在國際曆史中亦不多見。”這個看法在當時的知識階層中應該具有普遍性。 因此,到抗戰結束時,中美處於曆史上的 蜜月期,包括中共,對美國也很有好感。還有美國的檔案揭示,當時美國想在遠東扶持中國成為世界大國,作為其盟國,扼製日本,牽製蘇聯,維持遠東和平秩序。 美國的設想是在中國搞美國式的民主,希望國民黨和共產黨競爭,就像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角色一樣,為此主張國共合作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對此,延安是歡迎 的,毛澤東也是興奮的,故而在1945年4月24日的中共七大上做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提出要自由選舉產生正式的聯合政府。 然而,國民黨既不願與其他黨派分享權力,中共也有更大的政治抱負,由此合作難成,聯合政府計劃無疾而終。進而國共鏖兵,共產黨倒向蘇聯,美國為扼製蘇聯而支持國民黨。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中共“一邊倒”之後,美國就成了最凶惡的帝國主義了。 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的政治動員及所搞的“三視”運動,徹底改變了大部分中國人對美國的認知。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10月19日晚,中國人民誌願軍開始秘密入朝參戰。 在做出入朝參戰的決策前,中央高層存在意見分歧。著名黨史專家逄先知在所著的《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一書中提到,在10月4日下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 議上,“多數人不讚成出兵或者對出兵存有種種疑慮”。不讚成出兵的理由是多方麵的,其中一個方麵是“我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美軍,更沒有製空權和製海 權”。說得簡單點,是美軍強悍,參戰的勝算不大。 如果對比1950年時的中美國力,可以發現實力更為懸殊: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占整個資本主義世 界的2/3,工農業生產總值高達15078億美元,鋼產量為8770萬噸;而中國的工農業生產總值隻有人民幣574億元,鋼產量不過81萬噸。另外,美國 還有最具威懾力的武器:原子彈。 由此可知,當時“多數人不讚成出兵或者對出兵存有種種疑慮”是正常現象,它不僅出現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在社會上也同樣存在。為此,需要一場社會動員才能打消大家的疑慮,而“三視”教育運動應時而生。 所謂“三視”,指的是仇視、鄙視、蔑視美國。其具體內涵,1950年11月3日的《人民日報》有一篇報道解釋得比較清楚。該報道介紹一份《怎樣認識美 國》的宣傳提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標題是‘仇視美國,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這部分說明美國……正在準備進一步侵略中國,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所以全中國人民都應該仇視它。第二部分的標題是‘鄙視美國,因為它是腐朽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全世界反動墮落的大本營’……說明了美國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不民 主及文化的墮落情形……第三部分的標題是‘蔑視美國,因為它是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這部分說明了美國政治上的弱點及軍事上的弱點,說明了美國必然 失敗的道理。” “三視”教育的目的是清除社會上存在的親美、崇美和恐美心理。這種心理,尤其是在與美國關係較密的一些人士中,如民族資本家,留美的知識分子,基督教、天主教信徒和教會學校師生等中間普遍存在。 著名曆史學家陳垣當時是輔仁大學校長。輔大有天主教背景。陳垣在12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美國從來就是我們的敵人》。文中說: “社會上還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凡是‘崇美’的,是因為沒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沒有民族的自信心。” 據當時一份要求在全國開展時事宣傳的指示,要求“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可見“崇美”“恐美”被看作是錯誤心理,而“親美”則被看作反動思想,性質比“崇美”“恐美”更嚴重。 “三視”教育運動進行得轟轟烈烈。全國各種媒體大量刊載相關文章。一份調查統計,1950年全國出版的比較重要的147種期刊中,第10期、11期抗美 援朝的宣傳文字約占16%的篇幅,其中綜合時事類期刊更是占了35.5%。《人民日報》特辟《抗美援朝專刊》,從1950年12月4日到1954年9月5 日,共出了190期。文聯動員作家運用各種藝術形式--諸如電影、戲劇、曲藝、歌曲、詩歌、小說、繪畫等,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連隊、街道則利用黑板 報、牆報、宣傳畫、報告會、座談會、控訴會、聲討會等方式,進行廣泛、深入的“三視”宣傳。 “三視”教育運動塑造了一代人對於美國的認知。至此以後,美國在許多中國人(大陸)心中的形象,由抗日戰爭時期的民主、文明、對中國友好的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反動的、最野蠻的、最富於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人民的死敵”。 “三視”教育運動所形成的觀念,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人。1951年7月1日朝鮮停戰談判消息傳到北京後,“很多群眾對媒體中稱李奇微為‘將軍’、為 ‘聯合國軍總司令’甚為不滿”,因為據“三視”教育中接受的觀念,李奇微乃是美帝國主義的代表,又怎能尊稱其為將軍呢?新聞稿件和發言稿中,到處都是匪 類、帝國主義、惡魔、法西斯等“刺激性的詞語”,1952年5月周恩來曾指示要“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語句”。直到1972年,中國政府宣布尼克鬆訪 華的消息,中國的普通群眾“在感情上一時無法接受”,當他們在報刊上看到毛主席與“美帝國主義頭子”尼克鬆“握手言和”的時候,他們普遍感到驚愕,以致目 瞪口呆。 抗美援朝中的政治動員是成功的。從此以後,仇美心理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大陸)。直到現在,很多人仍然不清楚,他的心理是曆史塑造的, 而不是基於對現實美國的理性、客觀認知。正如同美國人對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不理解而對中國人存有偏見一樣,許多中國人因曆史塑造的仇美心理及對現實世界的認 知視角出現偏差,而對美國存有偏見。客觀、理性地認識世界,是理性的社會心態形成的基礎,也是社會平穩轉型的前提。然而,由於曆史的原因,客觀、理性的社 會心態的形成並不容易。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一月圖片主題:集市) 西班牙巴塞羅那靠海吃海,魚蝦海鮮應有盡有。 近期文章: 曆史這一團亂麻,是否真能理出線頭? 喬治·奧威爾立了一座銅像 十月革命:理論家的雞湯,陰謀家的雞蛋 中國詩歌史就是一部中國知識分子夾縫史 比起人工智能,人在邏輯上確實甘拜下風 四樁幾乎未遂的“學術詐騙案”展現人格 數碼文化崛起,改寫文化和學術殿堂規則 |
當然了,美不美家鄉的山家鄉的水。。。。。
但是我還是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