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文章
歸檔
2011 (31)
2012 (120)
2013 (200)
2014 (96)
2018 (87)
2019 (72)
2020 (69)
正文
fangbin按：本文作者張玲霞，原文最初發表於2007年。本人從《共識網》轉載於此。如果說顧準是從曆史與哲學的角度探討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現象，那麽在張玲霞教授的筆下，我們看到的則是用自己的血肉來直白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韋君宜先生。
韋君宜的《思痛錄》在文革後膾炙人口的反省就在於這句話：““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經曆的曆次運動給我們黨、國家造成的難以挽回的災難。同時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 如此勇於無情地解剖自己，至今在中國還不能說是為數眾多之人。
韋君宜在1980年講到她的第一任丈夫孫世實抗戰遇難時寫道：“我活到了他為之付出年輕生命的『將來』，『光明、理想、愛情、犧牲、殘酷、愚昧、民族、國家、命運……這一切複雜的交織，小孫全沒有想到。這個『將來』的麵貌，他沒有想到。”與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說：“我們所建成的，並不是我們所為之奮鬥的國家”。實在是何其神似呀！
韋君宜明確地意識到：“文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結果。在這個近十年的由“反右鬥爭”走向“文革”的曆程中，革命的異化總是意味著革命者的自我異化，反之亦然。
韋君宜還深切地作出自我檢討：“更應該慚愧、沒臉見人的是我自己和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幹部，跟著那種醜角去參觀，甚至還隨著幫腔，點頭讚揚，閉眼不管，還簽字……這是幹的什麽？是不是幫同禍國殃民？我們能夠不再這麽幹了嗎？我隻希望自己在沒有去見馬克思之前，能堅持這十分可憐的一條，不再幫這種腔，不再點這種頭，想想古人，好像該並不很難做到這一條。”我感興趣的是，韋君宜談到了古人，這裏當然所指應為我們中國的古人，她是在說，黨文化不是我們的文化所固有的，我們的古人不是這樣的。
我唯一所不能同意的的大約是下麵一段文字：“文革”趨於破產，在“文革”後期已經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問題。韋君宜用生動而深刻的事例指出，出版社數一數二老實的編輯老王，“小心謹慎地對我說：『我想，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我嘴裏沒回答，心裏卻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經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鬧劇，書呆子，你還在等它解決什麽問題！”我倒是與書呆子老王一樣，中國沒有第二次文革，這個民族是不會徹底蘇醒的，它的悲劇非常類似於德國——這個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民族。唯其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元凶，德國人民才能意識到，不僅僅是希特勒，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懺悔。以下是作者原文，與一切願意反省我們的文化的良知者共同分享。
