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姍姍來遲的中共九大成為一屆盛事，然而先後參加過八大和九大的遲澤厚卻感覺“九大”的開法和大會期間發生的許多問題，令人匪夷所思，留下許多隱患。本文為遲澤厚撰寫，原題《中共“九大”內幕瑣憶》，刊於《炎黃春秋》。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在全國（台灣除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半年之後，“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九大”召開時，筆者正在廣東“支左”，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辦事組副組長。大會秘書處規定，每省可派一名工作人員與會，省革委會領導決定筆者以秘書身份參加這一工作。會議期間，筆者不僅像代表一樣出席全部大小會議，還要負責辦簡報，參加大會秘書處召開的工作會議，並參加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選舉的計票工作。由於參加活動較多，接觸麵廣，特別是各省、各大軍區參加大會的秘書中，有些還是筆者多年舊交，不免交流一些彼此關心的信息，因而，對這次大會的所見所聞，至今也難以忘懷。50年代，筆者曾參加過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八大”二次會議。同那兩次大會相比，再對照中國共產黨黨章，“九大”的開法和大會期間發生的許多問題，令人匪夷所思。
評價迥異的會議
參加“九大”的代表共1512人。住北京飯店的中南大組，由廣東、廣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區和廣州軍區代表團組成，召集人為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和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
4月1日下午，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詞，然後是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
4月14日下午，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仍是毛澤東主持。先是大會發言，安排發言的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和紀登奎等9人。各人發言前後，毛澤東不時插話或提問，會場氣氛活躍。大會發言後，舉手通過了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和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4月24日下午，舉行最後一次全體會議，由林彪主持。大會選舉出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在大會副秘書長王良恩宣讀選舉結果後，林彪又作簡短講話，通報了國內外來信來電祝賀“九大”情況，隨即宣布大會閉幕，此時是2l時37分。
毛澤東對“九大”給予很高評價，寄予很大期望，說“九大”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希望“大會以後，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然而，“九大”以後的曆史發展，卻大出毛澤東的預料。
遲到的會議
“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開的，到召開“九大”時，已經過去13年了。
為什麽不能按時或稍微早些召開“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見群眾組織代表時揭開了其中奧秘：開會的時機要有利於“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出來的、以劉少奇為首被認定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等一長串名單，說這些人都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如果是在“文革”前召開“九大”，那麽，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將進入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有的還會進入核心領導機構，這樣，就會大權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豈不也要落空？江青講到“現在”，不無得意地說，經過這場“文化大革命”，這些人都現出了原形，一個個都被鬥倒批臭，問題自然都解決了，再開“九大”，進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了。
其實，推遲也罷，提前也罷，一切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需要與否。對“無產階級司令部”最有利的時機，就是最佳的開會時機。
