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代孔丹：回憶光大內幕與周永康舊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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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年6月底，孔丹攝於北京。攝影/林舒
1文革中上山下鄉時，孔丹（左2）與夥伴們在地頭吃飯的場景。圖/受訪者提供
1少年時代的孔丹。圖/受訪者提供
“紅二代”“高幹子弟”“西糾司令”“中信集團董事長”…
這一個個標簽聚集了當代中國種種令人關注的元素。
六十多年人生歲月伴隨著共和國的一個甲子，
孔丹幾乎在每一個時期都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之上。
談及自己的際遇，
孔丹屢屢提到一個詞“裹挾”：
“我這個人一生所經曆的事多半是被裹挾進去的。”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王全寶
孔丹的輿論場
5月30日晚，中信集團原董事長、黨委書記孔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發表演講。不到一個月前，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剛剛來到這裏考察並和師生座談。習近平在談到青年價值取向養成時說，“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餘的扣子都會扣錯。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
孔丹的演講就從習近平的“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的論述開始，結合著自己的大半生和共和國的六十年，闡述自己的家國情懷。
屏幕上一直在循環播放著孔丹一家人各個時期的照片，最後一張圖片定格在65歲生日，時任國務委員馬凱送給他的一首詩：
半生長卷已斑斕，更有殊才上筆端。
最是較真終不改，難得本色任天然。
“我覺得，這首詩寫得很符合我的個性和經曆，隻是，可能有些溢美之處。”孔丹說。
去年10月，在兩位老友王岐山、馬凱的不斷催促之下，孔丹完成了自己的口述史，並在香港出版。孔丹將馬凱贈詩的最後一句選為書名——《難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在北大演講的內容也和這本書相似，主題都是圍繞著文革中的家國記憶。
習近平在北大講話中曾經提到，“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際遇和機緣，都要在自己所處的時代條件下謀劃人生、創造曆史。” 孔丹對此印象深刻，他還特別留意了“際遇”和“機緣”的區別，厘清這兩個詞的含義。
“際遇就是一個人的遭遇和時運。機緣源於佛家用語，指的是因緣。”孔丹認為，自己18歲入黨就是一場機緣，而文革中自己和家人的種種經曆則是際遇，“其中一些事情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談到自己的際遇，孔丹多次提到一個詞：裹挾。“我這個人一生所經曆的事多半是被裹挾進去的，是被動參與。”
“孔秦之爭”
孔丹行事非常低調，任職三十年間幾乎從未接受媒體采訪，因此還曾被輿論稱為“中信最神秘的領導人”。2010年從中信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後，他更是從媒體的聚光燈中徹底隱退。殊不知，從去年開始，孔丹卻陷入了一場輿論漩渦中。
這件事情源起於2012年北京四中部分校友的一次聚會。在這次聚會上發生了一場爭論，經演繹傳播後成為了“秦孔罵架”，在網絡上四處流傳，尤其是被香港媒體廣泛報道。
在媒體報道中，一位“普世同誌”與“官員同誌”就價值觀展開了激烈論爭。“普世同誌”被指是原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招商銀行董事長秦曉，“官員同誌”則被指是孔丹。
他們兩人是北京四中的同學，都是高幹子弟，都是當年為數不多的中學生黨員。在文革初期，北京四中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簡稱“西糾”。孔丹任西糾總部司令，秦曉則是西糾總部宣傳部長。兩人都曾在文革中上山下鄉，後來也都在體製內的大型金融投資類國企任職高管。
“我們從小就是鐵哥們。”孔丹說。
際遇類似，機緣卻各異，由此迸發的思想火花也大相徑庭，乃至南轅北轍。