韋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於北京，父親是清末赴日本、民初回國的留學生，曾任北平鐵路局局長；母親是一個清末舉人的女兒。韋君宜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哲學係，1935年12月積極投身於“一二．九”運動，193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盧溝橋事變後，她輟學離家流亡到南方去，在湖北地區從事中共地下活動，1939年到延安從事青年工作。1945年後，韋君宜參加過土改運動。1949年後擔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即共青團前身）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國青年》雜誌總編輯。1954年，她進入中國作家協會工作，擔任《文藝學習》主編。1958年《文藝學習》停刊後，下放農村勞動。1959年初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學》副主編，1960年調入作家出版社（後並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任副總編輯、總編輯、黨委副書記、副社長，社長，直到1986年退休。“文革”期間，曾於1970至1973年被下放到湖北鹹寧地區勞動。2002年1月26日，韋君宜在北京協和醫院逝世，終年85歲。
一
韋君宜是在中華民族陷於空前的生死存亡危機之際，走向了政治革命的道路。在《思痛錄》（下文引用隻注頁碼）中，她寫道：“為什麽當共產黨的？……是為了中國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1]這是她那一代許多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共同選擇。“愚蠢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共同把我這樣的青年推到了共產黨的旗幟之下。”（頁4）他們在這場民族危機及其後果之中切身體驗到共產黨的影響。韋君宜在清華上學不久就幾乎成為了職業的革命者。其實，憑借她的聰明才智和家庭條件，是完全可以選擇繼續深造和出國留學的，“我們這個革命隊伍裏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頁8-9）這在當時，也是韋君宜那一代仁人誌士所遇到的救亡與啟蒙的問題，以及個人與群體、學術與政治等關係的抉擇。韋君宜當時毫不猶豫地決定了自己的未來道路。數十年後，那些在海外學成並頗有科研成就和學術造詣的老同學歸國省親，他們與韋君宜的經曆異同和命運反差，到底說明了什麽呢？
近七十年後，韋君宜的同級同學、曾在美國留學且成就斐然的史學家何炳棣所著的《讀史閱世六十年》一書在中國大陸出版，該書用不少的篇幅來對包括韋君宜在內的清華學子所從事的學生運動的史料進行了“幾點考證”[2]，讀後令人扼腕歎息。無獨有偶，朱學勤對何炳棣與韋君宜作了一個更令人感慨甚至唏噓不已的對比[3]：
何炳棣和韋君宜是“一二．九”清華同代人，兩人在回憶錄中都有涉及對方的文字。讀完何炳棣，再把前些年讀過的韋君宜《思痛錄》找出來重讀，可謂“破鏡重圓”，就能讀出韋君宜之痛既深且巨。痛在“林道靜”和“餘永澤”經扭曲再還原，曆史究竟站在哪裏？ ……“精悍”如何炳棣者，當年與韋君宜輩怒目相向，到晚年也會被蒙蔽，而這時，韋君宜卻已經覺醒！韋君宜早年被蒙蔽，何炳棣晚年被蒙敝，蒙蔽他們的是同一個東西，那一代人竟然會在這個東西上匯合，真是首尾相逐，又一次“破鏡重圓”。
韋君宜如同當年的許多激進的愛國青年學生一樣，在抗日戰爭爆發不久就輟學，投入到抗戰的洪流之中，在輾轉流徙各地以後，最終來到當時許多青年學生向往的革命“聖地”──延安。韋君宜滿懷激情和理想參加革命，以飽滿的精神和積極的作風投身革命工作，但是，她很快受到了她不曾想象到的來自革命隊伍內部的懷疑和打擊，“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經曆的曆次運動給我們黨、國家造成的難以挽回的災難。同時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頁5）在韋君宜的一生中，經曆了兩次刻骨銘心的、來自自己人的政治整肅，一次是二十世紀40年代初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搶救運動”，另一次就是二十世紀60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韋君宜給後人提供了來自她那一代親曆者很少提及、很少正視或很少反思的延安“搶救運動”的所見所聞。像“搶救運動”這種革命政治運動不斷從革命隊伍內部製造出自己的“敵人”，至少是“假設敵”的做法，“這分明是在替國民黨發明創造了許多國民黨自己都從未想到過的『政策』。……而當時我們的上級卻是言之鑿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還在繼續這麽幹。”（頁14）實際上，今天看來，製造革命隊伍的內訌或自虐有時是革命的敵對力量所無法做到的。“搶救運動”中的整肅風潮，不僅使成人自危，而且還波及年幼無辜者，“特務從中學生『發展』到小學生，十二歲的、十一歲的、十歲的，一直到發現出六歲的小特務！”（頁10）革命的張力和革命的恐怖有時更多地來自革命的內部，甚至常常發生於革命的相對喘息和相對安定之際。
