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曆史鏡頭被定格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刻，毛澤東“英明偉大”的形象與蔣介石“獨夫民賊”的形象，將被蓋棺論定烙進青史。其實這一天是兩人的人生轉捩點。就在這一刻起，這兩位曆史人物不意間互換了方向，各自向著與原來相反的方向走去。
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舞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蔣介石與毛澤東這兩個曆史人物你死我活的爭雄戰場。在中共隆重紀念毛的誕辰之際，讓我們對照蔣介石來看看毛澤東，是很有意義的。
評價一名建築師，不是看他拆掉了什麽，而是看他建設了什麽。同理，評定一個政治人物，亦不是他破壞了什麽，而是他建設了什麽，他給國家與人民帶來的是什麽？
兩個“花園”的對比
一篇談及共黨比國民黨更專製的文章舉了這樣一個例子：當年在國統區的胡績偉辦了一份進步刊物，因批評國民黨而遭查禁。胡績偉換了一個刊名繼續出版，再遭查禁。前後一共換了十個刊名仍然能夠繼續出版。這在共黨統治下隻能是天方夜譚。
也許蔣介石終是行伍出身，他感興趣指揮的是軍隊與國家，而不去染指文藝。因此，在他統治下的台灣文藝花園能夠有某種生長空間，也允許獨立的民辦報紙丶刊物存在，包括反對派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在蔣介石統治台灣的曆史中，隻發生過一樁“文藝事件”：一九六五年，《文星》雜誌因發表了一篇保護新聞自由的文章而被停刊一年。
與蔣介石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對文藝傾注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從建國初期批電影《武訓傳》開始，毛澤東瞄準文藝陣地的機關槍再沒有停止過掃射：評《紅樓夢研究》丶胡風反黨集團丶丁陳反黨集團丶《劉誌丹》反黨小說案丶評《海瑞罷官》……，最後進入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顯然，蔣介石的台灣花園要比毛澤東的文藝花園要繽紛許多。
專製下的異象
毛澤東創立的「新中國」，不但沒有給人民帶來它所許諾的幸福生活，相反，從一九四九年起，中國人從此失去了言論自由，失去了罷工丶抗議示威的權利，失去了擁有私人財產的權利；農民剛剛分到土地又被共黨收回去；老百姓沒有選擇工作的自由，沒有遷居的自由。
戶口名簿丶糧簿丶單位依附製丶檔案製丶居委會丶秘密員警編織成一張嚴密的網，隻為了一個目的：對每一個中國人實行嚴密控製，不許他“亂說亂動”。
在毛澤東時代，除了毛澤東，沒有一個中國人能夠維護個人權利與人格尊嚴，上至國家第二號大人物劉少奇，下至平民百姓張誌新。毛澤東將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大監獄。
蔣介石在政治上固然也是獨裁專製者，但是除了像共黨和台獨這類敏感問題之外，台灣新聞界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譴責國家和地方政府。台灣人擁有經濟自由，隻要不參與政治，作為個人或家庭可以生活得美滿幸福。
再從個人的角度，對比一下蔣毛二人的個人品格。比較一下蔣介石與毛澤東的胸襟和心地！
蔣介石與毛澤東是如何對待同誌，戰友，黨內對手的？
蔣介石再黑，尚未至將黨內不同政見者從肉體上消滅或投進監獄。台灣時期，與蔣介石發生過最大衝突的兩個人：台灣省長吳國楨和陸軍司令孫立人，蔣介石的最壞表現也僅是使計謀迫其辭職，並沒有剝奪他們的生活自由，更沒有把他們投入監獄。吳國楨去了美國，在那裏度過了自由的晚年，還可以公開譴責蔣介石。象閻錫山丶李宗仁丶唐生智丶白崇禧丶陳濟棠等一再搗亂，他從未施以報複，反而給他們節節升官。
在蔣介石一生中對他最大的一次冒犯，就是以兵犯上的張學良。蔣介石既沒有賜其死罪，也沒有將他投進監獄。雖被軟禁，但張的日常生活還是挺輕鬆愉快。在最近發表的張學良口述曆史中，張學良還特別提到，蔣介石仍然一直非常關心他。
試想想，假如張學良以兵犯上的對像是毛澤東而不是蔣介石，張學良能活到今天嗎？他的下場會比彭德懷劉少奇更好嗎？所有被毛澤東認為反對他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蔣介石會把自己的抬轎人丶自己親自提為接班人的心腹劉少奇殘酷折磨而死嗎？
