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叛逃者”趙複三先生 zt

在聯合國會議上講真話的人走了
原題：懷念“叛逃者”趙複三先生
作者：曉丹 徐文立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暑假在中國旅行，美國的手機暫時擱置一邊。兩個月後回到美國，打開手機卻聽到一個噩耗，是趙複三先生的侄女趙紅的留言：“三伯伯兩天前過世了。”那是 2015年7月15日，趙紅留言是7月17日，我聽到留言的時候已經是8月3日。趙複三先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趙紅稱他為“三伯伯”。他今年89歲。

我到網上搜尋，關於他的過世，隻有中國社科院丁偉誌、何方等幾人聯名發布了一個訃告，趙複三上一世紀80年代出任社科院副院長，與趙樸初、趙紫宸合稱為宗教學界“三趙”，由社科院發訃告也合乎常情。隻是除此之外，網上再沒有其它片言隻語。趙複三，在1989年的大事件中，怎麽的也算是個舉世矚目的人物，他是當時政府官員中因政治原因外逃，官階最高的人物之一。

1989 年，趙複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副部級幹部，也是中國派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立法組織執行局的執行委員。教科文組織有168個會員，每個國家在教科文組織裏都有一個代表，中國的總代表是趙複三。6月8日，教科文組織正在巴黎開會。這是一個例行會議，有教科文組織的既定議題要討論。但6月4日在中國北京發生的事件震驚中外，會議上大家都撇開了既定議題，討論起中國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還出示了從媒體上下載的屠殺學生的血腥照片。趙複三是會議中唯一的中國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這位來自中國的代表介紹情況。趙複三處在了兩難當中，一邊是中國政府高層的指令文件，鄧小平親自下令，對外宣傳統一口徑：“天安門事件，一個人都沒死！”另一邊是來自北京家人的消息，趙複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門長安街的一條大道。六四時有個鄰居，扒在自家陽台上，從上往下看熱鬧，被流彈擊中身亡。另外他也看到了外國代表出示的血淋淋的照片，證實了天安門屠殺流血事件。麵對如此為難的境況，他該如何發言？

趙複三，這位中國政府高層官員，在他一生的外事生涯中，一直都在做黨的馴服工具，然而這一次，良心卻不再允許他說假話，麵對聯合國大會上168個國家的代表，他定了定神，用緩慢而堅定的語氣講了三點：第一、為六四發生了這樣的血腥屠殺事件感到震驚；第二、為六四中的死難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國的曆史要從此開始重寫。

這擲地有聲的三點，直接違反了最高指令，一場未知的災禍隨時可能降臨！在返回中國代表團住所時，他看到門口安全部的警衛，雙手叉腰，斜著眼看他，令他身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他聯想到兩天前有人告訴他，中國有個駐古巴的外交人員，因說了實話，唱了反調，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了北京。趙複三預感到，他6月8日在聯合國的發言肯定已經報告北京，安全部正在待命，下一個被押送回國的就該是他了。
一個活生生的事實，卻處在兩個極端矛盾的現實中。眾多的電視報刊媒體，早就傳播許多六四慘案的現場照片，鄧小平居然說天安門事件一個人沒死。趙複三當時在聯合國大會上，對這兩個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從？

  
 
姚琮
原中共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代表趙複三的朋友姚琮向大紀元投稿，描述了趙複三的當年逃亡原委追記。
故事的兩位主人翁是今年81歲的姚琮和86歲的趙複三，兩人文革前就認識，那時都住北京和平裏。兩人還有許多共同之處，家庭背景、宗教和教育背景都差不多。兩人都是上海出生、天津長大、教會大學畢業。
時光倒回60年，也就是1952年，姚琮從天主教的輔仁大學畢業後統一分配到外交部，隨即到在北京召開的“世界人民保衛世界和平會議”任英文翻譯。會議結束後被送到“外國語大學”的前身“外國語學校”進修。名為進修，實為政治回爐。當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進行思想改造，無法使用。
文革前，中共的涉外活動，基本上可分為兩部分：政府外交由外交部負責，民間外交基本上由“和大”出麵。“和大”是1952年在中共召開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會後成立的常設機構。全名為“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和大”，由宋慶齡做主席、郭沫若為會長。整個的涉外活動統由中共中央聯絡部管，外事幹部由中聯部統一調配。

