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 題: 胡適與郭沫若比較：人格差距咋就這麽大

發信人: kukumusic (酷酷世界音樂), 信區: Reader
標  題: 胡適與郭沫若比較：人格差距咋就這麽大
發信站: BBS 未名空間站 (Mon Dec 29 00:14:16 2014, 美東)

也許是都為《新青年》撰稿的緣故，人們常常把胡適與魯迅相比較。但是胡適和郭沫若更有可比性。他們都是五四前後出現的文學大師，都是新文學的開創者，都是學貫中西的人物。胡適出生於1891年，郭比他晚生一年。胡適1962年死於台灣，郭沫若1978年死於大陸。

    他們都是學術界的領導者。1949年之後，郭沫若一直擔任中國文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胡適則擔任了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成就相似，地位相似，還有一點相似的是，他們都和最高統治者有較為密切的來往。如果想做官，胡適之肯定比郭沫若做得大，曾經有貴為總統、行政院長之邀都被拒絕了，郭沫若最大的官就是一個副總理。可是，各自對於兩位專製獨裁者的態度差別之大，簡直就是天地之別，胡適之表現了對蔣介石的應有尊重，但對蔣的專製獨裁從來都是公然批評與頂撞的；而郭沫若，對待毛，除了一幅十足的奴才嘴臉外，什麽都沒有了。

   作為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似乎並沒有把主要精力用於發展中國的文化科學事業，而是一用於寫頌詩諛詞，不但頌揚中共領袖毛，而且頌揚蘇聯共產黨的領袖斯大林；二用於領導和推動文化學術界的政治運動。在整肅和“改造”“從舊社會過來的”文人，及批判和討伐胡適的運動中，郭沫若充當了極其重要的、無人能夠替代的角色。毛親自發動的批判他早年崇拜對象胡適的運動，是郭沫若一展身手的大好時機。郭沫若將胡適思想定性為“反動思想”，將批判“資產階級錯誤思想”，定性為“迫切的對敵戰鬥”。把學術問題，思想問題，用政治鬥爭、對敵鬥爭的辦法解決。郭沫若號召用“對敵戰鬥”的辦法肅清“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為以後的政治運動開了先河。

　胡適是美國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張由好人組成政府，他不願直接做官，更願為帝王師。他主張專家治國，反對蔣介石的“軍人治黨”。他曾在1932年送給蔣介石一本《淮南王》書，意在要蔣介石去人治，講法治，當好總導演，不必事必躬親，以製度之優越，無為而治天下。蔣介石經常與胡適共進晚餐，探討國事，但他卻拒絕任職。他的理由是做一個諍友、諍臣比在政府中說話更方便。因此，汪精衛讓他當教育部長他不幹，蔣介石讓他當考試院院長他堅辭不就，隻是留戀北大做他的學術。在他一生中有多次做大官的機會，包括行政院長直至總統，但他都放棄了。隻是在抗戰時為了共赴國難不得已當了駐美大使，當完之後，立刻回到北大搞他的《水經注》研究。當有人問胡適，如果他真被提名當選總統怎麽辦，胡適說：“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郭沫若就不同了，這隻要看一下他的履曆表便可了然：1926年南下廣州，出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同年，投筆從戎，先後擔任北伐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抗日戰爭時出任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還不是全部，一些不重要的職務還沒列在裏麵。

   郭沫若晚年小心翼翼，甚至變得卑微，對最高統治者曲意逢迎。這也許和郭走進了官場有關。官場是一個哈哈鏡館，誰進到裏麵都要走形。在專製下的官場，不僅心靈扭曲，外形都要扭曲，或是挺胸腆肚做不可一世狀，或是摧眉折腰，做卑躬屈膝狀。官場是個絞肉機，什麽原則、感情、什麽尊嚴、人格，統統要被絞碎。書院，文學論壇，圖書，`

   郭沫若曾寫了大量解釋毛詩詞的文章，在一篇叫《紅旗躍過汀江》的文章中，他寫道：“主席並無心成為一個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了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麽生動，多麽瀟灑，多麽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明明寫錯了還要加以讚美，就像封建時代的佞臣麵對皇帝的順口溜大加讚賞一樣。這就不止是肉麻就能解釋的了。

  光肉麻也就罷了，還要自我貶損。1966年，林彪、江青炮製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全盤否定了幾十年來的文藝成就。郭在出席人大常委會會議時說：“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但是，用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的說，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這番講話為毛發動文革及時提供了理由，經毛親筆批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至今30多年過去了，還有人能把這些話背下來，可見影響多麽巨大。

  隻是逢迎最高統治者也還罷了，他竟然連最高統治者的夫人江青也逢迎起來。1967年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的討論會上，他以《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為題致閉幕詞，他說：“請允許我把我粗糙的詩朗誦出來，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他在詩中稱“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不知郭老在念這些句子時是否有些難為情。

  文革的政治風暴中，郭沫若總是急於表態，惟恐表得晚了上麵怪罪。九大召開，他斥責劉少奇“大工賊，黃粱夢”。反右傾翻案風時，他又罵“鄧小平，複辟狂。”當然，四人幫倒台時，他也表了態：“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但到底哪個是他的真感情呢？

  胡適與郭沫若則完全不同。在關於胡適的傳記中，屢有對蔣介石勸戒的記載。有時甚至當大家的麵反駁蔣介石的話。說起來，蔣介石對胡適是夠器重的，經常請他共進晚餐，幾次提名讓他當副總統，甚至拿自己的稿費為胡適買房安家。最高統治者如此厚愛，一般人，早就在思想上完全繳械，在人身上完全投靠了。可胡適沒有，他自始至終，保持了他自由主義的高貴品格。在為蔣介石70壽辰所寫的文章中，他講了艾森豪威爾的兩個故事，奉勸蔣介石學老艾的榜樣試試《呂氏春秋》中說的“無智、無能、無為”。希望蔣介石守法守憲，節製自我，更有效地保證言論自由。
    蔣介石對胡適如此高看，他應感恩戴德，對蔣介石的錯處睜一眼閉一眼才是。可他似乎覺得感情是感情，原則是原則，不能混淆，對總統也不例外。1960年3月，又輪到6年一次的總統選舉。當時蔣介石已73歲，已連任一次，如再連任，顯然違反憲法，然而蔣介石還是作出了繼續前台執政的抉擇，還對下屬說：“我要帶你們打回大陸去。”胡適對此極為不滿。在選舉之前，他就請張群轉告蔣介石，盼望蔣介石不做第三任總統，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他奉勸國民黨不要再玩弄“勸進”的花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這種方式，對蔣先生是一種侮辱，對我們老百姓是一種侮辱。”直到陳誠將結果告訴他，他還是說：“我還是抱萬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轉機。”

現在回頭看兩位大師，胡適始終是一個人，在權勢麵前從來沒有失去尊嚴，形象越來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雖然很高，卻顯得像個侏儒，有時竟然像個小醜。如果說郭在創作上和胡適還一時難分高下的話，在做人上胡適則勝郭不止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