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我在黃炎培故居前斷想
2010年12月31日，我去上海香山路“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並寫下《歲末，在孫中山故居突發奇想》一文，文章結尾，我提出瑞典皇家學院若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孫中山的大膽奇異想法。
今天，是2014年元旦，閑在家裏無事，便驅車來到上海浦東新區川沙南市街74弄1號——“黃炎培故居”。此建築是清朝鹹豐九年（1859年）內閣中書、舉人沈樹鏞所建，原名“內史第”，又名沈家大院。黃炎培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愛國主義者和民主主義教育家；也是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創始人和理論家，他以畢生精力奉獻於中國的職業教育事業，為改革脫離社會生活和生產的傳統教育，建設中國的職業教育，作出重要貢獻。他最為聞名的事就是在1946年訪問延安時與毛澤東會晤談關於曆史周期律的對話。
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毛澤東聽了此話當即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在延安訪問受到毛澤東惠顧關照，回來之後很激動，寫了《延安歸來》一書。
“實現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在毛澤東未執政時說的這番話，一旦執政了，便變臉了。果然，黃炎培於“解放後”的1956年，被無情打成右派。拿黃炎培兒子黃方毅話來說：“我不理解我父親，因為在那時的政治標準之下，我父親是中國的最大的黨外資產階級。1957年反右中，我們家有五個兄弟姐妹，包括一個姐夫和一個外甥，加一起七個人都被打成右派。”
1965年底，黃炎培病逝。1966年文革興起，妻子姚維鈞成了黃炎培替罪羊，遭受拳腳棍棒，逼她寫交代材料、向黨和毛主席謝罪。姚維鈞無法接受一手點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妖火的毛澤東陰陽性格；也無臉再讀《延安歸來》一書，深覺自己受到坑蒙拐騙，於1968年1月20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結束不到59歲的生命。黃炎培若在天有靈，一定會試問毛澤東：“這一切的悲劇都是避免‘人亡政息’、擺脫‘曆史周期律’的偉大壯舉與發明嗎？‘解放’一詞，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就是這樣災難深重的結果嗎？”
站在故居紀念館前，我看到對麵小區貼著一張關於“中國夢”的宣傳海報。黃炎培在年輕時因反清，差點被清政府殺頭。在行刑前，幸虧一位洋牧師出麵擔保救了他，助他逃亡日本。清政府也曾間接提出振興國家的“中國夢”口號，並派五大臣去日本及西方國家學習。（隻是沒想到出發時，在正陽門車站遭遇革命黨人炸彈襲擊。）
這裏，我不知道年輕時的黃炎培有沒有“中國夢”；有沒有愛國情愫在心頭激蕩。如果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國家”或“清政府”；如果愛國就是愛清政府。我相信黃炎培對這個“國家”沒有夢；也沒有一絲關愛；更不抱任何奢望。如果說“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愛國就是愛這片土地，黃炎培怎麽會沒有夢呢？相信黃炎培拳拳愛國之心和一生追求夢想是：希望民主之花在中國真正盛開，而不是領袖以個人名義給出的口蜜腹劍式許諾。
“世人逐勢爭奔走，瀝膽墮肝惟恐後。”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一個名稱叫“中國夢”的口號很容易，但“中國夢”若沒有民主的工具保駕護航；沒有民主的原素滲入其中，將是一片蒼白。
2014-1-1元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