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為《中國社會的前進必須從正確認識毛澤東開始》第三篇
2.6.浮誇風和餓死人毛到底知不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到底誰為大饑荒負責
毛左常常引經據典，強調五十年代中後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毛退居二線，其實很多浮誇風是劉一手吹起來的，劉應該負最大責任。而且是毛發現浮誇風最早，但是在劉的阻撓下沒有能夠講實事求是貫徹下去，劉才是餓死人的罪魁禍首。真實情況是這樣嗎？
從 官方的文獻看，58年劉在鼓吹浮誇風上的確起了主要作用，所以劉肯定要承擔他該承擔的責任。不僅如此，大躍進浮誇風的時候鄧也是很積極的，特別是五四反右 傾鄧比毛還要積極，這些在後來的文獻中有意回避了。但是說到底三麵紅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等社會建設總路線是毛的創舉，這個不可否認，因此在一開始，毛劉 都有責任。
接下來，有證據表明毛的確是在58年初就意識到放衛星浮誇風的問題，這個官方和左派的論據沒有錯，毛了解到問題和他的反應其實是早於劉的。
”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麵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 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麵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麵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省 委第一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麽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誇風， 瞎指揮風）是一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時 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摘自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參 考毛在59年給六級幹部寫得信，就可以知道毛的確也有糾偏的想法。但是因為長期左的慣性，另外毛習慣性的翻雲覆雨，誰都不敢真正執行，因為有些話毛可以 說，別人說就是路線問題。黨史一貫都是如此。周恩來又剛剛因為保守右傾受到批判；所以毛要求的實事求是，實際上無法得到貫徹執行，這也是事實。最重要的 是，而根據更多的記載，廬山會議後反右讓錯誤的政策走得更遠，是情況惡化的關鍵。
所以，建國後的政治分水嶺，其實是廬山會議。
”
1959 年9 月1 日，毛澤東將他上山前和剛上山時寫的《到韶山》、《登
廬 山》兩首七律寄給臧克家、徐遲，同時在附信中寫道：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 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裏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家夥，簡直要把個昆侖山脈推下去了。同誌，且慢。國內掛著“共產主 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 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他們越罵得凶，我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是答複那些王八蛋的。
毛 澤東認為大批農民饑餓而死隻不過是幾片“雞毛蒜皮”，罵為農民說話的人是“王八蛋”。這種思想由各級黨組織貫徹下去，為反右傾的運動添柴加火，也為 1958 年以來的錯誤作法推波助瀾。一時，全國所有的報刊，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會議，都圍繞批判右傾思想這個中心。各種報刊保衛“三麵紅旗”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全國 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鬥爭。被批判鬥爭的人，有的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的定為“嚴重右傾”。
什麽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共中央批準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提出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經中共中央轉發，成為全國的統一標準：
1，公開散布係統性右傾言論，從多方麵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
2，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
3，組織宗派集團，誇大、歪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缺點，反黨反中央的；
4，對黨中央規定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業務方針拒不執行，同黨鬧獨立性，或者采取其它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手段，以阻撓總路線的貫徹執行的；
5，曆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1958 年以來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黨進行攻擊的；
6，在革命鬥爭中，在黨的路線、政策問題上，一貫嚴重右傾，1958 年以來，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以後，仍然保持錯誤貫觀點，不主動檢討的。
-- 摘自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也提到：
“廬山會議直接破壞了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黨和國家政治體製上
的弊端更加突出地顯現出來。廬山會議由前期糾“左”，轉為後期反右，轉
折點是7 月23 日，毛澤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極其嚴厲
的批判和鬥爭。自此時起，沒有人再講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的問題了，“問
題不少”的中心議題被擱置一邊。”
八屆八中全會以後，從黨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層，都開展了反對“右傾
機會主義”的鬥爭，錯誤批判和處分了大批幹部，許多對大躍進、人民公
社化運動的錯誤提出過不同意見，講了真話的同誌，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
義的帽子，全國戴帽子的共達三百幾十萬人，大大超過1957 年的“右派分
子”的數量。尤為嚴重的是，經過廬山的鬥爭，越來越多的領導幹部接受
了“階級鬥爭”實踐，導致了這一錯誤理論不斷發展，鬥爭的範圍逐漸以
黨內為主，矛頭日益指向黨內領導層，最終出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當權派”和“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判斷。