姚琮學業結束後，響應號召，被送到朝鮮抗美援朝。但運氣好，去了沒幾天，停戰了，到空軍擔任翻譯到1959年轉業，又分配回“和大”。那時，為了拉攏國外民間知名人士，對中共有用的人，都設法邀請來訪華，由“和大”出麵免費接待，好吃好喝，遊山玩水。
國外宗教界人士，如基督教的牧師、主教等人物訪華，中共就需要請國內的宗教界頭麵人物出麵接待。當時中共的宗教界有著名的三趙——佛教的趙樸初、基督教的趙紫辰和趙複三。姚琮和趙複三就是在那個年代認識的。趙複三當時是基督教“三自革新愛國運動”的北京市總幹事，青年會的領導人物，背後是中共統戰部，正如“和大”的背後是中共聯絡部一樣。
姚琮初見趙複三時，見他身穿一套黑色西裝，脖子上戴了一個白色的脖圈，是個神職人員的打扮。因“三自革新運動”是統戰部領導的，姚琮還暗自嘀咕：“這個人肯定是個黨員，是個披著宗教外衣的狼。”接觸後，覺得此人溫文爾雅，學識淵博，風度翩翩，特別是對基督教的教義、教理、聖經熟稔，到他嘴裏，如數家珍。
姚琮小學和中學基本上都在法國天主教學校讀書，甚至還在天主教堂星期天做彌撒時當祭司童（altar boy）。在學校裏每天都要用英文背頌教義、聖經，所以姚琮對有些常引用的聖經段子背的滾瓜爛熟。在當翻譯接待外國神職人員時不會露怯，甚至有時還會想露一手，背誦一段聖經。但是與姚琮一同招待外賓的趙複三居然能夠接得上來，而且還加上引用兩句拉丁文。
這令姚琮對趙複三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的學識讓來訪的資深的外國神職人員也都吃驚。趙複三絕頂聰明，過目成誦。他在天津耀華中學就讀，從初中一到高中三，每年都考全班第一名。他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受過正規係統的基督教教育，在神學院也取得優異的成績。畢業後，在基督教青年會工作，當牧師，後來才調到北京。
姚琮和趙複三熟識之後，曾數次直問他是否是共產黨員，趙複三坦承，他不是共產黨員，他有宗教信仰，心裏有根底線，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這根底線是家庭傳下來的，他不能參加無神論的共產黨。姚琮也坦率地說，曾兩次寫入黨申請書，因為資本家庭出身和有海外關係等，而不批準，但要我接受共產黨的考驗，做“黨的馴服工具”。
文革後，黨組織曾找姚琮談話，說：“老姚同誌啊，你也算是個老革命了，還參加過抗美援朝，應該考慮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姚琮回答說：“我離開共產黨員的標準還差的遠呢，我還是保持我的政治曆史清白吧！”