神秘的會議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華社發布“九大”開幕的新聞公報之前，關於會議的籌備情況，對外采取了極為嚴格的保密措施。“文革”中，砸保密室、搶檔案和向社會拋檔案借以打擊對手，是“造反派”的拿手好戲。特別是在一大批“造反派”進入共產黨的各級權力機關之後，共產黨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保密觀念和保密製度已經被破壞殆盡。但是，這次對“九大”的保密，卻出現了奇跡。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經過選舉，是由各級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推薦定的，其中不少是紅衛兵造反派的頭頭，很難對群眾保密。為了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係，除極少數軍政高級領導幹部中的代表外，全體代表都在大會之前的三個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秘密集中，進行全封閉式的學習，隨時準備出席大會。
廣東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麵環水與省委機關一橋相連的小島賓館。眼看年關將近，進京還沒消息，韶關地區的一位瑤族代表不幹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辭而別，橋頭的哨兵把他攔住。學習班負責人聞訊大吃一驚，他問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開會見偉大領袖毛主席嗎？”這位代表一本正經地說：“快過年了，我家裏就我一個男人，我不回去，過年的豬誰殺呀？”
這樣的代表“路線覺悟”實在太低，隻好叫韶關地區把人領走，另外調換一名代表，韶關地區革委會為此受到嚴厲批評。
一日複一日，一月又一月，終於盼來了進京通知。3月23日，以廣東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孔石泉為團長的廣東省代表團的58名代表，連同廣州軍區代表團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員，由空軍派來的一架伊爾一18運輸機運抵北京西郊軍用機場。飛機著陸的時間是19時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臨。這時間自然是經過精確計算的，代表們神不知鬼不覺地住進了賓館。
參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飯店、前門飯店和京西賓館。大會秘書處設在京西賓館。各賓館警衛森嚴，大門緊閉，代表一律不準外出；室內電話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戶不得打開，晚上須拉上窗簾。
終於等到4月1日下午舉行大會，會場在人民大會堂。60年代的人民大會堂，隻用於舉行大型會議和中央領導人辦公、接見活動，從不對外開放。平時四周遍布崗哨，不準群眾接近，偏偏它又處於北京市區中心，過往群眾無不對它充滿了神秘感。現在，1500多名代表和幾百名大會工作人員齊集人民大會堂，要想不讓外界察覺，實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會的組織者在這方麵可謂煞費苦心。
上千人的大會最難保密的是乘車和進入會場。大會秘書處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賓館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車，每車45人，定車定人，各代表團按順序登車。
登車前，各代表團在賓館樓下大廳集中列隊候車，大交通車每次開來兩輛，車門麵向賓館，剛好擋住大門，車剛停穩，門衛便打開緊閉的大門，代表們由代表團秘書或指定的人員帶領，迅速登車，汽車很快起動。此後每隔三、四分鍾，又有兩輛大交通車開來。如此每個賓館隻需有六、七次，約半小時左右即可將全部代表接走。
行車路線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飯店的代表為例，從他們的住處乘車直開人民大會堂，距離不到1公裏，行車時間隻需兩、三分鍾。但為了掩人耳目，代表們的車子卻背道而駛，向東開到東單，轉而向南到崇文門沿前門東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轉北新華街，兜了個大圈子，最後開進入民大會堂側門院內停車，代表們就可隱蔽從容地由便門進入會場。
4月1日的大會，自始至終沒有一人從人民大會堂正門進入會場。大會堂正門前的廣場依然空空蕩蕩，不見任何大小車輛，大會堂四周的警衛戰士仍像平時一樣，或在哨位挺胸佇立，或在廣場慢步巡邏。而此時的會場，用厚厚的深色窗簾把門窗遮蓋得嚴嚴實實，看不到任何燈光人影，功夫下到這般地步，堪稱滴水不漏。
大會於17時開始，毛澤東首先宣布了大會議事日程。接著選舉大會主席團，共176人，名單已提前發給全體代表。毛澤東問大家讚成不讚成？下麵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於是舉手通過。然後是選舉主席團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團秘書長。這時出現了富有人情味的一幕：毛澤東麵帶微笑地說：“什麽人合適呀？我提議林彪同誌當主席團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
這時會場出現了輕鬆活潑的氣氛，代表們發出會心的笑聲。林彪趕緊把嘴向擴音機前湊了湊，大聲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團主席！”