廬山會議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當年比給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
更為直接。在“反右傾、鼓幹勁”精神鼓動下，各地不顧大躍進運動已經
產生的嚴重比例失調和農業出現的危機，仍盲目堅持繼續躍進，使國民經
濟日益緊張，造成嚴重的饑荒。突出表現為；農業生產大倒退。根據後來
的統計，1959 年，全國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13.6%，糧食實際產量隻有
3400 億斤，比上年減產600 億斤，僅為最後調整計劃的62%。
。。。
由於廬山會議錯誤的“反右傾鬥爭”，不僅直接造成1959 年至1961 年
連續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更為嚴重的是，如前所述，階級鬥爭和社會主
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錯誤發展，終於導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
從這個意義上將就是說，隨著事態的發展，也許毛主觀是想糾偏的，但是權力鬥爭的神經占了上風，廬山會議客觀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毛是難辭其咎的。所以毛應該為情況進一步惡化承擔最主要責任。
第二個重要證據是，真正大饑荒最厲害的是61-62年，你已經找不到劉少奇鼓吹這些的記錄。
而這個階段，毛劉不同反應，才是真正的重點：
先看劉的反應：
“１９６０ 年６月，劉主持各大區、各省市負責人會議，指出半年以來問題嚴重，卻將”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的問 題”放在一起講，［４８］以減緩講話的衝擊力。１９６０年９月，中央雖然通過“八字方針”，但在落實、貫徹方麵卻顯得遲緩、無力，“始終沒有擺脫‘躍進’ 的架勢”，［４９］以至數月後，仍看不出成效。劉少奇在談到”非正常死亡”時更是極為小心，他說“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裏 麵的人也餓飯”，［５０］盡量使語言不那麽尖銳。
雖 然劉少奇已為毛做了不少開脫的工作，但他作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卻不得不每天麵對各地如雪片般報來的災情報告，在這種嚴峻的形勢前，劉的心情愈益 沉重。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０日，劉少奇首次針對毛的著名的“指頭論”（成績是９個指頭，缺點、錯誤僅為１個指頭）發表了看法，他說“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 以慢慢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５１］１９６１年３月，劉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一方麵講“有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麵，又情不自 禁地檢討起中央決策的失誤。劉說：“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夠，決定以後，又沒有檢查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５２］ 劉少奇這番話，帶有自我批評的含義，卻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為多年來，“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稱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劉，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們 以中央的名義起草的各種文電，也須報毛批準後才可下發。因此，劉的這番言論，已構成對毛的“壓迫”。
形勢日趨困難，對劉的態度變化有決定性的影響。１９６１年４月，劉親赴家鄉蹲點，對形勢的嚴重性有了完全徹底的了解。八屆九中全會後，毛又去了南方，由劉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劉少奇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
１、 同意陳雲建議，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以舒緩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２、支持陳雲有關減少２０００萬城鎮人口的建議，以減輕國家對城市的沉重負擔。 ３、主持罷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現象嚴重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１９６１年，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職，調作 較次要的工作。劉甚至提出對一些罪行嚴重的地、縣負責幹部應加以逮捕法辦。
劉 少奇的上述舉措十分有力，進口糧食和罷免浮誇官員在相當程度上挽回了已被嚴重損害的共產黨的威信。劉在與毛共事的幾十年中，既有順從、畏懼毛的一 麵，也有提出並堅持自己看法的一麵，這是劉少奇政治性格的特點。１９５９年４月，劉接任毛做了國家主席，１９６０年後，毛有所消沉，暫時做了“甩手掌 櫃”，默許劉少奇等對過往政策進行適當調整，又使劉的活動空間得到進一步的擴大。”
相反，毛是怎麽做的呢？
“從毛澤東的角度講，他已作出相當的讓步，凡所能退讓的，他都讓了。這對自尊意識極強的毛，已誠屬不易。1960年後，毛在若幹文件上刪去"毛澤東思想"，他也解散了過去一向堅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準從國外進口糧食，對包產到戶，在一段時間裏，毛也沒明確表示反對。
毛 知道自己闖了大禍，在1961年沒太具體過問劉等的糾偏，毛不吃肉也在這個時期。但是從內心深處，毛不認為自己有何大錯。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沒有什麼了 不起。"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事是經常發生的"。在這一點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數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來南京，江甦省委領導向其匯報已出現群眾餓死 的嚴重情況，林彪開導他們，"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什麼"。〔74〕
