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為《中國社會的前進必須要從正確評價毛澤東開始》係列第二篇
二、一些有爭議問題的探討
2.1. 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外交
左派常常引用的就是前三十年外交的獨立自主，所謂的骨氣和不屈服，藐視一切的精神。但是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所謂的核武器加草鞋，憑著一股不要命的自尊心 所構成的自力更生不結盟外交，效果是否像官方宣傳的那樣，的確很值得探討。真實的情況很可能是由於以意識形態劃線而僵化的思維，經濟極其貧窮而外交手段捉 襟見肘，使綜合外交實力大打折扣。再加上領導人好大喜功，沒有條件也想當老大，本來就難以為繼的外援外交早已無法繼續下去，長遠戰略更無從談起。外交部去 年也承認當時（建國後的前三十年）在外交上的讓步遠遠比現在大，隻是老百姓不知道而已。
從現在解密的資料看，蘇聯的確在珍寶島爭端的時候考慮過對中國的新疆的核基地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但是在美國的威脅下改變了主意。因此可以看到， 雖然64年我們造出了第一顆原子彈，但是真正的核安全還是在冷戰環境下大國戰略對峙的基礎上獲得的。所以中蘇交惡後，同時麵臨美蘇兩個大國，中國的戰略形 勢和國家安全是非常危險的。三線建設實際上就是一種勞民傷財的被動戰略準備。所以後來中美建交值得肯定，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彌補，總算務實了一回，至少沒有 再以意識形態劃線，把頭埋在沙子裏麵。至於在罵了美國20年後與其建交官方宣傳如何自圓其說，在這裏就不再展開了。
這個往往也是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溫和派經常爭論的問題。在極端民族主義者看來，毛就是民族主義的代表，是旗手，因為“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但是從上述事實看來，真正的紙老虎恐怕不是別人吧，毛的這些話，就當作說給人民聽的，有提高士氣，精神安慰作用倒是真的。
2.2 工業體係的建設
現在我們知道新中國並不是從官方宣傳的“一窮二白”開始建設的。東三省的工業基地是在日本滿洲時期就打了非常好的基礎，而國家從上海接管了大量的工廠直到80年代末仍然還在運轉。國民黨“黃金十年”也修了兩萬公裏鐵路，另外棉紡等輕工在國民黨時期也頗具規模。
自力更生也可能更是個神話。
以下摘自網上，作者不詳：
“
蘇聯轉交的日本在東北的工業和其他蘇聯機械,在10000名蘇聯專家10年幫助下建立地.蘇聯國內的工程院幫助可行性研究,設計和製作圖紙,還有 28000名中國技師到蘇聯培訓,比如長春汽車廠500人去莫斯科-利哈切夫廠實習,洛陽拖拉機廠173人去莫斯科-哈伊科夫廠學習.蘇聯還幫助建設了長 春汽車廠,洛陽拖拉機廠,武漢鋼鐵廠,包頭鋼鐵廠,蘭州煉油廠,哈爾濱拖拉機廠,蘇聯在51-57年為中國建設211個項目,投資81億盧布.完成198 項,包括63個機械製造廠,7個鋼鐵廠,24個發電站.....蘇聯也用自己的機器.培訓幫助.特別是在內地建設了完備的工業體係.
2000 多名蘇聯顧問團還擔負著指導軍事委員會領導機關,各個總部,各個軍兵種和大軍區機關的領導業務,各個技術兵種部隊日常訓練,軍事工程的建設,常規和尖 端武器的使用和裝備,測試場地,基地維護的技術和業務.軍事學校的教學和學術研究,使正規化的建設達到了新的高度.
可以說蘇聯從教育.培訓.工業.軍事和組織上幫助我國建立了1個完備的體係.等蘇聯專家一走,立馬什麽能力都沒有了,隻是傾盡國力在憑借那些從美國回來的 核專家和火箭專家模仿製造了原子彈,衛星.其餘沒有任何創新,直到90年代依然在生產,修補50年代年蘇聯設計的武器. 主戰武器依然是在蘇聯幫助建設的工廠生產蘇聯50年代提供版權和資料的殲7戰鬥機.59式坦克和改進型.薩姆2式防空導彈和一樣的野戰火炮.沒有毛的創 新.直到90年代初期花大錢引進了蘇聯80年代技術,才又有了一點本錢.