毛澤東又說：“林彪同誌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來，笑著對大家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團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
代表們笑著高高舉起右臂，林彪高喊：“通過！”會場又響起熱烈掌聲，接著是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
毛澤東接著說：“那就林彪同誌當主席團副主席，讚成的請舉手！”代表們再次舉手，熱烈鼓掌。
毛澤東又說：“我提議周恩來同誌當主席團秘書長，讚成的請舉手！”代表們又舉手，鼓掌。毛澤東高興地說：“好，通過！”
於是毛澤東正式致開幕詞。他沒有講稿，話也不長，但多次講到要把這次大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17時32分，林彪開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
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播音員，以高亢激動的聲音播出“九大”開幕的新聞時，確實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一些外國通訊社、報紙迅速報道了大會消息，或發表評論，對沒有預先得知開會消息感到有些驚訝。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些中央領導人對此都深感高興，好像是打了一場大勝仗。
“深厚的階級感情”
“九大”代表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工農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廣東省代表團的58名代表中，有擔任地區以上革委會領導的軍隊幹部8人，縣以上地方幹部8人，其餘42人除個別廠礦企事業單位領導和所謂知識分子代表（1名技術員、1名縣醫院醫生）外，全部來自工礦、農村，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間才入黨的新黨員。而上海代表團一位“紅衛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發展入黨，入黨後馬上當代表，而且被“選”進了大會主席團，接著又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從入黨到進入中央不到半年時間！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們對“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由衷地懷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這種感情，在大會期間表達得淋漓盡致，當時的說法稱為“表忠”。
4月1日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致開幕詞，口號聲此伏彼起，講話二十幾分鍾，竟被打斷數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澤東講到哪裏，甚至一句話還沒講完，便站起來領呼口號。那時的口號都是成係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領喊，大家就得跟著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來，不然就是缺乏“階級感情”。一些黨齡較長特別是來自軍隊和地方幹部中的代表，深感聽毛澤東講話之機會極為難得，都全神貫注聆聽偉大領袖講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然而，他們的願望卻被無盡的口號聲浪所破壞。毛澤東一開始就講黨的曆史，從“一大”講起，這是一個很有講頭的大題目。但是，會場的氣氛卻對他的講話造成極大幹擾，他也逐漸有些不耐煩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後，經大會秘書處整理的毛澤東講話稿僅有649字。他實際講話時間少於呼口號的時間。
4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九大”開幕的消息之後，大會秘書處有限度地放寬了對代表們的保密要求，允許與外界通信。當時長途電話通話範圍十分有限，不少青年代表紛紛湧向賓館附設的電信所，滿懷激情地向家鄉或單位發電報，報告大會開幕和他們見到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情景，要大家與他們分享這一幸福。有的代表從沒有發過電報，在電信所工作人員幫助下艱難地起草電文，有的一寫上千字，絕大部分是電台廣播的內容。