可 是餓死人畢竟不是好事，正是因為餓死人現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猶如避鬼神。在他看來，所有有關"黑暗"麵的報道都像一把利劍指向自己，毛用堅強的意誌為 全黨定下調子，不許亂講，凡亂言餓死人事，一律以攻擊三麵紅旗論處。1961年3月23日，毛親筆修改文件︰"中央認為最近幾年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總 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隻是在"具體工作"方麵發生一些缺點和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75〕所以當陳毅南下時，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 言。徐子榮雖親眼目睹信陽慘狀，隻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場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 澤東認為，在嚴重的困難麵前，黨內普遍已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動搖"。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遊泳池當麵叱責劉少奇，"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 辦！"〔76〕毛認為產生饑荒的原因是："修正主義，被打倒的階級復闢或企圖復闢，特大的天災，以及一段工作和鬥爭中的困難，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 〔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瀾。“
-- 摘自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第三，關於毛退居二線的說法，有人覺得都是劉少奇在管，所以，作為二線的毛不應該為那個時候的政策負責。這個說法是沒有道理的。
請看，高華的《從《七律·有所思》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運思》對這個問題的論述：
“
再 次，所謂“一線”和“二線”的模糊性，給毛的反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一線”和“二線”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發了“高饒事件”。 1959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劉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塵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台，在那之後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兩年的時間似乎 在“二線”了，那是因為出現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和特大經濟困難。從1962年下半年後，毛又走到前台了。劉主持一線的概念是什麽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時候， 由劉主持政治局會議，但所有的決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都得由毛決定，拍板。嚴格說，毛一天也沒有退出一線。但毛所處的 “二線”地位給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體承擔主持中央工作的責任，卻是最高的監國者。按照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1961年應召開中共九大，此時開 會，毛有可能會轉任八大黨章設置的“名譽主席”一職，但毛無意在此時開會，於是誰都不
敢提開會的事，誰提開會的事，誰就有逼宮之嫌，結果是在打倒劉少奇之後1969年，也就是時隔中共八大13年後，才召開了中共九大。然而這也不能完全責怪毛，因為1943年3月的中央決定說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後決定權，劉少奇則是這個決定的主要參與製定者。
毛 的反映是“硬著頭皮頂住”，但在當時形勢的巨大的壓力下，他還是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簡短的自我批評，但內心是不悅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經濟好轉已 成定局，於1962年8月開始反擊，毛的法寶是重提階級鬥爭，反擊資本主義複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製高點上，使劉少奇等無法不接受。因為強調“階級鬥 爭”在1957年後一直是“主旋律”，談階級鬥爭是正統，不談，少談就是修正主義，而劉少奇也是這套敘述的主要創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時間 裏，才淡化了階級鬥爭的宣傳。現在經濟好轉，在毛的壓力下，劉也認可應當重拾階級鬥爭的口號了。所以，劉對毛重提階級鬥爭並沒有反對，隻是希望別影響到經 濟的繼續調整。他對毛批評的幾個重要幹部，例如：鄧子恢，王稼祥，李維漢，以及習仲勳，賈拓夫等，也沒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劉的這些表現，在“敲打”了他 幾下後，就暫時放過了他，一來劉願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調子；二來劉在北戴河會議上已認錯，雖屬輕描淡寫，但已是自我否定，從而證明了毛的主張的正確性； 更重要的是，當時經濟剛剛恢複，劉的威望又很高，黨內不宜有大波動。毛在當時和隨後的幾年對國家形勢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鄉出現了嚴重的資本主義複 辟”，“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1964年2月，毛對來訪的金日成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1000萬人，毛計算了一下：在6億 5000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個[12]。繼而毛表現出對“官僚體製”的極大的厭惡，他提出 “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的概念，嚴厲指責“城市老爺衛生部”,“帝王將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1965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 概念。
毛 的這些激憤之詞不僅是對當時黨內外形勢的一種過份反映，也流露出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的強烈不滿，嚴格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困難時期部分地區在上級默 許下推行的“三自一包”和農村中一度出現的商品流通現象（所謂“長途販運”，“投機倒把”）是使農民活命的非常之舉，劉少奇等並非有意和毛對抗，劉等對農 民讓步，實屬不得已而為之；至於城市裏的資本主義複辟，更是子虛烏有，也就是在1961-1962年，劉等才對知識分子、原工商界人士采取相對溫和的政 策，並讓一些古裝戲重上舞台，批準放映一些香港左派電影和少量外國“進步電影”，從而使多年緊張的社會空氣有所舒緩。