50年代的工業發展是官方最願意吹噓的地方,你看國軍時代工業那麽爛,到我們這裏10年工夫就提高那麽快.還是毛毛領導有方,黨得力呀.其實就是蘇聯玩的 1個撮而已,日本已經把東北當作重點建設了超過10年,蘇聯到了把日本投資建設的價值20億美圓機械搬走了,50年代又搬回來,在原來的地址,重新開始生 產.當然是工業一下子就爆富起來 了.
在60年以後又失去蘇聯援助,自己無法生產新的大中型機械,到70,80年代實際還是依靠這些質量非凡的老日本機械,直到90年代以後才進口歐洲,日本的過時的和2手機械,代替這些作為工業頂梁柱使用30-40年的日本老機械.
在50-60年代的工業輝煌,很大程度上絕對是十足地在蘇聯的幫助下把日本在東北建立的亞洲第2大的重工業基地繼續發揚光大而取得地.
”
因此，建國後三十年，鐵路才增加到五萬公裏，很難說那時的成就是值得驕傲的。工業體係即使有些成型，技術落後和低效也很明顯。所以到70年代末中國仍然是個極其貧窮的國家，非常缺乏資金，技術來構建一個真正現代意義的工業體係。
所以這些工業成就到底是正資產還是負資產，的確難說得很哪。
2.3.文革期間的經濟建設
正方，來自於國家統計局的年檢：
從“文革”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上看，“文革”時期的經濟取得了發展，是明顯的事實。關於年平均增長率，1967 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經濟領域尚未受到“文革”較大影響，故不計入），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 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具體到各年，動亂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 餘各年均為正增長。關於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關於生產水平，1976 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 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中國統計年鑒（1993）》，第57、50、33、444— 447、364頁，中國統計出版社1994年版。）
反方，摘自吳曉波 《跌蕩一百年》（下卷）
“盡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國顯然不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甚至因為政治局勢的動蕩，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經濟成長總是被打斷和處於 停滯的狀態。據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中對亞洲各國人均GDP增長率的計算，在1952~1978年之間， 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是整體落後的。中國人均GDP增長率是2.3%，日本、韓國、新加坡及香港和台灣地區分別是：6.7%、6.3%、4.8%、 5.4%、6.6%。從1952年到1978年，中國的出口額隻增長了一倍。①
1976年，隨著“文革”的結束，國家治理者麵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經濟攤子。“1978年以前的中國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麵。”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誌武的這一評論，是經濟界的一個共識。
指 令性計劃經濟體係的構築，讓產業經濟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費品實行配給製，國有企業部門非常龐大，普遍實行對生產資料的價格管製，甚至火柴 漲價一分錢，都要由國務院討論和批準。私人財產不受法律保護，民營經濟近乎於零。在國營企業領域，工廠沒有生產積極性，效率與效益的雙重滑坡十分驚人，僵 化的計劃經濟體製已經走到了盡頭。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工業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產業結構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使得產值增長的數字並不能反映實質性的經 濟增長。
在全國投資總額中，重工業所占比重在連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高達51.1%和49.6%，但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卻漸趨低下。雖 然多年強調“以鋼為綱”，但1976年的鋼產量隻有2 040萬噸，僅相當於1971年的水平。整個工業到1976年出現了“六個驚人”的大倒退- 一是消耗高得驚人，二是勞動生產率低得驚人，三是虧損大得驚人，四是設備破壞得驚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決、久建不成） 長得驚人，六是投資效益低得驚人。
有一些數據可以生動地表明投資效率的低下到了多麽可怕的地步。據國家統計局的計算，在1976年生產1千瓦電所需要的投資，竟比1966年要高3倍，生 產1噸鋼所需投資則高將近兩倍，運輸每噸每公裏所需投資則超過40%。另據李安增、王立勝所著的《中國當代史》統計，每百元積累所增加的國民收 入，1955年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業每百元實現的利稅，1966年還是34.5元，1976年下降為19.3元；商業每百元實現的 利稅，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隻有9.7元。