韋君宜以自己的丈夫兼大學同學、後來與自己同樣進入延安成為革命幹部的楊述的不幸經曆為例，說明革命隊伍內部的整肅或清洗總會是“中規中矩”的，即煞有介事的。從楊述等一大批無辜者被關押、被審查、被迫害的經曆，可以看出在延安“搶救運動”中，那種對於有學曆或有學識的革命幹部的無情打擊以至殘酷迫害的做法，甚至演化為一種其後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的曆史慣性。
在延安整風以及“搶救運動”中流行的一套“逼、供、信”做法，後來也演變成為這套做法的實施者們自身命運的一個曆史的反諷。韋君宜和楊述所在的抗大某分校，“副校長講他們的批鬥原則，他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這個副校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鬧得全家慘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過1943年他自己說的這些話。”（頁19）韋君宜以自己耳聞目睹的經曆見證了以“革命”名義進行迫害的惡性循環，即整人者是否能夠保證自己不被整治？當革命斧鉞的慣性大加實施之際，誰又能保證這種斧鉞不會砍向革命者自己呢？
在根據自己的經曆寫成的自傳體小說《露沙的路》中，韋君宜對於“搶救運動”中出現的殘酷鬥爭和荒唐怪事作了細致的描寫，她借用主人公露沙的心想來說，“早知這樣，我就不來了。”（頁281）與此相似，韋君宜在1980年講到她的第一任丈夫孫世實抗戰遇難時寫道：“我活到了他為之付出年輕生命的『將來』，『光明、理想、愛情、犧牲、殘酷、愚昧、民族、國家、命運……這一切複雜的交織，小孫全沒有想到。這個『將來』的麵貌，他沒有想到。”[4]
對於那些“搶救運動”中盛行的“逼、供、信”做法，露沙心想，讓我們“撒謊就撒謊，反正你們已經撒遍了彌天大謊！”（頁286）“有的單位已經把『一二．九運動』說成特務活動了。幸虧劉少奇出頭來說話，才保下了『一二．九』領頭的三兩個人。”（頁295）“露沙看來看去，想來想去，覺得我們以全力掙紮搏鬥換來的天下，怎麽越看越像明朝。”露沙想：“延安不相信我們，共產黨不相信我們，難道我們還要無條件地相信共產黨嗎？”她對丈夫崔次英說：“這裏就有一個奇怪的邏輯，在我一心忠於黨的時候，一定要批判我，冤枉我，說我不忠於黨。在我心裏已經實在沒有生命信心的時候，卻要我天天宣布自己一心忠於黨。這是什麽世界啊？”（頁297、298）“在這個自己關起門來統治的邊區，大家可以算了，我們不說就完了。可是如果將來我們得了勝利，統治了全國，再這麽幹……”丈夫接口說：“不會再這麽幹，若再這麽幹，那就成了自取滅亡了。絕不能再這麽幹！”（頁309）對於露沙來說，“她是帶著不滿跟他們走的，可是她不能離開他們。這就好比從前一個女孩已經許配了人家，就有天大的不滿也要跟著丈夫走，不能棄絕。”（頁344）
在《思痛錄》中，韋君宜描述了與丈夫楊述從“搶救運動”中深刻地預見到了一些問題，“當時，我曾和楊述兩人議論：『現在隻在邊區裏邊這樣幹，我們這些人還能忍受，能諒解。以後如果得到了整個中國，再這麽幹，可千萬不行了。成億的老百姓不會答應的。』”（頁20）
最難能可貴的是，韋君宜還檢討了自己在這種後來似乎成為家常便飯的政治運動中的缺失和過錯。“而我，實在是從這時開始，由被整者變成了整人者，我也繼承了那個專以整人為正確、為『黨的利益』的惡劣做法。”（頁24）當革命的整治和清洗成為習俗、成為慣性和成為定勢後，必然帶來的是會比以往的整治和清洗更大更慘的肆虐和更多更重的犧牲。例如，1949年後，“最奇怪的是那『肅反』的做法，即：並沒有發現本單位任何人有什麽參加反革命活動的線索，隻是叫每一個幹部都詳詳細細向全體同誌背一遍自己的曆史，大家側耳傾聽。用雞蛋裏挑骨頭的方法，挑出他敘述中的破綻，隨即『打開突破口』，進行追問。問得他越說越不圓，然後據此定為重點，這就把『反革命』找出來了！”（頁24）這類做法表明，革命的警惕往往比革命的虛無更為必要；沒有敵人也要創造出或製造出甚至杜撰出敵人。這類虛構的或擴大的“敵人”或“敵情”，常常會壓到了一切，使革命者對於革命敵人的仇恨往往陷於失去了正常理智的境地，陷於革命隊伍無止無休的內訌。