青年代表入黨時間短，不但政治理論基礎差，文化程度也多數較低。但是他們也有長處，多數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衝殺出來的，經過“風雨”，見過“世麵”，講話不怯場，而且講起來很有時代特色。汕頭地區一位年僅20歲的大隊婦女主任，在一次小組討論會上說，她離開家鄉時，社員們一再囑咐她，到北京後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要多喊幾聲毛主席萬歲。來到北京後，她激動得幾天睡不好覺，她決心“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永遠忠於毛主席，要“鬥私批修”，努力掌握毛澤東思想。她說，私字像苦菜，挖掉還會長出來，私字不倒，江山不保，要堅決把私字掃地出門，讓公字安家落戶；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有腳走不上正路，有眼看不到階級鬥爭。一位農民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介紹他所在大隊開展學“毛著”運動的情況，說一些人原來認為學“毛著”當積極分子吃虧，“學得通，荷包空；學得透，人要瘦”，如今學“毛著”成為風氣，農村風氣大變，“以前老子說了算，兒子跟著幹；現在不看爹不看媽，全靠毛澤東思想來當家”。這兩位青年代表講的，都屬於當時流行的“套話”。但是他們運用得極為熟練，再加上豐富的表情，確實讓一些老幹部相形見絀。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什麽？這些青年代表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階級鬥爭。因而，“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最高境界就是要狠抓階級鬥爭。廣東省博羅縣黃山洞大隊是全省最有名的學“毛著”先進單位，這個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是個年近40歲的農民，他在小組會上介紹了他們黨支部狠抓階級鬥爭的經驗。他們大隊有個地主叫劉少奇，“文革”前，他們把這個地主的名字當成一條罪狀，狠狠地批他：“你膽大包天！憑什麽和我們的國家主席叫一個名字？”逼著這個地主改了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原來的國家主席一夜之間成了“五毒俱全”的最大“走資派”，地主劉少奇也跟著沾邊，大隊黨支部又把他拉出來批鬥：“你就是劉少奇！你和北京的劉少奇是穿一條褲子的！”據說，經此一番批鬥，社員們認識到劉少奇就在他們身邊，從而大大提高了階級鬥爭觀念。
“表忠”
4月24日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那些青年代表們的無產階級感情再次得到極致發揮。會議於16時05分開始，會議的主要議程是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會場劃分為七個區，每區設一個票箱，主席台上單設一個票箱。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分兩次選舉。16時28分，開始選舉中央委員。由於主席團成員比大會場任何一個區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結束，主席團成員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一個排隊投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選票投入票箱後，沒有跟隨前麵的代表返回座位，卻轉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見他雙手扶著主席台的前沿一撐，兩腿一蹬，便輕鬆地躍上主席台，然後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領袖們自然都一一與他握手。這位代表的成功舉動，使許多懷有同樣願望的青年代表受到極大鼓舞。霎時間，有許多青年代表從投票的隊列中或從座位上向著主席台跑去。原來躲在大幕後麵的警衛人員紛紛出來阻攔，卻顧此失彼，還是有不少人成功地衝到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的麵前，如願以償，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後，台上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在台前組成一道人牆，才使局麵得以控製。
大會結束時，再次出現了狂熱的“表忠”場麵。林彪宣布大會閉幕，毛澤東等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領導人剛剛離席，坐在會場前部的許多青年代表，幾乎在同一時間蜂擁而上，一瞬間把主席台上擺的茶杯、鉛筆、紙張全部搶光。
具有這種狂熱表現的並不限於那些年輕的代表，個別老黨員代表也不甘落後。在討論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時，海南島的一位有30多年黨齡的代表提出：新黨章的總綱中，有一段對林彪的評價，寫明“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這段文字也寫入政治報告中。有人笑著說：“你的意思挺好，不過，這是林副主席的報告，他怎麽能說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呢？”不料，這位代表勃然變色：“這是廣大黨員的心願和要求嘛，應該把這個意見向中央反映嘛！”
這種人在中國政壇頗不少見，曆久不衰。
“複古”
代表們到達北京後，大會秘書處負責人向各代表團秘書宣布會議期間的作息生活製度，說毛澤東提出這次會議在生活上要“複古”，住房、坐車、夥食都要從儉，為全國做榜樣；代表們不論原來身居何職，都要打成一片，體現政治上平等的原則。據說夥食標準原曾考慮每天8角，最後才定為1元。