到1976年底，私營經濟在我國已經絕跡，個體經濟也微乎其微，全國城鎮個體工商 業者隻剩下19萬人，僅為“文革”爆發時的12.2%，銳減了87.8%，其中個體工業減少了88.9%，個體建築業減少了60%，個體運輸業減少了 88.9%，個體商業、飲食業和服務業減少了75%，其他個體經營者減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業品集體商業網點隻有1 283個，個體商販僅剩3 085人，百業蕭條，已到絕境。
在民生方麵，片麵強調重工業優先的產業發展戰略，讓物資短缺的問題始終無法得到根本性的改變。
人們的日常生活被各種各樣的票據所困擾，而收入則常年沒有增加，從1958年到1977年，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人均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 元。在當時，一個工廠學徒的月工資為18元，而最具資曆的“八級”老工人的最高月工資為108元，這已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了。1976年，一個北京市的 工人，每月可配到半斤油票，另外可憑副食品供應證購買半斤雞蛋、一斤半豬肉、半斤豆腐、二兩粉條和一兩芝麻醬。
在物價上，出現了日用食品 價格較為低廉及家用工業品無比昂貴的反差。1976年，1塊錢可以買12~13個雞蛋，一碗素麵8分錢，肉麵1毛4分錢，一個成年人每月的糧食定量標準為 30斤，一斤大米的價格不到3毛錢，一斤菜子油不到6毛錢，肉是憑票供應，分為四等，最肥的一級肉8毛多一斤，最瘦的四級肉為4毛多一斤。相比，工業品的 價格就要貴很多，一輛鳳凰牌自行車售價156元，一台蝴蝶牌縫紉機售價187元，一塊上海牌手表售價120元。人們為了得到上述這“三大件”，不得不拚命 地縮衣節食。工業品的價格之所以那麽昂貴，除了供不應求的因素外，還是快速回籠貨幣、防止產生通貨膨脹的“辦法”之一。
城市居民的住房條 件長期得不到改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一份對全國192個大城市的調查報告表明，城市住房麵積在1949年為每人平均4.5平方 米，到1978年則下降到3.6平方米。從1976年起，北京、沈陽等城市的居民開始大著膽子，違規“蓋小房”。作家王蒙描述說：“大夥紛紛將（公家的） 建築材料化為己有。開頭，這種‘偷’雖然明目張膽，還是有某些節製某些分寸的：有的人盡量挑一些半截磚，爛木板，各種下腳料，就是說將工地淘汰下來的東西 往自家搬。漸漸地，有人肆無忌憚地拆開工地上的各種保護阻攔，拿起最好的建築材料就往家裏走。當這樣的大膽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勸阻，告訴他們拿公家的東西 去幹私活未免不妥的時候，他們回答說：‘什麽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國家的！連命都是屬於公家的！’他大聲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詞，理直氣壯， 氣衝雲霄！
相信大家能自己作出判斷。
2.4.毛時代沒有腐敗？
很多人懷念毛時代的原因，就是那時候不管幹部和一般職工都沒有什麽錢，幹部顯得很清廉。而反對的人認為雖然那個時候沒有金錢的腐敗，但是製度腐敗更為厲 害。我的看法是，隻要有特權階層，就一定有腐敗，隻是表現形式不同。從延安時代開始，高層的特權供應和腐敗已經被大家所熟知。而主要是基層幹部沒有太多的 條件腐敗，整體的物質缺乏特權帶來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如果不相信，請看：
“在食堂斷糧、群眾生活最困難的時候，郫縣紅光管區竟不顧群眾死活，開辦幹部食堂，大米白麵，吃酒吃肉，幾個幹部吃了牛肉200 多斤，過舊曆年一隊社員食堂殺了一隻150 斤重的豬，幹部食堂就拿去90 多斤。紅光公社有兩對著名戀人，一對是縣委農工部部長潘兆清和公社黨委書記鄭功瑤，另一對是合興公社總支書記劉紹元和和獨柏管區的支部書記遊福群。他們的幹部食堂將供應照顧病人和幼兒園的白糖、雞蛋都卡住吃掉。“
。。。
“四川省留下的檔案中，隻有揭發農村基層幹部的特權行為，縣以上幹部的特權行為沒有留下多少資料，這是四川省委嚴加控製的結果。當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 任廖伯康提供了李井泉的生活情況，李井泉住在重慶潘家坪招待所的時候，幾乎每天吃了晚飯後先看電影，再打橋牌，或者先看戲再跳舞。看電影是專場，看戲是堂 會。跳舞、打牌到淩晨再吃夜宵。基層幹部的特權行為是為了吃飽，而少數高級幹部則是在餓殍遍地的情況下追求享樂。”
--摘自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些知青回城的報告文學，可以知道當時當權的人，在掌握別人命運的時候如何吃拿卡要，侮辱婦女，如何濫用自己的權利。
2.5.如何看待文革中的科技成就
以下摘自應學俊的博客：文革期間”科技經濟成果是因文革而取得嗎？
一、一個常常被錯誤地拿來作為論據的事實
文革的某些擁護者常常用我國原子彈的試製成功來作為事實佐證之一。但這實在是一個錯誤，如果不是出於粗心或無知，便是別有用心地渾水摸魚，貪天之功為“文 革”所有——因為原子彈是1964年10月16日試驗成功的，將近兩年後文革才開始，如何與“文革”扯上關係？這太離譜了，不作評論。不過這反過來卻恰恰 可以論證，沒有文革，我國照樣取得了令世界震驚的尖端科技成果。下麵的事實會使我們看到，如果沒有文革，我國這方麵的發展將會更快。
二、除了時間搭邊——氫彈、導彈的試製成功基本與“文革”無關
1967 年6月，我國氫彈成功試爆。但是眾所周知，沒有原子彈的試驗成功，氫彈的成功是不可能的。1966年5月文革開始，一年後氫彈爆炸成功。僅從時間來說，僅 一年，我們能說氫彈是文革的“偉大勝利”嗎？沒有文革，我國氫彈就不能試製成功嗎？誠如是，我們如何解釋原子彈成功研製於文革前兩年呢？事實是，早在我國 研製第一枚原子彈尚未成功的1960年，有關部門就做出部署，要求氫彈的理論探索先行一步；因為氫彈是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氘、氚等輕核的自持聚變反 應，瞬間釋放巨大能量，又稱聚變彈或熱核彈，理論先行，可以在原子彈成功後更快地完成氫彈的試驗。（見《於敏：中國“氫彈之父”》）
。。。
“東方紅一號衛星”：在文革幹擾和抗幹擾中艱難誕生
我國的研製人造衛星是早在1957年就提出來的，1958年正式列為重點攻關項目，1970年發射成功，曆經12年，其中最後4年處在“文革期間”。沒有前八年的努力，文革中這4年能夠完成衛星研製並成功發射嗎？