再看看這些中共開國元勳的悲慘下場：國家主席劉少奇身上插著三根管子還要被批鬥，死了連條短褲也沒得穿；北京副市長劉仁鐐銬雙加，冬天穿不上衣服，活活在秦城獄中凍餒而亡；明史專家吳晗，頭發被薅光，肋骨被打碎，而死在何日何時，屍骨在哪裏，至今無人知曉；彭德懷元帥一次被打斷三根肋骨，也不準呻吟一聲；賀龍被迫舔那倒在地板上的稀粥；說真話的遇羅克喪了命；堅持真理的張誌新被割斷喉管。
張誌新僅僅反對打倒劉少奇，就被老毛抓進監獄，進行慘絕人寰，令人發指的迫害，包括把張誌新扒光衣服扔進男犯監牢，讓20多個犯人輪奸，導致子宮破裂碎爛。槍斃張誌新時，怕張誌新喊口號，不用麻藥，把張誌新的脖子按在磚頭上，把一段喉管割掉。
崩潰邊緣與走向騰飛
在毛澤東統治“新中國”的二十七年中，給老百姓的生活水準帶來了什麽呢？
“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這就是中共官方為毛澤東時代作的結語，可見已經無法為毛澤東遮掩了。
當毛澤東將中國帶到崩潰邊緣，蔣介石在台灣幹了什麽？真心實意實行“耕者有其田”。毛蔣二人皆從農民入手，卻走向相反方向。
蔣介石從解放農民丶農業自給自足開始，沿著「以農養工」，然後重點由農轉工，“加工出口”，發展“外向型經濟”，走向經濟騰飛。一九六三年，台灣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一九六八年增長率達到223%，居世界首位。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時，台灣人均年收入己達到697美元，在整個亞洲中僅次於日本。
而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時，大陸的經濟狀況如何？那一年，我被毛澤東從城市驅趕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農村。第一年的收入，扣除每個月在生產隊預支的大米，全年總收入隻有三十五元人民幣。
還有一個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蔣介石在發展台灣經濟的同時，對「均富」特別關注。據台灣張果為教授的《台灣省家庭收支調查》顯示，一九五三年台灣最高與最低家庭收入比率為116，一九六零年下降到19，一九七二年再降至14。經濟越發達，貧富差距越小。如今，大陸的貧富差距卻是越來越大。
我們應該感謝上蒼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台灣這樣一塊別具曆史意義的小島，使之成為中華民族浴火重生丶走向民主的一個契機，使中國人有幸第一次獲得對兩個政權進行比較的曆史機會。國民黨先是在經濟上，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上走在共黨前麵。三十年後，第二代共黨人鄧小平才跟在蔣介石後麵亦步亦趨。台灣的第二代領導人蔣經國已然走進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曆史性的民主進程。而大陸政權到了第四代，民主的希望仍遙遙無期。
從政治丶經濟丶文藝全部領域，毛澤東都創下了中國曆史上最驚人的黑暗曆史紀錄。正是這個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卻唱出了有幾千年悠長頌歌傳統的中國曆史上最響徹雲霄的頌歌；正是這樣一位“暴君”為自己加冕了曆史上最多的“偉大”桂冠，並第一次要超越國界，要成為“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
後來毛澤東的位置從“絕對偉大”被鄧小平放置到“七三開”。毛澤東統治“新中國”的二十七年裏，他所有引以為豪的豐功偉績，後來全部成了他的罪行。這就是毛澤東的“七分成績”嗎？
另一流行的說法來自中共的另一高官陳雲，他說毛澤東“建國有功，治國有過，文革有罪”。如果建國是為了展開後麵一係列人禍，實施那一係列罪行，這一“建國”還是“功”嗎？這一“建國”對誰有功？他隻對共黨有功。正是毛澤東率領共黨奪得政權，坐上江山，建立起共黨的一黨天下，他對共黨“功不可沒”。
然而，從毛“建國”的那一天起，就是對中國人民新的奴役，更專製丶更黑暗的曆史的開端，這一建國對人民是“功”還是“罪”？蔣介石國民黨所以被推翻，是因為它獨裁專製丶腐敗黑暗。如果你知道毛澤東共黨一旦掌權後將會比蔣介石國民黨更獨裁專製丶更腐敗黑暗，你還會迎接這種“解放”丶這種“建國”嗎？毛澤東的所謂“建國”完全是開了一次曆史倒車。
共黨出版的蔣介石傳記，恨不能全盤否定蔣介石，卻迫不得己對蔣介石發展台灣經濟的成就予以肯定。那麽，在國民黨出版的毛澤東傳記中，可以肯定毛澤東什麽呢？