像韋君宜這樣有學曆、有學識的革命者，即使對於一係列荒唐的做法，可也無法公開表示異議，如“罵戊戌變法是賣國主義，當時我實在無法想通”（頁27）。又如，反胡風運動“當年把這樣的胡說八道當做中央文件，大字刊載在全國報紙上，公布於全國。而現在，像我們這些文藝係統的人，隻能從雜誌上看到當時的一點點真相。”（頁35）對於當時的革命者們，更主要的是像韋君宜這樣的革命文人們來說，不是無能為力，就是無動於衷。
更為嚴重的是，當整治運動波及到自己的家人親友時，當年韋君宜等人的一係列做法，在幾十年後讓他們“覺得最慚愧、最對不起人的是我們那時的那種分析，以及由於那種錯誤分析而對他（指引導楊述參加革命的楊述堂兄──引者注）采取的冷淡態度。全錯了！認友為敵，眼睛全瞎。毛病就出在對『組織上』的深信不疑。……這是一種什麽樣的『鬥爭哲學』？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傷到如此程度！”（頁29）在這一係列使人文意識畸形、人性精神吞噬、人道關懷缺失，直至人本理念坍塌的政治運動的整治中，韋君宜等人用了多麽長的生命曆程和多麽大的人生代價才悟出了其中的真諦！
韋君宜回憶自己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的經曆，她所在的“作家協會總共不過二百人，右派劃了五十多個，……我知道，自己很有劃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訴了楊述，他便轉告了蔣南翔（我的入黨介紹人）。蔣南翔打了個電話給胡喬木，……胡喬木打了個電話給劉白羽，說我大約尚非右派。”（頁40-41）因而，韋君宜逃過了一劫。由此可見，當年人們是否被劃為“右派”，也是有多樣標準和多樣做法，甚至多種“平衡”的。“許多人二十幾年的命運就是靠這樣『平衡』決定的。你並不太壞，但是他的壞也並不超過你多少，他已經劃成右派了，你怎麽好不劃呢？就是這種莫名其妙的『比較攀扯法』，統治了當時整個中國的運動。盲目的、毫無法律根據的『中央精神』，隨時變化的『領導意圖』，就可以隨便支配幾十萬人乃至幾億人的命運。在反右派運動中，我曾對秋耘同誌說：『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頁43）
韋君宜切身體驗到，“反右鬥爭”“這一手比以前劃反革命、肅反、鎮反、三反五反，都還要厲害。那都還是允許甄別的啊！”（頁42）而“反右鬥爭”直到二十多年後才出現大規模昭雪，但到今天還沒有徹底平反。令韋君宜在“反右鬥爭”中觸目驚心的是，同一單位或部門共事的人們之間進行的種種醜陋的揭發、攻訐和詆毀，“天！這已經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維持生存的程度！”（頁42）出於政治上的自我保護，實際上更多地是人們為求生存的動物本能，諸如自保而陷害他人的本能，已經使得這種“反右鬥爭”失去了道義上的理由。
| 韋君宜並不回避自己在這場鬥爭中的過錯。例如，對於自己的同事和下級李興華被打成“右派”一案，“製造這個悲劇的人中間顯然有我一個，可是我並不想這樣。別的人，恐怕也一樣。我並不願意這樣做卻還是做了。這可以算作盲從，可是這盲從卻造成了慘痛的結果。盲從者怎不感到傷痛和懺悔呢？光懺悔還不夠，應當認真深思造成悲劇的根源。”（頁79） 韋君宜以她自己的反思和懺悔不斷證明了政治運動以及政治整治中所發生的撕咬和廝殺的悲劇，往往是由眾多的個人合力把受難者推向苦難的深淵的。在“反右鬥爭”後不久，小到李興華一案，大至習仲勳一案，給予韋君宜的震動遠遠超出了她在延安整風運動時的感受。正如韋君宜所言，對於習仲勳一案，“我才開始有點明白了，原來就連老紅軍也並不是那麽絕對受信任的。以前我還以為隻有對知識份子幹部才是這樣呢。”（頁81）“知道一個人的作品一上北戴河會議的毒草名單，則此生休矣。習仲勳尚如此，其他何必論？”“則凡小說，均可反黨，這似也是一大發明。於是隨便挑一句，都能構成『放毒』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加罪於人的路子就越來越寬了。這已經為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劄記》等鋪平了道路。”（頁84、85）韋君宜明確地意識到：“文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結果。