2010年，時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的秦曉在清華大學作過一場演講。秦曉說，“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建設’‘國強民富’‘大國崛起’，而是現代性社會的構建。現代性社會是相對於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誌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撐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製度框架的民族國家。”
他還批評了“中國模式論”，並希望“清華學子能秉承普世價值，擔當起開創中國現代化之路的曆史重任”。
孔丹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秦曉提出的“普世價值論”，是兩人政見不合的原因所在。“他曾去英國劍橋大學讀經濟學博士，所以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價值理論。我認為，無論做什麽，都不要忽視中國的現實問題，都要結合中國國情實際。”
對於網上流傳的“秦孔罵架”的事件，孔丹承認，那天在校友聚會上確實發生過爭論，不過，沒有像網傳的那樣的“粗口成章”。
“對於一場那麽嚴肅的論爭，竟然采用這樣的一種方式解讀，張冠李戴，無中生有，說重一點兒就是信口雌黃。這樣的傳言就是意圖貶損我的人格，這是不是很有點文革遺風？”
後來，在又一次聚會中，孔丹和秦曉再次相遇，彼此對網上的流言，都感覺很無奈。
從這件事中，孔丹開始覺得麵對現實中的輿論場，他有必要“正麵出擊”。
從今年開始，孔丹擔任起了中信集團下屬雜誌《經濟導刊》的總顧問。他還透露，他正在籌建一個基金會，該基金會由中信集團和一些民間企業共同發起，將以各種方式支持社會科學各領域的課題研究，努力推動中國學派的建立和發展。
“西糾是我一生的夢魘”
事實上，在去年陷入“輿論旋渦”之前，孔丹也是輿論非常好奇的對象，不僅是因為他先後執掌光大和中信的顯赫資曆，也因為他坎坷傳奇的人生。伴隨著共和國的六十年，孔丹幾乎在每一個時期都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之上。
孔丹出生於一個共產黨高級幹部家庭。他的父親孔原在大革命時期參加過南昌起義。新中國成立後，孔原曆任新中國第一任海關總署署長，外貿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
孔丹的母親許明曾是“一二九運動”的組織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後，許明被調到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工作，之後曆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
出身於這樣的一個紅色家庭，孔丹自幼接受的是傳統的共產主義教育。“我認為，我的家庭教育在當時黨內高級幹部中是非常好的。家裏對我們兄弟幾個的政治思想要求也很清楚，就是一定要加入組織，沿著加入共青團、加入共產黨這個路子走下去，沒有其他考慮的餘地。”
孔丹在北京四中上的中學。這所男子中學，集中了當時政治局委員、共和國元帥、部長的孩子。孔丹在四中就讀的時候，他的校友包括了劉少奇、林彪、陳雲、陳毅、賀龍、徐向前的孩子以及彭真家的兩兄弟、薄一波家的三兄弟，等等。後來就文革中的行為進行道歉而備受輿論關注的陳小魯（陳毅之子），初中時是孔丹的同班同學。
1965年，在轟轟烈烈的“四六八學潮”中，孔丹和師大女附中的佘靖（後來任衛生部副部長）在西城區黨校的大會上宣誓，成為北京市第一批的中學生黨員。之後，北京市委在各個學校裏陸續發展了一批黨員，他們當中有馬凱、秦曉、李三友等。
文化大革命快要來臨的時候，孔丹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當大家都在積極準備高考的時候，孔丹經曆了文革之初的第一件大事：孔丹所在的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給中央寫信，要求廢除高考。
據孔丹回憶，有一天，他正補課，同班的薄熙永（薄一波之子）向他透露消息說，1966年的高考可能要停下來。“薄熙永說，咱們是不是也要表示一下、呼應一下？幹脆發起廢除高考的倡議，中央一定會接納的。我也同意了。”
不久後，工作組就來到北京四中，成立了學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孔丹擔任該委員會主任，高三（4）班的秦曉當副主任。
在工作組從各個學校撤出後，學校就出現了權力真空，文化革命委員會也失去了權威性。孔丹隨即提出用年級支部的方式掌控局麵，很快，高三年級支部就控製了全校的文革運動。“當時，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穩定學生們的情緒，不要讓大家行為激進。”
當時，劉輝宣是高一年級的團支部書記，也參加年級支部的會議。“但他很激進。有一次開會，他第一個動手打人，台上當時一下子就亂了，低年級同學蜂擁而上，衝上台後亂打一氣。我隻記得時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長李晨花白的頭發，被皮帶扣打到頭上，流著血，看著很慘。”