這次會議確實開得比較儉樸。吃飯10人一桌，憑票就餐，桌上基本不見剩菜。廣東省代表團的58名代表，除團長孔石泉和早就在黨內被稱為“元老”的陳鬱、王首道外，都是2至4人共住一房，廣州軍區參謀長閻仲川和廣東省軍區司令員黃榮海住在一起，與原廣州市委書記焦林義同住一房的是一位青年教師。除在京的極少數高級黨政領導幹部外，代表們外出開會和參觀都坐大車。大會沒有發放或製作任何紀念品。晚間看文藝演出，座位按代表團劃分，前後不定。筆者有兩次發現朱老總和董必武同誌坐在廣東代表團的後麵，感到很不自在。演出的節目他們大概都是看過的，但是，是否參加代表團的活動，看不看革命文藝演出，這是個政治態度問題，他們也是馬虎不得的。4月26日，在天橋劇場演出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散場後，筆者見到朱老總由兩名警衛戰士攙扶著，站在劇場大門外等車。人們潮水般湧出劇場，朱老總的車子一時調不上來，他就一臉木然地站在那裏繼續等著，筆者頓覺一股悲辛湧上心頭。這年，我們尊稱的“紅軍之父”已83歲。
但是，要求別人如何如何的人，卻未必身體力行。每次演出，“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總是先在劇院的貴賓室休息，到了演出時間，才在有關人員的前呼後擁下入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江青。他們在預留的大片最好的席位入席。此時全場觀眾還得熱烈鼓掌對他們表示歡迎、致敬，演出結束時，大家又要起立鼓掌歡送他們退場。
如此選舉
曆次黨代表大會對中央委員會的選舉，都是會內會外關注的焦點，這是觀察中國以後若幹年政治動向的最重要的依據。特別是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巨變，中國今後向何處去？“九大”的選舉，不但是全國人民，而且為國際所注目。
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的格局，其實早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內定參加這次中央全會的“八大”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隻有59人，僅為在世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人數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絕大多數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或“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些人既然無權參加中央全會，自然也就不能再進入第九屆中央委員會。除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外，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其餘74人，他們之中一部分是以江青、張春橋等為代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暴發戶，再就是中央直屬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各大軍區負責人。除個別人外，這些人後來都進入第九屆中央委員會。
按照大會議程，從4月15日開始醞釀選舉中央委員。先是由各代表團提出候選人名單，很多代表在提名時表示：小組提名有不少困難；以毛主席為首的主席團最了解全麵情況，最了解黨的曆史，考慮問題最周到，對主席團提出的名單我們完全信賴，堅決擁護！
大會主席團將候選人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八大”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第二類是“革命領導幹部”；第三類是軍隊幹部；第四類是來自基層的工農代表。對四類候選人提出了大體比例，要求總數控製在210—250人。各代表團提名相加實際為493人。經過綜合平衡，在4月20日召開的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由周恩來代表主席團提出了一個274人的候選人名單：第一類60人，其中有原曾任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的“八大”中央委員胡耀邦，據說因他認錯態度不好，決定讓原山東省委書記、“八大”中央委員譚啟龍替換；第二類35人，周恩來特別提出其中的餘秋裏和原新疆黨委第一書記王恩茂。說餘對開發大慶油田有功，王有代表性，而且願意改正錯誤，所以建議把他們作為革命幹部的候選人；第三類99人都是軍隊幹部，周恩來特地解釋說，在四類候選人中，都有解放軍代表，這是由軍隊的光輝曆史和“文革”中參加“支左”和“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擔任領導這一現實情況決定的，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第四類80人，其中產業工人46人，貧下中農25人，其他勞動者1人，“革命知識分子”8人，周恩來說，知識分子人數似乎少了點，但是實際上不止8人，因為革命幹部和軍隊代表中都有不少知識分子，他本人就是一個。
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風喚雨，一直以毛澤東的化身自居，淩駕全黨之上的江青，在4月20日的主席團擴大會議上，卻突然表現出“偉大的謙虛”，說“我現在還是提不要選我，我覺得很狼狽”，“如果我還能退居幕後，做個無名英雄，那就好得多”；與此同時，她還借機為她的女兒及緊跟她的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大造政治輿論，說代表們都要求把他們兩人選進中央，但毛澤東對身邊人要求很嚴，本著親者疏、疏者親的原則，不讚成對他們兩人的提名。當時巴結江青的大有人在，有人提出江青“一定要選上”，她是“眾望所歸”。