在這個近十年的由“反右鬥爭”走向“文革”的曆程中，革命的異化總是意味著革命者的自我異化，反之亦然。 二 從韋君宜的反思中不難看出，“文革”風暴來臨之際，年輕而激進的一代所起的作用和所作出的舉動，實際上是“文革”前夕愈益“左”傾的教育的必然結果。例如，戲劇家“田漢的兒子田大畏給自己的父親貼大字報，開口是『狗』，閉口是『叛徒』。”（頁87-88）“文革”使父子、親人變為政治仇敵。又如，“我的女兒團團對我說：『以後我們什麽書也不念了，隻念一本──《毛澤東選集》，別的書都是反動。』”（頁93）蒙昧的教化必然導致“文革”獨斷論的橫行。 “文革”初期，韋君宜被迫害致精神失常，既不認識家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誰；別人拿毛澤東的照片給她看，她邊哭邊說：“毛主席不要我了，不要我了。”[5]“文革”按照當年的“副統帥”所言的真諦，真是一場“革命的革命”，因而，理所當然地也是一場對革命者進行革命的革命。 韋君宜體會到，在“文革”中那些大反資本主義的種種表現，隻不過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醜陋惡習，“要反資本主義，說句實話，我國群眾的思想還沒有達到資本主義的水平。”（頁99）“文革”中那些變態畸形的民粹主義、民本主義，甚至蒙昧主義，比起人們所要反對的資本主義更加可卑、可恥和可恨。 “文革”把它所懷疑或所敵視的個人的身份、個人的曆史、個人的言論和個人的思想等等，無不當成在“文革”刀俎上任意宰割的禁臠。由此，“文革”在個人內心所造成的恐怖是無以複加的。在湖北鹹寧那所命名為“幹校”的流放地，“那個挨了整的演員董恒山，就曾當麵對我說：『你多好啊。頭一樣你曆史清白，他們除了思想，還能揪什麽？』這話使人思之失笑。”（頁99）其實，韋君宜像那個時代中國大陸所有的成人們一樣，決不可能遊離於或逃脫於“文革”的天羅地網，隻能被動地以什麽樣的方式或角色置身於“文革”之中。 然而，“文革”的荒謬和恥辱還在於：“群眾花了很大力氣，打反革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頭腦的人自然逐漸發現：凡是年齡稍大、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就不可能與那個社會毫無關係。我們一個出版社，竟打出這麽多人，整個社會的局麵就可想而知了。那樣越打越多，必然隻能把這個社會砸掉。”（頁99）“文革” 的邏輯仿佛是：“文革”的潛在敵人或者現實敵人愈多，“文革”就愈可以肆意橫行，“文革”就愈有聲勢，“文革”就愈可整合自身。後來，“文革”初期的積極參與者們幾乎都難於逃脫被整治的命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後來他們大反起『五一六』來，我才明白，原來不是反別人，就是他們造反派自己反自己。實際是造反派的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後把年輕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他們鬥這些『五一六』，比鬥我們走資派還厲害。……他們無論哪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這些胡扯作為國家大計捧出來，隻能使人齒冷。”“到最後我們單位的一個『五一六』向我懺悔，說現在才知道什麽是整人，什麽是挨整，以後不幹了。”（頁100、101）這實質上是“文革”的本性使然。“文革”既能把“文革”的敵人掃蕩得體無完膚，也會把“文革”的參與者整治得“靈魂出竅”。 韋君宜以她獨有的感受、特定的體悟和細膩的筆觸，敘述了她的丈夫楊述的坎坷經曆。她認為楊述一生的最大不幸在於：“實際上他最感到痛苦的還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對黨、對馬列主義、對領袖的信仰，當做耍猴兒的戲具，一再耍弄。他曾經以信仰來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現在叫這個為『現代迷信』，他就是這麽一個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種殘酷的遊戲終於迫使他對於自己這宗教式的信仰發生疑問。這點疑問是不容易發生的啊！是付了心靈中最苦痛的代價的！”