不久，又發生了四中校長楊濱被圍攻事件。當時正在開會的孔丹、秦曉等人上前解救。“我們當時要求的原則是批評可以，批鬥也可以，但是不準動手，不準打人。”
與其他學校相比，四中成立紅衛兵組織相對較晚。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四中還沒有成立紅衛兵組織。
孔丹回憶說，當時在天安門廣場，四中高年級每個班抽調5到10個學生，在金水橋附近維持秩序。“這時，四中還沒有正式打出紅衛兵的旗子，也沒有袖章，後來聽到擴音器的廣播，要四中的負責人上天安門，我就上去了。”
這一趟從天安門回來後，四中成立了紅衛兵。
如今，孔丹在反思中認為，四中之所以成立紅衛兵，主要是由於毛澤東公開表態支持了紅衛兵。此外，也有內部的壓力，包括劉輝宣等激進分子給予的壓力。還有就是幹部子弟內部有批評他們保守、妥協的壓力。“所以在四中，我用一個說法，叫‘不得不’成立紅衛兵。”
1966年8月25日，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成立，也就是著名的“西糾”。按民間的說法，孔丹任司令，陳小魯任副司令，秦曉則擔任宣傳部長。“實際上當時並無那些稱謂，隻是各負其責而已。”
今年2月，《中國新聞周刊》曾詳細報道了西糾從成立到衰落的過程（詳見《中國新聞周刊》2014年第6期《“西糾”30日》）。如今反思那段曆史，孔丹認為成立西糾屬於自發行為，目的是維持秩序。“實際上，黨內以周總理為代表的一批老同誌抓著西糾，試圖起到製衡和控製局麵的作用。從本質上講，西糾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黨內一些老幹部希望借一種群眾組織、也就是一部分紅衛兵來抵製文革路線的一個思路。”
“西糾，可算是我一生的夢魘，甚至影響到了我的大半生！”歎息間，孔丹將糾結的目光移向了窗外，投向外邊那一大片林立的樓宇，“文革中的一些事，都不是我想幹的。很多人把我看成一個紅衛兵領袖，我其實是堅決反對成立紅衛兵的，這是事實。”
這場吞噬全國的政治風暴，最終也席卷了孔丹一家。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江青在會上點了五個人的名：王任重、周榮鑫、雍文濤、孔原、許明。
會後，孔原被隔離審查。21日，孔丹的母親許明自殺。23日，孔丹被抓進監獄。
在莫幹山穿針引線
在監獄裏呆了整整4個月後，1967年4月22日晚上，孔丹從監獄裏被釋放了出來。
“4月22日，這天正好是列寧的生日。”若幹年後，孔丹對四個月的監獄生活仍記憶猶新，“這一年冬天，從頭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開春，監獄裏都沒有取暖設施，冷到我寫交代材料的墨水都給凍住了。夥食就是一天8兩糧食，上午兩個大點的窩頭，下午3個小窩頭，一日兩餐，沒有菜，就是個白菜頭放點兒清水做的湯。最後大便都像羊糞蛋，因為吃下去的食物被腸胃充分吸收了。等到出獄的時候，人都浮腫了。”
兩年後，孔丹到陝西延安地區插隊。在插隊的那段時間裏，孔丹有了許多思考的時間，也看了很多書。多年以後，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在會見中信集團董事長常振明時還說：“你們那孔丹，當年在陝北窯洞裏還讀黑格爾呢！”
從延安插隊回京的兩年時間裏，孔丹和父親孔原都沒有工作，在家賦閑。直到1975年，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工作，這對於孔丹一家都意義重大——1975年11月，孔原到總參二部擔任政委，孔丹的弟弟孔棟轉到了相對好的江西插隊，孔丹的工作也有了著落。
那年夏天，國務院辦事組副組長（那時相當於副總理）王震的秘書伍紹祖要離開，王震讓孔丹去接他的班。於是，孔丹每天都去王震的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幫助王震把書櫃裏的文件整理好，然後跟著他出門或出差，一直持續了3個月時間。可是，當時父親孔原的審查還沒有正式結論，國務院辦公廳沒有批準孔丹擔任王震的秘書，這個職務最後是由張愛萍的兒子張品擔任了。
考慮再三之後，孔丹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在經濟研究所做資料員。“經曆了多年文革之後，我就想通過學習理論，把這個黨、這個國家的曲折遭遇搞清楚，也把自己的人生活明白。”
1978年的某一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的吳敬璉托人給孔丹捎話，問孔丹願不願意報考他招收第一批碩士研究生。吳敬璉還特地說明，他不能給予任何考前輔導，因為導師必須回避。
這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研究生考試，據說當時全國有300多人報考吳敬璉的研究生。在那次考試中，孔丹考了第二名，成為了吳敬璉的弟子。