而曆史事實告訴我們，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強烈幹擾，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桎梏，使得日本生生搶在我國人造衛星發射前一年升空（見央視探索發現“東方紅一號”衛星傳奇/視頻）。而研製衛星的主要科學家和眾多科技人員的遭遇卻更能說明文革對於我國衛星研製的嚴重幹擾和破壞。
趙 九章——中國研製人造衛星的“581小組”副組長，後為我國“651”衛星設計院院長，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文革一開始，他因為是國民 黨特務頭子戴季陶的外甥，便首先被掛起來“靠邊站”了；1967年，中國科學院“造反派”開始奪權，趙九章自然首當其衝。他所有的權利統統被剝奪殆盡。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他帶來的，除了沒完沒了的“學習班”，便是白天夜晚沒完沒了的充滿野蠻與瘋狂的批判和鬥爭，每天胸前掛著十幾公斤重的牌子，勞動、挨批 鬥遭侮辱。由於中科院的許多“海歸”科學家大多解放前家境較好或有國民黨背景，所以文革中大多均有“特嫌”而遭到衝擊或批鬥。趙九章當年的同事回憶說：文 革那陣，趙九章常常“長久地望著天上的星星一動不動，一望就是好幾個小時。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一邊望著天上的星星，臉上還一邊流著長長的淚水……”
與趙九章同時遭到殘酷折磨的還有中國極其優秀的火箭材料及工藝技術專家姚桐斌， 他在一次殘酷的批鬥中被活活打死。姚桐斌的死訊傳來時，趙九章一顆本已傷痕累累的心，仿佛又被人猛地紮了一刀！1968年10月10日晚，他吞下整把安眠 藥，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含恨死去，抽屜裏留下的是他工工整整書寫的最後一份“檢查交代”材料……當正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周恩來聽到這一消息時，手中的茶杯 竟掉在了地上，老淚縱橫！
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有20人！如果統計全國範圍自殺的科學家、知識分子，那該是怎樣的數字？！而他們難道也是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也正是在這之後，周總理不顧一切擬定了一份《重點保護的科學家名單》並報呈毛澤東——這才使得我國的另一些科學家免遭劫難，才使得一些重要的尖端科研少受文革的衝擊和影響。（資料來源：李鳴生《趙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匯報》）
我認為不需要再補充什麽了。
2.6.浮誇風和餓死人毛到底知不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到底誰為大饑荒負責
左派常常引經據典，強調五十年代中後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毛退居二線，其實很多浮誇風是劉一手吹起來的，劉應該負最大責任。而且是毛發現浮誇風最早，但是在劉的阻撓下沒有能夠講實事求是貫徹下去，劉才是餓死人的罪魁禍首。真實情況是這樣嗎？
從官方的文獻看，58年劉在鼓吹浮誇風上的確起了主要作用，所以劉肯定要承擔他該承擔的責任。不僅如此，大躍進浮誇風的時候鄧也是很積極的，特別是五四反 右傾鄧比毛還要積極，這些在後來的文獻中有意回避了。但是說到底三麵紅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等社會建設總路線是毛的創舉，這個不可否認，因此在一開始，毛 劉都有責任。
接下來，有證據表明毛的確是在58年初就意識到放衛星浮誇風的問題，這個官方和左派的論據沒有錯，毛了解到問題和他的反應其實是早於劉的。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麵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 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麵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麵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 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麽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誇 風，瞎指揮風）是一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 有時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摘自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參考毛在59年給六級幹部寫得信，就可以知道毛的確也有糾偏的想法。但是因為長期左的慣性，另外毛習慣性的翻雲覆雨，誰都不敢真正執行，因為有些話毛可以 說，別人說就是路線問題。黨史一貫都是如此。周恩來又剛剛因為保守右傾受到批判；所以毛要求的實事求是，實際上無法得到貫徹執行，這也是事實。最重要的 是，而根據更多的記載，廬山會議後反右讓錯誤的政策走得更遠，是情況惡化的關鍵。
所以，建國後的政治分水嶺，其實是廬山會議。
”
1959 年9 月1 日，毛澤東將他上山前和剛上山時寫的《到韶山》、《登
廬山》兩首七律寄給臧克家、徐遲，同時在附信中寫道：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 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裏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家夥，簡直要把個昆侖山脈推下去了。同誌，且慢。國內掛著“共產主 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 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他們越罵得凶，我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是答複那些王八蛋的。