（頁104）回顧與自己相濡以沫走過數十年風雨曆程的丈夫、同學兼同誌的一生，韋君宜直言楊述自身的變化：“到後來他在黨內工作的時間越長，地位越高，寫東西便越加謹慎，文字也越來越短，思想越來越放不開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經是每寫一篇文章必先弄清當前黨的宣傳中心，然後照著去考慮。對宣傳辦法，他是動了腦筋的，所以『摸精神』是每寫一篇之前必須先摸一摸的，從不越乎規矩，而且這後來慢慢變成了他自己的思路。”（頁106） 這已經意味著在革命運動的巨大機器麵前，自我或個性是微不足道的。革命者們之間的疏離，即使是革命夫婦之間的隔閡，也總是經受著靈與肉分化的煎熬。至少在參加革命到“文革”初期的幾十年間，楊述“真正做到了黨怎麽說，他就怎麽想，所謂『指到哪裏就打到哪裏』，老老實實，不愧為『馴服工具』。……他實在是一個標準忠實的黨員，忠實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頁108）但是，就是這樣一個人，不僅在“文革”伊始就成為“文革”施虐的對象，而且在“文革”後期，在中共中央1975年11月頒發的《關於叛變自首問題的案例》文件中，他類似於在“文革”中的某些高級幹部，被打成“叛徒”而不予以重新審查或糾正。楊述被列為“被捕被俘後，向敵人供出黨的秘密組織或黨領導的其他秘密革命組織的，出賣同誌或出賣黨的機密的”一類的人，被“定為叛徒，清除出黨，撤銷行政職務。”[6 韋君宜敘述楊述對於“文革”的認識的變化，同樣發人深省。“文革”伊始，韋君宜受到迫害而想自殺時，楊述說：“不！我估計這次運動搞成這樣一定是有反革命份子混進來了，也許是國民黨進來搞的，這種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他堅信所有的壞事都是個別壞人打進黨內幹的，與黨無關。”（頁109、110）1973年起，楊述為自己的冤假錯案上訴六年之久，都沒有得到平反。經曆了“文革”的種種非人待遇，“這些事實太無情了、太可怕了，楊述不得不發出疑問：『到底為什麽要這樣想方設法地非把我們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經沒法再相信這是國民黨混進來搞的了，國民黨絕沒有這麽大的本事！”（頁113）楊述沒有搞明白的事情，韋君宜終於徹底弄明白了。 在“文革”之前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的楊述，在“文革”期間和之後竟有十多年的時間不能從事正常的工作和職業。即使在“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11月，有關部門還給楊述下達了“維持原有結論”的審定。1979年，楊述收到自己的冤假錯案得以徹底平反的結論時，他已是病入膏肓，風燭殘年。像楊述這樣的革命者幾乎把自己的全部獻給了革命，可是到頭來他自己得到的和失去的究竟是什麽呢？在楊述病逝後，韋君宜向世人、向時代發出了撕心裂肺、擲地有聲的哭問：“我哭，比年輕人失去愛人哭得更厲害，因為這不隻是失去一個親人的悲痛，更可傷痛的是他這一生的經曆。為什麽我們這時代要發生這種事情，而且發生得這麽多？……我要哭著說：年輕人啊，請你們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犧牲吧！這些老人，而且是老黨員，實際上是以他們的生命作為代價，換來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麵的。實際上我們是在踩著他們的血跡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認嗎？”（頁119） 1973年從湖北鹹寧“五七幹校”回到北京，韋君宜被“結合”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領導班子，她談及“文革”中出版領域的諸多方麵，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資料。韋君宜談到那時進駐出版社的軍代表執掌著大權，韋君宜這些昔日專職的編輯者和出版者是沒有什麽工作決定權力的，隻能充當“配角”。“我們隻是低頭照辦，把自己關於文藝的一切基本知識一概扔進東洋大海而已。可誰也想不到，就在這種完全緘口不語的局麵下，竟然還鬧出來了一場『反黑線回潮』。”