毛澤東在4月11日和4月23日兩次召集主席團部分成員，談選舉問題。在4月23日的會議上，毛澤東說，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應該是全國工農兵代表會（蘇維埃）。主席團的候選人提名總的是好的，起碼沒有劉少奇那一夥吧？至於公道不公道，隻能說是大體公道，因為很多人他都不了解，甚至沒有見過。有些該選進來的人可能沒有提名，可是把名單增加到500人，也還是解決不了問題，隻能大體是這樣子了。
毛澤東在兩次會上都談到黨內“反對派”，或曰“對立麵”的問題。他點了10個人的名字：陳雲、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聶榮臻、葉劍英、陳毅、徐向前、鄧子恢、張鼎丞。說他們這些人：“功勞也有，錯誤也不少，檢查甚多，但別人不滿意，我看算了，夠了，看行動了。”這10人中，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屬“二月逆流”成員，“二月逆流”主要代表人物譚震林則早已被打成“叛徒”，被排除於“九大”之外；至於朱德、陳雲等人，則被說成是一貫“右傾”的“機會主義分子”，簡稱“老機”。但是，毛澤東卻主張把這些人作為對立麵選進九屆中央委員會裏。他說：“不把這幾個犯錯誤的老同誌選進去不好。黨內有幾個反對派有什麽要緊？你反你的嘛！”這時，許世友忿忿不平地說：“反一兩年可以，反幾十年怎麽行！不過，我們堅決聽主席的，主席怎麽說我們就怎麽辦！”康生也說：“昨天中央機關組還叫朱德同誌寫書麵檢討。”毛澤東說：“算了。我們看他們，他們也看我們。開‘七大’時，王明、張聞天他們就不相信我們，以為非把他們打倒不可，結果，選了他們還是犯錯誤。但是，如果不選他們，可能壞得更快。他們不改怎麽辦？地球還不是照樣轉！”
但是，把這些“對立麵”選進中央委員會，並不是無條件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主席團秘書處作出規定：既要保證這10人當選，又不能讓他們得到高票，據說這樣才能使這些人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促使他們轉化。為此，各代表團受領任務：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這10名“對立麵”的票，落實到“人頭”；各代表明確了自己的任務後，必須以“三忠於”的高度、以黨性保證，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團不敢馬虎，由代表團領導親自動員、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練。大會秘書處還不放心，於4月23日晚以大組為單位進行了預選，對結果感到滿意。
4月24日下午，進行正式選舉。到會代表1510人，僅有2人請假。分兩次投票：16時28分開始投票選舉中央委員，16時52分開始投票選舉候補中央委員。投票結束後，主席團成員與全體代表退席，合影；大會工作人員緊張地先分區計票，最後匯總得出選舉結果。完全是手工作業：口唱、手寫、撥算盤，用了近兩小時。
20時57分，重新入席，林彪宣布請大會副秘書長、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宣讀選舉結果。大會主席團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全部當選。會場響起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毛澤東以全票當選，雖然是天經地義、意料之中，大家仍報以熱烈掌聲。林彪獲得1508票，大家也報以熱烈掌聲，掌聲過後，可以聽到會場有小聲議論。會後有權威人士透露，林彪為了表示不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葉群投了反對票。周恩來獲得1509票。風頭正健的江青獲得1502票，雖然隻少了8票，但這8個敢於在江青名字上麵打×的人，卻有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危險。江青是很看重這8票的，事後曾秘密作過調查。江青的軍師張春橋1496票，少的14票也不可小看。
10名“對立麵”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當選：
朱 德 809票：
陳 雲 815票；
李富春 886票；
陳 毅 867票；
徐向前 808票；
聶榮臻 838票；
葉劍英 821票；
鄧子恢 827票；
李先念 922票；
張鼎丞 1099票。
從得票情況看，在“文革”前“名氣”越大得票越少，朱德得票率還不到53.6%！真不知如果有那麽幾十個人不聽招呼，不按要求投票，這場選舉將如何收場！
選舉中還有另一類候選人，也受到代表們的格外關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聶元梓、王效禹、李再含三人。
聶元梓原是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以帶頭拋出被毛澤東稱為“中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而一步登天，她不僅是北京大學的太上皇，還是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但她仍不滿足，竟把她的人馬派往全國各地，插手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她的手下稱她“老佛爺”，表示對她的敬畏。