從 劉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後的言行看，他在主觀上是努力緊跟毛的布署的。 1963年後，劉具體貫徹毛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幾百萬” [28]，劉迅即部署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甚至比毛還激進。毛說“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裏”，劉則加以發展，說“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權不在共產黨 的手裏”，劉還為這不在共產黨手裏的“三分之一的政權”做了性質判斷，稱其是“反革命的兩麵政權”。劉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創造出 “兩種教育製度”， “兩種勞動製度”。在受到毛嚴厲批評後，從1965起，劉就十分低調，他在重要會議上做自我批評，對毛的批評照單全收。1966年春夏間，劉也跟著毛批 “彭羅陸楊”。
”
其實，很多其他的文獻也有類似的記載，毛想當甩手掌櫃，但是他也要牢牢把握權力的製高點。這兩點其實完全不矛盾。
2.7.困難時期，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是真的嗎
“
汪東興擔任顧問的《毛澤東遺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 年4 月廚師為毛澤東製定的西餐菜譜，其中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17 種，這裏不妨抄錄一下：
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麵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
延安時代以來的見證人、黨史專家何方在他的書中寫道：
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 年4 月26 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
”
何方這段引文中注明，他這段資料來自《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年版，第701頁
2.8.中國特色的高度中央集權問題
毛 和領導下的黨建立起了一套現代的集權政治體製並且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傳統中國實際上是宗法管理，行政基本到縣一級，之後鄉村都是家族族長和本地大姓等進行 管理。共產黨實現了把黨委書記派到鄉一級和大隊，從中央到地方第一次實現了統一的管理，其政令通達的程度達到人類曆史上中央集權的最高峰，可以說古今中外 罕見。
“中 國共產黨承襲了這個製度以後，盡管這是中國帝王專製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 的控製比曆代帝王的專製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製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製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 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製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複加的地步。”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這 樣的集權體製產生了極其驚人的動員能力和對社會的控製能力，無論從50年代的大興水利到人民公社，到六七十年代的工業建設，以及80年代後的改革開放沿海 試點，都反應出黨的執行力是非常強的。這個能力在目前工業化，城鎮化快速追趕的時代具有非常高的效率。這是毛式政治體製留下的最大遺產，至今領導層仍然非 常受益。同時這套體係也保證了社會的高度超穩定性，有效的避免了幾次重大的執政危機，包括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荒時期對社會的嚴密控製。
但是，這個到底是社會之幸還是不幸，可能很難說得清楚。再次引用楊繼繩的文章
“
中 國在帝王時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但是，由於交通不便，鞭長莫及，還有王法不行的荒蠻之地。在毛澤東時代，借助現代的交 通和通訊，真正實現了昔日帝王的夢想。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 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出現政治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 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本書介紹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饑荒時的情況，讀者會看到，各地的情況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這裏。
當 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城市，是市——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居民組——居民。在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個城市相同 的結構和相對應的層次和角色。在農村，是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社員。在任何一個鄉村都可以找到與另一個遙遠的鄉村相對應的層次角 色。在廣東省的一個生產隊和遠在千裏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一個生產隊是一個相似形。廣東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 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穩定，社會成員角色簡單，社會成員的行為特征同一化。
政 府機構金字塔，城市結構金字塔，農村結構金字塔，交織成網絡，構成金字塔體係。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被局限在這一網絡的不同層級一個個網眼中。社會成員不能流 動，社會成員之間也沒有交換關係。這種社會結構便於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錯誤的政 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製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裏，沒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裏，饑民連逃荒都沒有去處。
”
我想大家都能有自己的結論。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給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 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 (高額豐產田) 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大後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裡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49頁 黨內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