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每天都得洗耳恭聽這一曲頌歌：“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毛澤東一生中，他做過哪一件“為人民謀幸福”的事情？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還是人民的“大災星”？在毛澤東一生中大概有過一次“為人民謀幸福”，這就是“土改”。毛澤東在他進入中南海之前，大半生在農村渡過，他的革命成功靠的也是農民。他最懂農民，最知道農民需要什麽。當他的革命需要農民為他打天下的時候，他就想農民所想，搞起“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以贏得農民的支持。一俟他奪得天下之後，他就開始了對農民的剝奪與壓迫。可見毛澤東的“土改”隻是他打天下的手段，隻是對農民的利用。一如他在文革初期利用紅衛兵與造反派為他衝鋒陷陣，一旦大功告成，便兔死狗烹。
而蔣介石則完全是一個城市人，按共黨的說法，蔣介石的階級基礎是官僚丶地主丶資本家，是農民的敵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真正實行“土地改革”的卻是蔣介石，真正關心，解決農民生活問題的竟是農民的敵人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蔣介石在台灣搞的“土改”，正是從毛澤東的“土改”那裏學來的。
成功有時並不是一個好老師。成功令毛澤東躊躇滿誌丶不可一世，自信“戰無不勝”，最後走向“崩潰”；失敗使蔣介石清醒，使他真正想到為民眾做點事情，使他從地上重新爬起來，爬向經濟騰飛。
毛澤東有過一次為中華民族建功立業的機會，那就是抗日戰爭。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可以當民族英雄的機會。但這位“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偉人，卻無意去當這類民族英雄。善於為毛澤東歌功頌德的中共，為毛澤東拍過不少影片，最經典丶最大手筆的是一部名叫《大決戰》的三部曲，描寫毛澤東領導共黨殲滅蔣介石軍隊的三大戰役，展示了毛澤東氣吞山河的雄才大略丶一代偉人風彩。但為什麽中共不去拍一部展示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與日本侵略者“大決戰”的“雄才大略”與“偉人風彩”的片子呢？
善於編造謊言的中共卻不敢編造毛澤東抗日的謊言。整個抗戰時期，毛澤東己是中共的最高領袖，為什麽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中，具有“軍事天才”的毛澤東卻未曾指揮過一場對日作戰，將他的“軍事天才”用於抗擊日本侵略者？在中華民族將要沉淪為亡國奴的時刻，毛澤東幹什麽去了？毛澤東老謀深算地發揮保存實力丶擴充軍隊丶擴大根據地的“雄才偉略”去了。一俟日本人投降，從不跟日本人“大決戰”的毛澤東，便如下山猛虎，如虹氣勢與蔣介石展開“大決戰”了。抗日期間，由共黨領導的唯一一場對日戰役──百團大戰，還是彭德懷違反毛澤東的指示擅作主張的結果。這一抗日功勳後來競成了彭德懷的罪名一再遭毛澤東清算。
蔣介石再黑暗，再惡名昭著，終歸關心丶解決過台灣的“民生”問題。而毛澤東一輩子從未關心過民生問題，漠視人民疾苦，視老百姓的生命為草芥。從毛澤東的生平中我們找不到一件“他為人民謀幸福”的豐功來。
毛澤東終其一生所追求的隻是一件東西──權力，至高無上的權力，順我者昌丶逆我者亡的權力。由此，毛澤東傾其一生所從事的隻是一件事，用他自己的話來表述就是“與人鬥，其樂無窮”。他先是跟黨的領袖鬥，把他們一個個鬥下台，為的是讓他來當黨的領袖。然後他跟委員長蔣介石鬥，為的是他要登上九五之尊的天子帝位，成為人民的“大救星”“紅太陽”，君臨天下，四海歸一。這下該天下太平了吧？但皇上還是睡不著覺，權力被覬覦的惡夢揮之不去。偉大領袖不與人鬥，不玩權謀，就會失去“其樂無窮”，無以顯示其偉大正確丶雄才偉略。於是，毛澤東繼續“鬥”人，鬥掉一個個革命同誌，以迫害一個個“親密戰友”為樂，鬥掉一批批知識份子，鬥得中國大地天昏地暗。一部中共黨史，就是毛澤東“與人鬥，其樂無窮”的血腥史。
蓋棺論定，毛澤東的一生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破壞者，一個徹頭徹尾的毀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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