趙複三聯合國宣告六四真相後逃亡

1989年時，趙複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副部級幹部，也是中國派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立法組織執行局的執行委員。教科文組織有168個會員，每個國家在教科文組織裏都有一個代表、中國的總代表是趙複三（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六四事件發生後，教科文組織正值6月8日在巴黎開會。這是一個例行會議，有教科文組織的既定議題要討論。但六四事件震動中外，會議上大家都撇開了既定議題，討論起中國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還出示了從媒體上屠殺學生的血腥照片。趙複三是會議中唯一的中國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這位來自中國的代表介紹情況。趙複三對天安門屠殺流血事件是清楚的，而且還有第一手數據。
他當時從兩個不同的渠道收到兩個截然相反矛盾的信息。第一個渠道是直接的，是北京自己家的親人向他報平安。
趙複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門長安街的一條大道。六四時有個鄰居，扒在自家樓上陽台上，從上往下看熱鬧，被流彈擊中身亡。當時趙複三人在巴黎，知道天安門出了事，另外他也看到外國代表出示的照片，證實了這件事。
另一個渠道是來自中共高層的指令文件，鄧小平為六四事件對外宣傳定了一個統一口徑──“天安門事件，一個人沒死”。
一個活生生的事實，卻處在兩個極端矛盾的現實中。眾多的電視報刊媒體，早就傳播許多六四慘案的現場照片，鄧小平居然說天安門事件一個人沒死。
六四血腥屠殺事件爆發之後，在1989年聯合國大會上，趙複三在168個國家的代表麵前為六四死難者致哀，與鄧小平定的對外口徑“一個人沒死”相反。趙複三因此展開逃亡之旅。

趙複三當時在聯合國大會上，對這兩個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從？應該如何發言？發言說什麽？趙複三被逼到了牆角，無法脫身，不得不發言了。趙複三在他的一生外事生涯中，曾經一直做黨的馴服工具，為中共塗脂抹粉，說過許多昧著良心的假話，還曾以身說法，迷惑欺騙外國的宗教界人士，製造中國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但現在，在聯合國大會上，168個國家的代表麵前，他該怎麽辦？
他定了定神，發言了。他緩緩地，一字一句的講了三點。第一、為六四發生了這樣的血腥屠殺事件感到震驚；第二、為六四中的死難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國的曆史要從此開始重寫。
這三點，擲地有聲，顯然與鄧小平定的對外口徑“一個人沒死”相反，這是違反了中共的國家指令。他意識到自己犯了大忌，後果不堪設想。
在返回中國代表團住所時，看到安全部的人，在門口叉著腰，斜著眼看著他，讓他感到身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他聯想到就在兩天之前，聽到有人告訴他，中國有個駐古巴的外交人員，因說了實話，唱了反調，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北京了。趙複三預感到下一個被押送回北京的就該是他了。
6月8日趙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肯定己報北京，安全部在待命行動。恰好6月12日聯合國又要開會，趙複三在去聯合國開會前，做了些準備，會後沒有回住所，而是去了在巴黎教鋼琴的二女兒家。從此走上了逃亡的不歸之路。
趙複三在歐洲待了一年多，最後到了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Oklahoma University）。這個大學的校長是趙的老相識，曾經訪問過中國，趙複三接待過他，是位基督徒。在中國時他注意到趙複三的處境，曾經表示，如果趙遇到麻煩，可來美國維理公會大學教書。所以趙複三在考慮逃亡時，首先就考慮來美國。
但是，趙複三告誡自己，在離開聯合國後逃亡，一年之內不能去美國，因為這裏還有一段無法告人的慘痛隱情。趙複三雖然在中共統治下已經升到了副部長的級別，但中共手裏掐著一張牌，隨時可以拿出來讓趙入獄，永世不得翻身。