毛澤東認為大批農民饑餓而死隻不過是幾片“雞毛蒜皮”，罵為農民說話的人是“王八蛋”。這種思想由各級黨組織貫徹下去，為反右傾的運動添柴加火，也為1958 年以來的錯誤作法推波助瀾。一時，全國所有的報刊，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會議，都圍繞批判右傾思想這個中心。各種報刊保衛“三麵紅旗”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全國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鬥爭。被批判鬥爭的人，有的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的定為“嚴重右傾”。
什麽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共中央批準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提出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經中共中央轉發，成為全國的統一標準：
1，公開散布係統性右傾言論，從多方麵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
2，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
3，組織宗派集團，誇大、歪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缺點，反黨反中央的；
4，對黨中央規定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業務方針拒不執行，同黨鬧獨立性，或者采取其它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手段，以阻撓總路線的貫徹執行的；
5，曆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1958 年以來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黨進行攻擊的；
6，在革命鬥爭中，在黨的路線、政策問題上，一貫嚴重右傾，1958 年以來，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以後，仍然保持錯誤貫觀點，不主動檢討的。
-- 摘自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也提到：
“廬山會議直接破壞了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黨和國家政治體製上
的弊端更加突出地顯現出來。廬山會議由前期糾“左”，轉為後期反右，轉
折點是7 月23 日，毛澤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極其嚴厲
的批判和鬥爭。自此時起，沒有人再講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的問題了，“問
題不少”的中心議題被擱置一邊。”
八屆八中全會以後，從黨的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層，都開展了反對“右傾
機會主義”的鬥爭，錯誤批判和處分了大批幹部，許多對大躍進、人民公
社化運動的錯誤提出過不同意見，講了真話的同誌，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
義的帽子，全國戴帽子的共達三百幾十萬人，大大超過1957 年的“右派分
子”的數量。尤為嚴重的是，經過廬山的鬥爭，越來越多的領導幹部接受
了“階級鬥爭”實踐，導致了這一錯誤理論不斷發展，鬥爭的範圍逐漸以
黨內為主，矛頭日益指向黨內領導層，最終出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當權派”和“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判斷。
廬山會議給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當年比給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
更為直接。在“反右傾、鼓幹勁”精神鼓動下，各地不顧大躍進運動已經
產生的嚴重比例失調和農業出現的危機，仍盲目堅持繼續躍進，使國民經
濟日益緊張，造成嚴重的饑荒。突出表現為；農業生產大倒退。根據後來
的統計，1959 年，全國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13.6%，糧食實際產量隻有
3400 億斤，比上年減產600 億斤，僅為最後調整計劃的62%。
。。。
由於廬山會議錯誤的“反右傾鬥爭”，不僅直接造成1959 年至1961 年
連續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更為嚴重的是，如前所述，階級鬥爭和社會主
義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錯誤發展，終於導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
”
從這個意義上將就是說，隨著事態的發展，也許毛主觀是想糾偏的，但是權力鬥爭的神經占了上風，廬山會議客觀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毛是難辭其咎的。所以毛應該為情況進一步惡化承擔最主要責任。
第二個重要證據是，真正大饑荒最厲害的是61-62年，你已經找不到劉少奇鼓吹這些的記錄。
而這個階段，毛劉不同反應，才是真正的重點：
先看劉的反應：
“１９６０年６月，劉主持各大區、各省市負責人會議，指出半年以來問題嚴重，卻將”糧食問題，浮腫病問題，非正常死亡問題，事故問題，計劃完成情況的問 題”放在一起講，［４８］以減緩講話的衝擊力。１９６０年９月，中央雖然通過“八字方針”，但在落實、貫徹方麵卻顯得遲緩、無力，“始終沒有擺脫‘躍進’ 的架勢”，［４９］以至數月後，仍看不出成效。劉少奇在談到”非正常死亡”時更是極為小心，他說“農民餓了一兩年飯，害了一點浮腫病，死了一些人，城市裏 麵的人也餓飯”，［５０］盡量使語言不那麽尖銳。