（頁134）韋君宜還深切地作出自我檢討：“更應該慚愧、沒臉見人的是我自己和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幹部，跟著那種醜角去參觀，甚至還隨著幫腔，點頭讚揚，閉眼不管，還簽字……這是幹的什麽？是不是幫同禍國殃民？我們能夠不再這麽幹了嗎？我隻希望自己在沒有去見馬克思之前，能堅持這十分可憐的一條，不再幫這種腔，不再點這種頭，想想古人，好像該並不很難做到這一條。”（頁126）韋君宜對於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為的檢查和剖析，遠遠超過了許多“文革”的過來人。 “文革”趨於破產，在“文革”後期已經是一個不證自明的問題。韋君宜用生動而深刻的事例指出，出版社數一數二老實的編輯老王，“小心謹慎地對我說：『我想，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我嘴裏沒回答，心裏卻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經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鬧劇，書呆子，你還在等它解決什麽問題！”（頁137）無論從哪方麵來講，對於“文革”最有力的否定恰恰來自“文革”本身！ 三 “文革”結束後，韋君宜主要從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領導工作，長達十多年，一直到她離休。“1985年下半年，我們的社長韋老太，堅決要求離任回家。在社裏為她舉行的全社員工參加的告別會上，她哽咽著，不停地擦著眼淚，說：『……這裏是個聯合國，我指揮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揮我，上麵的，下麵的……到這裏來，不要想當官，我在這裏的官是最大的，當我這樣的官，有什麽意思？……我一輩子為人家作嫁衣裳，解甲歸田，也得為自己準備幾件裝殮的壽衣了……』”“從那時起，韋君宜就在不停地思索，就在不斷地追問：『我們這時代』，為什麽會發生這種『人間悲劇』，而且發生得這麽多？”[7] 韋君宜對於自己的清華老同學、入團入黨介紹人蔣南翔的懷念就頗值得回味。蔣南翔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長期從事中共青年領導工作，曾擔任過清華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國家高等教育部部長等職，“文革”期間作為教育界最大的所謂“走資派”而備受折磨和迫害。韋君宜在蔣南翔去世後寫的〈記領路人蔣南翔〉紀念文章中說：“我當年為什麽要跟著老蔣走？那時其實我並不知道他是共產黨，更不知道有毛澤東其人。我怎樣被他拉上這條路的？相反，我倒知道一些他不盡符合共產黨內法規的事情，說起來我真有點迷迷糊糊。”[8] 例如，蔣南翔因為於1945年3月給劉少奇呈送《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後，受到黨內批判、處分和貶職，而該意見書直到1988年夏季才見天日，這是蔣南翔在病危之際拿出來要求發表的。“他為什麽臨死還要公開表示自己這點政治意見，不肯隱瞞，不怕有損對自己身後盛德的歌頌？我思索之後，頓有所悟。”“這篇意見書的作者是何等勇敢，眼光何等明澈尖銳。如果當時的黨中央重視並采納了這個年輕人的意見，如果不再那樣地獨斷專行唯我獨尊，如果黨內生活多一些公開化和民主化，將會避免後來的多少個傷害全國知識份子和人民群眾的可怕運動啊！也許解放後的中國會更穩一點。但是沒有！”[9] 韋君宜還清晰地記得，1953年蔣南翔在一次青年團幹部會議上講話時“痛恨寧『左』勿右的情緒溢於言表”，蔣南翔激憤地說：“與其寧『左』勿右，還不如寧右勿左好。”[10]但是，韋君宜對於蔣南翔在“反右鬥爭”中的一些做法頗有微辭。“他早在二十幾年前就提出反對『搶救』運動，在這次反右運動中又曾盡力保護過我，但是他卻手下無情地劃上了錢偉長。這為什麽？他說過錢偉長這個人不怎麽好，可是不怎麽好不能等於右派呀！”（頁55） “文革”結束後，“文革”的經曆者們麵臨著是否反思“文革”、如何反思“文革”的問題。“我有罪過，而且沒別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內亂，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應該把自己的懺悔拿出來給人看看，不必那麽掩飾吧。我這麽想的。”