王效禹原是山東省一個不大不小的地方幹部，因為最早出來支持和帶領某些群眾組織“造反”，而受到“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的賞識，不但一下子成了山東省的最高領導人，而且被任命為濟南軍區第一政委。但是，此人卻無自知之明，掌權後仍一意孤行，依靠“造反派”在全省大肆鎮壓他們所說的“保守派”廣大群眾，實行恐怖統治。
李再含原是貴州省軍區副政委，他是軍隊率先造反的幹部，他能靠地方“造反派”一下子把貴州省黨政軍大權都奪過來，並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承認。此人自命不凡，在貴州大樹他的個人權威。當地有一種說法：全國聽毛主席的，在貴州聽李政委的。他成為毛澤東在貴州的化身。
在醞釀候選人名單時，還對四川的劉結挺、張西挺，山西的張日清、劉格平等領導幹部中帶頭造反的頭麵人物提出異議，大會主席團為此分頭做了不少工作。選舉結果，劉結挺得1435票，劉格平得1117票，王效禹得1066票；聶元梓、李再含、張西挺、張日清作為候補中央委員入選，分別得937票、1256票、1400票和1152票。倘若實行差額選舉，這幾個人必然落選無疑。
選舉中還有一件趣事：當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員候選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當選時，會場立即響起一片議論聲。這位工人代表看來毫無政治生活經驗，他不懂得等額選舉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卻越高。此人在全國毫無名氣，誰也不會故意把他劃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謙虛，結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員中，得票唯一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人！散會後許多人都憤憤不平地大罵這位工人太不謙虛：“你比林副主席還能！”
陳毅蒙難
陳毅被認定是“二月逆流”的重要成員，他卻被允許出席八屆十二中全會，而且，毛澤東還在會上宣布：要讓陳毅參加“九大”。但是，他是要陳毅以“右的那一方麵的……身份來參加九大”。
陳毅雖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卻是由上海市推選的“九大”代表，因而他應參加上海代表團的活動。
大概是4月四、五號，陳毅碰上了一件尷尬事：他收到一封匿名群眾來信，來信人稱，從廣播中得知“九大”勝利召開，陳毅被選為主席團成員。他敬佩陳毅的為人，認為他是一個光明磊落、表裏如一、剛直不阿、敢說敢為的偉大革命家，希望他繼續發揚這種革命精神，堅持鬥爭，多作貢獻。從“文革”以來一直日子難過的陳毅，對怎樣處理這封來信犯了大難：交出去吧，肯定又會招來許多麻煩；但是如果不交，豈不說明自己心中有鬼？再說，萬一這是人家設的圈套呢？他最終把信交了出去。上海代表團負責人王洪文、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得到此信如獲至寶，先是要陳毅交代他的“陰暗內心世界”和“罪行活動”，自然不可能獲得通過，然後便組織批鬥。上海代表團是“造反派”的一統天下，人多勢眾，又曾掀起過“一月風暴”的大陣勢，批鬥火力極為猛烈。他們質問陳毅：“九大”勝利召開，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決心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奪取更大勝利，為什麽偏偏有人給你寫這樣的反革命信件，鼓勵你堅持反黨立場，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敵？在揭批陳毅的“反黨罪行”時，他們把曆史舊賬又翻了出來，從井岡山時期陳毅“勾結”朱德排擠毛澤東講起，要陳毅承認他是一貫反對毛澤東的。這位當年曾統兵百萬、豪氣幹雲，也曾在外交場麵風度翩翩、談笑風生的共和國元帥，卻在幾十名“造反派”的圍攻下有口難辯，怎樣解釋、檢討都過不了關。大會秘書處對此事也給予特別關注，連續出了幾期反映批鬥陳毅情況的簡報，發給主席團成員。但實際上很多代表都知道這位陳老總“又挨批了”。好在大會的日程是早已排定，而且陳毅的“舊帳”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已經係統地清算過一次了，這次也隻能是再“打打態度”，於是批了幾天之後也就不了了之。
4月25日，毛澤東指定由周恩來、康生、黃永勝出麵，召集主席團部分成員協商九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候選人名單。28日，召開九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機構，照例是等額選舉，選舉中央政治局委員19人。“二月逆流”成員中“三老”之一的李先念和“四帥”中的葉劍英，被提名入選，原是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毅未被提名。
至此，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畫上了一個留下許多隱患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