雖然劉少奇已為毛做了不少開脫的工作，但他作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卻不得不每天麵對各地如雪片般報來的災情報告，在這種嚴峻的形勢前，劉的心情愈益 沉重。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０日，劉少奇首次針對毛的著名的“指頭論”（成績是９個指頭，缺點、錯誤僅為１個指頭）發表了看法，他說“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 以慢慢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５１］１９６１年３月，劉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一方麵講“有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麵，又情不自 禁地檢討起中央決策的失誤。劉說：“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夠，決定以後，又沒有檢查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５２］ 劉少奇這番話，帶有自我批評的含義，卻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為多年來，“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稱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劉，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們 以中央的名義起草的各種文電，也須報毛批準後才可下發。因此，劉的這番言論，已構成對毛的“壓迫”。
形勢日趨困難，對劉的態度變化有決定性的影響。１９６１年４月，劉親赴家鄉蹲點，對形勢的嚴重性有了完全徹底的了解。八屆九中全會後，毛又去了南方，由劉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劉少奇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
１、同意陳雲建議，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以舒緩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２、支持陳雲有關減少２０００萬城鎮人口的建議，以減輕國家對城市的沉重負擔。 ３、主持罷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現象嚴重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１９６１年，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職，調作 較次要的工作。劉甚至提出對一些罪行嚴重的地、縣負責幹部應加以逮捕法辦。
劉少奇的上述舉措十分有力，進口糧食和罷免浮誇官員在相當程度上挽回了已被嚴重損害的共產黨的威信。劉在與毛共事的幾十年中，既有順從、畏懼毛的一 麵，也有提出並堅持自己看法的一麵，這是劉少奇政治性格的特點。１９５９年４月，劉接任毛做了國家主席，１９６０年後，毛有所消沉，暫時做了“甩手掌櫃”，默許劉少奇等對過往政策進行適當調整，又使劉的活動空間得到進一步的擴大。”
相反，毛是怎麽做的呢？
“從毛澤東的角度講，他已作出相當的讓步，凡所能退讓的，他都讓了。這對自尊意識極強的毛，已諏儼灰住?1960年後，毛在若幹文件上刪去"毛澤東思想"，他也解散了過去一向堅持的公社食堂，毛甚至批準從國外進口糧食，對包產到戶，在一段時間裏，毛也沒明確表示反對。
毛知道自己闖了大禍，在1961年沒太具體過問劉等的糾偏，毛不吃肉也在這個時期。但是從內心深處，毛不認為自己有何大錯。死人事固然不好，但也沒有什麼 了不起。"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事是經常發生的"。在這一點上，毛的知音惟林彪數人而已。1960年春，林彪來南京，江甦省委領導向其匯報已出現群眾餓 死的嚴重情況，林彪開導他們，"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什麼"。〔74〕
可是餓死人畢竟不是好事，正是因為餓死人現象太普遍，毛避"黑暗"猶如避鬼神。在他看來，所有有關"黑暗"麵的報道都像一把利劍指向自己，毛用堅強的意誌 為全黨定下調子，不許亂講，凡亂言餓死人事，一律以攻擊三麵紅旗論處。1961年3月23日，毛親筆修改文件︰"中央認為最近幾年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隻是在"具體工作"方麵發生一些缺點和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75〕所以當陳毅南下時，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 直言。徐子榮雖親眼目睹信陽慘狀，隻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場合吐露一句真言。
毛澤東認為，在嚴重的困難麵前，黨內普遍已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動搖"。1962年夏，毛在中南海遊泳池當麵叱責劉少奇，"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 辦！"〔76〕毛認為產生饑荒的原因是："修正主義，被打倒的階級復闢或企圖復闢，特大的天災，以及一段工作和鬥爭中的困難，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 〔77〕而毛相信，唯有他才能力挽狂瀾。“
-- 摘自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第三，關於毛退居二線的說法，有人覺得都是劉少奇在管，所以，作為二線的毛不應該為那個時候的政策負責。這個說法是沒有道理的。