“有人說自己當時是『拉車不認路』，真的嗎？真是看不見路嗎？讓我們想想當時暗路兩旁的狀況吧。”（頁157）怎樣反思“文革”和看待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在“文革”過後，已經成為經曆“文革”的當事人的人性和人格映射。韋君宜對於“文革”後人們對“文革”所作的反思非常不滿。在她看來，“文革”結束後那些年輕的小說家們，在“他們的小說裏，都隻寫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見一個老實寫出當年自己十六七歲時究竟是怎樣響應文化大革命的號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樣變成反對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的，一代青年是怎樣自願變做無知的？”“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歸之於『四人幫』，這夠了嗎？我看是還不夠。”（頁102）在拒絕遺忘“文革”和避免遺忘“文革”這一點上，韋君宜成為曆史的良心。“在『付出了心靈中最痛苦的代價』以後，從苦難中堅韌地站立起來的韋君宜，一點一點把奴性從自己的血液裏擠出去，恢複了獨立思考的能力，達到了她所能達到的理性深度，進而獲得了一個純潔而高貴的魂靈。”[11] 韋君宜反思“文革”的深刻和顯著不僅在於從“文革”本身來進行，而且也從孕育“文革”的某些因素、機製和人事來進行，例如，在對待周揚的問題上，韋君宜直抒己見。在“文革”前的十多年裏，“周揚可以決定我們的命運”，“他經手批判過多少人啊”。“多少作家的一生成敗都決定在他手裏。然而最後，他竟對自己生平的所作所為作了痛心的懺悔。”（頁169-72）“周揚現象”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藝術界一個揮之不去的曆史現象和一個遠未過時的沉重話題。 此外，韋君宜對於“文革”的反思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不把過去那打倒一切的錯誤方針從根推倒，如何能夠開始改革？不許人做一個人、一個與人平等的人，他如何能夠自由地思想？……要把那種把打倒一切當方針、動輒取消人的人格、動不動戴帽子的路線永遠推翻，使中國人也有發揮聰明才智的平等機緣，是更重要的。”（頁179）“天下最笨拙的民主也勝於最高明的獨裁，它使我抱著最高的希望。”（頁180） 我認為，韋君宜所作的反思是與她所經曆的苦難相匹配的。在“文革”以及經曆其他苦難的當事人之中，的確很少有人像韋君宜這樣完成了反思苦難、把握苦難和超越苦難的壯舉。她給我們留下的影響和啟示至少是跨世紀的、跨時代的。在1994年出版了《露沙的路》之後，1998年《思痛錄》書稿曆經磨難，終於出版。這兩本書的出版，在中國思想界以及知識份子當中獲得了巨大的反響，好評如潮。人們從韋君宜的這兩本書尤其是後一本書中，體悟到那種十分罕見的曆史記憶責任和異常痛切的曆史反思精神。 2001年，由邢小群、孫峰編輯、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回應韋君宜》紀念文集出版，它集中而又廣泛地體現了人們對於韋君宜及其《思痛錄》一書的回應，並由此也映證了“韋君宜問題”，即如何看待中國現代革命兒女自身的命運和歸宿之問題的成立理由；以及“韋君宜現象”，即如何對待中國現代革命者們自身的記憶和反思之現象的影響的取向。從這本文集中可以看出，“韋君宜問題”或“韋君宜現象”已經超過了韋君宜本人，它們既是對於中國現代革命曆史作出轉型反思的凸顯，又是對於中國現代革命者的“自我性”進行審視的凝聚，更是對於中國現代革命知識份子心路曆程加以重新自我把握的嚐試。 進入二十一世紀，在《露沙的路》和《思痛錄》發表多年之後，韋君宜的著作所蘊含的意義和影響力並沒有減低，反而愈顯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2002年2月1日，李慎之參加韋君宜的追悼會時，莊嚴地寫道：“《思痛錄》挽回了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尊嚴。《思痛錄》證明了中國知識份子的良知並沒有泯滅。總有一天，中國人將以從《思痛錄》中汲取到的力量打開通向民主的大門！”[12]
|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