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十九大會議
被中國稱為“知華派”的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日在華盛頓說，中共19大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高度集權，家長式的專製統治重新在中國抬頭。另外，由於反腐敗運動，中國的政治氛圍中彌漫著一種恐懼文化，中國以前的“專家治國”模式不再，體製處於僵化。
過度集權和反腐造成恐懼文化和製度僵化
沈大偉11月9日在首都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中國的未來發表演講。他對19大後中國的政治氛圍、經濟挑戰、社會狀態以及外交態勢等發表了看法。
在談到19大後中國的政治氛圍時候，這位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擔任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教授總結了以下幾點。他說，第一，習近平的權力過度集中；第二，父 權製、家長式專製統治重新出現；第三，黨掌控一切，黨領導一切。第四，恐懼文化蔓延--反腐敗運動造成政治機製停滯、專家治國模式崩潰、製度僵化；第五， 政治改革為零，黨內民主和黨內選舉讓位；第六，對公民社會、媒體、知識分子、高等教育的打壓加劇；第七，地方政府合法性缺失；第八，中國的富豪、中產階級 移民和向國外轉移資產。
沈大偉說，中共19大後，中國重新出現了毛澤東時代的家長製專製統治。他說，這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並沒有好處，因為黨以及製度淪為最高領導人手中的統治工 具。他說，過去40年來，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及其後的江澤民、胡錦濤、包括趙紫陽、胡耀邦在內確立了中共的集體領導體製、製度化的決策機製。但是，現在權 力高度集中，決策機製被邊緣化，“專家治國”的現象不再。他說，從政治上來說，習近平現在所做的是“倒退”，而不是“前進”。
他這樣解釋反腐給中共帶來的體製僵化。他說：“反腐是好事，也很必要，但是，在整個官僚體係，包括國家、黨和軍隊卻造成了一個負麵效應，那就是恐懼文化。我昨天和上海來的一個代表團見了麵，他們告訴我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大家擔心晚上被帶走，被‘雙規’”。
他還特別提到，當一個國家的精英把財產和家庭成員都轉移到國外的時候，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反應的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他說：“當國家的精英將他們的財產向國外轉移的時候，這說明他們對自己國家體製的未來沒有信心。他們一隻腳踏出國門，他們在做好準備。”
沈大偉特別指出，這些精英中包括中共黨員。
從中國曆代王朝更替來看中國的未來
沈大偉在演講中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也就是從中國的曆史來看中國的未來。他列出了中國曆朝曆代王朝更替和衰敗的前提條件：第一，都有一個被孤立和專製 的皇帝；第二，朝廷內部的朋黨紛爭；第三，精英階層腐敗；第四，意識形態空洞，對普通老百姓沒有真正的意義；第五，經濟混亂；第六，民眾起義和反抗風起雲 湧；第六，自然災難；第七，來自邊境和領土的壓力。
沈大偉特別強調說，他不下結論。他讓聽眾自己判斷。他說，這些前提條件在現在的中國有的已經出現，有的並沒有出現。他特別聲明，他不是“中國崩潰論者”。
2015年，沈大偉曾經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他在文章中預測，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從一貫對華溫和到突然“唱衰”，沈大偉的“改變”引發高度關注。有人曾揣測沈大偉介入了中共的政治鬥爭， 在為其中的一方擂鼓助陣。當時，中國官方媒體連續發文反擊，一段時間無人敢邀請他訪華，形同被封殺。不過，現在中共對他已經“解禁”。
中國現在處於“硬威權統治”階段
沈大偉在演講中說，中國現在處於“硬威權統治”階段。一年前，他在自己的新書--《中國的未來》一書的發布會上也說，從2009年以來，特別是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中國一直在實施“硬威權主義。”
他說，從“硬威權主義”出發，中國未來的發展麵臨四條岔路：往左倒退至新極權主義（neo-totalitarianism）；沿著現今的硬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道路一直往前；走回1998年至2008年的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道路；或是大力開放改革、向右轉向“新加坡模式”的半民主社會。
他曾經表示，如果中國采取半民主的模式，中國的改革就會成功和徹底轉型。但是，他在約翰霍普金斯的演講中說，他很懷疑習近平會在專製後（先整頓好黨和社會後）走向包容和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