請看，高華的《從《七律·有所思》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運思》對這個問題的論述：
“
再次，所謂“一線”和“二線”的模糊性，給毛的反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一線”和“二線”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發了“高饒事 件”。1959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劉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塵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台，在那之後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兩年的時 間似乎在“二線”了，那是因為出現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和特大經濟困難。從1962年下半年後，毛又走到前台了。劉主持一線的概念是什麽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 時候，由劉主持政治局會議，但所有的決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都得由毛決定，拍板。嚴格說，毛一天也沒有退出一線。但毛 所處的“二線”地位給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體承擔主持中央工作的責任，卻是最高的監國者。按照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1961年應召開中共九大， 此時開會，毛有可能會轉任八大黨章設置的“名譽主席”一職，但毛無意在此時開會，於是誰都不
敢提開會的事，誰提開會的事，誰就有逼宮之嫌，結果是在打倒劉少奇之後1969年，也就是時隔中共八大13年後，才召開了中共九大。然而這也不能完全責怪毛，因為1943年3月的中央決定說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後決定權，劉少奇則是這個決定的主要參與製定者。
毛的反映是“硬著頭皮頂住”，但在當時形勢的巨大的壓力下，他還是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簡短的自我批評，但內心是不悅的。毛忍耐了大半年，看到經濟好轉 已成定局，於1962年8月開始反擊，毛的法寶是重提階級鬥爭，反擊資本主義複辟，一下子就站到了革命的製高點上，使劉少奇等無法不接受。因為強調“階級 鬥爭”在1957年後一直是“主旋律”，談階級鬥爭是正統，不談，少談就是修正主義，而劉少奇也是這套敘述的主要創造者，他就是在六十年代初很短的一段時 間裏，才淡化了階級鬥爭的宣傳。現在經濟好轉，在毛的壓力下，劉也認可應當重拾階級鬥爭的口號了。所以，劉對毛重提階級鬥爭並沒有反對，隻是希望別影響到 經濟的繼續調整。他對毛批評的幾個重要幹部，例如：鄧子恢，王稼祥，李維漢，以及習仲勳，賈拓夫等，也沒有伸出援手。毛看到了劉的這些表現，在“敲打”了 他幾下後，就暫時放過了他，一來劉願意改，迅速跟上了毛的調子；二來劉在北戴河會議上已認錯，雖屬輕描淡寫，但已是自我否定，從而證明了毛的主張的正確 性；更重要的是，當時經濟剛剛恢複，劉的威望又很高，黨內不宜有大波動。毛在當時和隨後的幾年對國家形勢做了非常恐怖的描述：“城鄉出現了嚴重的資本主義 複辟”，“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1964年2月，毛對來訪的金日成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1000萬人，毛計算了一下：在6億 5000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個[12]。繼而毛表現出對“官僚體製”的極大的厭惡，他提出 “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的概念，嚴厲指責“城市老爺衛生部”,“帝王將相部”，“洋人死人古人部”，1965年初，毛更提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 概念。
毛的這些激憤之詞不僅是對當時黨內外形勢的一種過份反映，也流露出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等的強烈不滿，嚴格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困難時期部分地區在上級 默許下推行的“三自一包”和農村中一度出現的商品流通現象（所謂“長途販運”，“投機倒把”）是使農民活命的非常之舉，劉少奇等並非有意和毛對抗，劉等對 農民讓步，實屬不得已而為之；至於城市裏的資本主義複辟，更是子虛烏有，也就是在1961-1962年，劉等才對知識分子、原工商界人士采取相對溫和的政 策，並讓一些古裝戲重上舞台，批準放映一些香港左派電影和少量外國“進步電影”，從而使多年緊張的社會空氣有所舒緩。
從劉少奇1962年下半年以後的言行看，他在主觀上是努力緊跟毛的布署的。 1963年後，劉具體貫徹毛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幾百萬” [28]，劉迅即部署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甚至比毛還激進。毛說“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裏”，劉則加以發展，說“三分之一以上的政權不在共產黨 的手裏”，劉還為這不在共產黨手裏的“三分之一的政權”做了性質判斷，稱其是“反革命的兩麵政權”。劉少奇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創造出 “兩種教育製度”， “兩種勞動製度”。在受到毛嚴厲批評後，從1965起，劉就十分低調，他在重要會議上做自我批評，對毛的批評照單全收。1966年春夏間，劉也跟著毛批 “彭羅陸楊”。
”