趙複三頭上懸著一把劍，隨時可以要他的命

這裏不得不講一點趙複三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趙的父親叫趙師克，由清華學堂送到美國留學，與孔祥熙是同學。回國後，先後在黃炎培辦的中華職業學校當校長，又在老四行服務。老四行是中國解放前的四大銀行，分別是鹽業、中南、金城、大陸四家銀行，以金城為首。老四行有個儲蓄會，趙父為該會的副經理。
趙父解放前曾在中共地下黨的組織下，去過張家口解放區參觀訪問，由此可知他的思想傾向。在他的影響下，四個兒子先後都參加了學生運動。趙複三是老三，老大叫趙忠一，在北京協和醫院做婦產科主任，文革中受迫害自殺。這裏主要講老二趙中玉。
趙中玉解放前在上海參加進步學運，被國民黨說是共匪，抓進大牢，要槍斃，經任國民黨上海市長的舅舅吳國楨營救出獄。吳國楨要他離開上海，後來他到天津南開大學念書。南開大學有位美國教授，中文名字叫崔仰西，英文名叫“Percy Beatrice Tripp”，此人熱愛中國文化，入了中國籍，娶了中國妻，育有二男三女。崔教授非常喜歡他的學生趙中玉，把自己的第三個愛女崔桂芳嫁給了心愛的學生。崔桂芳學的是音樂係，是個花腔女高音。
趙中玉畢業後到開灤煤礦當工程師。趙中玉的思想一貫進步，工作奮不顧身，一次為了搶救礦難，堅持救人，結果壯烈犧牲。他被追認為革命烈士，葬在烈士公墓。文化革命開始後，崔仰西被打成美國特務，崔桂芳也是美國特務，從而趙中玉也成了美國特務。但那時趙中玉已死，葬在烈士公墓裏。烈士公墓怎麽能讓美國特務安葬。結果就刨墓挖屍，但又不許美國特務崔桂芳進烈士公墓收屍骨，就命令崔桂芳在公墓的牆外等著，他們把屍骨一根根扔出牆外。崔桂芳帶著兩個女兒，哭泣著在雜草叢中尋找散落在四處的丈夫屍骨。
崔桂芳被打成美國特務後，又遭到輪番拷問折磨，逼她交待誰是她的直接領導人，崔桂芳不認得什麽與國外有關係的人，她想到了趙複三。結果崔桂芳就交待並指證趙複三是潛伏在中國的美國特務，是她的直接領導人。
趙複三本來就因社會關係、宗教和西方教育背景，早就被中共內定為美蔣特務嫌疑犯，這回好了，有了具體的人證。趙複三在文革中的處境可想而知。崔桂芳經過這樣的折磨，精神錯亂，結果酗酒自殘而死，留下來三個兒女是美國特務家屬。
從此，中共在趙複三的頭上懸起了一把利劍，任何時候不聽話，就會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姚琮(右一)大學時代與同學攝於輔仁大學校門前
姚琮(右五)與作家協會會員合影

  
 
姚琮引進《第三波》、《未來的衝擊》

姚琮的經曆
再回過頭來說說姚琮。姚琮學校畢業後，1953年被分配到“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簡稱和大）工作，1967年單位改名“對外友協”。1981年到了社會科學研究院工作，並擔任“未來學會”理事，該學會即是研究中國未來的走向、看中國的前景、人類社會將怎麽走。
先前在“對外友協”工作多年，認識作家韓素音，建議他應該跟世界的未來學會接軌，於是介紹他認識托夫勒（Alvyn Toffler）夫婦。
托夫勒是當時《第三波》（The Third Wave）、《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等國際暢銷書的作者。
托夫勒認為，在人類曆史發展中，第一次浪潮是農業革命，農業刀耕火種，第二次是工業革命浪潮，而第三波是信息革命。托夫勒的理論是，現在人類可以乘著既有的發展成就，飛躍發展，例如中國處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浪潮夾縫中的國家，可以跳躍過幾百年的發展階段，直接進入信息革命。把世界上已經成熟的技術，拿過來用。一躍就進入了最前衛的世界科技之列。
這發生在1982年。姚琮認為，這個理論在中國日後的現實實踐中也得到充分地驗證。
身為社科院“未來學會”的理事，姚琮就把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和同是學者的夫人海蒂（Heidi Toffler）夫婦倆邀請來中國，並接待安排到各個大學、學術單位講演。

姚琮邀《第三波》作者托夫勒到中國，間接促進中國經濟起飛。圖為1995年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播放托夫勒發言
演講時間大都安排兩個小時，都是一套，剛開始時，都是托夫勒說，姚琮翻譯。幾回下來，為了節約時間，姚琮就和托夫勒商量，托夫勒開個頭、結個尾，中間就由姚琮說，聽多了都熟了，之後有幾次就這樣做了。