三年後，孔丹研究生畢業，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學位。他的畢業論文題目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初探》，著重談了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提出了混合所有製的概念。他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當助理研究員。
1982年，張勁夫受命組建國家經濟委員會，孔丹被任命為張勁夫的秘書。通過孔丹，張勁夫也有意去了解一些青年學者的思想和理論成果。
1984年夏天，孔丹和張勁夫一起到了杭州。孔丹向張勁夫匯報說，有一批年輕人在莫幹山開會，探討的問題中包括物價改革等。當時，張勁夫同時擔任中央物價改革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孔丹說，想上山去了解了解他們的想法，張勁夫同意了。
在莫幹山，孔丹記得當晚徹夜未眠。幾位青年學者聚在一起徹夜開會，他們當中有王岐山、陳一谘、張鋼、黃江南等。在孔丹看來，王岐山和純粹理論學術派的風格不大一樣，表現出很強的為政府谘詢、為決策服務的能力。
會後，孔丹說，“這樣好不好，你們把這次會議的主要觀點整理出來，先給我一個材料，我請勁夫同誌和你們在杭州當麵談一談。”
下山後孔丹把材料交給了張勁夫，很快，張在杭州主持召開了一次座談會。這次著名的“莫幹山會議”的成果，就是堅定了中央物價改革的信心。莫幹山上年輕學者的主張被采納了，他們也成為了未來引領中國經濟的精英，他們當中有王岐山、馬凱、樓繼偉等。
光大信托事件
時任國務委員的張勁夫，當時還分管兩個改革開放的窗口，一個是中信集團，一個是光大集團。
反複考慮之後，孔丹決定到企業去。當時，中信和光大都有意邀請他加入。孔丹自小的老大哥王軍當時在中信任職業務部副總經理，極力邀請他加入；光大創始人王光英的主要助手李新時和劉基輔則極力勸說孔丹去光大。
憑著直覺，孔丹最終選擇了光大。他當時覺得，中信人才多，光大人才少，反而會給他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選定光大後，孔丹把秦曉推薦給了王軍。秦曉由此進入中信，一直做到總經理。
從負責沿海城市業務部開始，孔丹在光大一待就是16年。
當時，各省都成立了信托投資公司，這是當時經濟發展的一個融資平台。光大也成立了一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負責人是王亞克。
1993年，王亞克做外匯交易出了問題，一開始就賠了40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個巨額數字。王亞克想挽回損失，又投入資金繼續做，又虧了4000萬美元。幾輪下來，總共虧了8000萬美元。
有一天，邱晴對孔丹說：“孔丹，你去做一件事。王亞克不行了，那些損失讓他的精神壓力太大，一天到晚神情恍惚。你去接替他，先去了解一下情況，爭取用3個月給我一個報告。”
到光大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上任後，孔丹才發現事情重大。
當時，光大信托投資公司在全國一共設了7個辦事處。在三四年時間裏，這幾個辦事處高息攬存，形成了巨大的負債。當時，高息攬存的利率非常高，人民幣是年息22%－24%，美元年息12%。“他們把所有的錢又投向各個省區，投到各種項目上去了，有的是放賬借給了別人。投出去的這些錢，實際上是血本無歸了”。
但在賬麵上，王亞克怎麽形成賬麵盈利呢？經過調查，孔丹發現他把總部投出去的資金和辦事處之間設一個利息差，把這個利息差記為總部的收益，這實際上是虛假的收益。
當時，張勁夫已經退休，李嵐清副總理負責對外經貿事務，分管中信和光大兩個機構。於是，邱晴帶著孔丹一起去向李嵐清匯報。李嵐清聽完之後說：“邱晴同誌，出了這麽大的事兒，我解決不了了。這很多都是金融方麵的事兒，要找鎔基同誌了。”
當時，朱鎔基是常務副總理兼中央銀行行長。李嵐清撥通了電話，對朱鎔基說：“我這兒有個事兒。光大出大問題了，我解決不了，得找你了。”
朱鎔基就讓人民銀行的兩位副行長戴相龍、陳元來了解光大的情況。戴相龍操著濃重蘇北口音的普通話說：“孔丹，這是做假賬唉，這怎麽得了唉！”
“我知道這是做假賬，得了不得了，這事已經出了，怎麽辦呐？”孔丹說。
當時央行三個司的司長，一位是現在的證監會主席肖鋼，一位是銀監會原副主席蔡鄂生，一位是現在中國投資公司的謝平，三人一同來到光大。“他們一起聽我的匯報。這件事在當時的金融界是不得了的事情。”孔丹回憶說。
光大就此事寫了一個給朱鎔基的報告，孔丹負責起草，邱晴進行了修改。在報告的結尾，邱晴加上一句話：“我難辭其咎，願意接受任何處分，隻要能夠挽救光大。”
經查實，當時光大一年就損失了25億至30個億。朱鎔基讓國務院秘書長羅幹來處理此事，調整了光大的班子。邱晴被免職，但是沒有追究責任。央行副行長朱小華被任命為光大董事長，孔丹出任總經理。
後來，國務院總理李鵬主持召開了辦公會議，專門研究光大問題。當時光大拿出的方案，首先是實施債轉股。“就是債還不起了，是誰的債權，就直接變成我們的股東”。