其實，很多其他的文獻也有類似的記載，毛想當甩手掌櫃，但是他也要牢牢把握權力的製高點。這兩點其實完全不矛盾。
2.7.困難時期，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是真的嗎
“
汪東興擔任顧問的《毛澤東遺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 年4 月廚師為毛澤東製定的西餐菜譜，其中各式風味的魚蝦共有17 種，這裏不妨抄錄一下：
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麵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
延安時代以來的見證人、黨史專家何方在他的書中寫道：
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 年4 月26 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
”
何方這段引文中注明，他這段資料來自《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 年版，第701頁
2.8.中國特色的高度中央集權問題
毛和領導下的黨建立起了一套現代的集權政治體製並且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傳統中國實際上是宗法管理，行政基本到縣一級，之後鄉村都是家族族長和本地大姓等進 行管理。共產黨實現了把黨委書記派到鄉一級和大隊，從中央到地方第一次實現了統一的管理，其政令通達的程度達到人類曆史上中央集權的最高峰，可以說古今中 外罕見。
“中國共產黨承襲了這個製度以後，盡管這是中國帝王專製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 民眾的控製比曆代帝王的專製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製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製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 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製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複加的地步。”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
這樣的集權體製產生了極其驚人的動員能力和對社會的控製能力，無論從50年代的大興水利到人民公社，到六七十年代的工業建設，以及80年代後的改革開放沿 海試點，都反應出黨的執行力是非常強的。這個能力在目前工業化，城鎮化快速追趕的時代具有非常高的效率。這是毛式政治體製留下的最大遺產，至今領導層仍然 非常受益。同時這套體係也保證了社會的高度超穩定性，有效的避免了幾次重大的執政危機，包括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饑荒時期對社會的嚴密控製。
但是，這個到底是社會之幸還是不幸，可能很難說得清楚。再次引用楊繼繩的文章
“
中國在帝王時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說法，但是，由於交通不便，鞭長莫及，還有王法不行的荒蠻之地。在毛澤東時代，借助現代的 交通和通訊，真正實現了昔日帝王的夢想。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 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出現政治災難也必然是全 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本書介紹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饑荒時的情況，讀者會看到，各地的情況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這裏。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城市，是市——區——街道辦事處——居委會——居民組——居民。在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個城市相 同的結構和相對應的層次和角色。在農村，是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社員。在任何一個鄉村都可以找到與另一個遙遠的鄉村相對應的層次角 色。在廣東省的一個生產隊和遠在千裏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一個生產隊是一個相似形。廣東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 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使社會結構穩定，社會成員角色簡單，社會成員的行為特征同一化。
政府機構金字塔，城市結構金字塔，農村結構金字塔，交織成網絡，構成金字塔體係。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被局限在這一網絡的不同層級一個個網眼中。社會成員不能 流動，社會成員之間也沒有交換關係。這種社會結構便於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錯誤的 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製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裏，沒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為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裏，饑民連逃荒都沒有去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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