中國共產社會下知識分子的悲哀

按理說，將托夫勒請到中國來，把新信息帶進中國，為國家做了很大貢獻，讓國家有了跳躍性的發展，應該是好事。但不行，社科院裏的左派就說：“姚琮，你是把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的經濟理論帶到了中國……”這帽子一戴上，真了不得。姚琮那時就想方設法要脫離幹淨。
姚琮力辯，稱自己講不出來這套理論呀……“不對，你講演的時候特帶勁，都是你說的……”
當時姚琮剛翻譯好了另一本書《大趨勢》（Megatrends），是與托夫勒齊名的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寫的敘述了當代世界有十大趨勢，其中預測網絡的興起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這本書在社科院也是有爭議的，說是把“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帶到了中國”。他得想辦法擺脫這樣的罪名。
“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的罪名套上，當時他的日子就不好過。

  
 
姚琮(左一)與戈寶權(左二)、同事合影
於是姚琮就找了外交前輩、當時在外國文學研究所的戈寶權前輩幫出主意。戈寶權認為《大趨勢》是個學術議題，又是當時國際社會上熱議的課題，說可以呈到趙紫陽、胡耀邦辦公室。姚琮於是就複印兩份呈上去。
不久，趙紫陽在一個3000人的大會上講了三次浪潮，講了大趨勢，這猶如在姚琮頭頂上撐起了安全的“大紅傘”，“引進了反馬克思想的經濟理論”這一關就真過去了，這個罪名也沒有人再提了。之後，社科院院長馬洪，交代姚琮寫一篇關於《第三波》和《大趨勢》的文章，馬洪在社科院大會上宣讀這篇文章，並宣布這是姚琮寫的。

  
 
姚琮接受中國國內長官授獎
姚琮與老布什總統哥哥Prescott Bush, Jr.合影

  
 
當時《大趨勢》這本書一次出版印10萬冊，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印了30次，就300萬冊。民間山寨版的就不知有多少了。
奈斯比特夫婦後來成為中國的座上賓，頻繁地進出中國，還在天津成立了“奈斯比特中國研究所”。

未來學家看中共的現在和未來

姚琮認為，“之後的中國10年，中國受益於這學術，所以發展這麽快。”後來他到威斯康辛大學教書，講的就是“第三世界發展經濟的策略”，很多人都想學。
但姚琮說：“這是中國的模式，中國模式學不來……中國是極權國家。做城市規劃，說這裏要開條大街，明天就把兩邊的房子都拆掉了……中國可以，美國可以嗎？隻有極權國家才辦得到。”

  
 
姚琮(右一)與世界傑出華商合影
姚琮後來常穿梭於海內外，為多家中國企業擔任顧問，協助引進外國技術、設備。他感慨地說，中國乘風得勢，但很多東西到中國就變質。
姚琮幾年前回到北京，一幫老同事老朋友組織起來歡迎他。老人當中有三位退休的駐外大使，都是老黨員，也都很敢講，都懷疑中國共產黨還能維持多久。大家都知道沒人信它了，在國際上也早沒人會相信。
“共產主義在世界上，有幾個相信的？有誰相信的？國際上一聽共產黨，都像老鼠過街，不行了，臭了，早就臭了！”
“中國這些高層早就知道，共產黨這名字不好，要換換，早就知道不行了，臭了！”
中國的希望在哪裏？姚琮和趙複三也聊起過，中國必須重回現實，中國共產黨不會很長曆史的，已經到頭了！
 

[smilha]

對不起，我這是轉載，copy-paste
所以照片就沒了。

[linmiu]

照片為何都是空白。

[泰安人]

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自50年代一直是林巧稚院士，後是著名的婦科腫瘤專家宋鴻釗院士，連利娟教授，吳葆楨教授，郎景和院士，文革中，曾短暫由計劃生育專家何萃華教授擔任。從沒有過一受迫害自殺的趙忠一主任。在美國從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出來的老老少少就有20多人，不可瞎編硬造。

[niu9898]

還是學敘利亞，打個天翻地覆，屁民們就可以當難民奔小康了。

[陽光美地]

要不是64，這些人還不能棄暗投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