這個方案把在場的幾位副總理弄得很著急。“李嵐清說，哎呀，你們這裏麵有我們外貿係統的錢啊，你們不能不還錢呐！錢其琛說，我們外交係統本來就沒幾個錢，放在你們那裏生點利息，怎麽搞成這個樣子，你們得還！”孔丹回憶說，“方案裏也安排少量還款。同時分管外貿和教育的李嵐清又說，教育是千萬要保證的，那是我們辛辛苦苦弄的錢。”
在人行召開處理光大信托危機的會議上，讓孔丹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周永康的發言，當時，周永康剛接任中石油總經理不久。“會議開始，我就照本宣科地讀報告方案內容。當談到欠了中石油3億美元的時候，周永康轉過頭來，對他的財務總監說：‘你罪過大了，你不死都該殺！’”
1999年夏秋之際，朱小華被“雙規”，人民銀行副行長劉明康接任光大董事長，孔丹繼續留任光大總經理。
從光大信托事件案發之後，光大集團就陷入了一個管理層頻繁更替的怪圈。曆史上光大集團領導班子經過了六次調整，孔丹輔佐過的董事長就多達四位。
孔丹認為，光大出這些問題，裏麵有一定的必然性。“它在那樣的一個環境裏麵，缺少很明確的行業戰略，也沒有國家資本金的有力支持，讓它自發地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發展，是相當艱難的。如果是充分競爭的一個市場經濟，自生自滅也是正常現象。可光大又不是，也可算是‘大而不能倒’吧。”
“不知明年今夕是何人。”
2000年7月，孔丹從光大調任中信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曾慶紅找孔丹談話：“你調動一下，中信規模比光大規模要大，考慮你還是有這個工作能力，覺得你能比較好地配合王軍的工作，所以就做了這樣一個調整。”
孔丹到中信後參與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中信從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改組為中國中信集團公司。中信從原來的非銀行金融機構，變成一個非金融機構，成為一家投資公司。
2006年3月31日，中信開始啟動中信銀行改製。同年7月，孔丹接替王軍擔任中信集團董事長，兼任中信銀行董事長。
期間，孔丹親自帶隊與同事們遊走於歐美進行中信銀行IPO路演，獲得高達90倍的認購率。在募集了450億元完成上市之後，中信集團仍得以在中信銀行保持超過70%的控股權。
就在中信集團即將迎來30周年慶時，2008年10月20日，爆發了中信泰富（中信集團在港上市的聯營機構）炒匯巨虧事件。
按照孔丹的說法，中信泰富為了開展澳洲的鐵礦項目，做了個金融衍生產品，美元用一個價格和澳元掛鉤。這個產品的特點是賺錢時上封頂，一共十幾單，每一單上封頂可以有三百萬美元的盈利，但下不保底，虧損時不保底。“到2008年年底我們在實施解決方案時，已經是154億港幣的損失了。”
孔丹說，他當時就發了一個感慨：“不知明年今夕是何人。”
在緊急調研基礎上，中信集團決定出手施救。某天周末，孔丹主持召開了一天的會，決定中信集團融資15億美元，以每股8港元入股中信泰富，持股比例從29%增到57%，變成它的絕對控股股東；同時，把87億美元的澳元期貨交易中的2/3拿到中信集團裏。每澳元在0.7美元以上的損失，由中信泰富自己承擔，跌到0.7美元以下的損失，中信集團承擔。
2008年12月19日，上述方案最後獲得股東大會99%票數通過。中信泰富當年恢複了正常運行，次年實現淨利潤59.5億港幣。
2010年12月24日周六，平安夜。身在香港的孔丹突然接到中組部電話，讓他趕回北京，要求他四點前到，中央領導要和他談話。
2006年任命孔丹擔任中信董事長時，是中組部長賀國強和他談話。而這次，讓孔丹出乎意料的意料的是，找他談話的人是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12月29日，媒體上發布了這樣一條消息：“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常振明同誌擔任中信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田國立同誌擔任中信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黨委副書記；免去孔丹同誌中信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職務。
根據中管金融機構領導人員任職年齡的有關規定，由於年齡已經到了上限，孔丹被免職。此時，孔丹已經在中信工作了整整10年。
2011年，國家審計部門對孔丹在中信集團任職進行了全麵的經濟責任審計。“審計署在全國有20個特派員辦公室，到中信來進行審計的就有13個特派員，審計工作人員達數百人之多，提出300多條問題。”
審計部門對孔丹在中信集團期間的工作給予了肯定，“孔丹任職期間，不斷推動中信集團向現代綜合經營公司發展和改革，逐漸形成了集團控股、子公司專業化經營的格局，集團整體經營規模、盈利水平、競爭能力顯著提升。”
總結這六十多年的人生經曆，孔丹說，無論發生什麽事情，自己的思維定式都是：“我是組織的一員，我隻能跟著組織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